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法学的迷雾》读后感

《理论法学的迷雾》读后感（通用9篇）

篇1：《理论法学的迷雾》读后感

《理论法学的迷雾》读后感

第一部分：摘抄喜欢的句子

第二部分：一些感想

第一部分：摘抄喜欢的句子

第10页——为权利而呼唤，为权利而论证，为权利而斗争。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迈向权利的时代，是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

第13页——现代法治之所以赦免、减轻一个精神病人的罪责，就在于法律只能处罚有主观恶意的人，对于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完全不适用“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习惯，无论其如何危及社会，都非出自他的自由意志，国家只能医治他、保护他而不是惩罚他，因为处罚于他不仅毫无意义，反倒是一种毫无人道的做法。

第17页——一种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律是否规定、制度是否健全以及公民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利意识，也不仅仅取决于法学家是否具有“为权利而呼唤”、“为权利而论证”、“为权利而斗争”的恒心和勇气，而更加取决于国家和社会是否具有支撑这种权利的充足资源。

第20页——邱兴华案的判决结果是建设性的，他体现了法官对社会负责而不是独善其身的态度，并促使办案机关处理类似案件时能够更加注重公共安全和社会结果。在“权利话语”占支配地位的舆论环境中，法官保持了一份难得的冷静。第21页——假定除了监禁和死刑之外，国家和社会没有其他安全有效措施能够阻止精神病人的暴力侵犯，那么精神病人的豁免权就与潜在受害人的生命权尖锐对立起来了。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权利冲突”。

第24页——法学家对邱兴华的同情可能会超过一般人，这大概不是因为法学家的慈悲心肠更加发达，而更可能是因为法学家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使其更容易避免精神病人的暴力侵犯。估计邱兴华的邻人们对他的同情反而可能会比一般人更少；当自身面临暴力侵犯巨大风险的时候，恐惧就会压倒同情。

第34页——理性的国家应当适当限制法律的调整范围；如果把所有习惯都吸收进法律之中，必将引起执法和司法成本的极度攀升，并因此导致国家公共惩罚资源和财政预算的不堪重负。

第38页——在苏力看来，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对秋菊的诉讼请求做出恰当回应，它“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因为，正是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尽管苏力说她承认这种法律运作作为制度的合理性，但他仍然认为正式的法律制度是需要改进的；但在后来的论述中，苏力实际上是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第二部分：一些感想

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相比，我更喜欢桑本谦的这本《理论法学的迷雾》，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轰动案例为素材，如：邱兴华案，秋菊打官司等；二是通俗易懂一些。帕尔默案，王斌余案，不太了解，所以我主要谈一下对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感想。

第一章 反思“权利话语” ——回眸邱兴华案

案件与问题

2006年全国最为轰动的案件是发生在陕西道观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7月14日邱兴华因琐事连杀10人，手段残忍，在逃期间又杀一人、重伤二人，邱兴华遂有“杀人恶魔”之称。8月19日邱兴华被安康市警方抓获归案，10月19日被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邱兴华不服提起上诉。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邱兴华已于宣判当日执行死刑。

这起案件之所起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因为它引发了与精神病抗辩以及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相关的一系列复杂法律争议，还因为这些争议涉及了“普遍人权”和“程序正义”等令人生畏的法学理论问题。

案发不久，当警方全力搜捕邱兴华的时候，精神病专家刘锡伟根据媒体报道的作案情节推测邱兴华很可能是一个精神病人。随之四处奔跑，希望办案机关委托鉴定机头对邱兴华做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但无论是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都没有接受这位精神病专家的建议。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则认为邱兴华只是变态人格，不是精神病人，因此具有刑事责任能力。11月30日的《南方周末》大篇幅报道了邱兴华的精神病家族史及其生活中的异常表现。在邱兴华提起上诉后，其妻子何冉凤以被告人家属身份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更引人注意的是，京城高校5为法学家联名于12月11日通过网络发出公开信，喻请司法部门为邱兴华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

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对邱兴华案的频繁报道引起了人们对邱兴华案的强烈关注，舆论众说纷纭。多说评论支持专家们的意义，认为法院应当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也有不少网络评论批评精神病专家和法学专家是无聊“炒作”，是“专家干预司法”，视为“杀人恶魔”保命，是为某个群体（精神病鉴定专家）谋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为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并否认法院判决正当性的专家学者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在中国法学界稳居主流地位的“权利话语”，大家都呼吁要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其基本人权以及作为被告人的诉讼权。5位法学家的联名公开信声称：“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享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只要有合理怀疑，申请鉴定就应当是被告方的当然权利，尤其是死刑案件。（贺卫方等：“关于请求司法部门为被告人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公开信）公开信的执笔人法学专家何兵在二审判决前还提出，如果鉴定申请被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否决，当事人甚至失去了提出异议的权利。（笪皓文：五位法学家发出公开信：如果是疯子判他死刑是耻辱）

关于刑诉法中的司法鉴定制度（因为邱兴华案件中争议较大的就是要不要

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问题）

第一百一十九条【鉴定的范围、鉴定人的种类】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第一百二十条【鉴定的程序】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

对入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

第一百二十一条【鉴定结论的告知义务】【对鉴定结论的异议及其处理】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一百二十二条【精神病鉴定的期间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我认为1997年施行的刑诉法，关于鉴定的制度，存在如下问题：

一、关于赋予当事人鉴定启动权问题

为实现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获取证据的能力。刑事司法鉴定是获取刑事证据的有力手段，为了实现程序公正，应当赋予当事人鉴定启动权，并明确司法机关决定鉴定的法定条件。

现行刑诉法第二章“侦查”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很明显，该条规定排斥了当事人申请鉴定的权利，将司法鉴定这一重要的证据获得途径规定在“侦查”章节，在侦查阶段为侦查机关所垄断享有，严重背离了控辩平衡的价值要求。

因此，该条可以修改为：“为了查明和认定案情事实，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侦查机关应当依法指派、委托或聘请列入司法行政机关编制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聘请列入《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这样，在修改后的条款中，即明确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鉴定的诉讼权利，又同时把鉴定人的法定条件予以明确，可以同时防止委托鉴定人的任意性。（联系到此案件：如果我国刑诉法这么规定的话，那么此邱兴华案中邱兴华的家人就可以启动精神病鉴定了，如果邱兴华经鉴定为精神病，很可能免除其刑事责任）

二、关于鉴定中的法律援助问题

为平等保护当事人权益，缩小因经济贫困、未成年及残疾而给当事人律师帮助权带来的障碍，各国普遍建立了律师法律援助制度，中国在现行刑诉法第四章“辩护与代理”第三十四条中也有类似规定。如果将申请刑事司法鉴定作为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诉讼权利，当事人在行使该权利时客观上也可能

