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内知证据探究论文

【摘要】刑事错案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是司法领域永恒的痛。刑事错案的产生，对当事人来说是一场人间噩梦，同时也给司法公正带来冲击。有错案就有反思，文章以审判环节为中心探讨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并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错案的防范提出对策。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刑事内知证据探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刑事内知证据探究论文 篇1：

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公安类专业《刑事证据学》实践教学改革探析

摘  要：“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是诉讼模式的变化与革新，是对实践中“以侦查为中心”现象的反思，将对防止冤假错案，推进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培养适应现行诉讼体制改革要求，具有法治思维、证据思维的预备警官，是公安院校实现“如何培养人”的重要命题。因此有必要对《刑事证据学》的实践教学模块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引入先进的教学方式，重新设计实践教学的考核方式。

关键词：诉讼制度改革;刑事证据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一、公安院校《刑事证据学》实践教学改革的背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會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辩护等各个诉讼环节都围绕审判展开，要求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考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是诉讼模式的变化与革新，是对实践中“以侦查为中心”现象的反思与革新，将对防止冤假错案，推进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要求，“两高三部”发布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庭审提出了要求，同时强调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必须按照裁判要求和标准，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确保案件裁判公平正义。《决定》和《意见》中数次提及了“证据”二字。可见，证据的认定、收集、运用是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开展教育教学。教育部根据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发布了“新时代高教40条”，明确提出了加大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公安院校的法学教学应达到既体现法学学科的特点，同时又要服务公安工作的良好教学效果。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改革不仅对公安刑事执法办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公安教育中法学课程的创新带来了新的挑战。公安院校必须以培养契合当今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的预备警官为目标，这解决了公安院校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命题。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要素，是证明和认定刑事案件事实、判断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的重要依据。刑事证据学是一门有关刑事证据问题的学科，它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绝大多数公安院校对公安专业学生开设了《刑事证据学》课程，公安院校的学生作为预备警官，是未来公安专门人才的储备，需要熟练运用刑事证据学的相关知识去指导从警之后的侦查取证工作。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以审判为中心，让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考验，是公安机关实现诉讼制度制改革要求的重大体现。对于公安院校而言，如何培养适应体制改革要求，具有法治思维、证据思维的预备警官，这是一个实现“如何培养人”的重要命题。正是在如此的改革背景下，公安院校适时调整与改革关键学科现有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适应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的公安储备人才，可以丰富公安院校“如何培养人”的实践。

二、目前公安院校《刑事证据学》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没有体现和紧扣公安职业特色。模拟法庭是大多数公安院校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一种实践教学方式，当前模拟法庭实践教学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受传统的“以侦查为中心”诉讼理念的影响，公安类专业学生注重侦查环节的实训教学如利用模拟派出所进行模拟接处警、模拟讯问等，对模拟法庭运用较少，片面认为模拟法庭仅是对审判流程的熟悉，对公安专业学生用处不大，教师和学生没有形成意识，将破案和办案等同，人为地割裂侦查程序和审判程序。第二，公安院校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普遍只重视学生对庭审基本流程的初步掌握，实践课时总体设置较少，以广西警察学院为例，刑事证据学的总学时为36课时，包括实训课时6课时。短时间内，学生无法得到如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等与现行诉讼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内容的针对性训练。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实践教学与公安实务的联系。公安院校的模拟法庭教学普遍缺乏专业教师的指导，实训过程容易沦为 “表演式”的浅层教学。第三，重视庭审现场的气氛及角色演绎而忽视对前期工作的准备，重视庭审流程而忽视警察所演绎的角色应变能力的提升。

其次，实践教学的时间、空间非常有限。实践性教学仅限于校内，仅在非常有限的课时内完成，使得学生的实践拓展止步于课堂，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也得不到有效引导。同时，实践教学缺乏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和效果反馈机制。实践教学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发挥效果。

最后，重要的是，目前公安院校《刑事证据学》課程的实践教学并没有按照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进行调整和创新。诉讼体制格局的变革对现有公安执法办案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用证据说话，更加注重侦查程序的规范化、收集证据的合法化。在“侦查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强调“实体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认为只要能抓获犯罪嫌疑人，案件侦查终结并顺利移送审查起诉就大功告成，偶尔牺牲程序正义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则可以忽略不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公安机关不仅要破案，并且需要利用合法的程序收集证据，使侦查工作能经受庭审实质化的考验，这势必会对当前民警的取证工作和证据意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也对民警收集证据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与要求。侦查阶段推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民警程序正义、证据裁判意识、无罪推定意识的培养，公安机关如何适应改革，民警在侦查办案、调查取证方面如何才能符合审判的要求，是公安机关实现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强调庭审的实质化，切实改变审判走过场、庭审流于形式的问题，使侦查行为通过审判得到监督和纠正，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公正看得见，法律的神圣方能体现，因此，为了证明取证程序的合法，消除案件疑点，将要求民警在特定的时候出庭作证，出庭作证将成警察一项日常的功课。然而，自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实施以来，就总体情况来看，出庭作证的效果并不理想。《刑事证据学》课程作为规范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程序、证据收集和运用的重要学科，实践教学应当紧扣改革的趋势，体现公安工作的现实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审视刑事证据学的实践教学，通过认真解读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针对此次改革相关的制度与规则，如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精心设计实践教学的内容，作出适合本身职业特点的改革和创新，充分发挥警察院校培养公安储备人才的阵地作用。

