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宗教

中华民族宗教（精选6篇）

篇1：中华民族宗教

中华民族宗教网讯（记者 张世辉）2013年12月4日，全国“民族政策法规有奖知识竞赛”抽奖活动在国家民委举行。国家民委、全国普法办相关领导出席抽奖仪式。现场抽出一二三等奖共82名，国家民委驻委纪检监察局有关人员对抽奖过程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标志着为期一个多月的知识竞赛活动圆满结束。全国“民族政策法规有奖知识竞赛”由国家民委和全国普法办共同举办，旨在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学习、宣传、教育，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活动共设一等奖2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30名，奖金1000元；三等奖50名，奖金500元。

竞赛活动于10月22日至11月22日以在线答题的形式在《中华民族宗教网》开展，一个月时间共吸引了全国各地近70万各族群众参与。

活动现场随机抽出了一二三等奖。其中张炎钧等两人获得一等奖，车健等30人获得二等奖，尼玛次仁等50人获得三等奖（获奖名单附后）。获奖名单在《国家民委网站》、《中华民族报》、《法制日报》、《法制网》、《中华民族宗教网》等媒体公布。

附：民族政策法规有奖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篇2：中华民族宗教

1、少数民族“共同发展”情况

我区少数民族人数较少，且分散在广大汉族居民之中，所以我区实施少数民族和民族居住地“共同发展”提升行动进展没有具体开展。

2、民族团结活动情况

各乡镇街道在行政办公区和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处悬挂横幅，掀起了宣传月活动的高潮；各村利用广播宣传栏等宣传工具，大力宣传《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和民族政策，广大起到了较好效果。制作展板参加了全市9月22日的民族宣传月活动，之后组织制作了4块展板在区行政办公中心一楼大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宣传展示，并在学校及人群集中的地方张贴民族团结的画报，让更多的群众干部了解民族政策。通过宣传，全区广大干群进一步理解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及党的民族政策，更加巩固和密切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了和谐淮上建设进程。

3、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及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情况

我局认真落实了相关文件精神，对我区的宗教教职人员进行了备案。我区现在符合备案条件的共4人。其中:佛教3人，基督教1人。

我局对辖区的宗教活动场所的财务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财

务管理制度，责任到人，分工明细。物品由专人保管，领取时必须由三人签字，才可领出物品。钱财存入银行，只有手续齐全，才可报账。

4、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情况

我区现在宗教教职人员共4人，现在2人有城乡医疗保险，2人有“新农合”;3人吃低保；一人有养老保险。最后一人的户口不在本地，低保情况如何办理，目前还不知道。

5、宗教活动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情况

我局在4月份对辖区的所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了火灾隐患进行了排查。对有火灾隐患的活动场所进行了整改，并安排场所负责人对活动场所配备了消防器材，目前我区的活动场所已消除了火灾隐患。

6、纳入政府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及宗教机构设置情况

我区已于区政府签定了目标责任书，并在年底根据考核内容对我局的民族宗教工作进行全面考核。

篇3：中华民族宗教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长期流传在各少数民族中, 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 强健体魄和娱乐身心的各种身体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是特指多民族国家中除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所创造和独有的,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保存和延续的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体育文化。

而关于宗教的定义, 吕大吉认为为“宗教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 以及因此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 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吕大吉也认同宗教是一种社会的客观存在。吕大吉认为宗教由宗教师、宗教神灵、宗教仪式等组成。

2 宗教祭祀中所蕴含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元素

2.1 宗教师

主要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主持和个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展演。比如:巫教即巫术的主持者被称为巫师。巫师也被认为是拥有超凡智慧, 能够与天地沟通, 并能代表神明意志的人。如, 云南大理白族该主教的宗教师被称为“朵兮”, 该主庙会举办期间, 朵兮在该主庙前所表演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上刀梯、下火海, 主要就是用惊险、恐怖的法术达到刺激观众和愉神的目的。白族的上刀梯又叫上刀杆, 它不仅是大理白族用以祭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也是我国西南地区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宗教祭祀中, 是必须展演的体育运动项目。

2 . 2 宗教神灵或民族英雄

云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目的, 是希望通过与支配自然或社会的神灵进行交流, 让神灵满足人的愿望。既少数民族群众希望利用肢体的表现来展示给这些民族所信奉的神明或英雄, 以表达人类的诚意, 也为了在娱神的同时达到自身心灵的慰藉和满足。比如:云南省少数民族武术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多与神灵崇拜和民间祭祀有关, 大多是以“巫、舞、傩”和“丧葬”等形式为载体而出现的, 演练内容和形式处处体现了浓郁的宗教色彩。

许多少数民族武术的内容和形式, 除了武术中与之具来的技击因素外, 还极具浓厚的宗教或丧葬祭祀仪式色彩等特点。

2.3 宗教仪式

亚历山大 (Bobby Alexander) 将仪式界定认为:“仪式是按计划进行的或即兴创作的一种展演, 通过这种展演形成了一种转换, 即将日常生活转变到另一种关系中, 而在这种关系中, 日常的东西被改变了。[3]亚历山大所界定的仪式也包括宗教仪式, 而且亚历山大 (Bobby Alexander) 认为仪式是宗教的主要现象, 是行动中的宗教。所以, 仪式是宗族祭祀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维系信仰的策略之一。甚至在学术界的某些学者十分肯定的相信“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长久维持, 所依靠的就是周期性的仪式和聚会。”

另外, 整体宗教的构成还包括信仰者、超自然的神灵、信仰, 以及象征的表述形式, 也就是宗教活动中宗教师用来与神明沟通的咒语、降魔驱鬼的法器等, 这些宗教的元素又为宗教活动增加了更深层的神秘色彩。

3 关于宗教的记载和描述

宗教孕育着“潜体育”, 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用体育竞技形式表示对神灵和英雄人物崇拜的宗教习俗, 早在古代希腊就已经存在。比如:最著名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就是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地区祭祀天神宙斯时, 所举行的祭祀活动内容之一。祭祀中的体育比赛被称之为“奥林匹亚竞技”, 后人称之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宗教信仰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很多传统体育项目的产生和发展, 原始宗教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萌发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巫武”就是我国最古老的用于祭祀的原始体育形态之一。在我国体育历史发展过程中武术与养生贯穿宗教始终, 并且古代的“舞、武”在宗教的巫术语境下更是相通的。

在我国云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有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的早期记载, 大多见于古代岩石绘画和一些出土文物上, 比如: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佤族境内的古代岩画, 而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云南省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的剽牛祭祀铜扣;江川李家山铜鼓上的腰部磨秋纹;晋宁石寨山铜鼓上的竞渡船纹等, 记述, 都是的关于古代宗教祭祀中所进行的体育活动内容。

