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通用8篇）

篇1：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一、证人作证制度概述

（一）证人的概念

据有关学者考证，证人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语martis和martyr，其原意是指见证殉道者的人，所谓殉道的人大部分都是有冤情的人，这些人在信仰被冲击的时候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其灵魂的纯洁则要依靠他人的回忆和陈述，而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所谓的证人。从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证人在这类事项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现代历史中对证人的理解一般分为以下几个层面：首先，证人必须是亲身感知案件事实的人；其次，证人是为模糊的事情进行证实或者厘定界限，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证人的概念，也都是以此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

和其他大部分法律都是舶来品不同，证人这一概念，在我国传统的法制文化中就一直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一直没有进行过很好的归纳和总结，导致我们无法在理论的研究上占据制高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却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对证人做了如下的定义：凡是应该在应在法官面前陈述其对案件的感知和认识的人，而七本人又不具有其他参与诉讼人员身份的人都是证人。我们的近邻日本的法律认为，证人是指依照规定应当向法院陈述其所知的有关事实的第三者。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在重申一个要点，那就是证人不包括当事人，仅包括向法院陈述其感官体验的案件事实的人。英美法系由于其判例法的传统，以及相关因素的差异，在证人规定上与大陆法系略有不同，他们认为，不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如何，只要能提供与案件相关信息的人都可以叫做“证人”，即便是被告人也可以被当做证人来使用，其所作出的证言证言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我国既不属于大陆法系也不属于英美法系（港澳台地区除外），法律上对证人的概念也缺乏明确的界定，但是理论研究和实务上更多的认为我国的证人概念和大陆法系的规定更为相似，因为我们都是采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证人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诉讼过程中，因知道案件的情

况并负有作证义务从而向公安等司法机关陈述的不具有其他诉讼主体身份自然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在诉讼中具有其他身份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单位不能作为证人。

（二）证人作证的意义

证人作证，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社会必然是惩恶扬善的社会，对于一些罪大恶极而又缺乏证据难以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出庭作证对其予以指认无疑是对社会秩序的最好维护，同时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目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未尽完善的情况之下，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质证权的保护上。

但是纵观现在的案件审判，但凡涉及到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其出庭作证的概率非常之低。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国内的相关学者给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给出了一些列的对策分析，这些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正如陈瑞华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现状似乎正处以一种“对策法学”的研究误区。为此，笔者打算在发实证学的角度，以学者们提出的对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证人不出庭作证对策的层层剖析，尽量指出我国证人为何不出庭作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而分析证人到底是为什么不出庭作证，最后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二、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我们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关的原因也有很多文献做出了很多的探讨，笔者不想继续承袭这种固有的研究路径，而是打算在实证主义法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一)法院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虽然也在侦查机关作证，但是那毕竟是单独作证，无法达到质证的效果，我们所谓的证人作证更多的意义上说的是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做有助于法官更好的审查清楚案件事实真相，但是在我国的实践来看，审判机关根本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这是因为首先，法官在庭审前没有真正的做到与案件的隔离，其可以预先通过阅读卷宗了解案情，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庭审时便已经有了一定

意义上的主观判断。无需再叫更多的人来阐释之前已经了解的东西；其次，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关于要求当庭宣告判决的规定，在中间的这一阶段法官可以要求公诉机关提交所有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对法官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失去了实质上的意义，难以影响案件的判决。再次，由于长期以来法官一直是和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共同作为打击犯罪的机关，法官对公诉人提交证据的信任度高于被告人所做的与公诉人提交证据不同的供述，公诉人只要宣读相关的证言笔录便可以获得法官的信任，而不需要证人亲自作证。

（二）公诉机关不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公诉人在证人不出庭当面向法庭作证的情况下也可以顺利完成指控犯罪的职能，首先，大量传闻证据的使用，使得证人根本无需出庭，只要宣读证人证言即可，而法院也认可公诉人宣读庭前的证人笔录，即便被告人不认可，也由于多种因素无法得到与证人当面质证的机会。其次，检察院和法院天生就是一家，相互之间也多了很多默契与容忍，些许的证言瑕疵也不会影响到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最后，证言具有易变性，为了防止庭审出现差错，导致控方颜面或者利益受损，他们也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改革思路

2012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特定情形下证人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于我们改善证人长期不出庭作证的局面，并进而使被告人的质证权得到真实形式都有莫大的好处，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证人不出庭作证除了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法院和检察院长期以来形成的在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下进行判决的习惯，如何改善这一现状，笔者试图提出以下观点。

（一）建立质证权意义上的交叉询问机制

证人出庭作证在查清案件事实并发现真相，并使案件得到正确的认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们也知道法律是一门追求程序正义的学问，尤其是在当下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而我们过去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结果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来考

量的，现在我们或许更应该在程序价值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片面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实体价值是不合理的。我们同样不该忘记的是我们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尤其是在大力强调程序正义的今天，以及我们在一味追求所谓的“真实”的路上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聂树彬冤案的影响至今仍是我国司法进程之痛）。这种要求显得更加急迫。

（二）建立证人保险制度

在此要强调一点，本文讲证人出庭作证并不是所有的证人都要出庭作证，而是关键证人需要出庭作证，相关学者提出了对于关键证人可以建立证人保险制度，也就是在证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除了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之外，还可以保证人的人身和财产为保险标的，建立证人保险，以此作为国家赔偿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为证人提供及时性的物质保障。这一提法具有相当的新意，但是笔者认为还应该在以下方面予以完善：在证人同意作证以后，如果证人认为其作证行为可能因触犯控诉机关的利益而害怕被追究责任是，可以要求保险，保险费用由国家支付，受益人为证人。这样便可以在经济上和人身伤害可能性上给证人出庭作证做好双保险。

篇2：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原则上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由于种种原因，司法实践中多数证人却不出庭作证，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是困扰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

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在各级法院几乎没有超过10%的，有的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只有1%。且都是一审案件，二审案件证人出庭作证比例更低。如下列举几个地区的证人出庭作证率：

北京市一中院统计，该院辖区2005审结的刑事案共5500件，证人出庭案件只有29件，所占比例不到1%。

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在2003年1－12月间审理的刑事案件222件，实际出庭作证的只有10人，证人出庭作证率仅有6.2%，受贿案件无一证人到庭。

上海，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为5%左右。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自1997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率一直在2%到8%之间。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低于1%；

以上列举的都是经济程度较高，司法条件程度较好的发达城市，那些司法落后的边缘小城县就更不可想象了。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不得不引发人们的深思。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严重后果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诉讼法上一项重要制度，它不仅影响程序上的公正性，更最终作用于实体结果。

程序上，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首先，如果证人不出庭质证，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就不可能实现。在证人的书面证言中法官的审查审判只是流于形式。这种书面审理方式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不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形成正确认识。

我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经过一次较大的修改，改变了传统的纠问式审判模式，引进了控辩式庭审模式，并加强了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因此，我国的证人出庭质证制度还关联到其他制度，如交叉盘问制度：证人不到庭法官如何对证人盘问。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辩护权：被告如何对证人的证言向证人本人提出疑问辩解。由此可以看出，刑事诉讼法条文仍然是只注重打击犯罪，缺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护。