三、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证据学》实践教学的改革措施

（一）革新与拓展实践教学模块，实现实践教学的多维度发展

1. 改革现有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模块，实现模拟法庭和公安教学重点的结合

（1）突出公安教育特色，培养学生出庭应诉的专业能力。按照“知流程、练重点”的原则创新现有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方式。“知流程”是指实训项目应涵盖法庭审判流程，即从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到评议和宣判的五个阶段，通过实训使学生全面了解掌握整个庭审程序，加深对审判活动的基本认识。所谓“练重点”就是要求公安院校模拟法庭教学要体现公安工作现实需要和现行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比如，现行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民警特定情况下出庭说明证据收集的情况及出庭作证。因此“练重点”的设计应该是围绕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警察的出庭应诉能力实训来展开。按照警察出庭作证的常见情形，选取相应的典型实战案例。

（2）开拓公安院校模拟法庭在出庭的心理疏导、语言组织、用语规范和职业形象培养等方面的培训。实践表明，要让一个长期从事现场抓捕或技术鉴定的公安民警，甚至是一名擅长发问的审讯人员在法庭上接受法官、公诉人、辩护人的询问，将其所参与的侦查或鉴定过程用语言表述的方式在法庭上加以呈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出庭时应该如何表现？有时虽然民警在侦查工作中依法依规进行调查、取证、实施抓捕，可是一旦到了法庭可能会因缺乏技巧而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学警在校实训期间，除了锻炼出庭应诉的业务能力，出庭的心理素质、语言表达能力和职业礼仪也不容忽视。以广西警察学院为例，可以邀请具有专业背景的教师加入模拟法庭实训教学团队，例如，“练兵重在炼心”，邀请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教师依托我校的警察临战心理行为训练中心帮助学生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培养积极的临战心理。出庭时的警务礼仪、用语规范也可以邀请专业授课教师进行指导。

2. 探索多种实践教学模块，实现实践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

传统刑事证据学的实践环节大多是课堂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有限的课时和实践环节时间、空间上的纵深发展存在着矛盾，探索多种实践教学模块旨在拓展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空间，使实践教学突破课时的限制，尽可能融入到多种实践当中。设置多种实践教学模块能解决传统实践教学的局限性问题，提高每个学生的参与程度。可以按以下的方式来设置实践教学模块：

一是课堂内实训模块。在该模块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4-7人，可以选取改编后的最新实战案例或者较新的案例视频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前，需要小组长明确成员的职能分工，谁负责资料收集，谁负责制作ppt，谁负责发言提纲进行汇报。每个小组汇报完毕，其他小组可以就案例提出问题，实现组别互动，最后由教师就每个小组的发言情况，结合刑事证据学原理和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深化学生对理论与案例的结合和理解。该环节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对案例的选取，案例必须体现典型性、方向性和与时俱进。

二是校内实践模块。建立整体诉讼观，推行一体化实训模式。刑事证据学的校内实训可以与侦查类课程的实践教学相对接，形成一套体现完整诉讼流程的演练项目，包括侦查取证、审查起诉、法庭审判的一体化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模式;也可以与治安类课程的实践教学相衔接，形成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实训项目;也可以与警务实战技能课程的实践教学相连接，将抓捕与证据收集相结合。在这种模式下，需要组建由不同学科教师形成的教学团队，以及不同专业背景学生间的相互合作交流。

三是校外实践模块。以广西警察学院为例，公安专业的学生每年暑寒假都有见习任务，大学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安排毕业实习任务。为了拓展实践教学的纵深度，突破校内课时对实践教学的限制，确保实习成效，可以将校外实践作为本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块。学生将涉及刑事证据学的相关实践通过实践报告的形式上交，可以巩固学生见习、实习的成果。在该环节教师需要注意和实习单位的对接，对学生实习的过程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四是科研论文模块。在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教师通过指导学生选题，加强对写作过程的监控，引导学生将实践和写作相融合，确保论文体现公安工作实际需要，反映和解决实际问题。

（二）引进Seminar教学方式，实现刑事法治思维与实践教学的结合

将Seminar教学方式引入刑事证据学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实现科研与教学的互动，培养具有法治思维、证据思维的预备警官。Seminar教学模式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教学模式，是以师生和生生之间的相互启发、相互合作、相互激励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模式[1]。Seminar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自主阅读和思考的能力，也重视学生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诉讼体制改革要求树立证据裁判、人权保障和无罪推定意识。意识的培养必须摆在重要的位置，意识先行才能带动具体行动。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必须融入理念教育，注重学生意识的自我养成，强化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刑事证据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学科，对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是实践教学的基础目标，如何形成证据思维则是更为高级的教学目标。但公安院校现有的刑事证据学教学改革，很容易过于注重强调教学的实用性、实践性而致使学生未能树立基本的法律信仰，由此导致学生“有技能、无知识、无思维”[2]。如果缺乏理性法治思维对刑事法治问题的辩证思考，学生毕业从警后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刑事法律问题会显得力不从心、后劲不足。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可以将Seminar教学方式引入刑事证据学实践教学的相应模块中，将证据思维、证据理念的培养融入实践教学当中，使学生在面对具体案例时，能自觉思考和关注该案的证据有无证据资格，证明力如何，收集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案件是否已经达到证明标准等问题。Seminar教学方式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为学生培养刑事法治思维创造了良好的情境，有利于实现实践教学的高级目标，培养出符合诉讼体制改革要求的“有知识、有思维、有技能”的预备警察。

