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

资本（共6篇）

篇1：资本

风险资本与风险资本市场

[内容摘要]风险资本与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发达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能够极大地刺激风险的扩张。流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资本越多，成功上市的企业就越多，风险资本市场的功能发挥就越强，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就越大，由此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风险资本与风险资本市场的关系分析，来论证我国二板市场的建立。

VentureCapital是指对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或创新企业进行股权融资或近似于股权融资的资本，其特性是以承担高风险为代价追逐高回报。国内将VentureCapital翻译为“风险资本”，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其他华语地区则将其译为“创业资本”，国内学术界对此存有争议。但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创业资本”，其表达的内涵是相同的，“风险资本”这一名称已为国内公众所普遍采用，本文也无妨沿用之。

一、风险资本运作机理

风险资本包括无中介、无组织的私人直接投资资本和有中介、有组织的间接投资资本(如风险投资基金)。风险资本的运作过程分为融资过程、投资过程和退出过程。对于风险投资基金来说，融资过程是风险资本家向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庭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难易程度取决于风险资本家的个人魅力和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政府的政策法规，而对于私人直接风险投资来说，融资取决于投资者的自有资金实力及对投资项目的兴趣和判断。投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1)投资项目的取得和筛选、投资项目的评估、合作协议的签署。

(2)风险资本注入创新企业，注入金额和注入方式根据创新企业成长的不同时期(即种子期、创立期、扩展期、成熟期)来决定。

(3)风险资本家参与被投资创新企业的经营管理。回收过程是风险资本运作的最后一站，风险资本出售企业的股份退出企业，收回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以及光辉的业绩和成功的口碑，然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从风险资本的运作机理可以看出，融资是风险资本的起点，投资是风险资本的实质，退出则是一个完整投资周期的终点。

风险资本退出是风险资本规避风险、收回投资并获取收益的关键。风险资本是以资本增值的形式取得投资报酬，不断循环运动是风险资本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当风险资本伴随着企业走过最具风险的阶段后，必须有出口让其退出并进入下一个循环。否则，风险资本呆滞，不能增值和滚动发展，更无力投资新项目，风险投资也就失去了意义。风险资本家投资创新企业不以取得该企业的长久控制权为目的，经过若干年，无论创新企业取得成功还是面临失败，风险资本都会从创新企业中退出。退出方式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外部金融环境而有所不同。常见的为股票上市、股权转让或股票回购、破产清算等。其中，股票上市是最佳退出方式，其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股票上市，特别是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PublicOffering，IPO)为创新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选择权。它是一个关于企业控制权的买入期权合约，在风险资本家与创新企业管理者签订的投资契约中，允许创新企业管理者在达到某种业绩目标时，购回风险资本家持有的股票，增加创新企业管理者自己的股权份额。特别是当风险资本家欲将其股权卖给第三者时，买入选择权允许创新企业管理者以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价格向风险资本家优先购买。因此，只要事业进展顺利，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就会向有利于创新企业管理者的方向倾斜。否则，当创新企业的经营风险由大到小，而收益由小到大时，风险资本家对创新企业的服务逐渐减少。创新企业管理者承担了努力的全部成本，如果只能获得部分回报，他必然会增加在职消费或使企业效益体外循环。所以，此时控制权应向创新企业管理者倾斜。美国的风险资本家一般在首次公开募股后的一年内，减少其对创新企业持股份额约28%，三年之后，只剩下不到12%的风险资本家还持有公司不到5%的股份(贺海虹，1998)。所以，IPO提高了创新企业的市场价值，为企业发展筹集了更多的资金，并增强了原有股份的流动性，使创新企业管理者有更高的热情和动力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其次，IPO对风险资本同样形成激励。创新企业成功上市一方面使风险资本家获得了数目可观的资本收益，另一方面也是外部投资者衡量风险资本家业绩的标准。风险资本家培育企业达到上市的越多，风险资本家今后的融资渠道就越广，融资成本就越低。因而，风险资本家就越有动力为创新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尽快协助企业走上成功之路。

当创新企业达不到IPO退出条件或不是很成功时，风险资本家可以选择出售股权的方式收回投资。在这里，风险资本家通过订立卖出选择权，保留一定退出资本的渠道。卖出选择权的好处是允许风险资本家在该企业无法达到一条经营目标时，有机会释出其所持有的股权。卖出选择权的运用可以使风险资本家能尽快结束与营运业绩不佳公司的关系，使风险资本抽回，重新运用在其他项目中去。此外，卖出选择权的运用，也可能发生于被投资创新企业营运业绩不错，却因某些原因无法在短期内上市，而风险资本家因自身需要，必须将其所持有的股权售出。当然，当风险失败时，风险资本家只能采取破产清算方式退出。这种方法一般只能收回原投资额的64%(刘曼红，1998)。由此可见，风险资本的退出对整个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风险资本市场的特征和功能

