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宗教文化

中国的宗教文化（共6篇）

篇1：中国的宗教文化

如何认识“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个集合的概念，它包含了正统的、非正统的文化；主流的、非主流的文化；正的、负的文化；好的、坏的文化；高层的、低层的文化……

要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化”，就必须从这种集合结构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区分，否则很容易把某些文化现象或者把个别文化人的现象看做了“中国文化”的本质。

此外，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存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的，但是本质上来看，只存在正统的、非正统的文化；主流的、非主流的文化；正的、负的文化；好的、坏的文化；高层的、低层的文化的区别。只是现代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表现为非正统、非主流、负的、坏的、低层的“中国文化”。

有的人可能会说，文化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么问题我们应该这么看，一艘航船不管开到哪个海洋，它的指南针是不会变的，有谁听说过，指南针要随着时间、环境改变的吗？随着历史与环境的发展，文化是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什么？经常是偏离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越来越远。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不会变，也不应该变。如果变，中华民族的航船将偏离方向。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正统的、主流的、正的、好的、高层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看，“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四个字：道、德、礼、义

什么是“道”？

所谓的“道”就是存在与“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

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是世界，其实很像电影与放映机的关系，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就好比是电影屏幕，决定这个屏幕上出现什么内容，是由放映机中的电影胶片所决定的。为什么用“道”来表示本质世界呢？看看电影胶片，你也许会有启发，这胶片像不像一条路？电影屏幕上的内容就随着胶片这条路的延伸而发生的。同样道理，我们的古人发现现象世界就好像是走在本质世界的路上一样，随着这条路的延展，我们所在现象世界也发生了变化。

什么是“德”？

从甲骨文的造字来看，“德”的左边意指为“行为”，右上是个“直”字，右下是个“心”字，“直”在甲骨文中是目上加一竖，那个一竖是“道”的另外一种表示形式，心上加直就是洞察“道”的意思，那么“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洞察道并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用今天的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指导实践。

什么是“礼”、“义”？

“道”、“德”来自老子的思想，而“礼”、“义”来自孔子的思想

孔子发现让人明白什么是“道”，还要学会“德”，

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通俗的说，“道”、“德”研究生的课程，一般的学生很难学会。因为人的学习有个特点，容易学习具体的，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容易学会，抽象的东西就很难理解学会了，“道”、“德”就属于十分抽象的东西。

于是孔子根据人的这个特点，把有洞察力的人，也就是会“德”的人的所有行为，统统确定下来，就好像一本行为手册一样，这些确定下来的行为就是“礼”，而对这些行为的解释就是“义”。

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洞察本质世界的内在规律，并按这种内在规律去行事。“中国文化”反对按照自己内心的欲望去行事。朱熹之所有后人的推崇，就是因为他把这点说得很透彻，他说“灭人欲、存天理”。对他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在解读上是存在着误解的。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很吓人，灭人欲，人没有了欲望，那还能成为人吗？

其实在朱熹的思想中存在着“先天之欲”与“后天之欲”，“先天之欲”就是我们饿了要吃东西，渴了要喝水，性成熟来要结婚，这些都是我们先天之欲，朱熹要你灭的并不是这些欲。朱熹要你灭的是“后天之欲”。什么是“后天之欲”呢？比如说，粗茶淡饭是“先天之欲”，山珍海味，满足喉舌之好的就是后天之欲，娶妻生子是先天之欲，寻花问柳、沾花惹草就是后天之欲。说白了朱熹要人灭的是放纵之欲。

“中国文化”的本质要求人们始终用一种平静、理性、和谐、自制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充满诱惑、纷扰复杂的世界。并在这个过程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升华。

与此相吻合的就是正统的、主流的、正的、好的、高层次的中国文化

与此不吻合的就是非正统的、非主流的、负的、孬的、低层次的中国文化

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给中国人的价值是什么？

“中国文化”要求人们，洞察事物本来面目去生活、工作，而不是按照内心的后天之欲去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与人格的升华，那么心灵的净化与人格的升华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

对于这问题中国文化当时没有进行完善的回答。只有读书人片面的认为，只要读好儒家学问，就能通过科举晋升进入士大夫阶层，这是TA们能感受得到的看得到、摸得着的利益。

但是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读书科举这条路太窄了，心灵的净化与人格的升华并不能给TA们带来很实际的、看得到、摸得着的利益。这时佛教就进入了中国，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与说明，佛教告诉人们，一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升华，在TA生命结束的时候，会得到前往不同世界的签证，假如，你得到一张重回这个世界的签证，那么你的下次人生会比这次人生更好。所以在中国儒、释、道一同被广大的中国人接受了，成为了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并用这种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指导、规范中国人的所有行为。

篇2：中国的宗教文化

摘要: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

关键词:英雄;中国文化英雄;价值系统;价值载体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23704

中国文化英雄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政治史中举足轻重、无处不在的文化存在,但迄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正式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中国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作用。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

一、英雄、历史英雄与文化英雄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英雄的解释是:非凡出众的人物。指见解、才能超群出众或领袖群众的人。这个解释与一般人的直觉是接近的。美国传统词典对hero一词的解释却略有不同,强调英雄不仅仅要有业绩,还要有所牺牲。大多数英雄可能是在发生战争时对结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国有危难之时,他们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或振臂一呼,身先士卒;或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背景下被认为是英雄的人,一般是指那些有功劳和能力的,令公众敬佩和模仿的,特别是曾经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事件进程)产生了自己独特影响的人。

我们通常所谈论和讨论的英雄大都是历史中的英雄。最早的英雄是指那些以其传奇般的个人经历为氏族的生存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那些以其勇敢和力量而受到部落成员崇拜的人。民族、部落兼并过程结束之后,早期的氏族英雄渐渐演化为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继续受到人们的崇拜。此后,逐渐诞生了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历史英雄。

文化英雄这个词较少被人提起,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下意识里,已经把文化英雄归并到普通的英雄范围里面了。一般情况下,人们把文化界的某些名人和有成就的人看成是文化英雄;而在比较认真和正规的场合,许多人又把文化英雄等同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或是直接把文化英雄看作知识精英,如将陈寅恪、顾准、金庸等人视为文化英雄。但笔者认为,这些认识与决定文化走向和文化结构的文化英雄无关。文化英雄不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英雄,也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团体的代言人。文化英雄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价值符号和价值象征。人们可以通过文化英雄理解一种文化,学习一种文化,接受一种文化,融入一种文化。所以,文化英雄是人心中的英雄。

