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分显示理论（共5篇）
篇1：成分显示理论
教学系统设计
1、细化理论
2、成分显示理论
3、模式
4、ID1与ID2联系与区别
5、教学系统设计的学科性质与应用范围和层次
网络教育应用
1、网络学习环境的构成
2、网络学习环境设计原则
3、网络学习环境设计过程
戴维.梅瑞尔（David Merrill），教育家、教学技术与设计理论家、教育心理学家、国际知名的教育技术学者。Merrill是以加涅为代表的第一代教学设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又是第二代教学设计理论公认的学术领袖。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包括：“成分显示论”（CDT）、“精细理论”（ET）和“教学事务处理论”（ITT），并提出了ID2，被称为“ID2之父”。
梅瑞尔的成分显示理论包括对知识和策略的描述性理论。对知识的描述性理论是指将知识分为行为维度和内容维度，行为维度包括记忆、运用、发现。内容维度包括事实、概念、过程、原理。对于认知类教学目标通常采用目标——内容矩阵来表示。如下所示。
目标——内容矩阵中事实性的知识只需要记忆，不需要去发现，会自然而然后地运用。因此去掉两格。
篇2：成分显示理论
戴维·梅瑞尔(Davici Merrill,1937),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教育技术系荣誉退休教授,当代著名教学设计专家和教育心理学家,美国夏威夷杨百翰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客座教授.1964年梅瑞尔读研究生的时候正是加涅<学习的条件>书稿完成之际.同样是1964年,梅瑞尔获得了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开始了其长达45年的学术生涯,成为了今天教学设计领域一位声名卓著的学者和公认的学术领袖,至今还活跃在许多的学术场合.45年中学习理论发生了从行为主义到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变;45年中教育技术领域走过了从视听教学到多媒体教学到网络教学的转变.梅瑞尔在45年的学术生涯中,一方面推进了加涅所开创的教学设计研究,丰富并发展了第一代教学设计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其所开创的第二代教学设计以实现教学设计的自动化为己任,因此被称为“第二代教学设计之父”.作为第二代教学设计的领军人物.面对今天困扰着教育技术领域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梅瑞尔仍然在努力寻求着诸多问题的答案:比如学习科学的挑战,专业发展的极不稳定,研究人员的浮躁,教学设计扑朔迷离的未来等等.梅瑞尔对于美国教学设计过去的反思。梅瑞尔以加涅为代表的第一代教学设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进一步推进了加涅开创的教学设计研究，继续丰富了教育技术，尤其是教学设计的理论体系；又是第二代教学设计理论公认的学术领袖，以ID2为基础，推进了教学设计的自动化研究，引领着教育技术研究不断走向统一。
篇3：成分显示理论
成分分析法 (componential analysis) , 又叫做语义特征分析法 (semantic feature analysis) , 是语义分析方法的一种, 是伴随着结构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出现的。这一方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 是从人类语言学发展而来, 目的是借鉴语音学的区别性特征分析方法研究各种语言中反映亲属关系的词。最早提出成分分析法的是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 (Hjelmslev) , 他是受到索绪尔 (Saussure) 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 认为和语音层面一样, 语义表达也可以进行结构分析, 并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具体的想法。语义成分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找到一组数目有限的语义成分 (又叫语义特征, semantic feature) 分析人类语言的语义 (Leech, 1981) 。
二、语义成分分析法的含义
什么叫做成分分析法?简而言之, 成分分析法就是“从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中抽取其共同特征的做法”。这些共同特征称为“语义成分”或“义素”, 这些所谓的义素是从人类认知结构分离出来带有共性的东西, 它们反映“人类大脑认知结构的概念系统”, 因此具有普遍意义, 而且对每种语言都适用。按照这种观点, 人类语言中的词汇都可以分解为语义成分, 语义成分在不同的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结合而产生某一语言所特有的“意义”或“概念” (王寅, 2001) 。
