劳动争议案件民事答辩状

劳动争议案件民事答辩状（精选6篇）

篇1：劳动争议案件民事答辩状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被告）：**** 住所地：***************************** 被答辩人（原告）：***************************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住所地：***************************************** 因被答辩人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结果起诉答辩人劳动争议一案，现提出以下答辩意见：

一、根据被答辩人在民事起诉状里提供起诉内容中，答辩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请法官查看答辩人提供的证据附件1，内容是被答辩人温志和发给答辩人的电话短信内容，其内容可以证明答辩人是没有收到回公司报到，对于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清单中《通知》、《通告》答辩人确实没有收到，因为答辩人还在放假中如何收到通知，并且被答辩人也没有提供答辩人收到通知的证明。

二、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证据清单中《通知》、《通告》内容里面请法官从证据有效性去判断是否有效性，第一，从内容来分析除去答辩人手写加上去的内容来看和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基本一致，都是可以选择性就岗，也没有说要报到。在此补充说明被答辩人所指的市场部上班，公司所有员工都知道不是珠海市创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而是深圳市神州龙贸易公司，由此可以合理不选择就岗。请法官再看回被答辩人提供的《通知》最后手写内容部分前后矛盾不说，而从证据的有效性来判断不具备有效性，答辩人可以认为被答辩人为了逃避劳动法法律责任补充上去的所为证据，去作为可以合法解除答辩人劳动关系。

三、根据答辩人提供证据附件2中关于2016年4月16日停产停工放假通知内容中也没有明确放假结束日期，只是等通知再报到上班，所以答辩人在没有收到通知上班是不用报到上班的，所以没有被答辩人所说的没有报到上班而自动离职的事

四、答辩人在被答辩人通知停产停工放假后的5月份至6月份期间答辩人在傻傻的等待被答辩人通知上班，在放假期间被答辩人应该根据劳动法条例相关规定支付答辩人珠海市最低基本工资的80%的工资待遇以及购买社保的，但被答辩人却没有依法执行，最后5月份和6月份为答辩人购买社保也是因为答辩人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后才不得已为答辩人购买社保。在2016年6月30日答辩人都没有收到5月和6月的相应待遇时决定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时，才从监察大队那收到被答辩人两份《通知》才知道自己被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答辩人在2016年7月5日向斗门区仲裁提请仲裁，经受理后，依法组成仲裁庭，本于2016年7月21日开庭审理的，因为被答辩人不接听仲裁电话导致联系不上无法通知，因此延迟到2016年7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当日被答辩人未到庭审理，结果审理

本案劳动合同履行地为****，故鹿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有管辖权。被答辩人已参加**地劳动争议仲裁委的庭审，并且劳动合同履行地位**市，故**市劳动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劳动仲裁委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仲裁裁决。

此致

*********人民法院

答辩人：*** ****年**月**日

篇2：劳动争议案件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 ***

被答辩人：***

因被答辩人诉答辩人劳动争议一案，现提出以下答辩意见：

一、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经劳动仲裁委庭审已调查清楚并认定答辩人是经***介绍到被答辩人处工作，被答辩人是承包了*******的工程，而后分包给了***，被答辩人不巨额被相关资质，答辩人在干活时不慎摔伤，***也承认上述事实。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故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二、本案劳动合同履行地为****，故鹿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有管辖权。

被答辩人已参加**地劳动争议仲裁委的庭审，并且劳动合同履行地位**市，故**市劳动争议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劳动仲裁委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仲裁裁决。

此致

*********人民法院

答辩人：***

篇3：民事再审案件审理范围探究

我国现行再审制度是建立在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基础之上的, 建构在这种权力基础上的审判监督程序没有能够与民事诉讼的特性、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整合, 从而导致了再审制度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原理的紧张和冲突, 现行再审制度运行中的若干问题大多源于这种紧张和冲突。虽然民诉法的修改对审监程序进行了修正, 但是构建更为科学的再审之诉制度仍然是民诉法追求的目标。因此有学者认为, 应当将再审制度的基础置换为再审诉权, 将再审制度建立在再审诉权的基础上, 按照诉的原理建构再审之诉。这种置换与重构不仅符合民事诉讼特性, 也符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民事诉讼基本原理的要求。对于这个论断不是本文的探讨重点因此不便展开论述。不远的将来我国有可能建立再审之诉制度, 我们可以借鉴再审之诉制度的理念来指导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工作, 以使我们的再审程序更具有科学性。