受到经济条件、未成年及残疾的影响。因此，为了消除由于经济因素、未成年及残疾而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平等，切实保护真正需要鉴定的当事人申请鉴定权的充分行使，有必要将司法鉴定与律师法律援助一起列入司法援助范围。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可以考虑在第四章“辩护与代理”中增加一条：“经济比较困难的被告人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鉴定机构提供鉴定。经济比较困难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鉴定机构提供鉴定。”并从政府法律援助基金中划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以保证经济困难人群、未成年人及残疾人享受到平等的法律服务，保障司法公正。（联系到此案：也就是说，如果邱兴华的家人有权进行司法鉴定，但是经济困难，人民法院应当制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鉴定机构提供鉴定。）

三、关于对鉴定报告的审查判断问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盲目依赖鉴定报告，视鉴定报告为最终判断的依据而不注重对鉴定报告的质证、认证问题。鉴定是鉴定人凭借其专门知识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活动，其意见并非事实本身，也绝非完全准确无误的科学结论，不能盲目相信。此外，任何证据的证明力都应由审判人员根据案件证据情况综合作出判断，没有预定的证明力。对此，在刑诉法的修改中应当有所体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应当对鉴定报告有明确的约束力，应当增加类似“鉴定意见没有预定的证明力”这样符合证据法基本原理的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还应当进一步明确，对于鉴定意见，应当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并从以下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一）鉴定人的鉴定能力；

（二）鉴定报告所依据的设备仪器；

（三）鉴定报告所依据的检材；

（四）鉴定报告所依据的科学原理和方法；

（五）其他影响鉴定报告的因素。美国辛普森杀人案中有类似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列举式规定具体审查判断的五项因素，是考虑到鉴定意见的专业性比较强，在立法上可以提供一定指导。鉴定人的鉴定能力、鉴定所依据的材料以及规律或者定理等因素直接影响鉴定报告的科学性。因此在审查判断鉴定报告证明力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联系到此案，即邱兴华的生死不仅涉及到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如果废除了死刑，而国家和社会又没有其他安全有效措施能够阻止精神病人的暴力侵犯，那么就威胁到潜在受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了，所以对待鉴定结论要慎重。）第二章 评析“本土资源说”

关于本土资源，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已经谈的较多了，我就谈一下习惯与法律的关系，习惯对法律的影响。

一、民俗习惯与现行法律及司法的关系

民俗习惯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其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和非常广泛的存在领域。民俗习惯可以存在于宗族家族制度、神权观念、民间性组织制定的规范、行为规章、经济事务交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多种渊源之中。它调整的事务涉及的恰好是日常纠纷中一类向来为统治者轻视的细微节目。民间习惯具有极其多样的形态，“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或者有明确的规则，或更多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因此我们说，民间习惯即指具体的民间规则，是不为国家正式承认的，由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在特定领域中被用来界定权利义务或责任，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纠纷的行为规则。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俗习惯与国家制定法在产生、涵义、效力等方面具有截然的不同。虽然存在不同，但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除依法裁判外，还要充分尊重长期形成、历代积累的善良风俗习惯的运用，将善良风俗习惯有条件地引入司法，在不与现行法律冲突的条件下合理运用，从而使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

二、民俗习惯对司法的影响

在我们国家，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学家都普遍地看轻习惯，习惯法在制定法中受到贬抑，人们对习惯的作用发挥也少有重视。但是，习惯在制定法中的地位并不等于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习惯在人们观念中不为重视并不等于它在实践中不起作用。事实上是，习惯等民间规则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并会强烈地影响着司法实践。

三、民俗习惯与司法的衔接

习惯在西方法学界看来不仅是法律渊源的一种，也与司法和立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习惯是一种不仅最古老而且也是最普遍的法律渊源，特别是在普通法国家，王国的普通法被作为习惯法的同义词使用。在以习惯法著称的日耳曼法体系中，并非某个或某些立法者制定的规则，而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习俗与惯例构成了法律规范的主体部分。实际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正式法律都确认、认可一些社会中通行的习惯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在总则中规定法官可以援用习惯判案。

习惯、习俗的大量存在，以及其作为一种实存的社会规范或秩序，在社会调整系统（法律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么民俗在作为人们定纷止争的基本规范时，与法律规范的冲突体现尤甚。中国目前对乡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根据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乡土社会中的法律实践是中国农村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法治现代化的关键。

当前各类案件据高不下，审判任务十分繁重，同时涉诉信访压力也很大，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有些老百姓还把法院和政府混为一谈，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就如同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一样，我们不能一味对这种认识进行调整：百姓的目的很简单——解决纠纷，在这个意义上他找法院还是政府都一样。我们在实践中对审判进行了扩大解释，将解决纠纷的功能赋予了审判，而在社会转型、大量矛盾突现的时期，社会对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比审判本身还要看重。因此在基层人民法庭，调解不仅成为了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率更成为了考核基层人民法庭法官的标准。

长期在基层工作的法官们能体会到国家法与民俗之间的空隙和冲突，案件的压力，所处的环境要求农村的基层法官不能机械办案，死抠法条，而要更加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在裁判过程中充分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一般道德评价标准、法

律认知尺度和对事物普遍性的是非判断的标准，所以基层人民法官应当充分考虑使法律与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需要相结合，使不适合农村的法律得到合法的变通，通过法官的操作使统一适用的法律实现法律的本土化，赋予法律尤其是司法以真正的含义与生命，使法律、民俗的解决纠纷的功能达到统一和融通，提高司法的社会认同度。

篇2：《理论法学的迷雾》读后感

——反思“权利话语”

中国现当代的法治究竟如何？也许有的人会说前景一片好，贪官下马，罪犯得以惩治，纠纷得以解决。但，同时，也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批之为“黑瞎子”，向社会拷问：“为什么贪官是一批接一批的倒下，**依然存在，纠纷风起云涌？”我只能说，中国的法治社会仍然是一片迷雾，前景究竟如何，仍需观望一番。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当法律遇到疑难问题时，即当法官或其他法律决策者依靠常规法律材料无法获取令人满意的结果时，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那么法律该从哲学中获得指导还是从科学中汲取经验呢？而且，对于争议较大的案件，媒体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同时，法学家也热衷于此类案件的讨论。但这些法学家的意见很少是有见解和深刻的，论证也很乏力。甚至，有些法学家完全融入了舆论大潮，一起叫板。“当事人主义”一词，我们法律人究竟是否还在坚持，我们的理性究竟存在几分？

