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精选16篇）
篇1：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
刑事调取证据
申请书
申请人:
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性别：民族：出生日期：文化程度：电话：工作单位：
住址：
申请事项：依法调取案相关证据。事实与理由：
【律师提示：事实与理由部分应着重阐述申请调取的证据具体是什么，调取该证据的必要性及该证据的证明目的。】
关于一案，申请人认为需要向证人调取证据，特请贵局（院）予以批准。
此致
申请人：年月日
篇2：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
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
律师事务所
律师 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事项：申请向 申请理由： 作为
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认为证人（有关单位、公民个人）了解的案件情况或掌握的证据材料对本案定罪、量刑有重要作用，需
向其收集、调取。由于，申请人无法自行收集、调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 条第一款，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规定，特申请贵院予以收集、调取。
此致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证人（单位）姓名（名称）
地址、联系方法：
篇3：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
关键词：证据,刑事错案,证据规则
当前理论界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并不罕见, 主流观点认为证据问题是导致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层面, 而对刑事错案发生的证据法根源却鲜有关注。研究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源, 厘清证据与刑事错案之间的关系并有效减少刑事司法过程中错案的发生, 对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审判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
刑事错案一直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然而, 理论界对于“何为错案”这一命题的解答却莫衷一是, 尚无统一认识。概括其来, 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刑事错案是指以司法机关认识错误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决策错误, 即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无罪或一个有罪的人被宣判了无罪;第二种观点认为, 所谓错案, 是裁判已生效, 但是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被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的案件; (1)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不能以裁判结果作为评定错案的标准;只有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案件, 才叫做错案。 (2) 除此之外, 还有人认为错案是指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 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
众所周知, 对于任何法律问题的理论探讨, 必须在同一特定语境下进行, 否则探究与讨论便失去了意义。但从上述代表性观点中不难看出, 我国理论界对于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多种语境下进行的, (3) 这其中有社会认知的层面, 有司法实证的层面, 有法学理论的层面, 也有法律实然规定的层面。譬如, 第一种观点代表了社会民众对于错案的认知;而第四种观点则是阐释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4)
笔者认为, 刑事错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性的、多学科性的命题;从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刑事错案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理解属正常现象。笔者同时注意到, 虽然国内对于证据与刑事错案关系的探讨为数不少, 但却少有学者在证据法学语境下界定“何为错案”。将“证据与刑事错案的关系”作为命题进行证据法学理论研究, 不应将“错案”简单的定位于社会认知或法律规定, 而应体现出“证据与错案的内在关系”这一核心要素。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 证据法学语境下的“刑事错案”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在证据的搜集、证据的使用、证据的认定等过程中违反证据规则, 导致案件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真实与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过度偏离的案件。简而言之, 所谓错案, 就是司法机关未依证据规则取证、用证、认证的案件。下文有关问题的探讨, 将在此语境下展开。
二、刑事错案成因剖析
关于刑事错案的成因, 国内学者多有研究。何家弘、何然、宋远升等人的实证分析尤具积极意义。通过对国内17起典型的“错案”进行分析, (5) 宋远升认为, “检控方的不当行为”是首要因素, 发生率为100%;“垃圾鉴定科学”占第二位, 发生率达41%;其他依次为“不可靠的口供”、“错误的辨认”、“律师的失职”等因素。而何家弘等人在对50起典型刑事错案分析中也发现, 存在“虚假证人证言”的10起, 占20%;存在“被害人虚假陈述”的1起, 占2%;存在“同案犯伪证”的1起, 占2%;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的47起, 占94%;存在“鉴定结论错误”的4起, 占8%;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48起, 占96%;存在“审判机关不当行为”的9起, 占18%;存在“忽视无罪证据”的10起, 占20%;存在“鉴定缺陷”的10起, 占20%;存在“法律定性不明”的1起, 占2%。
综合以上数据, 不难发现:刑事错案的产生涉及证据的搜集、运用、认定的全过程。
(一) 刑讯逼供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下, 每个刑事错案的发生基本上都与刑讯逼供有关:昆明杜培武案、河南李姓青年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都贴上了刑讯逼供的标签。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 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 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 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在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 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 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 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所致。
虽然我国的刑法禁止刑讯逼供, 刑事诉讼法也排除刑讯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 但刑讯逼供依然死灰不灭。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 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 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 吃来来香, 管用。其次, 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 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 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 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 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 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 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 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 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 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 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 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 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 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所以, 有学者提出, 刑讯逼供自身隐藏着“保险丝”、“避雷针”, 具有某种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
