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通用6篇）

篇1：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2104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1月9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获得201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为其颁发奖励证书并向他表 示祝贺。

于敏其人——他是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座右铭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埋名28年，妻子不知他在干啥。1961年1月12日，于敏担负起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联系材料，结合教材，回答下列问题：

1、党和国家举办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体现了哪些观点？ 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⑵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⑶努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⑷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因素。⑸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⑹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⑺发展教育与科学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⑻智力成果权受法律保护。⑼我国的科技国情：在尖端技术的掌握和创新方面，我们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在一些重要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

2、于敏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哪里？

⑴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⑵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国际影响力。⑶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⑷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与自豪感。⑸促进了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⑹推动了世界和平与发展。⑺自觉履行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⑻发展科学是先进文化的基础工程，他的成就促进了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⑼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步伐。

3、于敏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 热爱祖国、团队精神、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义利观、崇高远大理想、谦虚等。

4、向获将科学家学习，我们应该怎么做？

热爱祖国：„„

团队精神：„„

创新精神：„„

艰苦奋斗：„„

5、“埋名28年，妻子不知他在干啥”说明于敏院院士有什么意识？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意识，自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6、“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体现了教材中哪些观点？

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⑵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⑶合作是事业成功的土壤。⑷社会发展与进步既需要个人的智慧，更离不团队力量。⑸谦虚是一种美德，要正确看待自己，不自傲、自负。

篇2：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粒子加速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

一、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谢家麟

2.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新中国建筑教育奠基人之

篇3：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追逐“雷达梦”

1961年, 从北京工业学院 (现北京理工大学) 无线电系毕业的王小谟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工作。当时, 院里的苏联专家刚刚撤走, 留下了三坐标雷达的设计方案。面对室主任给他的一摞文稿, 血气方刚的王小谟感到非常幸运——这是当时国内在该领域的几乎全部资料, 而中国对三坐标雷达的研制是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进行的。三年后, 王小谟与同事们在仔细研究了苏联专家的方案和广泛涉猎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案并被国家批准。这个方案被公认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他因此被提拔为副总设计师。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获奖的王小漠院士 (左) 等合影留念

后来, 王小谟到贵州参与创建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以下简称38所) 。当时的生活条件极度困难, 以致他出现过身体浮肿, 但他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在那里与中国雷达界的精英们一起, 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 并在国内首次采用计算机技术, 雷达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了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功能的重大跃升。1985年, 该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王小谟在获奖者中排名第一。

1986年, 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轻型飞机长驱直入, 低空飞行数千公里, 突破当时世界上强大的苏联地面雷达防空网而成功着陆红场, 让世界为之震惊。王小谟紧密跟踪国际雷达技术发展趋势, 以超常规的速度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部中低空兼顾雷达。该雷达在与美、英、法、俄等国同类装备同台竞技中, 综合性能排名第二, 电子对抗性能排名第一, 为国产雷达赢得了世界声誉。后来, 他调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同时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以领军人的身份开始向国产预警机事业发起总攻。

王小漠赴国外考察期间留影

咬定青山不放松

预警机是集情报探测、指挥控制、通信导航、电子对抗、信息传输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电子信息装备, 是国土防空中增强低空、超低空预警探测和空中指挥引导能力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环节, 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装备。自诞生以来, 它一直是各军事强国着力发展的重点。但因其技术高度密集, 系统十分复杂, 世界上只有美、俄、以色列等少数国家具备研制能力。

拥有预警机是中国几代人的期盼和梦想。早在20世纪70年代, 我国就曾经启动预警机的研制工作, 但终因当时国力有限和技术基础薄弱而未能继续。那时, 王小谟就敏锐地意识到, 要在信息化条件下捍卫国家主权, 实现从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跃升, 我国必须拥有预警机!

20世纪80年代, 在雷达科研一线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王小谟主动请缨, 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 要求自主研制预警机,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我国的预警机研制事业中。他规划和实施了对于机载预警雷达的关键技术攻关, 并逐步突破了机载雷达最为关键的技术难题。为了加快研制进程, 我国开展了预警机对外合作。作为该项目的中方技术总负责人, 王小谟坚决要求中方主导研制方案, 并在国内同步研制, 为自主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创造性地首次提出采用大圆盘背负式三面有源相控阵新型预警机方案, 把研制要求提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

1990年海湾战争后, 国家决定通过对外合作解决预警机装备急需。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 主持系统总体设计, 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基于二维有源相控阵体制的三面阵背负罩新型预警机工程方案。同时, 他带领和组织国内研发团队同步开展研制工作, 掌握预警机设计方法和主要关键技术, 锻炼和培养技术队伍, 为我国自行研制预警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0年, 美国迫使外方单方面撕毁合同, 企图扼杀中国的预警机事业。王小谟向上级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 得到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国产预警机由此正式立项, 成为倾举国之力推进的重点工程。在这种形势下, 王小谟主动推荐优秀年轻专家担任总设计师, 并亲自担任总顾问, 倾心指导年轻的总师们确定总体技术方案, 开展技术攻关、系统集成和试验试飞方案等重大工程研制事项, 为我国首型预警机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年来, 王小谟致力于谋划和推进我国预警机事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他针对我国国情, 率先提出开展轻型预警机的预先研究, 主持制定了技术方案, 为国家决策研制轻型预警机创造了条件。空警2000、空警200两型预警机立项后, 王小谟又提出利用国产飞机实现预警机出口的设想, 并担任原型机总设计师, 主持完成原型样机设计与制造, 推动实现我国预警机装备出口。作为课题负责人, 他主持完成了数字阵列雷达预警机地面样机技术攻关, 为研制新型预警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预警机代际划分概念以及我国下一代预警机应具备的主要能力和技术特征, 为我国预警机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2009年10月1日, 在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 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中国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 引领机群, 分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看台上的王小谟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这是预警机研制以来人们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中国预警机的首次亮相, 引来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美国媒体曾发表评论:中国采用相共振雷达的预警机, 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了一代。

王小漠常说, 雷达不是一个人能干起来的, 而是要靠一个团队去完成。从最早的雷达团队, 到如今研制预警机的年轻队伍, 王小谟历经了几代科研人的交替, 从当初的逐梦青年变成现在运筹帷幄的华发老人, 他求贤若渴、惜财如命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

现已是38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曼青还记得当年王小谟招聘他时的情景, 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 刚从国防大学硕士毕业的吴曼青背着小军用书包到38所求职, 问王小谟要不要他。王小谟看了一眼这位显得愣头青似的青年, 胸有成竹, 回答很干脆:要!就这样, 他们一老一少组合在了一起, 在随后共同奋斗的日子里碰撞出了许多科技创新的火花。王小谟培养人才的方式就是给年轻人压重担。这说起来简单, 可做起来不易。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吴曼青被安排参与当时最新技术的研制工作, 才华横溢的他果然不孚众望, 成就了一个全国第一。

1987年正是王小谟的科研团队三线的困难时期, 缺资金、缺人才成了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王小谟花费很大力气, 从中国科技大学要了7个学生回来。这7名学生当时就读的都是定向培养专业, 为了要到这7名学生, 王小谟硬是咬着牙在最缺钱的时候拿出了40万元。

对年轻人才信任并委以重任, 这是他培养人才的绝招。中国电科集团电科院副院长陆军与中国电科集团电科院副主任曹晨, 分别是王小谟的学生与同事, 同时也是国产预警机团队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眼中, 是王小谟规划了中国预警机技术发展的道路, 影响了人才队伍培养的方式, 坚定了后来者对事业的不懈追求。

1999年王小漠赴俄罗斯考察途中留影

一切为了国家荣誉

2006年, 在预警机工程最为关键的时刻, 王小谟在做外场实验时遭遇车祸, 腿骨严重骨折。就在大家忧心忡忡时, 又一无情打击接踵而至, 王小谟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这一消息令每个人都焦虑万分。而王小谟为了挤出哪怕是一分一秒的时间, 即使正躺在病床上输液, 也要把设计师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 大家看到的依然是他镇静平和的笑容, 听到的依然是他对预警机事业的无尽牵挂。病情稍有好转, 他就拖着虚弱的身体赶到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正是由于王小谟和他的团队这种勇于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 使得又一型国产预警机横空出世,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瑞典、以色列之后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继空警2000以后, 轻型预警机空警200和出口型预警机也陆续问世, 中国预警机体系逐渐形成。凭着对预警机事业的执著追求和不懈创新, 王小谟和他的科研团队实现了我国预警机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重大突破, 王小谟成为“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的预警机精神的标志性人物, 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2013年1月18日上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王小谟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他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 精神矍铄的他顿时百感交集……

1992年, 参观莫斯科航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樊友山这样评价王小谟:最高科技奖的获得, 不仅是对本人的肯定, 更是对以王小谟为代表的预警机研制团队和军工电子人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王小谟有着老一代科学家特有的才华与气质, 严谨, 务实, 对技术发展趋势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和洞察力, 更关键的是, 他始终坚信‘中国人一定能行’, 始终坚持‘中国人必须自己干’!正是这种精神, 支撑着他和整个中国电科团队在国际严密封锁、国内基础有限的情况下, 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推进了中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的发展。”

得知王院士获奖的消息后, 王小谟的母校——北京理工大学全体师生倍受鼓舞, 信息与电子学院副院长薛正辉非常兴奋:“王小谟院士此次获奖, 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布以来技术科学领域的第一人, 体现出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高度认可, 这让我们非常自豪, 余有荣焉。他是真正的科学家, 他的技术思维非常敏锐, 是新点子、新思路、新见解的思想发源地。他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 对培养科研后备力量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栽培、提携年轻人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 是让人尊敬的长者。希望他保重身体, 让学术生命长青, 继续做好领头羊, 带领大家取得更大的成绩。”

如今, 年逾古稀的王小谟院士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依旧伴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追求更高的目标。他说:“人有梦想, 才会有创造, 只要生命没有到达终点, 便会有创造无数机会的可能”。2013年底, 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感言:“人是第一战斗力!我多次到美国出差, 无论是旧金山、洛杉矶还是纽约、华盛顿, 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大多是中国人。中国人不笨啊!关键要有赶超国际先进技术的雄心壮志, 并很好地组织起来, 创造好一些的工作环境。”

他曾说:“我觉得, 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更何况行行相通, 在任何一行钻研下去都会有收获。比如我喜欢京剧, 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京剧团团长。组织一台戏剧, 跟我们搞一个工程是一样的。戏剧有乐队、有灯光、有导演、有演员, 要把这些人都团结起来演好一台戏不容易。作为一个总设计师, 你要把这个集体、这个几百人的班子往同一个目的去推进, 还要让人家心甘情愿地按照你定的这个目标去做, 这就是总设计师的责任, 因此这都是相通的。”

为了实现让中国的预警机成为真正的国际领先的梦想, 王小谟院士希望集中精力再奋斗几年。对于预警机的发展方向, 王小谟院士在2013年9月国防科技大学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说:“网络化对未来的预警机尤为重要。从世界范围内看, 预警机在硬件技术相对成熟之时, 谁的软件技术领先, 谁就能够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软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将会成为未来预警机的灵魂。”对于预警机未来的软件使用上, 他更倾向于做成类似于苹果手机、安卓手机应用类似的开放平台。就在北大报告会上, 他提出了预警机代际划分概念以及我国下一代预警机应具备的主要能力和技术特征, 为我国预警机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篇4：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一个绝密28年的名字，一段铸核盾卫和平一甲子的传奇。

2015年1月9日，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于敏颁发获奖证书，并紧握老科学家的手，温暖赤子报国的心。

