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法律体系论文

摘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问题主要因行政犯罪行为而产生，行政犯罪行为因同时违反了行政法与刑法的规定而具有双重属性。对达到犯罪标准的行政违法类案件，相关的行政机关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这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的机制仍不够健全，在我国立法及实践层面均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行政与法律体系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行政与法律体系论文 篇1：

论行政伦理建设中的法制规范与激励机制

摘要：本文在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其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且针对这些问题与原因，明确提出要构建行政伦理激励性机制，提升公务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素养和法制观念。重塑行政主体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在强化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同时，推进依法行政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行政伦理；问题；原因；法制规范；激励机制

文献标识码：A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为。政府行为方式的规范性和范例作用是政府有序运行、依法行政，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公仆形象以及政风的有利保证。是政府廉洁自律、公平行政的必要条件。如果行政伦理失范就会造成无序行政。政府管理混乱，滥用权力，形成不良政风，破坏政府形象。事实上，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管理的顽疾。其重大难题之一是行政主体本身的行为失范，而这一失范的出现与行政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有一定的关联性。弄清这种病症的病理，并有效地预防和克服，是行政管理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为此。本文在依法行政与以德行政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其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且针对这些问题与原因。明确提出要构建行政伦理激励性机制，提升公务人员的政治素质、道德素养和法制观念，重塑行政主体的良好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在强化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同时，推进依法行政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新时期行政伦理失范及其主要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所谓行政伦理失范就是“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主体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公共权力经常被用来满足私利”。从本质上讲，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属于道德范畴。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行政权力体系内部看，有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务人员方面的原因。也有作为行政主体的组织方面的原因，还有行政制度与体制方面的原因。从行政权力体系的外部环境看，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所带来的规范转型造成的。

(一)社会转型导致伦理道德失控。当前导致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最深层原因来自于经济结构的变迁。在其转型的过程中。诸如生产和消费结构、投资及经贸结构、人口流动与就业分布、城市与乡村格局等等，都因基本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阶段性的推移，必然会产生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利益关系上的矛盾。“这其中必然伴随大量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值观念的混乱和伦理道德的失控。主要表现……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管制；我国政府经济规制政策的不稳定。”

(二)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缺失时常导致行政伦理失范。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对公共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客观条件之一。以往，“我们在行政伦理建设问题上，习惯于从精神层面号召、宣传而忽视从制度规范层面建立伦理的动作保障机制，过于强调自律而忽视他律。这使得对行政人员的要求只限于软约束，缺乏硬性的强制力。”由于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尚缺乏完整、严密的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监督功效的发挥。正是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使其整体缺乏严密有序性，缺乏监督合力，致使监督运行过程重视事后追惩，忽视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和监控性的事中监督，监督方式单一。所有这些都为权利异化和行政伦理失范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三)行政法律环境构建相对滞缓。依法治国的核心应是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这三者之中。依法立法是基础，独立司法是保障。依法行政才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目前阶段，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强化严格执法，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一个比立法更为迫切和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法律环境相对薄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我国行政立法法制不统一，立法权限不明确，容易产生立法冲突；行政立法本位主义严重，以法争权现象突出；行政立法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立法内容相对滞后。二是立法方面，廉政法律法规的制定尚不够完善，反腐败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四)行政人员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行政秩序的理想状态要以实际占有和行使行政权的公务人员在认知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完善性作为前提。当前，我国对行政人员的利益驱动与激励机制主要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忽视物质激励。随着行政人员自利性的充分激发和传统道德激励功能的逐渐减弱，缺乏物质激励基础的道德激励逐渐失去其往日的说服力。以公共利益为本质内容的行政伦理，其基本道德原则就是如何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担任公职的人员在公私利益面前时刻都面临着道德选择。在道德义务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公务人员时刻面临着一揽子牵动良心的伦理抉择。如果公务人员在多种利益和多种义务的冲突面前不能以公共利益为重，就很难做到为公职高效尽责地工作。更难实现公职工作为全民服务的目的，因此就难免导致行政伦理的失范。