(二) 沉默权制度的缺失
非法获取口供是造成错案最为常见的原因。我国法律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但没有认可沉默权制度。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不得确认有罪”。该条规定虽然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 但我国尚未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该条规定把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其一是必须回答问题, 不得保持沉默;其二是不得隐瞒事实, 不得作虚假陈述。这一规定在侦查人员倾向于证实嫌疑人有罪的假设而非证伪它们时, 立法制度上给了司法侦查人员以各种非法形式取得口供提供了法律保障。因为公安人员搜集的某些物证本身是无意义的, 只有经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获得主观意义上的解释, 才会具有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侦查人员的逼供、诱供。血的教训已经反复证明, 侦查中的错误是很难在审判阶段予以纠正的, 因此有必要从证据获取的源头确保口供的自愿性。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意愿, 不能强迫, 对口供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实行无罪推定, 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相对来说可以减少证实偏差的发生。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
如前所述, 在各类证据中, 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 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除此之外, 侦查机关违反程序搜集的证据、或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内容违法、违法主体提供的证据等也是造成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实践中, 侦查机关在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 不仅刑讯逼供非法取证, 而且还故意伪造提取笔录等重要证据, 单纯依靠法院庭审往往难以查清疑点。即使察觉有疑点, 又因为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对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未作规定, 特别是一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证据, 如证据本身, 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 就可以采用。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43条仅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有关司法解释仅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外, 而对其他非法证据的认定和处理无法可依。这样, 法院对被告人的申辩无法确证, 判决结论难以避免地陷于危险境地, 法院最终不得不吞下“毒树之果”。
(四)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司法裁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在诉讼过程中, 审判是中心环节, 法官是案件的裁判者。因此, 法官必须在法庭审判中对证据进行直接的审查评断, 才能对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形成恰当的内心确信, 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法官在审判中只对证人证言进行间接的书面审查, 就很难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另外, 证人出庭作证, 可以使对方当事人获得直接质证的机会。这既可以防止司法人员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产生预断和偏见, 提高审判的透明度, 也可以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特别是获得当面质证和公平审判的权利。这一点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证人作证问题上, 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个难题就是证人出庭难, 包括“证人不到庭、被害人不到庭、警察不到庭”。证人不出庭作证, 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 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 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 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 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由此可见, 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证人不出庭,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我国关于证人立法的不完善直接相关。首先, 我国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极为宽泛,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实现证人的适格性和可强迫性的分离, 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证人特权制度, 也在立法上阙如。其次,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的保护只限于事后保护, 而对证人保护的不力, 也是导致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重要原因。再次, 我国尚无对证人因作证所丧失的物质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 而这也是许多证人不愿作证的一个原因。最后, 我国在立法中对证人拒绝作证的后果、证人作证的程序等没有加以明确规定, 并且允许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运用, 这导致对证人的质证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五) 律师调查取证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 律师调查取证难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有传统观念的抵牾及律师自身能力不足等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立法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律师阅卷权、会见权和调查访问权, 但无论是法律规定本身, 还是在具体执行中都存在着种种阻碍。具体表现为: (1) 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 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 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 (2) 如果取证不恰当, 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 (3)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 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4) 律师的阅卷权未能得到保障。