三、成分分析法的理论依据
传统语义学家认为, 词义必须作为一个不可切分的整体对待, 是一种“分子概念”。但是本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诞生后, 语言学家们渐渐认识到词义并非不可分割和分析。在“分子概念”的下一个层次还存在“原子概念”。一个词的意义就是由若干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子概念”, 也就是语义成分或特征 (semantic components) 组成的。成分分析法就是把词的意义分解成一些基本的、最小的组成特征, 从而描写词义之间的相互关系。
例如, 英语中man, woman, boy, girl这几个单词的意义就是由HUMAN, ADULT, MALE这几个成分组成的 (Le ech, 1981) 。
man:+HUMAN+ADULT+MALE
woman:+HUMAN+ADULT-MALE
boy:+HUMAN-ADULT+MALE
girl:+HUMAN-ADULT-MALE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成分分析法是以下面三个理论为基础的 (张晰, 1988) 。
1. 在成分分析法里面, 几乎所有的词都可以分解为一些最终的对立成分, 或语义对立体, 虽然这种对立不一定都是可以双分的 (binary) , 我们常常用正 (+) 、负 (一) 号表示。
例如, 我们可以将woman的意义分析为:+HUMAN+AD ULT-MALE, 或者为:-ANIMAL-CHILD-MALE。
2. 成分分析法里面的词项的语义成分之间并不一直是相互平行、共处于一个平面之上的。语言学家利奇 (Leech) 指出, “我们可以看出±HUMAN, ±ADULT, ±MALE这三个方面是互相平行的。但是, ±ANIMATE和±COUNTABLE这些方面怎么样呢?很显然, 将±MALE或-MALE和-ANIMATE (inanimate) 或-COUNTABLE (‘mass’) 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是没有意义的。因此, 说一个‘无生命的男性的’物体正如说一个‘女性的男性的’物体一样, 是互相矛盾的;或者让我们从正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MALE和-MALE这些特征都预设了+ANIM-ATE这个特征的出现” (Leech, 1981) 。
3. 在成分分析法里面, 语义成分所代表的是独立于任何个别语言的、具有语言中立 (language neutral) 性质的一些不具体的、非常抽象的概念。在描写某一种特定的语言时, 这些成分便能够用那种语言中的词汇表示, 或者还可以用某种特定的符号表示。因此, 作为语义成分的HUMAN, ADULT, MALE和英语单词human, adult, male是绝对不能够混为一谈的, 它们是处于不同的语言平面上的不同的表现形式。美国语言学家卡茨 (Katz) 非常明确地指出:“一个语义特征就是一个理论构造, 它代表一种概念, 这个概念是自然语言中的语素和其它要素意义的一部分。这里说的概念不是指意象或心灵上的观念或某些特殊的想法。概念……是抽象的实体。” (Katz, 1972)
四、成分分析法的作用
目前语言学家对成分分析法的作用各持己见, 尽管如此, 不能否认的是, 成分分析法在语义描写的分析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并且为此开辟了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在很大层面上摆脱了传统语义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具体来说, 成分分析法揭示了语义的微观层次, 提供了语义结构, 从而说明了词与词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因此, 语义成分分析对语言研究具有很大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成分分析法对词义进行了精确的区分和定义。例如:根据成分分析法, girl (女孩) 的语义特征为:[+HU-MAN (人) -ADULT (未成人) +FEMALE (女性) +UNMAR-RIED (未婚的) ]。而spinster (单身女子) 的语义特征为:[+HUMAN (人) +ADULT (成人) -MALE (男性) +UNMAR-RIED (未婚的) ]。woman:[+HUMAN (人) +ADULT (成人) -MALE (男性) +MARRIED (已婚的) ]。
2. 成分分析法可以帮助我们对上、下义词进行区别。当一个词的意义成分包含了另一个词所有的意义成分时, 这两个词之间就存在一种“意义包含” (meaning inclusion) 关系, 即上下义关系 (hyponymy) 。例如, man和grown-up这两个词就处于一种上下义关系。
man是grown-up的下义词 (hyponym) , grown-up是man的上义词或上坐标词 (super ordinate term) 。这是因为grown-up的语义成分+HUMAN+ADULT都包含在man的语义成分之中 (Leech, 1981) 。所以, “A is a man.”这个命题就蕴涵了“A is a grown-up.”。
