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的概念

刑事证据的概念（精选十篇）

刑事证据的概念 篇1

一、关于证据概念的既存之说

21世纪以来, 我国证据法的研究进人了繁荣昌盛时期, 而证据的概念影响到证据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 是整个证据制度建构的基础, 因此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焦点。虽然新刑事诉讼法中采取了“材料说”, 实现了证据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然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证据”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分歧。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证据概念学说主要体现如下:

1. 事实说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都是证据。”, 因此“事实说”主张: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2. 材料说

2012新刑事诉讼法第48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都是证据。”, 因此材料说主张:凡是能够作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 都是证据。

3. 手段说

该学说从证据的作用方面对证据的概念进行分析, 认为证据一方面是当事人向法院展示案件事实的各种方法, 另一方面也是法院借以确定案件真实情况, 获得裁判事实依据的手段, 因此“方法说”主张:证据是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或方法。

4. 根据说

该学说认为证据就是证明的依据, 何家弘教授更是直接将证据表述为: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

5. 信息说

该学说认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信息资料都是证据, 因此“信息说”主张:证据是蕴含证据信息的物质载体。

上述学说各自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据的某种特性, 对人们理解和运用证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这些学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缺陷, 尚不足以解释我国证据运用的司法实践, 比如“事实说”的定义方式无法解释虚假证据和非事实材料证据的问题, “材料说”无法解释品格证据的问题, “手段说”的定义方式容易隐含为求真实不择手段的恶劣导向, 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其原因在于上述学说都把证据的概念局限在一个静态的框架之内或诉讼的某一阶段, 这主要是受我国以庭审为中心的传统证据法学的影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证据的概念与动态的诉讼各阶段以及整个证明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克服上述缺陷, 笔者提议将证据定义为:诉讼各方提供的用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材料。

二、证据的属性问题

证据的属性是证据概念内涵的具体化表述或分解, 也是证据赖以构成的诸要素和判断某物是否为证据的标准。笔者认为, 证据的属性应该是一个事实问题, 是“证据是不是具有某种属性”, 而不是“证据应不应当具有某种属性”, 因而证据的属性与价值选择无关, 是证据本身所固有的。

现行通说认为, 证据的本质属性表现为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 但笔者认为传统的“证据三性”是与被废弃的“事实说”相对应的, 而新刑事诉讼法中采取的是“材料说”,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证据的属性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 笔者认为客观性不属于证据的属性。客观性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是客观的, 即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 都必须以客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能为人们所感知;第二是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客观的, 不能是想象的、虚构的、捏造的。但我们知道, 证据可能被伪造或者篡改, 有真有假, 即使是作为定案的证据也可能是虚假的, 否则就不会有关于证据问题的上诉规定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的再审规定, 因此客观性不应当是证据的属性。

其次, 笔者认为关联性属于证据的属性。通说所谓的关联性是指诉讼中收集的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具备一定的客观联系, 从而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 但笔者所指的关联性则是指证据与诉讼各方事实主张之间的客观联系, 二者性质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虽然证据有真有假, 但无论是真实的证据还是虚假的证据, 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各方的事实主张, 因此证据与事实主张必须有一定的客观联系, 否则其是不具有证明作用的, 因此关联性属于证据的属性。

再次, 笔者认为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属性。合法性包括以下三方面含义:第一是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第二是证据的表现形式必须符合法定证据类型;第三是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 否则会被认为是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由此可见, 合法性是由法律规定所产生的, 是一定社会制度赋予证据的外在属性, 不是证据所固有的属性;另外, 如果合法性是证据的属性的话, 那么所有的非法证据都将因不具有合法性而被排除, 但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看, 并不是所有的非法证据都被绝对地排除的, 因此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属性。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关联性是证据的唯一属性, 而传统的证据“三性”确切地说只是“定案证据”的属性。

三、证据概念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

任何概念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地表述它要描述的对象, 这是由人类语言的有限性与事物的无限性、复杂性之矛盾所决定的, 因而概念只能被视为一个相对确定的分析工具。

为了证据概念使用上的统一和更为精确的表达, 笔者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建议:将笔者的证据定义作为上位概念, 然后将证据分为“形式意义上的证据 (等同于证据材料) ”和“实质意义上的证据 (定案证据) ;然后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 将证据进一步细分为“审前证据”、“庭审证据”和“定案证据”, 这样就可以为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运用提供理论基础, 同时也完成了证据概念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和耦合, 具体如下:

1. 审前证据

刑事诉讼中, 审前证据指追诉方与被追诉方在审前阶段 (包括侦查和起诉阶段) 收集到的用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所有材料;民事诉讼中, 审前证据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审前阶段 (包括起诉前的阶段收集到的用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所有材料。此阶段的证据范围最大, 只要是能够证明事实主张即具有关联性的材料都是审前证据, 这样就可以把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据类型都包含在内, 可以有效避免在以往诉讼过程中各种“证据”类型的性质无法确定的情况。

2. 庭审证据 (诉讼证据)

刑事诉讼中, 庭审证据指控辩双方在法庭上提交的或者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用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材料;民事诉讼中, 庭审证据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交的或者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用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材料。这部分能够进入法庭审判程序的证据, 可以说是经过了证据规则 (如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立案阶段的形式审查) 的初步审查, 在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上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 这个阶段的证据范围相对审前证据要小很多, 这样就排除了不必要的干扰, 节约了司法资源。

3. 定案证据

定案证据指裁判者经过对证据的全面审查, 用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 做出裁决所依据的具有可采性的资料。这部分的证据内涵最小, 没有经双方当事人或者控辩双方依法向法庭提交、质证并且符合法律要求的任何材料都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所以定案证据是最符合“三性”的证据。在此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即定案证据不一定是合法的、真实的证据, 如果把定案证据等同于合法的、真实的证据, 就等于把法律事实等同于客观事实, 很明显这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尽管如此, 我们仍要对定案证据做最严格的要求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这是诉讼程序对客观事实追求的体现, 也是证据的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证据在各个诉讼阶段的属性和形态都是不同的, 因此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要求应当放到最终的定案证据上来, 而不能按照定案证据的标准来要求“审前证据”、“庭审证据”, 以防止对证据不当地适用, 这也正是本文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何家弘.外国证据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略论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 篇2

