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法与依法行政

2024-05-24

行政处罚法与依法行政（精选6篇）

篇1：行政处罚法与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

行政机关实现法德兼治的双轨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法德并用，双轨治国将成为我们党新时期的治国之道。对于各级行政机关而言，要实现法德兼治，必须做到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这样才能够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落实。

一、依法行政要解决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法制化问题

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建成为法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看行政机关，看其是否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近年来，我国依法行政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相继出台了一些行政法律法规，如《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使行政机关行政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轨道，给依法行政提供了强有力的法规支撑。但是，就目前行政机关工作法制化而言，除了亟待解决行政机构组织本身的法制化和对行政监督的法制化外，还需重点解决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法制化的问题。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立法。在以往的立法工作中，主要是有关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的一些项目，难免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的体制与认识的局限，或多或少存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不适应WTO规则所要求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法规和法律之间、地方性法规和法律、行政法规之间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权限划分不明确，“立法无序”；体现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原则不够，行政机关管的事情过多，办事手续失之繁琐；政府部门之间职权交叉、重复，造成互相推诿、扯皮，甚至“依法打架”；对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权力比较具体，责任比较抽象，权力与责任不够统一；对老百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规定的义务比较具体，权力比较原则，权力与义务不够统一；比较重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而对法律规范的引导作用重视不够，等。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确立立法计划、审核立法项目时，严防部门利益“法制化”，克服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和人民群众权利义务不均的现象。二是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要求，对以前已经公布的法规进行认真的清理、修定，促使和确保法律法规的统一；对正在制定或准备制定的法律规章，在规定有关行政机关的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规范、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滥用权力。三是在立法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好母法与子法、主动式立法与被动式立法、党的政策与立法工作、市场经济与立法工作、工作经验与立法工作、立法工作与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使立法工作更加科学，以此来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保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其次是执法。改革开放以来，各级行政机关的法律意识有了普遍提高，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力的促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仍有有法不依，违法施政的问题：有些行政机关法制观念、法制意识淡薄，惯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用行政手段办事，缺乏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处理问题的自觉性，存在着“以言代法”、“以罚代法”、“以权压法”、“以情代法”、“执法犯法”的现象，有的甚至置法律于不顾，搞权情交易，以权谋

私，贪脏枉法，既妨碍了工作，又败坏了政府形象。现在各级政府部门都在针对行政审批权过度集中和缺乏监督、行政审批事项十分庞杂和行政效率低下以及审批事项程序不合理的弊端进行改革，如果只是减少审批项目，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审批现在全世界都有，哪些需要审批，哪些不需要审批，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减。行政机关必须从行政审批弊端的根源着手，通过改革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使政府行使审批权的过程公开、公正；通过改革对审批权的设定进行科学的论证，使审批行为规范、透明；通过改革明确审批的具体程序，对逾期审批和重大事项审批要赋予行政相对人一定的权利救济手段和建立听证会制度。依法行政除了执行一些具体规定外，多数都是程序上的问题，程序公正是办好一切事情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目前只有《行政处罚法》还不足以解决行政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还需要制定颂布实施《强制法》、《许可法》和《行政程序法》。这样，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的职责和行使行政权的程序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就可以使行政机关做到办事权限合法，办事程序合法，既行使权力，又承担责任，既不能不作为，以不能乱作为。同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率先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对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以德行政要着力加强行政机关的行政伦理建设

以德行政，就是各级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政治道德建设为落脚点，“永做人民公仆”。以德行政中的“德”，首先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广大公务人员自身的道德建设，即行政伦理建设。行政伦理，即“治国”的伦理，它是行政机关和全体公务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和。行政伦理融合在治理国家与公共行政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行政体制、行政领导、行政决策、行政协调、行政监督、行政效率、行政素质之中，其本质是一种政治伦理。行政伦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行政伦理观，它是行政伦理体系的核心；其二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包括行政伦理原则、行政伦理范畴、行政伦理规范；其三是行政伦理机制体系，包括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与行政伦理养成机制。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应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就是国家公务人员在公共行政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并具体表现为行政伦理活动现象、行政伦理意识现象与行政伦理规范现象，它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近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要求广大的公务人员确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江泽民总书记为国家行政学院的题词“永做人民公仆”，就是对我们党行政伦理观的高度概括。因此，我们各级行政机关和广大公务职人员都应该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牢固树立竭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伦理观。二是建立健全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是当务之急的思想政治建设重大工程，是解决行政道德失衡、失范的需要。用“三个代表”思想确立行政伦理的原则，用“五种革命精神”确立行政伦理的范畴，用“三讲”对行政伦理进行规范，这是强化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政治道德建设、促使其在行政中恪守“官德”的重要措施，也是党的事业发展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三是加强行政伦理机制体系建设。行政伦理所具有的显著特点是他律性和自律性的相统一，加强行政伦理机制建设就应从这两个方面入手。首先，针对他