依据现行的刑诉法, 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在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审判阶段,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由于立法用语的模糊、相关规定不明确, 以及有关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违背立法原意而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 使得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很难得到充分行使。如“诉讼文书”是仅指搜查证、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程序性文书, 还是指反映相关实体内容的文书, 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 是指控方已移送至法院的材料, 还是包括未移送到法院保留在控方的材料, 以及辩方律师是到法院还是到检察院获得证据信息, 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导致律师阅卷的范围、方式、地点均含混不清, 在实践中, 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加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等权利原本有限, 使得辩护律师很难在庭前掌握充分的证据材料, 以做好辩护准备。
(六) 鉴定制度不完善
一方面, 在刑事鉴定机制上, 我国鉴定规则的立法滞后, 许多基本问题, 至今仍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 使得鉴定的机构设置、管理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呈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公、检、法在鉴定机构的设置上均是自立门户、各自为政, 鉴定的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主体的资格确认等, 均无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至于非专职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 更无规范可言, 而且,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有鉴定启动权, 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不享有初始的鉴定启动权, 只有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申请权, 且该申请权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事人无权直接聘请自己所信任的鉴定人, 这种状态导致了大量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挂靠鉴定、雇请鉴定和自侦自鉴、自审自鉴以及各职能部门之间因鉴定而扯皮等诸多不合理的现象。其结果是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 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损害了鉴定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影响了对案件的及时处理和法律的正确适用, 也为司法腐败行为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 刑事审判中对鉴定结论的“迷信”依然存在。“物证是死的, 它本身不会说话, 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 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 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 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 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 错误运用鉴定结论, 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 从而误导侦查。鉴定结论的本质是一种判断, 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因果关系判断和附加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了可错性, 出现错误在所难免。因此, 鉴定结论从本质上属于一种概率较高的证明, 而不是绝对的同一认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思想已经遭到了人们强烈的批评。但是, 一种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倾向也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对鉴定结论的盲目轻信和遵从。这种倾向从人们对DNA检验结果的崇尚中可以突出地显现出来。对于任何的鉴定结论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并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才是正确对待鉴定结论的态度。
(七) 诉讼证明标准的模糊不清
我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客观真实模式下的“一元制”的证明标准, 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现客观真实。司法实践中, 由于主、客观原因, 时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 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 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但在无法做到时, 就会出现久拖不决, 超期羁押现象。对于无法查清的疑难案件为了做到“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往往通过刑讯逼供来实现。应当说, 冤假错案的形成, 与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损害个人利益, 使当事人遭受冤屈, 而且损害公共利益, 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笔者通过本文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诚然,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 刑事错案的产生尚有证据以外的因素影响, 比如司法机关长期以来的片面追诉思想、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司法过程的不独立等等。但如讨论过多上述因素, 则偏离了本文的主题。回归证据法语境, 刑事错案的产生根源在于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1.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粗疏, 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证据体系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总共有225条, 但“证据章”却只有8条, 仅就证据的概念和种类、客观取证、禁止非法取证、不轻信口供和证人作证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他章节虽然对取证、质证、采证等也作了一些规定, 但仍然是粗线条的规定。
2.现有的证据规则缺乏层次性以及内部的和谐性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概括, 为了解决实践中的急需, 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定, 不得不大量借助于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所作的有关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发展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 但这些“司法解释”, 从总体上说, 立法阶位太低、权威性得不到保证、适用范围狭窄、法律效力受到限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大量地调整涉及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生杀予夺活动是不规范的, 其效力也令人质疑。同时, 这些“司法解释”之间矛盾重重, 未能保持一致性, 使得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未能保持连贯性。许多部门基于自身工作的性质甚至是利益, 对证据规则作任意性的发挥, 各部门的具体规定不仅有时相互冲突, 甚至与刑事诉讼立法的目的相违背。