要注意的是, 语义学中的“意义包含”和逻辑学中的“所指包括”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从grown-up的“所指”来看, 其外延要大于man的外延, 因为所有的man都是grown-up, 而grown-up中却不仅仅只包括man。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混乱, 在描写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包含关系时, 语言学家现在大都使用“下义关系”这个术语。
3. 语义特征可以用来定义自然事物类别, 说明词语的搭配是否合理。我们都知道词与词的搭配不是任意的, 词和词之间的搭配不但受语法规律的制约, 而且受到语义规则的制约。从语法上讲, 要看词与词的搭配是否符合句法结构;从语用上讲, 要看词与词的搭配是否运用得当, 符合语境;而从语义来看, 要受语义限制, 看是否合理。例如某一动词能够取什么样的名词作主语就可以通过语义选择限制规则来表示 (申小龙, 2003) 。
例如: (1) 小孩打狗。 (2) 狗打小孩。
从句法结构形式上看, 它们的句型都是“名词 (主语) +动词 (谓语) +名词 (宾语) ”, 但是例⑴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例 (2) 则不合理。因为从语义成分分析的方法看, 动词“打”要求主语必须是带有[+有生命]语义特征的名词。
五、成分分析法的不足之处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可以用成分分析法分析词的语义和词与词之间的语义问题, 以便更好地对词进行描述。但是至今提出的语义成分分析法存在很多不足, 或者说存在不少问题。有人明确提出成分 (义素) 是主观的东西, 他们认为“成分并不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 而只是理论上的元素, 是为了描写某种语言的各个词汇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而假设出来的”。辩证地看, 这一理论模式的确存在缺陷, 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成分分析法用的方法是两分法, 它通常将世界上的所有事物看成非此即彼的事物, 如HUMAN, NON-HU-MAN, 而事物之间 (如bush/tree, cup/glass) 的区别并非总是那么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 甲事物特征与乙事物特征之间呈现渐进式过渡, 体现为一个连续统一体, 出现一些重叠部分, 因此“词汇意义本质是上模糊的”。原型理论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王德春, 1983) 。
2. 世界上很多词是多义词, 语义成分分析法不可能穷尽一个词的所有单位的所有意义要素, 因而有不同的几套语义成分。这就加大了词义分析的难度, 并没有使词的分析简单化, 相反变得更复杂了。
3. 成分分析法在解释一套符号时, 使用另外一套符号, 即通常还是用英语解释英语, 很容易造成混淆。
Kempson指出:我们可以假定woman这个词的意义是由[FEMALE]++[HUMAN]+[ADULT]这些语义成分构成的, 但是我们要问作为语义成分的[HUMAN]和作为英语单词的“human”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ADULT]和“adult”, [FEMALE]和“female”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仅仅说‘human’的意义就是[HUMAN]所代表的概念, 那么除了做出一个干巴巴的陈述之外, 我们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Lempson, 1979) 。
摘要：成分分析法是语义学中用来分析词的重要方法和手段。本文不仅对成分分析法的含义、理论依据和作用进行了探讨, 还指出了成分分析法存在的不足, 旨在使读者对成分分析法有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语义成分分析法,含义,理论依据,作用,不足
参考文献
[1]Katz, J.J.Semantic Theory.Harper and Row, 1972.
[2]Kempson, R.M.Semantic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Leech, G.Semantics.Peguin Books Ltd., 1981.
[4]Lyons, J.Semantics.Vol.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 1981.
[5]贾彦德.语义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6]王德春.词汇学研究.山余教育出版社, 1983.
[7]张晰.语义研究中的新观点.福建外语, 1986, (2) .