再审之诉具有二元性, 但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唯一性。再审之诉与普通诉讼不同, 普通诉讼法院只需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法院直接面对的就是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 而在再审之诉中, 法院必须首先对当事人有无再审理由进行审理后, 方可能转入对当事人原先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 再审之诉的这种构造决定了再审程序的阶段性, 即第一阶段为再审理由有无进而是否废弃原判决之裁判。第二阶段为对原诉讼之诉讼标的之裁判。这种阶段性不同于普通程序中的程序递进关系, 它体现并服务于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1]依二元论设计再审程序, 能突显再审之诉的双重目的性, 符合再审之诉之制度功能, 另一方面, 再审程序阶段性的特点, 使当事人在不存在再审理由时, 不必进入对原诉讼的审理, 从而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有鉴于此, 有学者主张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的二分肢说。也有学者认为:再审事由是再审之诉的诉讼要件之一, 法院虽然要对是否存在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但并非法院要审查的事项都是诉讼标的。考察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一个基本点是要看再审之诉中, 当事人所要诉求的究竟是什么, 当事人的基本诉求才能构成法院在整个诉讼审理的核心, 否则就丧失了“标的”的基本含义。当事人的根本诉求并不是寻求撤销原判决, 而是通过撤销原判决, 最终实现自己权利的救济。因此要求法院对原诉讼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审理裁判才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将法院所有要审查的事项都作为诉讼标的, 必然导致诉讼没有标的, 没有核心和重心。诉讼是一个过程, 这一过程又有不同的阶段, 显然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和目的, 法院审查的事项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有机连结的诉讼程序总是有一个诉讼标的贯穿于其中, 成为法院所要裁判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赞同单一诉讼标的论的观点。

在再审之诉的制度下, 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对于审理范围的确定具有决定作用。

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再审之诉制度是不能排除在外的。我们在对待处分原则时, 一般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认可处分原则的作用: (1) 民事诉讼只能因当事人行使诉权而开始, 因当事人自主的撤诉行为而结束。没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民事诉讼程序。“不告不理”原则就是处分原则的体现。上诉程序的启动也是由当事人决定。当事人在一审判决后, 没有向第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 第二审法院不能依职权开始第二审诉讼程序。执行程序一般情况下, 是在当事人即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下才能开始。 (2) 诉讼程序开始后, 原告可以放弃诉讼请求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被告可以承认、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双方可以自行和解, 也可以提请调解, 并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3) 提出什么样的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诉讼请求的事项法院不能作出裁判。即审判对象由当事人决定。[2]

在再审之诉制度下, 当事人提出何种诉讼请求以及请求的范围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但是,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 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 这既包括实体上, 又包括程序上的, 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 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 应当予以否定。为实现终局判决既判力的正当性, 从而保护当事人获得公正的裁判, 就必须以完善、合理的程序制度作为其程序基础。民事诉讼中设置审级制度, 其目的就在于当一审法院对争议案件经过审理并作出裁判后, 如果该裁判因存在瑕疵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时, 当事人可以借助于行使上诉权, 通过上诉审程序以便从程序上保障将来终局判决的既判力具有正当性。但是, 即便这样, 也可能因法官的认识能力、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以及诉讼事件的时间、空间等原因而导致终局判决不具有正当性, 为使受不正当终局判决损害的当事人的私权利益得到应有的程序救济, 再审程序制度的设置非常必要, 其目的就在于直接否定欠缺正当性的终局判决的既判力。由此可见, 现代法治理论所确定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裁判的理念, 必然决定了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成为构筑民事再审制度的程序目的。[3]由于再审之诉制度同时具有审查原审判决的既判力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要求。因此, 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原审中的诉讼主张范围, 对于超出原审诉讼主战的诉求不应在再审案件中进行审理, 否则就无法判断原审案件的正当性。因此, 当事人的处分权相对普通程序而言,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 限制并不意味着处分原则的排除。

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 用再审之诉的理念来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使再审案件的审理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理念

下面根据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的不同, 分别对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进行探讨。

(一)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按一审程序审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从再审程序的启动原因上有以下三种情况:法院依职权、检察院抗诉和当事人申请。