证人证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容易受证人主观因素影响。证人不出庭而仅仅提供书面证言，则可能会轻率地，不负责任地提供情况。而证人出庭，能够为当事人充分质证提供有效的法定场所和条件。而且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进行质证，会使证人证言的客观性真实性大大提高。

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法官能够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对证人的质询，对证人证言形成较为全面的看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判断，必然会使最终判决更加公正。

证人出庭作证困难的原因

我国法律把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公民对国家承担的一项义务予以明确规定，确定了以“证人作证为原则，不到场作证为例外”的证人作证模式。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成为诉讼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一、立法不科学

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了证人的出庭义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事实上刑诉法157条和最高院司法解释确立了未当庭质证的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可采性。这实际上就赋予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权利。

二、未规定证人拒绝出庭强制措施

刑诉157条和最高院刑诉司法解释58条确立了未当庭质证的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可采性，因此立法上对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未作明确规定。法院在实践中有诸多阻碍，也就难以确保。

三、证人出庭补偿制度不完善

关于证人出庭问题《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十一条做了笼统的规定，“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由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证人在出庭期间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由谁补偿、补偿的标准、如何补偿，我国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实践中这些往往也被忽略，证人的损失常常得不到补偿。

四、法律对证人缺少有效保护规定

我国现有的证人保护制度多是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实施的效果也不甚理想。比如，由于事前没有及时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使证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体受到伤害甚至家人遭到打击报复；由于没有做好严格的保密措施，泄露了证人的姓名、身份，使证人受到歧视；由于没有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使证人因作证而影响工作和人事关系；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不够，如刑法第308条规定的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等等时有发生。我国刑法305条规定了伪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据这条，为被告作证的证人，被检察院直接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在我国的某些地方时有发生。

五、司法部门的不积极

部分办案机关怕证人出庭翻供，影响公诉效果，不愿意证人出庭。某些法院也不愿证人出庭怕麻烦，拖延诉讼时间，影响审判效率。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一直是中国司法的弊病。

六、历史观念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耻诉”，认为一跟“官司”沾上边就显得不太光彩。这也是许多人不愿，而选择提交书面证言的原因。

七、人口流动

中国2011年有2.11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7%左右，大量人口外乡工作和学习在成为了证人出庭作证的障碍，客观上降低了证人出庭率。

解决办法

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急需完善，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完善立法

1、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义务

近一步明确规定证人的出庭义务，把证人不须出庭的情况作为例外明确列举。但须经过严格的程序。证人不出庭须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法院查明情况，对申请作出答复。对未经批准拒绝出庭的证人，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强制出庭参加质证。并明确规定出在什么情况下，证人不出庭其证言无效。这样就在立法上保证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外国立法上多有这样的规定。如1983年修正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条规定：“在一切审理中，证人证言应于公开法庭上以口头提供，但国会通过的法律或本规则、《联邦证据规则》或最高法院通过的其它规则另有规定者除外。”英国刑诉法规定，具有证人适格性的人，将被迫在诉讼程序中作证。法国刑诉法第109条规定：“任何被传唤到庭作证的人，均应当出庭、宣誓并作证。”德国、日本等国也有类似规定。

2、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

尽快制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积极主动地避免证人被侵害。包括严格替证人保密，使其姓名、住址、单位和相关信息在出庭作证前不被公开;对作证后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所进行监护;将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为证人更改姓名、更换职业或迁移住址;依据证人的申请采取其他特别保护措施，等等。（2）强化对侵害证人行为的惩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3)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4)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可规定为，报复证人而损毁其本人或近亲属财产的，侵害人应给予双倍的赔偿，有关部门还可对其处以罚款、罚金。（5）严格对伪证罪的适用，加强对公检法的监督，防止司法部门权力的滥用。

3、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出庭作证不求对证人给予奖励，但证人的开销必须要填平。为此立法上应专门将证人补偿最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则，而且国家应设立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专项基金，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专款专用。让证人觉得出庭作证不是一种损失和负担。

二完善司法部门的监督机制

实践中的证人缺席和司法部门有很大关系。公检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违反程序甚至实体法的案例时有发生。如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公权谋利时代，办案的效率影响到司法部门的业绩，有些部门为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对一些“可有可无的”的诉讼程序能省则省。证人作证就像一更没肉的骨头被扔在一边。

司法部门的日常监督现今依然主要依靠内部监督，而这种跛脚的监督收效甚微。因此要引入外部监督，大力推进民主、法治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让外部监督本身畅通与公正进行，给证人作证制度的推行得到请有力的保证。

中国有问题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多，都需要慢慢地加以完善，相信未来的法制建设越来越好。

篇3：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 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较低, “19个刑庭中有9个刑庭没有证人出庭, 没有刑事证人出庭的法院占调查样本的近一半, 有证人出庭的案件为26起涉及68名证人, 以全部6810起刑事案件为基数, 证人出庭率仅为0.38%”这个调查组得出的较为有价值的证人出庭率, “实际出庭的案件数量和筛选的案件总量 (即刑事证人应当出庭的案件数量) 之比为3.98%”。一些法院检察院得到一些数据, 刑事证人出庭率在5%~10%之间。如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证人出庭作证率一直在2%~5%, 烟台中院审理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为1%,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 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 占总数的4.3%, 1999年该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6件, 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很容易看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了证人证言作用的发挥, 对审判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一) 思想文化原因

证人不出庭作证, 其原因很复杂, 与之最相关的要数传统的思想文化, 尚礼、鄙诉、重刑、轻民, 直接的表现是中庸之道、隐忍退身的厌诉、耻诉的心态, 这种心态是人们不愿作证的惯性思维。亲亲相隐的传统法律思想, 也影响着人民诉讼意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边的人, 特别是其近亲属和其它家族成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了解, 能掌握他们一定的活动情况, 让这些人作刑事证人, 被告人受到刑事责任追究, 他们心理上很难接受。

(二)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缺陷

我国现行法律,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有作证的义务, 没有规定证人有出庭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人的义务。”没有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处罚性措施, 没有规定刑事证人出庭是其法定义务。但有这样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最高院解释》) 第123条规定:“被害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传唤或者通知未到庭, 不影响开庭审判的, 人民法院可以开庭审理。”这为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证属实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应当当庭宣读。”《最高院解释》第58条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言, 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 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定后, 才能作为定案件的根据;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当庭查证属实的, 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证言的规定, 趋向于出庭作证, 但同时又允许书面证言的存在, 立法上就相互矛盾, 规定较不明确。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构想

(一) 证人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其实在我国证人不包括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是指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的第三人。