事实上。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存在，行政伦理并非总是处于良好状态，行政管理不得不经常克服各种失范现象。因此，行政活动决不能任其自发进行或使其自由放任，而是应当建立起完善的事先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补救机制。即建立行政程序制度争取使行政权运行于正常的轨道之上。在这其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路径选择就是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与法制规范来实现对现在行政伦理失范的整治。

二、行政伦理视野下法制规范和激励机制的基本内涵

(一)法制规范，即制定公务员行政伦理法。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规则的正确制度”，认为人们“对德性的共同关心要通过法律才能实现”，为此，亚里士多德主张礼法并举，以法律支持道德的普遍原则。由此可见，道德良心这种软约束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约束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公务的行为规范。例如《公务员法》、《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

登记制度的规定》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步入新的阶段。但是我国在公共伦理方面，除了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伦理规范的规定外，亟需建立一部公共伦理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来约束公务人员和政府本身从事公务活动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即要成立专门机构，以政府推进的方式制定明确的行政伦理规范体系，要有专门的机构、机制和法定的程序进行监督和审查，建立一整套由内而外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

(二)激励机制

1　外在制度激励。众所周知，没有需要的人是没有的。人的需要无非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种。公务人员身在政府之中，是政府这个环境决定他们的需要，除了物质需要外。其精神需要的内容主要是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而权力需要和成就需要的满足又能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权力需要与成就需要相比，权力需要更重要。根据功绩制度原则，有成就者得以晋升，晋升表明权力更大，是一种权力需要的满足。我们看到在任何权力系统当中，包括政府权力系统当中，公务人员对权力需要的愿望都比较强烈，往往是主导需要。应当看到，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作用要求政府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但是应当注意任何组织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政府资源则更为稀缺，无论是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都是如此。如住房、福利、工资、职位、晋升机会、奖励等等，都是有限的。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满足需要的有限性的矛盾是任何社会和任何组织都无法解决的。这决定了激励机制的有限性。那种认为激励机制可以无限激励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2　公务人员自我激励。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其一生都在以不同的人生目标进行自我激励，公务人员的自我激励是公务人员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重要补充。在经济转轨时期。目前要养成公务人员自我激励和自律意识有一定难度。首先，公务人员自律意识比较淡薄。其次，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与政府节目表呈现出不协调状态。政府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满足所有的公务人员需要的有限性，政府资源不能满足某些公务人员的个体需要。他们便利用手中权力去寻求自我利益。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因此，政府必须强化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公务人员用政府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自我激励。养成严格的自律意识。外在激励必须通过自我激励起作用，政府激励的有限性决定了公务人员的自我激励显得更为重要。而且相比来说自律比他律更有成效。

三、法制规范与激励机制的“合力”共同推动行政伦理建设良性发展

(一)加快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的变化，同时市场经济规则也渗透到政府行政活动中，导致行政伦理出现了危机。旧的行政道德体系消解了。新的行政道德体系尚未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转型期的公务人员的内心信念的确立、自律意识的形成、道德义务的笃行、道德习惯的养成，需要一定的道德强制。因此，当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进行行政伦理立法，而是如何进行立法。为此。要清理、完善现有的法律。对过时的要尽早废止；对有明显缺陷的，要适时修订完善；对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的。需要制定配套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其中，最为关键也重要的是要加快制定《公务员法》实施细则，对有关规定进行细化，以便执行，进而更好的规范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要尽快制定配套法律体系。行政伦理法制化的整体推进，需要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和配套，建议尽快出台《反腐败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法》等相关法律，对党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廉政目标、行为、评价与奖惩做出具体的规定，对违反廉政目标和要求的行为给予应得的惩治。并使其成为与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国家基本法律。

(二)要加强公务人员的自我激励教育。必须强化意识形态，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必须强化。使公务人员必须做到用我党先进的思想理论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不是一句空话套话，而是公务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其目的是强化公务人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且形成其内在的自我激励动力。必须注意激励导向作用和激励强度。必须对符合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公务人员予以较强激励，确立正确的激励导向，而且要对那些严重违反政府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者，予以严肃处理，做到要有铁的纪律、铁的手腕、铁面无私。这是确立正确的激励导向的重要保证。只有这样。公务人员才会自觉地逐步强化自我激励和自律意识。