1、首先来看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民事再审程序。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而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法院首先启动的是再审申请审查制度, 经过合议庭的审查和通过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 如认为当事人的申请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提起再审条件, 法院作出提起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案件便进入了再审程序。审判实践中, 大多数再审案件的提起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那么, 进入再审程序后, 对此种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呢?前文已经讲过, 在民事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处分权依然是发挥效力的, 基于“不告不理”原则, 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 不是法院进行审理的范围。因此, 对这类案件的审理应当针对再审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审查, 对于原审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双方没有争议的部分, 属于无争议的事实, 再审中可以直接确认。

当事人在诉讼中要求变更原审诉讼请求的情况的处理:当事人提出变更诉讼请求, 本来是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内的权利。但是, 在再审程序中, 当事人的此项权利应当受到限制。因为, 再审程序不仅要审理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 而且要对原裁判的正当性进行审查, 如果完全依照当事人的请求而变更了诉讼请求, 也就无法对原生效裁判的正当性进行恰当的判断。因此, 在再审中, 如果当事人提出了变更诉讼请求, 应当审查原审期间当事人是否提出过变更诉求的请求, 如原审中已经提出, 而且原审法院依法应准许而未予准许, 那属于法院的审理工作的不当之处, 因而对其请求应当允许。如果当事人在原审中没有提出或者虽然提出但是依法不应变更的, 在再审中, 法院就不应当允许其变更, 当然, 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讲, 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调解不成, 则不予准许变更。

2、再审程序的设置具有纠错与救济的功能, 在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或者本院院长依职权启动再审及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审理中, 如果有明确审查意见的, 对于审查意见也应当进行审理。法院依职权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当事人的申请, 因此其再审审理范围基本上与依当事人申请引起再审的案件一致。当然, 如果原裁判具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的, 法院的审理范围此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事人的争议范围。

3、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范围的确定。现行的审判监督制度将检察院的抗诉作为当然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种情形。但是, 实践中, 由检察院主动依职权去对法院的裁判进行审查监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绝大多数检察院抗诉案件的来源也是由当事人向检察院提出申诉, 由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诉理由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再审。但是, 因为检察院的抗诉行为具有法律监督的效力, 而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目的就在于对判决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 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 就应当审查检察院的抗诉理由是否能够否定法院裁判的正当性。所以, 检察院抗诉而引起的再审案件应当对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进行审理。但是, 检察院的抗诉理由仅仅是针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有可能引起不当裁判的因素, 而不得含有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 更不能代替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 否则有违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由当事人自己处分, 法院据当事人主张的范围进行审理。

(二) 按二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

1、原生效裁判为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此类案件的审理范围确定方式同按一审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对于当事人没有争议的内容, 法院不予审查。当事人诉求的范围不得超过原一、二审的诉求。

2、再审上诉案件。根据立法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的上诉审采取的是续审制的审理模式, 是以第一审为基础、加之第二审中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作出二审裁判的一种模式。在确定上诉审审理范围时, 则应当以一审的审理范围为基础, 结合当事人上诉后提出的事实、证据和理由对案件进行审理。因此, 二审的审理范围一般不应超出一审的审理范围。上诉人超出一审审理的范围之外, 又提出新的独立的诉讼请求的, 上诉审可以不予审理。按照处分原则, 一般情况下应当按上诉请求范围审理。但是也有例外情形, 如果上诉请求的范围与再审一审的范围不同, 应当将其上诉请求限制在再审一审的范围内。

审判实践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方法: (1) 一审处理中有明显的错误, 当事人对此未提起上诉, 能否作为二审审查的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 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请求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 实践中应当掌握的是:第一, 原审判决确有错误的, 即使当事人在上诉请求中没有提出, 二审也应当依职权对一审处理中的错误进行纠正;第二, 对于一审判决中的错误应严格把握, 主要是违背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侵害了第三人的或社会公共的利益。 (2) 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纳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关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6条规定: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一审判决内容的,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对此应把握的是, 被上诉人没有提起上诉, 在答辩状中或在开庭审理阶段提出不服一审判决的某些内容, 要求变更或撤销的, 一般不予审查。但是, 如果所提出的问题属于法院依职权应予审查的问题, 如一些程序性的错误, 或者是一审的处理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等, 此时, 被上诉人的诉请也应列入上诉审的审理范围。