1926年出生的于敏，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一脸属于老科学家的谦逊与纯粹……

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出的本土核物理学家，究竟能迸发怎样灼热的能量与光芒？

越神秘，人们越想要走近他。

东方巨响

那些不同寻常的日子，注定刻入中华民族的记忆。

沉默如金的戈壁见证—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

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进入空投区。但听一声惊天“雷鸣”，万里碧空升腾起炽烈耀眼的火光，一朵蘑菇云顶天立地……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

“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

“百日会战”令人永难忘怀。

1965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参与“会战”的蔡少辉研究员说。

狂风，沙暴，饥寒；

休克，便血，失眠；

坚守，奋战，奉献……

于敏全凭满腔忠诚的热血拼搏、鏖战，和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核卫士”一道，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挺立起新中国不屈的脊梁。

绝密使命

核武器，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于敏说。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出师表》背诵到底。

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所有人都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英雄，不轻言止步，只因国之使命在肩。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乘胜又干成几件事—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看来，件件意义深远。

风高范远

德才兼备者，望众。

钱三强说：“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大家争论时，邓稼先说：“我相信老于的。”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于敏出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对新知，探究其所以然。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1951年，于敏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清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透过现象抓本质的功底、善抓“牛鼻子”的见解、深入浅出的表达……于敏的学术报告很“火”，头一天就有人占座位。

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于敏扶携后俊有口皆碑。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请教他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不仅得到当面解答，第二天还收到几大页纸，详详细细写着推导过程。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人，总有憾事。

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于敏的儿子于辛说。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与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烙印。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的梦想只有与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相通，才能成真。

篇5：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张存浩、程开甲获奖 【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张存浩、程开甲】今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每年不超过两名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奖金为500万元。201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物理化学家张存浩和物理学家程开甲获得。

今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了物理化学家张存浩和物理学家程开甲。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代表了我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奖金为500万元。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五项大奖。

在这五项奖励中，级别最高、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获奖者不超过2名，奖金

篇6：最高国家科学奖于敏

感受中国科学的脊梁

□本报记者

李虎军 □张小军

当今世界，大概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迫切希望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4月12日，当一位中国科学家在太平洋彼岸捧得一项堪与诺贝尔奖相媲美的世界科学最高荣誉———泰勒环境奖时，却没有在国内激起多少涟漪。这位迄今仍然鲜为人知的中国科学家是谁？他所从事的是怎样的工作？我们对诺贝尔奖的魂牵梦绕，是不是出于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

中国需要脊梁，中国科学界也需要脊梁。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脊梁是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那么中国科学的脊梁就是那些为中国科学的发展，踏踏实实做些事情的人。近日获得世界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奖的刘东生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泰勒环境奖由美国人约翰·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在1973年创立，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管理，每年颁奖一次，获奖者可得到20万美元奖金和一块金牌，这项大奖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刘东生是获得这项大奖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

曾听说，某国在每年固定的节日，臣民们会把国王置于天平的一端，在天平另一端放入黄金，直至两者平衡，最后的黄金量就是臣民当年的奉献。而要赢得泰勒环境奖沉甸甸的金牌，科学家需要在天平的那一头付出什么呢？

50年痴情

黄土是刘东生先生的挚爱。半个世纪以来，刘先生始终痴情于黄土，从中寻找全球环境变化的故事，以及对当今环境问题的启示。

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刘先生师承中国地质调查所著名科学家杨钟健进行鱼化石研究，曾获古生物领域颇有影响的马以思奖。

1954年，刘先生来到中科院地质所，从此与中国独有的黄土打起了交道。30年后，他和同事们拿出了一本被国内外同行奉为经典的专著：《黄土与环境》。

数百万年来，风将黄土从远方搬移到中国北部，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积层。在那本专著中，刘先生和同事们提出，一层层的中国黄土，蕴藏着二百万年来一个个的地球故事，从而在传统的海洋沉积物和极地冰岩心以外，增加了一种非常难得的环境变化标本：中国黄土，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此后，刘先生和同事们开始解读中国黄土背后那一个个地球故事。在黄土中追寻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和预测未来。黄土研究已经为人类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诸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尘暴的频频发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例如，他们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上从来就没有过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一些黄土地区，树木难以扎根，即使种上了，过上几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环境治理必须因地制宜。

这些研究成果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艰辛。刘先生对当时的情形有着这样的描述：“每年有几个月在野外奔走，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带任何行李，在黄土高原上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野外工作还意味着风险。刘先生走遍了黄土高原，他当时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再没有人去过。在这些地方，刘先生采集了数不清的黄土样品。跟随他多年的高福清说：“原始黄土层往往位于峭壁悬崖，爬上去采样的时候，如果掉下来摔到石头上就惨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不过，在刘先生眼里，这样的危险并不是最大的障碍，因为“科学研究的艰苦性往往寓于它的连续性之中”。或许只有置身其中的研究人员最清楚，数十年如一日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刘先生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他50年前的一个野外记录本。详细的文字，形象的地质素描图，仿佛诉说着主人当年的专注。这样认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刘先生一生的财富。

或许正是这样的态度，加上他的勤奋和才华，使得刘先生当年能够从众多研究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土研究的先驱。刘先生的助手韩家懋说，那么多专家参加了野外工作，真正抓住黄土中的科学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还是刘先生。

廉颇未老

留下刘先生足迹的，不只是黄土高原。

说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总让人产生一种畏惧感。刘先生却从1964年起，参加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多次科学考察，为中国的高峰科学考察事业闯出了一片天地。

在多年的考察中，他和同事们发现了青藏高原许多不寻常的地方。如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已被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的臭氧低谷也得到确认，身为青藏高原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的他倍感欣慰。

多次考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以后，刘先生并不满足。他想探访地球上更多的地方，特别是南极和北极。

1991年，73岁的刘先生参加了南极考察队。去南极的一般都是年轻人，考察队起初并不“欢迎”他。这时，他不惜动用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四处游说。有人开玩笑说，老先生是偷渡去南极的。

1996年，刘先生又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他的极地梦终于实现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年迈之际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壮举？他的回答是，自己喜欢实地踏访，也是由所从事的学科特点决定的。

中科院地质所流传着这样一则趣事。2000年，老先生软磨硬泡，要随队去南沙考察。考察队就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在老先生晕船时迅速送回岸上。谁能想到，这一介书生年轻的时候，竟然拿过天津市的100米自由泳冠军。结果呢，船上的年轻人几乎全趴下了，老先生却是神采奕奕。

如今，老先生依然牵挂着心爱的中国黄土、青藏高原，以及南北两极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从美国捧回泰勒奖以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每天去办公室上班，还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课。

大师风范

在采访中，不少科学家告诉记者，只有刘先生那样的学识和人品，才能把全国范围内的黄土研究集体组织起来。

刘先生在拿到科研项目时，总希望国内的优秀科学家都能参与进来。他喜欢与同事们就黄土研究进行讨论，喜欢与同事们野外重逢时大声欢呼。他认为，合作这个词，似乎不足以表达黄土研究集体的一切。在《黄土与环境》的序言中，他用朴实的语言表达出了这种深情：“虽然单位不同，人很多，但我们对黄土的认识及工作中的想法，就像一个人一样。”

拿到“泰勒环境奖”这一环境科学的国际最高奖项时，刘先生又提到了这个并没有固定组织的研究集体，“大家很不容易，多年来一直在一起坚持工作。”

刘先生多次提起两个名字：王恒升和郭正堂。

王恒升是刘先生的恩师，也是中国科学院的资深院士，今年102岁高龄。在记者面前，刘先生像孩子一样说：“我可以回家向老师报喜了。”

郭正堂是刘先生最为赞许的年轻学者之一。今年3月，以郭为首的研究小组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称，通过分析黄土高原西部的堆积物，发现早在2200万年前，中国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荒漠。这项成果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一位德国科学家说：“这是喜玛拉雅的自传。”同时它对于理解荒漠演化的机理和沙尘暴治理也有现实意义。刘先生说，郭的研究一共做了5年，收集了上万个数据，因为时间跨度大，有些数据不行了就再做，这才是踏踏实实做事情。

去美国南加州大学领奖时，刘先生带上了夫人胡长康。胡女士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野外工作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夫妻俩难得一聚，彼此却也多了几分理解。这对相濡以沫50年的夫妻，最近一些年才开始了长相厮守的生活。（原载《南方周末》 2002.4.5）

喜看稻菽千重浪

——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

沈英甲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汉族，江西德安人。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袁隆平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获我国迄今唯一特等发明奖；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称号；我国发现的国际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他先后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等8项国际奖励。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2001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湖南长沙马坡岭笼罩在薄雾之中，空中不时飘下雨点。袁隆平眯起双眼，出神地打量着这片几百亩大的试验田，然后跨过水渠，迈步走进田间。他蹲下身子翻看着土壤。我跟随在他身后不禁产生了瞬间的错觉：这难道就是几天后就要赴京，领取由国家主席亲自签署、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学家吗？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使我想起了农民送给他的“泥腿子专家”、“泥腿子院士”的称谓。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

人们常提出的一个疑问是：中国的稻田里如何走出了袁隆平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农业科学家？

中国在现在和将来相当长的岁月里，都将是一个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自古流传，到了当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说，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五六十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校──湘西雪峰山麓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拚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

他在1960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事例。那是1960年7月的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拍去身上的粉笔灰尘，掖着讲义夹，匆匆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采用常规法培育出来的早稻常规品种正在勾头撒籽，呈现一派丰收景象。袁隆平把讲义夹放在田埂上，连裤腿都没挽，就走下稻田一行行地观察起来。“突然，他那敏锐的目光停留在一蔸形态特异、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上。他屏气静神地伸出双手，欣喜地抚摸着那可爱的稻穗，激动得几乎要喊出声来”！这是一株奇特的稻禾，株形优异，穗大粒多，足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用布条扎上记号，从此格外精心地照顾这蔸稻禾。收获季节他得到了一把金灿灿的稻种。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把这些种子播种到试验田里，期待收获有希望的新一代稻种，因为系统选育（从一个群体品种中选择优良的变异单株）是一种主要的育种方法，当时许多优良的稻麦品种都是通过这种方法选育出来的。可是当秧苗发绿长高之后袁隆平发现，它们高的高，矮的矮，成熟得也很不一致，迟的迟，早的早，没有哪一蔸的性状超过它们的前代。一种失望的情绪掠过袁隆平心头，但是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有着深入研究的袁隆平进而想到，从遗传学的分离律观点看，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今年它的后代既然发生分离，那么可以断定去年发现的性状优异稻株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他返回试验田对那些出现分离的稻株进行研究，高的、矮的、早熟、迟熟„„一一做了详尽记录。经过反复统计计算，袁隆平证明，这次发现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袁隆平的实践让他发现了真理：既然去年那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长势这么好，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种优势现象；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天然杂交稻”，只要探索出其中规律，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稻，也就一定能把这种优势应用到生产上，从而大幅度提高水稻的产量。后面我们将看到，袁隆平对真理的发现，使他不可避免地必须向国际知名的权威和他们的权威结论发起挑战，这种挑战之艰难往往使挑战者身心俱疲，落荒而去。

创新是科学家的灵魂和本质

有人说，袁隆平具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信心。在他决定选择水稻杂种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时，并不知道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从事过研究，但没有成功。这无疑是一道世界难题。况且，他还得顶着研究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等权威学者的指责和压力。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以科学家的胆识和眼光断定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光辉的前景，他决心义无反顾地坚持研究。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衰退，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论断明白无误地写在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辛诺特和邓恩的经典著作、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学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由此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跟在权威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他知道，根据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表明水稻具有杂交优势，“无优势”论是没有试验依据的推论，这一推论与自交系的杂交优势现象相矛盾：玉米自交系继续自交不再引起衰退现象，但杂交能产生强大的优势。而天然的自花授粉植物品系（天然自交系）自交也不退化，为什么杂交却不能产生杂种优势呢？袁隆平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挑战，从而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袁隆平认为，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进行人工去雄，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进行，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推广应用。再一条路就是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即雄性不育系，然后用其他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产生出用于生产的杂交种子。然而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国际上有著名学者断言：不可能。还有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在独立开展杂交水稻研究很长时间之后，袁隆平才从国外资料中了解到，早在1926年，美国的琼斯就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最早开展这项研究的是日本的科学家，当时是50年代。此外美国、菲律宾的科学家也相继开始了这项研究。尽管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太大，无法在生产中得到应用。

