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通用6篇）

篇1：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频频爆出，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不断遭受质疑。刑事错案不但让真正的罪犯逃离法律的制裁，也给蒙冤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重则人头落地，轻则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处处受限。一系列冤案昭雪反映了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但刑事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司法公信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体制

一、错案发生存在制度性根源

概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错案发生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因素。

一是“命案必破”的理念根深蒂固。“命案必破”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表明的是对待命案的态度和侦破命案的决心。当破案率与警方的工作成绩考核严密挂钩时，“命案必破”这一指挥棒就很可能扭曲成片面追求破案率的功利目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证据的灭失，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有的案件永远都可能是“悬案”，“命案必破”是超出实践范畴的。

二是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安机关先获得一些线索，迅速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根据线索推定其有罪，在有罪推定下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在移送起诉和判决时没有合理排除非法证据，最终造成刑事错案。在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指导下，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仅采信有利于定罪的证据、孤证定案、排查范围过窄等就完全可以理解。

三是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强调和要求“命案必破”，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侦查人员基于办案压力，此时若在“口供至上”思维的指引下，则会导致一些侦查人员违反司法规律，甚至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从而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二、错案发现具有偶然性、被动性

纵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的发现过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现的过程具有偶然性。错案的发现，许多情况是因为杀人案件中的亡者归来，表明案件的证据链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或是杀人真凶出现，如聂树斌案、杜培武案、张氏叔侄案。二是发现的过程具有被动性。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近年来曝光的刑事错案的纠正未能发挥预期的功能，错案是在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后才被动发现，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重审而予以纠正的；在上诉和以往的再审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核实都未能排除疑点，阻止冤案的发生。

三、错案最终都表现为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刑事错案证据排除所存在的两种缺陷：一是应当予以排除却未能排除。二是应当予以采纳却轻易加以排除。

在中国刑事错案的证据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重口供，轻物证。我国的诉讼证明方式大多数还是以口供为中心，侦查讯问过程中，长期深受重口供轻物证、重打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以及有罪推定等传统思想影响，先入为主，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整个诉讼证明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来进行的，以供促证。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却未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分析，获取尽可能充分和精确的案件信息。一些办案人员却往往凭借主观推测，根据有罪推定，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则不太重视。

二是现场辨认频频出错。在刑事错案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辨认不规范问题，如同时辨认、辨认物数目不符合规定、用指认取代辨认等等。一是辨认物品存在瑕疵，特别是尸源的辨认。尸源的确认往往是侦查的第一步，在著名的滕兴善、佘祥林、赵作海案中，在尸源辨认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三宗案件中发现的死者均是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特别是赵作海案发现的还是一具无头尸体。二是对人的辨认存在瑕疵。辨认程序存在侦查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隐患。如将犯罪嫌疑人单独提供给辨认人辨认，违反混杂辨认规则，具有较大的暗示性。如云南王树红强奸案、黑龙江赵宝宏强奸案都属于此种情况。如违反单独辨认规则，让多个辨认人同时辨认同一被辨认对象。如湖北张海生强奸案中，警察让四个小学生同时辨认张海生，严重违反了单独辨认规则。三是现场辨认存在瑕疵。在刑事错案中，通过以供促证的模式，办案人员找到严密的“证据链”，在指认现场前，办案人员已引诱、暗示甚至直接告知犯罪嫌疑人现场的基本情况和细节。到了现场，犯罪嫌疑人只不过依样画葫芦，如佘祥林在指认现场前已经在办案人员的讲解下仿画了“行走路线图”；王树红在指认现场时按照侦查人员的事先交代供述了“作案细节”。这使得案件中的有罪证据看似能够相互印证，实则降低了检察院和法院办案人员发现证据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从而为产生错案埋下了祸根。

三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马廷新、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中，每个冤假错案里面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杜培武遭受了长达31个昼夜的刑讯逼供，最终扛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人。佘祥林遭受了长达10天11夜的刑讯逼供，结果违心承认杀人。王树红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实践中还出现了利用狱侦线人刑讯逼供。如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张辉的狱友犯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曾向他详述了强奸的作案经过，但实际情况是袁连芳多次逼供诱供，张氏叔侄是按照他的指示抄写了杀人过程。刑讯逼供常常伴随着暴力取证，如赵作海案中有2名证人证实被暴力取证，这2名证人证言最终被采信。刑讯逼供严重践踏诉讼参与人的人权，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