3.法律效力上缺乏权威性
这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 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程序法行为的后果。如法律规定证人在一般情况下应出庭作证, 但在现实中关键性证人有时不出庭作证亦是屡见不鲜的, 而审判照样进行, 且对判决的效力不发生任何影响;取证行为的不规范, 并不导致此行为无效或其他消极后果;证据的实质性 (包括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 , 是判断证据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首要因素, 证据的合法性很少被考虑。现行刑诉法和有关部门的解释虽然禁止刑讯逼供, 反对以威胁、引诱等方式取证, 而且还规定排除以这些方式获得的言辞证据, 但是以非法方式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由非法证据衍生的“毒树之果”,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法律要求排除非法言辞证据, 但由于法律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使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近乎名存实亡。第二, 存在大量法律黑洞现象。这表现在公然的有法不依以及在刑事诉讼中执法行为不依据有效的法律而依据部门规章甚至是政策性文件。有法不依在司法实践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 不规范取证现象比较严重, 最为突出的是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问题。这些行为的恶果不仅是使法律得不到应有地执行、践踏了法律、蹂躏了人权、把执法机关应有的公正形象涂抹成暴力机器, 而且使法律丧失了在公民中应有的形象和尊严, 法的权威被有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丧失殆尽。再加之只要这些行为对发现实体真实有益, 他们的行为就会得到肯定, 甚至是褒奖。
篇4：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
笔者认为，当事人在遇到以下几种情形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一，遇到证据是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的、不对外开放的档案时，当事人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去调取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或其他组织是不能查阅和复制的。比如，工商登记信息、土地管理档案等。
第二，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材料。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是无法直接获取的，只有通过人民法院才能调取，并且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才行。否则，就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
第三，当证据涉及他人的商业秘密时。商业秘密是不为公众所知的、可以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信息。比如，产品配方、客户资料、制作工艺等。这些商业秘密关系到权利人的经济利益和生存之道，他们是不可能轻易透露出来的。这时候只有人民法院通过合法的程序才能调取。
第四，当证据涉及他人的隐私时。隐私是一个人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信息，当事人想要得到并提供，当然会遇到阻力。如果确实与案件事实有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
因为客观原因，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
篇5：调取证据申请书
法定代表人：xx，职务：总经理。
申请事项：
1、请求法院向税务局调取被告(xx公司)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
2、请求法院调取四位员工的社保缴纳记录。
事实及理由：
贵院已受理申请人(原告)诉被告xx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被告以申请人提交的提货单未有其公司印章为由否认20xx年之后双方仍存在真实的贸易关系。但真实情况是，申请人与被告在20xx年及20xx年均有多笔贸易往来，且申请人已经向被告开具并交付了全额增值税发票，现申请人请求法院依法调取被告增值税发票抵扣情况，以查明事实。
涉案货物原告均已送至被告处并由被告的上述员工亲自签收，现被告否认上述人员为其公司员工，为查明案件事实，请求法院依职权调取上述人员的社保缴纳记录。
鉴于上述证据申请人不能自行调取，同时上述证据对查明本案真实情况至关重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5、16、17条之规定，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以便于法庭的正常审理，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以上证据材料。
此致
申请人：xx公司
篇6：调取证据申请书
被申请人：XXXXX有限公司，住所：XXXXXXX，法定代表人：xx，职务：xxx，联系手机：xxxx。
申请调取证据的内容：
被申请人XXXXX有限公司xx年xx月份至xx年xx月份的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工资表)、考勤表、职工名册(职工名册，应当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及现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动合同期限等内容)。
调取证据的原因及证明的事实：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申请人至xx年xx月xx日在被申请人处工作，从事营销策划工作，期间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人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被申请人置法律于不顾，公然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直至xx年x月x日依然未与申请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由于以上证据在在被申请人手中，现被申请人对该份证据材料拒绝提供，为了进一步证明劳动关系的成立及支付经济赔偿金与双倍工资的合法性，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XXX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调取证据。
申请人：xxx
篇7：调取证据申请书
2、属于重、特大交通事故的，立即向上级交通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报告。
3、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完毕后，勘察员、绘图员应签名或盖章。当事人在现场的应当签名或盖章，不在现场或无能力签字的，应由见证人签名或盖章;无见证人或当事人拒绝签字的，应当记录在案。
4、交通事故当事人逃离或驶离现场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及时布置追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地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生协查通报。
5、因检验鉴定需要暂扣交通事故嫌疑车辆、车辆牌证和驾驶证的期限为20日;需要延期的，经上一级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20日。
6、询(讯)问当事人、证人和有关人员。
7、采集、提取交通事故现场的痕迹、物证。
8、对不预付或无力预付抢救治疗费的，公安机关可以暂扣交通事故责任者的车辆，暂扣车辆期限可以至损害赔偿调节终结。
9、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因伤致残的，在治疗终结15日内，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伤残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伤残评定申请书后，30日内评定伤残等级。当事人对评定不服的，可以在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评定，上级公安机关在接到申请书后30内作出重新评定的决定。
篇8：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思考