袁隆平不打算退却，他很清楚他拥有的有利条件是其他国家科学家少有的：进行这项研究，中国有中国的有利条件，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质资源；有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光温条件，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温室，育种者的乐园；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组织科研协作攻关；有党的正确领导，任何困难都可以组织力量克服。直到今天，袁隆平都对为攻克杂交水稻难关在全国13个省区的18个科研单位进行的科研大协作感慨不已，认为没有这样的大协作，杂交水稻研究决不会取得今天这样世界瞩目的成果。

1964年7月5日，“泥腿子专家”袁隆平又走进了安江农校的稻田，去寻找水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他头顶烈日脚踩淤泥弯腰驼背去寻找这种天然雄性不育株，已是第16天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棵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上，这正是退化了的雄蕊。他马上把这株洞庭早籼天然雄性不育株用布条标记。袁隆平欣喜异常，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终于找到了。

两年后，袁隆平的一篇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发表，它证明了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是科学的，是切实可行的。袁隆平的发现，开创了世界水稻研究的新纪元，已经被证明残缺不全的陈旧理论从此被历史封存。

“事实是科学家的空气”

科学家是真理的侍者，是事实的追随者。袁隆平坚信实践能发现事实，发现真理，并能验证真理。他对中国亿万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稻田中，他一边甩去手上的泥巴一边对我说，农民不富裕谈不到现代化，单产上不去农民就富不起来。现在我们试验田种的杂交稻每亩产700千克，农民种的亩产能达到800千克甚至更高，因为他们大量采用有机肥。还有比这更令他欣慰的事吗？

凡是涉及不顾农民利益，无视事实的事，他都能挺身而出毫不含糊地阐明事实，至于是不是得担风险，袁隆平在所不计。

前些年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一篇贬斥杂交稻的文章，说杂交稻是“三不稻”──“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给农业科研人员和广大农民心头蒙上了阴影。袁隆平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人民日报，凭着他杰出的学识和无与伦比的实践，用事实说明“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1992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袁隆平的来信。

信中，袁隆平用平和的语气，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最近社会上流传杂交稻米质太差，有人贬杂交稻为“三不稻”，说什么“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果真是这样吗？我想用事实来回答：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杂交稻比一般水稻每亩增产100千克左右。1976年──1991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9亿多亩，增产粮食近2000亿千克。由此可见，杂交水稻的推广，对解决我国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一个水稻良种“汕优63”是杂交稻。近几年的年种植面积都超过一亿亩，平均亩产稳定在500千克左右，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米。的确，在我国南方生产的稻谷中，有相当一部分米质较差，这主要是双季早稻。目前积压的稻谷以及历年来粮店出售的大米，大多数为这种早籼稻。他写道，双季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品质较好，粮店偶尔出售这种稻米时，则出现排长队争购的现象。而杂交稻则占双季晚稻和中稻面积的80％左右，产量占90％以上。因此，说杂交稻属劣质米与事实不符。

袁隆平进而写道，其实，杂交稻、常规稻与任何其他农作物一样，品种不同，产量和品质是有差别的，有的甚至很悬殊。一般地说，大多数杂交稻品种的米质属于中等，其中也有个别杂交稻品种的米质较差，但绝不能以个别品种的优劣来概括一般。

就这样，袁隆平捍卫了事实也就是捍卫了真理。

对于不符合事实，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袁隆平也以同样的胆识力排众议力挽狂澜。1993年湖南农村部分地区发生了盲目大面积推广未经品种审定的玉米稻的现象。所谓“玉米稻”有这么个来历：某农学院用幼芽浸泡法将玉米的DNA片段成功地导入了水稻，育成了具有某些玉米特征特性的玉米稻，取名“遗传工程稻”。针对玉米稻存在的较大缺点：株叶形态不好，植株松散，叶片宽长而披，不仅造成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不良，降低群体的光合效率，还严重限制了有效穗数的提高，实际产量并不高。为此袁隆平撰文“对大面积推广玉米稻要持慎重态度”，在这篇文章中，袁隆平郑重建议对此要持慎重态度，应严格按照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的科学程序办事，绝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先行小面积试种示范，待确证在当地能获得高产后，再大面积推广。湖南省农业厅以最快速度向全省有关部门发函，转发了袁隆平的这篇文章，及时避免了湖南农业生产的大滑坡，稳住了湖南的粮食总产量。

“饥饿的威胁在退却”

在一次电视台举办的活动上，主持人问作为特邀嘉宾参加活动的袁隆平是不是也做梦，梦见过什么？

袁隆平尽管是一位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凡人，当然要做梦。他高兴地回答：他曾经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大。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这极具夸张的梦想，正在走向现实。

1986年，袁隆平在总结国内外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已掌握的新材料，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在他的著名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中，科学地将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优势利用，再到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三个战略发展阶段。若将杂交稻强优组合的优势固定下来，就可以免除年年制种，成为一系法杂交稻。

作为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客观地分析了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概括为“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他组织助手和同行，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解决。他主持的“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课题通过了国家“863”计划论证，正式立项开展研究，袁隆平担任了国家“863－101－01”专题的责任专家。1995年，两系杂交稻基本研究成功，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科技新闻，并列为榜首。

199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重要论文。199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和9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第19届国际水稻会议上，袁隆平发言：由于采取了形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有机结合的技术路线，中国在培育超级稻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经过中国许多科学家10多年的协作研究，目前技术上的难题已基本解决。袁隆平预计，亚种间超级杂交稻将在近几年内应用于生产，并将在下世纪初大面积生产中发挥巨大的增产作用。

有人统计过，由于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大面积的推广给我国水稻生产带来了一次飞跃，杂交稻比常规稻增产20％左右，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自给自足难题做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1999年，全国累计推广杂交水稻35亿多亩，增产稻谷3500亿千克。近年来，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2．3亿亩左右，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万人口。

1997年，袁隆平提出了超级杂交稻选育的指标、株型模式和技术路线，选育出一批具有超高产潜力、米质优良的亚种间苗头组合，其中江苏农科院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选育的两个组合在1999年大面积示范中，共有14个百亩片和1个千亩片亩产700千克以上，达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产量指标；小面积最高产量达每亩1139千克（每公顷日产107．4千克），达到了日产量100千克／公顷的超级稻产量指标。如果按年推广2亿亩计，年增粮食可养活7000多万人口。袁隆平对我说，这是对看上去表情显得十分深沉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未来谁来养活中国”疑问的有说服力的回答。

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在他《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写道：袁隆平使“饥饿的威胁在退却，袁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

1998年，经权威的资产评估所评估，“袁隆平品牌”无形资产价值1000亿元。在各国水稻科研工作者心目中，位于长沙马坡岭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成为“麦加”那样的圣地。

近十几年来，杂交水稻不断走向世界，已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推广，这项技术是我国转让给美国的第一项农业科技专利。

袁隆平是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正在引导一场新的“绿色革命”的兴起。（原载《科技日报》 2001年2月22日）

“好管闲事”的战略科学家

——记201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师昌绪

人物小传：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1952年获美国欧丹特大学冶金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他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冶金学家、材料科学家、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的退休生活：每天上午8点钟离开家，9点钟到办公室，来访的客人有时一天好几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的、指导科研工作的、题词的、写序的„„几乎有求必应。此外，去年一年，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他出了10次差，还在北京主持、参与了几十个学术会议。

这位乐此不疲、退而不休的老人，就是2010荣获国家科技奖最高奖的两位得主之一，我国高温合金材料的奠基人、在材料腐蚀、镁合金、碳纤维等多个领域贡献卓著的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先生。

“我这样的生活很没意思，也不希望别人都像我一样。”师先生自我解嘲说：“但我已经是这么个定型了，在家反而苦恼，所以天天工作，生活很充实，觉得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也就是这个样子。

“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

1月7日上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91岁的师先生。虽然发已掉光、牙已全无，但老先生却背不驼、眼不花，步伐稳健、思维敏捷。听着后辈和老同事讲述他的往事，师先生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神色凝重；他对数十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时不时插话补充两句；说到激动处，忍不住用手指敲得桌子“笃笃“直响。

“北京、上海，这两个地方任你选。”1955年6月，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严济慈，对刚从美国回来的师昌绪说。

结果，这位35岁的洋博士选择了沈阳，因为中科院金属所在沈阳。到金属所后，他被指定为鞍钢工作组的负责人，由物理冶金理论研究，转向炼钢、轧钢工艺开发。两年之后，师昌绪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任金属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带领一支小分队常驻抚顺钢厂，研制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材料——高温合金。师昌绪带领科研人员奋力攻关，很快开发出代替镍基合金GH33的铁基高温合金GH135，用这种新材料制作的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涡轮盘，装备了大量飞机。

更难啃的骨头在后面。1964年，中国的新型战斗机设计出来了，就差发动机用的耐高温高压涡轮叶片。此前，只有美国能研制这种空心叶片，国内的人都没见过。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航空材料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荣科找到师昌绪家里，问他能不能牵头搞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空心叶片，也不知道怎么做。”师先生回忆说，“但我当时就想，美国人做出来了，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肯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第二天，他与时任金属所所长的李薰先生研究决定接受这个任务。荣科听到这一消息自然高兴，但同时也“提醒”师昌绪：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做不出来，我把脑袋割下来。师昌绪一笑：咱们就共同承担吧。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由师昌绪挂帅，从金属所的相关研究室挑选了“一百单八将”，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他们采纳了容科“设计——材料——制造一体化”的建议，与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厂等合力攻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100毫米的叶片上均匀做出粗细不等、最小直径只有0.8毫米的9个小孔，谈何容易！他们攻克了型芯定位、造型、浇注、脱芯，以及断芯无损检测等一道道难关，于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铸造多孔空心叶片，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这种叶片的国家。

后来，国家决定把空心叶片的生产转移到远在贵州的一个工厂，航空部点名师昌绪带队到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当时从沈阳到贵阳要坐48个小时的闷罐火车，路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工厂的条件极为艰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发霉的大米和红薯干，以至于厂里的总工程师过意不去，利用星期天到集市上买来白面，给科研人员蒸馍改善生活。师昌绪他们日夜在车间里鏖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克服了实际生产中的技术难关，至今所生产的数十万个叶片没出过一起质量问题。

“当时当然有压力了，但关键看你敢不敢往前冲。”忆当年，师先生雄心不改，“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除非你不努力。”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能团结大家”

“与师先生相处20多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亲和力。不管到哪儿，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说到这里，袁海波很是感慨，“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尤其需要团队精神，需要德高望重的学术牵头人，把方方面面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一点，当前在我国科技界特别重要，也特别不容易！”

亲和力来自淡泊名利的品格。国际材料联合会是世界材料学界的权威学术机构，加入该组织对促进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据曾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副理事长的袁海波回忆，1986年国际材料联在美国举行会议，师先生与清华大学的李恒德教授应约参加，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终于在1991年底说服国际材联修改章程，接纳中国材料联合会代表中国成为其会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与中国材料联合会并存。1991年，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中国材料联合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许多人认为师先生是该研究会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师先生主动让贤，自己只做顾问。