四、合理运用证据避免刑事错案

一是严格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上不打折扣，不降要求，守住证据底线，切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材料有瑕疵的，及时提出补查要求；如果案件主要事实存疑的“问题案

件”绝不姑息迁就。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一切以刑讯逼供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被迫作出虚假陈述，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正确对待口供，重视实物证据。办案人员轻信口供、依赖口供，尤其如果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链不完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避免口供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一方面取得口供要合法，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要坚决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根据。另一方面对口供的审查要加强。不仅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而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编造谎言，还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在处理“命案”时，要重视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要通过鉴定才能发挥证明作用，鉴定就混杂了鉴定人的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切实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

三是提高各类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的能力。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出现差错，人为因素原因不可忽视，提高各类办案人员的整体素质就势在必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一是转变传统的司法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恪守疑罪从无原则，发扬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树立科学的证据意识。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办案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容易倾向于：重口供、轻物证；通过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各种手段取得非法证据；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这就为刑事错案的发生埋下伏笔。二是要提高办案人员证据运用能力。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尤其是发现和提取物证等间接证据的能力；提高司法人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尤其是分析评断各种证据的证明价值的能力。三是强化证据收集、运用等专业项目的培训，借助岗位练兵、专业技能培训等平台，深化办案人员对于不同证据的收集时间、收集方式、收集后的保全和调取、收集时的人员要求、配套技术手段和设备的使用方法等专业培训。

篇2：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篇3：关于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探究

关键词：刑事错案；证据；实证研究；经济分析

一、错案发生存在制度性根源

1.“命案必破”的理念根深蒂固

“命案必破”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表明的是对待命案的态度和侦破命案的决心。当破案率与警方的工作成绩考核严密挂钩时，“命案必破”这一指挥棒就很可能扭曲成片面追求破案率的功利目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证据的灭失，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有的案件永远都可能是“悬案”，“命案必破”是超出实践范畴的。

2.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

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安机关先获得一些线索，迅速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根据线索推定其有罪，在有罪推定下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在移送起诉和判决时没有合理排除非法证据，最终造成刑事错案。在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指导下，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仅采信有利于定罪的证据、孤证定案、排查范围过窄等就完全可以理解。

3.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

强调和要求“命案必破”，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侦查人员基于办案压力，此时若在“口供至上”思维的指引下，则会导致一些侦查人员违反司法规律，甚至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从而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二、错案最终都表现为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刑事错案的证据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重口供，轻物证

我国的诉讼证明方式大多数还是以口供为中心，侦查讯问过程中，长期深受重口供轻物证、重打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以及有罪推定等传统思想影响，先入为主，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整个诉讼证明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来进行的，以供促证。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却未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分析，获取尽可能充分和精确的案件信息。一些办案人员却往往凭借主观推测，根据有罪推定，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则不太重视。

2.现场辨认频频出错

在刑事错案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辨认不规范问题，如同时辨认、辨认物数目不符合规定、用指认取代辨认等等。一是辨认物品存在瑕疵，特别是尸源的辨认。尸源的确认往往是侦查的第一步，在著名的滕兴善、佘祥林、赵作海案中，在尸源辨认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三宗案件中发现的死者均是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特别是赵作海案发现的还是一具无头尸体。二是对人的辨认存在瑕疵。辨认程序存在侦查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隐患。如将犯罪嫌疑人单独提供给辨认人辨认，违反混杂辨认规则，具有较大的暗示性。

三、合理运用证据避免刑事错案

1.严格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

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上不打折扣，不降要求，守住证据底线，切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材料有瑕疵的，及时提出补查要求；如果案件主要事实存疑的“问题案件”绝不姑息迁就。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一切以刑讯逼供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被迫作出虚假陈述，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2.正确对待口供，重视实物证据