风险资本市场是一个与一般资本市场相对应的概念，是资本市场中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子市场(王益、许小松，)。它是对处于发育成长期的新生高技术企业进行股份融资的市场。按市场的结构和作用可分为风险资本一级市场―――私人权益资本市场和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小盘股市场。风险资本一级市场包括风险资本的融资和投资。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非公开的市场，股份由买卖双方在市场上私售私买，市场相对较封闭，信息流通不畅，投资规模较小，但有利于新生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在初始期的融资。因为私人权益资本市场不需要这些小企业具有信用历史，也不需要它们以自己的资产做抵押，只要这些小企业具有发展潜力。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包括风险资本退出和创新企业再融资。这个市场与一般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市场一样，属于公共权益资本市场，具有公共权益资本市场的属性和特征，但由于服务的对象是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因而在运作和监管上又与公共权益资本市场不同。风险资本市场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整体。一级市场是二级市场存在的基础。创新企业在一级市场的发育状况决定了二级市场的前途;二级市场是一级市场扩张的前提，二级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退出渠道，实现其投入―――退出―――再投入的资本有效循环

，为创新企业提供进一步的资金融通，培育创新企业迅速成熟至进入一般资本市场。所以说，风险资本二级市场是连接风险资本一级市场和一般资本市场的桥梁。

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比一般资本市场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于市场主体―――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由于处于发育成长期创新企业自身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及较低的信息透明度，会使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和管理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增加市场风险。而一般资本市场的风险来源于市场衍生产品运作的复杂性和市场对风险的放大作用。因此，风险资本市场有着与一般资本市场不同的特征，表现在：

1、投资主体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是社会公众和各类机构投资者;风险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是有相当资金实力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市场主体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发育成熟的大公司;而风险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处于发育成长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3、投资对象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资对象是具有经营稳定性和赢利性且风险相对较小的传统产业;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是新兴的，具有增长潜力，同时存在较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

4、投资方式不同。一般资本市场的投入主要是一次性的，投资周期较短，股份流动性较强，而风险资本市场则根据企业不同成长期对资金的需求，分次、多阶段的进行投资，投资周期一般在3～7年，股份流动性较差。

5、投资收获方式不同。在一般资本市场，投资者主要通过分红派息和股份增殖实现投资收获;在风险资本市场，投资者不以获取企业股息红利为目的，而是通过风险资本退出时的股份增殖作为投资回报。

6、上市标准和监管理念不同。一般资本市场上市标准较高，注重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经营业绩;风险资本市场上市标准较低，对企业的经营规模要求不高，注重企业的经营活跃性和发展潜力。一般资本市场强调信息透明，重视对投资者的保护;风险资本市场强调在充分信息披露基础上的投资者自我保护。

尽管风险资本市场与一般资本市场相比有着不同的特征，但是，在市场功能的发挥方面与一般资本市场相似。即具有：

(1)融资功能。风险资本为创新企业提供急需的资金，保证创业对资金的连续性。

(2)资源配置功能。风险资本市场存在着强大的评价、选择和监督机制，高新技术的经济价值通过市场得以公正的评价和确认，以实现优胜劣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产权流动功能。从现代投资理论角度看，如果一种资产不具有流动性，那么，无论其潜在回报率有多高，它都不具有优先投资价值。风险资本市场为创新企业的产权流动和重组提供了高效率、低成本的转换机制和灵活多样的并购方法，促进创新企业资产优化组合，并使资产具有了较充分的流动性和投资价值。

(4)风险定价功能。风险定价是指对风险资产的价格确定，它所反映的是资本资产所带来的未来收益与风险的一种函数关系。投资者可以参照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各种资产价格，根据个人风险偏好和个人未来预期进行投资选择。风险资本市场正是通过这一功能，在资本资源的积累和配置中发挥作用的。

三、对我国建立二板市场的设想

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资本市场的培育。对于风险资本来讲，风险资本一级市场好比是“进口”，风险资本二级市场就是“出口”。有进有出，市场才具有流动性和吸引力，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市场。我国风险投资之所以十年来没有取得大的发展，除了一级市场资金制约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风险资本没有“出口”，能买不能卖，能进不能出，使风险投资功能丧失。因此，在我国，解决风险资本的“出口”问题，即建立风险资本二级市场或称二板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二板市场的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

(1)建不建国内二板市场?