(三)要强化公共行政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建设。要对行政伦理的失范进行激励性的规制，努力做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可以说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是激励性规制的基础。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在行政管理中不难发现。制度的道德性对个体道德具有客观性的约束力，行政体制以及制度的道德化对于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有着普遍的约束力。不仅如此，公共行政制度和制度的道德化对于有道德觉悟的公务人员还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与体制的道德化就能实现对行政行为的调控，能通过鼓励公务人员的道德自觉性强化道德的他律性。把褒扬和惩治结合起来，使一切行政行为都能够在这一道德化的条件下有规可循。有据可查，有法可依。我们说公共行政的道德化首先是公共行政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是因为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才是深刻的和广泛的，才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所无法达到的。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行政主体产生侵蚀的因素，表面上看来是行政主体的不道德现象。实质上则是制度的不完善。行政体制上的不完善及各种制度的缺乏和疏漏，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环境。可见。在制度安排、体制设置中贯穿道德原则是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基础工程。

(四)要加强对公务人员的法制教育。在中国，许多防范腐败行为的法律、法规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许多公务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务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对行政道德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行政道德意识淡薄。因此，防止行政伦理的失范，公务人员的素质和道德状况又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必须加强公务人员的素质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其内在修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提高公务人员对行政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培养正确的权力意识、忠诚服务意识、奉公守法观念等，使其自觉实现对行政道德规范由认识、情感、意志、信念及行为习惯的转化，并内化为行政行为的内在价值导向。从而培养与提升公务人员的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忠于国家和社会、忠于法律的精神，公共精神，公正精神，责任精神。事实上。有了公务人员道德素质方面的支持及法律规范的保障，就能够弥补制度设计上的不足，最起码可以将制度运行过程中制度安排的弱点和不足反馈到制度的修正与再设计中。使这种不足可能造成的紧张得到缓解。

(五)要加强全社会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在行政活动中，公务人员的行为是一种公共责任行为，其本质是谋取公共利益最大化，维护社会公正，因此建立和健全对行政伦理道德主体的责任监控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突出特点。为此。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社会团体、社会舆论等的干预和监督作用。舆论监督是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官员公务行为的最有效武器之一。社会舆论反映整个社会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监督，具有明显的行为约束优势互补，它能对相关的公务员指明行为准则，引导行为方向，从而直到规范行政行为方式的作用，促进公务员最起码的行政伦理道德秩序。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凡是涉及到政府部门重大事项和公共利益的事项都应定期、及时地向社会公众通报。以便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和行使其监督权。从而客观上规范作为公共行政行为的道德主体——公务人员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个体道德理性约束的有限性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以公权谋私利的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日益突显。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然要通过对行政伦理法制规定，对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双重构建，因此。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二者的“合力”全力推进行政伦理建设的良性发展，从而促进党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文明行政、民主行政。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相应的动力资源与有力保障。

责任编辑　刘凤刚

作者：冯野光　李润红

行政与法律体系论文 篇2：

浅议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

摘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问题主要因行政犯罪行为而产生，行政犯罪行为因同时违反了行政法与刑法的规定而具有双重属性。对达到犯罪标准的行政违法类案件，相关的行政机关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这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的机制仍不够健全，在我国立法及实践层面均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本文拟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概念及价值分析入手，以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现状为基础，从确立对接机制的基本适用原则、健全立法、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及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有益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对接机制

作者简介：李晓丽（1975-），女，浙江缙云人，任职于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一、行政執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概念及制度价值