一定时期的诉讼政策, 往往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其一, 司法者对于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和理解;其二, 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前已述及, 对民事诉讼目的的认识, 一般有保护权利与解决纠纷说之对立。主张保护私权说者, 强调按照实体法律规范所定的权利作为当事人主张和法院裁判的根据。在诉讼标的的范围上, 以法院裁判所确认的实体权利为其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诉讼标的范围一致。主张解决纠纷说者, 注重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和诉讼经济原则。在诉讼标的范围上, 均以诉的声明为准;但在既判力客观范围上, 则或认为裁判标的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一致, 或认为与诉讼标的的范围不一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程度有关。[4]就我国司法实践和社会国情的背景下, 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应当以“合理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和程序利益”为目的。这一定性符合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 也顺应了我国现阶段党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根本要求体现了人民审判工作的本质特征和目标追求。同时, 从我国民事诉讼中律师作用发挥程度、法官素质的高低以及大众法律意识和诉讼观念等情况来看, 目前, 我国的民事诉讼政策更应侧重于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 在民事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问题上, 应当坚持处分原则的适用,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不受到非法和不当的限制, 在此基础上, 结合再审程序的特殊性质, 对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作一定的合理限制, 以充分体现民事再审制度的存在价值。

参考文献

[1]于海生著.论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7卷第2期 (总第73期)

[2]张卫平著.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

[3]杨秀清著.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阐释.河北法学.第22卷第5期

篇4：论民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

关键词：遗赠；意思自治；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35-02

一、案情简介

本案被告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斌系夫妻关系。但是妻子蒋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抱养一子。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一套房屋的所有权。后来，该房被拆迁，由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的一套住房作为补偿安置给了蒋伦芳，并以蒋个人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1994年，黄认识了张学英，并且与张同居。黄的妻子蒋发现此情况后，加以劝告但无效。1996年底，黄和张租房公开同居，以“夫妻”名义生活，依靠黄的工资及奖金共同居住生活。2000年，黄永斌与蒋伦芳将蒋继承所得的补偿安置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某。2001年2月，黄永斌到医院检查，确认自己是晚期肝癌。原告张学英，以“妻子”身份照顾黄生前的生活。

黄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其负责安葬。”该遗嘱在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后来，黄因病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的严厉拒绝。张以蒋侵害其财产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

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张学英的行为不符合民法公序良俗原则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旁听群众掌声雷动。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张学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理分析

（一）法理探讨及法律适用分析

法的三要素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概念，其中，法律原则是指法的精神及价值，法律原则是法律适用和法律修改的指导思想，也是进行法律解释的依据。法律的修改解释不得与法律原则相抵触，当具体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相冲突时，具体法律规定无效。从大量的司法实例中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一部法律的法律原则是多么的重要，当无具体法律依据或者具体法律规定存在问题时，法官援引法律原则依据法律精神进行判案就是一种司法的最高境界，违反原则当然就是违反法律；这是法律原则战胜法律规则的具体体现，尤其当具体规则和法律原则相矛盾的时候，可以用原则否定规则的运用。

但本文认为有原则就有例外，我们不能用原则一概地去否定与此相冲突的所有法律规定，必须结合具体的案情进行全面的权衡，尤其当这种矛盾无法调和时，用原则和具体法律规定都不能公平正义的解决问题时，此时，法官就不能拘泥于法律的规定，而应该充分地利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法律条文具有刚性的特点，所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是必要的，对于有法理精神的法官是不需要很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的，也不需要太多的法律原则、司法解释等等这些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条文[1]。法官仅仅严格执行法律是不能最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有时还需要从道德、人性等其他方面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依靠法官的经验和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据。法不容情的说法从法理学上来讲肯定是错误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不能排除人的因素仅仅依靠法条来解决问题，必须融入人文的因素，但如果这种人的因素被滥用，则又是极其危险的[2]。

总之，成熟的法治一定规则之外有权威，法律应当尊重人情、人性、人伦、常识、常情、常理，法官判案必须是严格的规则之治和自由裁量的结合。

结合以上论述，对于本案，根据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就可以解决。但由于涉及“第三者”的问题，社会舆论对此案给予了高度关注，从而给司法活动带来了压力。最后，法官不得不动用自由裁量权，将民法通则中公序良俗原则拿出来，彻底地推翻了遗嘱的合法性，否定了“第三者”的遗赠人身份。虽然此做法引起了舆论的好评，但在法学界又引起争论，那就是公序良俗原则与遗嘱自由原则发生冲突时，哪一个优先适用的问题。也即是上文提到的两个法律原则问题。