“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袁海波说。

亲和力来自尊重他人的作风。“1964年我担任师先生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刚开始挺拘谨的，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说起40多年前的往事，中科院金属所前所长李依依院士至今仍很动感情，“师先生非常尊重别人，从不把自己摆得很高。他带领我们研究高温合金，不像有的老师，要求你一定要照着他说的去做，而是划一个大的范围，让你放手去干；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他也支持你做，哪怕做错了再重来都可以。跟师先生工作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在他的团结指导下，完全可以指到哪儿就能打到哪儿。”

让李依依特别钦佩的，是师先生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相待，哪怕对方只是普通的工人。“在金属所工作时，从他家到科研大楼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半个小时，因为一路上老有人找他聊天。前几年，我跟师先生重回贵州叶片生产厂，老工人们都围过来跟他握手：‘师老师，您好久没来了！’。”

亲和力来自严谨求实的学风。虽然年事已高，但师先生开会做演讲、报告，不管是学术的还是管理类的，极少让别人“代劳”；凡是让他办的事情，都一丝不苟，绝不马虎。袁海波刚担任基金委秘书长不久，把大家精心编辑的《科技成果汇编》送给师先生过目。“我原以为他大的方面看一看就完了，没想到每一篇他都认真修改，改了一半多，连每一项成果的英文标题都不放过！”

1998年，鉴于师先生在高温合金材料领域的卓越贡献，包括GE等大公司在内的11个国际跨国公司联合授予他“突出贡献奖”，并称他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

“这不对！”师先生听说后立即纠正，“在国内搞高温合金有人比我早，我只是做了较大的贡献。”

师先生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原载人民网：2011-01-14）

与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黄昆的对话

解说：2002年2月1日，黄昆在人民大会堂接过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这位在物理学领域默默耕耘60多年的老科学家，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公众瞩目的位置上。

记者：我看到不少和您有关的报道上面，那些记者对您都有点怕的感觉，而且您也说您也怕记者。您主要怕什么呢，是怕耽误时间呢还是其他什么？

黄昆：我怕没什么可说的。我实际上跟人交往甚少，我想不出来如果有人，他就到这儿来交往，我很不习惯。

记者：我看有的报道上说您准备要换一辆新车，现在想好了换什么样的车吗？

黄昆：已经换了，是个奥迪。奥迪是多少号都弄不清了。

记者：坐起来跟那个旧车比，感觉怎么样？

黄昆：都是可以把我从家里运到这儿来，再给我运回去，这个事对我来讲最主要的就是还有司机，帮助我们干一些零碎事，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不像这司机本人，对这好一点的车什么的兴趣极大。记者：司机本人要比您高兴多了？

黄昆：对。

解说：这是黄昆留学英国时的照片，就在他毕业的那一年，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理论》一书，被奉为固体物理学的“圣经”。1951年底，黄昆回到祖国从事普通的物理教学工作。32年后，64岁的黄昆重新以“黄—朱模型”再次引起同行的注目，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如今已83岁的高龄，仍然没有离开工作多年的办公室。

记者：您今年是83岁的年纪了，每天到所里来两个钟头的工作，不容易坚持下来吧？

黄昆：两个钟头还可以，不过并没有认真做什么工作。因为我做工作是只会做具体的，无论是科学研究或者是教学工作，不像有的科学家善于领导别人工作，可以做元帅。我说我的这个风格一直是、基本是当前线具体干活的，就是一个83岁的前线的一个小兵。所以83岁的小兵很难当，因为到83岁，应当是经验丰富、善于领导，可是恰好这是我的弱点。过了80（岁）还想做很具体的科研工作，恐怕是只能是想想，是很难实现的。

记者：您说您适合做个小兵，不适合做个将军，而在1977年之后，您当了半导体所的所长，其实就是一个将军了。

黄昆：当时是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想到因为这么长时间没有做研究工作，都已经快60岁了，可是恰好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叫超晶格。我对它感到很大兴趣，就是看它很重要，所以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工作、这方面工作做的比较灵活。在这方法上面有所创造，我是比较满意的，出乎我自己原来的估计。

解说：正是由于对未知的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才使黄昆始终站在物理的最前沿，别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各种符号，却几乎是黄老全部的兴趣所在，除此之外，老人唯一多年不变的爱好就是散步和爬山。

记者：我们是觉得像您现在这种精神状况很好，是不是和年轻时候一直坚持锻炼也是有关系的？

黄昆：对，主要是没什么爱好，所以走路、爬山就变成爱好了。在60年代的时候，我是跟我的孩子比赛的，看谁先跑到终点。不过现在我们记得这些事情，我那孩子当然现在是大了，他记得那时候他老是第一，而我记得当时我是第一。

记者：两个人的记忆不一样？

黄昆：对，我爱人当时总是最后。我觉得爬山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体力很充沛，到登顶的时候也会觉得海阔天空，可是中间你只能低着头，一步一步这样爬。

记者：而没有什么更新鲜的东西发生吗？

黄昆：我发现一件事情你要希望它不感觉到腻，你就不要追求去老换新鲜的，结果越是换新鲜的，最后发现就越容易腻了，这个是什么辩证法我不知道了。就是你越是追求去换新的越容易腻。

记者：可是同样的路线、同样的山，每次爬都是一样的，怎么反而会不腻呢？

黄昆：就是你首先不要老去换，好像走来走去，只能去这几个地方，你索性就是这个地方。实际证明，至少在我那儿，反而是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记者：就是您说爬山和走路，喜欢走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也不觉得中间有什么枯燥的地方，我发现这是不是和您做的这种研究的工作有关系？

黄昆：就是它也要不在乎是不是枯燥、是不是有重复。

记者：所以这两者对您来说都适合您的性格？

黄昆：对。所以不是说研究工作里面有什么喜欢做和不喜欢做的，而在于你有没有值得可以做的工作，而你在这里面才能取得进展。

记者：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不是必须要不断的发现它有新鲜的东西，注入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才能够坚持下来的？

黄昆：那也不一定。有的时期比较好的时候可能比较活跃，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一时看不出自己能做的比较有意义的工作，都有。比较难度过的是看不到有什么要做的这个阶段。

记者：那您通常会怎么面对呢？

黄昆：反正总是继续做努力。一看危险，只能这样做，如果您总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这个研究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

记者：当一个科学家意识到自己好像枯竭了，不再有这个新的兴趣点的时候，是很让人内心感到恐惧的一件事吧？

黄昆：我到没什么恐惧，就是说我这一路走过来，是非常幸运的。每一个时期都是有着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之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

解说：黄昆在英国留学时，认识了一位英国姑娘，1952年，姑娘远渡重洋了来到中国，与黄昆结婚，并取名为李爱扶。如今，老两口已相伴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黄昆说，正是因为有了夫人50年的奉献和支持，才使自己能一直走到今天。

他是个温文尔雅、不拘言笑、严肃认真的学者

——记2009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谷超豪

谷超豪教授于1988年2月出任中国科大校长。当时，谷先生的一些朋友，包括国外一些学者，得知他出任中国科大校长，都说科技大学一所非常重要的学校，向他表示祝贺。谷先生说：“我也感到很荣幸。我打电话给陈省身教授，因为要来科大不能如期访美国加州，他说：‘应该，这件事很重要。’” 谷先生在这一“很重要”的岗位上抓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中国科大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工作。推动成立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的方法的利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要想更加深刻地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就必须研究十分复杂的非线性现象，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贯穿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气象科学、环境科学等广泛领域，旨在揭示非线性系统的共性、探讨复杂性现象的新的科学领域“非线性科学”。对学科发展十分敏锐的谷先生，上任后立刻推动这一领域的工作。1989年11月，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组正式成立，谷先生亲自担任组长，汪克林、李翊神、郭光灿教授任副组长。这个研究组成立后，多次召开研讨会，1990年9月还举办了“非线性科学高年级试点班”。同时，学校组织力量申报“非线性科学”国家立项，并于1992年获得批准，参与到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关键项目-非线性科学研究中。谷超豪被国家科委聘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1992年4月，学校正式批准成立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作为国家在该领域的南方中心。

从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组到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谷超豪一直以校长的身份兼任组长或中心主任。中心经常召开研讨会，不同的学科的专家坐下来一起交流，这时候，谷超豪往往以主任的身份出席在会场，会议多半是由他亲自主持。学科交叉催生累累硕果 数学系李翊神教授介绍说，谷先生成立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学科交叉进行创新研究，带动有关理论和实验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科方向，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心成立后，物色调入了一批不同学科的优秀科研人员，开展非线性量子光学、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非线性化学等研究，如从事光学研究的郭光灿教授，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俞昌旋教授，理论物理研究的汪克林、闫沐霖、汪秉宏教授，化学方面的辛厚文教授，数学专业的李翊神教授等。中心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聚集在一起，经常开展研讨交流，使大家相互之间有了了解，学科交叉得以顺利进行，对培育新的学科方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郭光灿教授在量子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量子信息研究，就是在上述“攀登计划”项目和之后的“211工程”项目“数学与非线形科学”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后来，郭光灿小组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此外，俞昌旋、辛厚文、闫沐霖等教授的科研小组都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促进了相关理论和实验科学的发展。郭光灿教授和俞昌旋教授先后于2003年和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辛厚文教授的一项成果也获得了安徽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谷先生一直对我们强调，要在理论上做深入研究或者在应用上真正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而不是发表多少文章。同时，他要求对研究生也要注意交叉培养，这些使我获益匪浅。”李翊神说。受谷先生的影响，李翊神与一些物理学教授合作，将非线性孤子理论运用到水波和理论物理研究中，成果得到了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吴耀祖教授的高度评价。李翊神认为，我国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在非线科学研究领域就追了上来，与谷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在开展原始创新的同时，中心还通过学科交叉培养了一批拔尖人才。例如，现任中国科大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执行院长、“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杨金龙，清华大学数学系“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张友金，美国物理学会会士、密歇根大学教授段路明等，当年分别是汪克林、李翊神、郭光灿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杨金龙教授原来的专业是凝聚态物理理论，但后来在物理化学、计算化学等交叉领域做出了突出成就。

此外，中心每年还举办讲习班，吸引了许多国内科研人员前来听课。“谷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而且对物理学有深入的研究。他身体力行，带头作交叉研究方面的学术讲座，同时鼓励其他老师开讲座。今天我国活跃在该领域的研究骨干力量，许多来自这个讲习班。”李翊神说，讲座后来还结集出版了《非线性科学选讲》一书，谷先生任主编。谷先生还组织国内专家撰写了《孤子理论及其应用》一书，先由浙江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后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发行，美国著名的《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杂志对该书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谷先生创办非线性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体现出他过人的业务基础和开拓能力，对科大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辛厚文教授说：“作为非线性科学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谷先生将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专家集合在一起，诞生了许多一流的学术成果。” “充分利用科大的数理优势，尊重科大重视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研究的传统，集中优秀人才开展非线性科学研究，这也为后来科大集中物理、化学、材料、生物和信息学科力量筹办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积累了经验和基础。这是他对科大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辛厚文说。平易近人，大家风范 作为著名科学家和科大校长，谷超豪在学术上要求很严，但为人却非常平易近人。“他为人平和，没有一点架子，穿着也很朴素，我们与他交流很轻松，丝毫不拘谨。”热科学和能源工程系执行主任王晓宏教授说，直到今天，我每年给谷先生寄贺年卡，他都认真地回复。王晓宏是谷先生在科大培养的博士生，他对谷先生印象最深的是学术上的敏锐、严谨和平易近人的作风。王晓宏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流体力学，谷先生指导他是典型的交叉培养，谷先生是利用数学工具研究物理学前沿问题的大家，同时，他还请非线性中心的吴烽、汪克林等教授帮助指导。谷先生当时年事渐高，工作又非常繁忙，但并没有放松对学生的指导。王晓宏每次报告最近的学习和研究进展时，谷先生都认真倾听、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些以前学的数学公式，连我都记不住，当时已六七十岁的谷先生竟能随手写出来，确实是大家风范。”王晓宏说。谷先生对论文把关很严，王晓宏的博士论文手稿谷先生整整审阅修改了一个月，然后才让打印。谷先生的大家风范，数学系史济怀教授也感受颇深。史老师在复旦大学数学系读书时，谷先生已是该系老师，谷先生来科大后，史老师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后来史老师担任了副校长职务，更是与谷先生直接共事了一段时间。“谷先生是非常稳重的人。”史济怀说：“他是个温文尔雅、不拘言笑、严肃认真的学者，是一个平易近人、学问很好的科学家。” “学科交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史济怀教授说：“分形、浑沌等都是70年代新起的学科，其他高校也都想搞，但都比较困难，很难把不同的学科的人聚拢在一起。谷先生能把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的人集中起来，进行交叉学科研究，很不容易。这与谷先生具有大师风范是分不开的。” 1993年9月，谷先生任职期满离开科大时，曾赋《五年记事》五首，其二曰：“上下兴衰一念间，耕耘未取半日闲。天时地利交界处，能得人和事不难。”或许，这正是谷先生能够凝聚人心、推进多学科交叉的真正原因。