(2)二板市场的模式应是什么样?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高新技术创新企业投资一方面风险大，另一方面投入的资金又存在较大的停滞性，所以，为满足投资者易于取现的需要，早日开通二板市场，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涉足高科技风险投资领域。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先后开辟了二板市场，如韩国、印度等。所以，我国也应尽快开辟二板市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机制尚不完善，目前的主板市场投机性过强，大量短线游资的冲击已使股市风险加大，而二板市场的风险比主板市场更大，能否实现有效的`外部监管值得怀疑，二板市场未必是风险投资的灵丹妙药。本文认为，从风险资本的运作机理和风险资本一、二级市场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二板市场要开通，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发展整个风险投资业的核心所在。但是，在发展步骤上应确定近、中长期目标。

近期目标：限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不宜立即新建二板市场。在当前的市场条件下，国家应放宽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条件，对于直接上市较为困难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应鼓励上市公司进行收购，一些具有一定实力但上市困难的高新技术企业可通过买壳上市来实现资本退出。目前以协议收购国家股、法人股的方式实现买壳上市较为普遍，即风险投资公司培育具有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银行挖掘壳资源，二者通力合作，促使高新技术企业买壳间接上市。上市后，高新技术企业注入自己的优质资产，使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上升，然后风险投资公司通过有偿转让国家股或法人股，实现退出战略并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但由于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协议转让价较低，高新技术企业的资产价值被低估，风险投资的回报率不高。因此，可以将各地原有的证券自动报价系统的设备和网络进行改造利用，建立区域性的场外交易市场，解决因地域问题而出现投资者与受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场外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费用较低，便于吸引当地的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和监管，促使高新技术创新企业尽快达到二板市场的上市条件，避免直接进入二板市场可能引发的风险。

中长期目标：香港创业板(股票第二板)市场经过十年的酝酿，已于今年11月25日开始运作。与主板市场相比，香港创业板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比较宽松。如对上市公司的盈利无要求，只需有两年“活跃业务活动”记录，上市后的最低公众持股数不低于3000万港币或总股本的10%(二者取其高)，但在市场透明度方面实行更全面、更详细的信息披露制度，包括详细的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经营状况、投资状况、内部管理、技术与市场前景以及潜在的风险，并定期公布财务季度报表、中期报表和年终报表，及时披露影响股价波动的敏感资料，使投资者能够最充分地得到最真实的信息，防止少数人黑箱作业、操纵市场。由于香港创业板没有对上市企业作区域限制，这为我国内地中小高新企业海外融资开辟了新的渠道。国家应积极鼓励和培育国内中小高新企业到香港创业板上市，学习和借鉴香港风险板市场的经验，加快国内市场机制的建立，加快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最终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第二板市场。

关于二板市场运作模式，国际上通常有两种：非独立的附属市场模式和独立的市场模式。非独立的附属市场模式是二板市场作为主板市场的补充，与主板市场组合在一起共同运作，拥有共同的组织管理体系和交易体系，甚至采取相同的监管标准，所不同的是上市标准的差别，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独立市场模式，是指二板市场与主板市场各自独立运作，拥有独立的管理系统和交易系统，并采用不同的上市标准，如美国的NASDAQ、日本的OTC交易市场等。国内对于市场运作模式同样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选择非独立的市场模式，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主板市场的组织体系和监管体系，避免资源浪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美国NASDAQ市场为代表的独立市场模式是世界公认的二板市场的成功典范。NASDAQ市场无论在交易制度、组织管理方式、市场监管等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借鉴素材。“要学就学最好的”，NASDAQ应成为我国二板市场的样板。本文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有二：

一是我国目前的主板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运作不规范，存在较多问题，而高新技术创新企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增大监管的难度，加大主板市场的风险，进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不利于主板市场的规范和发展。

二是由于二板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市场对投资者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即有能力对公司的业务情况以及所涉及风险作出透彻客观评价的投资者)。市场对投资者每笔交易额最低标准进行限定，限制散户投资者进入二板市场。我国沪深股市投资者中80%为中小散户，这与二板市场所要求的应以专业机构和富有的个人且具备投资技巧和主动承担风险的投资者不相符合。以现有的市场管理水平，一旦有人利用创新企业存在的高风险为题大肆炒做，很难保证市场运作“公平、公开、公正”，极易出现股价的巨幅波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进而影响沪深股市的健康发展。所以，独立的市场运作模式应是我国二板市场的首选。

二板市场的设计牵涉面广，包括对潜在上市资源和投资者的市场调查，上市标准和上市费用的确定，市场法规和交易制度的设计，监管系统和机构的设置等。而设计目标中最重要的是既要保证市场有较好的流动性，又要防止过度投机，市场波动过大。因此，对二板市场的设立必须细心策划，统筹考虑。

参考文献：

①刘曼红:《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贺海虹:《论风险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投资研究》第8期.