关键词：刑事言词证据；言词证据提供者；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

一、刑事言词证据概述

（一）刑事言词证据的概念

“犯罪事实一旦发生，犹如信源发出一定的信息，信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才有可能到达信宿。犯罪事实发生后，有关它的信息将依附于两方载体之上：①为人所感知，即案件事实转化为信息依附于人这载体。作为这一载体的人，包括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等，他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过程中或者发生前后感知有关的事实的，这些事实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进入人脑并得到记忆；②在现场和现场外遗留反映案件事实以及与之相关的事实的痕迹、物品、文字材料，即反映案件事实的信息依附于物这一载体。这一载体包括各种痕迹物品、作案工具、书证等。”上述的第一种证据形式是刑事言词证据，第二种证据形式是刑事实物证据，刑事言词证据和刑事实物证据是刑事诉讼中证据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刑事言词证据是以人作为载体的，通过人的陈述形式所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至于刑事言词证据的外延，在我国，其包括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产生的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鉴定意见。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特点

第一，刑事言词证据通常是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由于刑事言词证据往往是由知悉案件事实的人所提供的，他们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了解案件事实（证人），或者直接经历了案件整个过程（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以，由他们提供的刑事言词证据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不仅能够直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而且还可能进一步说明有关案件事实的其他情况，如犯罪动因、目的、主观罪过形态、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等，能够进一步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程度等。

第二，刑事言词证据易失真、易反复，不具有稳定性。由于刑事言词证据的形成过程经过了人的感知、判断、记忆和表述四个阶段，在上述任何一个阶段中，都可能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使最后提供的刑事言词证据失真：在感知阶段，可能由于人对案件事实的感受能力不强，或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对案件事实感知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的感知；在判断阶段，由于人的社会经历、社会经验、专业知识的不同，因而也可能会出现判断上的偏差；在记忆阶段，可能会因为记忆能力的问题，或者时间的推移，而使对案件事实的记忆变得不清楚和模糊；在表述阶段，可能会因为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而使表述出来的内容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出入。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两种审查方式

由于刑事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就需要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与案件无关的证据材料，使刑事言词证据真正起到证实案件事实的作用。笔者认为对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可以分为形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两种方式。

（一）刑事言词证据的形式审查

形式上的审查是指对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审查，包括对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和品格状况的审查。形式上的审查是对刑事言词证据的初步审查，形式审查合格只能代表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适格，并不能代表刑事言词证据无瑕疵。

1.审查判断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

审查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主要是为了确定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有正常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良好的感知能力是提供言词证据的前提；良好的记忆能力是提供言词证据的保障；表达能力也直接影响着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即使言词证据提供者对案件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都正常，但表达能力存在缺陷，同样也会影响言词证据的证明力。

健康状况包括精神是否健康以及身体是否健康两个方面。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因此，在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时，应考察言詞证据提供者在精神、身体上是否有缺陷。若部分言词证据提供者虽然精神、身体上有缺陷，但在某些方面能辨别是非，并能正确表达，仍应肯定其作证资格。对于言词证据提供者作证能力的认定，应当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作证能力对证人智力发育的要求程度，并结合有关证人的生理、心理环境因素，据案情加以审查判断。

2.审查判断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品格状况

首先，通过询问可以发现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诚实。尽管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法，但是也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不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作证时候的表现与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往往会有所不同。其次，在询问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过程中，认真观察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各种非语言反应，也是审查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诚实的重要方法。因为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举止方面往往表现得落落大方，而说谎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则多少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尝试用测谎仪来识别言词证据的真伪。测谎仪主要是运用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电子学等科学成果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仪器。它可以记录并测量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生理指标，从而了解到被测试者的心理活动。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理论界和司法机关对测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通过询问证人来发现伪证的方法，还是我国司法机关用以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实质审查

实质上的审查是指对刑事言词证据本体的审查，实质审查是在对刑事言词证据形式审查基础上进行的审查。笔者认为刑事言词证据的实质审查包括对刑事言词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关联性的审查、客观性的审查三个方面。

1.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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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的来源、形式及收集的程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保证查明案件事实情况，维护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实现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来源必须合法，要求刑事言词证据的出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证人必须是能明辨是非并正确表达意见的人，鉴定人也必须是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其次是形式必须合法，如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必须以笔录、录音的形式予以固定，并有询问人和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如果没有上述人员签名或盖章，这些刑事言词证据形式上就不合乎法律要求，不能被采用。再次是程序必须合法，如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2.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存在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证明作用。刑事言词证据是伴随着刑事案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案件事实发生在前，刑事言词证据产生在后。在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判断时，应审查其与案件事实有无联系以及联系的紧密、强弱程度。在审查判断时，既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牵强附会。否则，会把侦查活动引入歧途，导致对案件的错误处理，产生冤假错案。但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每个作证主体的背景不同、同本案的关系不同，确定所提供证据的关联性，需要经过对比、分析、推理，甚至是实物验证等，才能确定刑事言词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及联系程度。这也是每个侦查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它直接反映着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因此，在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应从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具体联系入手，具体分析其能证明何种事实或情节及其证明力的强弱。

3.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客观性

客观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必须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作为基础。传统证据理论认为，证据是产生于案件事实之中的、与其具有某种联系的客观事实。它或是案件事实发生时对客观外界产生的影响，或是案件事实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留下的影像。刑事言词证据中的证人语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都是在案发之时，案件事实作用于证人、被害人、知情人的感觉器官而留下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在人脑感知、储存、再现过程中不可避免打上了人的烙印，掺杂了主观因素，但这些感知或反映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同样，尽管鉴定结论是在案件发生后由具有特殊技能者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但它也同样是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基础来揭示送检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的。

三、结语

在众多的犯罪证据之中，言词证据因其生動形象、具体、获取效率高、办案成本低等优点，历来深受侦查人员重视和青睐。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与实物证据相比，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言词证据很容易出现虚假或失真等情况，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对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在对言词证据审查判断的过程中，除了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之外，侦查人员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其他一些方法，辨明言词证据的真伪，以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有效惩罚犯罪分子，保证办案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广三，《刑事诉讼刑事刑事言词证据：程序与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3]崔敏，《中国当代刑与法》，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4]卞建林，《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第48页。