另外, 在口头传说中也有关于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宗教祭祀的故事, 比如:云南大理白族, 西双版纳傣族等, 都有关于龙舟竞渡起源于祭奠他们的民族英雄的传说, 这些民族用龙舟竞渡的方式来进行宗教祭祀活动。

目前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大多存在于不同的少数民族的节日庆典, 宗教祭祀, 商业展演, 学校体育, 和各级各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比如:大理白族“三月街”中的“凤舞龙”和彝族的摔跤, 哈尼族的秋千, 苗族和藏族的赛马、傣族和白族的赛龙舟等, 以及众所周知的秋千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既是云南省少数民族宗教祭祀活动内容, 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也是我国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仪式内容。

4 研究宗教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关系的现实意义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中常常蕴含有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丰富了宗教活动内容, 又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亲和力。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也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展演提供了巨大舞台空间, 又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多种传承和保护路径。

云南省少数民族宗教祭祀仪式中所蕴含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 不仅丰富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尤其在当今国际形势复杂, 民族宗教矛盾不断地激化, 民族文化相互碰撞, 文明持续冲突的今天。因此, 可以通过宗教在云南省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附的关系, 带动少数民族祭祀活动健康、规范发展。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同时, 增进民族团结, 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没有民族内部对于传统宗教文化的认同, 就难以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因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少数民族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通过少数民族宗教活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内容, 来透视少数民族心理。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个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所体现的宗教性特征, 分析在民族心理指导下所表现出的民族价值取向和民族行为。

许多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时, 大多提及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的关系, 及相互的影响, 但是都比较宽泛, 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有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教关系的论述。因此, 希望通过民族宗教活动中所展现的体育元素, 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内在心理 (宗教) 及外在的表现形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礼俗和道德价值等共同精神遗产。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某些宗教特征来指导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进而对外界的世界文明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当今世界宗教格局在19世纪80年代持续变化不断, 各种宗教冲突日益凸显, 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错综复杂, 甚至许多的民族冲突往往伴随着宗教的对抗。不同宗教的猛烈冲撞后, 大大加剧了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所以, 少数民族宗教应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 它对于促进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和谐, 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增进民族文化认同、法治建设, 以及宗教对国际政治、民族关系等, 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社会自20世纪末期开始经历了一次飞跃式的发展, 而中国的宗教文化也在经历着一次复兴式的发展, 在我国各民族中都有宗教流传, 有10多个民族基本全民信教。因而中国的宗教也将面临重大的挑战, 中国的宗教“文化战略”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宗教研究中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所以, 有针对性的利用少数民族宗教中的体育元素, 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某些宗教特征, 来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 让宗教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挥积极作用。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调查研究等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宗教祭祀中的体育元素, 拟分析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独特的参与、协调功能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宗教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和重要地位;通过研究发现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往往包含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附的关系, 带动少数民族祭祀活动健康、规范发展;通过有针对性的研究个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所体现的宗教性特征, 分析在民族心理指导下所表现出的民族价值取向和民族行为;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某些宗教特征来文明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关键词：传统体育,少数民族,宗教祭祀

参考文献

[1]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饶远, 刘竹.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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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栾桂芝.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再认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3) :55-57.

[6]童国军.从文化人类学视域探析四川少数民族传统同意的文化功能[J].中华武术研究, 2011 (4) :91-94.

篇4：公民宗教与中华民族意识建构

虽然同样面临现代性语境,但是大陆的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有着重要的区别:大陆新儒学主要是以宗教而非哲学作为理解、建构儒家文化的视角和平台。虽然港台新儒家中牟宗三也主张儒教说,但他只是在宗教哲学层面上就教论教,在教与教之间进行理论比较,而没进入实践领域。更没有从现实出发将其与文化认同、身心安顿及政教关系结合起来讨论。

在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蒋庆和康晓光的观点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蒋庆关心的是“中国性”(chineseness)的丧失与重建问题。在他看来中国性是一种由儒学定义的文化性。其本质,在人性上表现为道德,即仁、义、礼、智,在政治上是“王道”;它们来自圣贤的教诲和启示;这种教诲和启示则是来自天或天理。这是他对儒学的绝对性和有效性坚信不疑的原因所在。他认为,近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实际是“以夷变夏”,而“政治的西化是一切西化的核心”。根据“王者沟通天地人”的论述,他提出了“议会三院制”的当代政制设计:“庶民院是代表民意的议院,它是民意合法性的代表。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之合法性,其功能相当于西方古代之贵族院,是能真正继承贵族传统的。通儒院是代表儒教价值之议院,是超越神圣之合法性的代表,‘在中国政治中,只有儒教具有宪法地位’。”儒教国教化则是实现这一构想的最好途径。康晓光的国教论在思想上与蒋庆的不同只是方法上或策略上的,他主张的实际上是只换思想不动结构的改良方案——他甚至认为现在已经跟儒家的仁政比较接近了,例如权力的交替就是“禅让制”。

在儒教与中国间画等号,实际就是在中国和汉族间画等号,并且是狭义的文化上的“诸夏”(如,汉族基督徒就不包含在内。他们是“诸夏而退于夷狄者”;其极端形态就是“护圣翼教”的文化至上主义者如倭仁、叶德辉者流,把文化抽象地高悬于国家和族群之上)。这如果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傲慢,那就是受到了西方所谓“民族国家论”的暗示。把作为ethnic groups的汉族当成nation,不仅忽略了传统文化本身的现代性升级的问题,更为帝国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七块论”期待提供了理论支持。如果说以儒教整合全球华人——实际是汉人,几乎没有可能性的话,那么儒教国教化导致境内各不同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紧张感加剧则是十分现实的,并且意味着巨大的危险和威胁!