（三）设计实践教学的考核方式，实现实践教学改革的目标

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创新大多局限于课堂教学层面，而考核模式层面的辅助支持作用却容易被忽视[3]。刑事证据学课程考核结构，通常为“平时考勤+期末考试”，具体比重为2：8。当刑事证据学课程的考核模式仅限于理论内容时，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积极主动性将会大打折扣，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热情也将会受挫，因此需要调整课程的考核方式，将实训环节的成绩纳入课程的总评，形成“平时考勤+实训考评+期末考试”的考核模式，只有当学生明确该门课程的实践考核方式后，才会激发其在实践环节学习的积极能动性和热情。为了实现刑事证据学实践考核的目标，在现有理论考核构造之外设置实践考核环节，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达到全面考核学生该课程掌握水平的目标。探索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考核方式，通过小组讨论考核法、模拟法庭考核法、多媒体案例考核法、见习报告考核法等多种方法，全面实现实践教学改革的目标，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教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參考文献：

[1]马桂花.加拿大高校seminar教学模式及启示——以约克大学为例[J].高教探索，2018（10）：56.

[2]谢波.公安院校刑事法学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究[J].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5（03）：67.

[3]王俊峰.基于学生主体性培养的证据法学实践考核探索[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8（07）：381.

作者：蔡霞

刑事内知证据探究论文 篇2：

刑事错案成因探究和防范

【摘要】刑事错案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是司法领域永恒的痛。刑事错案的产生，对当事人来说是一场人间噩梦，同时也给司法公正带来冲击。有错案就有反思，文章以审判环节为中心探讨刑事错案的形成原因，并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对错案的防范提出对策。

【关键词】刑事错案；审判环节；原因探究；防范

近期，各大媒体对于刑事错案屡有报道，如浙江的叔侄强奸案，佘祥林、赵作海等冤假错案，在社会上引起了震惊和强烈的反响。可以想象，错案对于牵扯其中当事人来说简直就是人间惨剧，更会给司法公信力带来巨大的冲击。刑事错案是人类司法领域永恒的痛。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刑事司法发展史就是一部与刑事错案作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致力于防范和减少刑事错案的历史。[1]通过探求刑事错案形成的原因，为减少乃至杜绝悲剧重演提供思维方向，最终打破悲剧生成的魔咒，从而更好的预防错案。

一、西方制度下关于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

错案是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此对待错案不应回避，而应正视。纵观英美等国对待错案的整体态度，基本上呈现的是一种开放接纳的心态，“从错误中发现真理”，“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将错案的发生作为司法改良和制度创新的契机。[2]

（一）法国大律师勒内·弗洛里奥在《错案》一书中详细分析了法国历史上出现的错案，细致分析了错案成因。弗洛里奥指出：“公正审判极难实现。即使你是最认真、最审慎的法官，也可能被外界因素欺骗。残缺信息、可疑证据、伪造书证、虚假证言、顶罪被告人、错误鉴定、恶意诬陷和马虎法官，都可能导致错案发生。[3]

（二）与法国错案产生原因不同，英美法系归纳总结的十三条“刑事司法潜规则”是行内人熟知的“潜规则””，主导着美国的刑事司法，催生了各类错案。虽然这13条规则非美国司法工作者的常态，但的确是充斥在执法办案人员脑中的一种“潜意识””，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美国学者C·罗纳德·霍夫对发生在本国的错判进行深入研究，得到结论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检察官与警察的不当行为和错误、目击证人的错误、辩护不充分、定罪的社会压力等。其中一些人为的错误有时并非蓄意而为，如证人不准确的记忆，鉴定人因为鉴定材料的污染或者科学技术的局限得出错误的意见等。[4]

二、我国刑事错案成因

刑事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主宰司法的天然缺陷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我国长期受“国家本位”价值观念的影响，全民重视群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牺牲个体权利来维护整体利益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理念。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办案人员过度重视对社会整体利益、安全的保护，相对轻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辩护权利的保护，导致刑事错案层出不穷，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凡是错案就一定有原因，笔者试图从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探究产生错案的原因。

（一）有罪推定，先入为主

实践中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侦查人员通常在心理上形成了其肯定有罪的思维态势，即犯罪嫌疑人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一旦被立案追究就是罪犯，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来获取非法证据以证明其有罪。到了审判阶段，办案法官重视庭前有罪供述，过于相信侦查机关提取的相关证据，即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也要“疑罪从轻”而非“疑罪从无”。“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的最终结果是导致办案人员偏信有罪证据，无视无罪、罪轻证据，可以说“有罪推定”是我国刑事错案各种成因的源头。笔者对XX市2009年后发生的5起无罪案件中，了解到有3起案件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未被推翻或得到合理解释，法官就轻率的判决有罪。