目前，理论界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定义存在一定争议，并无统一的界定。在笔者看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并非只在程序上解决涉刑案件的移送问题，其还应当在实体上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关制度的和谐统一问题。因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应当被定义为：行政机关将其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可能构成犯罪的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或由司法机关将其办理的尚不构成犯罪但仍需进行行政处罚的案件移送给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监督机构等主体共同参与，以各主体互相配合与监督为基础，以共同打击行政违法犯罪为根本原则的共同协调对接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制度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对于涉刑案件，由于司法机关的介入，因此在对接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之上，可以倒逼行政机关坚持依法行政，形成对行政执法权的制约与平衡，同时还可防止出现纵容犯罪的现象；其次，给予行政机关充分的案件“过滤”职权，可以有效抑制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防止出现对某一行为本应仅认定为行政违法却最终被认定为犯罪的失衡现象；最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完善与有效运行，可以促进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主体互相协调与制衡，充分利用各个主体的职能优势与技术优势，共同提高国家治理效率。

二、目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现状

在总体上，我国立法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构建是比较重视的，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以专门性规范与散在性规范相结合的规范系统，其中包括首次提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问题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国务院颁布的首次正式明确对接机制具体内容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及《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等，此外，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相关的规范还分散地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之中。

然而，虽然我国立法已经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以及在行政与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相关立法以原则性规定为主，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弱。例如，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中，立法者仅列举了诸如“加强配合联系，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确保对涉嫌犯罪案件及时立案侦查”等原则性的规定与要求，再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立法者也仅仅在相关条文中原则性地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现有的相关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目前，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定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作出相对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因其法律位阶太低，对各地的行政机关不能形成有力的约束，进而严重影响这些规定的实施与落地。

（三）相关规范性文件并未明确行政机关移送案件的标准，易造成行政机关处理不当。目前的规范性文件对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涉案金额、违法行为导致的不良影响等各类案件移送标准没有作出细化的规定，致使行政执法机关在实践中难以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断，例如，在食品安全领域，处于执法一线的执法人员对刑法的相关规定不够了解，仅仅依靠执法人员初步的调查结果，难以判断相关行为是否达到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标准。这一问题往往会导致一些应当移送而未移送或者不应当移送却移送的情况发生，最终造成处罚不当。

三、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完善

如前所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在制约行政权、平衡司法权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制度价值，这在目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语境之下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能够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更好地发挥其制度价值，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者、行政及司法实践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一）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接基本适用原则的确立及具体适用情形分析

刑事违法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然而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内部联系。从本质上看，行政犯罪是行政违法向刑事违法的转化，同时具有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属性。因此，我们需要妥善处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适用问题，而要处理这一适用问题，首先需要确立基本的适用原则，进而讨论具体的适用情形。

1.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接的基本适用原则

笔者认为，针对行政犯罪行为，较为合理的处罚适用原则应当是“相对的刑事优先原则”与“罚当其责原则”。

“刑事优先原则”指的是当某一行为同时违反了刑法和行政法的规定时，一般应先进行刑事处罚，然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进行行政处罚。“刑事优先原则”的合理性主要体现于：第一，行政处罚并非刑事处罚的前提，且刑事证据因具有更严格的采集程序与认定标准故而对行政机关有当然的适用效力，反之，行政证据则不对司法机关有当然的适用效力；第二，刑事犯罪较行政违法而言具有更重的社会危害性，优先进行刑事审查有利于保护相关合法权益；第三，刑事责任比行政责任更有威慑力，更有利于惩治与预防犯罪。而之所以要对“刑事优先原则”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其之前加上“相对”二字，是因为“刑事优先原则”的适用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某些紧急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及时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并先行对违法行为人采取资格罚可以更高效地终止违法行为不良影响的不断扩散，因此，最为合理的模式應当是“相对的刑事优先原则”。例如，针对某环境污染行为，最合理的处置顺序应当是先由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在第一时间对涉案企业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措施，以防止相关企业继续对环境进行污染，然后再由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进行案件移送。