作者简介：

刘海洋（1988.6.9～），男，法学硕士，现任职于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

刑事证据的概念 篇3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 篇4

[关键词]刑事错案；口供中心主义；证据裁判

随着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权保障观念的不断增强，以及司法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依照现阶段的法治水平和办案技术水平，仍然不能完全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在刑事错案的发现与排除方面，我国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启动，通常以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告终，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刑事错案一旦出现，势必限制无辜者的人身自由甚至剥夺其生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后果十分严重。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司法审判活动的疏忽就可能造成错判、错杀。错案不仅对被冤枉的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使人民群众对整个国家的法律失去信心，导致司法不公，使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证据是认定案件的关键因素和直接依据。每一个案件的认定都是由司法机关收集到的一系列的证据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完整证据链，来重现整个案件的发生过程、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如果证据不完整、不一致或存在瑕疵，案件的最终认定就有可能偏离案件的真实情况，错案的发生就很难避免。

本文主要从证据学角度来分析刑事错案的发生原因，进而完善刑事错案的纠错制度。

一、“口供中心主义”之问题理念

口供在案件侦破以及证据链的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通过合法的方式和侦查手段获取可靠真实的口供是司法工作人员侦查工作的重心。司法实践中，出现通过刑讯方式获取的口供，这就导致了口供的虚假、不真实、不可靠，从而影响了侦查工作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了整个证据链的构建，使司法工作人员在整个案件的认定上出现了偏差，偏离了真实的案件情况，使案件陷入僵局，最终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

基于口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侦查人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过于重视证据的作用，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会由于急于破案，突击连续询问，甚至使用不正规的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就可能导致走向极端，过分强调和夸大了口供在整个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和角，形成所谓的“口供中心主义”、“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错误观念。导致部分侦查人员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置法律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于不顾，急功近利、不择手段，非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以期快速定案。刑讯逼取的口供往往并非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证据的相互印证、证据链的构建上都有可能使司法人员陷入认识误区。

真實可靠的有罪供述往往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最好的证据，但如果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那么将对案件的侦破，犯罪嫌疑人的认定以及整个诉讼过程的裁判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在侦查讯问阶段获取口供的过程中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杜绝任何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及律师在场的权利。

二、证人证言不真实和辨认错误

随着社会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权保障要求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这样一种特殊的证据，在侦破案件以及证据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渐式微。而证人、被害人等目击证人所提供的目击证言以及辨认结论逐渐成为证据体系构建中不容忽视的证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程序对案件的侦破和最终的定案所起的证明作用尤为重要。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证人证言的作用和过度依赖证人证言，对证人证言缺乏合理怀疑、理性鉴别的态度，证人证言不真实、不可靠和辨认错误导致刑事错案的情况就在所难免。

我们看到，在侦破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有目击证人的证言和对犯罪嫌疑人的辨认，成功破案的几率会更大。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目击证人对被告的控诉和指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证据。但目击证人的证词和辨认结果往往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失真的可能性很大，导致错案的几率也非常高。因此，如果不对证人证言和目击辨认仔细审查和判断，不规范询问和辨认过程中的方式、方法，目击证人证言失实和目击证人的辨认错误依然会成为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原因。

三、现场勘验勘查之问题

现场勘验勘查是指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嫌疑人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对与犯罪有关的现场、物进行的现场勘验检查和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进行现场调查的侦查措施。

现场勘验勘查是侦破案件的第一步，为案件定性、认定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等提供了大量的书证、物证等证据，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目击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其他涉案证据相互印证，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换句话说，现场勘验勘查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的侦破与否。此外，现场勘验勘查后获取的大量书证、物证又往往成为证据体系构建和证据链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材料，为法院的最后裁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是现场勘验勘查的工作量之大、现场情况之复杂，再加上勘验勘查操作规范要求之严格，如果侦查人员在勘验勘查工作过程中存在疏漏和疏忽，轻则会使案件的某些书证、物证被毁损或灭失，无法被及时提取，案件侦破进程受到阻碍；重则将导致案件侦查陷入僵局，使案件无法得到侦破；更严重的就是侦查方向被误导，导致证据体系构建出现偏差，为错案的形成埋下隐患。

实践中导致现场勘查失误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勘验人员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勘查操作规范上的失误。

四、科学技术之侦查手段的不成熟、不完善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一些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以及心理的各种新技术都被应用在了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一些前所未闻的新学科涉入到侦查工作中来，如血液学、指纹学等。这些高科技技术与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技术相结合，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为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了契机。但是，科技总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刑事错案纠错制度追求精确一直是侦查工作孜孜以求的不变目标。在侦查破案的过程中，伴随着科技自身的缺陷与误差以及科技自身的不成熟将会带来所获取证据的一系列错误和偏差，当这些不成熟的科学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相结合的时候，错案就不可避免会发生。

避免或杜绝刑事错案的发生既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也是一国人权保障水平最重要的风向标。证据对错案的发生起最关键的作用。虚假的证据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陷入错误认识的境地，真实的证据如果出现错误的解读也同样会使司法工作人员对案件产生认识错误。因此，只有在侦查阶段的取证上下足功夫才能在最终的结果上作到不枉不纵，避免错案的发生。但是，人权是否得到保障不应仅仅停留在反映案件结果对错的终局效应上，而应当渗透到侦查取证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去。

证据裁判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也是降低刑事错案发生率的基礎。实践证明，试图通过行政化途径来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可能会酿成更多的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就是一个例子，对该案的深刻反思告诉我们，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的干涉，如果法院的将自身的审判工作混同于行政机关，只遵从上级的命令，而无视刑事证据裁判原则，不受证据规则的约束，那么错误的审判活动必然会发生，导致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受损。

法官作为证据裁判的主体，其司法权的运用主要是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中有权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根据这个特点，加强法官廉政建设，仅靠行政禁令和纪律检查系统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完善的证据制度，用精致的证据规则对事实认定各个环节和法官的司法行为加以规范。法官在采纳或排除证据方面滥用自由裁量权，是产生司法腐败的内在原因。因此，只有把证据制度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司法公的目标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王倩（1989-），山东商河人，硕士学历，黑龙江大学学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基金项目