律性特点加强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建设。江泽民总书记曾强调指出：“对领导班干部一定要严格监督。”这几年查处的有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违法乱纪案件，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或者由其他案件牵带出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行政伦理监督软弱乏力。这说明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公务人员越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因此，目前已有的制度要坚决执行并继续完善，没有建立的要尽快建立。加大监督力度，特别要加强主动监督，把监督的关口往前移，加强事前防范，努力做到公务人员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相应的监督就实行到哪里。其次，针对自律性特点加强行政伦理的养成教育机制建设。养成就是广大公务人员，尤其是有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要自觉地加强自身政治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较高群体的一员，真正起到道德表率作用，自觉做到亲民、爱民、倾听人民呼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教育就是在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的同时，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诚实守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以及“五种革命精神”的教育，增强公民信用意识。通过有效地教育养成机制运行，使广大公务人员行政伦理修养，由以履行行政责任心为核心的道德自律，逐步渐近到行政理想、行政态度、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纪律、行政技能、行政荣誉、行政作风融为一体，将行政他律与行政自律统一起来的行政人格形成与完善的最佳境界。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指出：“人格的力量很重要”，各级领导班干部和每一位国家公务人员要“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这就是行政伦理教育与养成机制建设的最终目标。

三、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还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

众所周知，道德先于法律而产生，其覆盖面又广于法律。道德在人类社会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制约着社会的一切规范。因此，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大前提下，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当我们做到以德行政，依法行政才有有力的政治思想支撑，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守法才有坚实的基础，两者如同机车之双轨，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实现从严治政，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原则和目标。怎样才能全面推行“双轨”行政呢？回答是肯定的，就是要加强有关保障制度建设。一是通过制度建设有效维护公平、正义和秩序。因为社会不公正恰恰是引发违法行政、弃德行政的主要原因。二是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使其具体的违法行政、弃德行政付出代价，不能使其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更不能使依法行政的人总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三是“双轨”行政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因此应重视行政活动中有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行政人格形象的锻造与考察。四是应加强以德行政制度建设。行政道德制度是指将人类社会道德生活中的部份人伦关系和行政活动方式明文化、正规化。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以德行政是以德治国的大要。泱泱大国，行政机关行政当然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但社会主义行政伦理也必须建立和规范，法德兼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方能“治大国若烹小鲜”。

篇2：行政处罚法与依法行政

----王才亮-----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此次修正案是25年的第一次，其修改力度之大令许多人不理解。作为这个修改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持肯定态度，并认为其将对于社会进步将有重大影响。

1、主观上原因

中国共产党经过65年的执政，党内对依法治国的基础是依法执政，这一点已经是共识。依法执政的核心应当是依法行政即依据宪法与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而行政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则是依法行政的必要条件。

25年前，执政者看到了这个问题，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诉讼法》，使依法执政上了一个台阶。但是，此后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行政诉讼制度离“法治国家”的要求，离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与构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还有着巨大的差距。行政诉讼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尚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由衷认同，我对此是深有体会。

2、客观上的原因

现在的行政诉讼法的确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作为长期关心不动产征收制度并以行政诉讼作为解决拆迁纠纷途径的执业律师，当然希望征地拆迁矛盾能进法院解决，尽量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遗憾的是，我在长期的实践中感受到的是法院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许多被征地、拆迁人难以得到司法救济而踏上上访路。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信访系统接待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涉及到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有争议的超过600万件。其中由于被征地、拆迁的原因占了40%左右。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每年不到14万件，而作为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行政复议受理行政复议还不到10万件，二者合计只占当年行政纠纷的3%。这么多的行政纠纷没有进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沉淀在信访路上，表现出行政诉讼制度已经处于架空的边缘。这里有法官们的法律意识的原因，也有法律本身存在缺陷的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实在是空谈。为此，建立真正的行政诉讼制度才有真正的依法治国。全国人大启动的修改《行政诉讼法》工作，并且真正的实施这个法律就十分重要。