独辟蹊径功课癌症难题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

癌症，一个令人胆寒的字眼。因为人类目前尚无法征服它。对付癌症，或者切除，或者化疗杀死癌细胞。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振义教授独辟蹊径，采取药物诱导分化的方法，教癌细胞改邪归正，为人类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癌症治疗途径。

潜心钻研，开创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治疗的先河

时光退回到1985年。一个年仅5岁的小女孩小静不幸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瑞金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1971年，英国的Friend等报道小鼠红白血病细胞能被二甲亚砜诱导分化。1980及1983年，美国的Breitman等报道人类髓系白血病细胞株HL-60和U937及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在13顺维甲酸（13顺RA）及全反式维甲酸（ATRA）作用下，可以向正常细胞逆转。

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1980年，全反式维甲酸批准在临床上使用，用于治疗有些皮肤病。在没有13 顺维甲酸的情况下，取得病人和家属的同意，他试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晚期或化疗无效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取得惊人的效果。

1988年，王振义教授的学生黄萌珥带领课题组总结了24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结果，证明其中23例完全缓解。该疗法很快向国内外推广，并提供那时只有国内可提供的全反式维甲酸。

1992年，在孙关林主持下，总结了我国544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用全反式维A酸治疗的结果，其中84％获完全缓解。此后，世界各国都先后证实了这种疗法的效果：法国1993年54例，完全缓解率91％；美国1995年79例，完全缓解率86％；日本1995年109例，完全缓解率89％。

1989年，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陈竺、陈赛娟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工作，他们用先进的思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全反式维A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机制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的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此后，王振义教授又因其杰出成就于1994年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奖，1996年获得求是杰出科学奖。在国际上，王振义教授接连获凯特林肿瘤研究大奖，瑞士布鲁巴赫肿瘤研究奖，法国台尔杜加科学奖，美国血液学会海姆瓦赛曼奖。发表在Blood(1988年)上的论文获最佳被引证论文奖，至2009年5月，其被引用达1713次。2000年由美国Lichtman等教授编写的一部长达1000多页的著作“20世纪具有标志性的血液学论文”一书中，该文被列为全球百年86篇最具有影响的代表论文之一。1992年王振义被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1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实践证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应用全反式维A酸治疗的病例早期完全缓解率高达85%～90%，这种方法副反应少、不抑制造血、不引起出血、使用方便（只要口服）、价格低廉。这不仅为过去被认为治疗困难、死亡率高的急性白血病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而且还为肿瘤可以通过诱导分化治疗的理论和治疗途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目前联合应用全反式维A酸、砷剂及化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5年存活率已高达95%，成为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不断创新，引领着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王振义1924年11月30日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苏兴化。王振义自幼勤奋好学，刨根问底的天性在孩童时代显露无疑，凡事总有问不完的“为什么”。祖母是王振义最爱的老人，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在他7岁那年，祖母不幸患了伤寒，病势凶险，虽然请到了当时一位沪上知名的医生前来诊治，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祖母最终还是未能得到救治。全家人悲痛欲绝，父亲从此也希望子女中有一人能够从医。当时只有7岁的王振义已经在思考着：“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怎么会得这个病呢？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在王振义的心中链接成一种对医学知识探求的渴望，链接成一种从医的萌动。

1942年，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的王振义，毅然选择了学医。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因成绩名列前茅，留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前身)担任住院医师。

在实际工作中，王振义发现不少口腔病患者小手术后(如拔牙)出血不止，原因不明，一般止血疗法无效。喜欢刨根问底而又不服输的王振义把自己沉浸在大量的文献中，了解到国外有轻型血友病A的报道，即血浆中凝血因子Ⅷ的水平为正常的5％-25％，平时并不出血，小手术后出血不止，一般实验室检验无法发现，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试验。但做该试验时，需要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当时国内无此材料。一向喜欢钻研的王振义用石蜡代替硅胶，成功地在国内首先确立了检测方法，并做出血友病A、B的分型及其轻型的诊断，解决了这种不明原因出血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论文先后在1956-1959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外文版及中华内科等杂志。

1956年，鉴于国内缺少一本有关出血性疾病的参考书，他与夫人合译的“出血性疾病”一书，1958年由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在这方面国内唯一可供参阅的书籍。

早在1959年，领导上安排王振义负责白血病的病房工作，希望在短期内攻克这种“可怕”的疾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病房工作，可是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数十例急性白血病病人仍然离开人间。这一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他单有热情而没有过硬的本领是挽救不了病人生命的，这也是激励他一定要深入研究白血病的治疗，造福病人的动力。

1979年他与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张天仁教授合作，由邵慧珍等具体操作，在国内首先提纯因子Ⅷ相关抗原(即vW因子)，并制成抗血清应用于临床，在国内推动了血管性血友病(vWD)和血友病携带者等的研究。有关论文发表在中华血液学杂志。

王振义教授从1982年开始就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以后又有王鸿利、韩忠朝、宋善俊参加主编的“血栓与止血”1988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版及2004年第三版，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王振义不仅热爱科学，不断探索，刻苦钻研，更注重学习。在十多次调动工作期间，王振义利用一切机会，在新的岗位上不断学习，掌握新理论。他在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时，不失时机地学习生理、生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免疫学、药理学。在任职中医科时，努力学习中医中药。甚至在90年代以后，他还向自己的学生——国外学成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陈竺和陈赛娟博士学习，钻研新颖的学科——分子生物学，并在较短的时间熟悉了分子生物学等新知识和新理论。

王振义对学生从来不居高临下，而是平等地同学生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对同行的研究更是抱着谦虚的态度去学习。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河南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于是课题组决定向他们求教，按照常理可以用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即便是要登门造访，请实际操作的年轻人去也无妨，但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却执意坚持要亲自上门请教，因为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学生。河南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王教授的诚意打动了对方所有的专家学者，当然也令他的学生们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在60多年行医的生涯中，王振义将基础学科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将祖国医学和现代西医理论合二为一，将中国古代哲理思想与当代科学思想融为一体，引领着我国血液学研究冲向一个又一个巅峰。

甘为人梯，培养造就了一批国内顶级血液学研究人才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1978年，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对当时论资排辈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是破天荒的惊人之举。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我一直以这两名学生为荣，看到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当老师最大的欣慰”。

1996年，陈竺的研究越臻成熟，王振义教授主动把代表中国血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交给了陈竺，因为他看准了陈竺渊博的学识、大度的气量、出众的才能，一定能将血研所带向新的成功与辉煌！那一年陈竺42岁。

“现代医学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我却越来越老了，如果我们不看到发展，还是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个研究所，用原来的学术水平领导这个研究所，这个所是会走下坡路的。早在1993年，我就有了退下来的想法。陈竺非常有进取心，是世界一流的人才，交班给这样的学生，我放心。我退下来了，可以做些咨询工作，虽然我不是非常高明的理论家，但至少在我一生中累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事实证明我当初的选择是明智的。”每当有人问王教授当时的想法，他总会这么说到。的确，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973”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上海第九届十大杰出青年陈国强是王振义教授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博士研究生我还是要考王振义教授的！”回忆当年他报考王教授的研究生的情形，“那瞬间的选择，源自于王教授修改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整个过程。”在写论文还不用电脑的年代，导师一遍遍修改，学生就要根据修改的内容，重新整理、抄写，陈国强的硕士论文给王教授先后改了10遍，陈国强将近二万字的论文共抄了十遍。王振义教授时任二医大校长，白天工作繁忙，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修改学生的论文，王教授多次把陈国强叫到家里一起吃晚饭，一放下碗筷，师生两人就一头“扎进”了论文。多少个夜晚，多少次交流，这位老者的谆谆教诲深深地刻在了陈国强的心中，这位老者甘为人梯的品格更时时激励着陈国强向更高、更险的医学高峰迈进。陈国强现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我深深懂得，这些成绩是站在我的导师王振义、陈竺两位院士的肩膀上，在同事们的支持帮助下取得的。今后，我一定继承传统，不断创新，为解除人们的病痛、促进人类健康作出更大的努力！”

周光飚是王教授的“关门弟子”。小周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博士毕业时，他正在为留在科研单位还是到临床做医生，是留在国内还是到国外去的徘徊时刻，是王教授的一番话为他指明了方向：“科学研究是很清贫的，也很枯燥，但是你正在从事的研究是很有前途的，只要你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这里做出很好的成绩。”周光飚留下后，王教授又主动关心他的生活条件，住处解决了吗？待遇怎样啦？老教授的关心让这位只身在上海的年轻人倍感亲切。毕业后的几个月中，动物实验结果毫无进展，小周和他的同事们陷入了困惑之中，王教授观察到这一情况，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科学研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与结果，不要急噪也不要钻牛角尖，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临床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客观反映的话就会对临床造成误导，我们的病人就将吃足苦头啊！”导师的一席话就象一剂“清醒剂”，年轻人又开始重新整理研究思路。

王振义教授先后担任过内科学基础、普通内科学、血液学、病理生理学等教学工作，培养了博士21人，硕士34人。由他创始并担任首任所长的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如今从初创时的4平方米到今天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的三个楼面，先后成为上海市、卫生部、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重中之重”重点学科、“211”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上海市领先专业，乃至2001年成为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100余项国家级课题，约80余项省部委级重大课题，14项国际合作课题等，共获得科研经费约达1亿元人民币。

如今，已86岁的王振义教授又自创了“开卷有益”式的查房，每周四上午由学生对他进行提问，王教授对疑难病例进行分析和答疑，这种做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诊断思路，更是给病人带去了福音。

这位被世界医学界誉为“癌症诱导分化第一人”、名噪国内外血液学领域的学者对于所获得的荣誉，喜欢用一幅画来诠释，在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我认为这幅画表达的是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种正确对待荣誉和自我约束的要求和力量，对名利看得很淡，对事业看得很重，这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对于这幅画的理解印证了王振义教授为学、为人、为医、为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揭示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医学科学家的成功之道。

60年，他做了逾万例开颅手术

——记2008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王忠诚

从医60年，完成逾万例开颅手术，新中国神经外科创始人之一，保持世界神经外科多项世界纪录，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

今天出炉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名单中有这样一位老人：84岁的他已获得数不清的荣誉和头衔，但这一切都能归结于一个神圣的名字——医生。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直忠诚地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医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暗立誓言学脑外科