办案人员轻信口供、依赖口供，尤其如果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链不完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避免口供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一方面取得口供要合法，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要坚决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根据。另一方面对口供的审查要加强。不仅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而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编造谎言，还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在处理“命案”时，要重视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要通过鉴定才能发挥证明作用，鉴定就混杂了鉴定人的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切实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

3.提高各类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的能力

篇4：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关键词]刑事错案；口供中心主义；证据裁判

随着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权保障观念的不断增强，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依照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和办案技术水平，仍然不能完全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在刑事错案的发现与排除方面，我国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启动，通常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告终，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刑事错案一旦出现，势必限制无辜者的人身自由甚至剥夺其生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后果十分严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司法审判活动的疏忽就可能造成错判、错杀。错案不仅对被冤枉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使人民群众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失去信心，导致司法不公，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证据是认定案件的关键因素和直接依据。每一个案件的认定都是由司法机关收集到的一系列的证据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来重现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如果证据不完整、不一致或存在瑕疵，案件的最终认定就有可能偏离案件的真实情况，错案的发生就很难避免。

本文主要从证据学角度来分析刑事错案的发生原因，进而完善刑事错案的纠错制度。

一、“口供中心主义”之问题理念

口供在案件侦破以及证据链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和侦查手段获取可靠真实的口供是司法工作人员侦查工作的重心。司法实践中，出现通过刑讯方式获取的口供，这就导致了口供的虚假、不真实、不可靠，从而影响了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了整个证据链的构建，使司法工作人员在整个案件的认定上出现了偏差，偏离了真实的案件情况，使案件陷入僵局，最终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

基于口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侦查人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过于重视证据的作用，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会由于急于破案，突击连续询问，甚至使用不正规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就可能导致走向极端，过分强调和夸大了口供在整个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和角，形成所谓的“口供中心主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错误观念。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置法律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不顾，急功近利、不择手段，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以期快速定案。刑讯逼取的口供往往并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证据的相互印证、证据链的构建上都有可能使司法人员陷入认识误区。

真實可靠的有罪供述往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最好的证据，但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那么将对案件的侦破，犯罪嫌疑人的认定以及整个诉讼过程的裁判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在侦查讯问阶段获取口供的过程中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杜绝任何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及律师在场的权利。

二、证人证言不真实和辨认错误

随着社会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权保障要求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这样一种特殊的证据，在侦破案件以及证据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而证人、被害人等目击证人所提供的目击证言以及辨认结论逐渐成为证据体系构建中不容忽视的证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程序对案件的侦破和最终的定案所起的证明作用尤为重要。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证人证言的作用和过度依赖证人证言，对证人证言缺乏合理怀疑、理性鉴别的态度，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可靠和辨认错误导致刑事错案的情况就在所难免。

我们看到，在侦破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有目击证人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成功破案的几率会更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目击证人对被告的控诉和指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证据。但目击证人的证词和辨认结果往往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失真的可能性很大，导致错案的几率也非常高。因此，如果不对证人证言和目击辨认仔细审查和判断，不规范询问和辨认过程中的方式、方法，目击证人证言失实和目击证人的辨认错误依然会成为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原因。

三、现场勘验勘查之问题

现场勘验勘查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对与犯罪有关的现场、物进行的现场勘验检查和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进行现场调查的侦查措施。

现场勘验勘查是侦破案件的第一步，为案件定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等提供了大量的书证、物证等证据，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其他涉案证据相互印证，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场勘验勘查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的侦破与否。此外，现场勘验勘查后获取的大量书证、物证又往往成为证据体系构建和证据链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材料，为法院的最后裁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是现场勘验勘查的工作量之大、现场情况之复杂，再加上勘验勘查操作规范要求之严格，如果侦查人员在勘验勘查工作过程中存在疏漏和疏忽，轻则会使案件的某些书证、物证被毁损或灭失，无法被及时提取，案件侦破进程受到阻碍；重则将导致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更严重的就是侦查方向被误导，导致证据体系构建出现偏差，为错案的形成埋下隐患。

实践中导致现场勘查失误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勘验人员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勘查操作规范上的失误。