3、中央的决心

为解决法律本身的问题，全国人大启动了25年来的首次大修改。这是人们预料之中但有些期盼的立法大动作。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2013年12月31日至2014年1月30日，修正案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方面的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2014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在中国人大网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4年10月16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立法评估会》，进行了评估论证。在10月27日人大常委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十八屇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修改行政诉讼法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尤其是全会超出<修正案(建议稿)>的内容，将立案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对于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正案起了推动作用。2014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布了第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并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二、修正案的核心改变我们首先要看到修正案的核心改变是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与原法条对比，就可以发现存在一改、一增、一减。

一改:将原来的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改为了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一增: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六个字。

一减:减去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中的维护和三个字。

从上述一改、一增、一减，我们可以清楚地立法目的调整的思路，表达了最高权力机关此修改活动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是此次修改的核心，也是该法实施的目的。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行政审判活动流于形式，不解决行政争议，致使行政诉讼制度无存在意义。至于原来的规定行政诉讼居然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那让法院怎么办？模糊了司法监督的职能，同时也是目前民众信访不信法的主要原因。

三、修正案的具体影响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上的修改，纲举目张地在修正案的具体的条款中作出了许多进一步的规定，以有利于以司法手段解决行政争议，归纳起来有65 处，其中与行政机关直接影响的有以下九个方面:(一)、增加了被告以及被诉行为的范围。

1、将被诉对象由‘具体行政行为’扩大至‘行政行为’。25年前立法中用“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针对的是“抽象行政行为”，主要考虑是限定可诉范围。这次修改将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统一修改为“行政行为”。

2、明确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当被告。修正案在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前款所称行政机关，包括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授权作出行政行为的组织”，从被告主体方面进一步明确扩大了行政诉讼的范围。

3、复议机关不依法履责就可能当被告。行政复议本来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近年来行政复议成为走过场，失去了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之一是法律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修正案对此修改为：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4、复议机关不按期履责也可以被告。修正案并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5、法院对复议机关享有全面审查权。修正案新增的第七十九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6、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明确可诉。在修正案的第十二条受理案件的列举中由八点扩大至十二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当前情况增加了“

（五）对征收、征用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可诉。

7、对于长期以来的行政合同能否列入行政诉讼范围的争论有突破性的规定。修正案的第十二条受理范围的列举中增加了“(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规定。

修正案第七十八条对于行政合同违约的情形作出了新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二)、为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作出了系列规定。

诉权，首先表现在立案环节。因此，立案环节的公正，直接关乎民众对于法治的根本认同。只有真正赋予立案环节的公正，才能使行政诉讼制度真正地得到社会认可。反之，当立案成为问题，民众对司法救济的希望将破碎，转而上访或自力救济，矛盾激化往往就难以逆转。客观地说，全国行政诉讼立案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缓解。众多的地方法院在服从法律还是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的问题上选择了后者，其多样化的违法手段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落空，当事人立案十分艰难。

针对立案难的问题，这次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工作将其作为重点之一作出了针对性的规定，将立案审查制度改变为立案登记制度，并且有一系列的配套规定以保证公民的诉权，如规定法官在立案环节刁难起诉人的言行将受到查处。

立案环节的公正，对于所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建立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信心之意义，对此无论如何评价均不为过。

1、在原则要求上，修正案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依法受理。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2、在具体程序安排上，修正案新增加两条，作为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条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起诉状时当场予以登记立案。

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正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修改后的第五十二条规定：“起诉符合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人民法院在七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书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坦率直言，我对于上述有关立案的新规定肯定的同时仍然担心其是否能落实到实处。但无论如何，有了新的明确规定总是比过去含糊不清的状况要好。(三)、管辖制度的重大变化