（二）刑事错案审理过程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较少

[5]刑讯逼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由于对刑讯逼供行为缺乏一系列的预防措施，直接结果是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泛滥成灾。尽管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刑法中也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实际追究的很少，因为即使被告人在法庭上向法官陈述有刑讯逼供行为，但无法用证据来证明。现实中多数法官认为，只要能认定确实是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即使在取证过程中有刑讯逼供行为，该判的还是要判。稍微负责任的法官发现有刑讯逼供嫌疑的，会采取暂时休庭的方式，让公诉人事后就此事提交书面说明，结果往往是书面说明上写着“经调查没有刑讯逼供”并加盖公章，就此认定采纳该份证据，从而引发错案发生的可能。

（三）职权式诉讼模式存在缺陷，辩护权被虚置弱化

在司法已决案件中，有罪判决率高的数据就是明证。而“99%以上的有罪判决率，事实上是靠强有力的侦查体系来维系的。”[6]以厦门为例，厦门市2009年后发生的5起无罪案件所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为0.26‰。在社会大众高呼严厉打击刑事案件的一致要求下，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以及法院无罪判决等程序纠错功能必然被消弱、在强制侦查权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由国家机器发动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侦破过程中造成刑事错案也就顺理成章。[7]同时，在案件审判环节中，刑事案件在审判中的法治精神设置理念是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但司法实践中重指控、轻辩护辩解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审判阶段前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法定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受到诸多的限制。即使到了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也不受重视，法官的着重点在于公诉人对被告人的讯问及公诉意见，庭审程序走过场，法庭质证形式化，举证过程匆忙，辩方无法在短时间内审查并提出异议。质证过程法官只提醒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是否有存在异议，并出于庭审效率的考虑不允许双方在此阶段关于证据的关联性等进行辩论。

（四）“命案必破”口号的硬性要求必定导致错案的发生

从“严打”一路走来后，公安机关又提出了“命案必破”的硬性要求，把“八类命案”的侦破放在各类案件侦查之首，使得全国的命案破案率大幅提升。不可否认，“命案必破”作为一种侦查理念和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时代特色，但侦查办案有其自身规律，受线索、证据或技术等各方面的局限，总有短期内破不了的“冷案”，国外著名的“开膛手杰克案”、“辛普森杀妻案”等命案至今无法侦破。再好的理念和政策难免有走偏的时候，如有的地区将“命案必破”作为考核公安机关和侦查部门的硬性指标，在年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以至于公安机关和侦查部门为完成“命案全破”的任务而草率结案，在此背景下必然会使侦控部门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明知故犯”。更有甚者，在法院还未对该命案作出有罪判决前，侦控部门就已召开庆功大会，嘉奖办案人员，此等做法对法官审案形成“倒逼”之势，为错刑事错案的形成埋下伏笔。[8]

三、刑事错案的防范对策

“力求做到每一个有罪的人受到刑事处罚，严格保证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这是刑事司法的最终目标。刑事错案的产生并非刑事司法主体的本意，如若出现刑事错案，司法机关各部门都应当直面现实，敢于承担，在积极纠正刑事错案的同时，知耻而后勇，认真分析研究错案成因，做到举一反三，在目前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进一步做好刑事错案预防工作。

（一）强化人权意识、树立“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尊重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使“人权保障”成为了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和指导原则，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关法律权利。因此，侦查、司法人员要牢固树立人权意识、证据意识，在办案过程中准确、及时的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适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以维护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同时要彻底转变司法观念，将“疑罪从无”作为无罪推定的核心内容，树立“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执法理念，有效引导司法机关积极转变重打击轻保护、重有罪推定轻无罪辩解的倾向，自觉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

（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无论是美国的普通百姓，还是司法人员及律师都认定其构罪，但却因为在案证据中有一项关键证据在提取上违反了法定程序，法官最终判决被告人辛普森无罪。即使在美国国内大众都觉得极其不公，表示美国对程序正义的追求过于极端化，但刑罚在法律意义上是对生命权与自由权的强制予夺，法官在审理刑事案件时理应怀有如此谨慎细微的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规范侦查机关办案的收集取证程序，不断提高办案机关的侦查水平。在司法实践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方面应构建具体细化的可操作性的异议程序、裁决程序和救济程序。另一方面应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加强侦查人员、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庭审时由控辩双方进行询问，便于让控辩双方了解证据的取得过程，增强办案工作的透明度和证据效力。再者应明晰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可设置由辩方提供该证据系公安机关采取非法手段所获的初步证据，再由公诉机关举证证明公安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9]最后经由法官严格审慎的核实审查，对于排除了“合理怀疑”的证据应确认其证明力，否则应作出排除该证据的裁定。