四、科学技术之侦查手段的不成熟、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一些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以及心理的各种新技术都被应用在了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一些前所未闻的新学科涉入到侦查工作中来，如血液学、指纹学等。这些高科技技术与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技术相结合，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契机。但是，科技总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刑事错案纠错制度追求精确一直是侦查工作孜孜以求的不变目标。在侦查破案的过程中，伴随着科技自身的缺陷与误差以及科技自身的不成熟将会带来所获取证据的一系列错误和偏差，当这些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相结合的时候，错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

避免或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既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也是一国人权保障水平最重要的风向标。证据对错案的发生起最关键的作用。虚假的证据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陷入错误认识的境地，真实的证据如果出现错误的解读也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产生认识错误。因此，只有在侦查阶段的取证上下足功夫才能在最终的结果上作到不枉不纵，避免错案的发生。但是，人权是否得到保障不应仅仅停留在反映案件结果对错的终局效应上，而应当渗透到侦查取证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去。

证据裁判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也是降低刑事错案发生率的基礎。实践证明，试图通过行政化途径来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可能会酿成更多的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就是一个例子，对该案的深刻反思告诉我们，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干涉，如果法院的将自身的审判工作混同于行政机关，只遵从上级的命令，而无视刑事证据裁判原则，不受证据规则的约束，那么错误的审判活动必然会发生，导致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受损。

法官作为证据裁判的主体，其司法权的运用主要是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中有权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根据这个特点，加强法官廉政建设，仅靠行政禁令和纪律检查系统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完善的证据制度，用精致的证据规则对事实认定各个环节和法官的司法行为加以规范。法官在采纳或排除证据方面滥用自由裁量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内在原因。因此，只有把证据制度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司法公的目标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王倩（1989-），山东商河人，硕士学历，黑龙江大学学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基金项目

篇5：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关键词：刑事错案；预防机制；证据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77-02

一、分析刑事错案中涉及的证据因素

（一）刑讯逼供、诱供现象普遍存在。

在人类司法证明的历史中，口供曾经被人们视为最有证明价值的证据，成为当之无愧的“证据之王”。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采取刑讯逼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也应当予以排除，但是中国传统的“口供主义”、“口供情节”观念依然广泛的存在于侦查人员的意识中，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不择手段，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样就为刑讯逼供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在证据的审查上，办案人员也习惯于以口供为中心组织证据，即所谓的“口供印证主义”。这种证明模式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已获取有罪供述的情况下，忽视对其他证据特别是无罪证据的查证。

（二）诱导获取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证据，它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正确进行裁量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但是证人出庭难的问题依然是一个难题。由此形成了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第一，证人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向法庭作证；第二，证人不出庭，书面证言在庭审中通行无阻；第三，警察不作证。 证人不出庭，法庭审判的质证环节就不能有效的进行，法官很难对证人证言进行准确的判断，被告人的辩护人也无法通过与证人的当面对质进行有效辩护，刑事错案产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

（三）鉴定意见的错误适用。

作为证据种类之中一种独立的证据，鉴定意见在发现案件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鉴定并不是真理本身，鉴定完全有可能存在误差。并且鉴定意见只能是对案件中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而不能对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和普通事实作出判断，甚至有时因为材料不充分或者鉴定条件不能满足等原因，鉴定人只能提出倾向性意见。对于此种情况，侦查人员若过分依靠，迷信鉴定意见就会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

（四）实物证据的审查趋于形式化。

虽然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其真实性会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实物证据的证明具有间接性，有时它并不会主动向我们展示什么，它需要司法人员去认知，分析，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司法工作人员不仅要关注实物证据的真实性，更要注意审查实物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关联性且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才能被采信，否则就会产生错误的引导方向，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刑事错案的出现，如杜培武案和佘祥林案中的 “实物证据”均系伪造。