文化英雄与通常的英雄概念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一般所谓英雄,是指以其思想、意志和行动影响历史的人;而文化英雄则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价值承载者。文化英雄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在于,它由一些不同的个体形象在中国文化的时空中不断地丰富延伸,最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象征系统,成为中国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基本载体。

历史英雄最主要的文化功能是显示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力量,为生活中的普通人树立起生存的勇气和信念,使人们在这些英雄身上看到自己潜在的力量和价值;而文化英雄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代表和价值象征。历史英雄因为改变了历史,所以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文化英雄则是因为创造了人生的价值,创造了人活着的价值尺度,而成为人们行为的榜样。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文化英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构成。

因此,本文所涉及的对象不是历史中的英雄,而是人心中的英雄;不是英雄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作为文化概念的英雄形象与文化价值、文化结构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文化英雄

中国文化英雄是价值观的代表,是人生的样板,包括人格、尊严、成功、贡献和理想几个方面。英雄这一称呼适用于两种人物:一种是历史人物,即那些以其个人行动和行动的后果而影响了历史的人;一种是文化英雄,即以其思想、著述、人格、道德影响了他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人。历史英雄仅指那些以其行动对特定事件或问题带来决定性影响的人,而文化英雄虽然有时也可能兼具历史英雄身份,但一般说来,是以其人格或思想的影响而位居英雄之列的。例如:孔子、老子、屈原、杜甫、司马迁、诸葛亮、孔融、伯牙、大禹、周公、李白、陶渊明、关羽、苏武、越王勾践,等等。这些被看做文化英雄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篇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可贵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化身,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一杆标尺。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通过口耳相传成为中国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在处理实际生活境遇时的具体路标。人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会做出与这些文化英雄同样的业绩或达到同样的人生境界,但却相信,做一个人应该有像文化英雄那样的情操、那样的理想、那样的人格。事实上,这些文化英雄一旦进入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他们就不但作为精神偶像,而且也作为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而被接受了。在许多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仅把文化英雄看作学习的榜样,而是通过心理整合把这些英雄身上的特殊品格视为自己个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使自己在心理上成为英雄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文化英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文化英雄才有资格成为做人的样板。

中国人虽然承认历史英雄的功绩和才干,但他们对历史英雄的敬意远不如对文化英雄那么深广真挚。在某种意义上看,历史英雄是伟人、超人,而文化英雄却是普通人、凡人,所以,中国人敬仰文化英雄而不是那么羡慕历史英雄,这也正是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的智慧表现。

中国的文化英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特定的社会群体,也不是固定的由外部封赠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作为价值象征和人生样板而存在的非特定群体。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文化英雄很广泛地存在于生活的不同层面,有代表整个中华文化的全民族性的文化英雄,有代表某一种人物性格或人生选择方式的文化英雄,还有代表特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的文化英雄,等等。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文化英雄并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存在,而是一些与生俱来的、听得着看得见的生活内容。文化英雄不是确定的官方的样板,而是具体地活在公众心中的生活样板,是老百姓的生活指南。文化英雄代表着多种人生理想、人格理想和价值观念,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这样,中国人就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英雄形象身上,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看到自己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前进方向。由此,通过榜样的作用,中国文化英雄使全体国人都进入到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进程中去。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价值传播渠道主要是士阶层。在中国两千年的君权统治过程中,士阶层传递着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而在实际生活中,与正式的儒家系统并行的,还有文化英雄这样一个价值传播系统一直存在着。文化英雄在树立和传播价值标准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有时比正统意识形态的传播系统更加深入人心。

篇3：中国武术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

武术,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和精神土壤之中慢慢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有着多元的价值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几千年来,武术历经岁月的磨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与宗教文化相交融,时至今日,武术无论在技术层面的拳法拳理、技法技巧,还是在文化层面的价值取向、精神内涵[1]无不折射出宗教文化的浓郁色彩,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历史文化环境有着水乳一般的血缘关系,而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对武术的发展、演变有着其特殊的意义。

1 道教与中国武术

由老子创建的道教是唯一根植于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它产生于中华文化,又与中华文化一道发展。[2]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一语道破“道”之玄妙,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感悟与直觉,而这恰恰也是中国武术的思维方式,中国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长期的锻炼中去领悟、体验武道之真谛。

道教在哲学思想上主要继承先秦“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3]老子《道德经》中讲“不敢为天下先”、“无为而无不为”、“我唯不争,故天下莫之能争”、“弱者道之用”的思想与武术的结合促成了诸如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武术内家拳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核心技击原则。

1.1 道教“重人贵生”思想对武术文化内涵的影响

道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4]作为中国的土生教派,道教与其他宗教的思想截然不同,道教是通过精、气、神的不断修炼增强自身的体质以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而其他宗教则是努力修炼寄希望于来世,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武术中的许多拳种都体现了技击卫身和养生长寿的功能价值。

1.2 道教“静中寓动”思想对武术拳理技法的影响

道教“静中寓动”的思想是为了求得更高层次的精神妙合,反映在武术之中就是“静如处子,动若脱兔”的技击理论。太极拳与太极图,都表现出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阴阳理论;武术套路的编排之中,也是动作的连接与定势相结合,其中,定式动作既是上一动作的“静”,也承接了下一动作的“动”,这无疑也是武术与道教的经典结合。

1.3 道教“尊道贵德”的思想与武德

《道德经·德篇》中阐发:“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天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将德立于道之上、之前,武术也汲取了道教之中德的思想并发展成为自己独特的武德,同时也造就了大批武德高尚的侠士、豪杰,直至今日“未曾习艺先习礼,未曾习武先学德”,依然在武术领域广泛流传,而抱拳礼作为中国武术的一种传统礼节,也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道教的形神兼备与中国武术的形神兼备

道教修炼的基本主张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道教主要以精、气、神的内练为要素,对身体外形的要求则相对较少,而武术则是既注重精神的传意,又讲究形体的引导,内外兼修的整体观念。中国武术吸收了道教的形神兼备的修行形式并演化成为符合自身特点的修炼功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是各拳术门派修炼的准则,讲的就是内外合一,身心一统。