关键词：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必要性；规范性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性予以了肯定。然而随着这一规定的实施，虽然看到了其必要性和实用性但其背后所隐藏着的诸多问题，仍然需要众多学者加以思考。笔者将以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所需注意的规范化展开讨论。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一）诉讼程序的转换
由于我国一贯实行的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二元体系的划分。《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这一规定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我国实行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双轨制责任追究体制。具体的办案实践中，在许多的案件仅仅呈现出冰山一角的时候，对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初次接触案件时，对案件性质的判断除了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以外，更多的是依靠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与职业直觉。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亦或是处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臨界状态。行政机关又在大的“保障人权”的法治环境下，将难以定性的违法犯罪案件首先作为行政违法案件来作初步处理。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案件证据的进一步收集，一些案件最终会转为刑事案件。同时，伴随而来就是诉讼程序的转变。由此，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变得及其必要。
（二）诉讼效益的内在要求
从诉讼效益论的角度思考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
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体现在诉讼程序中显然是节约诉讼成本的一大途径。原因在于：让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一方面可以避免重复取证，节约诉讼成本，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可能灭失的证据，以证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所以，最大化的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取证，降低因此而付出的程序上的诉讼成本。再者，我国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且相互认可彼此的工作。在案卷制度中尤其凸显，这一制度使得下一环节机关对上一环节机关的工作成果基本持一种信任和接受的态度，后续机关开展独立活动的可能性与工作量大为减少，从而降低诉讼成本。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规范性
上文笔者已经就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必要性进行了简单分析，由于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行政证据的证明力标准小于刑事证据证明力标准，两种证据效力属性之不同——由低阶证据向高阶证据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如何规范的规范必要性问题，在此，笔者以文本中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之应然规定与实践中之实然运行状况两者为视角，对条文中的规范化与实际中的规则运行进行简要探讨。
（一）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法律规范浅析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条文对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规定只有刑诉法52条的规定，即行政证据能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种类只有以包括物证、书证、试听资料、电子数据和与以上四类在证据性质类似的其他证据（条文中以“等”字进行慨括），共五类实物证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逻辑上而言，立法者的意图在于使种类繁多的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进行转化时范围缩小为仅为实物证据，而言辞类证据则排除直接转化之可能性。
此外，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4条就对第五类实物证据的外延进行了延伸规定，即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规定为“等”字中的范畴；同年，公安部指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亦对“等”字中的证据类型进行了扩展，即将行政执法所获取的检验报告确定为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的证据类型。
所以，据此我们认为立法者的意图清晰明确，即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检验报告是可以确定无疑直接转化为刑事诉讼进程中的证据，除此之外的言辞证据是不可以直接转化的。
（二）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适用规则分析
在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立法者以条文为线将其分为实物类证据转化（《刑事诉讼法》52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64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言辞类证据转化（排除条文规定的直接转化所得的证据转化类型），而二者在进入刑事诉讼领域中的适用规则是不同的。
1.立法者所规定的实物类直接转化证据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到的两大价值分别为自由与效率，自由是人权之根本归属，而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即是证明效率之于刑事诉讼的重要性。由于实物证据天生所具有的持久性、稳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即不会随着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而改变，因此，已经在行政执法中收集的实物证据无再次在刑事侦查中搜集之必要，也没有搜集的客观性（如一起行政治安案件中，行政机关到案发现场发现菜刀并搜集之后，天然就无再次搜集之刑事可能性），所以实物类证据的直接转化，一方面不会因为证据改变而损害犯罪嫌疑人之自由价值，另一方面极大的节省司法效率和司法资源，正义的实现一方面是由于保护自由之精神，另一方面是保证正义之程序得以很快进行，而不至于当事人被繁琐的二次程序所拖累。
2.言辞类证据的二次搜集之必要性
由于言辞证据是当事人口头做出，因此在证据属性上具有天然的可变性、易变性、多变性，在实践中为了自身方的利益，当事人或者第三方是极有可能做出前后不一致的供述，由于刑事诉讼整个进程的严肃性是极高于行政程序，因此，言辞类证据是存在二次搜集之必要的。
三、结语
笔者通过对诉讼程序转换的需要和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两方面来说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必要性与可采性。既而，在司法实践中所出现问题，尤其是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规范性，笔者从法律规范和适用规则加以阐释。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2]魏建，周林彬主编.《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篇9：调取证据申请书
人民法院：
2008年4月30日王建英诉张珍玉离婚 纠纷一案，当时王建英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夫妻财产公示协议书，为查明案件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特申请法院调取这份证据复印件：
证据名称：夫妻财产公示协议书
证据所在地：道真县人民法院
证明内容：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特此申请，望准予为谢！
申请人：王建英