王忠诚已数不清开过多少颅，从死神手里抢回多少生命，但他脑海里有段难以抹去的记忆。1951年冬，26岁的王忠诚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畔。很多战士因头部中弹而受了脑外伤，但当时中国神经外科几乎一片空白，王忠诚和同事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生命逝去。那时，他暗自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学习脑外科！

1952年，卫生部在天津筹建神经外科，王忠诚从朝鲜战场回到天津后立马加入了这个研究组。不久，我国第一个神经外科在北京成立，他也随之调到北京，投入我国第一代神经外科的创建工作。

为研究顾不上身体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神经外科刚起步时非常困难，可参考的书只有一本英文的。为了找学习的标本，王忠诚和同伴甚至到没有人管的坟地去挖骨头。为了研究西方的脑血管造影技术，王忠诚花了10年，承受了X光辐射，患了6次肺炎，白细胞数甚至降到3000。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他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造影学专著《脑血管造影术》，将神经外科检查致死和致残率降至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使我国神经外科诊断水平一步跨越30年的时空。

13小时创世界奇迹

2000年6月6日，王忠诚主持了一台罕见的高难度手术，在手术台前足足站了13个小时，替一位云南小伙子完整切除了一个直径达6.5公分的脑部血管母细胞瘤，创造了世界神经外科领域上的又一个奇迹。见惯生死的王忠诚，对每个病人的生命都看得很重，唯独对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治好一个病人我非常高兴，如果他不好，就老想着他们。”

如今，他不上手术台了，执起教鞭，希望能把所有的经验都留存下来。全国万名神经外科医生中，有3000多人受到过王忠诚的指导。1985年以来，他手把手培养的41名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都成为脑外科专业的栋梁之才。他对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拿起手术刀，只能不停地去掉病人身上的痛苦，而千万不能割断与人民的感情。

30年，制造“中国稀土冲击波”

——记2008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徐光宪：

他是主创“中国稀土冲击波”的化学家。他是在抗日战争中被骗了差旅费辗转来上海重拾大学梦的幸运儿。他的目光总是那么淡定，他一直以为“人生最重要的还是幸福快乐”。然而，他的人生，一定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充满能量和传奇。2008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徐光宪，89岁，人们心目中的大科学家。

为了生计，选上海交大化学系

这位名噪世界的化学家，进入“化学王国”完全是“误打误撞”。

1920年，徐光宪在浙江绍兴出生，那时他的家境还算殷实。上世纪30年代，徐父病逝，家道中落，16岁的徐光宪考入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州沦陷，徐光宪转学至宁波高工。毕业后，他和7名同学被“叙昆铁路”录取为练习工程员，怎料想，领队中途携大家的差旅费潜逃。身无分文的徐光宪，只得前往上海，投靠做中学教员的大哥。他很快谋得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生活算是解决了，白天还有空重拾学业。半年后，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之所以选择化学系，其实是迫于现实——那时的徐光宪，更喜欢物理、数学，但学化学的毕业后可以进化工厂，工作机会更多些。

为了回国，妻子放弃博士学位

1946年，徐光宪考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一学期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得助教奖学金。不久，同样攻读化学的妻子高小霞也来到美国半工半读。这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从大洋彼岸传来，徐光宪和留学生朋友兴高采烈地去纽约中央公园野餐庆祝，有人还特意做了块“胜利酒家”的牌子。

留美时间不到3年，徐光宪不但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当选为美国PhiLamda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Xi荣誉科学会会员。毕业后，导师竭力劝他留校任讲师或去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后，钱学森回国受到阻挠，美国总统已提出法案，不许中国留美学生回国。徐光宪感到：“再不回去，也许就要一直住在别人的国家里了。”高小霞当时尚未取得博士学位，但夫妻俩商量后，高小霞断然放弃学位。1951年4月15日，徐光宪夫妇以华侨探亲的名义获得签证，登上了“戈登将军号”邮轮。这是后来“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法案正式生效前，驶往中国的倒数第3艘邮轮。

夫唱妇随，北大教书半个世纪

回国后，徐光宪夫妇双双到北大化学系执教，一教就是半多个世纪。徐光宪开授《物理化学》《核物理导论》等课程，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放射化学人才；他所编写的《物质结构》一书，曾获国家优秀教材特等奖，并在25年时间里影响了几代人；因国家需要，他多次变更研究方向，均取得杰出成就，尤其是在稀土工业。

无法想象，没有稀土，世界将会怎样，电视、照相机、手机、计算机中都有稀土元素。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稀土拥有资源量全球第一的中国，只能用低廉的价格出口稀土矿，再用高价进口稀土产品。

1972年，北大化学系接到紧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性质最相近的“孪生兄弟”镨和钕，徐光宪和同事们接下了这项任务。为此，他奉献了30年光阴。他所创立并不断改进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工艺，令高纯度稀土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了四分之三，使中国生产的单一高纯度稀土产品至今占世界产量的九成以上，每年为国家增收数亿元，国际稀土界纷纷惊呼“中国冲击波”。

院士夫妻，“十同”故事传为美谈

徐光宪和妻子高小霞，有一段传为美谈的“十同”故事。

1940年一同进入上海交大化学系，成为同班同学；1944年一同毕业；1951年一同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1964年一同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一同去江西“五七干校”；1971年一同回北京大学继续任教；1978年一同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连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一同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1981年一同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并被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科评审组成员；1989年一同赴澳大利亚参加第三届亚洲太平洋化学大会；1992年一同被邀请去香港讲学，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等多种奖励。

徐光宪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先他而去的妻子深情依旧。当高小霞因骨折而坐上轮椅后，徐光宪每天傍晚都到未名湖边推着她散步。他为她读书，为她加衣，为她熬夜读书而提出“黄牌警告”；在高小霞患癌症病情加重的日子里，徐老衣不解带地守在病榻前，任谁来换班都不肯离开。他说过：“我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52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照顾好她，使她先我而去。”

两年时间里两度获得国家级科技大奖的人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

2008年1月8日，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其中最受瞩目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颁发给了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和植物学家吴征镒。而在2006年，闵恩泽就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那时的他已经82岁。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为什么能在两年时间里两度获得国家级的科技大奖？《面对面》栏目记者王志在近日专访了闵恩泽院士。

主持人：很多观众可能都会纳闷，从来没有听见这个人的名字，怎么一下子就获了那么大的奖？

闵恩泽：这也是机遇吧，机遇。我老说我很幸运。就是石化工业的发展，快速发展，那么这个发展中间呢，就为我跟我的同事，大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主持人：84岁，你才拿到这个奖，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奖来得有点晚？

闵恩泽：原来并没有想到会得奖，对吧，没想到那一些事情，得奖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碰见吴仪副总理，她从燕山石化出去，石化副院长，她也是我们原来的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我还给她讲了一句话，我说这是我们几代石油跟石化人，大家的结晶，我说中间还有你一份呢。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吧，你追求什么，我自己有时候感觉到很满足，就是有了成就感，你比如我到了兰州，我站塔上，一看到那片催化剂厂，当初空地一片，现在建起来了。那这种是很高兴的啊，就这时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在荣获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同时，闵恩泽也获得了高达50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奖金。科技奖励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举行的座谈会上，闵恩泽已经在考虑如何使用这500万了。

主持人：您觉得这个钱多还是少，准备怎么处置？

闵恩泽：现在钱对我们，有什么用途，那我们的养老，我们的医疗，国家都包了，不需要花钱了是吧。我的小孩这些，她也不需要我的钱。那么我现在想什么呢，要奖励出点子走新路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奖励政策，是要有了工业化的成果才奖励，过去我们这个行内有一句话，一个馒头两个馒头三个馒头，三个馒头吃饱了工业化了，所以当时要奖的时候，把第一个馒头的人掰的分量还是很小。

主持人：您不会说是把奖金来当奖金？

闵恩泽：它(500万)是这样，它四百五十万就是资助选题，用于科学研究，是分两拨的，五十万是奖励个人的。那么先前我有个打算，就是五十万拿出来就奖励院里面，我自己还要出一点钱。

主持人：自己还要倒贴呢。

闵恩泽：倒贴，我来个想法，然后我们院里面再匹配一些钱，就做出一个奖励原始创新，就是导向性基础研究，开拓性探索的，能够形成这个原始专利的这部分，就奖第一个馒头的人，主持人：国家奖给您这个钱，您拿来做什么都可以啊，改善生活也可以。

闵恩泽：现在要管住嘴啊，你不能吃啊，现在吃多了它有些问题来了，其实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还是有钱买，足够了，另外就是成都，我有个母校，(原来)叫省立成都中学，我是2004年吧，我捐献了十万块钱，成立个奖学金，奖学金都奖优秀的学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没有奖励那些贫困的学生，要给他们负担一些他们生活的费用，一些贫困学生能够出来上大学，甚至支持到大学，这个我还准备。

主持人：您这得奖了，您还想着他们。

闵恩泽：想着他们，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得了奖，他们也给我祝贺。

闵恩泽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是因为他在我国炼油催化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就像计算机的芯片一样，催化剂是石油炼制与化工工业的核心技术。当石油开采出来后，它必须经过炼制才能转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各种产品，如汽油、柴油、塑料、橡胶等。而催化剂在石油炼制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人们把催化剂比喻成“点金石”，而把掌握催化技术的人称作是“点石成金”的人。

主持人：有多重要呢？这个催化剂？

闵恩泽：这个催化剂就是催化裂化，催化裂化起什么作用呢，我打个比方，这个石油都是碳氢化合物，分子有大有小，那汽油呢，大概这个链，汽油的分子链大概到五个六个到十一个这么长，那柴油就更宽一点，后面就更宽了，就几十个了，我们炼油干的事，简单的说，就是大的分子我可以给你砍断，变成小分子。我切断，知道就切成汽油了，对不对，或者切成柴油。另外呢，就是切了之后，切得太小了，变成气体了，就变成液化气了，我们有本事给你接起来，把小的给你接起来，又接到汽油去，我也能做到。催化裂化就是把那个几十个分子的重油，重油把它变成汽油、柴油、液化气，主要是汽油跟液化气。

主持人：能不能这么说，没有这个催化剂，石油就成了不了汽油，也成不了其它的产品。

闵恩泽：原来这个技术是用热，温度高，热裂化的，但是它汽油这个就是量出来得比较少，质量也差，那么催化剂加进去呢，它就能够加快速度，干得更快，然后你要的产品出得更多，简单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让你，它起个媒人的作用，国外也有叫，叫触媒。

1948年，24岁的闵恩泽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系攻读硕士学位，三年后，闵恩泽以全A的优异成绩博士毕业，这期间，他和同学陆婉珍举行了婚礼，夫妻俩在美国学成毕业后都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每月收入加起来有1000多美金。但1955年，闵恩泽决定和妻子一起回国。

主持人：要回国这个决定是不是很艰难？

闵恩泽：出去没想到不回来，出去就是为了学会，学了就要回来，那是个自然的逻辑思维啊，第一我原先念的硕士，又念了博士对不对，那不是就已经学历目标超过了，大大超过了，第二呢，原来我毕业之后，那时候美国人是不准我们离开美国国境，并没说不准你回国啊。

主持人：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闵恩泽：就实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中国人当时的，中国人那时候是一个开洗衣店，洗衣服，一个开杂货店，高级一点就是开饭馆，所以我出去，别人就比较尊重，那时候，别人就说你是哪个饭馆老板来了。唯一一次最高的称呼，就是我回国前，我们住在希尔顿，一去别人就说，英文就说“areyoucomingfromWashington？”意思从华盛顿来的吗，他是什么意思，把我们当成是外交官，那平时称呼你就是哪个饭店的老板啊。