③王益、许小松:《风险资本市场及其运作机制研究》,《证券市场导报》5月.

篇2：资本

多层面履行社会责任

道德资本指商业银行及其职工所拥有精神、文化、理念的总和。金融资本的经营方式影响道德资本的积累，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是商业银行在充分运营金融资本的同时，实现道德资本增值的必由之路。

提高金融资本运行效率。资金是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而银行承担着社会资金聚集和重新分配的任务，并具有信用放大功能，只有将筹集到的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社会，才能发挥资金固有的功能，使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有机融合，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优化信贷资源。信贷是商业银行分配和再分配资金的主要手段，信贷政策、信贷资金的流向体现着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积极支持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导向的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资源的节约与效率提高：积极支持弱势群体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限制对污染型企业的投入，运用信贷杠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等。目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更应该针对小企业贷款的“小、急、零、散、频”特点，专门开发针对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方式，以有效缓解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企业，与客户共同构成金融产品的供需关系。不同的产品结构对客户来说满足度是不一样的，只有在金融产品供给总量、结构、质量与消费者需求基本一致时，消费者满足程度才会最大化，商业银行才能得到客户更多的认可和评价。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客户的市场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合理进行产品定价。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要承担一定的成本和费用，也要追求合理的利润，必然会向客户收取一定的成本开支补偿。银行在融资价格的制定和中间业务收费策略上，应贯彻平民策略，让百姓享受中国银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在产品定价上，不能完全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应通过一定形式回报社会，扶持社会弱势群体。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现阶段我国银行的市场准入门槛还较高，基本处于相对垄断经营状态，拥有其他企业无法拥有的融资权和资金结算权，因而也就获得较高的垄断行业利润，因此，商业银行理应将一部分利润通过一定的形式回报社会。

进行合规化经营。商业银行如果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很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助长社会的不公平或侵犯弱势群体利益。因此银行经营金融资本时要以国家和地区产业政策为依据，要正确把握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以银行信贷资金流向助推国家宏观政策的落实。

积极打造商业银行道德文化

构建共同价值观念。商业银行道德资本一经形成，便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无形力量，对金融机构员工产生导向、凝聚、激励和控制作用，使员工的追求与金融机构的整体目标一致，自觉遵守金融职业道德。

以诚实守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讲求诚信，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基础条件之一。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诚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物质内容，从道德追求进入到物质生活领域。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这种诚信理念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商业银行是个高负债率企业，同时又是高度依赖客户进行资金运作的企业，这一切都要以信用为基础。商业银行既是社会信用链主体之一，又对社会信用建设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传递效应。诚信是商业银行道德文化的核心，诚信有助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开拓和市场的占有。诚信可以使客户增多，扩大实力，而且可以使同行合作者增多，诚信品牌是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商业银行诚实守信的内涵包括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保证客户存款随用随取，按规定获得回报；对于贷款客户则要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对于客户委托结算则要按照客户指令按时按质予以办结。作为一个金融企业，要想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使自身的金融资本产生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就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时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金融资本有高度的社会依赖性，金融资本运行价值通过客户运作而形成，通过市场媒介而实现，市场不断提供客户需求与供给的信息，因此，商业银行职工在经营金融资本时，必须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原则，只有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商业银行的职工才能始终树立客户是第一位的思想，才能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创造有利于培育道德资本的氛围。商业银行要为培育道德资本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要不断地探索建立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规章制度、模式程序和激励机制。领导要做培育道德资本的带头人，应不断激发人的积极性，使职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管理与决策。

对道德资本实行科学管理

形成道德资本培育机制。道德资本的积累需要投入，培育道德资本要通过一定的方式。首先要进行科学的道德教育，这种教育必须是知情意行相结合的教育。其次要有正确的道德导向。道德价值认识和实践活动要有正确的方向，要有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第三要积极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这对于道德建设成果的取得有着重要的意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是这个道理。第四要对道德行为进行合理的褒奖。弘扬正气，打击邪气，张扬社会新风，鞭挞恶行丑闻。无形的社会力量有时强于法律强制力。法律强制力只涉及人的行为自由或物质损失，而道德力量能够深入人心。