刑事证据的概念 篇5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事证据,电子证据,刑事证据立法

前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 物证、书证; (二) 证人证言; (三) 被害人陈诉; (四)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 鉴定结论; (六) 勘验、检查笔录; (七) 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九讲《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制度》的讲稿中指出:视听资料是利用录音、录像等反映的形象、声音以及电子储存的数据来证明案件及事实的证据, 因此通常可将电子资料归入视听资料, (2) 以作为我国法律认可的证据之一。如果高教授的主张完全正确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论题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96年, 此时我国司法界对网络犯罪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立法机关对网络犯罪以及认定网络犯罪所必需的电子证据还没有充分认识, 由此可推论出在立法原意中视听资料并未包含电子证据。笔者不主张对法律条文做出这种扩张性解释。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及特性

对电子证据的研究, 只有在准确理解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基础上, 才能避免发生认识上的混乱, 才能对电子证据有科学的认识。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 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应当是电子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总和;电子证据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电子证据内涵的客观事物的总和。逻辑学没有必要明确回答电子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 但是电子证据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如果不能掌握电子证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我们就不能正确制定电子证据的规则、原则, 电子证据的可采纳性、证明力、归类及其审查判断等方面的研究也难以做到有的放矢。

关于电子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对象范围的描述仍有认知上的差异, 我们还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首先电子证据的产生、存储和运输离不开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支持;其次, 经过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和信息处理设备的加工, 信息经历了数字化的过程, 转换为二进制的机器语言, 实现了证据电子化。“电磁记录物”、“数码信息”、“计算机存储的材料”、“电子数据”等用语实际上正说明了电子证据的独特存在形式。再次, 电子证据是能够证明一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这是其作为诉讼证据的必要条件, 因此, 不能把保存在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中的数据都看成是电子证据。笔者认为, 由于电子证据的研究在司法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还是一个新课题, 因此对电子证据的概念一时难有定论。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的研究者虽然对电子证据的理解程度和角度有所不同, 但是对电子证据的本质属性却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这就为进一步的合作研究与交流打下了基础。

电子证据的承载介质包括硬盘、磁盘、光盘在内的计算机软、硬件, 毫无疑问它具有一般证据所具有的客观存在性。然而其作为伴随计算机犯罪一同进入理论研究视线的新事物, 必然有着以往各种犯罪证据所不具备的特殊属性。

(一) 高科技性

电子证据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重要产物和先进成果, 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诉讼证据上的体现。其记录的内容如果不以数据形式存在介质中, 而且只能在电脑语言程序中才能解读, 才能为人感受和被识别。

(二) 客观存在性

任何行为的实施过程, 都不可避免地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留下痕迹, 网络虽然是虚拟世界, 但依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如果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进行犯罪活动, 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电子证据不会像一般的刑事物证那样, 容易受到风云雷电等天气或者温度环境变化的影响, 而是一经形成便会真实记录并始终保持最初原始的状态, 而且能够多次使用。

(三) 多样性与复杂性

电子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而且在实际案例中的表现更具有复杂性。网络犯罪的形式多种多样, 电子证据可以是一封电子邮件, 或者是一个带有病毒的数据包, 或者是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诽谤造谣的网络留言。以黑客犯罪为例, 虽然每台计算机的网络地址具有唯一性, 但黑客们可以很轻易地盗用他人网络地址或者使用特殊工具隐藏、改变自己的真实网络地址, 使得网络犯罪并不同于其他犯罪可以从证据上直观地了解案情、确定嫌疑人。

(四) 证明力的欠缺性

电子数据或信息是以“比特”的形式存在的, 是非连续的, 易被篡改、伪造、破坏或毁灭。在刑事诉讼中如果采用电子证据, 只有经过专家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前提下, 以鉴定结论或者“专家证人”的形式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另外, 电子证据还具有直观性强、收集迅速、易于保存、易于消逝、易于操作和反复使用等特性。总之, 电子证据是一种不同于现有七种证据的新式证据。

二、电子证据的独立性

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诉讼证据, 但是这种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无法回避。“实践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实客观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我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结合国际通用的证据规则对此予以应答”。电子证据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高科技、性欠缺性等特性, 决定了它既不属于书证, 也不属于视听资料, 更不是属于七种证据形式的电子化, 而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 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 理由如下:

(一) 电子证据与书证区别

书证是指用文字、图画、特定符号等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书面文件或其他物品。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 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 但诉讼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

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 区别是十分明显的。1.从载体上看, 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 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2.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 现实的物质都可以成其载体, 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 主要是磁性介质与光电介质, 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3.从两者的特性来看, 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 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 被破坏篡改的书证很容易鉴定出来。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 易被删改、易被复制, 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 依现有的技术难以鉴定, 并且难以恢复;4.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 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 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 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易破坏性脆弱性, 证明力相对较弱, 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 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二) 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区别

电子数据记录等不属于视听资料。目前, 各大银行均使用银行卡。使用银行卡在自动柜员机上进行电子资金划拨或者自动取款, 以及使用银行卡在网上银行进行资金划转, 整个过程均只有电子记录, 且只有银行单方面的电子数据记录。这种电子资金划拨的电子数据记录以及其他的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电子签章, 既不属于可视的, 也不属于可听的, 是无法归类进入视听资料的范畴。目前, 涉及电子数据记录的这一类案件常常发生, 如果认定这些电子证据为视听资料, 依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须有其他证据佐证方可认定, 则对银行等相关机构是非常的不利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不现实的。

视听资料也不能包含电子证据。从传播媒体来看, 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 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 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 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 (如照片) , 也有复合媒体形式 (如影视节目) , 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 它既可以是文字的, 也可以是图像的 (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 , 也可以是声音的, 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 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 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 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三、电子证据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的必要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已经悄然进入了网络虚拟时代, 刑事犯罪也突破了以往常规的犯罪形态。比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 国际、国内电子商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伴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电子商务诈骗犯罪案件的屡屡发生, 严重影响到电子交易双方的正当利益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其他利用虚拟电子环境的犯罪现象不时发生。

我们有的学者认为电子证据是“视听资料”这种证据形式的应有内涵, 完全没有必要再在立法中规定电子证据为第八种刑事证据。其理由无非是认为电子证据表现形式 (图像、文字和声音) 与视听资料别无二致, 这是对电子证据的片面认识。相信他们在更多地了解计算机工作原理、对网络加深认识后会改变看法的。