篇10：调取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女，汉族，19**年**月**日出生，身份证号：*****************，住***************。
申请事项：
请求法院依法向*******民政与劳动保障所调取（查询）***、***的婚姻登记记录、核实其二人是否存在婚姻关系。
事实与理由：
在本案一审阶段时，***民政局*主任曾经陈述过按照民政部下发的《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民政部关于加强婚姻登记信息化建设的通知》（民函[2013]183号）的要求，上级指示****年底***所有的婚姻登记信息均应将纸质历史数据补录工作完成，但在该案件进入二审之后，经申请人向****民政局查询仍无法查到上诉人***与原审被告***婚姻登记纪录，由于上诉人***提供的结婚证复印件存在重大缺陷，没有编号，那么该结婚登记是否存在及婚姻关系是否持续至本案起诉之日对本案的审理至关重要。
故申请人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予以调取收集。
综上，请贵院批准申请人的调取证据申请。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篇11：调取证据申请书
******院：
申请事项：依法调取***年**月**日***派出所因***车（车型：开瑞K50，车号：豫****）后窗玻璃被砸现场执法记录仪资料。
申请理由：申请人所提交的部分证据资料已提交贵院受理。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调阅执法记录仪资料。
特申请贵院调取当日***派出所***警官出警执法记录仪资料。
此致
****院
申请人：
篇12：刑事调取证据申请书
某村村民李某长期在外省打工，2013年春节，李某听黄某说他今年获得粮食补助款5000元，于是找到村党支部书记王某了解粮食补助款的情况，王某在逼问下承认了贪污李某粮食补助款的事实。李某向纪委举报，纪委在办案中发现王某六年多次从发放李某粮食补助款的银行账户偷取现金，共计25000元。其中，2012年偷取4800元。案件查办中，李某因意外事故死亡。因涉嫌贪污犯罪，王某被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县纪委向检察机关移送如下材料：举报信，李某陈述，黄某证人证言，王某陈述，王某偷取补助款监控摄像，发放补助款银行卡，李某属粮食补助对象材料，粮食补助标准文件等纪检证据材料。
本案中王某利用协助政府办理粮食补助职务便利窃取李某2012年粮食补助款4800元，其行为符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之规定，属贪污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款规定：对多次贪污未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王某六年内多次贪污，数额未经处理，应累计计算，其六年共贪污25000元，该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贪污犯罪。但上述纪检证据材料，能否作为指控王某贪污犯罪的刑事证据使用？如果可以，需要如何操作？
二、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理解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一条款的正确理解与适用，有助于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问题的研究。
（一）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的理解
根据证据存在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以客观存在的物品、痕迹等实际存在物展现案件真实情况，具有不易更改、不受主观意志影响的特性。而言词证据易受主观影响，不同时间、地点、环境下人所作的陈述可能不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不宜在刑事诉讼中移送使用，“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不应包括言词证据在内。
（二）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3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没有经过质证，是一种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存疑，只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行政执法与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实物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获得的也是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只是不需再履行取证手续。因此“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是指行政证据具有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资格，行政证据能否作为刑事定案证据有赖于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审查认定。
（三）实物证据存在瑕疵的补正程序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的规定执行，但此类证据应按行政程序予以补正。
三、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途径
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障碍主要是纪检证据不符合证据合法性属性。证据的合法性要求证据收集主体、程序、形式等符合法律要求，而纪检机关不是刑事侦查主体，依据纪检办案程序办案，证据形式也不同，因此纪检证据不符合刑事证据合法属性。但纪检证据具有客观性和与案件事实关联性。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做法，对于排除纪检机关纪律检查与检察机关反贪、反渎衔接的障碍，疏通纪检机关移送刑事违法案件通道，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7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受侵害人陈述、被调查人的陈述、视听资料、现场笔录、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根据证据的分类方法，纪检证据可以按照如下路径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一）纪检机关取得的实物证据可通过移交转化为刑事证据
前文已述实物证据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客观存在的。纪检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把与涉案事实有关的实物、现金、账目和有关文字资料进行扣押后，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时，检察机关无法再对这些证据进行查封和扣押，该类证据的收集是不可重复的。因此纪检机关收集到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检检查笔录等实物证据，向检察机关移交后，原则上可以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案例中“举报信、王某偷取补助款监控摄像、发放补助款银行卡、李某属粮食补助对象材料、每年粮食补助标准文件等纪检证据材料”，加盖纪委公章，注明移送证据情况和证明对象，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由于纪检机关收集实物证据程序与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差别，检察机关对纪检机关移送的实物证据必须进行严格审查，但审查应偏重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如对于物证、书证主要审查：物证、书证是否为原物、原件，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及书证的副本、复制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物证、书证是否经过辨认、鉴定；物证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和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是否由二人以上制作，有无制作人关于制作过程及原件原物存放于何处的文字说明及签名等。
（二）纪检机关取得的言词证据需区别对待
（1）被调查人的亲笔陈述可以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被调查人的亲笔陈述是被调查人员在纪检机关查处违纪案件过程中，向纪检人员所作的关于自己犯罪事实的供述，并且这种供述是以亲笔书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2）证人证言、受侵害人陈述、被调查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不能转化为刑事证据。案例中黄某证言、王某陈述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检察机关应重新收集黄某证言、王某陈述。