（三）不断强化辩方力量，健全控辩对抗式的庭审模式

控辩对抗式庭审模式最基本特性是要求相互平衡，通过不断强化辩方的地位，是法治昌明和进步的必然要求。随着新刑诉法的进一步实施，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越来越趋于健全。其一是刑事辩护的空间在整体上已从审判阶段向审前阶段推移，辩护人可在侦查终结前、审查批准逮捕时提出意见。其二是会见、阅卷权方面进一步完善，规定辩护人（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凭“三证”即可会见，并可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且会见时“不被监听”。其三是程序性辩护得到加强，辩护律师可以在实体辩护之外，通过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达到维护被告人权益的目的。其四是首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救济程序，允许辩护人在其权利遭受侵犯时，可向同级或者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控告，寻求救济。刑事司法机关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断强化控辩对抗式诉讼机制，进一步完善新刑诉法规定辩方的辩护权利并得以落到实处，达到控辩对抗的力量平衡，才能使法官能够居中依法进行公正裁判，进而遏制刑事错案的发生。

（四）祛除各类不合理的口号及考核指标，为法院打造一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良好环境

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应尊重侦查工作规律，对于一些受侦办条件限制，证据灭失等客观因素而最终无法侦破的案件，应多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使社会公众客观理性看待，慎提“命案必破”之类的口号。同时在年终考核制度中实行科学优化的考核机制，屏除“一票否决”的硬性指标，从而避免侦控部门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明知故犯”而引发错案。在法院审判阶段，各级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不能以“维稳”为导向，为追求一时的“社会效果”，逼着法院对疑案作有罪判决，应为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创造一个良好法律氛围。[10]

参考文献：

[1]何家弘主编.刑事错案的原因及对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

[2]孙威.“疑罪从无”推动司法进步[Z].2013-5-15.

[3][法]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4]孙威.“疑罪从无”推动司法进步[Z].2013-5-15.

[5]张智辉.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6]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5.

[7]万伟岭.刑事错案原因探析[J].司法实务，2012（1）.

[8]何帆.西方如何反思冤假错案[N].人民法院报，2013-5-10.

[9]周跃武，戴江波.刑事错案成因及预防[J].人民检察，2011（8）.

[10]何帆.西方如何反思冤假错案[N].人民法院报，2013-5-10.

作者：陈雁哲

刑事内知证据探究论文 篇3：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

摘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主要义务，真实义务是次要义务。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片面性、消极性、权利的属性，追求法律真实性四个等特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履行表现在如何对待有罪的被告人、如何对待虚假证据和如何对待职业秘密三个方面。

关键词：真实义务；辩护律师；忠诚义务

从诉讼职能分离的原理看，辨护律师的职责是抵御控诉方的追诉，维护受刑事追究者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对当事人负有忠诚的义务，但辩护律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不应是一个不择手段地争取“胜利”的过程。律师的辩护行为也要遵循“正当程序”。律师在为被告人辩护的过程中对社会负有真实的义务。真实义务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忠于案件客观事实，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中的事实真相，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应有的公正、公平的待遇和处罚。公、检、法三机关追求真实和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是统一的，但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和其维护被告人权益的职责存在一定的冲突。在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和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的关系上，我国立法上片面强调律师的真实义务，但实践中却存在着辩护律师视当事人利益高于一切，过于注重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的倾向。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必须从理论上加以廓清。

一、辩护律师何以负有真实义务

刑事辩护是指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为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从事实和法律方面反驳控诉，提出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被指控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辩护是针对控诉存在的，无控诉则无辩护。辩护和控诉的对立、斗争，架构起控辩平衡、审判中立的诉讼结构。辩护律师在为有罪之人辩护时，其阻碍事实发现的行为尤其明显。“对被告辩护律师来说，如果证据是用非法手段取得的，或该证据带有偏见，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那么他不仅应当反对而且必须反对法庭认可该证据，尽管该证据是完全真实的。”辩护律师可以合法地隐瞒事实真相，在个案中以维护被告人权益为天职的辩护律师为何负有真实义务?

现有理论中，鲜见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理论基础的系统解释。李宝岳先生是现今理论界对律师真实义务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指出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理论基础有三：发现真实是刑事司法之灵魂；诚信为律师职业之根基；尊重法庭是司法权威之要求。该解释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探究有一定价值，但较为间接。三个根据均是从宏观上和从辩护律师自身之外来追寻真实义务的根据。发现真实是刑事司法的基本使命，但律师基于被告人的委托参与诉讼，其基本任务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发现案件真实。尤其是在为有罪的被告人辩护时，律师不但不会积极主动地追求案件真实，相反会竭力阻止公诉方对真实的发现。诚实守信是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律师作为普通公民的一员固然也有诚信的义务，但律师一旦介入刑事诉讼，从职业的角度看，诚实守信这一大众道德规范就不能再简单地适用。律师单纯地不欺骗法庭是最低层次的诚信义务，但很多情况下律师诘问明知是真实的证人证言，请求法庭排除明知是真实的证据，这些和诚实守信的大众道德要求相反。律师需要尊重法庭，但尊重法庭并不必然推导出律师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运用辩护技巧，间接地改变证人证言，不能说辩护律师就不尊重法庭。尊重法庭和真实义务是两回事情。刑事诉讼中的真实，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在程序的规制下，由证据证明的真实，是在法庭这一特定时空中拟制的真实，是法律真实。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还是需要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来寻找。