霍姆斯这样说：“理性地研究法律，目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钻研法条的人，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我看现实很堪忧啊！社会上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件往往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干扰，中国司法的公正，我对此表示质疑。中国目前法律主宰者的地位已然呈现下滑趋势，司法的权威受到压制。早年轰动一时的“药案”虽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我认为不需那样。那不过是一场故意杀人行为的认定问题，没多大的争议，只需要侦查部门进行认定就行了。可社会人呢？马上分

立出“保药派”和“杀药派”两大对立群体，一片哗然。

我想说的是公理自有论断。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就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来控诉犯罪行为人的。我们就不需要把自己的愤慨付诸于公权力机关了。同时，行为人在未被判罪时也有自己的人身合法的权利，有自己的辩护权。在法律的面前，司法机关只能就该案件的真实情况作出判断，可实际上呢？人民法院总是在进行者一场生与死的博弈。一定条件下，同案不同判也会出现的。“药案”中，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不得不角逐，终于2011年5月20日作出维持一审原判的决定，判令药家鑫故意杀人罪成立，死刑立即执行。而，“李刚门”事件，就有不同的结局。你能说那官二代的杀人行为不恶劣，手段不残忍吗？不能，自称“我爸是李刚”的小伙子醉驾不说，单凭撞人后的无礼，就不得不说他的品行有问题。

中国盛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法制文明，考究可知, 利益主体是极少数人，不利益主体是绝大多数人，因而属义务本位。权利，那个时代你能谈吗？现在，中国要与世界法治现代化文明接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不得不引入权利主义。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权利本位思想成为了时代的潮流。到如今，“权利”成了世人耳熟能详的东西。可，现实中法律的权利本位思想贯彻的并不好啊！权利的实现耗费的代价太大，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

再加上中国的人权思想萌发于上世纪80年代，所以，我想请大家反思一下我们的“权利话语”。人们宣扬、抑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权利，由此拓展了个人自由的范畴，但，未对它们的归途、彼此的关

联以及它们与相应责任或总体福利的关系给予太多的考虑。因此，“权利”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短期内使我们能够达到一种过于人性化的趋势，出现了特权，那是理想化的。但，只讲义务，压制权利就对吗？

我想不是这样的，义务（责任）不可逃避，但权利我们更要不懈地追求。

2006年，“杀人狂魔”邱案令我们深思不已，该案不仅仅引发了与精神病抗辩以及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相关的一系列复杂法律争议，还因为它涉及了“普遍人权”和“程序正义”等令人生畏的法学理论问题。案发不久，精神病专家刘锡伟就四处奔走呼吁办案机关委鉴定机构对邱做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可是，没有谁采纳。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针锋相对斥邱为变态人格。社会舆论的宣传后，京城高校五法学家借用网络（舆论）呼吁司法部门为邱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而且，公众也都支持。可最后，二审法院力排众议，还是认定了邱的犯罪事实，判了死刑。为此，社会争议依旧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为邱进行精神病鉴定并否认法院判决正当性的学者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权利话语”，他们关注的不限于邱的生死，也不限于亟待完善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深的用意是“通过制度改造，将宪法所确立的保护基本人权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同时希望法院由此开创一个将被告人抗辩权置于优先地位的典型判例，并趁机培育法律职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尊重基本人权的观念。

可是，那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太理想了。中国的法律远

未达到那种境界。虽说，中国二十多年的“权利本位”主流时代，可如今，权利的实现太不易了。“邱”、“药”的死，一正一反地说明了“权利”在暗化。法的权威中掺杂了些社会公众舆论因素，一池水就荡漾不已了。

我们法律人倡导的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思想，即：权利与义务并重。我想那更是一种理想化的时代。我们现在只能做好权利的工作，责任该负就负，权利不可弃，要学会主权。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做到用感性的眼光看待事人，用理性的大脑思索案件事理，用我们法律人的操守去践行维权。

——作于2011-10-30，修改于2011-10-31

篇3：《理论法学的迷雾》读后感

关键词：卡夫卡,饥饿艺术家,隐喻,悖论

卡夫卡, 作为一名作家而言, 你可以爱他, 恨他, 推崇他, 蔑视他……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领袖而言, 没有人可以否认他的重要性。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1]中所描述的“如果你想选出本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单独的一位作家, 你也许会发现自己绝望地徘徊在失去希望的人群中, 而这时你会注意到卡夫卡在本世纪经典中的中心地位。”卡夫卡, Kafka, 在希伯来语中是穴鸟的意思, 正如作家一生本质品性的速写:内敛, 安静, 敏感, 多疑, 以自己表面安详的生活态度对整个世界进行着内心的反抗。卡夫卡所触及的人类精神的困境, 正是每个现代人无法绕开的精神梦魇, 同样是整个二十世纪时代的精神困境。如果说千百年前的庄子悠然一梦, 所见的是蝴蝶翩跹, 人生如绚丽的梦境展现了其纯净无忧的一面;而此刻的卡夫卡则告诉我们生活比最可怖的梦境更离奇可怕, 这是一场做不完的噩梦, 永远没有尽头, 或者一梦醒来, 你早已不是你自己了, 变成甲壳虫, 鼹鼠, 或者其他什么令人厌恶的生物。卡夫卡的敏锐, 使他拥有穿透人内心隐痛的能力;卡夫卡的单纯, 使他笔下的形象鲜明可感;卡夫卡的无限想象力使他将梦境和寓言进行了自如贴切的转换……具有无限可能的卡夫卡, 让人又爱又恨的卡夫卡, 具有不可摧毁性的卡夫卡。

一、无限的可能性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的艺术》中强调, “小说不是研究现实, 而是研究存在”。[2]所谓现实, 即已经发生的现象;而所谓存在, 则是可能存在的现象。卡夫卡小说的一大亮点便在于他善于以他独有的小说情态来演绎那些“未实现的可能”。卡夫卡的大多数小说都是未完成和开放性的, 这就为小说的理解和阐释层面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在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 我们更接近的是卡夫卡敏感的神经还是我们内心深处隐秘的啜泣?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沉迷在无限的可能性之中。以小说《饥饿艺术家》为例, 文中固执单纯的饥饿艺术家随着理解角度的不同, 其阐释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但无一不显示其合理性:从神学立场出发, 饥饿艺术家所坚持的是神性的自由和救赎;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 饥饿艺术家所坚持的饥饿艺术表演是心灵在误解与隔膜中微弱的挣扎;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 饥饿艺术是荒诞世界的一种危机形式。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沉迷于不同解释的维度, 各自认为自己的理解接近本意, 而真正重要的却并不是理解阐释的正确与否, 令人神往的却是这从单一文本中引发的无限悠远的可能性, 《饥饿艺术家》为主的短篇小说所带来的是奔涌不尽的小说理解的维度, 它挑战着人的理性与智慧, 让不同的人纠缠在不同的意义维度之中, 没人能知道卡夫卡在想什么, 也没人比自己更了解卡夫卡。每个人心里都有他自己的卡夫卡, 纷繁的可能性便是卡夫卡小说的意义, 在这纷繁的小说解读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自己, 在无限的可能性之后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唯一一条终极指向自己内心的小径。