对于大陆新儒学来说,如果承认儒教在今天需要承担两大功能,一是塑造民族性格提供文化认同,一是塑造政治理想建立国家认同,那么就必须注意到,这二者之间是存在某种紧张冲突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族群的共和国。蒋庆、康晓光的国教诉求和思路,在第一点上是成立的——他们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如此立论。但是第二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盲区。

比照近代史,或许可以说蒋庆、康晓光他们的圣教论、国教论主张可能比较接近倭仁、叶德辉或康有为的认知、思路,我的公民宗教说则跟梁启超的主张尤其是国族概念比较亲和契合。

二、政治的、现代的中华民族概念

按照我的理解,中华民族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指生活在共和国疆域之内具有以宪法认同为根本内容之国家认同的族群集合体、公民共同体。在这里,宪法是最大公约数,文化的意义虽然存在,其作用的发挥却是严格地限定在宪法规定的结构框架之内。

这与作为蒋庆、康晓光理论基础的中国概念完全不同。康有为理论话语中的中国:不只是地域和种族,更是文明教化。康晓光以这段话作为自己文章的“题记”:“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之圣哲精英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必须指出,他们这里所谓的中国是汉人意识中的中国,而不是我们宪法中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他们实际是从一种传统的汉族中心的ethnic的中国观出发讨论儒教问题。

区分ethnic与nation即区分文化与政治,种族与国族或国民,它们有交集,但以何种形式交集才是问题的关键。nationality——其动词形式nationalize有“人之归化”、“使…国家化”之义。我认为这个“使…国家化”的动词的意义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朝向目标的努力活动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两难处境:既要对内具有凝聚性以维持文化认同,又要对外具有包容性以为政治重建提供基础。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尴尬境遇之中。从历史看,前人一方面讲“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又讲“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退于夷狄则夷狄之”,实际也是政治性、文化性和血缘性纠结、矛盾的反映。

但实际上在儒教内部存在着调适这些纠结和矛盾的理论弹性与空间。

“德者得也”,由生物性、遗传性的“得”转换成为具有人文性、社会性的“德”,使作为人之本质和政治价值的“德”具有了开放性、普遍性即跨血缘性。这是儒学的基本特点之一。美国汉学家艾兰指出这样一种“‘德性’实质上是对更大的社团或国家之要求的反映”。从儒教本身来说,社稷崇拜也是其最重要的信仰和祭祀的内容。而它就是地域性的、公共性的,是“义”这一核心价值的源泉。这应该可以反映和说明儒家主流思想在文化性与血缘性关系上,由重血缘到重文化的转变及其依据。它的另一背景是殷周之际发生的“天命”转移。从周人“祖有功,宗有德”的宗教祭祀礼仪中也可以窥见这种变化,即以对宗族作出重要贡献的先人为“太祖”、“高祖”,而不是无穷无尽的追溯血缘。这应该是儒教的基本论述。后来中国的多元一体格局实际既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基础又是其证明。如果说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主要是从这样一种“道统—政统观”出发立论,那么更早些时候,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不仅在理论上与其一脉相承,而且将其意义推广到现实的政治论域:“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乎圣德乎!”则实际可以视为满族政权文化上向儒教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一个标志。

而“炎黄子孙”的祖先叙事却主要是血缘性的。虽然跟大禹、文王一样,炎、黄二帝也很难说就是诸夏土产,但在后来的建构中他们已经成为排他性的汉族祖先象征。因此,对这一符号的使用,对于代表整个中国即中华民族的中国政府来说,则不能不表现出极大的谨慎。汉族跟各个族群一样,当然需要维持自己固有的ethos。但现在,在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和国中,汉族、儒教应该有更高的境界、更大的追求。这样的工作不应该只想着上行路线,诉诸政府和国家的管道和资源,而应该交由各种民间社团主持,使ethnic的事务回归民间性质而与政治脱钩。其他宗教活动如此、儒教或其他汉族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是这个意思。

政府所对应的是政治性的中华民族概念。如果从中华民族出发再造历史记忆和文化想象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对它进行一些重新阐释则并非没有可能。除开重申众所周知的“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人类学家提出的“葫芦兄弟”叙事也是一个效果不错、其来有据且言之成理的参考架构。王明珂先生说:“‘弟兄民族’并非只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在这些对彼此之‘历史’(与历史)的反思性体认、体会与体谅中,我们应更珍惜、反省并有思调整改进民族或国族内外的族群关系。”“五千年前在华北争战的炎帝、黄帝、蚩尤那些部落领袖,他们的血液可能流在今日任何一个中国人身上,就像是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冒顿单于、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的血液一样。古华夏或汉人成为炎黄子孙与炎帝、黄帝‘史实’无关,而是由于人们有这样的‘历史记忆’。”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意识建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从前面的论述中可知,儒教或传统内部存在这样一种重建的理论弹性与空间。

其次,中华民族也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即它主要是跟法律、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如ethnic是跟血缘、文化联系在一起。作为nation即国族,它与“国家化”相关,而国家概念成立的前提是基于可以量度得到认可的疆域。这是现代性的第一层含义。准此以观,由疆域的限定到国族的形成即国家化的成功,必然以共和之各族群的“国家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之建立为标志。这就需要有“好的制度架构”和好的经济环境。这样,作为现代性内涵之组成部分的宪政、民主以及市场经济等等,也就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这是现代性的第二层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又是一个待建构的待完成的理念、理想和目标。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如此。

这不只是为儒教的重建确立了目标和前提,也为近几十年来流行的自由主义诸思想的落实规定了前提和目标。公民社会、中华民族和儒教可以结合到一起考虑。事实上,当儒家文化被作为宗教理解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必须把它置于社会情境之中,而我们社会今天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民社会建构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进程对儒教来说既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机会是指社会空间扩展需要内在的组织资源,而儒教正是这样一种资源,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概念必然需要建构一种相应的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儒教治世”,有效地发挥着这种功能。挑战则是指,社会结构在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儒教与宗法性社会生态存在很高的依存度,它能否寻求并建立起新的社会基础?再一个,人权等现代价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是对于中华民族概念之凝结成形的必要条件。儒教对此必须表明立场并给出理论说明。

在这样的论域里,牟宗三那种“由历史文化之夷夏之辨最易转至民族国家之自觉建立”的认知不仅太过简单也太过乐观了。而蒋庆、康晓光两位先生以国教为诉求的儒教复兴方案则极有可能会把牟宗三那个理论上的小陷阱转化成现实中的大麻烦!