笔者认为将电子证据立法确认为刑事证据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录音、录像为代表形式的“视听资料”更多的是基于电磁技术、模拟信号产生的, 与完全基于电子计算机二进制产生的电子数据在生成原理上截然不同。第二, 电子证据不仅包括声音、图像的形式, 还应包括每台电脑的网络IP地址、网络监控记录、服务器日志等许多不具直观性的形式。第三, 司法机关面对似乎一夜间便出现的网络犯罪颇有无所适从的感觉, 究其原因便是立法在此处的疏漏。电子证据可否作为证据证明犯罪、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都需要立法机关有个明确的“说法”。第四, 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各环节, 我们正在进入电脑网络时代, 将计算机电子证据单列为一种刑事证据形式完全有必要。

另外, 在实际诉讼过程中, 既有相互印证使用的、并存的多种形式的证据, 也可能没有, 或者相关的证据都是电子资料。在这种情况下, 电子证据能否使用及其效力问题将成为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关键, 法官必须做出对电子证据采信与否的裁定, 这种情况下更突显出对电子证据立法确认的必要性。

四、结论:电子证据亟待立法确认为刑事证据

鉴于电子证据以数字信号的方式存在, 它的客观性、可靠性、不可抵赖性受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其所依存的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很大;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间的关联性, 也由于用特定的二进制编码表示, 需要用特定的技术手段来确定。另外, 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如文本、图形、动画、音频及视频等多种媒体信息) , 也使它难以完全归入任何一个传统类型的证据当中。在确立电子证据的具体规则时, 如果考虑到这些重要特点, 我们就会把电子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类型, 进而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原则、收集方式及其运用作出有利于实务操作的规定, 以适应计算机网络与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现实。

刑事证据的概念 篇6

(一) 实体法之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做了细化的规定, 包括程序性的问题, 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引入了瑕疵证据的概念, 并针对法定七类证据分别规定了要直接排除的情况和能够补正的情形。

以上三个法律规范共同确立了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据排除体系, 即以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为基石的证据排除体系, 前两类规则共同针对的是非法证据, 补正规则针对的是瑕疵证据。由此可见, 中国证据排除体系的核心就是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两个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 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所涉及的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概念针对的主要是证据“三性”中的合法性而言的。证据的“三性”, 指的是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据只有具有“三性”, 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 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证据的合法性.是指提供证据的主体、证据的形式和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共同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二) 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将不合法的证据进一步区分为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既兼顾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证人权的观念, 由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法制还不健全, 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不足以支撑瑕疵证据的全面排除。[1]虽然目前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核心理念的保障人权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如果一律排除不合法证据, 将可能导致放纵犯罪的恶果。因此, 允许侦察机关对轻度违法的瑕疵证据进行补正, 而对于严重违法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能够很好的解决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和保证人权两个重要任务之间的矛盾。

此外, 划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能有效杜绝司法实务中滥用补正的情况。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实际已存在大量的瑕疵证据补正情况, 由于缺乏对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明确规定, 导致很多非法证据也被当成瑕疵证据进行补正, 极易引发冤假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法将不合法的证据划分为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明确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界限, 有效避免了瑕疵证据适用的随意性。

二、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定

(一) 非法证据的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非法证据可分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1.非法言词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非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非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在理论上, 对如何界定非法供述以及非法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很大的争议。究其根本, 是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理解的分歧。

第一, 如何理解刑讯逼供综合一些国际条约的界定, 一般包括:1.暴力取证;2.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证;3.用不人道的方法所获取的证据;4.使用药品取证等等。[2]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讯逼供的定义, 但在刑法中规定有刑讯逼供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的逼取口供的行为。笔者认为, 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讯逼供行为并非都构成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法中刑讯逼供的概念范围应大于刑法中的规定。因此刑事诉讼法的刑讯逼供不仅应包括肉刑、变相肉刑, 还应包含采用如服用药物、催眠等精神强制方法。

第二, 如何理解“威胁”从字面含义来看, 威胁不仅包括暴力威胁, 而且包括其他能使他人产生畏惧情绪的手段方式。威胁属于一种精神强制方式, 那么它需要达到什么程度, 与刑讯逼供的精神强制方式有什么区别笔者认为, 威胁的精神强制要求低于刑讯逼供的精神强制。只要一般的人在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会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或者称述, 就可以认定为非法的证人证言或者被害人陈述。

2.非法实物证据的界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需要排除的非法实物证据需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二是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三是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这三个条件形成了非法实物证据的自由裁量的排除规则。通过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 所谓的非法实物证据指的就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 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中的严重怎么判断笔者认为, 只要在裁判者心中形成对于该证据真实性的质疑, 且该证据会影响到案件定罪和量刑就达到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这一程度。

(二) 瑕疵证据的界定

“瑕疵证据”, 即取证程序存在瑕疵的证据, 瑕疵证据属于侦察机关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而仅仅是以轻微违法的方式获得的证据。瑕疵证据, 虽然也存在违法情节, 但因并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 因而只要能够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 该证据仍然具有证据能力, 可作为证据使用。[3]

总体上看, “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 如笔录记录有错误、笔录遗漏重要内容、笔录缺乏相关人员签名等。[4]这些证据在审查者看来, 虽然违法, 但客观上很可能是真实的, 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 因而给予侦察机关以补正的机会, 以节约侦查成本并保证有力打击犯罪。

此外, 根据现有规定, 不同证据的属性对不同证据的要求是不同。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相比, 对前者要求更高。无论是规定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 还是讯问人没有签名和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情形, 侦查人员实际上已按照正确的程序履行职责, 只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记录。相比而言, 询问证人的地点等方面的违法程度明显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瑕疵的违法程度, 如果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违法、讯问人员存在造假可能, 都是属于重大违法情形, 应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三) 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理论区别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既有瑕疵证据的规定, 也有非法证据的规定, 因而为我们分析两者的区别提供了很好的蓝本。

1.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不同

侦查人员采用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获取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非法证据, 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思维具有压制性, 以致于这些诉讼参与人只能按照侦查人员的要求进行叙述, 因而极有可能违背了其真实的想法, 背离案件的真实情况, 造成冤假错案。

而瑕疵证据中, 侦查人员并没有刑诉逼供等可以严重影响犯罪嫌疑人诉讼参与人自由叙述的行为, 只是在程序上有所疏漏, 从外观上看, 这种疏漏不足以影响证据的真实性, 不会妨碍案件事实的查清。