对被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第一审案件的管辖，关系到一审法院与被诉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未确立跨行政区划的行政审判机关之前其对于司法公正尤为重要。对此，修正案作出了一些新规定。

1•将原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起诉复议机关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这里的“经复议的案件，起诉复议机关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可能成为律师为委托人考虑避开地方政府干扰司法的重要手段。

2、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删去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明确增加了管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

3、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按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

4、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这个法条的修改中删去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争议的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其意义十分重大。(四)、诉讼参加人的范围有所调整。

行政诉讼的参加人的范围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科学性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修正案根据25年来行政审判的具体情况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对于原告、第三人、共同诉讼和委托代理人作了一定的调整。

1、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修改将原告的范围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明确了“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个范围。

2、对委托代理人的规定将修改为：“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对于上述规定，最高法院已经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预计很快将出台更具操作性的司法解释。该法条中，需要重视的是修正案第三条中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出的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若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可能因出庭代理人数的限制而对聘请律师造成影响。

其次，诉讼代理人中对于近亲属的限制性规定是把双刃剑，各有利弊。

3、增加了共同诉讼的规定，新增的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4、第三人的规定更细致，修正案将原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人民法院判决承担义务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5、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代理诉讼的律师，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可以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该法条主要是新增了律师可以复制本案有关材料的规定。(五)、诉讼期间延长的本意

原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只有三个月，当事人很容易因超过起诉期限而失去请求人民法院救济的权利。修正案适当延长了起诉期限有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维护合法权益。

1、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从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起诉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3、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该法条修改重点是要明确“其他不属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的规定，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进而使大量的访民进入法院，给行政机关带来了考验。(六)、修改举证相关的规定，以促进司法公正。

修正案在证据章节基本上是将相关司法解释引人法律，使之更具有权威性，使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更加完善，也更有利于司法公正。

1、新增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

“

（一）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

“

（二）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2、新增第三十七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

3、新增第三十八条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4、将第三十四条改为二条，第三十九规定：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四十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其中，“但是，不得为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为新增加条款，有利于防止有碍司法公正的情况发生。

5、修正案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与本案有关的下列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

（一）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

“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

“

（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6、修正案删去了原第三十五条有关人民法院进行鉴定的规定，使其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相一致。

7、修正案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七)、新增了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规定。

2000年实施的立法法对于地方政府的立法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许多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于超越职权颁布实施一些与法不符且损害大众利益的红头文件。而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尽管发现了这些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却因为没有审查权等多种原因，仍将其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造成司法不公。

为此，修正案增加了两条新规定:

第一，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

第二，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应当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虽然这个规定对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仅仅是开了一个小口子，口气也不是很坚决，但我认为其意义十分重大，像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随意作出的限购、限牌等限制公民权利的红头文件游离于司法监督之外的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变。

需要注意的是，立法法正在修订中，有关限制地方政府和人大的立法权是主流呼声。(八)、方便原告诉讼的规定有利于公民维权。

为保障民众的诉权，减少诉累，修正案对于方便原告诉讼方面新增了行政附带民事和使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等作出了新的规定，以保护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益。

1、修正案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和就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案件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1、修正案针对简易程序有了规定。

第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

“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第八十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

第八十四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3、修正案第五十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二款：“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4、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规定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分别为三个月和两个月，审理期限过短，实践中许多案件难以在法定期限内审结。根据行政审判的实际情况，修正案适当延长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将第一审案件和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分别修改为六个月和三个月。(九)、裁判内容更贴近实际。

行政诉讼无论一、二审还是再审，当事人对于裁判内容十分关心。同样，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公正与否，裁判内容十分关键。对此，修正案围绕行政诉讼的裁判内容作了较多的调整，重要的影响是增加了对于不当行政行为的判决内容。

1、修正案第五十七条“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中新增了三个规定：

第一，“原告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二，“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将导致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重大损害的；” 第三，“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2、修正案新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八条：“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费和支付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

“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3、修正案第五十九条将原四十八条修改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照撤诉处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其中删去了原规定中两次合法传唤的规定，增加了“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的情况。而修正案第六十七条新增第二款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人民法院可以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的建议”，以严肃诉讼秩序。

4、修正案根据行政审判25年来的具体情况，将第五十条改为第六十一条，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尽管还有点遮遮掩掩，但调解这个中国特色将是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的亮点。