注意道德资本的合理配置。道德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不同的配置方式会有不同的经营效果，不同的业务岗位要配置具有相应道德水准的职员。一般情况下，要害岗位金融资本经营风险较大，要配置尽可能多的优质道德资本，从而实现道德资本对金融资本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篇3：资本

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的内涵及拓展

人力资本是指员工通过教育或经验积累获得的知识、技能及社会认知能力。传统观念认为员工人力资本与对企业的贡献成正比,因此将它作为企业选拔人才基础依据之一。但实证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度仅为0.1,经验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度也只有0.18。可见,教育与经验不足已成为员工提升绩效、推动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社会资本就是员工的社会关系资源,简单来说就是人脉。罗伯特·卡茨提出有效管理者的三种技能:技术技能,人际技能与概念技能,对于工作不确定性高的员工来说,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提升的贡献比人力资本要大。

心理资本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关注人的积极方面和优点,关注个人或组织在面对未来逆境的自我管理能力,具体变现为符合企业行为标准的心理状态,包括自信,希望,积极,韧性等心态。Luthans认为,失业或岗位变动带来的高度紧张,让员工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这种情况下员工的心态能够影响到其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及组织承诺。

二、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协同机制

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作为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根源,会影响员工人力资本的形成。高水平的心理资本能够激励员工积累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水平也影响和制约着心理资本的发展。我们相信,知识技能水平高的员工会更加积极自信,个体的思想道德水平影响着他的韧性与组织公民行为。

心理资本与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个体层面与其对人力资本的作用相似。在群体层面,心理资本具有“传染效应”,个体尤其是领导的效能感能够影响下属的心态,积极的态度通过组织成员间“传染”,从而在群体与个人之间形成相互的承诺与期望。个人对这种群体也具有极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群体内冲突的频率大大降低,体现了培育积极、和谐的心理资本对组织发展的正面影响。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Glaeser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人在提升人力资本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同的情况下,个体通过社交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获得竞争优势,组织也是如此。

根据Alexopoulos与Monks的观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互为因果变量。事实上,在这个双向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前提-主观意愿,当员工正面临巨大压力,或处于迷茫焦虑、缺乏希望的心态下,不具备迅速从困境中走出的韧性,可能很难去调动他的积极性进行自我提升。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实现高绩效的潜在能力,而员工的态度能够直接影响潜能转化为现实绩效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说心理资本是一种超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三、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协同开发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的协同开发是发掘员工潜能,提升组织绩效的关键。企业掌握帮助员工提升心理素质的方法,引导员工认识自我,以积极的情绪投入工作,促使绩效的提升。

1. 培育积极的组织文化

积极开放的企业文化是三大资本协同开发的重要条件。如果组织的企业文化与员工的心理资本不相符合,管理者对文化的整合就只仅限于表面而不能深入到核心价值观层面,员工的积极性、归属感以及企业的凝聚力会大打折扣。开放的组织环境允许员工参与,鼓励信息共享,使员工树立完成绩效的信心,对未来保持积极的心态,同时也激发了企业的活力。

2. 倡导灵活的工作设置与团队建设

不少企业采取灵活的职位轮换机制,这种机制使员工了解到企业的不同环节,增强参与感,激发员工全面把握自身与公司未来发展的动机,有利于提升员工的自我效能与希望感。问题解决式团队的建设帮助员工从传统组织框架中跳出来,通过解决问题积累的知识经验更显著地提升人力资本,并且增强员工解决问题的信心与处理困难的韧性。

3. 培训

无论对于组织还是个人,心理资本都是可以管理和培育的。通过拓展训练等活动,个体能认识和提升自我,激发自我潜能,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尤其在员工工作中出现困难、面临压力时,培训向员工展示和灌输乐观主义、传递希望,提高其韧性与积极性,建设积极的企业文化,从而提升绩效。

四、结语

对于当今企业,优秀的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具备良好心理资本的员工才是最具价值的核心竞争力。管理者应多从心理学视角,开发员工的心理资本,以带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协同积累,提升组织绩效。

参考文献

[1]陈建安,李燕萍,陶厚永.试论知识员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协同开发[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30(4):35-42.

[2]张红芳,吴威.心理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协同作用[J].经济管理,2009,(7):155-161.