2 佛教与中国武术

佛教由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立,并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它不断迎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最终在神州大地上落地生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主要得益于佛教思想。佛教因果报应和善恶观念指导人们弃恶扬善,鼓励人们多行善事,虔诚礼佛,即便灾难来临也会得到佛主庇护化险为夷,相反,如果作恶多端,为祸人类的话,必将得到相应的惩罚,这便是因果报应的第二种形式,即惩恶。佛教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因缘之果,缘起说是佛教的独创理论也是早期佛教的重要内容,它在爱情、婚姻之缘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佛教的轮回说让人们寄希望于来世,佛教宣扬众生今世不同的业力在来世可以获得不同的果报。[5]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告诉人们世间万物皆享受同等的生存权利,因此禁止杀生。“四大皆空”淡泊名利,一心向善是佛教空的思想,它教导世人认清人生的真谛,获得身心的解脱。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对武术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佛教与武术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佛教用禅修的思想指导武术训练,而武术也演化成为一种独特的佛教禅修方式。把武术作为佛道,以武术训练为佛教修行,从佛教的角度看,乃是意味着一种武术形式的佛教修行法门的出现,而从武术的角度看,则是意味着一种佛教特色的以超级心理训练为形式、以本能开发为宗旨的武术训练方式的形成。[6]2.1佛教禅宗与中国武术

讲到佛教禅宗,就会想到它的发源地——少林,少林习武除受一定的历史环境影响之外,还与禅宗的思想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联系。禅宗是佛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后的新生事物,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它超脱印度佛教的一些高深理论,是修行者凭借自身体验和悟性去领悟宇宙的永恒,这和中国武术的修行是相通的,中国武术的习练除了师傅的口传身授以外更多的便是自身的体悟,佛教禅宗与武术的这种内在联系促成了以武术为佛道,以武术训练为佛教修行,在武术中贯穿佛教修行的基本原则,并以佛教修行的思想理论来指导武术训练的具体实施的禅武合一的思想,这样,武术也就有了更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

2.2 少林寺与武术渊源

“天下武功出少林”,一语广泛流传,讲到武术,“少林”仿佛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话题,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四九五年),是为安置印度僧跋陀(一名佛陀)而建,少林寺面对少室山,背靠五乳峰,坐落于少室山阴茂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寺少室之林也。[7]少林寺和少林武僧作为中华武术一大门派脍炙人口,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一定地位。在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中,少林寺被描写为武林八大门派之首,领袖武林多年,成为武林圣地。[8]少林寺与中国武术有着很深的渊源,讲到武术首先想到的就是少林寺,讲到少林寺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它精深的武技,这也就难怪各门派都来认祖归宗,将武术之源推举于少林。

2.3 佛教思想与少林

佛教慈悲渡世,自渡渡人,而少林寺僧受历史环境影响,危难时为将,安定时为僧,即必要时以杀戮方式除暴安良,护国为民,这似乎与佛教思想相矛盾,不过这也正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它通过以杀止杀的独特方式演绎佛教渡世济人的宗旨;在兵器的选择上,佛教的慈悲则表现在多排除铜铁,而取棍棒,“棍”、“棒”也仿佛成了少林禅宗兵器的代表,这也使得少林武艺长于棍法,同时禅宗有“棒喝”之禅法,这或许也是棍法受到少林禅宗所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少林武术套路中包含很多佛教元素,如罗汉拳、跋陀铲,很多动作姿势名称都是佛教用语,如罗汉撞钟,童子拜佛,韦陀献杵等。佛教以理论丰富了武术的技法技能,武术以实践完善了佛教的文化内涵。

3 民间宗教与中国武术

佛教对武术的影响成就了少林寺独特的寺院武宗,道教对武术的影响在于自身对人体生命的共同感悟,天然的内外相依,但慈悲和无为始终是佛、道两家的修炼宗旨,与以追求技击价值为目的的中国武术的关系对比看来似乎远远不如带有浓重政治色彩,具有反抗情绪与战斗热情的民间宗教来的密切。

民间宗教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民间宗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共有或相通的宗教情感与心理,秘密结社是清中叶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社会团体。[9]民间宗教的出现与形成和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民族和阶级之间的矛盾为民间宗教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民间宗教的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各个时期,各个教派表现有所不同,他们有时是底层人民组织起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一股力量,有时是各种反动势力扶植、培养起来的搜刮钱财,巩固势力的爪牙。

3.1 民间秘密宗教的渊源

民间宗教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的民族信仰的宗教,他们有的来自原始宗教,有的是对佛教或道教的俗衍流变;二类是在汉族地区流传甚久的民间宗教。[10]民间宗教的源头可追溯到东汉时代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民间宗教长期秘密传播,元明清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民间宗教兴盛一时,出现了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天教、园顿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衍变出来的各种教派,如无为教、大乘教、混元教、龙天教、龙华教、收元教、清水教、长生教、皇极金丹教、天理教、清茶门教、白阳教、青莲教、园教等等。[11]民间宗教的形成多伴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不为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所承认,仅在民间秘密传播和发展,所以,又被称为秘密宗教。

3.2 民间宗教的政治性与武术的技击价值

武术的种种属性决定了它是为适应下层社会与民间小规模的武力冲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技击体系。民间宗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伴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经历了人类社会的各个重要阶段,民间宗教的性质决定了它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不相容,并使得两者经常处于对立状态。武术的技击价值也因民间宗教出于对抗统治势力的动机予以高度的肯定和认同,宗教与武术的融合促进了各拳种流派的交流,民间宗教因武术的介入得以延续与发展。

3.3 民间宗教与武巫之风

民俗宗教为武巫之风的盛行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武巫之风在为东方民族文化积淀精神价值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同样,民间宗教对武术的影响,也体现出了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民间宗教组织通过宣扬本派功法的仙传佛授以蛊惑人心,并以此来广贤纳士,壮大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武术的正常发展。神秘化的武术也让世人对它的认识蒙上了一层面纱,如:以清末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力量就是以教练溶巫术与金钟罩为一体的、半巫半武“神拳”为号召的,这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彪炳一时的农民起义,无疑是武术与宗教结合的结果。武术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神拳”也就成为了民间宗教与武术结合的最高形式。史家评论说,但其慷慨之豪情,愚顽之可悲悯之处,正反映了宗教对武术的有益和扭曲两个方面。