（3）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一些例外规定。案例中，李某死亡，检察机关无法重新收集李某陈述，李某陈述成为证明李某六年的粮食补助款被王某贪污的关键证据，如果其他证据与李某陈述相互印证，应将李某陈述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4）纪检机关取得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鉴定结论可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
纪检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是当前我国反腐体制不顺现状下的无奈选择。从长远来看，应该真正确立司法独立体制，由检察机关主导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侦查工作，纪检机关在查处违纪案件中一旦发现涉嫌犯罪事实，就应该立即停止对案件的调查工作，移交并配合检察机关做好犯罪的调查取证。
篇13：调取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X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生，住XXX； 被申请人：XXX公司
申请事项
申请贵院依法调取XX市XX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XXX劳人仲案【2010】XXX号案件卷宗材料。
事实及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贵院已受理。该案在XXX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期间，仲裁委曾依法调取被申请人XXX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XXX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人系被申请人员工的证明材料。现该材料存档于仲裁委卷宗中，为查明案件事实，特申请贵院依法调取该证据，望批准为盼。
此 致
XXX法院
申请人：XXX签字：
篇14：证据调取申请书
申请人：A大学
法定代表人：职务：校长
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xx路2号
委托代理人：王xx，A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联系方式：***，李xx，A国际交流中心副总经理，联系方式 被申请人：北京B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XX路5号
法定代表人：xxx 职务：总经理
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调取被申请人因A宾馆所造成的损失。
请求理由：
被申请人在起诉状中自述原告此时不得不紧急另外联络。在被申请人起诉书所附特请求法院予以调取。
此致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A大学
法定代表人：
篇15：调取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XXXXXXXXXXXX
申请事项：依法调取（2009）XX民一初字第XXX号案卷。
申请理由：因申请人所提交的部分证据（见附件）的原件均已提交在贵院受理的（2009）XX民一初字第XXX号案卷之中，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之规定，申请贵院调取（2009）XX民一初字第XXX号案卷材料。
特此申请，望准为盼！
此致
XXXX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篇16：略论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
关键词：刑事言词证据；言词证据提供者；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
一、刑事言词证据概述
（一）刑事言词证据的概念
“犯罪事实一旦发生，犹如信源发出一定的信息，信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才有可能到达信宿。犯罪事实发生后，有关它的信息将依附于两方载体之上：①为人所感知，即案件事实转化为信息依附于人这载体。作为这一载体的人，包括证人、被害人、被告人等，他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过程中或者发生前后感知有关的事实的，这些事实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进入人脑并得到记忆；②在现场和现场外遗留反映案件事实以及与之相关的事实的痕迹、物品、文字材料，即反映案件事实的信息依附于物这一载体。这一载体包括各种痕迹物品、作案工具、书证等。”上述的第一种证据形式是刑事言词证据，第二种证据形式是刑事实物证据，刑事言词证据和刑事实物证据是刑事诉讼中证据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刑事言词证据是以人作为载体的，通过人的陈述形式所反映案件事实的证据。至于刑事言词证据的外延，在我国，其包括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产生的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鉴定意见。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特点
第一，刑事言词证据通常是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指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由于刑事言词证据往往是由知悉案件事实的人所提供的，他们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了解案件事实（证人），或者直接经历了案件整个过程（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以，由他们提供的刑事言词证据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不仅能够直接证明是否发生了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而且还可能进一步说明有关案件事实的其他情况，如犯罪动因、目的、主观罪过形态、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等，能够进一步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程度等。
第二，刑事言词证据易失真、易反复，不具有稳定性。由于刑事言词证据的形成过程经过了人的感知、判断、记忆和表述四个阶段，在上述任何一个阶段中，都可能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使最后提供的刑事言词证据失真：在感知阶段，可能由于人对案件事实的感受能力不强，或者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对案件事实感知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的感知；在判断阶段，由于人的社会经历、社会经验、专业知识的不同，因而也可能会出现判断上的偏差；在记忆阶段，可能会因为记忆能力的问题，或者时间的推移，而使对案件事实的记忆变得不清楚和模糊；在表述阶段，可能会因为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而使表述出来的内容与案件事实存在一定出入。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两种审查方式
由于刑事言词证据的不稳定性，在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就需要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与案件无关的证据材料，使刑事言词证据真正起到证实案件事实的作用。笔者认为对刑事言词证据的审查，可以分为形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两种方式。
（一）刑事言词证据的形式审查
形式上的审查是指对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审查，包括对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和品格状况的审查。形式上的审查是对刑事言词证据的初步审查，形式审查合格只能代表刑事言词证据提供者适格，并不能代表刑事言词证据无瑕疵。
1.审查判断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
审查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健康状况主要是为了确定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有正常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良好的感知能力是提供言词证据的前提；良好的记忆能力是提供言词证据的保障；表达能力也直接影响着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即使言词证据提供者对案件的感知能力、记忆能力都正常，但表达能力存在缺陷，同样也会影响言词证据的证明力。