“第三者”这个名词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第三者”被看做丑恶的人。其实，在本案中，通过理性的分析可以发现，真正触犯法律的是黄永彬本人，而并非“第三者”，正是由于他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他自身家庭问题和“第三者”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者”张学英也是受害者。她对黄永彬付出很多，在黄重病时予以守候和照顾，但由于黄自身的违法行为，无法获得黄提供给她的回报。可以说，整个案件中，最应该被批判的是黄永彬。但是，由于黄永彬已经死亡，所以人们将所有的错误都归集到第三者身上，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此时，似乎承认了黄永彬遗嘱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了黄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推翻其合法性。

但是，如果此逻辑成立，假设，黄永彬之所以出现了婚外恋，是因为其妻子蒋伦芳并未尽到夫妻间应尽到的义务，甚至对其进行了暴力、虐待。而由于种种原因，黄又无法与其离婚，故而出现了出轨的行为。他认识了张学英，张给予了黄比其与蒋在一起更好的生活，出于感激，黄将自己的遗产以遗赠的方式给了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来对此案进行审判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遗嘱人的意思自治与遗嘱自由该如何保证呢？

世界各国的立法都不存在绝对的遗嘱自由，我国关于遗嘱自由限制的第一条就是遗嘱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然而，当出现了无论将遗产判给任何一方，都是判给了违背了公序良俗的人的情况下，又该作何处理呢？

所以，面对此种司法困境时法官是不能当然地认为违反原则就是违反法律来断案，此时法官应从道德、人性等其他人文因素方面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依靠法官的经验和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据[3]。对于此案，法官断案时一定要深入案情考虑到张在黄病重时给予的照顾，以及黄出于感激将其遗产遗赠与张的善良初衷，当事人诸如此类私权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仅仅因为张学英的“第三者”身份这一外在的形式就剥夺张在法律上接受遗赠的权利。因此，在处理“泸州遗赠案”时，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是不严谨的。此外，黄生前的行为虽然是违法的，不道德的，但不道德的行为是否就当然地得到法律的否定，本文认为黄与张非正常的关系并不能否定黄意思自治的遗赠行为，这是两码事，不能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本案的判决结果，可以被认为公民的意思自治、遗嘱自由被法官以“公序良俗”原则加以限制和否定，这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极其危险的。

（二）启示

该案判决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却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原则与法条”“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立法者的原意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其为合法有效。这种严格依据法条文义的解释对法官来说也是一种风险最小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做出这种选择，这样，即使判决原告胜诉，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一起错案。然而，当本案处在泸州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时，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由此可见，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知要面对着多少当地民众的压力，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民情，另一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稳定需要。

对于那些面对民情、政治而审理此案的法官们以及所有的人们，你们是否应当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自问：难道仅仅因为“婚外情”，就可以从法律上限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权利主体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仅仅因为“情妇”的身份，就可以从法律上剥夺其接受财产赠与的权利？法律的理性和现代法治的理念告诉我们民愤不应当主导非道德民事案件的判决，表面上看似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案件，必须要经过法官理性的法律梳理，而不是丢弃法律的判断而迎合舆论或者屈服政治压力，非道德的民事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原则的尊重和保护，这一观念法官应当树立，公民社会也应当树立[4]。

三、结语

首先，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此案的结果很明确，即黄永彬遗嘱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相关内容无效，但是关于个人财产的相关内容应有效。所以，张学英是能够获得黄永彬遗嘱中属于他个人那一部分的遗产。

其次，法官在面对这样的适用法律的困境时，一定要尊重人情、人性、人伦、常识、常情、常理，法官判案必须是严格的规则之治和自由裁量的结合。法官不能在无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和原则冲突时就不加考虑地适用法律原则来判案。法律原则在解决问题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一定要谨慎适用。

最后，法院在处理到此类有关道德民情的案子时，一方面，一定要正确看待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在法院审判中的作用，对于一些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案子考虑群众的意见和社会后果是必须的，但如果让舆论的压力和群众的意见主导法院的审判则难以实现法律的理性，也会有损于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一定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有一个理性的区分和权衡，并非所有的以不道德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其背后的权利都要给予法律上的否定，法律原则不应否定所有一切非道德的权益。

参考文献：

[1]何怀弘.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7.

[2]刘武俊.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N].华夏时报，2002-11-13.