[8]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9]束定芳.现代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0]申小龙.语言学纲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篇4：创造力成分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与上述两个理论不同,Amabile的成分模型从整体上综合分析了各种影响创造力产生的因素。在Amabile看来,创造力既受到个体内部成分(如能力、动机等)的影响;又受到外部环境成分(如文化氛围、领导支持等)的影响。成分模型对于组织促进员工创新表现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本文综述了成分模型中的个体内部成分(具体包括背景知识技能、创新核心要素和内源性动机三个部分)对于创造力的影响,并结合有关研究结果对企业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员工创新行为提出建议。
一、背景知识技能
背景知识技能(domain-relevant skills)就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域,个体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操作技能。背景知识技能既包括基本的一般性知识和能力,比如个体的智力和学历,也包含从事某些特定领域工作而需要具备的背景知识和技能,如绘画、音乐技能等。研究者们经常使用测验或调查来获取个体在这方面表现的基本情况。例如,使用智力测验和学术潜能评估个体一般性智力能力;使用技能或成就测验考察个体在专门领域中的知识技能;通过简历调查和在某个组织内的任职期限报告来考察个体的技能应用状况。
尽管有研究显示,个体智力与创造力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实例也表明高学历不等于高创造力。但是,背景知识技能确实是员工在组织中创新表现的必要前提。特别对于高技术企业而言,需要个体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从事产品研发工作。因此,在企业选拔和任用人才时,应该倾向于选拔具有较高的专业背景和相关专业技能的个体。我们也发现,在企业中表现出较高创新绩效的员工都具有深厚的专业素养或精通某项职业技能。
二、创新核心要素
创新核心要素(creativity-relevant process)包括与创造力表现密切相关的能力、人格、认知风格和思维策略。其中,能力特指个体进行发散思维的认知能力;认知风格是指个体思维的特定风格,一般被区分为创造性认知风格和适应性认知风格(Kirton’s adaption-innovation theory,KIA )( Kirton,1976)。人格既包括普遍的大五人格(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FFM)中的某个维度,如开放性,也包括特定的指向更高创造力表现的创新人格(creative personality scale, CPS)(Gough,1979)。
创新核心要素的这些方面由于与创造力联系紧密,在先前的研究中都大量涉及。在Kirton的创造性-适应性认知风格的研究中,发现与适应性认知风格的个体相比,创造性认知风格的个体显示出更多的创造性行为。在大五人格维度中,开放性与创造力表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开放性高的个体具有高度的好奇心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能更多地将一些看起来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并且更容易从非常规的角度看待和解决问题,因此能更多地表现出创造性行为。创新人格(CPS)也已经被大量的研究证明与创新之间存在正相关(Feist,1999等),说明创新人格确实是预测创造性行为的一个有效指标。
创新核心要素的研究成果也为企业选拔具有创造力的个体提供佐证。每个方面都有对应的行之有效的测量工具。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量表,如使用ATTA 创造力测验来测量员工的创造力,用FFM问卷来测量个体的开放性,用GPS 创新人格问卷来测量个体的创新人格等。这些问卷或测验能有效地区分不同类型的个体,帮助企业进行有效的人员配置。
三、内源性动机
内源性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是指个体行动基于行动本身给个体带来成就感、意义感和价值,而非基于外在因素的影响。内源性动机又分为特质性的动机和状态性的动机。特质性的内源性动机是指个体具有高的内源性动机的特质,这种动机不会因为任务和情景发生巨大的改变。状态性动机是指内源性动机是与当下的具体状态和任务情境有关,是由具体任务激发的内部动机。内源性动机对于个体的创新表现的价值在于它表现出来的“乘数效应”,即对于具备相同专业知识技能和创新核心要素的个体而言,如果他们的内源性动机水平相差很大,那么他们的创造性结果产出也会相差很大。
早期研究认为内源性动机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Deci,1975;Lepper和Greene,1978)。例如,枯燥的工作环境会降低个体的内源性动机,导致创新活动的减少。新近有研究者认为,内源性动机是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创新表现施加影响的中介因素(Zhou,2004),即认为外部环境因素首先是增强或者减弱了个体的内源性动机,进而对个体的创新行为产生影响。此外,企业常常使用奖励等外部因素来激励员工的工作,研究也同样显示,有效的外部奖励一般通过提高员工的内源性动机,进而提升员工的创新行为(Eisenberger,2001)。
正是因为内源性动机对于员工创新表现的作用是“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个体具备较高的内源性动机时,员工才会组织和利用他的专业技能和创造能力,去表现出高的创新行为。内源性动机对个体创造性行为的激励作用甚至比奖励等外部激励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有效。在企业中,管理者应当注重激发员工对工作任务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内源性动机,从而提升员工的创新表现。
四、外部环境成分
与员工个体内部因素相对的外部环境中存在许多影响个体创造性行为的因素。例如,工作复杂性被认为与创造力存在正相关(Hackman和Oldham,1980)。面对复杂的工作,个体能比在完成简单工作时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此外,西方研究的结果表明,特定的领导风格,例如控制型的领导被认为不利于员工的创新表现(Zhou和George,2001)。因此在企业中,为了提升创新水平,要减少对员工任务完成的干涉,为员工提供支持其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另外,反馈和奖励也能影响创造力,同大众的广泛认识一致,研究发现给予员工积极的反馈和给他们以奖励都能够促进员工的创造力表现。
一般来说,影响个体创造力行为表现的各种内部成分和外部成分,在研究者中都达成了广泛一致的意见,只要企业在选拔和安置人才时注重考察员工的专业背景、创新能力和人格特征,同时给予员工有挑战性的任务,营造积极开放、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建立有效的评估和激励制度,就可以有效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
篇5：成分显示理论
关键词：布哈林 多种经济成分平衡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是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列宁曾称他为“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逝世后，布哈林积极参加同托洛斯基反对派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曾经有过一些“左”的主张，后来因受列宁的影响，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的一系列新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其中布哈林平衡论思想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将平衡视为矛盾论的基本范畴，动态平衡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平衡的根本因素，渐进的改革和激烈的革命是实现社会平衡的基本途径。布哈林的平衡论思想在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有着广泛应用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他的平衡论思想及其实践经验对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亦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进一步探析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大有裨益的。