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来源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角色：首先是被告人的代理人、支持者，帮助被告人获得无罪或罪轻判决；其次是对司法公正负有特殊责任的专业人员，律师不得使用不正当手段来阻止真实的发现，律师负有协助司法程序公正进行的义务，必须努力争取获得正确、公正的判决。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反对辩护律师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择手段，都主张给予辩护律师一定的公共角色，赋予其一定的公共义务。德国将律师定位为“独立的司法机关”，“依多数说之见解，辩护人并非单方面为被告人利益之代理人，其也是一类‘辅助人’，立于被告人之侧的‘独立的司法机关’”。法国将律师定位为“司法辅助人员”，法国1971年《关于改革若干司法职业和法律职业的第70-1130号法律》第3条规定：“律师属于司法辅助人员系列。”在法律上师承德国的日本也将律师视为“独立的司法机关”，“律师作为一种‘自由职业，具有公法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意味着是一个在司法方面和法院协作的所谓‘独立的司法机关”州大陆法系国家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传统，强调律师的公共角色，强调其真实义务尚易于理解，但属于兰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同样强调律师的公共职能。《美国律师执业标准行为规范》规定，律师是法庭的职员，同时也是对正义负有特殊责任的公民。英国传统上同样视律师为法官的一韶分。

律师对司法公正负有特殊职责，不得无限制地维护客户的利益，任意地损害第三方利益甚至公共利益。辩护律师不再是依附于委托人的“雇佣的枪”(hired gun)。辩护律师独立于被告人，对法庭负有真实义务。辩护律师参与诉讼主要在于保护弱势群体即被告人，这种参与本身具有扶弱抑强的意味，并以此来缓解控辩不平等格局，保证对抗制的有效性。故而，从制度上赋予辩护律师巨大的为被告人私人利益而斗争的权利，只有这样，方能抵御国家追诉权对被告人私人利益的侵害，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负有忠诚义务。刑事辩护制度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利益调和的过程，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不宜绝对化。英国布鲁厄姆爵士认为：“律师的神圣职责是：为了挽救和保护当事人，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克伯恩勋爵则认为：“与当事人相比，律师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负有更大的责任。”嘲对永恒真理和正义负责，现实生活中就是对法庭负责。该两种绝对化的观点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律师的地位以及由此引发的律师的真实义务都有害无益。

我国传统上将律师定位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强调律师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现在虽然把律师定位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但仍过多地强调律师的社会义务。具体在真实义务上，我国《律师法》第35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隐瞒事实真相。《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过多地强调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事实上就淡化或弱化了律师当事人的代理人的角色，舍本取末。西

方律师制度历史较久远，国家赋予了辩护律师很多特权，用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鉴于律师辩护活动中过于偏向被告人的利益，妨害了司法公正，危及社会和被害人的利益，“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辩护律师在维护其委托人利益的时候，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于是，律师的真实义务为人们所强调。但律师的代理人的角色仍是根本。我国律师制度生成时间不长，律师尚缺少很多对抗控诉机关、用以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平等的武装，并且在主流法律文化中，“在职责冲突中总是要求律师倾向于选择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立场”。律师的被告人的代理人的角色尚先天不足，与此一致，律师的真实义务不宜过度强调。在辩护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义务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的关系上，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是主要义务、直接义务；对法庭的真实义务是一般义务、次一级的义务。

二、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特质

辩护律师的角色极具冲突性和争议性，角色的冲突带来义务的冲突。上文从律师双重义务的鉴别中解释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尚难以使人们对其有清晰的认识。诚如上文所述，刑事司法的基本使命是发现真实。刑事诉讼中，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都负有真实的义务。一个事物的特质就是该事物与他事物相比的不同之处。把律师的真实义务和法官、检察官、警察的真实义务加以区别，找出律师真实义务的特质，有利于人们对律师真实义务的科学认识。

1.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片面性。法官是纠纷的裁判者，其在诉讼中无独立的利益，独立、中立是作为裁判者基本的品质要求。法官在诉讼中追求的真实是客观的真实，必须兼顾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所有事实。警察、检察官虽然承担控诉职能，有追诉犯罪的职业倾向，但由于其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片面地追求胜诉，只注重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警察、检察官在证据的收集上有客观义务。理论界对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有较多的研究。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检察官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活动。“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指的是检察院负有义务，应当不偏祖，公正地采取行动，特别是要全面地侦查事实真相，检察院不得单纯谋求证明被告人有罪。”警察同样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由于警检一体化或检察官对警察的法律监督，警察在证据的收集上同样负有客观义务。《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该规定就是公、检、法人员负有客观义务的集中体现。