[3]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

篇5：民事案件上诉答辩状

法定代表人：唐家琪，该公司经理。

诉讼代理人闫尚伟、王冰光，河南方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答辩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住所地郑州市农业路26号。

负责人：代广生，该办事处总经理。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借款纠纷一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洛民四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针对被答辩人的上诉作如下答辩：

一、(2008)洛民四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驳回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的起诉完全正确

本案所涉及的事实，已经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洛刑终字第166号刑事判决书及洛阳市廛河区人民法院(2002)廛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

其“贷款”行为均是原被告人李桂荣、张永华、严保兴相互串通骗取国家贷款，三人均构成高利转贷罪，其行为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不产生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此犯罪的预谋、实施、赃款的占有等方面答辩人没有参与，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因以下原因，驳回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的起诉是正当的：

1、二0十二月一日，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吉利支行起诉交通部第二公路局第四工程处(现中交二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要求偿还本金800万及利息1256005.23元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洛经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了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吉利支行的起诉。

原债权人选择以合同起诉的行为对债权的受让人具有约束力，作为债权受让人的中国东方资产公司郑州办事处不能以民事赔偿进行起诉。

2、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洛刑终字第166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六项判决：“本案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并继续向严保兴追缴未归还的赃款，随案移交和扣押的赃款赃物返还受害单位建行吉利支行。”此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判决中所述的`“赃款”包含此次上诉人起诉的所谓本金6512500元，对本金及损失适用继续追缴程序并且在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所以人民法院应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利用查封、冻结、扣押等措施追回损失，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没有证据证明刑事追缴程序已按法律规定终结，所以不应提起民事诉讼。

3.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六月二十日作出(2001))洛经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吉利建行与交四处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裁定驳回吉利建行的起诉。

被答辩人作为受让人从原债权人吉利建行取得债权，债权让与不过是债的主体变更而已，让与合同和原有合同的内容上存在同一性，即债的同一性并不丧失，作为受让人不能取得比让与人更优的地位，法律对让与人(债权人)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对以后债权的受让人均具有拘束力。

本案中洛阳中级人民法院对吉利建行作出的事实认定及不予受理的裁定对以后的债权受让人均有约束力，所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的起诉同样应予驳回，其起诉不属人民法院受理范围。

二、东方办事处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组织

只有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争议时才有权起诉，首先东方办事处必须有基本的证据证明其民事权益存在的合法性。

东方办事处依据债权转让协议所取得的债权是不存在的，原债权人建行吉利支行与中交二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分公司)所签的“借款合同”是原被告人李桂荣、张永华、严保兴共同实施高利转贷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产生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当时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

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1)洛经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中已确认“不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

所以，债权转让的基础合同无效且根本没有产生借贷法律关系，建行吉利支行所转让的债权根本不存在，让与权根本没有发生，让与人建行吉利支行就没有权利可供让与，受让人当时也就不能基于让与合同取得任何债权。

受让人东方办事处没有取得债权，也就无所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即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应予驳回起诉。

三、东方公司在上诉状中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提起诉讼并无不当，属对此“规定”的认识错误。

首先，本案中不适合此规定，此规定明确适用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并不适合独立的民事诉讼。

在法院审理被告人李桂荣、张永华、严保兴三人共同实施高利转贷犯罪中被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其次，适用此规定存在的程序条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程中，适用的主体要求是“刑事被害人”。

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本案的被害人是唯一的即“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吉利支行”，并不是“东方办事处”，有关“身份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在债权转让中不得转让，所以东方办事处无权以“被害人”的身份提起诉讼。

四、东方办事处无权提出民事赔偿请求

东方办事处提起民事诉讼的理由是因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的债权。

债权的让与是在保持债权同一性的前提下移转该债权，不改变债权的内容，受让人取得的权利不能超越债权人，不得取得比让与人更优的地位。

本案中原债权人建行吉利支行，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其享有的权利收回本金、收取利息、收取的违约金。

此约定对此后的债权受让人均有约束力，没有授予受让人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但此起诉权仅授予“被害人”，债权受让人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所以，东方办事处无权提起诉讼。

五、虽然在民事上诉中被答辩人称一审民事裁定书适用法律不当，但并没有明确指出适用哪些法律不当，且论述不清。

上诉称一审民事裁定书认定事实错误，也明显不妥，(2008)洛民四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均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此上诉理由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足，缺乏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请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洛民四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答辩人：

篇6：劳动争议案件民事答辩状

点击上方蓝色「法律参考」快速关注投稿邮箱：falvcankao@126.com 作者：张健，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本文由作者授权「法律参考」发布，原载公众号“法悟”(fawu100)，转载请注明作者和来源。