证人标准是指设立一定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的证人必须出庭或者不必出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生理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 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证人”;《最高院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 (1) 未成年人, (2) 庭审期间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3) 其证言对案件不起直接作用的, (4) 其他原因的。”其实还可以再划几个标准, 符合标准的人不必出庭: (1) 证人证言被双方认可的或持证明相同事实证言的证人, (2) 庭审前展示的证人证言都没异议的, (3) 庭审期间证人死亡的, (4) 因自然原因、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能出庭的。法院根据法定标准有权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 法官可以拒绝控辩双方要求证人出庭的不合理请求, 将出庭人员控制在必要限度内;对应当出庭而没有其他合理理由不出庭的证人的证言, 法官排除其书面证言的证明效力。

(二) 证人出庭的强制性措施

1. 通知书送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 证人的通知由法院负责。但实际上控诉双方也有通知证人出庭的。应当把法律落实到实处。控辩双方只有向法院提出请求权, 没有通知证人出庭权。法院拒绝要求证人出庭请求的, 可以申请复议一次。通知证人出庭的方式一律用书面送到方式, 其他方式的通知证人可以不出庭。

2. 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

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 证人出庭作证有以下共同点: (1) 对于证人出庭保障一般都以强制措施为保障, 并且法律明确将强制性规定与相应的惩罚性措施并举。 (2) 根据违反作证义务的程度规定不同等级的惩罚措施。第1点说明证人出庭作证要落实, 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相伴随。第2点说明罚当其罪, 惩罚不能一刀切, 应当体现相应的层次性。英国法律认为有作证义务而拒绝作证的, 应处蔑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 证人依法传唤而不到案的, 可以命令他支付由于不到案而支出的费用, 并处以罚款。在其不能支付罚款时, 可以处以六个星期以下的拘役。

我国很多学者都提出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出庭作证根本在于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 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正当理由不出庭是对法律和国家利益的蔑视, 法律可以强制其出庭作证。应参考国外立法, 从立法层面上, 明确规定该出庭的证人不出庭作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 出庭证人的人身保护

有关机构进行了调查, 如果你不会或者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 主要原因是什么。有2923人参加, 其中“担心受到打击报复”这一选项的选择率最高, 为79%。证人出庭作证往往顾虑重重, 害怕自己和家人的人身、财产或名誉遭到损害。这是我国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有效的保护证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又棘手的问题。

1. 我国目前有关刑事证人保护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或者报复,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依法给予治安处罚。”《刑法》第307、308条, 规定了阻止、报复证人作证的定罪量刑。

2. 当今国外证人的保护制度

美国1971年出台《证人保护法》, 1984年又制定《证人安全改革法案》。美国通常的做法是为证人设计一个匿名身份, 帮助其在一个新城市里生活, 对高危的证人24小时保护。英国早在1892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德国为了保护证人其要求卧底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澳大利亚1993年颁布了《证人保护法》。荷兰对某些犯罪的证人, 采取特殊的技术手段, 如证人在专门的证人室作证, 声音经过波段处理。

3. 国际公约中的规定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就证人保护规定: (1) 各缔约国在其主权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 为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的证人并酌情给其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保护, 使其免遭可能的报复。 (2) 在不影响被告人的权利包括正当程序下, 本条第一款所述措施可以是: (1) 制作向此证人提供人身保护的程序, 如必要时将其转移, 适当情况下不允许提供或限制披露有关其身份和下落的情况; (2) 规定可允许以确定保护证人安全的方式作证的证据过则。如允许借助于视像连接之类的通信技术过其他适当手段提供证言。

4. 通过国内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 保护证人人身安全, 可

以设计让证人“秘密”作证的模式, 即能保证司法公正证人又能完成出庭作证义务, 还能保障证人的安全。刑事证人“秘密”出庭:证人出庭时不公布其真实身份, 另外在法庭旁边另设一房间, 设立证人席, 通过音像技术, 法官、控诉双方能听见其证言, 也能向证人询问、质证。还可以通过技术方法改变证人的声音波段。法院为证人的身份保密, 控辩双方只能听到证人声音不能看见其面目。从另一面考虑, 加大对威胁、报复证人的打击、处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 应当从重处罚;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 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

(四) 出庭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

赋予证人拒证权和豁免权。法律本身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关系, 如果他违背了这一规则, 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基于社会伦理、公共利益和证人权益等保障的考虑, 而赋予证人依法拒绝与本案有关的信息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及提供相关证言的权利, 具体可分为亲属拒证权和职业拒证权。在我国职业拒证权暂设给心理医生和律师。

四、结语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 有其渊源的历史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现行法律没对此作出系统的、合理的、可操作的规范。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我国法治建设将臻于完善。本文立足于规定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为其法定义务, 同时赋予刑事证人相对应的权利, 使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体系完善、内容完整、责任明确、操作性强。

摘要：刑事诉讼案件中, 证人出庭作证, 对查明案件事实, 正确定罪量刑都有重要作用, 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阻碍了客观的诉讼价值追求。要发挥刑事证人证言的作用, 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刑事证人作证保障制度。然而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尚未完善, 存在不少缺陷。

关键词：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完善,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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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现状；原因分析；制度完善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的不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同时，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证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与此相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58条第2款规定“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替代方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41条在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同时在第2款规定了允许证人不出庭的四种情形，即“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由此可见，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并没有采用强制化规定，立法中同时存在着对于证人不出庭作证替代方式的规定。

（二）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率低

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证人到案难”、“到案后说实话难”、“要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更难”的“三难”现象。在庭审活动中，大部分刑事案件证人证言表现为书面证言笔录，许多案件的关键证人也因种种原因拒绝出庭作证，证人不出庭的直接结果就是证人的庭前陈述在庭审中大量直接使用，使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展开，法官也难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来直接审查证言的真伪。这样做就导致了法庭审理走过程，控辩双方难以充分质证，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正，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

（三）刑事证人权益保障缺失

我国实践中证人保护方面的现实模式可以概括为证人依法作证—被告人被定罪—被告人威胁证人—证人求助无门—证人被害—其他证人不敢作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最终导致愿意作证的人越来越少。根据自然正义原则，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证人作证提供足够的保障，它强制公民履行作证义务就失去正当性根据。因为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国家只有在保障了人们最基本权利后，才有权要求人们向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诸如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国家不能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命健康财产权，人们就有权拒绝向国家承担义务，国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人们以生命健康财产受到伤害为代价向其承担作证义务。

二、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我国现行立法的缺陷与矛盾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虽然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一项义务加以规定，但是对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任何规定，保证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可分为庭前庭审过程中以及庭审结束后三个阶段。在庭前阶段，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立法中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保证证人出庭作证；在庭审结束后，对于证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出庭作证的，立法中也没有规定应否对其逃避义务的行为予以法律上的制裁；而在庭审过程中，对于证人在出庭作证时可能出现的隐匿伪造证据作伪证等行为，刑法中均以明确的条文形式规定了其罪与刑，这会使证人形成这样的观念出庭作证一旦涉嫌违法行为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出庭作证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2]。于是绝大多数证人消极地选择逃避出庭作证，而控辩双方和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又没有法律根据，只能进行说服教育，最后是否出庭仍由证人自己定夺，这也是造成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形同虚设的原因。