一、 布哈林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理论
布哈林的平衡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曾经被列为苏共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基本教材，并且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布哈林认为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某种动的平衡状态的体系中，真正的静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动的，静止的东西，一切都在运动变化”，“运动着的物质—这就是世界”，静止即绝对稳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1]布哈林将平衡定义为：“某种体系如果不能自动的、即没有从外面加给他的、能改变本身的状态 ，人们就说他处于平衡的状态”[2]布哈林指出，社会和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存在于某种动态的平衡体系中，社会的发展是就是从一个平衡状态到不平衡状态的破坏，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平衡的过程。依据他提出的平衡理论，布哈林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进行改造时，都强调要在保持社会平衡的状态下进行， 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
自1921年春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布哈林就彻底转变了思想，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布哈林认为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恢复经济的短期政策，更不是暂时的退却，而是苏联通过“过渡时期”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保证。他承认在过渡时期，俄国国内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他认为从长远来看，私营经济要取消，但不意味着短期内就要以国营经济来取代它，如果能使国民经济平衡的发展，那么就有利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缓和。因此，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由于“长入社会主义”的概念最初是有伯恩斯坦提出，因而往往被人们视为大逆不道的修正主义。但其实伯恩斯坦所提出的“长入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专政的条件下突出的，而布哈林所说的“长入社会主义”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长入社会主义”，这与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布哈林说：“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种长入从何时开始。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要任何革命，他们认为，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开始的。”[3]布哈林所提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指通过和平的、渐进的、进化的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私人资本主义兴起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认为“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一挥来砍倒。只有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战胜它”[4]。与此同时他强调：“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将通过市场上的斗争，通过市场关系，通过竞争，排挤自己的竞争者即私人资本。”[5]
对于如何把占人口总量之多的农民群众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一问题，他进一步阐述并发展列宁同志的合作社思想。因为“农民从自己的私有经济即单个的小农户的利益出发，必然会走上自身联合的道路，从而越来越和睦地同无产阶级的国营工业结合起来”[6]。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可以凭借合作制的形式长入社会主义；富农经济即通过信用合作社长入国家经济，并且最终发展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布哈林认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将是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经济并存是必要的。在192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中，私营经济占27.1%，在当时“商品荒”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私营经济不仅在市场消费品方面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吸收劳动力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20年-1927年间，私营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小工业吸收的劳动力从161. 5 万人增加到399. 5 万人。不仅如此，私营企业在生产上也给国营企业以支援，私营企业实际上成为国营大工业的必要补充。因此，在布哈林看来，必须要给各种经济成分发展提供必要的自由。同时无产阶级对小农的经济政策不是排挤、吞并和破坏，而是助其发展并且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吸引到社会主义中来，达到国内经济的平衡发展。
二、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形式符合中国经济发展
（一）“纯”公有制脱离中国实际
受到前苏联发展经济模式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中国曾经走也走过一段弯路。一谈到公有制，不得不说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大二公”，不能不让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从俄苏联合作社演进而来的人民公社。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公社被是被认定的最理想的公有制模式。并且以“大跃进”的步伐，在农村迅速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人民公社。
nlc2023090411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适应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开展农业合作化，1952年到1956年，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采取了“三步走战略。以1955年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转折点，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阶段。1955年10月4-11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但是高潮过后，各种消极的现象便陆续暴露出来。1956年秋冬之后农村出现了退社风波。在此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指示、通知，对改进农业合作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抓住要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决定在全国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此后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各地开始大张旗鼓的改组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几乎全国所有的农民都加入公社。仅在发表后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公社化。从此之后，便是长达20年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实施时期。