三、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

在我看来,现代性不只意味着一些价值、思想和方法,如理性化等等,同时意味着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而这一切事实上构成我们谈论儒教的基础和前提。儒教复兴或重建是一个计划、一个运动,它的成功离不开真实的信息,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功能和需要的承诺。一些儒教原教旨主义者说我是“伪儒”、实用主义者。但是,如果所谓现代性是默罕默德所面对的大山,如果中华民族的复兴实际也是汉族别无选择的目标,那么我要说我主张的儒教之公民宗教说,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公民宗教一词,从政治哲学讲,是卢梭就良好政治价值的稳定确立及其与对公众形成号召力、认同感而提出的。从宗教学讲,是对涂尔干等从社会诠释宗教之本质的思维方法的承接。从儒教讲,是从历史出发对其功能和意义的定位和描述——古人说“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及由对现实政治的调整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谋划。正如赫伯格(Will· Herberg)所认为的那样,“美利坚的宗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化的理念、价值观、信念体系,它使国家生活荣耀化,国家价值宗教化,民族英雄神圣化;另一方面,卢曼说公民宗教只是一种“准宗教”,即尚不成其为一个宗教(a religion):“公民宗教指一种民族国家共同体准宗教信仰的最低限度的要素,它能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提供共识(基本价值),即对宪法中的价值理念的承担;这种公共的价值取向可作为准宗教来看待。”

我之所以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一、儒教在形态学上发育不是很充分,既没有职业的教士系统,也没有专属的宫庙建筑。这既与儒教是从自然宗教生长而来的历史路径有关——不关心来世、救赎的主题、神灵系统“杂而多端”,也与董仲舒以后儒教的精英人物被政治系统吸引,使得内部的发展建设失去动力和资源有关。但由于它广泛的渗透和体现在宗法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与运作过程之中,它的思想理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换言之,作为公民宗教的儒教实际是作为宗教的儒教在公共领域的投影。以冰山比喻,水下的八分之七很难说清,水上的八分之一则有目共睹,如“奉天承运”、如“敬天法祖”等等。如此低调进入,悬置那些本质之类的问题,可以绕过诸如儒教是不是宗教、是怎样一种宗教之类的理论纷争,把宗教学的问题、信仰情感的问题尽快转化为宗教的问题、生命和政治的问题。

二、公民宗教的特点是“紧密地联系着秩序、法律和权利,而不是拯救和爱”。而这正是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我们众多的族群通过政制建构凝聚成为一个国族所需要的。人权、宪政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必须跟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文化相结合。前面已经说到,中华民族意识的培育和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是一个并列的互动过程,互为前提、互相约束和促进。身处这样的历史阶段,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儒教注定不能只做旁观者,而必须要有像魏源、张之洞那样一批最早睁开眼看世界的士大夫挺身而出,通过对挑战的回应实现文化和社会的更新,扩展我们的文化、舒展我们的生命、振兴我们的国家。我承认,这样的儒教重建首先不是着眼于汉族之文化属性的建构,而是着眼于中华民族即国族意识的建构、中国国家现代形态的建构。

三、如果第一点是理论性的,第二点是现实性的,那么这第三点则是策略性的。所谓策略实际就是top down的设计方法,即目标导向、功能导向。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支持这样一种方法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通过对已往儒教在公共领域发挥出的历史价值的承认和肯定,过渡到对其在当代公共领域同类功能的承认和肯定;通过对其在当代公共领域同类功能的承认和肯定,过渡到对其功能承担、发挥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价值正当性、发展必要性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认和肯定。以功能带出结构,以价值和意识激活民间的信仰和组织,公民宗教或许就此渐渐发育成为“一个宗教”。这个宗教究竟如何?我不是很关心,我觉得重要的是对功能的有效承担。从这种策略性可以看出,低调进入是为了实现一个并不低调的目标——成为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主流价值。

相对于20世纪普遍的全盘西化心态,现在的社会成熟了许多。清明节、中秋节的公假化意味着时间意识中文化内涵的恢复。下面应该是对孔庙、宗祠和书院这些儒教符号和载体的恢复。社会有这种需要和能力,读经运动就可见一斑。滞后的是意识形态和政策。毕竟,到国外建孔子学院,在国内却不恢复孔庙的文化身份和地位,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篇5：关于中华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建设

摘要:本文以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形成原因分析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实践为基础，对我国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配套措施及其法制建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解释和建议。

关键词：民族，宗教，法制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宗教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我国有近20个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族信仰某一宗教。宗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深远影响，再加之往往和民族问题的交织性和一些宗教的国际性，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今天中国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必须更加重视的问题。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故以民族宗教问题为题，以宗教问题为轴心。但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有效研究，离不开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因此，在具体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上，就不得不涉及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建设研究是我国民族问题法制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整体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国少数民族上的交织性，使我们必须强调民族宗教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在党和政府提出依法治国和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从理论上反思、总结并将理论结论和实践经验法制化，对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对于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本文将贯彻两个潜在的中心意思，即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法制化而展开。

一、我国当前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一）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

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的准确认识，是处理好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特点的认识，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但就新的时期来讲，有几点仍需要强调。

1、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对于我国的宗教问题，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五性”理论的提出已经充分证明了党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更进一步明确强调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江泽民同指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要求“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民族工作切实管起来，健全和完善各级政府的民族工作机构，选派得力干部充实民族工作部门，并注意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民族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还说： “民族、宗教无小事。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 李瑞环在指出民族工作重要性时说：“民族工作在我国始终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它关系到经济发展”，“它关系到边防巩固”，“它关系到全民素质提高”，“它关系到挫改国际敌对势力的图谋”。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事关我国的发展的大事，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就我国宗教问题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向认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对于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与“国际性”

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而且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处于边疆地区、不发达地区，因此，使我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其他民族问题经常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更趋复杂化。同时，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涉及到国际性问题。这既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中的“国际性”特点，也更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体现。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宗教为掩护，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宗教成了分离分子进行思想渗透的工具。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敌对势力为达到对我国“分化”的目的，以“宗教”、“人权”等为工具，企业破坏我国统一。所谓“藏独”、“缰独”就是表现。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更显复杂。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分裂也使我国民族问题增加了更大压力。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国际性”特点，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3、民族宗教问题的“过程性”或“阶段性”

这里的“过程性”或“阶段性”，是指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达到宗教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最终目标，伴随着其他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起伏态。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特点。因为不管是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其他方在的发展，都将会在一定阶段出现民族意识增强、自主意识增强的问题，并进而出现一些民族问题更加敏感、民族宗教问题被不合理的极端民族主义利用的问题。阶段性或过程性，既要从唯物主义角度、从历史角度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同时，还要从经济基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性、具体性上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阶段性。这也是正确确定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也是对现阶段及未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起伏就没有发展。这是螺旋式上升规律的体现。对这一必然现象的正确认识，是保证我国民族工作、民族宗教问题处理中政策稳定性、一贯性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4、民族宗教问题中的“交融性”

宗教与民族虽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二者之间又表现出极大的交融性。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和感染，致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与宗教意识、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宗教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使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僵宗教张扬个性，而宗教其影响。这种交融性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民族宗教问题上还存在着民族因素、宗教因素与贫困因素和边境因素的交融性，因此，使民族宗教问题处理既具有政治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国防意义。

（二）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民族及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历史上的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只能靠时间和现的努力去慢慢地化解和消除。但对于诱发和产生民族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另外一些原因，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原因之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包括：