辩护律师在诉讼中对被告人负有忠诚义务。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为最大限度地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而奋斗，即所谓“党派性忠诚原则”(the principle of partisanship)。辩护律师对被告人党派式的忠诚，决定了其真实义务只能是在有利于委托人范围内的片面的有限的真实。“从辩护人的地位、任务来看，辩护人不像检察官那样承担完全的真实义务(客观义务)。在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利益上不产生矛盾的限度内，负担真实责任。换句话说，辩护人以维护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利益为任务，在这个限度内为发现真实而协助。”律师是否有帮助审判机关甚至是控诉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日本在战后完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就对律师的此项伦理职责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日本司法研习所的《刑事辩护的实务》中将“辩护律师有帮助法院发现事实，协助刑事司法的任务”删除，同时指出辩护律师应当追求的是“顺着被告人利益的方向而致力于案件事实的发现”。律师尽管负有真实的义务，但是律师的真实义务不同于控诉方、审判方的真实义务，控诉方、审判方的真实义务是客观真实义务，律师的真实义务是片面的有限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只注重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对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可以置之不理。

2.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同时具有权利的属性。和警察、检察官、法官的客观真实义务相比，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不仅仅是义务，还有权利的属性。刑事诉讼中，由于公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证明案件事实主要是公诉人的义务。被告人、辩护律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不是义务而是权利。对于不利于被告的案件事实，辩护律师有权利加以隐瞒；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案件事实，被告人有权利加以证明；在自己举证能力有限时，有权利申请警察、检察官、法官运用国家权力加以收集。隐瞒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同时积极地向法庭提交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证据，不仅仅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同时还是辩护律师对被告人的义务。就辩护律师与侦查、公诉、审判机关的关系而言，是权利；就辩护律师与被告人的关系而言，是义务，是职责。辩护律师不得放弃其针对侦查、公诉、审判机关所享有的，在证据方面维护被告人利益的权利。

3.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具有消极性。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公诉方必须举证超出合理怀疑的范围，方可达到给被告人定罪的目的。公诉方必须积极地承担起举证责任。被告人具有无罪推定权、反对自我归罪权、沉默权等。被告方无须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决定了被告人的真实义务具有消极性。尤其是在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被告人不但不会积极主动地追求真实，相反还有权利合法地隐瞒事实。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代理人，必然承受了被告人对不利事实的消极抵抗的权利。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控诉方承担积极的真实义务，辩护律师只能是消极的真实义务。法律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要求，也多是要求辩护律师消极地“不作为”。律师不得伪造、毁灭、隐匿证据，教唆他人伪造证据，也不得向法庭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对有合理理由相信是虚假的证据，也不应该提交法庭；律师不得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辩护律师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职责，要求其对执业中获悉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有保密的责任。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均规定，辩护律师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我国虽无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定，但理论界多赞成赋予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特权。他域多确立了辩护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特权。法国刑法规定律师不得泄露任何涉及职业秘密的事项，对于违反者，不论实际后果如何，都按既遂处理。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也采取相似的立场，掌握职业秘密的人如果泄露了相关情况即构成犯罪。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辩护律师对公诉方积极追求真实的行为可以积极地予以阻击。对公诉方提供的真实的证据，辩护律师可以请求违法证据排除；对于公诉方提供的真实的证人证言，辩护律师可以加以诘问，以动摇其可信性；“对公正的要求并不限制律师通过交叉盘问

以及辩论的方式来对他明知是真实的证人证言投以怀疑的目光……律师被允许从一个已知是真的事实推导出一个明知是虚假的结论……辩护律师可以在刑事案件中提出虚假的结论或辩论。”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以及积极地阻碍控诉方发现事实真相的权利，是辩护律师真实义务消极性的极至。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消极性，可能使有罪者逍遥法外，但更加保护了无罪者不受刑事追究，辩护律师积极地隐瞒事实甚至积极地阻碍控诉方真实的发现，维护了正当程序，避免了冤及无辜，具有正当合理性。

4.辩护律师追求的真实是程序保障下的法律真实。刑事诉讼中的真实是法律真实，是在正当程序保障下的真实。固然控诉方、辩护方、审判方都必须在程序规制下进行诉讼活动，三方追求的都是法律真实，但和控诉方、审判方相比，辩护律师眼中的真实更是程序保障下的法律真实。刑事诉讼中繁琐、精致的程序，其精神在于约束国家追诉权，保护受刑事追究者的人权。以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为主要职责的辩护律师，更加看重保护人权的正当程序。尽管控诉方提供的证据是客观真实的，但由于证据收集过程侵害了被告人的权利，辩护律师不但有权利请求排除，对委托人来说，更加有职责请求予以排除；原审判决尽管查明的事实清楚，但由于审判程序侵害了被告人的权利，辩护律师有职责依被告人委托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现代刑事辩护的一个新的类型，程序性辩护，即是辩护人就警察、检察官、法官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所作的辩护。程序性辩护作为“最好的辩护”，“以攻代守”，将侦查官员和控诉官员置于被控告和受审判的诉讼地位，使得他们所实施的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特别是侵犯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处于不得不接受审查和裁判的位置。程序性辩护作为辩护律师的一个利刃，不是从实体上就被告人有无犯罪、罪刑轻重进行辩护，而是直接就侦控方、审判方的程序违法，请求证据排除或撤销原审判决等程序性制裁，追求的是程序保障下的法律真实。