2.违法程度不同

非法证据中, 侦查人员的行为是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严重违法, 甚至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在瑕疵证据的情况下, 侦查人员只是遗忘记录、没有签名、忘记材料等轻度违法行为。

3.侵权程度不同

所谓“非法证据”, 大都是侦查人员通过严重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手段所获取的, 而“瑕疵证据”的形成过程, 虽然通常会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的违规情况, 却没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侵权现象。[5]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为例。《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方法所取得的供述, 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的讯问笔录, 没有提供翻译的盲聋哑、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做的供述, 都是非法证据, 应当排除。同时, 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 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诉讼权利内容的, 这三种情形如果侦查人员补正或者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可以采用。由此可见, 非法证据取得过程中, 侦查人员侵犯的是犯罪嫌疑人等诉讼参与人宪法权利以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权利, 而瑕疵证据的产生仅侵犯了诉讼参与人的一般程序性权利。

(四) 审查起诉中如何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 由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 因此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任何一类瑕疵证据, 我们都可以要求侦查人员补正或做出合理解释, 在补正之前这类证据是效力待定的, 只要补正恰当, 就可以使得这类证据具有完全的证明能力;而对于非法言词证据, 法律直接规定其是无效的。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一旦认定错误, 将直接影响检察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 甚至会打破据以定罪的证据链条。

笔者认为, 在审查起诉实践中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1.发现方式不同

实务中, 一般都是通过认真审查案卷发现瑕疵证据的, 比如记录的文字错误, 缺少签名、盖章, 辨认笔录没有被辨认人的基本情况等等。

相反, 对于非法证据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方式发现。在办案的过程中, 我们会在阅卷时发现某些犯罪嫌疑人供述不稳定,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都会在讯问中特别问到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是否都是如实供述等等。此外, 有些在公安机关处一直供述稳定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中也可能突然翻供, 提到曾经遭受刑讯逼供。因而, 发现非法证据的直接来源一般是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2.通过理论方法综合判断

首先, 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否会影响该证据的真实性。例如, 询问证人的地点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影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但是如果讯问犯罪嫌疑人不在指定的地点, 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就极可能影响证据的真实性了, 因为不在办案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就极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 因此前者属于瑕疵证据, 而后者属于非法证据。

其次, 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侵害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不同, 瑕疵证据情况下, 侦查人员只是侵害了诉讼参与人的一般程序性权利, 而取得非法证据时, 侦查人员的行为往往是侵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宪法性权利或者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权利, 比如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 又如询问聋哑人或者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人员、外国人时, 应当提供翻译而未提供的, 侵犯的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重要权利。

三、结语

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对于证据排除体系的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最重要理念博弈的产物, 在现行法的框架下, 如何正确理解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概念以及如何将二者正确区分, 对于检察实务工作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理论上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对证据真实性的影响、侵权的程度等方面有所差异, 在实践操作中, 我们借助理论的指导, 可通过审阅案卷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能够及时发现并区分这两类证据。

摘要：“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以非法言词证据强制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自由裁量排除规则、瑕疵证据补正规则为基石的证据排除体系。实践中, 要做到恰如其分的运用这些规则, 前提是要正确地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瑕疵证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独特的规定, 它的规定适应了我国当前刑事诉讼的实际需要, 有其规定的合理性。理论上, 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违法程度、侵犯权益、对案件事实的影响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在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实务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案卷材料等方式来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关键词：非法证据,瑕疵证据,区分标准

参考文献

①杨冠宇, 孙军.《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年第4期.

②樊崇义.《“五条八款”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载《检察日报》, 2012年3月.

③万毅.《解读“非法证据”—兼评“两个证据规定”》, 载《清华法学》, 2011年第5期.

④陈瑞华.《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载《法学家》, 2012年第2期.

刑事司法中的电子证据 篇7

1.1电子证据的概念

电子证据即“基于电子技术生成、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 光盘、存储卡、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载体,其内容可与载体分离,并可多次复制到其他载体的文件”,它包括视频音频、图片、电子邮件、 网络聊天记录等。它与传统的纸质证据、证人证言和物证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所以对于它的规范使用还处于探索完善时期。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犯罪出现,而这些事情解决难度更大,因此急需通过对电子证据制度加以规范完善。

1.2电子证据的特征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求“证据确凿”,追求的就是证据的客观实在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电子证据的一大弊端就是受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网络技术复杂,但也有些人能自学成才,这些人才规范引导得当就能为电脑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贡献,但也有些人容易受利益的诱惑,运用高科技犯罪,凭借着计算机技术对一些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避免法律的制裁。这就使得电子证据的客观实在性受到质疑,因此,司法机关对电子证据的鉴别能力要更强。 第二,电子证据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它的表现形式需要相对应的硬件设施,电脑语言需要在电脑程序中才能显示出来,这对数据的保存造成了困难,同时在法庭案件审理中也更加麻烦。

2规范电子证据在刑事司法案件中的应用

2.1建立电子数据鉴定中心,提高执法人员的计算机知识

由于电子证据的客观实在性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因此司法机关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对数据能辨别真假,辨别是否存在刻意的人为因素。而这又需要相当高的计算机知识,并且这样的高科技人才相对缺乏。司法机关应建立较高级别的电子数据鉴定中心,聚集专门人才,对数据库中的大量特定数据进行检验、比对和数据恢复等。另一方面,建立高级的防火墙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唯一性。同时,执法机关要加强对职员的计算机知识培训,掌握较强的计算机技术,加强对网络世界的监控,减少网络犯罪的发生。

2.2程序要合法,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

公安机关在对电子数据取证时要注意程序的合法性,严格按照刑法和其他法律对调查取证的规定执行。只有程序的合法性才能保证证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例如,采用严刑逼供、威胁、诱惑、欺骗等方法和非法搜查、扣押等违背正当程序所收集的实物证据。电子证据同样要按照法律执行。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享有隐私权,而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着众多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计算机的大存储能力和网络云盘的发展使得很多隐私信息都在网络中,执法人员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要遵循当事人意见,不可依仗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