5、修正案将原法条第五十四条改为六条，其中第七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情形中，增加一项“明显不当的”情形，突破了过去的行政审判只限于合法与否的限制。

6、修正案在第七十四条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中 “

（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瑕疵，能够补正的”修改为:“

（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7、修正案第七十五条规定: “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8、修正案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时，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9、修正案第七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或者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少原告的利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10、修正案第七十八条对于行政合同违约的情形作出了新的规定: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11、修正案对于宣判方式增加了两条明确规定，其中第八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第六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12、修正案第八十六条对于上诉案件的审理程序修改为：“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不开庭审理。” 取代了过去的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认为事实清楚的，可以实行书面审理”的规定。并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13、修正案对于行政案件的再审改了一条，新增了一条。其中，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判决、裁定不停止执行。”删去了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的规定。

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一）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14、修正案第九十二条增加了发现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书内容违法的问题即可启动再审的规定。

四、我们的工作重点

归纳行政诉讼法的上述修改，我们可以断定行政诉讼领域将是新的热点，而各方面对此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对此，我的建议是:

篇3：论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关系与冲突

(一)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的联系

虽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两种不同的权利救济手段, 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联系主要体现为。

1. 产生的根据相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以行政争议为处理对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旨在解决行政纠纷, 不解决民事纠纷。两者均以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宗旨。

2. 目的和作用相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都是一种权利救济手段。两者都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属于救济行为, 都具有事后性和依申请的性质, 即它们都是事后的一种监督手段, 且又须以行政相对人的提起为前提条件。

3. 审查的对象基本相同。

都要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只是复议机关作为行政机关, 所以审查范围要宽一些。可以同时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以及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4. 产生的条件相同。都是一种依申请启动的活动。两种程序的启动, 都有赖于相对人的申请。

5. 法律关系相似。

在解决争议的过程中, 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都是居中的裁决者, 所以行政复议属于行政司法的范围, 与法院的审判活动有相似的地方。

(二) 相互地位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联系密切是毋庸置疑的, 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 究竟处于附属地位还是独立地位, 一般看来, 行政复议被当做行政诉讼的配套制度来对待, 在实践中也确实如此。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 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 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1]也有学者认为, 这种配套性质的行政复议制度, 虽然在贯彻《行政诉讼法》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也限制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监督基本制度的应有作用。

综上所述, 比较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各自的特点, 可以得出结论:发生行政争议后, 行政复议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解决途径, 而行政诉讼是最为客观公正的解决途径。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 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2]

二、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程序衔接的现实问题

(一) 前置主义与选择主义

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两者在程序上的衔接问题。一是前置主义, 即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先行程序, 当事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时, 必须先提前行政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行政诉讼。二是选择主义, 即当事人可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中进行自由选择。[3]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衔接关系是采取复议前置和选择救济并存的原则。以选择主义为原则, 前置主义为例外的准则, 能够充分尊重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自由。我国应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制度中明文确认这一原则。

(二)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制度衔接的现实冲突

1. 受案范围衔接问题。

有一些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也不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信访问题, 往往被作为行政案件进行处理。从理论上来说, 这类问题并不涉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但在实践中, 行政机关往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而受理了这类纠纷, 并且告知当事人, 如不服复议决定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受理后, 一旦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引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矛盾。

2. 追加第三人的衔接问题。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复议机关在决定是否需要通知某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时, 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则相对比较严格。《行政诉讼法》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另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 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的, 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针对是否追加第三人的审查力度并不一致。在行政复议程序中, 复议机关认为第三人是否参与并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然而, 在行政诉讼程序中, 这一部分人恰恰是应当参与诉讼的, 因为其往往影响到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查明和认定。由此可见,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于是否追加第三人问题存在不对接的问题。