4 伊斯兰教与中国武术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也称大食法、大食教度、天方教、清真教、回回教、回教等。伊斯兰教教义包括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信前定的“基本信仰”和念、礼、斋、课、朝等五项宗教功课的“宗教义务”以及穆斯林必须遵守的穆罕默德圣人依据《古兰经》指导规定道德行为规范的“善行”三部分。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不少的信徒,我们讲武术和宗教的关系时往往忽视了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一手捧《古兰经》,一手执剑传教的神武精神,在中国的穆斯林兄弟中得到特有的反映,像查拳、弹腿等武术门派,回回十八肘、通臂劈挂拳等拳种,皆与伊斯兰教门有关。

4.1 伊斯兰伦理与中国武术

伊斯兰伦理是一种宗教伦理,来源于《古兰经》、圣训、教法及穆斯林的宗教礼仪与生活习俗。[12]伊斯兰勤恳踏实的工作观使得伊斯兰教中蕴含着浓厚的入世情怀和敬业精神,表现于武术之中就是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习武精神。伊斯兰伦理的核心是社会正义和扬善惩恶的现世诉求[13],它与武术中的匡扶正义,打抱不平的狭义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伊斯兰伦理扬善抑恶,这与武术的宗旨相一致对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安定,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4.2 伊斯兰教门武术

中国穆斯林以强健、勇武、团结和不畏强暴闻名于世,特别是回族穆斯林,他们有着一定的习武历史,对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伊斯兰教门武术也称“回民武术”,它是中华民族最为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武术大家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回族武术渊源流长七百多年,习练拳种繁多,包括杨氏教门拳、汤瓶七式拳、心意六合拳、查拳、教门弹腿、八极拳、通备拳等,他们为武术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 结语

中国武术与宗教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两者不断的相互交织、渗透、融合,使得中国武术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宗教文化为中国武术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源泉和借鉴,同时也为中国武术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所需要的传承、交流、研究等客观条件;武术也以其独特的形式传承着各宗教文化的理念,从而推动了各宗教的发展与完善。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武术与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武术与宗教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不断的相互交织、渗透,使得中国武术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宗教文化为中国武术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源泉和借鉴,同时也为中国武术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所需要的客观条件;武术也以其独特的形式传承着各宗教文化的理念,从而推动了各宗教的发展与完善。

篇4：中国的宗教文化

为何“中国制造”的阴霾如此难以摆脱呢？难道改进技术就不是“中国制造”了吗？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企业往往关注于技术的升级，而忽视了本质的“中国制造”文化。相反，“中国制造”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背后的文化使然。

“中国制造”文化是什么？

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有物质使用价值，同时也传播着商品的文化价值，顾客接受了该商品也就接受了商品所赋予的文化，当然也不排除顾客在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比较中的妥协。于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制造过程中也同样烙上了制造商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是需要用文化来解读的。“中国制造”的文化符号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物美价廉，所以中国的商品才被欧洲人青睐；有人说是假冒伪劣，所以才在俄罗斯市场上被围剿，但笔者却认为中国制造的文化符号其实是中国制造企业的文化综合体，中国制造企业的文化就是“中国制造”的文化。

“中国制造”文化的劣根性

这种“中国制造”的文化的缺点可简单归结为两点：一个是取巧文化，另一个是“差不多”文化。

所谓取巧，是指中国制造业的复制效应。先买入国外的技术产品，然后回来做一一的拆解，将拆解的零件再一一复制，最后组装成成品，贴上自己的标签，这就是中国企业的产品。难怪中国产品被贴上物美价廉的标签，同样质量的产品，没有技术成本，当然价格有优势，也就不奇怪欧洲总是提出反倾销提案。但若中国制造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拆解复制只会使中国企业沦为加工工厂。尽管国内制造业多年来一直在强调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可实际效果是——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上也没有几个有名气的自主品牌。究其原因是取巧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当“取巧”成了潜移默化的内在精神时，企业就不会有足够的毅力去抗拒“取巧”带来的短期效益和便利性了。

其实，日本在工业发展初期也是一样通过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产品，再通过拆解、研究、改善来开发“日本制造”，让我们看看日本的改善文化吧，若松义人在《丰田式改善力》一书中说到：丰田式的改善力与其说是一种经营理念，不如说是一门哲学。改善已经在日本成为了一种企业文化，可以以国外的技术为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消化技术原理，再重新根据市场情况做进一步的改善和提升，最后再通过精益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集大成而自成一家。

但在中国可能更多的是复制，重复做着“拆解一组装”的动作，老板不仅不会花钱长时间养着一批技术人员做技术攻关，还有可能对已有的技术人员说：不用花费太多的功夫研究产品，只要拆解后能生产零件再组装就行，不要耗时耗力了，否则过些日子别人就仿制成功投入市场了。因此越来越多的满怀激情的技术人员也就逐步沦为组装师。中国制造业就是因为这种“取巧”的文化才少了很多像华为一样能够耐得住10年技术积累研发苦旅的企业，如此看来，中国制造业成为“中国制造”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谓“差不多”文化来自于中国人的口头语“差不多”。张天翼先生曾写过国人多是“差不多先生”。见面问“混”的怎么样，回答是“差不多、过得去、随便”。

“差不多”文化在制造企业中就是管理的粗放，企业家觉得差不多，没有出大纰漏就行。笔者在管理咨询过程中也遇到很多行业的龙头企业，之所以称这些企业为龙头企业，一定是由于这些企业是管理严谨、制度规范的企业，但当笔者进入这些企业以后，却发现企业管理松散，更多的是凭着企业创始人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才保住了龙头企业的称誉。从管理的角度上看，这些企业的行业霸主地位简直是个奇迹。

当然，这与中国企业家的“草根式”野蛮成长和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但这也同时给很多企业家造成了错觉：只要抓住一切可投资的机会，企业有钱了自然就会百年不倒。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企业家就把大量的精力花在研究投资那些挣钱的领域，而不是专心做好产品制造。这些企业的领导者觉得企业差不多还活着，还在盈利就可以了。但这些企业家没有意识到的是，世界上哪个百年企业不是依靠科学严谨的管理机制才使企业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或者凭借深厚的管理底蕴才能发展其他产业的。由此看来，只有精益、科学的企业管理机制才能造就优良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