1、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一些西方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而且还企图实现思想霸权、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企图运用西方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渗透，左右我们的思想。在它们对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各民族实行殖民时期，他们根本不讲民族自决，而当社会主义国家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各民族独立自主时，他们反对甚至用战争阻止民族自决，而现在，它们撇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企图通过鼓吹反动的“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以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而只是想实现现代经济殖民。

2、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产生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因。80%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在西部落后地区，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使本来就因经济条件落后而存在的民族间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差别进一步加大，影响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也造成了东西客观上的不公平竞争，不仅是少数民族，其实已造成了整个东西部地区之间人民心理上很大的不平衡。这些失衡往往与事实存在着的许多矛盾有关，例如汉族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中央所属企业与民族自治地方企业之间矛盾；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市场经济发负面效应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统之间不适应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在竞争中与发达地区之间在人才、技术、资金上处于劣势造成的矛盾；国家或东部发达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发的矛盾，等等。

3、经济转轨人们价值观的失范、失衡，为宗教问题复杂化创造了新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样化，使人们的观念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经济转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个人经济的承受力差，加之一些经济政治领域的消极丑陋现象，使许多人产生了信仰、信念和信任危机。面对社会急聚变迁中的社会现象束手无策，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因竞争中的指令性而产生挫折感、无依感使他们本能地更将命运归结于神秘的力量，渴望得到超人间力量的帮助和慰藉。人产曾经因对生老病死的无能为力而依懒宗教，现在又加上了因市场和社会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而祈求于宗教。

4、腐败和官僚主义成为引发民族、宗教矛盾的重要因素。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不仅容易引起群众对干部的对立，而且会使非对搞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使局部问题向全局问题转化，使个别事件向群众与政府及国家对搞转化。当政治腐败、正义不昌，群众意见无法表达时，他们就会到宗教世界中寻求安慰，甚至会变成社会的对抗分子。

5、民族及民族宗教工作中的人治色彩、左的思想、政策不稳定等影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威。开改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方式太大，方式、方法简单生硬；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中，也存在少数民族工作方法粗糙及简单等缺点，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混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乘虚而入，致使长期被淡化的民族意识、宗教情绪强烈反弹。其根本原因是对民族地区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复杂性了解不够，把内地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简单照搬、套用。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

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许多论述。从总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1、民族、宗教无小事

政治上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重要性的必然要求。政治上重视，既需要党和政府领导人做好，而且，还必须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国民教育等社会全面地重视。必须开始在国民教育中把“民族知识教育”、“民族宗教知识教育”纳入政治教育。不仅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而且要全体国民认识到。

2、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同志说：“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靠发展经济来解决。” 李瑞环说，“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尽管少数民族地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比较之下，则差距更大。而经济发展的落后，不仅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差距拉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关系。只有切实、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了，才能为解决好民族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对付民族分离分子、分裂分子及国外敌对势力最有力的武器。“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可以导致一连串落后，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都应当放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过程中去完成”.这也是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最根本、最有力、最长远的办法，也是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民族工作中最需要大力落实的。“捂”和“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在发展中化解一切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

3、政教严格分离

在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完全是公民个人自己的事，宗教同政权、司法和教育分离，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更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政教分离的原则，最早是由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草拟《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时提出来的，此项法案于1786年1月16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成为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先驱。政教分离的基本含义是：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公众事务，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宗教的功能是满足人们超越的精神需要，不能干涉国家公共权力方面的事务。由于政教合一制度对人类、对世界造成的巨大灾祸，“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纷纷将政教分离的原则写入宪法，政教分离成为这些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通例。例如，按日本《宗教法人法》，政教分离被解释为：（1）宗教组织（教会）不能行使和干预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得干预国民教育，不准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政治、经济特权。将宗教组织从国家公共权力和国民教育中分离出来。（2）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国民教育权，不受宗教神权的统治、干预和支配，国家政权机关不得从事任何宗教活动、宗教仪式和宗教教育，不得强制任何人参加或者不参加宗教上的行为。把国家政权和国民教育从宗教神权中分离出来。（3）各种宗教是平等的，国家不能利用公共权力支持某种宗教或者压制某种宗教。正常情况下，国家的资金和其他公共财产不能为宗教组织、宗教团体所使用。（4）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在机关内部和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使国家公共权力真正成为世俗化的政权。（5）宗教教职人员以个人名义和普通公民身份，可以参加政治选举，可以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不准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中任职；国家公职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名义，可以信仰或者不信仰某种宗教，但不得在担任国家公职期间同时兼任宗教团体的领导职务。

4、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压倒一切

政治上重视不可少，经济发展是根本，但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天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贯彻我党一贯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证，这既是中国历史实践所证明的，也是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发展历史所证明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混乱，只能破坏，只会导致倒退，而不可能带来发展。对于民族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必须明确贯彻党确立的有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既要充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信仰上相互尊重，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又要充分贯彻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既要在积极合法的方面坚决维护，又要对消极违法的行为严厉打击。坚决打击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境内外敌对势力。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思想指导思想的法制建设

1、我国与宗教有关的立法状况

对于新思想民族指导思想，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讲话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表达。而且许多也已通过立法所确立。当今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各国都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有宗教方面的条款。我国也不例外。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处理宗教总是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目前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受某些阶级关键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明确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90年12月5日，李鹏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199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又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1997年10月17日国务院办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政府白皮书。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人权宣言》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就我国宗教问题向大会郑重阐明：“确保宗教信仰自由，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政府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一贯致力于保障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的《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宪法》第51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另外，还有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颁布了一些宗教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与一些自治州、自治县颁布了一些宗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例如 197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办宗教院校的请示的通知》、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3月22日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宗教事务行政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云南《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等等。其中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综合性地方性法规的有近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安徽、山东、上海等；颁布了单项法规的有广州市、武汉市、青海省、天津市、成都市、昆明市、宁波市等；颁布了地方性政府规章的有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新疆自治区等。但是，对于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立法还比较薄弱，许多内容都还是处于政策的范围。一方面，立法上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许多内容立法层次还比较低。这一方面不足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而且适用范围上也有极大的局限性，而且使许多规定的政策属性使得其稳定性，操作性受很大限制。

2、指导思想进一步法制化的建议

对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法制化，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国家宪法确立的原则下，制定一部《宗教（管理）法》，使国家有关宗教问题的规定体系化，并将之上升到法律层次。从而消除有关规定零乱、不系统，法律效力层次过低，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和政府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为主的低效状况。