人民公社体制的长期实施，打破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破坏了经济的平衡发展，将“合作化”与“集体化”相混淆，一味追求“纯”公有制，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挫折和生产力的巨大倒退。从1958年人民公社体制正式成立以来，到1978年的20年间，人均粮食产量不增反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及中国三农网提供的1949年至2008年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生产数据与人口数据资料，人民公社化或土地完全公有化时期（1958-1980）与个体农民、合作社或平均地权后的土地完全私有化时期，农村联产承包或土地半私有化时期（1980-2008）的粮食总产、人口、人均粮食产量增长情况如下：
从上面的数据对比可见，1949年至1957年间属于土地完全私有化时期（即土改后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时期），人口增幅最低，但无论粮食总产还是人均粮食产量增幅都是最高；1981年至2008年间属于土地半私有化时期（即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拥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期），人口增幅较高，但粮食总产增幅与土地完全私有化时期相当，人均粮产量居次；1958年至1980年属于土地公有化时期（即1958年起人民公社体制实施时期），人口增幅最高，但无论粮总产还是人均粮食产量均最低。人均粮食产量不能达到吃饱饭的标准；其中的1961年人均粮食产量低于1949年的水平，与大量饿死人事件较为吻合。上述数据说明，人民公社化时期即土地的完全公有制时期才是农业生产力水平最低时期；个体农民与合作社即平均地权后土地完全私有化时期是农业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的时期；而土地半私有化即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民个人时期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居次，但绝对数最高。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种超越中国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阶段的空想，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透过人民公社运动可以看出，高“纯”度的公有制并不适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这种纯公有制的体制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没有顺应社会时代的发展潮流，忽视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正处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两个方面，从而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背离了生产关系取决于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应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平衡发展。
（二）多种经济成分的平衡发展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同志曾在深刻把握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性质、特点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建设的实践，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主要矛盾的范畴。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还曾强调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7]但由于当时国内局势复杂，整风运动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对国内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关注动摇了他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根本任务和认识。于是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
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带了的动荡即教训表明，高“纯”度的公有制并不适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符合中国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现实，忽视了需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我国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物质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公社制度的消亡以及在公社内所孕育出新制度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形成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将“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为基本方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强调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与监督。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表明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并在探索中实现了巨大的突破，具体表现为：1.破除了所有制越“大”越 “公”越好的旧观念，确立了由生产力性质决定的所有制结构的新观念；2.破除了所有制越“统”越好的旧思想，确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新思路；3.破除了所有制越“纯”越好的传统观点，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体制。
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重大变化，目前已成长为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生力军。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间，经济、民生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证明，公有制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平衡发展，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的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有利于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对于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正反两面得出来的正确结论。协调好多种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键，更是应对多变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俄].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人民出版社.1983：P64
[2][俄] 布哈林.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M ].人民出版社.1983： P76
[3]布哈林文选（上册） [M].人民出版社.1981：P474-475
[4]布哈林文选（上册） [M].人民出版社.1981：P296
[5]布哈林文选（上册） [M].人民出版社.1981：P442
[6]布哈林文选（上册） [M].人民出版社.1981：P414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人民出版社1986：P771-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