（二）社会传统因素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处世哲学是仁义礼信。具体到诉讼中而言，知道案件情况的证人往往明哲保身，认为出庭是过堂问审，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与人之间在感情和心理上有极强的相互依赖性，具有凝重的群体意识和浓厚的人情观念，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而不愿出庭作证，尤其不愿出庭直接面对双方当事人而提供有利于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证言，特别是在一些贪污贿赂案中，证人大都与被告人有上下级关系或业务上的往来，害怕因出庭作证而受到同事或同行的鄙夷[1]。对于丑恶现象，人们更加习惯用道德的标准去谴责，而不愿意也不敢站出来作证，用法律的武器去打击。另外，自古我国就有“亲亲得相首匿”、“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传统[2]。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却没有规定证人作证豁免规则，使得亲人之间为了法律的规定，逼迫要作出“大义灭亲”的事，传统的伦理道德使得证人不愿出庭作证。

（三）司法机关自身的原因

目前司法机关尤其是基层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着办案力量不足办案经费短缺等问题，有的甚至连正常的办案经费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谈证人出庭费用的负担了，证人出庭需要差旅费误工费食宿费等，证人及其近亲属因证人出庭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失也需要给予补充，如果不能有充足的经费保障，必然打击证人出庭的积极性，给证人出庭设置了障碍[3]”。部分司法人员缺乏证人保护意识，司法机关的保障不到位。同时，由于我国少部分司法人员执法时不文明办案或者违反法律办案，使证人常常在诉讼中受到无礼的对待。司法实践中，更很少有司法机关主动追究损害证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的实例，使得证人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不愿出庭作证。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健全证人保护制度

将证人保护的对象仅限定为证人本人是不够的，实践中由于证人出庭作证致使证人近亲属的安全受到殃及的情况层出不穷，而因为近亲属的安全受到威胁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证人近亲属的安全对于证人出庭作证也有着重大影响，故应当将证人近亲属也作为证人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4]。而对于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不能仅限于人身安全，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财产住宅等非人身性权利的安全也应当纳入证人保护制度的保护范畴中，只有对证人进行全方位多方面的保护，证人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二）完善证人经济补偿制度

我国现有法律，对于证人因为作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如何补偿的问题没有作任何规定。证人出庭作证，除了需要支付交通费、通讯费、食宿费，还将承担误工所带来的损失，作证后如果遭到打击报复，还会对其造成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害。证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有得到经济补偿的权利，这些费用和损失自然应由国家进行补偿。我国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能让证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从而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5]。

（三）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加强司法人员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优化司法人员队伍，重塑良好的司法机关形象。加快司法机关人事制度的改革，优化人员结构，淘汰业务素质低缺乏责任心者，严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者。要增强司法人员对证人的保护意识，对由于司法人员玩忽职守，致使证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名誉或财产利益遭受严重危害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增强司法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庭审过程中充分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书面证言，以书面证言或证言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的错误做法，使证人建立起对司法机关的信任，而且法院应该避免充当半个“公诉人”的角色，严格按照公正和不告不理的原则处理案件[6]。

四、结语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虽然目前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现状依然不容乐观，但随着我国刑事庭审方式改革的向前推进，证人出庭作证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以使庭审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以平衡，使审判结果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尽管前面会有重重险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

【参考文献】

[1]吴松祥.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的思考[J].湖湘论坛，2004（03）

[2]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J].中国社会科学，1997（03）：87-104

[3]秦颖慧.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缺陷考[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54-59

[4]庞玉洁.构建新型的刑事诉讼关键证人制度[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1-17

[5]王玉国.论我国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构建—由“作证费引出的法律思考[J].宜宾学院学报，2006（05）：1-4

[6]刘艳梅.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D].中国政法大学，2006

篇5：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赵永纯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引起理论界和司法界的普遍关注。那么，如何理解出庭证人的范围，如何把握证人出庭的条件，如何规范出庭作证的程序，怎样构建行之有效的证人出庭保障制度?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出庭证人的范围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是证人。但是，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着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应否处罚，处以什么样的刑罚进行的，因此，如果不顾案件情况和客观条件，一味强调所有案件的所有证人都必须出庭作证，不仅不科学，而且也不可行，甚至还会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根据审判实践，下列情形下的证人才有必要让其出庭作证：

第一，被告人不供或就案件的基本事实翻供，相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因为在此情形下，案件证据链均显脆弱，证人证言具有很强的证明作用，出庭证人不论是作有罪证明，还是作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明，都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二，证人或证人之间就其证明的案件事实在关键情节上存在出入，或含糊不清，或与其他证据相矛盾，该相关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关键情节是指足以影响定罪或量刑的情节。如果证人对此证明的不够确切或自相矛盾、相互矛盾，就应当让其出庭接受调查。因为在此情形下，仅靠法庭上出示、宣读证言，对证

言作书面质证，是解决不了证言矛盾的。而只有通过证人出庭接受诉讼各方的询问、对质，才能使证据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有效解决。

第三，鉴定人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如与案件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应当出庭对鉴定依据、鉴定方法、鉴定过程等作出说明，并接受诉讼各方的询问。从广义上讲，鉴定人也是证人，鉴定结论也属于言词证据的范畴;从证据价值讲，鉴定结论对定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着刑事被告人的生命。因此，鉴定人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负有出庭作出说明的义务。例如，黄某故意杀人一案，被告人黄某始终承认其当晚与女友刘某在一起居住，直到次日上午八点半左右才分手，但不承认其杀害女友。而公安机关鉴定刘某的死亡时间为当夜1时左右，以此证明黄某杀害了刘某。鉴定人出庭对刘某死亡时间的鉴定依据作出了说明，即根据尸体温度、胃溶物推出的死亡时间。辩护律师对此提出质疑，并根据勘验尸体的时间(次日13时)、勘验笔录中记载的尸斑、瞳孔等特征，按照《法医学辞典》上的计算公式，得出了刘某应为次日上午九点左右死亡的结论，而此时黄某已离开现场。由于鉴定人的说明未能合理回答辩护律师提出的质疑，导致该鉴定结论未被法庭采纳，被告人黄某被法院判决无罪。可想，如没有鉴定人的出庭，就不会有辩护律师与鉴定人之间的庭上交锋，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析疑目的。

第四，侦查人员对于侦破报告中有关被告人归案过程记述不明，辩方对此提出质疑的，该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因为这种情形下通常涉及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自首是否成立直接关系着对被告人的量刑。因此，侦查人员有义务出庭对被告人的归案情况作出说明。