[3]田喜洲.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到心理资本——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取向[J].商业研究,2009,(1):77-79.

篇4：资本啊资本

确实，在这个小小咖啡馆的故事背后，是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几个重要而宏大的主题，科技创新，经济转型，大国竞争，当然，还有资本市场。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我们可以从美国的两次转型中发现资本的推动力。美国经济的第一次重要转型，是资本市场的平台整合了美国经济，使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功跨越了重工业化的阶段，并一举崛起在世界舞台上，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美国经济的第二次重要转型中，美国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产业中的每一个领头羊，微软、思科、朗讯、谷歌……几乎全部依托于美国资本市场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发现和推动。

这不是偶然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其他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美国历史上这两个阶段的叠加。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温州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炒煤，炒棉花，炒房子……同样凸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所以，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完全可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

怎样做呢？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中国一边是有大量的上市资源，一边是中国社会有很多钱正需要投资于这些正在成长的企业，否则怎么保值增值呢？所以从这些因素来分析，缺乏的是一个对接的通道，或者这个通道不够有效。所以首先是怎样去拓展市场体系的问题。“10万红军到了湘江”，发现只有一座浮桥，叫IPO，怎么办呢？只有再架三座浮桥，第一叫债券，第二叫三板，第三叫PE。

我们还要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为什么？一方面，像浙江这样的省份，销售额过亿元的企业超过一万家，不可能都来上市，它们中的一部分到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个牌，公司得以改制，完善治理结构，有个价格，有人买它，有人卖它，有个市场约束，就会一天比一天好，中国经济就会上个新台阶；另一方面，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半径1000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竞争，如果发展了一个活跃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那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的企业可能会到这里来挂牌和融资，东突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了。

中国的发展，还是要融合周边的经济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帮助实现国家战略。具有同样战略意义的地方，还有南宁，辐射东盟经济体；还有海西，辐射台湾，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来融资，加快两岸经济体的融合。当然，区域性市场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保证基本规则在全国的统一性，防止一放就乱。这方面，秦始皇有个做法值得借鉴，叫做“车同轨，书同文”。

建了这些市场，就必须保证它们的公开、公平、公正。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隐瞒经历，不能只想着来圈钱，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监管。

再次，要强化投资者的保护机制。所以我们推动鼓励分红的机制，推动退市机制，这都是今年在努力推动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特点——换手率比较高，曾经在2007年的牛市中超过900%。全球排名第二的是韩国市场，但也只有200%，而发达国家更是只有100%左右。这两年市场低迷一些，换手率下降了不少，但仍旧是全世界最高之一。换手率高的市场往往是散户为主，通常比较活跃，但是如果一个市场过于投机，也是很危险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以投机性著称的韩国市场应声崩溃。所以，我们要推动中国的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一方面，长期资金是相对稳定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是大型资金，会有专业化的管理，可以帮助提高市场的专业水平和理性程度。

资本市场也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战场。观察过去一个世纪中，有三个从零开始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企业案例，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公司是GE，道琼斯指数设立时23个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企业，实现这一增长经历了大致100年的时间；第二是微软，花了25年；第三是谷歌，只花了7年。由此可见，世界的竞争是在加速的，一个现代企业，如果不能够与社会化的资源平台去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是没有机会的。

篇5：资本

(一)留存收益转增资本的涉税处理

企业的留存收益是体现在企业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留存收益转增资本主要是指盈余公积转资本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两种情况。在现行公司法制度下，一般盈余公积分为两种：一是法定盈余公积。公司的法定盈余公积按照税后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注册资本的50%时可以不再提取。二是任意公益金。任意公益金主要是公司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公益金的区别就在于其各自计提的依据不同。前者以国家的法律或行政规章为依据提取;后者则由公司自行决定提取。

盈余公积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弥补亏损;(2)扩大公司生产经营;(3)增加公司资本。值得注意的是，法定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其涉税处理如下：

1、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的涉税处理

(1)个人所得税的处理：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333号)，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因此，对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并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免企业所得税

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因此，如果股东为法人或公司，被投资企业的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时，法人股东按照投资比例增加的部分注册资本是免企业所得税。2、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税务处理

(1)个人所得税处理：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号)：加强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重点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的扣缴税款管理，对在境外上市公司分配股息红利，要严格执行现行有关征免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法规仅规定企业“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如果股东是自然人，被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实质是先分配后投资处理，个人股东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免企业所得税

如果股东是法人或公司，被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实质也是先分配后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法人股东从被投资的居民企业税后利润分得的股息和红利是免企业所得税的`。因此，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法人股东按照投资比例增加的部分注册资本是免企业所得税。