“中国制造”文化的劣性根源和改革

笔者将“中国制造”文化劣根性的根源总结两个：一是制造业急功近利氛围，民族性格的退化；二是对企业管理粗糙的放任。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有两种无限：一种是创造的无限，即多样化的创造无限，另一种是恶的无限，即只是同质化、同水平的扩张，而不是本质不同的创造。中国制造业现阶段就是量的无限重复扩张。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急功近利，纷纷采用最简单的复制方式以求得比别人快一步，同质后采取恶性竞争的方式，在广交会上自相残杀，更有甚者连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也沦丧。

“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中国制造业需要回归商业领域的本性，与其成为市场红海中始终担心被其他鱼吃掉，拼命让员工加班加点给别人做衣裳，不如回到企业的原点，踏踏实实地从基础做起，掌握企业成功的核心，这样企业就会发现自己的盔甲足够强硬得横渡红海。

篇5：中国的宗教文化

摘 要：任何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会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体现出鲜明的国家和民族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它对中国当代企业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内在精神、行为准则、价值观念融入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指引力与推动力；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与时代相悖的消极观点理念也给企业文化带来负面影响，产生一系列文化矛盾冲突。辨证对待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系，解决企业文化冲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展性吸收和运用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去除其糟粕，是推动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 文化建设

企业腾飞，文化先行。企业文化作为社会大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客观地存在于每一个企业之中。优秀的企业文化，将极大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反之则将削弱企业的组织功能。从80年代中后期，企业文化理论传入中国以来，便得到迅速发展，企业界争先恐后引进，学术界有关理论也纷至沓来。国内外关于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说法，但从根本上对其内涵的理解还是一致的。可以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组织内部的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认可。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必然受到传统文化、地域、政治、经济、法律、时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民族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和巨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处于亚文化地位的企业文化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这就使得企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无不打上民族文化的深深烙印。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在历史长河中价值不断体现，在当今时代又以多种无形或有形的方式渗透到各个文化领域，发挥其强大的精神指导作用。我国当代企业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中国的企业文化拥有传统文化的天然优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追求和谐、含蓄深沉的文化，它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国当代企业文化以民族文化传统为背景，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熏陶和影响，并从中不断提取养分、吸收精华，使得自身发生嬗变和升华，从而得以茁壮成长。因此企业文化在传统文化积极因素影响下所展现的民z

族特色是显而易见的，表现在： 1.中华民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道德对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

集体主义道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整体观念，把全局利益看得高于局部利益，把整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体利益，突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以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的独特品格，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思想风貌。《礼记?礼运篇》明确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命题，其基本含义就是自觉地为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可以说这是我们民族的民族魂。这种整体为上的集体主义道德，积极影响着当代以培育企业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的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树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当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积极向上时，就能够使职工把维护企业利益，促进企业发展当作有意义的工作，从而激发出劳动热情和工作主动性。在我国作为企业文化内涵之一的企业精神，虽然因企业门类有别性质各异而有所不同，但共性的东西却是“团结”、“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等，这实质上就是集体主义道德在企业文化中的延伸和体现。

2.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准则对企业文化的升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准则，对于凝聚人心、集中力量、维护统一都有着积极作用。而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现代企业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管理的纯理性的制度、计划、生产技术，而是与人的情感需要、审美向往、对人情味的追求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企业应当重视运用社会精神的力量去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孔子的由“仁”所具体展开的恭、宽、信、敏、惠五德构成的最早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整理论，今天应用到企业文化中仍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主要不在于对员工的控制、驱使和责罚，而在于能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善于激发员工的热情，协调员工之间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较大的儒、道家思想，在其理论和运作方法上都不主张走极端，庄子的“守中”，儒家的“中庸之道”，都提供了自处和处人时持中正、不过激、留余地、善自足的方法。遵循这一原则，在企业内部营造团结和谐的文化环境，从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出发，点燃职工心中之火，为职工排忧解难，让全体员工参与管理，无疑会极大地激发职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感对企业文化的保证作用。

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有助于促进企业认识和承担社会责任，培养企业全体员工关心社会的伟大胸怀，在社会的认同下促进经济效益的提升和企业形象的高扬，并使企业为推动全社会的繁荣发展竭尽全力。以孝悌、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张修身为本，以维护社会集体利益为上。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将传统伦理美德之礼义仁爱精神渗透到竞争机制中，可以在生产者和经营者当中培育以天下乐为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摒弃唯利是图，鼓励生财有道。当代中国企业文化要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思想保证和营养元素，坚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倡导爱国爱岗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奉献的价值观，努力培养“敬业报国”的意识，这对员工、企业、民族都有重

大的意义。

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对企业文化的指引作用。

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情操、行为举止、品行意志，“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敏于事而慎于言”等所体现出的思想内涵被不断继承并得以丰富，逐渐形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爱岗奉献、诚实守信等众多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美德在现代企业文化当中对员工的行为品德仍然起着约束、激励和引导作用，中国的企业员工在其影响下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显现出了兢兢业业、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这种天然的素质优势为企业发展赢得了珍贵、可靠的人力资源。我国企业现在坚持开源节流、勤俭办企业的方针也是对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对于物质利益至上的当今社会，将传统美德所体现的内在精髓加以丰富并融入到现代管理的行为模式当中，必将有助于企业脚踏实地开拓进取，走稳定、健康发展之

路，这也是中华民族品格的体现。

优秀的企业必然需要优秀企业文化的支持，中国现有的优秀企业文化从多种角度体现出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性运用。例如：“长虹”的“以产业报国”的企业文化口号；清华紫光集团的企业文化可以概括为：“大事业的追求、大舞台的胸怀、大舰队的体制、大家庭的感受”；海信的核心理念是：“创造完美、服务社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始终倡导艰苦创业精神；海尔集团的“真诚到永远”的对待顾客理念等。事实证明，中国的企业文化在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消极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我们必须辨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融合到企业文化中，使企业文化显现出民族化的、特有的、可贵的闪光点。但是民族文化传统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难以避免其负面性的或者比较生硬过时的东西沉淀到企业文化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即企业的病根子。事实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代企业在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有悖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消极文化和冲突现象。尽管它相对于主体的积极的方面来说是次要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同样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保持清醒。可以将我国传统文化对