（2）在宪法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依法进行的原则下，以法律规定来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无小事，稳定和统一压倒一切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既要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体现出来，又要把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和基本指导思想体现出来。

（3）通过法律的形式，使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基本指导思想加以规定，使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系统性、一贯性、条理性、权威性。

（4）通过使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基本指导思想的法律化，为民族宗教问题方面的进一步具体立法确定统一的方向性、指导性，使各民族地区立法在宗教管理基本立法统率下形成一个系统、完整，又能充分体现各地区具体情况的宗教管理法律体系。

三、新时斯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对于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总是的基本原则，其实在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一些有关立法中已有一定的内容，但包括《宪法》在内，前没有全面具体化和明确化。对于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我们概括如下：

1、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也规定。因此，此处不再多论。

2、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性原则。国家性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的自由，如果借口宗教信仰自由损害国家统一，那就必须为法律所禁止。就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而言，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性质首先属于国内问题，国家观念是第一位阶的问题，而民族、宗教是属于第二位阶的的问题；坚持国家统一稳定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这一原则已为我国《宪法》所确立。《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历史和实践也证明，维护国家统一是处理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基本前提。而且作为任何国家的一名公民，维护国家统一是公民应尽的神圣责任。但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性原则，虽然《宪法》中有所体现，但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使其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法律常识，并将之贯彻到国民教育之中。

3、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性原则。法律性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这一原则在《宪法》中也已有规定。《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对这一原则同样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使其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法律常识，并将之贯彻到国民教育之中。人类历史实践证明，从长期发展来看，有法要好于无法，法律越健全，人治的范围越少，人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可预期性就越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主性范围就会越多。恶法有时可能存在，但比起人治的害处来，将会小得多。我国“文革”时期造成的诸多损害，正是法制被破坏，法制被践踏的人治结果。要真正维护人类的自由，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消除那种某个人说了算，一个领导人说了算了那些范围。要让法律来决定。由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甚至决定的民主的立法会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的善法，促进立法的民主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倘若不向法治的方向努力，靠人治，将永远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不会有长治久安。

4、宗教事务的自主性原则。自主性原则要求宗教必须国家主权范围内独立发展，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也有规定。《宪法》第 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一原则比较明确，但亦有必要在专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强调。

5、不同宗教之间平等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合法宗教都有信仰的自由，而不只是某一宗教的信仰自由。不同宗教之间必须遵循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体现。《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6条规定： “„„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但这些不同条款必须结合起来理解。因此，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以明确的表述确立下来。

6、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原则。这一原则表明，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其他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一样，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自己应尽义务。而且，任何公民的任何权利，也只有在尊重其他公民的权利中在能实现。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被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我国《宪法》第51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原则《宪法》中体同比较明确，但没有直接的表述。专门宗教立法中应当予以明确直接的规定。

以上六条原则是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都必须遵守的。换言之，宗教信仰自由是在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国家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合法宗教共同的信仰自由，是有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基本原则的法制建设

对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法制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专门的宗教管理立法中，将上述宪法所包含的六项原则以明确直接的表述确立下来，并将确立为国民教育中必须学习的法律内容之一。

2、宪法或法律中对宗教自由问题的国家性原则、法律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等既要直接表述成法律条款，而且应当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规定具体的落实制度和对违反上述原则的行为制裁措施。

四、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配套制度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配套制度建设

对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具体措施，应该说不同地区和不同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措施上也应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但就基本的配套制度的内容上来讲，我们认为，主要应当抓好以下方面：

1、全面、切实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中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内容。对这一点，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有许多认识和论述。在制订和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中，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民族宗教问题之间关系。需要把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系统化、制度化、法律化，包括自然与生态环境、居住环境与地域开发，不仅是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等。同时，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性，充分创造民族之间平等感、平等发展机会、平等观念、各民族是一家的政治社会氛围。

2、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及人才运用，特别是要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共同培养，首先从干部层上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供应需要的领导、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提供领导力量。不仅要对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在汉族地区干部培养中，加强关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能力、技术、法律知识、政策知识的培养，而且必须系统化。并且，要把民族知识在全国中小学教育中作为基本政治素质进行要求。

3、加大各民族人才的区域性流动，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地区干部进行交流，包括在其他地区提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技术人才流动、文化人才流动、学生就业流动，进一步推动国家观念的发展，使国家观念成为全体国民的最基本观念，而不是民族主义观念和宗教观念。

4、教育、宣传中的历史性、民族性宣传、教育与现实法律、政策宣传教育充分结合。既要让少数民族大众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同时又要了解中国今天的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原因、做出的努力，既要了解目的、措施，又要了解效果；既要了解正面的效果，又要了解负面的效果；既要了解成绩，又要了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使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要注意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宣传和教育，鼓励新闻、出版、文化、音像、电影、艺术等等文化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发、宣传等等。另外，还需要在宣传、教育、文化出版等方面加强监督和管理，注意对少数民族风俗、信仰、习惯等尊重和合法权利的保护。

5、宗教上层的团结与社会下层的帮助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的开明性、代表性、权威性作用，又要积极破除下层群众对宗教的依懒性、盲目性，培养下层群众的独立性、自主性、自信性；既要保护和尊重合法的宗教信仰，保持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方面的传承，又要促进通过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民族宗教文化及其他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6、要注意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区别与联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尽管是两个问题，但许多时候却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既要充分运用法律制度保护应当保护的方面，又充分运用法律制度制裁应当制裁的方面。这就要加强民族、宗教方面法制的建设。既要提高区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能力和技术，又要充分认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交织性、综合性。同时，要注意民族宗教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分。区分两类不同矛盾才能正确、准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

7、建立有效的突发问题处理机制。突发民族宗教事件的处理机制，包括必要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体制、警察和军队的调动权力等。有效的突发问题处理机制，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有效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必不可少和不容忽视的。

8、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公务人员素质教育、作风教育、责任意识教育、民族知识教育等，坚决、严肃处理侵犯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损害民族团结、不负责任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行为，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工作的权威性。

9、要全面抓好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律的准确、正确的落实和执行。在以上八个方面中，经济发展是根本，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宗教上层团结和群众基础的建立是基础，不同性质问题的正确区分和突发机制的建立是前提，而消除为腐败和官僚主义、全面落实和贯彻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是保证。另外，民族宗教问题只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宗教问题政策措施是否成功，既要靠民族宗教政策、立法、执法等，而且还有赖于一个系统、有效的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立法、执法的建设。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配套制度的法制化