(二)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税务处理

1、个人所得税的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的规定，用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资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第289号)的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中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另外,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我国的股份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组织形式。

因此，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外，其他的如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时应当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按照税率20%计征个人所得税。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A由甲、乙、丙三个自然人投资设立，投资比例为5：3：2。为了扩大资本总额，决定用企业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账务处理如下：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6000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00000

贷：实收资本——甲 450000

实收资本——乙 270000

实收资本——丙 180000

篇6：从管理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正在进行又一次变异。

前制度上的现象——显眼的国内商业精英、对企业的稳定管理控制以及与金融机构的长期关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经济历史的长河中。在另一方面，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

金融业“松绑”

金融资产爆炸式增长、交易活跃、“衍生品”问世、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资本全球化，金融业“松绑”让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

最主要的是，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许多新的进展源于美国。但它们正越来越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有新的经济活动和新财富，还有新的社会和政治现象。

首先，金融资产出现了爆炸式增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316%。，全球核心资产存量已达140万亿美元。

金融资产的大幅增长在欧元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地区金融资产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从1995年的180%升至20的303%。同期内，英国也从278%升至359%，美国则从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资产的交易驱动型特征远为明显。1980年，银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资产的42%。到年前，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银行体系中，资本市场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中介作用。而凭借其向客户的长期贷款和与客户的持久关系，银行业已从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转变。

第三，大量复杂的新型金融产品从传统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汇中衍生出来。“衍生品”由此诞生，其中以期权、期货和互换最为知名。国际互换和衍生工具协会的数据显示，到底，利率互换、汇率互换和利率期权交易的发行在面价值达到286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6倍），远高于1990年的3.45万亿美元。这些衍生品改变了管理风险的机会。

第四，出现了新的市场参与者，特别是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据估计，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资产价值约为1.6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扮演着典型的投机和套利角色，这与共同基金等“只做长仓”的传统基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传统基金一般投资于股票和债券。20，私人股本筹资总额达到创纪录水平：私人股本情报的数据显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筹资总额高达4320亿美元。

第五，新资本主义越来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国家居民拥有（或欠下）的国际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额占累计GDP的比例，从1970年的50%，跃升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达到330%。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体现在参与者身上，也体现在所持有的资产性质方面。大型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这个方向发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40%（低于的68%），占全球筹资总额的52%（低于20的69%）。同时，年至2005年，欧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17%升至43%，该地区占全球筹资总额的比例从17%升至38%。同期，亚太地区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资的比例从6%升至11%。

金融业地位上升的解读

自由化（监管的取消或放松）和技术进步（电脑和通讯革命），让金融业地位上升

如何解释金融行业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强和该行业活动的上升？答案与经济活动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术进步。

20世纪中叶以前，全球各国的金融行业都一直受到严格管制。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区别开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居民持有外汇以及外国资产实行严格控制。对贷款利率设定上限是相当平常的事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的利率上限规定(Regulation Q)。该规定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这个规定还推动了战后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

然而，在过去的25年，几乎所有这些监管规定都被取消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外汇管制从高收入国家消失，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开。欧元的诞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如今，全球许多国家的金融行业开放程度已达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战前——的水平。

电脑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视。它创造出了一系列复杂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使我们能够为其定价。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资产的24小时不间断交易。基于电脑的新风险管理模型在整个金融行业得到了运用。如今的金融行业，是电脑革命一个极其活跃的产物。

另外两个长期进展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经济学的革命，特别是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和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纪70年代初设计出的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成为如今庞大期权市场的技术基础。其次是各国央行在为全球经济、同时也是为全球金融体系创建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货币（Fiat money，指政府创造的货币）如今已良好运转逾四分之一世纪，提供复杂金融体系一向依赖的货币体系稳定性。

短期理由

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是解释金融资产近年快速增长的一个短期理由

解释金融资产近年的爆炸性增长，也有一个较为短期的理由：目前全球储蓄和流动性过剩。低利率和流动资产的累积（不仅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流动资产）刺激了金融创新和负债经营。我们只有等到这些宽松条件消失（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以后，才能了解最近几年金融体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这些相对短期的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较长期的结构特征。

金融活动的这种大规模扩张（很多是在国际间发生的）带来了什么后果？后果之一是，家庭能够持有更多种类的资产并能够更容易地获得贷款，这使他们能够分散安排一生中的消费。例如，1994年至2005年期间，英国家庭负债占GDP的比例从108%升至159%。在美国，这一比例从92%升至135%。即使在保守的意大利，负债占GDP的比例也从32%升至59%。