二、隐喻之外的隐喻

有评论家认为卡夫卡的小说“象征之外有象征, 譬喻之后有譬喻, 总是探测不到渊底。”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不是传统整体意义的象征, 而正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隐喻, 是卡夫卡小说所表现出的隐喻的独特性, 使得整个作品的意义产生了含混暧昧的风貌, 深不可测。这种秘而不宣的隐喻, 使得离奇的小说更接近我们所接触的离奇的生之现实。以小说《饥饿艺术家》为例, 饥饿艺术家没有名字, 他的名字和他的身份合一了, 这隐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符号化身份化了, 一个人一旦被赋予某种身份的内涵而存在, 便无法被当作一个人来感悟, 于是在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看守对他所谓的饥饿艺术不理解, 夜班看守们故意远远地聚集在一个角落里打牌, 以便给他留下一个空当让他稍稍吃点东西, 这让他很苦恼, 他感到不被理解的孤独;为了证明自己始终没有吃东西, 他不断地唱歌, 可是这竟被人们赞叹为技艺高超, “竟能一边唱歌, 一边吃东西”[3];饥饿艺术家是个彻底的孤独者, 无论他怎样做, 都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 无论是饥饿艺术被人们所瞩目, 还是饥饿艺术被人们所淡漠, 自始至终他都只是作为一个身份而存在着。这样对于人的身份化的符号隐喻一方面隐喻了人类发展中的异化现象, 人越来越多的被当作一个概念来处理;另一方面则深刻的表明了注定的孤独和无法救赎, 在人群中每一个人始终是另一个群体中的异类。同样正是由于饥饿艺术家没有名字而以其身份来命名更使他的孤独和悲凉隐喻了更广阔的人类性和共通性。

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小说中存在的潜在的隐喻, 正如几乎在卡夫卡的所有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被取消的理由:没有人知道是《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是谁派遣而来, 为什么派遣而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判决》里为什么格奥威尔会因为父亲的一句“我判决你投河淹死。”[4]就真的毫不犹豫的投河而死;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格里高尔会一觉醒来就变成一只可怕的甲虫……这些未经解释而又理直气壮存在的原因通常会被人忽视, 人们的思维并不集中在追寻这些被隐藏的理由之中, 而是在离奇的情节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 即便再离奇的故事似乎也是正在进行时的现实生活。正如郑也夫在《阅读生物学札记》中所说, 生物学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不由得人开始相信:生活比想象更离奇。而卡夫卡正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书写着这荒谬世界的种种现象, 其隐喻性也不言而喻:人生比想象更离奇。以小说《饥饿艺术家》为例, 故事整理描写了一位执着于饥饿艺术的艺术家的遭遇, 但却缺失了一个最重要的理由:饥饿艺术能否称之为一门艺术?人们创造了各种艺术, 并且不断探寻着新的艺术发展途经, 但在创造艺术的同时是否也在被艺术所捉弄?是否有些艺术正以艺术的名目而践踏人类的尊严, 成为人类的异己?进而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所执着的一切, 无论是信仰或者事业, 是否真的值得我们为之坚守至死?我们所坚持的东西会不会真的只是存在于荒谬之中无人赏识无人知晓的无价值的存在?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座最后的堡垒, 每个人都在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但这是否值得坚持?当《饥饿艺术家》中被有意缺失的理由被补全之后, 我们便很清晰的发现, 很多坚不可摧的东西在一瞬间涣然冰释了。这就是缺失的理由所隐喻的可怕的力量, 卡夫卡让我们莫名的感动, 心痛, 疑惑, 发现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这被有意隐藏的一笔, 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宿命。

三、隐藏的悖论

正如柏拉图在《申辩篇》中叙述的,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悖论, paradox, 是文艺学中一个隐蔽的现象, 同时也是个被无限永恒言说的话题。卡夫卡的作品中都包含着带有个人印记的悖论性。例如《城堡》中K的追寻注定是个失败的追寻, 他越努力, 离自己的目的就越远。K如果成功到达的目的地, 那就证明他失败了;而在《判决》中格奥威尔一方面深切的厌恶父亲的统治, 而同时却又甘愿收到他的支配做出逆向的选择:既恐惧, 又依赖, 既憎恨, 又敬爱;而《地洞》中, “我”精心的为自己建造地洞, “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沙子, 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 [5]然而突如其来的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 越是抵抗越是麻烦, 根本就是在劫难逃……

追根溯源从卡夫卡的创作态度入手, 在他所留下的很多书信和生平资料中我们发现, 他自闭单纯的厌世个性但他同时热爱写作, 将写作作为生命救赎的唯一方式。这样个人写作留下的文本同样是期待人们去理解和交流的, 一个对世态人情心含绝望的作家, 在他自守着内心的安静的同时暗自期待着被理解, 一方面是拒绝的态度, 另一方面是微弱的幻想, 就这样的创作态度本身便是充满着悖论的。《饥饿艺术家》就是在这样悖论的创作态度下产生的作品:一九二二年春, 卡夫卡创作了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 同年十月发表于《新观察》。一九二三年, 卡夫卡重新修改了遗嘱, 要求布洛德将他所写的一切都销毁, 但包括《饥饿艺术家》在内的六个短篇却幸免于难。可见这个短篇正是卡夫卡残存的一线希望, 同时也是他自身悖论性表现的较为突出的作品。在《饥饿艺术家》的结尾, “‘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 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 请相信, 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 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 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 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 却仍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6]这一段让人潸然泪下的描述, 同样可以解读出截然相反的意味。其一, 也就是最直观的理解是艺术家对饥饿艺术至死的执着, 和对整个污浊世界的对立。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的食物, 同样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能做的只是坚持着自己最初和最终的梦想永远孤独的固守着不为世人理解的一切, 而死亡便是这最高也是最终的代价。饥饿艺术家临终微弱的话语是对自己无限向往的饥饿艺术的承诺也是对无法生存的整个物质世界的唾弃。这是对文本最初也是最直观的感受, 引发了每一个向往艺术以及献身于艺术的人的共通感受。但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却可以发现这其中隐含的相反的声音:饥饿艺术家一生执着于饥饿艺术但却从来不为人所理解, 他希望一次又一次的超越饥饿的极限挑战生命的可能性, 但人们只是把他当作和奇异动物一样的异类在展示。但饥饿艺术家临终前的几句话, 与其说是对整个木讷的世界的最终抗争, 不如说是一种妥协性的自白:没有人相信有人心甘情愿的忍受饥饿, 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坚持值得坚持, 那么找个貌似坚固的理由。这样能为人理解的理由自然得到了微弱和歧义的谅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适合胃口的食物, 存在的只是最无望的渴求理解的心。最深刻的坚持也就是最绝望的妥协, 最决绝的对立也成为了最虚弱的沟通, 没有适合胃口的食物, 一切只是一个借口, 就好像一切都没有理由。