三、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脱节的原因分析

(一) 制度选择层面的原因

1. 价值选择不同

一是法律立场不同。行政复议机关在进行层级监督上, 为了防止被申请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任意裁量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一旦发生了便尽可能地在层级监督中予以救济, 而避免出现进入诉讼后的被动局面。《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以涉及并且应当涉及的审查范围、审查对象和审查依据, 完全是从加强行政管理力度的角度出发的。而人民法院的地位和任务决定了它必须对行政权给予必要而充分的尊重, 只能依据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二是审理范围及裁决权力不同。行政复议中复议机关可以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进行全面审查, 并有权撤销、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 或者代替原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在行政诉讼中, 人民法院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般不涉及合理性问题, 并且只能作出维持、撤销等判决, 除行政处罚外无权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审查, 敦促行政复议机关履行纠正不当行政行为的职责。[4]

三是适用法律程序不同。《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 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行政复议法》则回避了行政复议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行政复议的法律适用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因此, 行政复议机关处理行政案件时在依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同时, 还往往将规章、非法律形式的规范性文件适用于行政复议程序中去。

2. 立法技术不同

一是受案范围不同。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内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不仅包括人身权、财产权, 而且包括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

二是审查依据不同。行政复议的法律适用的范围要比行政诉讼的范围广。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 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为依据。而《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依据这一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 其他任何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都不能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规章只能作为参照。

(二) 实践操作层面的原因

1. 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方面

一是依法行政意识不强。由于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 部分行政复议人员法治观念淡薄, 在处理行政争议时不能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主观性和随意性强, 从而造成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是内部护短现象突出。由于行政机关上下级及部门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 承担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人员更习惯于以行政的方式而非司法的方式、以内部监督的姿态而非以救济的姿态, 履行法定的复议义务。一旦出现违法现象, 下级就千方百计做工作, 要求上级网开一面。这种内部护短的做法, 客观上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权利, 导致行政复议流于形式, 使行政复议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2. 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方面

一是司法审查过于机械。诉讼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 往往死卡法律条文, 严格执行司法审查程序。但复议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 往往注重的是实体问题的解决, 时常忽略程序的合法及合理性。法院往往仅以复议机关程序上的违法即对复议决定进行裁撤, 从而引起复议机关的不满, 影响了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

二是诉讼、复议沟通不足。复议机关在处理行政争议时, 由于担心因处理不当而在诉讼阶段成为被告, 便草草做出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 把矛盾向法院一推了之。而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 总是严格按照司法审查程序, 往往以复议过程中不正当、不合理, 对复议决定一撤了之。两者之间存有严重的矛盾, 互不干涉, 缺少沟通, 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冲突的解决办法

(一) 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

行政复议机构与法院行政庭共同召集年度联席会议, 遇有重大行政争议案件, 应随时召集会议研究协调。行政复议机构与法院积极总结经验, 探索新办法、新方式, 将处理同类问题的方式方法转化为统一的行为规范, 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

(二) 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与行政庭建立经常性的信息通报制度。行政复议机关应及时向法院行政庭通报新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地区行政复议案件相关情况统计和分析, 行政复议案件受理、办理情况, 在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等信息。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庭的情况通报, 及时了解日常行政审判监督工作情况和已结典型案件的审理情况, 着重分析审理中发现的行政执法的主要问题, 并就行政管理中的普遍性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向政府提供综合性信息和工作建议。

五、结论

总之,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作为处理行政争议案件最有效的救济路径, 在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在二者的衔接问题上应着重通过建立健全的人民法院与复议机关的沟通机制, 实现两种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谐的处理方式, 这样有利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种制度本身的完善、发展, 有利于行政争议的依法妥善化解, 进而有利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要：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制度和实践衔接上在受案范围、追加第三人等问题上暴露出一些冲突与不足, 由于二者在制度适用及实践操作上的不同导致其程序衔接上的脱节, 严重阻碍了行政争议的顺利解决。应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程序衔接

参考文献

[1]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323.

[3]周汉华.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325.