（五）现场勘验不规范，笔录制作粗疏。

现场勘查中所做的记录出现问题或者存在瑕疵，可能直接影响到证据的效力。“勘查无论怎样周密细致，如果不能将其结果正确表现在笔录上，也没有意义的。笔录的使命就是在日后看到它的第三者，特别是检察官、审判官面前能再现勘查时的情况，像直接见到活生生的现场一样容易被理解、被认识，从而充分发挥其作为证据的价值。”许多刑事错案的发生都与勘验检查笔录有关，办案人员在进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时，由于疏忽和程序违法导致勘查笔录不能如实的反映犯罪现场的状态，导致重要证据被忽略。

二、预防刑事错案的证据规则完善

树立正确的证据观，完善证据规则，规范证据的收集，提供，认定程序，以期发挥证据最大的证明作用，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保证司法权威及公信力。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基本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内容，为律师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辩护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鉴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我国的相关法律理论也深深地受到西方证据理论的影响，但我国的相关刑事司法实践则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率微乎其微，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也存在模糊，不确定的现象，能否解决刑事错案的一再发生，此项规则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本土化。

第一，明确关于“毒树之果”的处理问题。根据我国相关规定可知，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口供是绝对排除，但是根据口供获得的其他证据是否也应一并排除，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我认为程序正义要优先于实体正义，即使“毒树之果”是破案的关键，也应依法排除，因为正是由于“毒树之果”跟被告人的口供能够形成证据链，极大的提高刑事错案的发生率。第二、需要给非法证据排除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规定并不全面规范，还存在许多立法空白，为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程序性保障至关重要。

（二）构建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应当建构的传闻证据规则，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庭审以外的场合所作的供诉和辩解作为传闻证据予以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这也是基于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因为庭外口供不是在法官面前的陈述，不能获取陈述人的态度、表情、姿态等情况以综合性地判断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虚假陈述的可能性较大，

（三）完善补强证据规则。

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重证据调查、不轻信口供，在只有被告人口供的情形下，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并明确了定罪证明标准中的证据要求，即确实充分。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补强证据规则。然而，看似具体明确的制度规定在司法适用上仍存有模糊地带，怎样补强证据成为一个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为了切实完善补强证据规则，我们应当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扩大补强证据规则调整的证据范围。在现有司法解释已经扩展到的有疑点的证人证言、视听资料、书证和物证的基础上，逐渐地将补强证据规则适用的证据类型扩展到整个言词证据及有疑点的实物证据方面。二是，明确补强证明标准，即补强证据在什么程度上有证明力。在我国，补强证据的证明标准没有采用较高的证明标准，即补强证据能够独立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而是采用了低限度标准，只要求补强证据与主证据相互结合，共同证明案件事实的存在，即只要求补强证据证明主证据的真实性。

三、预防刑事错案的证据制度完善

（一）规范司法鉴定制度。

首先，法律应赋予控辩双方平等鉴定启动权。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还体现着明显的职权主义，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还把持着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其次，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应该得到加强。目前鉴定人最终能否出庭作证还取决于法官的决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容易滥用。最后，完善司法鉴定的法律规范，对于司法鉴定的范围及鉴定项目，性质与设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司法鉴定程序规则等做具体，全面和明确的规定。

（二）建立证据庭前审查制度。

我国确立了庭前审查制度，其起着案件过滤的功能，“通过庭前审查程序，法院利用驳回起诉或者其他方式筛选掉不符合开庭审理条件的公诉案件，进而使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及时从被追诉的逆境中解脱出来，保障了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错案的预防方面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并没有起到国外预审程序那样的作用，因此，我认为在庭前审查中要设立专门的证据审查制度，如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等，在证据不足或者存在重大疑问的情况下，案件是不能开启审判程序的。

（三）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给错案的发生提供了温床。因此建设现代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是必由之路。

首先，要降低证人出庭条件，尽可能的实现证人到庭参加质证。其次，明确警察出庭作证条件。我国虽规定了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但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很少，大部分都是以书面形式呈现于法庭。最后，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与补偿。法律应当为证人作证提供尽可能便利的平台，为他们排除不必要的顾虑，从而使证言的提供更加客观真实，激发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龚佳禾：《“刑事错案认定标准”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5期.

[2]于伟：《错案标准的界定》，《法学》1997年第9期.

[3]孙爱东： 《余祥林案急促司法改革》， 《河北法学》2005 年第 2 期，第 23 页.