民事案件答辩状制作指引

1.总则

1.1本指引主要适用于民事案件一审答辩状的制作。

1.2民事案件的上诉答辩状、再审答辩状等反驳性法律文书的制作可以参照适用本指引。

1.3本指引适用于本团队承接的民事诉讼案件。

2.答辩状的功能

2.1民事案件答辩状是被告对原告诉讼请求，以及支持该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给予的书面反驳意见。

2.2民事案件答辩状应当具有如下功能：

(1)直接反击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本性否定原告的诉讼请求;(2)在不能根本性否定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减轻委托人的法律责任;(3)通过策略性否定原告主张的重要事实，转移举证责任，增加原告举证不能的诉讼风险;(4)策略性降低原告胜诉预期，在案件整体对委托人不利的情况下为调解结案创造条件。

3.答辩状的制作原则

3.1民事案件答辩状在形式上应当坚持简洁、美观的原则，且易于被裁决书直接援引;在内容上应当做到逻辑简单、观点明确，便于法庭界定无争议和有争议事实，便于法庭归纳争议焦点，便于法庭重新分配举证责任。

3.2民事案件答辩状应当与已方的证据组织、举证意见、质证意见、代理意见保持一致，且应当在诉讼程序中不断提升其内在逻辑性和体系性。

3.3民事案件答辩状应当遵循内容极简原则，篇幅达到最有效率的阻止原告诉讼请求的成立即可。

4.答辩状的内容

4.1民事案件答辩状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1)对原告诉讼请求的总体反驳意见;(2)对原告主张事实的反驳意见;(3)对原告有关法律适用方面主张的反驳意见;(4)对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计算方式及计算结果的反驳意见。

4.2民事案件答辩状的内容原则上应当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一一对应。

4.3民事案件答辩状的内容，必须最大可能的避免自认对已方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实。

4.4在确认民事案件答辩状的内容，应当充分预测其对原告及法庭产生的影响，以及原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并确定可行的反应对策略。

4.5最终确认的民事案件答辩状内容，应当有多层次证据支持，具有足够的兼容性，可以应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5.答辩状的制作准备

5.1民事案件答辩的准备内容：

(1)找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并分析其映射关系;(2)确认影响原告诉讼请求的关键性事实及依据;(3)逐句核对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是否与所提供证据一一对应，将没有证据支持的事实标出，然后分析缺乏该证据后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影响;(4)要求委托人就全案提交证据，并依据提供的证据最大限度的归纳案件事实;(5)就证据进行策略分析，确认原告最大限度的收集到证据的范围;确认我方最大限度收集到的证据;确认我方能够提交证据原件的范围(即确认哪些证据不能提供原件);(6)依据对证据的策略分析，结合委托人确认的事实，按本指引确认答辩状内容。

5.2在制作民事案件答辩状时，应充分利用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及证据清单中自认的对我方有利的事实。

6.答辩状的排版规范

6.1页面布局

6.1.1纸张采用A4，纵向设置;6.1.2页边距采取普通模式，即上下均为2.54，左右为3.18;6.1.3首先将全文字体设置为中文宋体、西文Times New Roman，字号小四，行间距1.5倍，段间距为段前0、段后0。设置方法是全文选中，然后一一操作前述各设置选项;6.1.4在上述状态下进行民事案件答辩状中各模块的排版;6.1.5民事案件答辩状通常由以下模块组成：

(1)案件信息;(2)标题;(3)答辩人的自然状况;(4)答辩状首部;(5)正文;(6)结尾。

6.2案件信息模块的排版

6.2.1案件信息内容为受理法院就该案配置的案号;6.2.2案件信息设置为宋体小四号字黑体，行间距设置为1.5倍，段间距段前设置为0行、段后设置为0行，居左设置(不退格)。

6.3标题模块的排版

6.3.1 标题内容为：“民事答辩状”。标题字体设置为华文中宋加黑小二号字;6.3.2标题“民事答辩状”的行间距设置为1.5倍，段间距段前设置为1行、段后设置为1行。

6.3.3标题应当居中(应当注意，先确认标题置于该行最左端时再进行居中操作)。

6.4答辩人的自然状况模块的排版

6.4.1答辩人自然状况需要列名的内容：

(1)答辩为自然人的：当事人的姓名、民族、出生年月日、住所地;(2)答辩人为非自然人组织的：当事人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

6.4.2排版

(1)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