同样，公司也更容易被其它公司收购，或与其合并。年，全球并购交易总值为3.861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共有3.3141万项单独交易。而1995年并购交易值仅为8500亿美元，交易数目仅为9251项。

由于新型私人股本基金规模巨大、大型银行安排的债券融资颇具规模，即使是最大、最知名的公司也有被出售或分拆的可能，除非它们得到了特殊保护。掌控公司的市场，已大幅增加了所有者（股东）相对于在任管理层的权力。私人股本是市场的积极贡献者。

交易员相对于生产商的胜利

金融投机者一年能赚数十亿美元，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

新金融资本主义象征着资产交易员相对于长期生产商的胜利。对冲基金就是投机交易员和套利者的完美例证。私人股本基金则是以获取财务利益为目的，从事公司买卖交易的综合企业集团。

同样，新型银行体系由从事资产买卖交易（而不是在账面上长期持有资产）的机构所主宰。

随着交易倾向的增强，出现了清晰而非含蓄的契约和独立交易，而非长期关系。所谓的“关系契约”，甚至还没有写着契约的纸张值钱。它们在新的商机面前难免烟消云散。因此，日本战后资本主义的交叉持股、以及战后德国股权为银行所主宰的现象都化为泡影，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此外，在股东名册上出现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他们完全做好了行使所有权权利的准备，而且不受国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约束，这改变了公司的运营方式：股东成功阻止了德意志证交所管理层收购伦敦证交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侵蚀国家资本自主权的国际金融资本。

另一个后果是出现了两大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它们都位于金融资本主义历史悠久的英语国家，这并非偶然。同样绝非偶然的是，尽管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但通常被视为亚洲头号国际金融中心的却是香港，而不是东京。香港的传统来自于英国。英语国家的法律传统和观念，似乎是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资产。

那么人们应该如何评价最近发生的资本主义转型呢？它是件“好事”吗？支持者的论据可能是强有力的：积极的金融投资者会迅速识别和攻击低效资本；通过这种做法，他们能提高所有地区的资本效率；他们将市场规律施加在现任管理层身上；他们为新型活动融资，并将低效的陈旧活动转移到那些能更好利用它们的人手中；他们建立一种更好的全球能力，来应对风险；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放在世界上最有利于其运作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使非常普通的人获得了更为成功地管理其资金的能力。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新型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监管、社会乃至政治方面带来了大量新的挑战。

乐观主义者会辩称，新金融体系在效率和稳定性的融合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开投保的银行不仅承担的风险少于以往，而且还能更好地管理它们的确要承担的风险。乐观主义者还可以谈到全球金融体系在应对2000年全球股市泡沫破裂和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轻松状态（他们的确也这样做了）——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大型银行倒闭。他们还会指出，这十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频率在降低。

悲观主义者则会辩称，货币条件处于良好状况的时间过长，使得体系内正在积累大量风险，而且这些风险是无法识别和控制的。他们还会辩称，新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仍未经过考验。

对于依旧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监管机构而言，对一个如此复杂而又具有全球性的体系进行监管，是一项崭新的任务。合作已经有所改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及其国家级同类报告，都提供了有用的风险评估。新的团体（特别是19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将监管机构集合起来。但只有经过严峻的压力，才能对这一体系进行良好的测试。

监管方面的挑战已经够严峻了。但它们远不是惟一的挑战。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对其称之为“市场社会”的敌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同。强大的政治联盟正在形成，以遏制新“玩家”和新市场的影响力：工会、现任经理人、国家政客和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感觉受到了逐利机器的威胁，人们即使不认为这种机器惨无人道，也会认为它是冷酷无情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对政治本身的挑战。全球各地已出现规模巨大的从劳动力到资本的收入转移。新“受到激励”的经理人摆脱了禁忌的束缚，他们认为有权赚取数倍于他们雇员工资的薪金。金融投机者能赚数十亿美元，不是用一生的时间，而是只用一年。这种结果在大多数社会引发了政治问题。在美国，他们似乎得到了容忍。然而，在其他地方就不是这样了。将权力赋予大多数人的民主政治，肯定会反对财富和收入的重新集中。

许多国家将继续抵制金融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其它国家只会允许它在与强有力的国内利益紧密结合时运作。大多数国家将寻找抑制其后果的方式。所有国家仍将对出现严重不稳定性的可能性感到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