3如何弥补电子证据的缺陷使其在刑事司法中有更好的发展

3.1不断更新计算机设备和提高专业技能知识

电子证据具有高科技的特点,因此司法机关更应站在时代的前沿,不断更新计算机的软件硬件设施,提高鉴别能力,将有效的数据提交法庭。不断更新信息设备不仅能提高鉴别能力,也能减少人力物力的支出,未来的发展必定是电脑机器替代人的劳动来提高效率。另外,它还能加强对网络世界的监控,很多人自认为网络虚无缥缈,即使做了违法犯做的事也找不到源头,但随着设备和软件的不断更新,一定能追本溯源。同时侦察技术人员也应及时掌握国内外最新的电子取证应用设备与软件的使用能力,司法机关人员对于计算机技术涉及不深,即使有好的设备也难以发挥最大用处。国家司法机关需要加强对职员加强培训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

3.2完善电子证据的法律规范,建立符合实际的证据搜集准则

电子证据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我国的法律体系对此还没有很明确规范和界定,使得其合法性不明确。电子证据对于刑事司法案件中作用会越来越大,因此急需建立规范的系统的法律制度,建立切合实际的搜集刑事电子证据的准则。有关部门应针对电子证据方面制定合法的规则,让执法机关和检查机关有法可依。法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要给予控辩双方充分的对质机会,同时允许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辅导。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作证力度不强的法庭应不予采纳。因此我们需要制定详细系统的准则方便公检法机关执行。

3.3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公检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应时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搜集证据过程中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对公民进行监控时对于涉及隐私的如电子邮箱、电子跟踪、通话记录、聊天记录等,都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遵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严格程序, 既保证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又保障公民的权利。我国现在的计算机技术水平还不够发达,对于一些涉及个人的数据和隐私不能很好地保护,导致一些个人信息被不良分子窃取,这也给电子证据的保存和人们对于电子数据的信任造成了很大问题。只有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电子证据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才能被更好地应用。

4结语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有关部门应针对电子证据出台详细的系统的法律法规,让电子证据在刑事司法案件的审查中充分发挥作用。做好电子证据的收集、审查和应用对于公检法机关查明事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提高定罪量刑的准确性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电子信息技术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正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司法刑事案件中应越来越重视电子证据的应用,紧跟时代步伐。但电子证据存在着众多缺陷,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本文将首先对电子证据进行解析,再结合司法实践对电子证据的采集和运用进行探讨和提出一些完善措施,让电子证据在刑事司法案件中应用更加规范,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篇8

1994年4月11日, 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堰塘发现一具尸身高度腐烂的无名女尸, 当天下午京山县公安局法医出具法医鉴定书确认该无名女尸为张在玉。县公安局认为张在玉丈夫佘祥林具有杀人嫌疑。4月22日, 佘祥林被刑事拘留, 4月28日被正式逮捕。同年10月, 佘祥林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佘祥林不服, 提起上诉, 经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 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 2005年3月28日, 十一年前“被杀”的张在玉突然返回家乡, 佘祥林“杀妻”冤案终于天下大白。

1998年2月, 河南商丘村民赵振晌被其侄子报案称失踪。一年后, 当地发现无名尸, 公安机关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刑拘。2002年12月, 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后经复核, 该死缓判决被核准。2010年4月, “死人”赵振晌回到赵楼村, 赵作海案得以逆转。5月9日, 赵作海被无罪释放。

另据2010年6月2日的报道, 河南商丘市公安局宣布, 导致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冤狱10多年的无头碎尸案已成功告破, 3名犯罪嫌疑人及涉嫌包庇人员全部到案。过去10多年的无头碎尸案, 河南警方只用1个月时间就破案了!这说明破案原本不难, 10多年的陈案警方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给破了, 这不能不让人再次发问?

赵作海案和佘祥林案的相同之处很多:都是张冠李戴、都是被错认定杀人而遭逮捕、、都因所“犯”案件中的被“杀”者重现于世才有了昭雪的机会、都有遭遇严重刑讯逼供的情节。人们不禁要问, 对于刑讯逼供, 我国《刑事诉讼法》早有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人民警察法》也有规定:人民警察不得“刑讯逼供”, 为什么还屡屡发生类似冤案?对此, 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 对最新出台的两个《规定》中强调的刑讯逼供及证据问题作出了精辟的解读:新规定重点它是两个规则, 一个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主要是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死刑案件的证据规则主要是解决死刑案件的质量问题, 也就是说严禁刑讯逼供, 虽然这么规定了, 但它不落地, 不落实, 为什么不落实呢?我真正刑讯逼供了, 你怎么办呢?用我们诉讼法学的话来说, 就是缺乏一种制度, 一种程序的制裁措施。现在你再搞刑讯逼供, 你拿出的口供, 拿出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规定, 也就没有指望了, 这就一下把它落实了。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篇9

[关键词]刑诉;证据;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的过程。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既是以法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又是裁判者为确定裁判所依赖的手段;既是证据形式与证明内容的统一,又是实体要求与程序要求的统一。从证据的本质特征出发,可将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概括为:以法定形式表现、符合法定程序规定的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作为定案依据的客观事实和材料。刑事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相关性这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指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以司法人员的意志为转移,相关性指作为证据的事实必须与已经发生并且待证的刑事案件有关联,对证明案件事实有实际意义,合法性指证据的收集主体、对象、方法和程序以及证据的形式和采信程序必须是合法的。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于非法证据的内涵,我国诉讼理论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认识。广义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材料。狭义说如“非法证据是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其他不正当方法获得的证据”。对非法证据持否定态度最坚决的莫过于美国,早在1967年就出现了“毒树结毒果理论一凡经由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树",由其中获取资料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我国刑诉制度对于搜查扣押程序的要求不够严格,侦查机关拥有很大的自由处理权,是否违法很难具体规定。实践中司法人员普通存在的争胜心理使刑事案件频频发生,而这些是与我国依法治国和诉讼民主潮流截然相反的。因此应当加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仅有刑诉法第43条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二、自白任意性规则

即反对强迫性自我规则,反对不适当的方式取得陈述人自白。有疑问的任意性自白也应排除。出于这一理念,西方国家创设了“沉默权”制度。这与我国标语式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应当建立沉默权制度,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这一基本权利,同时完善和鼓励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主动认罪的措施,加大对如实全面供述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最后定案时的从宽力度,让同侦查起诉机关合作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得到相应的实惠。