二、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

鉴于证人出庭作证被认为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真伪的一种直接有效形式，那么，对之进行规范无异是必要的。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审判实践看，目前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规范，应当重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出庭作证申请的提出问题。法庭受其“中立”地位的决定，不是也不应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提出者。证人出庭作证的提出者应是控辩双方。但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控方提出的出庭证人应在其提供的证人名单范围之内，如在范围之外，这对辩方来说就是“突袭证据”，法庭不应准许。二是辩方提出的出庭证人，不论是否为控方知悉，法庭均应及时通知控方，以便控方在法庭上有针对性地询问出庭证人。当然，对辩方提出的出庭证人，特别是控方未曾获悉的证人，控方能否在开庭前进行询问，我国法律尚未作限制性规定，但从诉讼平衡理论出发，同时也为了减轻辩方证人的出庭压力，确保出庭作证效果。笔者认为对此应进行限制，即控方在开庭前不能接触辩方证人，庭前接触辩方证人所取得的材料不能成为法庭质证依据，更不能成为定案根据。这一限制性要求与行政诉讼法关于对被告行政机关的取证时限限制有着相似相同之处，很值得刑事诉讼法借鉴。

二是对出庭作证申请的审查与处理问题。以上也涉及对出庭作证申请的审查与处理。但在此我们强调的是，对于控辩双方提出的出庭作证申请，法庭应着重审查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对于经审查确有出庭作证必要而且也有出庭可能的，特别是辩方提出的有利于被告人的出庭作证申请，应予准许，并及时办理有关出庭手续;对于被告人认罪，证人证言稳定，证据之间无明显矛盾，或证人出庭已无可能，或出庭作证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则不予准许。对于不予准许的，应书面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权提请复议。三是出庭证人的宣誓问题。古今中外就有证人宣誓做法与制度。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的通行做法是让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字，这大大弱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感，对防止法庭

上作伪证极其不利。因此，为规范证人出庭作证的程序，使证人加深其责任感，增强法庭审理的严肃性和判决的权威性，确立出庭证人宣誓制度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证人在庄严法庭上的宣誓，强化其作证责任，确保其如实作证。

四是对出庭证人的询问顺序问题。证人证言的证明作用不外乎两种：一则不利于被告人;二则有利于被告人。控辩双方对出庭证人的选择都离不开这一证明法则。基于此，对出庭证人应按照“谁申请谁先询问”的顺序进行，并可轮流交替询问。最后再由法庭作补充性询问。实践中，有些法官对出庭证人首先询问，并“一问到底”，这种“纠问式”的质证方法，势必给人以先入为主之嫌，必须坚决予以克服和纠正。

三、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审判人员怕麻烦，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控辩双方提出的作证申请漠然处之。但主要是证人有思想顾虑，怕承担责任。如当庭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害怕事后遭到报复;如当庭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言，害怕被害人、甚至公诉机关找麻烦;如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庭前证言不一致，还怕承担伪证罪的责任。还有的证人因为是名人、富人或位高权重，担心出庭作证会影响名声等等。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构建证人出庭保障制度应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确立“出庭作证证言不受追究”制度。即出庭作证证言虽不被法庭采信，甚至被推定为虚假，也不能因此以伪证罪追究出庭证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首先，证人是应法庭通知出庭作证的，其作证活动具有被动性，并且还要接受“控、辩、审”各方的轮翻交替询问，这几乎排除了他有意作伪证的可能;其次，证人是靠自己对案件事实的感知、记忆、理解作证的，其前后的表述误差是正常的，也是应当允许的;再次，证人出庭作证本已承担着较大的精神压力，我们不能再给其增添新的更大的压力。总之，确立

这一原则，对于缓解出庭证人的精神压力，鼓励证人大胆出庭如实作证，改变证人普遍不愿出庭作证的现状具有直接意义。当然，确立这一制度，也可能会给故意作伪证者以可乘之机，甚或导致对极个别伪证者的轻纵，但这如同“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一样，它同样体现着我国刑事诉讼的文明与进步。

二是建立对拒不到庭作证行为的惩戒制度。即对于必须到庭也能够到庭而拒不到庭的证人，人民法院有权强制其到庭接受法庭调查，并可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拘留等处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现行刑法对采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手段抗拒出庭作证行为，规定有相应罪名，如妨害公务罪、妨害司法罪等，对情节严重的拒证行为，可依此定罪处罚。

篇6：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赖徽棠 朱晓霞

证人证言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在我国刑事证据体系中也居于十分重要地位。而证人出庭作证是充分发挥证人证言这种证据作用的关键环节。所以，证人出庭作证已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制度，也是当今刑事审判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48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然而，该项规定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受到阻碍，立法精神、立法本意无法得到彻底贯彻的情形，却屡屡可见。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不足被通知出庭人数的10%，有些地方还不到5%。可以说，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一个大难题。现就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现象普遍存在，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健全，立法上存在诸多缺陷是其首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刑事证人保护的法律保障不健全，证人权益易受侵害。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受权利的前提是要履行一定义务，履行义务也需要有享受一定的权利作为保障。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也应保障证人享有相应的权利，证人才能放心而无后顾之忧地出庭作证。

实践中，证人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证人权益易受侵害首先是其因出庭作证而损失的经济利益不能得到弥补。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将损失一定收入，也可能为此产生交通费和住宿费。特别是有的重大刑事案件的证人，为了作证可能须长时间“隐姓埋名”，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更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对财产案件、行政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的补偿作了规定。但对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花费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是否得到补偿，由谁补偿均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证人只能由其本人承担车旅费和误工损失。更重要的是，现实中证人及其近亲属容易受到打击报复，造成人身或经济上的损害，现行法律对此没有一个完整周密的保障机制。

我国刑诉法也有证人保护条款，其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我国刑法第307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或7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法第308条规定：“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述规定说明我国已有保护证人的法律规定，但在立法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一是立法侧重于对证人的事后保护，注重对侵害行为人的惩罚，而未规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不重视对证人遭受侵害后的补偿性保护，二是立法只注意保护证人的人身权和名誉权，对证人的财产权保护则未加规定;三是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不够，如刑法第308条规定的保护对象仅限于证人;四是立法规定过于原则、不完整、不系统，缺乏配套的具体措施规定，可操作性差，执行起来很困难，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不利于调动其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二)?现行法律缺乏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条款的规定。

趋利避害为人之内在功利主义天性，一个行为的决定过程就是利益选择的过程，证人在决定作证行为的过程中，会从三个因素中权衡选择：作证行为对案件当事人的可能影响、案件当事人对其作证行为的可能反应、法律对作证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分析不愿出庭作证的动机主要有：庇护、营救亲人、友情、报恩、贪利、情面、献媚、安全需要、报复、同情、利害关系，这些动机包含了作证行为的可能反应，也就是当事人在决定是否出庭作证和是否作伪证过程中的第一个利益判断。

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则应承担具体强制性的法律责任，它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的威严和效力体现在对违反法律的制裁和惩罚，违反规定义务而没有落实违反义务的制裁的法律，只能要求义务对象在道德的层面上自觉地履行，这在实践中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虽然法律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没有规定证人不出庭的法律责任，未将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行为视为妨害诉讼的行为而令其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法律认识的偏向对证人出庭作证造成影响。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原则，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26条明确规定“在所有审判中，证人应当在公开法庭以言词方式作证”。直接原则是指法官的审判以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为基础。言词原则是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材料，一般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人出庭作证规定为作证的义务，是直接言词原则的体现。证人出庭作证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对证人的直接询问、质疑，有利于查明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查明案件的事实，充分发挥质证的功能。同时，“直接言词原则使审判人员就法庭上陈述者之真意及感情获得明晰印象，以保证审判人员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的大小作出正确的判断”。