三、辩护律师如何履行真实义务

辩护律师具有双重角色，为私的角色和为公的角色。律师辩护活动中存在一个永恒的矛盾：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就是以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形式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权和被告人微弱的自我保护权利之间的不平衡加以调节。在职业传统中，律师在公共责任和对当事人的关注之间起一种调节作用。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的平衡过程。律师真实义务的履行本质上也是一个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过程。形而上地谈论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与对社会的真实义务之间的关系较为容易。但实际生活中，律师的公共责任和对当事人责任的冲突往往是在具体个案情境中的冲突，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很难把握。辩护律师真实义务履行中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与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辩护律师如何对待有罪的被告人。经验表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总的来说，大部分犯罪嫌疑人最后都被判有罪。律师根据事实和法律为事实上无罪的人辩护，此时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和对社会的真实义务不存在矛盾，律师不遗余力地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对当事人尽职的同时也就履行了对社会的真实义务。实际生活是，律师大部分隋况下是为有罪的人辩护。美国律师界有句名言：“如果仅为无罪的被告人辩护，那么辩护律师就都得破产。”律师辩护业务中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和对社会的真实义务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为有罪之人的辩护中。嫌疑人享有无罪推定权。一个人是否有罪的最终裁判权在法官手中。律师的职业伦理要求他不得对有罪的委托人有任何成见、偏见。如果律师明知被告人有罪，但控诉方无证据支持的，律师必须做无罪辩护。律师与控诉方对抗，为有罪之人辩护，迫使控诉方在公开的法庭上展示被告人应受惩罚的理由，保障了有罪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须知，正当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对文明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的保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律师明知道被告人有罪，但控方证据不充足的，律师可做罪轻辩护或无罪辩护。如果当事人自愿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如果被告人坚决主张无罪，辩护律师也应积极地做无罪辩护。在极端的情况下，即便被告人事实上有罪，且控诉方也有充足的证据支持，如果被告人坚决主张自己无罪，辩护律师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做无罪辩护，积极地从程序上攻击控诉方真实的证据，为当事人牟取程序上的利益。抗辩制的基本原则要求律师提交对事实真相的不同看法并且由法庭通过冲突着的双方提议来决定事实真相。美国辛普森案案结后法官那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尽管全世界都认为他有罪，但是法律宣布他无罪。”这句话对辩护律师有启示意义，被告人事实上确实有罪，辩护律师可以在程序上、在法律上争取其无罪。

2.辩护律师如何对待虚假的证据。被告人有说谎的权利，辩护律师说谎则构成对法庭的欺骗。辩护律师不得积极地毁灭、伪造证据、教唆他人作伪证；对于明知虚假的证据，辩护律师不得经由自己之手提交法庭；对于委托人提交的虚假证据，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对辩护律师的要求不同。美国律师协会1983年通过的职业行为标准规则规定：律师不得向法庭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如果虚假的证据已经由委托人提交了，律师的适当行为是私下劝告委托人撤回已经提交的证据。如果此举失败，律师的选择只能是辞去委托或向法庭揭露伪证。美国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文化，被告人的私人利益在诉讼程序中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于是人们要求律师承担起一定的真实义务。“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发现事实真相方面，辩护律师与法官负有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当被告人意图作伪证时，辩护律师的劝阻行为不构成无效帮助。”辩护律师对委托人提交的虚假证据积极地反对，甚至是向国家揭发。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德国，对被告人提交的虚假证据，律师的态度则是消极地不赞同。“如果被告自行为不实之主张，则其辩护人虽知其为不实，但仍不得向法院告知其不实……辩护人只能将此叙述为其当事人之主张，而不得说成是出自自己之确信”。律师在法庭上不得做虚假陈述，应将自己的陈述与当事人的虚假陈述区分开来，但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不得予以揭露。鉴于我国诉讼模式职权主义成分较多，且被告人、辩护律师很多诉讼权利不享有，控辩失衡严重，律师辩护环境不佳的现实，当被告人在庭上作虚假陈述时，不能要求辩护律师拒绝辩护，向法庭揭露伪证。

3.辩护律师如何对待职业秘密。辩护律师对于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被告人的秘密负有保密的义务。律师保密义务对于取得被告人的信赖以及确保辩护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辩护律师对于职业秘密有证言特免权。律师证言特免权全称“律师——当事人”特免权(law-yer-cIient priVilege)，指的是当事人有权拒绝透露或禁止他人泄露他或他的代表与其律师或者律师的代表之间的秘密交谈。律师证言特免权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一定意义上牺牲了社会利益。“证言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希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种社会关系，宁愿为捍卫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例如，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情比‘律师——当事人’特免权更能阻碍事实的查明。”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也不是绝对的，法律应设立一定的例外以保护社会的利益。借鉴国外立法例，对律师的证言特免权规定两项例外：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犯罪预谋例外；涉及辩护律师自身利益例外。美国安然丑闻和9.11事件后，社会利益得到重视，人们呼吁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应有更多的例外。律师的证言特免权及其例外，是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和对社会的真实义务的调和。

作者：葛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