企业文化的主要消极影响概括如下： 1．家长制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上的，这是 种“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尽管中国企业努力推行民主管理，但是家长制的残余和观念并未完全根除，对企业管理及企业文化产生多方面负影响：企业领导独断专行，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作用，不善于听取职工意见；企业员工盲目服从上级，缺乏主动精神；企业在人员使用上任人惟亲。市场经济越发展，这种专制型制度与民主要求冲突越明显，从而

影响到企业的生机和活力。2．个性发展意识受到大一统观念限制。

大一统观念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它强调高度集权化与社会成员思想行为一致性。这种观念引入到企业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整体性管理及得到和谐稳定发展环境，但是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在企业内部进行这种模式的管理与要求，限制了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在企业之间也缺乏针对性，使“企业精神”趋同，从而不能灵活发

展。

3．中庸之道压抑创新、竞争和冒险精神的发展。

中庸之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占有重要地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种中庸文化渗透到现有企业文化中，一方面不可否认它对创造和谐的企业环境及调整人际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致使很多企业领导者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和创新，竞争意识不强。企业干部员工强烈压抑冒尖、进取欲望。创新是企业生命力的源泉，冒险提供发展机会，竞争推动社会进步。不消除中庸之道消极影响，中国企业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环境，不仅影响企业长远发展，也不利于领导者和员工成就意识和进取精神的形成和发挥。

4．封闭保守意识仍然不可忽视。

中国传统中的封建保守意识和求和、求静、安贫心态对中国企业文化影响深刻。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离经叛道”最为世情所不容，也最伤当权者、管理者的感情和神经。即使在改革开放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封建保守观念依然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以“我”为中心，追求“全”，限制人才、技术交流，企业领导员工容易满足、安于现状，对新方法及变革持抵触态度。摒弃封建保守意识必须要引起企业足够重视。

5．人治传统影响法制观念的加强。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人治观念较强，法制观念淡薄。长期以来“人治”传统对企业文化影响深刻，中国的企业管理也是偏重人治，法制观念不强，这样使得现代企业优势发挥不出来，而且容易导致管理的混乱局面。市场经济需要法制精神和科学理性，一味地讲情面、论关系是与市场竞争背道而驰的，在国际市场上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还需付出艰辛努力培制符合中国企业现状的法制文化。

6．重言轻实的旧习削弱了实践意识。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言与实，志与功，始终存在冲突。人们为免除遭到嫉妒或责备的风险，有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逐渐形成多说少干的习性。目前，企业中存在的议论多行动少，计划多检查少，会议多执行少等不良现象皆受这种传统影响。崇尚空谈，形式主义使得人们产生懒惰心理和虚伪作风，限制企业和员工对成就的实际追求，也使得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复杂化。加强实践意识必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另外，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无为思想、重义轻利观及重仁轻商观等思想观念也在中国当代企业文化中存在踪迹，对企业的管理及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阻碍作用。

三、汲取传统文化精华，推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企业文化良莠并存，尽管优秀进步文化明显占上风，但是仍处于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等矛盾冲突的不稳定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稳定的模式。认识并解决企业文化的冲突，重塑与再造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必须把传统文化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价值母体，是企业文化的根，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要继续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企业理念取材于民族传统，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要结合时代精神，赋予其新的内涵，丰富其内容。我们要善于扬弃，抑制糟粕，弘扬优良传统，从中找到

推进企业文化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1．发扬团体利益为重的团体意识和群体精神，加强团队文化的建设。在现代化社会生产中，是否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企业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克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主义观念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得以灵活性地延伸和发展，它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团队意识。在现实的企业竞争环境下，团队力量的发挥已经成为赢得竞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团队理念能否发挥好，直接涉及到企业能否充满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建立高效的团队就必然要求高效团队文化的支持。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应根据企业的经营理念并结合我国社会文化的传统及现状建立起支持

团队目标的团队文化。

2．倡导以人为本，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的人本思想，突出人本管理。

孟子的“仁者爱人”，老子的“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而人居其一焉”，管子的“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等，都是对人贵思想的较早诠释，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人本主义管理在我国的企业文化中没有受到足够关注，其建设也还处于萌芽阶段。在知识经济端倪初现的今天，在许多国家，企业之间抢占人才制高点早已在业内形成共识，创建人本主义的员工队伍更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心声。在所有的企业要素中，人是最关键的，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和支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员工的文化。人本主义管理理念是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也是未来企业管理的必然趋势，坚持人本主义人文化理念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之所在。中国当代企业要在更高的程度上意识到人本管理的重要性，把员工的价值与利益放在首位，创造真正以员工为核心和载体的企业

文化。

3．在注重人与人关系谐调的同时，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积极引入生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以“和”为贵，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求和谐；第二层含义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达到和谐统一。道家、《周易》及荀子的思想中都明确提到“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融合的观点。在当代企业中，我们往往注意到人际关系的重要，而相对容易忽视人与自然这个层面，也因此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引用，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显得迫切而重要。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能注重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一种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的管理理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要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企业文化的培育，在诸多方面要于生态文化相结合，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环境，减少末端治理的代价；同时能够通过“绿色浪潮”提高产品的生态含量，更好地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化”是必由之路。生态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后，不仅可以扩大企业文化外延，而且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

象。

4．企业文化中发扬谦虚好学的传统美德，推动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发展。

尽管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曾一度丢下了“谦虚好学”这个中华民族的传家宝，但是“善思而好学”、“学而不倦”的精神品格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闪烁着光辉。在现代社会，学习的含义越来越丰富，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学习重要性更是得到一致认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学习与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主旋律。未来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就是有能力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并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不断创新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氛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必须吸收外域文化的先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创新。事实证明，当今世界最成功的企业是学习型组织，它业绩最佳、竞争力最强、生命力最旺、最具活力。日本企业就是典型，依靠学习外来先进而取得飞速发展。当代中国企业要充分意识到学习对组织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新经济环境中发展学习型组织，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借鉴使企业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以求更新更快的发展。