对《饥饿艺术家》的解读很可能是一种误读, 没有人能理解他, 但又没人比自己更懂他。因为, 卡夫卡是永恒的, 永恒的卡夫卡拥有永恒的解读魅力, 也许每一次靠近都是徒劳的, 但却都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动。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 2005.4:353, 第一版.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 1992:42.

[3]卡夫卡著.叶廷芳译.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223.

[4]同上, 1990:46.

[5]同上, 1990:470.

篇4：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理论分歧

近年来，法学界的“竞争法”和“社会科学法”备受关注。法教义学可以大致相当于法律或狭义的本义，它是一个多维度的学科，包括法律体系和概念的描述的研究，也包括对疑难案件的法律意见。中国的社会科学规律一直专注于“中国”和“语境”的“经验”的研究，强调中国的法律实践的特殊性。基于此，法学批评的社会批判缺乏“经验”，“主要取决于以下的外国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学说是一个根本出发点，如若教义法学不能反映和回应“中国法律实践”，那么它要成为中国法学理论的一部分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中国法律实践的认知框架

通常而言，无论何种法学理论，对于一国法律实践样态都会有一种基本认知，社科法学如此，教义法学亦如是。尽管社科法学经常运用个案的、实证的视角去揭示中国法律活动中非法律因素的重要性，但这种通过个案描绘的中国法律实践的特殊性，并不足以构成“中国法律实践”的一般性理解。作为法律实践中人之行动的多重可能，使得无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所理解的法律实践，都无法构成对所有现实可能情形的完整摹写。更何况我国各地区法律发展的不平衡，基层法院、派出法庭与上诉审法院之间审判视角的差异，任何一个个案、法院、地区的特殊性都无法被统称为一种特殊的“中国法律实践”。如果社科法学依然主张“教义法学无法反映中国法律实践”，那么，两者的分歧之处恐怕不在否定的、经验性层面，而在肯定的、规范性主张。从系统论视角观之，法院审判活动在法律系统内部本身就具有核心的地位，只有通过裁判活动才能确认那些不确定的权利或原则，并使其获得强制力，而其他法律活动——例如订立合同或立法则并不能直接产生强制性的运作。

法律實践的理论分歧

法律实践“中国特殊性”的“一般认识”往往来自于当代法律史学、法律文化、法社会学等领域学者在描述中国法律实践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构筑的理论框架或理想型。大体而言，关于法律实践“中国”元素的基本认识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国家法、制定法一元论的否定。无论是“情理法”模型，还是“国家法/民间法”、“制定法/习惯法”，二元模型，情理、民间法、习惯法、政治惯例都外在于“国家法/制定法”而存在，都蕴含了对于国家法/制定法一元论的否定。国家法并不被视为“法”的全部，而被视为“法”的一部分。例如被视为“中国人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独具魅力的概念工具”的情理法模型，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作为制定法的国法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合法性评价的多元化。“国家法/制定法”一元论的否定往往也意味着合法性评价上的多元。在国家法的运作中，合法性评价的标准是“法律”；而在另外一个领域，无论是“民间法”、习惯法、情理或其他，评价标准则转变为“非法律的”那些人情、道理、关系等等。合法性评价的多元化很容易导致多元评价上的相互否定关系。例如在国家法/民间法二元认知中，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家往往强调法律多元，强调民间法具有与国家法同等的法律效力，那么，个案中的合法性评价也就变成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状态，这种二元化很容易因为争夺合法性评价的权威而演变为彼此的相互否定。

合法性评价与日常判断的相似性。对于传统中国审判活动的解读，有一种看法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由“规则型法”或是某种规范所提供的合法性评价。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的审判存在样态，与日常判断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即便通过审判而获得的结论，也并非是最终权利确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暂定性的“半事实性状态。

中国法律实践的认知分歧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对于“中国法律实践”存在认识分歧，那么，他们的分歧将集中于如何理解以审判为主的法律实践中这些“中国”元素。“中国”元素的三个基本认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无论是对“国家法”一元论的否定或是合法性评价上的多元化，都涉及如何看待国家法在合法性评价上的地位。如果合法性评价中国家法不具有特殊的地位，那么，依据日常情理作出的判断也就与依据法律的裁判活动混同起来，并进而可能否认裁判活动中法律思维的特殊性。相对来说，社科法学对于这些“中国”元素持比较肯定的态度，而教义法学则并不简单认可这些“中国”元素。

篇5：《迷雾》观后感

《迷雾》是由帝门影业公司出品的的恐怖片，该影片于11月21日在美国上映。该片主要讲述了被未知的迷雾所笼罩困于超级市场的市民，对抗怪物和宗教狂热分子以求生存的故事。

影片中杀人昆虫随着迷雾遍及各处，未知的生物四处造成恐慌。其实，灾难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毁灭，在平时，人类心底潜在的疯狂和罪恶被文明或被自我压制，而在此时，对于命悬一线的没有未来的人，道德，伦理，法律，人性被抛弃。

有人利用灾难企图成为最后的统治者，利用宗教让人臣服。当然，那人失败了。作为神明的上帝不会拯救自我放弃之人。在绝境之时，若是自我放弃，神明也无能为力。基督教要求珍惜生命，要求心存希望，而在末世来临时以上帝为幌子欺骗无知和绝望之人煽动人自杀，又何尝不是对圣经，对上帝的背叛?