主持人：但是你那时候已经结婚了。

闵恩泽：对呀。

主持人：生活上应该是过得很不错。

闵恩泽：那是可以的，那没问题。当然我回来还是有原因的，我的父亲在国内，当然很希望我回来，陆婉珍的家里面也在上海，也不错，也希望回来。我们是大概1953、1954年就开始，中国学生就开始组织起来了，就给艾森豪威尔写信。

主持人：要回国？

闵恩泽：要回国，我是参加的，那么就组织写信，给个人，就是哪些人要回去，一个名单，不是日内瓦谈判嘛，就这个名单。那么当时大约我们在企业(工作)吧，我们就公开不出面，后来也没有什么回音。

为了能够尽早回到国内，闵恩泽开始想各种办法，他联系上了在香港一家工厂当厂长的朋友，1955年，闵恩泽以帮助朋友的工厂建实验室为名，带着妻子辗转来到香港。

主持人：那为什么最后没有留在香港呢？

闵恩泽：就想了还是回来，那回来又碰到一个大问题了，(我的朋友)跟香港政府不好交代，你怎么，回来说了半天这个人回大陆了，所以后来就商讨要去弄一个探亲证，回大陆探亲，那回大陆探亲，我不回来，那他好说啊。后来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一做这件就有困难了。你要在香港呆了三个月之后，你才能办探亲证。后来真正解决问题是费易民，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大公报》的主编叫费易民，当时实际是我们地下党的代表人物，在香港的。后来是费易民安排我们，我回来是跟钱学森一个火车进来的。他们从美国来嘛，他们美国来他们就是下了轮船马上就到，到那个什么，就上火车站，然后我才跟着上去，跟他们一起来的。

主持人：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吗？

闵恩泽：那时候还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家里面也让我们回来，后来我的朋友，他也觉得可以放我回来，他们也动员我们要回来，是吧，国内需要啊，主持人：在那个年代，对你们来说物质待遇不重要？

闵恩泽：当然你说不重要恐怕也不能这么说吧，当然我们回来，我们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还好的，除了那个什么1960年那段时间吧。好像还不受太大的影响，让我感觉。

费尽周折回国后，闵恩泽急于将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可他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和妻子竟然都找不到工作。

主持人：事业怎么办啊，我听说刚回来的时候，你工作都没找好？

闵恩泽：因为那时候回来得早了一点，说我为什么早了一点，我们是1955年的4月份(回来)，一回来遇见了一个困难，回来的人还是少，毕竟很少啊，大家都不敢用啊，你从一个西方国家回来的人，都怕你是特务啊，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顾虑。所以我印象比较深，我们原来本想在上海，我们当时找了一个叫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我去找他，在上海，他也没说要我啊。后来到北京我们找了很多化学所，他们都没有要我啊。

主持人：那我特别想知道你当时的内心感受，那还不委屈死了？

闵恩泽：当时没想，就没想走回头路，没想走啊，当然我们回来不久，我记得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还是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在那儿，他也跟我们讲，你们来去自由，你们要回去可以回去，没有再想回去。

主持人：那费尽周折回来了，英雄总要有用武之地啊。

闵恩泽：回到国内之后，我想我应该做这个无机化工的事情，这是我的想法。那么做无机化工呢，刚好就有个催化剂，说了那你来吧，干这个吧，主持人：但是我听说你原来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闵恩泽：我在国外工作了四年，那么这四年里面，我是做的煤炭在锅炉里面燃烧引起的腐蚀跟结垢，主持人：那你没有学过这个，你怎么敢接呢？

闵恩泽：因为回国以前，就是国外当时是阻拦我们回来嘛，所以他们一直向我们宣传，就是说你们回去，不会得到信任，所以当时跟我讲了一个话，我至今记得，说你们，你为什么要把你脑袋去撞这个花岗石，这样跟我说。所以回来之后，第一个感觉，人家会不会信任你啊。回来之初，我本来想我能当个题目组长就不错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石油炼制所需要的催化剂主要从前苏联进口，尤其是小球硅铝催化剂。这种催化剂能够从石油中提炼出航天汽油，为飞机的飞行提供燃料。1960年，前苏联逐步减少对我国的催化剂供应，中国急需自主研制并生产出小球硅铝催化剂，以确保航天汽油的正常供应，当时这个紧急任务就交给了闵恩泽。

主持人：当初这个项目怎么会落到你的头上呢？

闵恩泽：当时还有一个故事。

主持人：什么故事？

闵恩泽：大概是1960年春节，原来石油部的部长余秋里，余秋里是一个胳膊啊。

主持人：对，独臂将军。

闵恩泽：独臂将军。就是春节宴会，那么对我也是很高的荣誉，我跟我的夫人都坐在第一桌跟他在一起，他当时就跟我讲，说老闵，一年之后把催化剂搞出来，一年。这个根本不可能。

主持人：为什么说不可能。

闵恩泽：时间不行，绝对做不到。因为一个催化剂厂从实验研究，七年八年，有好多啊。你研究要设计，要施工，建设和运转，还要培训人员啊。所以大家都给他祝酒啊，我就在旁边很难受啊，就不敢举杯给他祝酒啊。后来呢又过了一段时间，当然陈毅副总理又在人大会上，就是春节的宴会。

主持人：又提了催化剂。

闵恩泽：那天又跟他坐在一桌啊。我才开始跟他讲了，我说余部长一年之后开始设计，就是一年之后设计这个工厂，我话说的是留有余地，一年建成厂，不可能。

主持人：那么难做，那咱们直接买不就行了吗？

闵恩泽：但是中苏关系紧张，他就开始卡你了，他开始就卖次品给你，他有个指标，这个球一点裂纹都不能有，最先的标准是好的催化剂，完整率是84，86。后来他就提供你的是完整率60。那是一放进去就碎了，而且这个装置还运转不好啊。

主持人：那我们不跟他买嘛，跟英国买，跟美国买。

闵恩泽：美国是不可能卖的，当时唯一的，除了苏联之外西德有一家，但是他在买以前，他首先就要了解你的情况，你什么装置，你在干什么。当时我们觉得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机密也不能给他。又是谈判，不是几天，一谈可能谈个半年，甚至谈一年，最后也买不到啊。

当时中国的炼油催化技术还处于初创阶段，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小球硅铝催化剂并且大规模投入生产，这对闵恩泽和他的同事们来说绝非易事。

主持人：科研方面能行吗？

闵恩泽：因为我1955年开始，到1960年已经干了五年多，毛主席讲的，什么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我已经比原来聪明了一点了已经。所以当时就根据他们的指示精神，那就是要干得快。

主持人：为什么会那么迫切？

闵恩泽：等于1960年开始到1964年，1964年我们7月间，库存的催化剂一点没有，就是如果再没有催化剂真的就要停，移动床催化裂化要停了，就是兰州炼油厂大概一百万的核心装置要停了，更重要的就是不能生产航空汽油，当时螺旋桨飞机什么，专机，还有运输机都要用啊。

主持人：当时那这个形势是等米下锅。

闵恩泽：各个行业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嘛，外壳给你了，里头芯子什么东西没有了。另外这个工厂操作的条件没有，怎么运转没有，这些都没有了。

主持人：这个万一要如期弄不出来怎么办呢？

闵恩泽：我那时候好像，想得比较少，在我脑子里头，那就是一门心思就是要把它做出来，主持人：那压力可想而知，有吗？

闵恩泽：最大的压力不是这个球容易破嘛，要完整嘛，这个球实际上最先做出来是个球，大概是九到十三毫米这么大，这里面90%都是水呀，要把这个水排掉，排掉之后呢，变成三到五个毫米，你如果干得快了，它就裂掉了。那么当时就是说，我印象最深，压力最大就是这一次。

主持人：心里有底吗？

闵恩泽：我们要防止这个小球破，才发现兰州仿制的一个苏联的一个配方，仿制的不好，根本没做好，里头杂质太多，所以导致这个球容易破，所以等我回到北京，马上就动员大家，我们去找一个更好的表面活性剂，里头不应该有污迹，杂质不要有。所以后来在工业实验中间，我刚才讲了，他是八十完整率，我们的完整率九十四，超过苏联了，因为我们的表面活性剂，比原来苏联他原来用的那个还要好。

主持人：那算是徒弟超过师傅了。

闵恩泽：也可以这么说吧。

主持人：这个催化剂如期研制出来了吗？

闵恩泽： 三月份开工嘛，三月、四月、五月底就出来了。所以工业上，因为七月间就没有了嘛。会战了三个多月。

经过连续三个多月的生产会战，小球硅铝催化剂顺利投产，确保了国内航天汽油的正常供应。而在紧张的生产会战中，闵恩泽经常加班加点，日常的工作碰头会一般都在凌晨一两点钟举行，过度劳累无形中给他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

主持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生了一次大病，没有影响到这个研制工作吗？

闵恩泽：1964年就是在那个小球催化剂会战回来吧，七月间，回来不久大概是九、十月间吧，我有过敏性鼻炎，就发得很厉害，就给我查体，一查体呢，我记得是礼拜四，那礼拜五就检查完了。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表扬说，你这个身体挺好，挺好，没有问题。到了礼拜二他们就找我了，就叫我马上去，我当时还不去，我在开会，我还不去，后来他们就打电话，给单位说要他来，所以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他们就告诉我，说肺上有阴影，主持人：告诉你是肺癌了吗？

闵恩泽：说是结核瘤，是良性的，没有事，我的爱人也不知道，就是动完手术之后，就去针灸嘛，针灸大夫就问我，你是什么病啊，我说结核瘤，但是我就看见他翻到一个癌字，那个病历，他很紧张，他也看一下，最后盖上了，就引起我的怀疑了，后来回来我当然又去跟医生讲，他们都给我证明，说是结核瘤，都说是结核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来有段时间，因为我每半年要去查体，要去检查一次，那时候病人直接拿病历了，那时候，他就把病历交给我一看。

主持人：这个时候知道了。

闵恩泽：但是那时候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好像没有事了。

主持人：没担心过吗，闵恩泽：当时我也想过，一个好人也会再犯，会得癌吧，对不对，所以当时我，没引起我很大的负担，主持人：你还不光是这一个病呢，你到后来还经历了那么多次。

闵恩泽：实际上我现在身上都有啊，我现在还有这个前列腺癌，因为这个发展得非常非常慢，现在我在吃药治疗。

主持人：您不怕死？

闵恩泽：他们告诉我，将来这个是最慢的，将来出问题不一定是它引起的。而且我也请教过很多人，所以最近我还是在治疗，在吃药，就是你还是要健康，再做工作那更就有意思.1964年的那次大手术，闵恩泽被切除了两片肺叶和一根肋骨，之后，他又先后动过两次大手术。为了强身健体，闵恩泽开始练习打太极拳，一招一式都显得气定神闲。与在国外的时候相比，闵恩泽的生活条件差了不少，但他依然自得其乐，用心地投入到催化剂创新与应用的工作中。

主持人：那几十年过来，你觉得跟你留在国外的同学比，有值得你自豪的事情吗，不是说今天这个奖。

闵恩泽：当然有啊，因为过去你比如说，我感到自豪是一个就是1963年，我们有一个代表团，代表团一个团长，他是个老干部，有我，我兼翻译，我们还有一个，我那时当副总工程师，还有一个室主任，还有设计院那个总工程师，我们几个去日内瓦，日内瓦谈判了，引进成套铂重整装置，就是把成套技术买回来。

主持人：这个怎么会自豪呢？

闵恩泽：出去挺起胸口走路了，过去你在国外，你根本好像没有那个扬眉吐气的感觉。你没有挺起胸来走路过，主持人：多大的项目啊。

闵恩泽：那时候五百多万美金啊，五百多万美金，这样去找他买，所以他对我们接待，当时国民党还有意大利领事馆，所以我们后来去意大利，他就派他的总经理，董事长的汽车给我们坐，都有保镖，每到一个地方都隔得一层楼，旁人不能进来。那是感觉到就是一个感觉不一样。