篇6：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摘 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的不断博弈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产生，这一规则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减少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以及维护司法公正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国外很多法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在我国，这一规则刚刚确立，还有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随着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情况被社会所热议，人们越来越关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人权的保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刑事诉讼法的意义既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现象，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也是为了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鉴于此，各国在各自的刑事司法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这一对矛盾之间的价值取舍。

关键词：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刑讯逼供

一、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概述

一般来说，非法证据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定的来源和形式或者违反诉讼程序而取得的证据”包含以下几种类型：不具备取证资格主体取得的证据，例如，小区保安私设公堂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词；不符合诉讼中法定形式的证据，例如，在没有见证人签字的情况下，执法机关通过现场勘查取得的证据；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例如，办案人员未取得搜查证就进入房间收集的物证或书证；使用法律禁止之手段获得的证据，例如，司法人员通过暴力、欺骗等方式获得的口供或证言。

二、非法证据的危害性

明确了非法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再结合大量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如果允许以非法的方式和渠道来获得证据，就会纵容公务人员親视法律和正义，进而影响司法的公正和惩恶扬善的功能，甚至扰乱社会秩序，阻碍法治社会建设，其危害性显而易见。

1.损害司法公正性和权威性

非法性是非法证据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采信非法证据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据，明显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审判结果也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司法机关将全无权威性和公正性可言。

2.破坏司法人员的敬业精神、正义感和职业操守

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只要是客观起到了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破坏了司法的公正平等和尊严，就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纵容公务人员以不道德的、非法的手段来进行侦办活动，那么就会助长他们的歪风邪气，权力就会被滥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障，公平正义就不能得到维护。

3.导致冤假错案

以非法方法取证，特别是以刑讯逼供和精神折磨所获取的供述、书证等难以辨别真伪，容易形成虚假材料，假如当事人双方因此产生纠纷，对于人证物证的使用问题就会变得很困难，特别是以不正当手段所取得的证据非但对案件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徒增“冤假错案”的几率和风险。

三、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1.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应该完善二审程序对被告人的救济，赋予被告人上诉权，若对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的处理结果不满意，被告人可在上诉阶段及其二审庭审过程中提出。若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院认为一审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认定为非法证据的决定不认可时，同样也可以在提起抗诉或者二审过程中提出。同样二审法院无论对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或者是检察机关的控诉或上诉，均应予以重视并予以审查。通过这种办法使得控辩双方程序上得到同样的救济，使得双方诉权在法律上程序上均有保障。假如出现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不被支持时，被告人完全可以在上诉阶段得到第二次救济，要求二审法院再次对该组证据予以重新的审查。由于我国对庭审程序的安排，上诉法院一般不进行案件事实的审查，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法院可以规定，上诉法院收到案件以后应先审查是不是含有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要求，进而单独的对证据是否排除进行审查。经过审查假如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形，那么就应该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并要求从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案件事实问题。出于节约诉讼资源的考虑，并不是所有的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证据异议均在二审程序中进行审查，这是出于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突袭诉讼考虑。当被告人知道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时，故意不在审前程序和一审审判过程中提出，而在二审中在提出的，此时二审法院可不进行证据的违法性审查。

2.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收据来的证据应达到什么标准才合格，证明责任如何划分才算合理，虽然也有其他的法律条文中也有涉及到上述方面，但这些面对现在的新形式明显不够用。故我国需要结合已有的法律条文，在此基础上制定《证据法》进行进一步的明确，进而是我国刑事领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全面完整的确立。那么对于由谁来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这一证明责任，笔者认为，此项权利应由控方承担，以防止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滥用该权利故意拖延时间，影响司法效率。纵观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体制可以發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还缺乏相应的监督体制对追诉人取证行为进行监控，同时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措施和相对的不完善。也就是讲控方负责证明证据的取得合法有效，而且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才算合格，否则上面所提到的冤案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参考文献：

[1]龙宗智.改造刑事诉讼结构应当慎行.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戴福康.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的探讨.法学研究.1988年第4期

[3]徐益初.对口供的审查与判断.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