对于以上提出的配套制度，必须加以法制化。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通过《宗教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依法确立和保护公民应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确认和保护公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和依法成立的宗教组织拥有正常宗教活动用品和生活用品的权利；依法保护不同宗教、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各自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并一律平等；依法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正常履行其职务，开展正常宗教活动；依法保护宗教团体或寺观教堂接受信徒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布施、乜贴，和按习惯婚丧嫁娶时举行的宗教仪式；依法保护宗教院校及其培养青年一代宗教教职人员的活动，等等。在确认权利的同时，要切实规定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加强各种少数民族、宗教权利明确具体规定的同时，完善宗教侵权特别责任立法。同时，加强相关刑事、行政立法，严厉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国际极端宗教组织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和行为；严厉打击境外民族分子与国内不法分子的相互勾结，以宗教为幌子，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宗教信众的宗教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国家统一的活动；依法打击、防止利用宗教在民族地区制造不稳定因素或故意挑起事端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利用宗教干涉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生产与生活的活动。

2、基于经济发展的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国家应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尽快加强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促进法》、《民族地区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少数民族特殊权利保护法》等等，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有效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发展，为各民族、各地区创造平等发展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平等感、平等观念、各民族是一家的政治社会氛围的发展。

3、根据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团结开明宗教上层、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及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需要，国家应当加强有针对性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养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流动、干部流动、劳动力流动促进法》等，为有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进一步交流和了解等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干部管理的立法，包括培养、任用、提拔、薪金、退休等等，都应当根据具体不同地区情况，进行特别的管理。尤其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管理能力、责任意识、民族知识和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能力的培养，并将这些要求通过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强化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以及通过立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创造条件。

4、通过立法建立民族、宗教等有关的突发事件处置机制，通过立法规定处理的机构、程序、方法等等。这一方面，我国已有相关立法如《游行示威法》、《反分裂国家法》、《戒严法》等。但应当针对民族宗教问题中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进行单独立法。

通过以上方面配套政策措施的法制化，为逐步促进民族地区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市场相适应的目标。通过以上立法，形成一个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管理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法》、《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法》、《民族地区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少数民族特殊权利保护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养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流动、干部流动、劳动力流动促进法》、《游行示威法》、《反分裂国家法》、《戒严法》、《民族、宗教突发事件处理法》等为主体的民族、宗教法律体系，也为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政治环境、人才环境、干部环境、执法环境等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保障体系，从而系统推进民族、宗教问题的法制建设。

「注释」

“系统工程”性的认识要求我们既认识到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庞大性、重要性，更要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在系统的全局中把握它的结构、重心、核心问题所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们认为，主要是引导宗教促进人积极向上或向善即可。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是199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如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若干问题》，《求是杂志》，1995第5期，第2-3页。例如，随着许多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许多地区民族意识会增强；随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也会增强，等等。往往这些人中间更容易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会产生更强烈的失衡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更加敏感。这种意识增强是正常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只要合理合法，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应该是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

马继军：《浅谈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建设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70页。

夏宁：《对我国现阶段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黎念表、温春娟：《对新时期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0-51页。

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是199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如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若干问题》，《求是杂志》，1995年第5期，第2-3页。

篇6：民族宗教

一、基本情况

我县是全省民族宗教工作重点县。全县有31个少数民族，人口2.6万，占全县总人口2.7%。其中回族2.4万，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2%。境内有一个回族乡，十一个回族村，一个回民居委会。现设有一所完全民族中学，七所民族小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信教群众3.7万人，其中基督教信徒2.3万人，伊斯兰教信徒1.4万人，依法审批开放宗教活动场所113个。基中基督教堂102个，清真寺11个。有两大爱国宗教团体（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定远县伊斯兰教协会）。

二、主要做法

多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民族工作放在突出位置，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以加快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发展和增加少数民族农民收入为目标，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改善民族乡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卫生事业，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出民族事业更加发展，民族关系更加和睦，民族团结更加紧密的和谐局面。

一是强化组织，加强领导。县委、县政府，切实把加快民族乡村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建立了党政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全力抓的工作格局。把民族工作列入岗位目标考评，定期召开民族工作专题会议，及时解决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民族乡村的基层组织建设，使之成为推动科学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导核心，确保完成赶超目标。二是培训教育，提高素质。采取新型农民培训，农民工技能培训，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的为民族乡村农民提供技能培训，发展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多渠道增加致富和就业机会。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全面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真正让民族聚居地区群众懂法、守法、用法。充分利用宗教活动场所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推进平安乡村建设。

三是突出特色，发展经济。大力发展产业化经营，组织实施“一园一品”工程。在民族乡建设创业园，在民族村发展“一村一品”，形成乡有创业园，村有特色产品的经济发展新格局。增强民族乡村经济发展“造血”功能，重点发展二龙奶牛养殖，定城回民村大棚疏菜，藕塘回民村花生加工，桑涧天河回民村油桃和腐乳等特色产业。加大对民族乡村和民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落实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加大跑省、跑市力度，争取更多的扶持资金，增加民族乡、村投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2010年编制了民族乡村发展项目13个，争取资金257万元。

四是推进社会事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本着“优先安排，体现照顾”的原则，优先安排民族聚居地区各项事业建设。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倾斜力度，着力加强公共文化、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城镇化战略实施，重点推进二龙回族乡建设成为规模较大、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典型集镇，把11个民族村建成居住集中、配套完善、文明整洁、管理有序的新农村。加大民族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宣传力度，重点开发虞姬墓、蓝玉井和老龙眼等文化古迹，结合地方风俗饮食文化着力打好旅游牌，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三、存在问题

一是自然灾害频繁，我县地处江淮分水岭，是自然灾害多发大县，缺水易旱。由于历史原因，我县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偏远和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地区，经济上欠发达，生产生活比较困难。二是基础设施薄弱，水利设施损毁严重，村级道路建设滞后。如池河镇池阳民族村，一条约7公里村级主干道，由于无法筹集配套资金，错过了村村通工程机遇。三是发展后劲不足，我县是农业大县，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对少数民族乡村经济发展投入不足，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民族发展基金即为拾万元，到目前为止没有增加。四是花生加工运销业是藕塘回民村的主导产业，但其加工生产均在居民区，粉尘大、污染严重，群众反响强烈，镇政府为了做大做强花生加工，规划出50亩地，创建农民创业园，但苦于无用地指标，而无法开工建设。五是大多数清真寺年久失修，有的已成危房，安全隐患极大，不能正常开展活动。清真寺阿訇生活补助过低，有的已不能维持正常生活而离开，给当地回族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变。六是部分困难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名额限制，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使他们处在较为贫困之中。