篇4：政策与行政管理行政环境

——题记

国家政策对于每一个地方而言都是一样的，只是执行的力度不一。创业者需要衡量的是你所中意地方的不同政策，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融资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外贸等政策。

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效率，创业者也应该把行政管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创业考察因素。

案例1：企业离不开政策扶持的大环境

案例说明

温州科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是中国温州第一家留学生企业，公司主要致力于通信网络测试系统的研发和销售。目前，科赛技术已通过“双软认证”，主要产品 “Connsis-DTS xDSL自动测试系统” 已获国家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立项。

案例分析

2001年9月13日，4位年轻创业者在温州向位于开发区内的温州留学人员创业园介绍他们的“X—DSL自动测试系统”项目。当天下午，他们就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公司名称预登记手续，成为创业园首家入驻的留学生创业企业。

科赛公司的成长得到了温州市、开发区、创业园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除了给予200平方米的免费创业用房外，创业园孵化器专项资金无偿资助科赛公司50万元，用于“X-DSL自动测试系统”项目的后期研发。

案例启示

政策法规环境，主要是指与创业者创业及企业发展相关的政策规定与制度安排，包括对创业者及其企业的优惠政策和当地政府的法规制度两个方面。政府的创业政策是指激励创业的政策，包括对创业活动和成长企业的规定、就业的规定、环境和安全的规定、企业组织形式的规定、税收的规定等。各地政府所支持的行业都会根据地方情况有所侧重，或者会对某些行业实施优惠政策。

政府的支持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水平、税收和租金的水平、创业扶持措施限制大企业的垄断，以及对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的管理等。

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海市政府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简称“十八条”）、《促进小企业发展的决定》、《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鼓励引进技术的吸收与创新规定》等。

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等一系类优惠政策，以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促进创业事业的发展。

为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出台了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新规定进一步放宽了对民营经济实体经营范围的限制：申办私营企业，股东为自然人的，不再要求提交暂住证，申办个体工商户，不再因户籍原因核发临时营业执照，一律核发正式营业执照；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分期缴付；进一步放宽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名称登记......

案例2：行政管理环境包含着效率与公平

案例说明

天津市普辰电子工程有限公司是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自1988年成立以来，公司承接了一系列大、中型自动化成套项目的设计、制造、维修、服务工作，已成为自动化行业中的知名企业，并逐渐在计算机、电子、机械、销售等领域中展露拳脚。

案例分析

张敬民刚开始创业时，公司入孵在天津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毕业后在高新区政策区的科研基地购买了几千平方米厂房，开始进入了发展轨道。1998年又在华苑产业区购地建厂，结束了普辰公司四处漂泊的历史，步入了稳步快速发展阶段。

民营企业的成长比较艰难，受环境左右的因素似乎更大一些，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天津高新区经过多年艰苦创业所营造出的良好的软、硬件环境以及政府机构的高效率办事方式，使企业可以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业务。张敬民认为创业的外在行政管理环境不仅包括政府机关的廉洁高效，也蕴含着行政管理之下的公平与公正，这些也是必须深入考察分析的环节。

案例启示

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效率，也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为创业企业减轻负担，还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有益的政策指导。创业者在选择创业的过程中都应把行政管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创业考察因素。

篇5：浅谈依法行政与行政法制监督问题

摘要：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但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不足：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权利配置在整体安排上不合理；监督主体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监督范围上过窄、监督对象上缺乏制衡性；在监督手段和监督方式上效果差；在监督程序上，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在监督机制上缺乏双向性和全面性。针对这些问题，探索性地提出了改革和建设我国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法制问题解决方法

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现代行政所普遍遵守的行使行政权的基本准则，依法行政的内涵包括着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则。当然，静态的依法行政是一种行政主体在职权范围内依法而为的行政，但行政中广泛存在的自由裁量权及随着行政权利的日益扩张，静态的依法行政将被突破，出现大量的动态行政，对行政的监督和制约变得越来越困难，单靠行政主体自身约束自己来实现依法行政，已无法实现法制模式下的依法行政。目前，我国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理顺行政法制监督中的各种关系，建立科学、合理、健全、高效的监督体系，对行政行为真正做到有力监督和制约，早日实现行政权的依法行使，使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使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实现。

一、我国行政法制监督的现状评价

虽然从纵向看，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在近年来已有所发展和完善，但不可否认，政府责任监督机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突出变现为政府责任监督不力，阻滞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假设的进程。要解决政府责任监督不力的现状，首先要发现问题，找准问题。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体现出一种制度堕距，主要有一下几个问题：

(一)监督主体问题

我国现行政府责任监督主体存在着多元性的特点。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有权对我国政府责任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包括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等)、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

从政府(行政机关)的角度来看，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为外部监督主体，而行政机关的监督为内部监督主体。这些主体由于存在着职权或地位上的问题，而无法顺利地发挥其作为政府责任监督主体的作用。