但当前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认识不足，思想上没有根本转变旧的观念，仍不自觉地沿用老的做法，主要表现为三种心态：一是认为经庭审质证的证人证言同证人当庭作证的证言相比，具有同样的证明效力，证人出庭与否意义不大，满足于宣读证人书面证言。实际上按这种观点，仅宣读证人书面证言而证人不出庭作证，对证言的质疑由谁回答﹖这个问题法官就无法解决。当事人不能当面质证，进而会影响证据的直

接可靠性，不利于保证办案质量。二是对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信心不足，顾虑较大，担心证人在法庭上改变原有的证词，使案件的审理带来难度。三是担心证人出庭作证后遭到打击报复而迁怒于法官，给自己及亲人带来麻烦。

二、将证人性质的定位对刑事诉讼的意义

根据英美证据法的理念，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而根据大陆法系的理念，证人是法院的证人，不是当事人的证人。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51条第4项“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传票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的规定，显然，证人是法院的证人。笔者认为在未来的证据制度改革中，应将证人的性质定位于当事人的证人，证人的提供和出庭均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决定和传唤，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证人，以及申请证人出庭方的当事人提供的证人不出庭的，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意义有三：

(一)?有利于新的刑事审判方式的实现。

从传统的法院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变，是我国诉讼模式改革的方向，并已形成共识。当事人主义模式要求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保持中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处于不偏不倚的中间位置，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对等的距离。如将证人界定为法院的证人，提出和传唤证人均由法院主动提起，容易掺杂进法官个人的情感因素，从而有可能遗漏重要证人。同时，也容易使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不利于案件的公正裁判。当事人及其律师负责举证和庭审调查也是对抗制模式的核心要求，将证人界定为当事人的证人，由当事人提供证人和申请证人出庭也符合这一要求。

(二)?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举证。

案件的裁判结果同当事人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当事人作为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收集并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强大内心愿望。由当事人负责举证，能够最大限度地收集和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证人证言，须承担败诉的责任。当事人从利害关系出发，全心全力地收集证据和提供证人，可以增加案

件裁判的证据数量。同时，根据直接言词的原则，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书面证言一般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将证人定位于当事人的证人后，如果当事人没有正当的理由，不能使证人出庭作证，便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在败诉风险的压力之下，当事人为了保证自己诉讼的成果，只有促使证人出庭作证。

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问题。

解决证人不愿作证、不敢作证、不愿出庭、不敢出庭及作伪证问题，首先是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证人的法制观念，树立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扶正压邪，关心弱者的同情感，克服胆怯顾虑的思想，逐步养成敢于维护正义的风尚。其次需要法官进一步加强对证人证言和证人出庭作证重要性的认识，在审判工作中切实贯彻好直接言词原则。第三，最重要的还是加强证人制度的立法：

(一)?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制度

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完善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1)?尽快制定事前预防性保护措施，积极主动地避免证人被侵害。借鉴国外立法，主要措施包括严格替证人保密，使其姓名、住址、单位和相关信息在出庭作证前不被公开;对作证后可能遭到报复的证人及其住所进行监护;将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为证人更改姓名、更换职业或迁移住址;依据证人的申请采取其他特别保护措施，等等。?(2)?完善事后保护措施，首先应使刑诉法和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保持协调一致;其次，强化对侵害证人行为的惩罚力度，对于打击报复证人构成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实践中对证人打击报复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侵害了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导致公众畏惧作证，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应予以严惩;再次，对侵害证人行为的制裁条款应更具体明确;第四，更注重对证人受侵害后的赔偿规定。?(3)?加大对证人近亲属的保护力度。刑诉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应明确规定对证人与其近亲属给予同等保护。?(4)?重视对证人财产的保护。可规定为：报复证人而损毁其本人或近亲属财产的，侵害人应给予双倍的赔偿，有关部门还可对其处以罚款、罚金。

(二)?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中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经济、海事、行政诉讼，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案件受理费，其中还规定对财产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应缴纳证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建立证人补偿制度，还应当对非财产案件的证人补偿进行完善，非财产案件的当事人应当缴纳证人在人民法院决定日期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证人是案件证明材料的来源，证人证言证明的为案件事实，从整个案件来说，证人不是为某一方当事人服务，而是为查清全案的事实服务，因此，对证人费用可以按照“谁败诉，谁承担”的原则承担。考虑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刑事案件的证人费用可以由国家专项资金承担。

(三)?确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制度和证人拒证的惩罚制度

既然出庭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那么他就必须履行这一义务。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就是违反其义务的一种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危害，所以法庭可以采取措施强制其到庭作证，还可以对其实行法律制裁。

世界各国均规定了对拒证证人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和进行制裁，如罚款、罚金、拘传、监禁和其他轻刑等。法国刑诉法第110第规定：“如果证人没有到庭，预审法官可以对拒绝出庭的证人采取传讯措施，通过警察强制其到庭，以传讯通知书进行并处以第五级违警罪的罚款”。

篇7：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摘要：

近年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已成为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这表明，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是更有实际意义的阶段。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离开了恰当的证据制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就都是空中楼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司法“痼疾”。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问题上的规定比原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下面就新刑诉法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有关规定的进步性、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进行论述。

关键词：新刑诉法 证人 出庭作证 进步性 问题 完善措施

一、出庭作证的概念及现状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概念

证人是指知道案件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在我国，除因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而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以外，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证人应如实地提供证言，如果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不同于见证人。证人出庭作证是指解案件事实情况的人接到人民法院出庭作证通知后，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庭就其所知如实陈述，回答质询的行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是实现控辩式审判方式的一项基本条件，也是查明案件事实的一项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对证人的范围未作规定，但是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行政诉讼中行政诉讼法未作规范的，可以参照民事诉讼中的有关规定。因此，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只接受自然人（公民）作为证人，不接受单位作为证人，即单位不能以单位名义提供证人证言。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个人、单位均可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二）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近年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已成为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这表明，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是更有实际意义的阶段。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离开了恰当的证据制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就都是空中楼阁。目前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司法“痼疾”。据统计，我国证人出庭率不超过8％。多年来，我国的审判实际上是以书面证言为中心的，这也是在实践中证人一般不出庭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包括警察在内的各种证人，一般都不出庭，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证人都不愿意出庭，因为在法庭上要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有可能处于一种尴尬或者难堪的境地。其次，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专门针对证据制度的系统规定，仅是在各部门法中散见零星的对于证据的片面规定，法律规定方面的欠缺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操作的种种弊端，极大的阻碍了公正司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等刑事诉讼法原则的实现。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创新