“罚当其责原则”指的是违法者所接受的处罚应当与其行为的违法性相匹配。换言之，就是处罚力度不应过轻或过重，既不能对一个犯罪行为只处以行政处罚，也不能将一个普通的行政违法行为作为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责。例如，笔者曾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办理过一起刑事案件，在该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仅为普通的行政违法行为，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完全可以实现对该被告人的应有追责，但行政机关在未做审慎论证的情况下就草草将案件直接移送司法机关，最终该被告人不得不面临“罚过其责”的刑事处罚。虽然笔者作为其辩护人为该被告人最大化地减少了损失，但其仍然因漫长的刑事诉讼程序与高额的罚金而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所经营的企业乃至当地整个相关产业市场均受到了重大影响。这是“罚”与“责”严重失衡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其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司法领域，更深刻地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因此，我们的行政与司法实践者应当坚持“罚当其责原则”，以保障社会平稳发展。

2.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接的具体适用情形分析

在实践过程中，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对接时具体的适用情形包括并科适用与折抵适用。

在本文语境下，并科适用是指对一个违法行为同时采取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之上，包括同一违法行为人、同一违法行为、不同种类的处罚。虽然行政处罚的严厉性不如刑事处罚，但行政处罚所能达成的某些社会治理效果是刑事处罚所不能的，因此行政处罚可以作为刑事处罚的补充，有效地加强最终的处罚效果，更好地消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及不良影响。例如，针对环境污染企业，如果仅在刑法层面对相关企业处以罚金，实际并不能阻断其继续违法的路径。而如果此时在刑事处罚的基础上再处以停产停业乃至注销登记的行政处罚，相关企业继续进行环境污染的能力就会被消除，最终达到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行为的继续发生。

目前，折抵适用的情形主要是两类：第一，拘留可折抵相应刑期，这在本质上属于自由罚（行政拘留）与自由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折抵，这一折抵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有明确规定；第二，罚款可折抵罚金，这一折抵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均有明确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两类折抵方式只适用于对同一行政犯罪行为先进行行政处罚后进行刑事处罚的情况。

总而言之，无论是并科适用还是折抵适用，虽然其关注与追求的方向有所区别，但它们在本质上均属于上述“罚当其责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提高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位阶，细化规范内容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相关立法以原则性规定为主，且法律位阶较低，大大影响了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的有效运行，因此，我国立法者应当注重提升相关规范性文件的位阶，将其纳入我国法律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如可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法律，并明确对接机制的详细内容，进而再由国务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相关的细则，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在实施操作层面进一步细化，最终增强对接机制的效力与可操作性。

四、结语

在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对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目前我国尚不完善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机制，我们的立法者、行政与司法实践者应当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仅从上述几个方面对如何完善对接机制提出一些粗浅的观点，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为更多的法律人提供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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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J].中国法学，1992（4）：25.

[4]刘艳红，周佑勇.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2.

作者：李晓丽

行政与法律体系论文 篇3：

完善监督机制，杜绝“任性”的行政执法

【摘要】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是我国法治工作的几个关键构成环节，而依法行政与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下，通过明确监督事项、强化检察监督约束行政执法行为，确保行政执法始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升行政执法的实效，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关键词】司法体制改革 行政执法 检察监督

行政执法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最为直观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法治工作之中与广大公民联系最为密切的环节之一。正因如此，对于执法权的行使，更加需要予以重视，其不仅仅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也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尤其是公信力等问题。而近年来，我国频发暴力执法、非法拆迁等问题，暴露出行政执法中的薄弱环节，这成为了依法治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行政执法存在的突出问题

诚然，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以及政府执政理念的逐渐转变，我国的行政执法规范性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目前依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地方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典型表现。上述行为如果达到了一定危害程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实践之中，因为滥用职权以及玩忽职守被追究刑责的只是一小部分，很多问题都是等到媒体报道，舆论发酵之后才开始被追责。

第二，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从当前来看，我国的行政立法还并不是非常的完善，由于立法技术以及各方利益博弈的原因，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的约束并不强，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非常容易造成同一事件，不同的执法人员的处罚结果完全不同的结局。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之中，如果存在上述问题，就必然导致实质上的不公以及公民对行政执法行为的不服。