健康状况包括精神是否健康以及身体是否健康两个方面。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因此，在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时，应考察言詞证据提供者在精神、身体上是否有缺陷。若部分言词证据提供者虽然精神、身体上有缺陷，但在某些方面能辨别是非，并能正确表达，仍应肯定其作证资格。对于言词证据提供者作证能力的认定，应当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作证能力对证人智力发育的要求程度，并结合有关证人的生理、心理环境因素，据案情加以审查判断。
2.审查判断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品格状况
首先，通过询问可以发现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诚实。尽管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方法，但是也是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不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作证时候的表现与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往往会有所不同。其次，在询问言词证据提供者的过程中，认真观察言词证据提供者的各种非语言反应，也是审查言词证据提供者是否诚实的重要方法。因为诚实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在举止方面往往表现得落落大方，而说谎的言词证据提供者则多少会有一些异常的举动。最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尝试用测谎仪来识别言词证据的真伪。测谎仪主要是运用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电子学等科学成果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仪器。它可以记录并测量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生理指标，从而了解到被测试者的心理活动。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理论界和司法机关对测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都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通过询问证人来发现伪证的方法，还是我国司法机关用以审查言词证据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二）刑事言词证据的实质审查
实质上的审查是指对刑事言词证据本体的审查，实质审查是在对刑事言词证据形式审查基础上进行的审查。笔者认为刑事言词证据的实质审查包括对刑事言词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关联性的审查、客观性的审查三个方面。
1.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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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的来源、形式及收集的程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保证查明案件事实情况，维护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实现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合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来源必须合法，要求刑事言词证据的出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证人必须是能明辨是非并正确表达意见的人，鉴定人也必须是具有鉴定资格的人。其次是形式必须合法，如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必须以笔录、录音的形式予以固定，并有询问人和被询问人签名或盖章。如果没有上述人员签名或盖章，这些刑事言词证据形式上就不合乎法律要求，不能被采用。再次是程序必须合法，如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2.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存在联系并且具有一定的证明作用。刑事言词证据是伴随着刑事案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案件事实发生在前，刑事言词证据产生在后。在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判断时，应审查其与案件事实有无联系以及联系的紧密、强弱程度。在审查判断时，既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牵强附会。否则，会把侦查活动引入歧途，导致对案件的错误处理，产生冤假错案。但确定其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每个作证主体的背景不同、同本案的关系不同，确定所提供证据的关联性，需要经过对比、分析、推理，甚至是实物验证等，才能确定刑事言词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及联系程度。这也是每个侦查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功，它直接反映着侦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因此，在对刑事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时，应从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具体联系入手，具体分析其能证明何种事实或情节及其证明力的强弱。
3.审查判断刑事言词证据的客观性
客观性要求刑事言词证据必须是以客观的案件事实作为基础。传统证据理论认为，证据是产生于案件事实之中的、与其具有某种联系的客观事实。它或是案件事实发生时对客观外界产生的影响，或是案件事实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留下的影像。刑事言词证据中的证人语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都是在案发之时，案件事实作用于证人、被害人、知情人的感觉器官而留下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在人脑感知、储存、再现过程中不可避免打上了人的烙印，掺杂了主观因素，但这些感知或反映必须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同样，尽管鉴定结论是在案件发生后由具有特殊技能者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的结论性意见，但它也同样是以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为基础来揭示送检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的。
三、结语
在众多的犯罪证据之中，言词证据因其生動形象、具体、获取效率高、办案成本低等优点，历来深受侦查人员重视和青睐。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与实物证据相比，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言词证据很容易出现虚假或失真等情况，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对言词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在对言词证据审查判断的过程中，除了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和实质上的审查之外，侦查人员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其他一些方法，辨明言词证据的真伪，以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究，有效惩罚犯罪分子，保证办案质量。
参考文献：
[1]刘广三，《刑事诉讼刑事刑事言词证据：程序与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2]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3]崔敏，《中国当代刑与法》，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4]卞建林，《略论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人民检察》，2000年第11期，第48页。
作者简介：
刘海洋（1988.6.9～），男，法学硕士，现任职于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