不愿坐以待毙的人上了汽车，汽车发动，一直开，一直开，没有目标，知道耗尽全部燃料。

汽车无法再前进，从异世扩散的浓雾似乎已经吞噬了整个大地，伴随着地面的震动，变异昆虫的母体那么大，那么恐怖。

影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男主角。表面看起来男主角比其他人都勇敢，冷静和智慧，但其实他跟那些缺陷明显的人并无本质区别。汽油用尽时他开始数子弹，数完不久，男主人公在绝望之下，开枪杀了其他四人――他的情人，儿子，两个和他一起杀出重围的伙伴。难道他不知道多活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吗?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跑出来不是追求希望吗?

地面轻微颤动，伴随着金属与地面摩擦的声音，灯光刺破了浓雾，他没有等来怪物，在他一心求死时，出现的却是救援部队的坦克，手持各种武器来帮他们消灭怪物的军队。坦克和步兵有条不紊的前进，军队带了最后的生机。

可是，他们都死了，在美军出现的两分钟之前，男主角杀死了他们，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本以为已经绝望，却在杀死了最爱的`人之后发现希望降临。不，或许对他来说，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因此，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绝望的，除非绝望本身。如若男主角在坚持两分钟，美军就会感到，倘若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在车子停下之后没有选择绝望放弃，就不会有悲伤的结局。

看过影片，我觉得，史蒂芬?金想引起人们深思的恐怕并非是政治和宗教，而是远比它们要幽深的人性。任何灾难都有可能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边发生，在这样的浩劫面前，人类渺小的可怜。求生的欲望会催生我们的勇气，恐惧的心境也会消磨我的希望。

我最想说的是：当人们处在绝境中时，要坚持，只有坚持，人类在会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淘汰我们的竞争对手，而不是被淘汰。希腊神话宣称人的最可贵之处便是思想，而在思想之中，最珍贵的是希望。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篇6：迷雾观后感

在这里我分几个方面更大家讲解下我个人的观后感（反正是2012年了，什么剧透之类的都是浮云了吧）。

第一，男主角方面

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反英雄影片，我不认同！我更认为是一部超现实影片！

现在的我们逐渐进入了一种盲区，电影里的主角都是正义的化身，最后走向神坛。我们都在主人公身上寄予了我们自己的希望，因为现实中的我们太平凡了，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借助电影这个一个载体，借助主人公这个一个人物来实现我们心中的梦。然而看看我们的周围，你觉得以你为中心的周围100个人当中有几个人是成功的呢？1个？1.5个？或许更少吧。在看看100个成功的人当中有几个成为了英雄？1个？0.5个?还是0.1个呢？所以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更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再回来看下影片的主人公，其实他也不是什么成功者，他只是比一般人更正直，更诚朴。而他的失败只能说明，命运之神没有眷顾他而已。虽然他努力过了，坚持过，但是最后还是倒在了成神的道路上。

第二，那个巫婆方面

个人认为这是这部影片比较出彩的地方，因为她完美的诠释了，蛮荒时代人们的生活写照，或者说是当现在文明社会人类退化到以前那个黑暗时代的写照。这也是很多理性人看完影片后所不能接受的，然而这恰是我认为最为合理的地方。

如果你自认是理性的，理智的，能冷静的客观的分析事物的话，那么很荣幸，你会是黑人律师那一代表的人物。“我没有见过的不是真的，我不知道的是假的”。其实这种客观也只不过是狭隘的个人自欺欺人的价值观而已。另外一点是，你以一个看官的心态来看电影，一开始你就告诉自己什么外星生物，什么其他物种都是浮云的时候，你怎么能体会到影片中那种当你真正碰到这种情况下的感受呢。

就像现实中的蹦极一样，明知道是安全的，但是又有多少人能“泰然处之”的去玩呢，你难道没有见到在要跳下去前人们的各种惧怕，各种歇斯里底，如果你没有体会过，你怎么会明白他们那时的感受和心情呢，那么你更没有资格说他们。

回到影片里，这个巫婆不断蛊惑血祭，很多人认为怎么会受他的蛊惑，怎人都那么傻，真的把人去血祭，很让人不适。真的不适吗？？？？？

血祭可是门学问啊，不管哪里都有，也不是只有美国才有。我们古代的大到祭天，小到各种祭神什么的，大多都是以活人为之，而且古代中国更是喜欢用小孩，所谓的“童男童女”，是不是汗颜了呢？而且更重要的一个细节不知道各位有没注意，当那个士兵被怪物抓走后，怪物就走了，是不是说明血祭有了成果呢。如果你不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当主角一行人冲出超市前往汽车的途中，那个拿枪的被一个大怪物抓走了是吧，然后，是的然后，大怪物是不是就不管主角其他人了就走了呢？至少这两个地方反应了血祭有道理的，虽然不人道，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古代，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祭祀，就会有血祭了。其实没有必要感到不适，当人们文明退化到以前，这种现象就会出现了。

第三，乡下白人方面

他完美的反映了大部分人的状况，其实想想现在的社会形态就能明白了。平时“屌”的不行，张嘴闭嘴的“老子”怎么样的？当真遇到个事的时候呢，畏畏缩缩。如果被他逮到点

东西呢，第一个出来骂的是他，骂错了，第一反过来骂的也是他，其实就是大家所说的“喷子”类型。其实这个角色的扮演者我蛮喜欢的，经常看到他，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每次表扬都能让人看完电影后感觉到他这么个人物，所以演技什么的肯定没话说。

另外，看影评的时候，看到大家说有很多硬伤，我这里跟大家说下我跟人的看法，因为我不认为这是硬伤。

1，刚开始，超市里的母亲要回去救自己的孩子。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理喻的，危机就在眼前，怎么能回去的。这里我要说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超市的人们并没有确定是什么危险，只是知道有危险，就像钱塘江大潮每年要冲走几个人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潮来的很快，会把人冲走，那为什么每年还是有人呢？原因很简单，你永远不知道，潮来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快。所以说这位母亲的想法是合理的，因为危机才刚刚来，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危机，而且到什么程度，那么相对来说回去找自己的小孩和出于母亲的天性，肯定会凌驾于目前的危机之上。（我们都应该有看到过，一些人在发生火灾后还往家里冲拿值钱东西反而被困的情况吧）

2，这位母亲竟然活着救出自己的小孩，还跟最后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很多人认为这是导演为了突出反讽而设计的，痕迹太明显。我反而要说的这是神来之笔，对于这位母亲能活着离开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就像在浓雾中一个血迹斑斑的老头逃到超市一样。浓雾刚来的时候，那时危机并不大，所以那位伟大的母亲才能找到自己的小孩，逃离成功。回头想想，连这样一个老头在受伤的情况下都能逃到超市，那么里面的危机有多大，除非你真的不走运，碰到了真主，那也没办法，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那老头当时不是进超市，而是进汽车的话，估计他也早就安全的离开了吧。