第三，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健全。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行政机关也非常重视内部监督机制的建构问题。但是，内部监督机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内部的检察机关的工作重心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管，缺乏对单一事件的监管。同时，“裁判员”与“运动员”一体的格局，本身也就决定了内部监管不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监管力量存在，这种先天的不足，导致了内部监管的作用发挥始终受限。而从外部来看，虽然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可以在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时候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行政诉讼的胜诉率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诉讼成本过高，耗时过长，经常存在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权益所需要付出的维权成本远远大于其维权收益的状况。同时，当前我国的普通行政诉讼的时效规定也较为苛刻，普通的行政诉讼时效仅有六个月，如果当事人逾期未提起诉讼，则当事人就丧失了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权利。另外，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以及社会监督等方式。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重大决策以及立法活动来监督，而难以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同时也缺乏明确的监督程序与监督方式。至于政协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由于缺乏相应的强制力，无法保证应有的监督效果。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的必要性

司法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的国家司法机关，在宪法规定的司法体制范畴之内，不断的自我创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的过程。司法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要解决司法体制内部的事情，还需要为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支撑。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相关决定，检察机关不仅仅需要履行其传统的检察监督权，还需要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予以督促或者纠正。检察机关强化在行政执法中的检察监督是有其立法依据的，根据我国的《宪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换而言之，对任何涉及到法律的活动，人民检察院都有权进行检察监督，从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到行政法律活动，都离不开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监督不仅仅有法律的依据，具有监督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人民检察院自身的特性又使得其监督行政执法具备一定的优势，具体体现在：

第一，人民检察院作为司法监督机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其作为行政执法的外部监督主体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当前来看，检察院在查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贪腐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相比较显然更有成效。也正是如此，检察机关作为外部的监督机构能够更容易被行政相对人所接受，同时行政相对人如果有线索也更乐意去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第二，人民检察院在进行各项法律活动的监督过程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人民检察院一直以来是我国的检察监督机关，其本身对行政机关的工作就有一定的监督，尤其是对一些涉及到刑事处罚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非常显著。在长期的检察监督过程之中，人民检察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具备了非常强大的检查监督能力，能够满足当前我国行政执法的监督要求。

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建构的路径

第一，明确监督事项。人民检察院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属于检查权的一种扩张，从当前来看，这种扩张是有必要的，但任何公权力的扩张都必须要进行适当的限制。首先，需要明确检察监督的具体事项，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前行政执法之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可以考虑人民检察院对如下事项予以检察监督：（1）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的执行状况；（2）行政机关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3）行政执法主体以及行政执法人员主体的合法性审查；（4）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监督；（5）涉及到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赔偿事项的监督；（6）关于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以及行政执法投诉相关事项的监督；（7）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8）其他根据《宪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应该予以监督的情形。

第二，明确监督的具体流程与机制。在行政执法行为的检查监督流程与具体的机制建构方面，可以参考借鉴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以及行政诉讼案件的检察监督方式：其一是可以依职权启动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的工作之中发现存在行政执法违法行为的，应该要主动启动监督程序；其二，根据行政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启动监督程序。

第三，持续完善人民检察院的行政执法检查监督方式。当前的要务就是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应的调整，虽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行政执法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但相关的法律修改与调整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仅仅是《宪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相关的规定就能够全部解决的，还需要对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及各部委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统一的调整。如果法律体系内部不统一，则检察监督的推行势必会遇到诸多挫折。

第四，持续改进检查建议。我国当前的检察监督结果一般是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呈现，但是检察建议对行政机关不具有任何的强制力。如果检察建议的督促作用不够，则检察监督也势必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检查建议的回复期限、逾期不回复的后果等进行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起有效的追责机制，除了对已经达到刑事处罚标准的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之外，对于达不到刑事处罚标准的责任人，还应该赋予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免职、降职以及其他行政处分的权力。

（作者为浙江警察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王春业、杨开江：《行政检察监督视角下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

②高杭：《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模式、问题与推进路径——基于当前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3期。

责编/王坤娜 孙垚（见习）

美编/杨玲玲

作者：蔡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