三、反对诱导性询问规则

诱导性询问是指询问暗示证人按提问者的意思作答。如“你确实没有见过被告人,这是不是事实”,这一规则主要用于庭审中。在法庭上,证据调查中可能使用的主要的不合法、不适当的调查方法是明确表明询问人意向,并可能诱导性询问方法。这类问题不仅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而且可能损害证据调在的客观性,但我国诉讼结构是三个裁判主体各自为证,且相互牵制,是“阶段作业式”的构造。这就使得诱导性询问现象不仅可能出现在庭审阶段,还有更大的可能出现在侦查阶段。如公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会习惯性地问“某某是不是你杀害的”之类带有强烈诱导性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规则明确禁止。不仅在庭审阶段,而且还应扩大到诉讼的各个阶段,通常情况下只能在质询过程中,针对证人或被告人与过去陈述不一致的陈述而用过去的陈述来对其进行质询。

四、传闻证据限制规则

所谓传闻证据是指两种证据资料,一是证明人在审判期日以外对直接感知的案件事实亲笔所写陈述书及他人制作并经本人认可的陈述笔录;二是证明人在审判期日以他人所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证人原则上应出庭接受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询问,我国刑诉中并没有规定传闻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无论是立论还是司法都没有传闻证据这一词汇。刑诉法第47条的规定似乎可以理解为反对部分传闻证据,但第157条规定可以在法庭上宣读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这被美国法学家霍曼称为是“查明事实真相而创立的最大‘法律装置’难以完全现实。”我国应当吸收传闻证据规则,以防止有不真实、不可靠、可能性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同时保障控辩双方能行使法律规定的交叉询问的权利。但是我国目前情况下要求大部分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限制传闻证据的使用,如果获得言词证据的同时案件确须证人到庭作证的,不得使用书面证言。

五、相关性规则

即纳入诉讼过程的证据材料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这些法律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及证据运用的相关性规则。

六、口供补强规则

这里所称补强规则,是适用于口供的一项证据规则。是指禁止以被告口供作为依据而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诉法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确认了对口供的补强规则。一般说来,对补强证据不要求其达到单独使法官确认犯罪事实的程度,但也不是仅仅要求对口供稍有支撑。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要求补强证据大体上能独立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这是较高的要求;另一种是要求达到与供述一致,并能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我国的补强规则,宜依第二种标准,即能够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即可。

[参考文献]

[1]张正德.刑事诉讼法价值评析[J].中国法学,1997,(4).

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 篇10

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简述

刑事证据制度存在问题, 不仅会影响刑事诉讼进程的速度, 也会制约我国庭审进化的幅度。我国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许多程序虚而无实,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局面, 与证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由此,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阐述了上文中关于审判为中心关于诉讼制度改革的话语。刑事证据制度进一步得到重视, 设立证据法, 在2000年的时候曾一度占位主流地位。2001年到2003年之间, 全国人大为了设立证据法还成立了法工委。但是后来专门设立证据法的构想破产, 只不过是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 将刑事证据制度考虑在内。所以, 对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来说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 其中可以作为标志性的进步是关于, 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跨上了一个新台阶。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2010年关于证据制度两个规定的相关内容考虑在内, 使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但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立法过程当中, 科学性和完备性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二、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存在问题

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联系的是证据理论的不足。在《刑事诉讼法》逐渐改革和成熟过程中, 基本上没有把刑事证据考虑在内, 刑事诉讼法只把自身程序的设计和完善当作自身成长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学者对证据问题越来越重视, 但是在证据制度的研究和讨论的学术界中, 虽然讨论相当热烈但是一些关键性问题研究相当浅显, 或者没能达成共识, 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一) 对证据的定义和表现形式的问题

在对证据传统的定义上, 存在两种不同学派之争, 第一种学派以什么是证据为研究的追求目标, 即“本质派”。另外一种派别是想弄清证据的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即“价值派”。虽然, 自有证据制度以来, 人们在不断追求事情的本质, 想要弄清证据的本质, 可是受人类认识范围和条件的局限, 想要弄清证据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成为了难题, 无法克服。到最后, 理论界开始放弃了对“证据本质探索”的哲学追问, 取而代之的是“证据的价值”的追问, 对证据存在的价值做以探讨, 即对证据之所以存在, 和存在的目的做以讨论, 也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所以必须要承认, 哲学概念上的证据和法律含义上的证据之间的区别, 也要自觉地完成研究视角随时代、社会和人们的变化而改变。

再者关于证据的表现形式问题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各个学说展现开来, 有“事实说”、“法理说”、“媒介说”、“反映说”等观点。“事实说”显然不和逻辑, 不但将哲学与法理相混淆, 而且在实践当中也是矛盾重重。“法理说”中虽然很注重证据实践方面的重要性, 但是过于刻板, 把证据的概念限定在了合法化的范围之内, 把证据审查的标准和证据认定的规则与证据属性联系起来。“反映说”只是把证据视为主观的范围之内, 把反映内容与反映对象相混淆起来, 这是严重不对的。“媒介说”正确认识了证据的证明过程是一个回溯某种事实的过程, 是经过一系列过程和手段, 把那些隐含在那些所谓证据的人或物上面发掘出来, 因为证据是一种信息, 这种信息能被我们了解和掌握, 是依附于人或物这些媒介之上的, 所以证据就是一种介质而已。

(二) 刑事证据制度都包含的原则问题

刑事证据制度应该包含的基本原则, 各国理论界都没有同没有达成共识, 我国更是如此, 但是仔细看来应当包括裁判原则、合法性原则、关联性原则、直接言词原则和质证原则等。这里面, 要强调一下“裁判原则”, 在我国虽然没有在立法上对证据裁判原则做一明文规定, 但是证据裁判原则已经暗含整个《刑事诉讼法》之中。证据裁判原则已经受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国家的认可, 有些大陆法系国家还对证据裁判原则做以明文规定来体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力。而英美法系的国家虽然都没有对证据裁判原则做立法上的明文规定, 但是会有一些相联系的辅助性规则, 例如证据的相关性规则和可能性规则等, 这些规则和证据裁判原则所要表达的效果是一样的。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各项事业开始进行专业化、科学化和世界化的改革。我国的法治事业在近三十年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取得了长驱的进步, 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法学界学者和专家们在为法学事业不懈努力过程中, 找出了一些不可疏忽的问题。本文重点讲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刑事证据制度理论研究不足, 原则问题严重等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刑事证据制度,问题,刑事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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