（一）明确应当出庭作证范围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问题，修改后的新刑诉法的规定比原来的刑诉法更加符合诉讼要求，适应诉讼规律，明确规定了作证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尽作证义务，出庭作证；凡是证人证言都要接受法庭控辩双方质证；还规定了伪证和隐匿罪证的法律责任。在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上，在保留原来比较理想的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的情形。新刑诉法第187条规定：控辩双方对书面证言有异议，且该书面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提供该书面证言的证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也就是说，同时满足该条规定的三个条件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有争议的书面证言，是否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最终由法官裁量。经过庭前会议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法官可基本确定应出庭证人名单并通知出庭。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况的，也可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二）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

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条款，司法机关对于证人不出庭无可奈何。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也就是说，新法对应出庭而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规定有三种：强制到庭、训诫与拘留。

以拘传的方式强制证人到庭，是处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通常做法。例外情形是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权拒绝出庭作证，这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但不等于传统的“亲亲相隐”入法，因为近亲属依然不享有拒绝作证权，依然负有作证义务。

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尤其是强制到庭后继续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据的证人予以一定的处罚是必要的，因为有的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对正确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律明确的处罚方式是轻则予以训诫，重则予以短期治安拘留。

（三）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

为鼓励和引导证人出庭作证，打消其作证的后顾之忧，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包括人身安全保护和财产权益保护，具体体现在：

（1）人身安全保障

对出庭作证证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第62条，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对于证人保护的案件范围，考虑到警力现状，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二是对于保护的对象，不限于证人本人，还包括其近亲属。证人的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也可以向公检法机关请求保护。三是保护的措施具体且注重预防性保护，比如，不公开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遮蔽容貌、改变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证人及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等。新法对证人出庭作证予以特别人身安全保障有助于减少证人因害怕出庭作证后打击报复的顾虑和畏难情绪，也从法律层面给予了证人必要的人身保障。这是旧法所未涉及的。旧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但基本上流于形式，这与法律缺乏对证人的相关保护制度不无关系。因此，新法吸取了这一教训，并结合司法实践与域外经验，强调了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特别保护。

（2）财产权益保障

对出庭作证证人的财产保障主要体现在新刑诉法第63条。即：一是明确了作证补助，对于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并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二是明确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因证人作证而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或其他福利待遇，进一步落实证人不会因其作证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证人出庭作证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可能误工，不对其相应的经济补助，就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证人就很难有出庭作证的利益驱动机制。而保障证人因出庭而减损工资等收入，则从立法上强化了对证人的制度保护，消除证人因出庭而减损经济收入的顾虑。

三、新刑诉法下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

虽然修改后的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的问题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创新，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一）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

（1）证人出庭作证的素质与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相匹配

具体而言是指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与立法上关于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相适应。证人并不能发自内心自愿出庭作证，而且相关制度执行起来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如强制证人出庭制度。此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证人不愿出庭的现象，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2）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技术规范来配套刑诉法的修改，以确保新证人出庭作证的落实到位。

虽然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予以了立法保障。包括证人不出庭将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对出庭证人加强了包括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益保障的法律保护。但这些规定仍然过于宽泛和虚化，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为证人出庭候的经济补助由谁来出，具体标准如何？证人遇到威胁和打击报复，由谁负责？证人若觉得存在现实威胁，应当如何启动人身安全保护机制？证人出庭候单位克扣其工资和收入，应当由谁来处罚其所在的单位和保障证人的权益？这些立法均未有一个详实的操作细则，而只是一个宽泛的规定，相当缺乏现实的操作性。很难对证人起到切实、必要的保护。

（二）证人出庭作证的完善措施

（1）加强宣传和引导，鼓励和倡导证人出庭作证

针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素质与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不相匹配问题 应该加强宣传和引导，鼓励和倡导证人出庭作证，为证人出庭作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为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识和素质还有所欠缺，并且立法刚刚出台，可能很多人对证人出庭作证依然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为其并不增加公众的实际利益，反而可能引来打击报复等风险，因此要让证人出庭作证在全社会被普遍接受需要一个漫长和反复的认知过程。我们不可毕其功于一役，以为有了立法就完善大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历史会就此画上句号。因而，对于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集中宣传，充分利用运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各种媒体开展宣传，通过宣传让公众知晓该规定，减少证人出庭的抵触情绪。宣传不仅是面向公众，也要面向企事业单位，因为如若单位领导不理解，害怕牵连，而通过克扣工资、解聘等方式限制证人出庭作证，那么证人出庭只能止步于立法，而无法落实到实践中。本来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就缺乏司法传统和文化基因，民众对诉讼都是敬而远之，更何况是可能会带来打击报复的证人出庭作证。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面向社会播放公民作证的庭审实况，像提倡见义勇为那样，鼓励公民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懂得向司法机关如实作证对于打击犯罪、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形成人人敢于作证、人人愿意作证的环境氛围。

（2）出台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确保证人出庭 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细化了证人出庭作证的范围，强化了证人不出庭的后果及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但限于立法的粗疏，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要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关实施细则与配套规范的出台，通过细化立法关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新修订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改进，但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为其条文的粗糙性仍然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助由谁来出，发放方式和具体标准如何均当进行细化。证人受到威胁或打击报复当如何启动预警和保护机制，这都是一个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和模糊的地带。程序的缺乏一方面意味着操作空间大，随意性强。但另一方面有可能意味着无法具体实施和操作或因为缺乏具体的程序条款容易五花八门，无法实现标准的统一化。因此，要落实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可能仅仅止步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而应当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促进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将证人出庭制度落实到位。

参考文献：

1.王欣编：《证人要出庭作证将写进新刑诉法 现出庭率不超8%》，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版

2.王永杰著：《从讯问到询问：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2013年1月版

3.郭章辉著：《新刑诉法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政府法制网，2013年4月版

篇8：简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制度探析

一、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一) 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

在民事诉讼中, 证人是以自己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庭提供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人。相对于其他证据类型, 证人证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保证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也就成为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要解决的难题。从证人作证的特点出发通过环境控制使证人如实客观的陈述证言, 至少可以判断证人所作证言的真实性。证人在陈述证言的过程中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环境、形式不同对其心理的影响或者说是威慑力是不一样的。如果证人陈述证言是在法庭庄严肃穆的氛围下, 再加之作证前的宣誓或具结作证, 那么就会对其形成心理威慑, 出于这种心理威慑证人往往会如实陈述其所感知的情况。另一方面, 法官、当事人也可通过观察证人作证时的表情、语气、动作的细微之处来综合判断证言的可信度。所以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对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进行陈述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 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在1991年颁布了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法, 这一部民事诉讼法与1982年试行法相比, 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弱化了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 强调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2012年新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的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向着当事人诉讼模式靠近, 强调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更加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充分体现当事人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自愿性。这种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和处分权, 要保证辩论原则的实现就需要证人出庭作证, 在法庭上接受当事人双方的质证, 以便当事人据此为自己所主张的民事诉求做辩论。