主持人：代表新中国了。

闵恩泽：对啊对啊，就是有这个感觉。

在闵恩泽和其他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的炼油催化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自主创新，部分炼油催化技术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而通过反复的科研实践，原来半路出家的闵恩泽不仅成为炼油催化方面的专家，也在用科技不断地推进我国石油化工行业的发展。

主持人：这个催化剂研制的成功对于我们今天的石油工业，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意义？

闵恩泽：当时，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建250万吨的炼油厂，那全部用自己的技术，(炼油)要的催化技术都有了，这是第一代。那么第二代，当我们把第一代做完了之后，1964年，大概1964到1970年这一段时间，国外出现了第二代，这个第二代是跨越发展的，当然那段时间我们有工作停顿，文化大革命，停了一段科研工作。到1980年这段时期，那么有国外的新一代，还是跟踪他们，跟踪，需要的催化剂，做出来了，提供了第二代催化剂。

主持人：边学边干？

闵恩泽：还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提高。比如说我们最先就做了磷酸硅藻土催化剂，要挤条，挤面条，我们就做了螺旋挤条机，我们把料放进去，它不朝前面跑，它朝后面跑，那当然不行了，用连续挤，挤不成了，那后来只有笨办法，就是搁一个活塞，一个一个装，装了用一个那个推，就硬挤出来。这不是很现代的，后来当然我们也开发成功了，所以就让我知道，你要做好这个催化剂，要研究设备，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磷酸催化剂，第一次去大连石油七厂用？，给我打个电报，说催化剂没有活性，不反应，挤进去不变成油，我傻了。傻了后来就研究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我们做催化剂，外头结了一层壳，所以这个就，这个就进去不了，后来我们就把它敲碎，敲碎一装，好了。那么这就给我又一个教训，最后我是这样，实际上我的成就，就是党跟国家交了很多学费的。

主持人：你谈自己的病，那么严重的病你是笑着说，你谈到国家交学费的时候，你看你眼泪都差点出来，那么难过

闵恩泽：就是人生到底要干什么吧。对我，对我跟我一起工作的团队，确实因为面临着国家的发展，就提供了一个机遇，一个机会，要我们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主持人：说句境界不高的话，但是命是自己的，财产是国家的。

闵恩泽：如果你活着，你不,你无所事事，没有成就，虚来一生，那也没有意义啊，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石油能源紧缺、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日益凸现，闵恩泽在国内率先倡导绿色化学的研究，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中的生产力。国内石化企业花高价从国外引进了两套己内酰胺生产装置，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3年亏损金额高达4亿元人民币。闵恩泽对这两套装置进行绿色化改造，一举扭亏为盈，2005年这两套生产装置的盈利就达到了2亿元人民币。

主持人：您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两条生产线亏损那么多，能够扭亏为盈？

闵恩泽：现场诊断，把把脉，看看啥毛病。大概组织二十几个专家吧，都是权威，都很有名的同行。就去了，就诊断，诊断完了就要开方子啊，吃啥药啊，基本开了两个方子，一个就是要增效降本，因为当时进口的己内酰胺八千块钱一吨，他们的生产成本一万一，越开得多越亏本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你要降本增效。然后呢，就要开稳开满，为什么亏那么多，它根本开不好，开开就停啊，消耗自然大啊，主持人：您只管技术呢还是所有的工作都管？

闵恩泽：你不可能只管技术对不对，我把我定位定得很正确，我一直这么说的，我是什么，咨询、参谋，现场指导，主意还是他们定的，主持人：搞专业的，应该是个性比较强，应该是自己很有主意，闵恩泽：要处理好团队的关系，人际关系有几个要点，第一有诚信，别人相信你，所以我只要答应别人，不管大小事情那我都是一定要给他办，那我都记在心里面，不成也告诉他，第二个要宽容，所谓宽容的意思那肯定有些人是会反对你呀，跟你不同的意见啊，那就很自然的嘛，你一定要对他们很宽容，另外还要尊重他们，要平等待人，这样大家才能够发表不同的意见，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帮助他们出成果，你不要老想成果都在自己身上，帮助他们出成果。那么慢慢呢，你就能形成一些团队，你可以调动很多的力量来，大家一起来工作。

尽管已经84岁了，闵恩泽依然工作在石油化工科研的第一线。2008年初，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原油紧缺、油价上涨的压力迫使人们寻求新的可再生能源。年过八旬的闵恩泽在绿色化学的基础上又开始了新的创新，他主动承担起了生物柴油的科研项目。

主持人：大家也非常关心，您的生物柴油现在进展怎么样？

闵恩泽：第一个要有原料，原料问题，就是生物质，那么现在的国家政策也很明确，不能够跟粮油争地，那么过去用菜籽油，棉籽油我们都做过，现在肯定是这些都不能做了。现在首先要做的就要利用退耕还林的工程，生态林建设，做一个木本植物，木本植物世界上都在做的，是一个叫小桐子，叫(麻疯树)我们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还包括海南岛也有，东南亚，印度这带，他们都在，国外也在种这个。一句话呢，这个就是要有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有一个培育过程，不是说你现在想要就有，你得三年五年十年，慢慢这个才有，才有个过程。

主持人：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啊，什么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用上

闵恩泽：现在是示范装置呢，我们中石化在贵州有一套五万吨的，最近我去参加评审，然后中海油，都交给三大石油公司，中海油在海南岛有一套，他的是六万的，他也用我们的技术，就是然后中石油呢用国外技术建一套，所以这个我也面临一个要比高低的局面了。／当然现在我们有好多民营企业都在生产，生产但是他们不是很规范，还有不能够污染环境，这个技术必须是绿色技术。你真正要上加油站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当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就是说等于是要2010，你看今年都。

主持人：2008年了。

闵恩泽：我们已经很紧张了，全世界搞这个生物柴油，因为它对社会有好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就业机会等等，国家应该确实要资助这一块，但是毕竟要自立啊

工作之外，闵恩泽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喜欢散步，也喜欢做家务，闵恩泽的妻子陆婉珍也是中科院院士，从1950年结婚至今，这对“院士夫妻”已经携手走过了58个春秋。

主持人：那您夫人也是院士，一门两院士，是她照耀您呢，还是您照耀她呀？

闵恩泽：过去她是我们总务兼财务，所以确实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我也觉得我不能整天都想这个催化剂，对不对，还得变换着生活方式，所以最近呢，早饭，我起来得早，我就去做早饭，这些事情。然后现在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现在腿迈开得不够，所以我就把家里面这些分散的东西，给它送回厨房啊，去送回去，多走点路吧。那么她现在整个看来，她的身体情况还是比我好，所以我从院里面回去，不是有很多资料嘛，我提不动，我都交给她，我说你给我提回去。就是我们互相依靠了现在，那最近呢反正有些事情我都听她的，比如说散步，一会我想这边走，一会她想那边走，现在我都不，你要走我就跟着你走，你要往东走我就往东走。但是有些原则的问题，我还是得跟她说清楚啊，主持人：以您的年龄，以您的身体，我们觉得您休息休息也很好了。

闵恩泽：这个工作现在变成了自己的嗜好，就是这些事情做了之后也很高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成就感

主持人：那照您的意思，您就歇不下来了？

闵恩泽：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创新，我们的几十年的创新的案例，把它总结出来，因为这个事很重要，这个是温总理讲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领军人才，把这个做出来。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是想一个就是写好这本书，或者办一些研讨班，培养人才，第二个就是力所能及的把明天、后天的一些工作，有基础的再做一做。(来源：央视面对面)

高能物理学家的“加速”梦

——记谢家麟的科研人生

谢家麟，1920年8月出生，加速器物理及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和一系列粒子加速器的顶尖技术连在一起：他曾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量电子束治疗肿瘤的医用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台产生远红外自由电子激光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以及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等多项站在世界前沿的项目。其中，有两项是世界首创，另三项填补了国内重要空白。

谢家麟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48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斯坦福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加速器物理和技术方面的研究，领导过数项加速器建造工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5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建成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1955年回国后，谢家麟历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加速器研究部副主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长、八七工程加速器总设计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经理。

60年代初研制成功中国肪冲功率最大的速调管和中国最早的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3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国内第一台电子回旋加速器等，均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在此时期领导国防任务中子管的研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1—1986领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设计，预研和建造。

1990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谢家麟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领导者和总设计师，在获奖人员中排名第一。1995年，获胡刚复实验物理奖，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年逾古稀的谢家麟并未停下科研的脚步。近20年来，他又研制成功多种尖端技术的“混血儿”自由电子激光，使用创新的“前馈控制”方法提高了直线加速器的性能，在80岁高龄后还研制成功一种实用新型电子直线加速器，通过简化电子直线加速器的结构，既提高了性能，又降低了造价。

通过在加速器领域的研究和建造，谢家麟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为中国实验核物理，加速器物理及技术和电真空工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发表过研究论文数十篇，并与赵永翔合著《速调管群聚理论》一书、主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一书、与杜祥琬合编《1997自由电子激光国际会议论文集》、另著有《加速器-创造发明的故事》一书。

吴良镛：毕生劳碌为民居

他主持过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多项重大工程和科研课题。他就是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

不遗余力参与实践

作为建筑和规划大师，吴良镛一直坚信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是致用之学，多年来在教学之外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参与建设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他积极参与天安门广场改建工作、唐山地震改建规划，参与了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

从1978年起，吴先生即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规划设计工作。其中，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使他达到了规划生涯的巅峰。

菊儿胡同，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这里的环境却是与诗意毫无关系的另一番景象。以胡同里的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高达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1988年，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面对这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他和学生们先后出了上百张施工图。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加之以前的研究积淀，“有机更新”的原则最终得以确立。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基本原则应该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不适宜者，进行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

由于理念到位，行动有力，菊儿胡同改造迅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并得到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

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吴先生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担忧城建陷入误区

2008年，吴良镛因为太过劳累，病倒在工地上。接下来的两年里，吴先生一直在医院里进行康复治疗，但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城市建设。吴先生认为，现在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比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等。有些城市有开发过度的倾向，为了尽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文化价值的行为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经常在各地看到一些建筑，特别是一些文化建筑，根本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我们在做孔子研究院的设计时，就先根据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时代把其定位为一座具备特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化建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对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包括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再运用西方和中国建筑技巧予以现代形象表达，从而创造出一种欢乐的圣地感。”吴良镛说。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在带给国人新鲜感的同时，却因未经消化而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这个问题也很让吴先生头痛。“并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我也不反对标新立异，恰恰这是文化艺术最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学生，也经常出国和国外的建筑师接触。这其中当然得学习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们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吴先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让建筑师、规划师“借题发挥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艺术的创造。艺术追求的高低、文野、功力等一经比较即可显现，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必须补上的课。”

创建人居环境科学

吴良镛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吴良镛认为，当今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人居环境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他举例说，过去我们以为建筑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现在我们城市建筑方面的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以通过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经济、艺术、政策、法规、教育，甚至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建筑，形成“广义建筑学”，在专业思想上得到解放，进一步着眼于“人居环境”的思考。

1989年，吴良镛把数十年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心得，写成了15万字的专著——《广义建筑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是他对建筑学进行广义的理性探讨和观念更新的研究成果。

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他负责起草了《北京宪章》，引导建筑师全方位地认识人居环境的方法论，而不是局限在狭隘的技术——美学范围内；植根于地方文化与社会、直至覆盖心理范畴的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将美术、手工艺以及工业设计与建筑师的工作结合起来„„

进入新世纪，他发表了著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较为全面、系统、综合地加以研究，集中体现了整体、统筹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