(二)监督对象问题

政府责任的监督对象的存在决定了政府责任监督机制存在的必要。政府责任监督对象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政府责任监督机制需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政府责任监督对象的确定既是政府责任发生现实的需求，也是实践选择的结果。当前我国政府责任正处于一个高发期，而对政府责任的监督实践中对于监督对象选择却并未能完全反映当前的实际，使得我国的政府责任监督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三)监督程序问题

西谚有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句谚语充分说明了程序的重要性。而我国法律实践中历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对政府责任监督也存在程序未被重视的问题，首先就反映在立法上的不成熟，对监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但就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监督实际工作来看，现有立法的监督程序规定还是能够满足工作开展的需求的，而更主要的问题反映在实践中政府责任监督程序的不被遵守甚至随意创制上。监督缺乏程序，是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无法常规化的重要原因。

(四)监督效力问题

我国监督效力的问题与监督主体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由于我国政府责任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往往无法完全排除相关利益单位的干扰，依法独立工作，导致责任监督无法顺利进行，监督效力权威不足;同时，政府责任监督主体与党纪监督主体的过分紧密的联系，使得政府责任监督难以避开政治的影响。在这种政治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效力存在与预期不相符的现象。

二、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的建议

我国政府责任监督的机制问题存在于立法和制度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需要从立法和制度实施两个方面入手，找准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对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完善政府责任监督机制需要从法律规范和制度运行两个方面进行整合，并着重解决具体的现实主要问

题，从具体的方面进行完善。

（一)完善途径:法律规范和运行制度的整合针对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应在我国现行的责任监督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社会新形势，不断强化和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监督的立法工作。通过法律规范间的整合，使各主体的职权及相互监督制约关系得以合理设置，明确职权行使及监督的方式、程序及确定的后果，使政府责任监督机制从立法层面上得到确立，为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的实践提供指导依据和规范保障。

监督制度数量的繁多并不能代表监督制度的完善。事实上，由于这些监督制度将监督对象分得过细，监督资源和力量被分散，各种监督制度的实施情况并没有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由于各种制度在具体的构架和实施方式上存在着许多重合的方面，难免导致监督的冲突。因此，由于各制度未经过合理的优化组合，所起到的监督效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或大于二。

综上，要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使对政府责任的监督达到最优的效果，在实践层面上，应对现有监督制度做一个清理和整合，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监督机制中来。

(二)几个主要问题的解决和完善

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要从法律规范和制度实施两个途径进行。在这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理论与实践中已发现的主要问题，从具体内容上做出改进和完善。针对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的主要问题，需要进行如下完善:

1、加强监督主体的地位和职权

加强监督主体的地位和职权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是明确监督主体身份，赋予其作为监督主体应有的地位和职权，体现作为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果监督主体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而依附于被监督者，控制权力的基本目标就无法实现”其次是加强监督主体地位和职权，使其监督对监督对象具有足够的约束力。

2、廓清监督对象范围

政府责任监督对象的范围决定了政府责任监督主体所需的职权配置和能力发挥，监督对象范围的确定，是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结构设置的重要依据，因此，完善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机制，必须廓清监督对象的范围。廓清监督对象范围，有

利于政府责任监督力量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行使，既能避免因介入非行政法律责任的监督而分散原本就不强大的监督力量，也能使预设的监督对象都能真正得到监督，维护监督机制的完整和公正。

3、监督程序的完善和遵守

“法律监督程序必须符合正当法律程序或者程序正义的要求，才能实现其价值”。政府责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权行使需要有合理的政府责任监督程序作为约束和保障。当前，我国政府责任监督法律规范和实践中，程序随意的现象较为严重，是政府责任监督主体的职权未能得到充分行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政府责任监督非常规化的集中体现。

因此，要提高政府责任监督机制的权威，关键还是在于从法律规范上对权力结构进行重新配置，加强监督主体的权力配置，使之获得有力的法律指称，同时在实践中排除来自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首长的权力的干扰，从而维护政府责任监督的权威。

总之，健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监督工作极为重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出台了《党内监督条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正在制定实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监督法以及行政监督法规。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也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