四、几点建议

1、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对民族工作的宣传和领导。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是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稳定的迫切需要。要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民族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普法的重要内容。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多渠道多方式地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教育在各民族群众中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进一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团结稳定的大局意识，进而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规的贯彻落实。

2、强力实施扶贫开发，推进少数民族小康工程。一是着力抓好民族地区的扶贫帮困。要尽快建立健全部门挂钩帮扶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制度，认真研究长效扶贫机制，帮助他们理清发展思路，制定切实可行的脱贫计划，坚持不脱贫不脱钩，扶贫资金重点要向民族乡、村倾斜，要向可扶的农民倾斜，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为促进脱贫致富创造条件。二是要注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关键在于提高科技含量，增加效益。建议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年至少应为所联系的民族村解决1-2件实事，各成员单位在安排项目时应优先考虑民族乡、村，真正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三是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加大对少数民族乡专项发展基金投入，条件许可时，可扩大到民族村级专项发展基金。

3、大力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干部是民族地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代表，是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民族群众连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通过举办培训班，支持学历教育，组织外出参观考察等渠道和形式，培养、教育、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能人。构建少数民族进入市场的中介组织，沟通市场信息，提高市场预见性，增强开拓市场能力，带领群众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移，带动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

民族宗教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为推进全区民族宗教工作的开展，维护民族团结和宗教领域和谐稳定，4月28日，根据区政协领导安排，张学军副主席带队，由区政协宣教文卫委员会牵头,组织全区部分政协委员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到高岩寺、报恩寺、观音阁、清真寺，就我区民族宗教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民族宗教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

我区现有少数民族10364人，涉及23个民族，主要分布在泗渡、高坪、板桥三镇和上海办、洗马办、大连办辖区。其中农村少数民族3211人，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的31％；城市少数民族7153人，占全区少数民族人口的69％。有少数民族村民组3个。全区有开放宗教活动场所12处，其中佛教活动场所11处，基督教活动点1处。主要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教派。有教职人员16人，有信教群众8万余人，以60岁以上老年人居多，占信教群体的70％以上。全区宗教工作具有人数多、分布广、任务重、管理难的特点。

近年来，汇川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民族宗教无小事”的思想，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政策，把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作为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不断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积极探索新时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新思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和宗教人士、宗教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巩固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使全区的民族宗教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是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几年来，通过向省、市相关部门协调项目资金120多万元。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扶贫帮扶、茅危房改造、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逐步改善。二是民族文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高坪镇新建了苗族文化活动中心，在航天高级中学、遵义市第八中学、董公寺镇建国小学开展了民间民族文化进校园教学活动和少数民族寄宿困难学生帮扶活动。三是城市民族工作进一步取得成效。上海路航宇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已通过省民委验收。四是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进一步规范。结合创建“和谐寺观教堂”活动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并与政法、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深入开展了对非法组织和非法传教活动的专项治理工作。五是教职人员的实际困难得到进一步解决。坚持在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帮助，积极协调民政部门将生活困难的教职人员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民族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诸多原因，我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仍然缓慢，与全区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群众增收较慢。

二是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由于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住高山，而且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目前，尚有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居住户未通自来水和公路。三是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少数民族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医疗水平和公共卫生条件较差，群众就医比较困难。

四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挖掘不够。民族文化场所较少，不能满足少数民族文化需求。

五是少数民族发展资金投入不足，民族发展资金、民族教育资金、民族工作经费未按省委、市委要求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2、宗教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我区宗教主要以佛教为主，但寺庙规模均较小，影响力不大，全区11处开放性寺庙，因年久失修，有6处寺庙房屋破烂不堪，布局不合理，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由于香客少，寺院生存难以维持，而且多数寺庙未办理用地手续，庙产不清。

二是教职人员大都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不高，修为不深，对佛教文化研究有限，传播佛教文化能力不强，不能满足信教群众的需求。三是寺院住持管理水平普遍偏低，部分寺庙内部管理混乱，导致寺院教职人员与居士闹不团结，内部存在深层次矛盾，影响和谐。四是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一些干部对宗教认识存在误区，看不到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宗教工作不是中心工作，抓与不抓、管与不管无妨大局。而且因各镇（街）基本上都是由社会事务办明确一名同志联系民族宗教工作，但因各社会事务办人少事多，而且无专项的民族宗教工作经费，基本上无暇顾及民族宗教工作。

五是在农村由于群众文化贫乏，加之开放性寺院规模较小，布局不合理，不能满足信教群众的需求，导致农村非法寺庙增多。

三、对策建议

1、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民族宗教无小事”的思想。各级领导应站在民族宗教工作事关三个文明建设，事关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事关巩固执政党的地位这一高度，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使民族宗教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区、镇（街）党委政府每年定期研究民族宗教工作，将民族宗教工作纳入对镇（街）重要考核内容，形成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协助抓的工作格局。

2、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完善政府对民族地区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区级财政要严格按照省委、市委的要求，认真落实民族工作“三项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发改、农业、教育、文化、卫生、水利等部门在安排部门资金时，要向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经济发展及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倾斜，根据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和社会资源特点，统筹协调，认真规划，加快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工程项目。

3、加大民族宗教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力度。结合娄山关、海龙囤旅游开发和修建中桥水库、旧城改造等拆迁机会，引导市佛协对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合并和调整，将宗教纳入景区旅游充分向外推介，引资开发，在区内高标准、高起点重点打造2-3处规模影响较大的佛教活动场所，满足全区信教群众的需求。

4、着力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一是抓好宗教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确实提高宗教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依法管理水平。二是抓好基层宗教干部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宗教部门“有人办事、有钱办事”的问题，保证宗教事务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三是抓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通过培训和外出学习，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爱国感情、宗教学识、管理能力、个人修养。通过引进、充实、调整等办法合理配备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切实构建好宗教团体管理班子，从而建立一支遵守政策法规、信教群众基础较好、具有较高宗教学识和管理水平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

5、加强网络建设，不断完善基层民族宗教工作网络。深入推进民族宗教事务规范管理，建立完善区、镇（街）、村（居）三级民族宗教信息网络，切实发挥镇（街）、村（居）在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中的一线作用，明确工作责任，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的前沿和堡垒，发现问题，及时正确处理。

6、搞好少数民族代表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联系与沟通。不定期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宗教场所的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学习。重点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市民族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在信教群众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教育，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思想，耐心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妥善处理，达到沟通思想，增强信任，解决问题的目的。

7、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力度。要在全体党员干部、宗教工作人员、信教群众中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党的宗教政策的学习教育，在中小学生中开展普

法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教育，使广大信教群众遵纪守法，规范信教行为，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崇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