5．博采传统文化的其他多种优秀的、有特色的内容，并将之灵活融入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对当代企业文化的现实价值体现在方方面面，它能够为构建企业价值体系、培育企业精神及企业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中，要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力发掘、借鉴与弘扬。将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脚踏实地和扎扎实实的求实精神以及朴实无华的民族性格引入到企业文化当中，可以在企业内形成活泼又不失沉稳的环境氛围，有助于我国企业在保持民族优秀特质的同时吸纳最新的现代化理念；传统文化所倡导的 “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变革图强，追求自由，追求社会进步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及自强不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民族性格对于培育当今的中国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对私欲过度膨胀、惟物质利益至上的不良社会风气起到纠正作用，促使企业的发展上升到为国为民的高度，走上健康发展轨道；将传统民族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内容如讲诚信、求完美、重深度等以多种形式融入到企业文化的广告、品牌、价格、营销等方面，并不断予以选择、创新，展现资深文化的延展性与可塑性，打造东方活

力文化的优势与魅力。

深刻认识并设法把中国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融合到现代企业文化模式之中，中国的企业文化才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当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要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出发。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体现时代精神，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并勇于借鉴国外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和指导思想，逐步建立适应于改革开放需要和现代

化进程的中国式企业文化。

综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在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对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批判地吸收继承并灵活发展运用的态度。需要提出的是：企业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企业是否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鉴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仍以弱势文化（指一个企业没有典型的可以指导员工各项行为的理念，企业的文化现象大多来自于社会文化）占主导地位，加强对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艰巨而紧迫的任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关系还有待与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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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中国的宗教文化

第三章 中国文化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

（讲课稿）

社会政治结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史的影响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

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血缘：血统，人类因生育而自然形成的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

2、宗法制度完备而系统。

宗法：宗族制度。包括嫡子之制、庙数之制、分封制度等。

3、专制主义严密。――“家天下” 四大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欧洲：城邦制：

中国：血缘家庭制

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甚至科学技术等等。

第一节 宗法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一、宗法制度的产生

1、封闭型大河大陆生态保护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存在

原始群居、氏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阶级和国家产生后，由于自然环境和各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不同，血缘关系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形态出现重大差异。

地中海沿岸国家，特别是古希腊，人们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 中，很早就从事海上的工商业贸易活动。这种流动性很强的生活方式，强有力地冲破了蒙昧时代的血缘纽带，形成了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

中国的大河大陆封闭型生态，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

2、血缘关系是阶级专制的基础

宗法制度是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化而成的。当然，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与文明时代的血缘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原始民主制的基础，而后者则是阶级专制的基础。

西周建立以后，统治者在商代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

二、宗法制度的确立

周人最早生活在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有着悠久的农业生活传统，宗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突出地位，这一点恰恰成为周代确立宗法制度的基础。周公制礼作乐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宗法制度，包括嫡长子继承制、封邦建国制和亲庙祭祀制度等等。

1、嫡长子继承制。

商朝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影响的存在，到商代康丁以后的五个王，才稳定下来父子相继的传递方式。

周王室从成王之后推行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

古人把商代的兄终弟及和周代的父子相继称作“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亲亲即立弟，尊尊即立嫡。

这种制度是从父权制社会演化而来的，是用父子血缘亲情来维系王权的威严和稳定。周天子及其继承者，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

西周统治者划分为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天子的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分封为诸侯，为小宗；诸侯的嫡长子 2 继承诸侯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被封为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之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之位，为大宗，其余庶子成为士，为小宗。

2、封邦建国制

简称封建，即今人所说的分封制。分封制是由宗法制度直接衍发出来的一种巩固政权的制度，是由周人创立的。因为分封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就是说，周王室分封的主要旨意是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王室的屏障。

分封制度的具体内容，古代文献称之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左传》桓公二年)。《礼记·礼运篇》把这种逐级层层分封称为“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

诸侯受封后就成一个地方邦国，但并非是完全独立的，周天子与他有一系列的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关系。天子对诸侯有巡狩权、命官权、迁爵权等，诸侯对周天子则有必尽的义务，如朝聘、进贡、出兵役劳役等。诸侯依照天子的办法分封卿大夫，卿大夫的领地称为“采”或“邑”，史家一般称为采邑制。不过采邑与封国的性质有诸多不同，其主要差异是采邑没有封国所有的许多独立自主的权力。卿大夫也依此例分封士。士是西周统治阶级中最低的一个阶层，一般要靠自己的技艺和本领为卿大夫服务。

3、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制度既然是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所以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就是为达到维护宗族团结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手段。据《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为七庙，诸侯为五庙，大夫为三庙，士为一庙。宗庙祭祀制度的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塑造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而且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

今北京故宫前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便是明清的太庙，右侧的中山公园是明清的社稷坛，也就是“左宗右社”的格局。“左宗”是宗法的标志，“右社”是国土的象征，共同表示着这个王朝的天下和对全部土地臣民的 占有。

第二节 宗法制度影响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宗法制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生活。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下来，虽有所变异，但其模式基本上循而未改。

一、家天下的延续

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家天下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只要这个朝代不灭亡，这个家族就一直统治下去。

嫡长子继承制这一西周宗法制的主要内容，历代皆沿袭下来。但是，除了皇位继承仍采取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外，民间家庭财产的继承关系，一般已改为诸子均分，而对家族的重视则是一贯的。

二、封建制度不断

分封制曾是西周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秦汉以后，尽管郡县制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行政区划制度，但封国制度一直不同程度地或以不同方式被历朝历代所保留。

三、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中国古代，构成传统社会基石的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力量异常强大与稳固。家族制度延续到清代，甚至民国时期，也没有衰亡的迹象。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和束缚人民的有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族权是从父系氏族社会父家长制演化而来的，它既是政权的补充，又能起到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作用，所以族权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为理学家所垂青。宋朝的张载主张“立宗子法”，“以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①。程颐进一步指出：“若宗子法立，则人知尊祖重本；既重本，则朝廷之势首尊。”②大理学家朱熹还设计了更为具体的宗子法方案。显而易见，宋代以后族权的膨胀，与宋明理学家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四、家国同构

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基础一直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也深深地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在中国，尽管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是按地缘原则建立起来的，不同于原始的氏族部落，但却始终未能摆脱氏族血亲宗法关系的纠缠。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宗法奴隶制，是家族的政治化。这是中国与印度、欧洲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大大影响了文化形态。