(三) 直接言辞原则的要求

直接言词原则包含有直接原则和言辞原则两个方面的内容。直接原则与间接审理原则相对, 它的基本要求是审判人员必须亲自接触案件的所有材料, 并且在庭上进行证据调查;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到庭, 亲自进行口头陈述, 进行法庭辩论。言辞原则是与书面审理相对的, 它的基本含义是法院审理案件,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于案件诉讼材料的提出以及辩论权的行使需要以口头陈述的形式在审判人员的面前进行。无论是直接原则还是言词原则均要求证人应该出庭作证。遗憾的是该原则没有被明确写入民事诉讼法, 只是在《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体现了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涵。

二、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现状

通过前边的分析不难得出证人出庭作证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的法律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那么实际现状又是怎样的呢?。通过研读已有文献资料发现:众学者对于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 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析, 得出的结论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 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综合来讲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证人出庭率有所提升但仍然较低

通过研究者的数据表明, 在1991年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到2002年《证据规则》实施之前的这一阶段, 在民事第一审案件中, 证人出庭率是极低的, 基本上维持在百分之十以下。大多数的证人拒绝出庭作证, 他们更愿意选择以书面证言的形式作证。

2002年《证据规则》、12年《民事诉讼法》实施至今, 由于法律规范更加详尽具体, 更加具有操作性, 证人出庭问题不断得到重视, 证人出庭率有所提升。但是,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

(二) 证人愿意出庭作证多取决于“关系”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在民事诉讼中,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情况并没有得到质的改善, 即使证人愿意出庭作证,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和当事人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特殊关系。这些特殊关系包括有亲属、朋友或者其他的利害关系。这些证人一般也是应当事人的要求而答应出庭作证。这样一来, 证人出庭作证往往就会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即会在陈述证言的时候, 通过语言表达技巧的运用偏向于与其有着特殊关系的一方当事人, [2]更为甚者会作伪证妨害司法审判活动, 证人的证言反复现象也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不排除证人秉承诚实信用原则客观、公正的如实向法庭反映自己所感知的案件情况。

三、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题的制度完善

随着2002年《证据规定》还有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 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有所提升但是收效甚微, 证人出庭率还是在一个偏低的层次徘徊不前。究其原因既有文化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一个舶来品, 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中庸、隐忍、明哲保身等社会伦理又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和行为, 证人怠于出庭作证或者出于帮忙而出庭作证正是暗合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形成和改变依赖于制度的推动, 因此, 笔者认为完善制度的各个细节是解决证人出庭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切实保障证人的经济补偿落到实处

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4条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负担做出了明确规定即败诉方承担, 但是对于经济补偿的具体方式并没有进行规范。在司法实践中, 诚如前文所指出的证人与提供证人的一方有着特殊的关系, 那么证人有时可能会碍于人情难以要求补偿, 而败诉方因为与证人的矛盾激化不会积极主动的支付补偿金。而就目前的立法情况而言, 证人费用的补偿是自动进行还是在得不到补偿后向法院申请都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这就使得《民事诉讼法》第74条缺乏了操作性。而且在法院最终的判决书中一般也不会有证人费用的支付问题。所以,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证人的补偿费用由当事人负担, 但是为了保障证人切实得到补偿, 应当由当事人以诉讼费用的名义向法院交纳, 由法院支付给证人。证人也有权利在案件判决结案后一定期间内向法院请求给予经济补偿。当然这其中对于证人请求补偿的条件需要明确。

(二) 完善证人人身权利的保护

正如丹宁勋爵所说:“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 而在发现证人作证收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3]关于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专门的法条进行了明确规定。第61条明确了保护证人人身安全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法院和公安机关, 62条明确了对特定案件的证人实施的证人保护措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虽然不像有些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一样经常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侵害民事证人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民事诉讼法》也仅仅只是在第111条中第二款和第四款中有规定, 且规定的都是事后保护, 对于事前的预防却是缺失的。所以, 笔者认为事后惩罚固然重要, 但是事前保护同样不可忽视。当然, 这就势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司法资源是有限的, 怎样保证成本与效益的平衡呢?从世界各国的做法来看, 他们普遍的做法是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机关并且对证人保护适用的案件类型和严重程度进行了限制性规定。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规范证人保护制度, 也没有专门的机关或者专门机构负责证人的保护。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应该通过制定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或者是通过证据法条款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程序, 明确证人保护的专门手段, 并且由专门机关负责。当然还为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还需要明确一个最低标准即有生命危险。[4]而其他普通证人所面临的一般性危险不在专门证人保护程序的范畴之内, 可以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予以罚款、拘留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三) 法律确认证人的宣誓具结义务

由于民事诉讼中, 很多证人出庭作证是出于与当事人一方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所以司法实践中就不乏有这样的现象:证人要么不出庭, 出庭的话就证言反复或者做虚假证言。这样就影响法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 阻碍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进行。为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加强制约, 一是从通过证人的心理强制约束证人到庭上如实作证, 另一方面就是加强对于作伪证的惩罚力度。

宣誓义务是证人的义务之一, 目前我国的立法规定是法院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同时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但是并没有对于宣誓义务的规定。各国的证据法或者民事诉讼法中大多都对证人宣誓进行了规定。宣誓制度在现代法律制度中肩负起着规范程序, 加强宣誓者责任感的使命。[5]证人宣誓的目的在于使证人自己意识到其作证行为的法律性和严肃性, 真正理解自己作为证人所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以及违反诚实作证义务所要接受的法律后果。因此, 立法中不应仅仅靠法律的外部强制, 同时也需要刺激证人内心的责任感已到达心理强制。所以在立法中应该明确在证人出庭作证之前要求证人进行宣誓, 内容即为不作伪证, 忠实于法庭, 并且愿意承担因为作伪证所需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四) 完善伪证行为的民事制裁

证人作伪证在主观上是故意的, 在客观上也影响了民事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各国法律均对作伪证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制裁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1款规定了伪造重要证据, 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条法律规定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我国《刑法》第305条的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中, 对于民事诉讼中发生的伪证行为未涉及, 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 也就很难依据刑法追究证人的刑事责任。因此, 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立法中对于作伪证行为的惩罚制度。首先, 学习国外的通例, 将民事诉讼中的伪证纳入到《刑法》第305条当中, 由此, 使证人产生一种威慑力, 使其不敢轻易作伪证。另一方面, 加大经济处罚的力度, 根据证人作伪证情节的轻重以及所造成的后果决定罚款的数额分配。

摘要：证人证言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一种, 对证明案件事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证人出庭提供证言关系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 证人出庭作证情况有所改善, 但是依然不容乐观。证人出庭率还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证人出庭作虚假证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程序设计和立法的不尽完善。因此, 要改变这种现状, 既要强调证人的义务, 以及违反义务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 同时也要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 加强证人的权利保护。

关键词：证人出庭,权利保障,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李浩.民事证据制度的再修订[J].中外法学, 2013 (1) .

[2]王亚新, 陈杭平.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若干法院民事诉讼程序的实证调查[J].中国法学, 2005 (1) .

[3]邱艳丽.论完善我国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制度[J].前沿, 2007 (7) .

[4]唐亮, 朱利江.美国证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J].人民检察, 200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