3，主角为什么千辛万苦的去隔壁拿药，是不是多此一举。如果说主角没有去隔壁的试探就直接冲向自己的汽车的话，那个绝对是个人英雄主义了，你觉得可能吗？另外还有一点，在美国人道主义精神是很浓厚的，不像我们中国，围观，围观，围观。所以主角要去隔壁拿药的时候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陪着他去，显然这在中国来说比较难接受一点，人都快要死了，谁还管这些，更别提还有那么多人会去。另外，主角是通过去隔壁的这事情，探下外面的状况，为他们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奠定基础。

4，昆虫停在巫婆身上，为什么没有咬他，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问题，谁说昆虫就一定要咬人的？要知道这些昆虫也是生平第一次碰到人吧，他哪里知道人能不能吃？只要人对他没有伤害，他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5，为什么主角们不在坚持一会，再坚持一会，坦克就到了。在回顾下前面的画面，主角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被害在家中，那时他是伤心吧，而后一路的状况，注意影片不是一下就到汽车没油，而是不时的转过几个浓雾中的场景，真是这几个场景深深地打击到了他们的心里，因为本身他们心里就没有底，尤其是最后那只庞然大物的时候，画面里的四人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绝望的神情，这还能活命吗。所以当主角对车里其他人说只有四颗子弹的时候，他们都默认同意了，谁都没有抗争，真的是绝望了。

其实影片个人觉得最出彩的地方是超市里的众生相，特别是巫婆，乡下白人两人的转变上值得令人玩味和深思，还有一个就是结局的地方，当那位母亲在车上跟主角对视时，那种心情真是唏嘘不已啊！特别是比对他们驾车从超市前离开时候跟超市里人们落寞的眼神时的情景，那时的音乐，我还以为主角们终于解脱了呢。

篇7：《迷雾中的逐光者》读后感

她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未来。

读后感：

这是一个在迷茫中挣扎的灵魂。

题目取得非常好：迷雾中的逐光者。

生命存在的展开总是伴随着具体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了境遇总是捎带来了新颖的他人和他物。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中，在自我回顾与反思之中，有些东西显露出来。一个显见的实情是：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都是成功者，我们每一个人并不都能在未来一定能够成功。

有太多人与我们不同了。在某些自己所坚持和喜欢的事情上，发现自己的不足，承认别人对自己的超越，这是一个平凡者的成熟与勇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走向怠惰与放弃，并不意味着我们走向悲观与绝望。

正面自己与他人相比的脆弱与渺小只是起点。

问题是需要更深一步的反思：那些我喜欢并追求的、并只有在与他人相比较中才能得到成败判断事物，是否真的就是本己的东西?

如果每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都只是在人云亦云或者世俗流言蜚语中得到确定，我们总是在永远的不知名的众多他者的对比中不断妥协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和意志而走向心平气和以度日，或者自欺以苟活，那就是生命最大的迷雾。

穿透迷雾的，就是光。

本来光无所不在，但总为云翳所遮蔽。

然而，云翳无论多么遮天蔽日，总有透露光亮的缝隙。如其不然，云翳自身也是不能显现的。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讲自身引向那透光的缝隙。我们太多人都噩噩然地融身于云翳，而非跃入缝隙去寻求光明。

作者找到了缝隙之光，并随光戮力而行，她以图书馆和操场为皈依。

图书馆和操场，这是大学的两处圣地：灵魂与身体的修炼场。

迷雾重重，光影摇曳。天地与万物并未能在这作为起始处的奔逐中就清晰展现自身，向光而逐，还有很长的旅程。

我们能在与他人对比的差距中勇敢地坚持，我们能在自我渺小的认知中找到自己受到他人肯定的意义，这是一个平凡者自我情感安顿的初期境界。

情感的纠结与撕裂，只是逐光之行展开的契机。但情感自身并不一定能持守而力行。

我们还需要更为清晰的目光去观看，更为明智的理解去领悟，更为坚定的意志去坚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寻找属于自己一个人道路，那是一条羊肠小道，那是我们不能再借助他人的光芒照亮自己脚下而只能依靠自己去照亮的林间小道。然后，由此小道，引导我们自己行之而成的栖居之家――只有我才能造就的，只有我才能居住的广袤天地之一隅。

我们并不绝物，更不绝世，并且不违背与厌弃世俗意义的慈善与成就，但我们更要深刻地领悟造就自身的那种更为深邃的力量，那种因着深刻、因着坚持、因着真实、因着本己的力量而有的创造物与生存本身。

每个人都有自贵于己者，这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天爵，但云翳总是让你去追逐求贵于人者的人爵。这是令人悲哀的今日大学的现状。

这个在迷雾中逐光的灵魂，如今开始迈步，将一定会走在自我照亮的林间之道上。

篇8：论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

一、对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不同观点

对于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 因此, 民族法学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现在, 对于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解释有很多种, 不同的民族法学专家有其不同的理论解释。

我国大多数民族法学理论专家认为, 中国的民族法学需要重点强调中国各个地方的民族甚至是中国偏远地方的民族特色, 注重各民族的地域特点及其民族的习俗、文化、环境、信仰等, 并将其与现代化的法律制度进行对比, 研究二者之间的对立面与统一面。对不同的民族特色进行不同的研究, 找到不同民族中与中国现代法相一致的观点或者相悖的观点等[2]。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将所有民族的地方法律法规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再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而挖掘其本质上的共同点与不同点。民族法学学科可以分为民族法律、民族法规、民族制度、民族规范、民族关系、民族原则、民族问题等, 而基于民族文化的民族学科则主要包括民族民俗法学和民族法律两大部分[3]。少部分学者认为, 民族法学包括三个部分:①原来的社会民族法律制度;②我国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自治法律;③我国的部分法律制度在某些特色民族中的应用。还有一些人认为民族法学主要是在有多种民族的国家应用法律手段协调民族间关系的一种法律学说, 民族法学的中心是运用法律对民主自治地区进行治理与管制, 民族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民族间关系的法律影响。

不同的学者对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解各不相同, 若可以将这些所有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与研究, 找出其中的对于民族法学的好处与劣处, 取长补短, 将好的思想、好的观点进行融合与吸收, 最终得出最佳的民族法学理论体系。

二、建立民族法学理论体系中的问题

不同的学者对于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的理解不同, 总体归纳得出, 在对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应用上, 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从总体上看, 在建立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标准时, 需要首先对民族法学所涉及的范围进行合理的描述, 使其不可以太大, 也不可以太小。民族法学包括民族的地方自治活动、民族自治地区的法律法规与各地方民族的法律法规等, 而除去了民族法学的基础理论依据和民族法学法律历史等[4]。