印度虽然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但由于有比较成熟的宗教和商业贸易发达，形成了独特的种娃制度。四个种姓有严格的区别，之间不得通婚。每个种姓内部有长老会议，负责裁断本种姓成员。血亲关系存在于家庭甚至种姓内部，但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却基本上不起作用，因而也就不存在“家国同构”的现象。古代欧洲贵族、贫民、奴隶之间，等级差异十分鲜明，中世纪的僧侣、贵族、平民的层次更为分明，血缘政治基本上被等级政治、地缘政治冲垮了，所以更谈不上“家国同构”。

宗族和宗法关系在中国长期存在，导致了“家国同构”的格局，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家国同构”，“忠孝同义”，都是宗法制度长期遗存的结果，故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 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这一论说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节 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

一、中国与欧洲政体的差异

1、欧洲：王权、神权、民权共存，相互制约

欧洲的政治与文化，源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主要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其具体演化过程是：产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埃及文明和产生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王国的文明，汇集到古希腊，由希腊传至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灭亡后再由日耳曼人传播到整个欧洲。

古代埃及也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但最重要的是太阳神。有趣的是，法老和祭司奉祀不同的太阳神，两种势力斗争非常激烈。第二十五王朝时，祭司的权力曾一度超过法老的权力。所以，一开始埃及国王的权力就存在一种强大的抗衡力量，即宗教势力。另外，早在新王国时期(约与中国的商朝同时)的埃及，工商业就比较发达，与地中海沿岸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这无疑对王权专制又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就是说，古代埃及的法老在集中自己的权力时，受到了外界势力的严重挑战。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情况也大体如此。

2、王权压倒神权

中国则不然，统治者凭借武力，比较顺利地夺取并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神职人员成了他们顺从的奴仆。文明到来之前。中国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一样的，但当迈向文明的第一步，中国就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政治权力很快被集中到一个人的手中，很早就形成一个权力核心；宗教曾经也是很发达的，但被武力所吓倒，神职人员拜倒在世俗统治者的足下。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力一开始就不存在一种与之抗衡的势力，所以以后 6 的专制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完备。

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君主专制应当说从中国历史踏入文明门槛的那一刻起就已形成，所以专制的传统十分悠久。这种专制的阶级基础是奴隶主和地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统治者普遍采取对工商业和贸易压制的态度，“重农抑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

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

1、以武力为先导，控制宗教势力，专制时间漫长

中国祖先黄帝的权力，是用武力取得并用武力加以扩大的。中华民族刚刚进步到文明的边沿，就形成了一个祖先，一个权力，一个核心，这无论与古代埃及，抑或两河流域、印度、古希腊，都是不同的。

从黄帝传至禹，禹巩固自己的政权多用武力，此后历代王朝的更替，基本上是以武力夺取政权。

中国古代社会动荡的本质，是一种新的专制制度取代旧的专制制度。这种新制度就是以郡县制为其外在形式的君主官僚政体。就其本质特征说，这种君主官僚政治体制从春秋时代产生起，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止，前后达两千五百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战国时期，形成区域性的君主专制体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央集权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其主要标志是皇帝个人专权，相权被废止。明代成立内阁，清朝设军机处，都是皇帝自己的办事机构。

2、经济基础稳固。

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的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周时期，君主把全国看成是他的私有财产，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整个封建时代，国家对土地的占有量是很大的，而且官僚、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非常严重。人们不难发现，历代农民起义多起因于统治阶级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 7 残酷压迫剥削。所以即便土地私有，广大的自耕农和佃农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都是极为有限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罱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薅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帝政权力支配社会。”封建统治者和广大农民处在对立统一之中，没有广大农民的存在也就没有封建地主的统治，所以当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或流民之时。朝廷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对矛盾的平衡，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与专制统治者为维护地主和小农经济所构成的经济基础相一致，历代统治者无不采取打击工商业的政策。工商业的出现不但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而且它的发展又能冲破小农经济单一的简单再生产模式。毫无疑问，它是历史前进的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打击工商业就是打击这股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由于封建小农的自然经济被人为地保护起来，把能够瓦解自然经济基础的工商业视如洪水猛兽，因而这个基础就变得异常稳固，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未能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一股强大势力。

3、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极端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从总的趋势来看是日益强化。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秦汉以后盛行的宰相制度，只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听命于皇帝。

当然，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也存在着若干制约的因素，如朝议制度、谏议制度等，但这些制度没有对皇帝的否决权，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补充。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也作出过世界性的贡献，其严密性曾令世人赞叹、模仿，回避制度也曾为外人所学习，特别是隋唐时期开始确立的科举制度，后来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先导，这些都是应该加以总结和充分认识的。

4、对人身控制严密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控制平民的严密网络，是一个实行人口统计和户籍管理最早的国家。中国很早就有一种什伍组织，把老百姓编入什伍之中。

《管子·立政》说，管仲在齐国组织民众，以10家为一什，5塞为一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修筑围墙，堵塞缺口，只定一条进出的道路，只设一个进出的门户，细心看管门户，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商鞅变法与此一脉相承，他制定连坐法，把百姓按5家一伍，10家一什的户籍办法编制起来，要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告发“奸人”的可以得到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不告发的则要腰斩．如果一家藏“奸”，与投敌者受同样处罚，其余9家若不检举告发，要一起办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旅舍的主人如果收留了无证之人，与“奸人”同罪。

这些制度和法令，使居民失去了流动的可能，国家便可轻易县、乡里、什伍系统征收赋税、徭役和兵役，帝王的诏令也就很容易达到每一个家庭了。

中国专制统治者还十分重视用控制生计的办法，把农民牢牢土地上。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对土地的管理，管好了土地，就管住了人民，因为民以食为天。从商周的井田制到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还有以后的占田制度、均田制度、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等，无不包含着固着农民在土地上的目的。如此时间既久，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风俗也就形成了。

三、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度高度发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1、社会结构的宗法型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

这种范式所带来的正价值是使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劲，注重道德修养，比较重视人际之间的温情，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它的负价值是使三纲五常的伦理说教，“存理灭欲”的修身养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盲目排外心理等等，成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障碍。

2、中国社会结构的专制性特征，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

这种范式带来的正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造就了民族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文人学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等等；它的负价值是使国人存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个人自信心的缺乏，文人的影射传统等等。

3、宗法与专制的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文化上的反映则是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