从民族法学的内部理论和其主要的组成部分看, 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有紧密的联系和清楚分明的界线, 界线的分明表明各组成部分之间需要减少内容的交叉。从比较科学的角度看, 法学学者应该对民族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行考虑与分析。原本各组成要素间应该有联系, 也应该有差异, 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另一方面, 各个组成部分需要拥有自身独立的一面[5]。

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过于局限, 随着我国民族法学研究的不断进化, 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应该成立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既可以保证民族学科理论体系的稳定性, 又可以吸收新型的民族理论研究观点。

三、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有学者认为, 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民族法学理论、民族法律制度、民族法学文化。

民族法学理论是组成民族法学的基本理论, 可以解释民族法学学科的各种特色, 叙述民族法学的发展被运用在民族法学法制的内容中。民族法学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关于影响民族法学的重要因素, 是研究民族法学的开始, 是民族法学研究的未来发展, 是民族法学现象的理论基础, 也是民族法学体制的主要指导方针, 这些都在民族法学理论基础体系的范围内。

民族法律制度是将现今实行的民族法律法规进行合理的结合后, 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 民族法律制度也是我国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法学重点强调的是将我国宪法对各民族的规章制度的规定当作民族法学的理论根据, 以分散在各地的除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的法律权益为基础法律, 以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特色、民族的公共事业、民族的自定法律法规等为附加法律法规而组成的一种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民族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民族法文化主要包括民族法律意识与民族风俗习惯法律。民族法律意识是指人们对民族法律的认识与理解, 民族风俗习惯法律是指各民族在民族法律的形成过程中, 所产生的各种民俗习惯及民族文化的法律。

四、结语

随着我国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其中民族法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民族法学也在不断的进步与创新, 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是民族法学的核心, 也是民族法学得以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摘要：民族法学是一门以民族关系的法律现象为其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科。民族法学主要致力于在多民族的国家为各民族调整民族关系, 处理民族之间问题的学科。民族法学通常都以法律的手段对民族关系进行协调与管理, 这种民族法学主要以民族关系为研究与调整对象, 民族法学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法律学科。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是民族法学的核心, 也是民族法学进行民族间关系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经过了相当复杂的一个阶段。本文就针对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进行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民族法学,理论体系,法律,民族关系

参考文献

[1]吴大华.试论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任务[J].贵州民族研究, 2010, 4 (3) :48-53.

[2]马继军.关于加强民族法学研究的思考[J].青海民族研究, 2010, 5 (3) :82-86.

[3]宋才发.论我国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民族研究, 2012, 2 (2) :98-104.

[4]吴宗金.略论中国民族法学的命运与使命[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 4 (3) :48-53.

篇9：论民族法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民族法学；理论体系；调整

前言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以及民族习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民族间的纠纷与矛盾是影响地区安定的重要因素，而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法学体系下，以法律为依据，科学有效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民族法律体系也需要有效的完善，使其成为更加完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依据。

一、民族法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民族法学是国家为了有效协调和管理民族关系所制定的法律，其不仅属于法域范畴的重要内容，同时对调整民族之间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学理论体系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专项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于民族法学理论也有着一定的分歧和争论。在不同的理论解释当中，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当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的显露出来，而完善民族法学体系也从中找到的新的思路。

各地区的地域特点不同，民族之间的习惯、风俗、文化以及信仰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形成民族间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对于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大多倾向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学体系。以现代法律制度作为参照，对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民族法学体系建立在社会基础法律法规之上，构成系统的整体。将民族文化融入到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当中，在民族法律、法规以及制度的约束指导下，以民族性原则，调整和解决民族关系和问题。另外的一种理解就是，民族法学是社会民族法律制度、民族地方特色的自治法律制度以及针对于特色民族而应用的部分社会法律法规形成的综合性法律体系，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调整民族间的关系[1]。

二、民族法学理论体系构建需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民族法学是针对民族关系的调整作为主要的内容，民族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较为特殊，根据民族自身的民俗、文化以及信仰进行综合考虑，民族法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将其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民族法学立法的正在具体深化，正在逐渐发展成为独立性的法律部门。其次，社会法律法规存在重叠和交叉的现象，新部门法的出台，使法律法规能够划分为其他法律部门。而民族法学体系在进行社会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充分体现除了民族法学的独特性，使其部门化化发展成为必然的趋势，而法律法规存在重叠和交叉而导致的冲突、重复以及矛盾的影响不大[2]。

第三，在宪法、行政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部门法当中，都有涉及到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内容，因为法律法规的重叠和交叉，而需要对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以保障民族权利，不同法律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民族立法的重要性由此而凸显出来，突出民族法学体系的特殊性，建立独立的法律部分，增加系统化和科学化的研究，以保障新时期民族间的和谐发展。

三、民族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成

（一）完整的民族法学理论

各民族存在着多元化的特色，而在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当中，民族特色被融入到其中，使民族法学理论变得更加充实和完整。民族法学体系的建立，就是将完整的民族法学理论作为指导，涵盖了民族法学的定义、判断、体系的构建、发展以及研究对象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是民族法学的基础内容，同样也是民族法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

（二）民族法律制度

将各民族特有的文化特色完美的体现在民族法学制度当中，使整个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科学以及合理。在民族法律制度形成的过程当中，通过实证研究，结合各分散的法律法规，形成统一的制度体系。将其作为民族权利与义务的基础规范。作为民族法律规范的统一框架体系，针对各地域间的民族问题，要配合宪法、基本法、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以对应我国的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将民族的特色融入进来。另外，对于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散居的少数民族，需要针对性的制定权益保障制度。因此，民族法律制度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是十分必要的，以建立更加全面、细化的法律制度。

（三）民族法学文化

民族法律意识与民族风俗习惯法律是民族法学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人们具有民族法律意识，则说明人们对于民族法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能够理解其内容。人们只有认识和理解民族法律的内容，才能认真的予以执行，能够自觉维护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在民族法学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过程当中，民俗习惯及民族文化逐渐深入到法律制度当中，形成了民族风俗习惯法律。与其他文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民族文化，对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论

民族法学体系的构建，更有效的协调和管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在构建民族法学体系的过程当中，结合其需要面对的问题，针对民族法学理论、民族法律制度以及民族法学文化进行分析研究，使人们对于民族法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使民族法学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维护民族安定团结以及国家稳定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毅.试论民族法学的性质、理论体系及其调整对象[J].广西民族研究，2010，03：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