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精选6篇）

篇1：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法规名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

【颁布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

【发 文 号】 [2005]行立他字第4号

【颁布时间】 2005-12-12

【实施时间】 2005-12-12

【效力属性】 有效

【正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 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2005]210号《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5年12月12日

附：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与答复

一、湖北高院请示的问题

湖北高院认为，随着《信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人民法院立案机构在审判工作中遇到一项新的问题，即：当事人因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湖北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形成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因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的主体资格比较特殊，难于分辨其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非行政行为。(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诉性。(三)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实体审理时难度大。

第二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因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是：(一)《条例》是一部行政法规，已明确人民政府所属职能部门和部分人民政府行使信访管理的职权和分工。(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机构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专门从事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依照《条例》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为行政行为。信访机构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处理信访活动，与行政相对人——信访人之间发生行政法律关系。(三)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机构或者从事信访工作的机构或人员实施的行为是可诉行政行为。(四)《条例》中“不再受理”的规定不能视为最终处理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进行审查。

二、最高人民法院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认为，从《信访条例》赋予信访机构的性质、地位，信访与诉讼的关系，以及国家关于信访的政策考虑，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但是信访工作机构、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违反《信访条例》规定的权限、程序，作出新的实质性的行政处理决定，符合受案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评析意见

(一)信访工作机构的行政法律地位和处理信访事项行为的性质分析，信访工作机构不能成为适格的被告，其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理由是：

1．信访工作机构的法律地位。《条例》第五条将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关称为信访工作机构。“机构”与“机关”虽仅一字之差，性质却截然不同。信访工作机构是代表其所在的本级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处理信访事项的内设机构，不是独立的行政机关，其处理信访事项的活动后果应当归属于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访工作机构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即使是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具有可诉性，被告也不应当是信访工作机构，而是其所在的政府或者政府工作部门。比如对建设部信访机构的处理信访的行为不服，本质上应当是对建设部的行为不服。对国家信访局的处理信访行为不服，本质上是对国务院的行为不服。湖北高院的请示中将信访工作机构称为信访行政管理部门，显然是不当的。

2．信访工作机构的权限。根据《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信访工作机构履行的职责包括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这个职责定位表明：信访机构不直接替代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决定，也无权直接改变有关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而是运用《条例》赋予的权限，中转、协调、督导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理信访事项。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条例》并未规定对这些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3．信访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性质分析。《条例》是规定信访渠道的程序性法规，信访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属于程序性行为，不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因而不具有可诉性。这如同法院根据诉讼法、仲裁机构根据仲裁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根据复议程序进行的程序性操作，不允许当事人为此以诉讼方式起诉法院、仲裁机构和复议机关一样。《条例》虽为一项行政法规，但并非所有的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都是可诉的。例如国务院就行政公文的处理有个规定，显然是不可诉的。一个基本的法理念是，纠纷解决机构对纠纷所作的调解、仲裁、诉讼后形成的结论，当事人纵有不服，也不能以纠纷解决机构为诉争对象。

尽管如此，如果信访工作机构超越《条例》规定的职权，对信访事项作出新的处理决定，改变了原行政行为，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以信访工作机构超越《条例》规定的职权为由，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是否具有可诉性?一般而言不具有可诉性

理由是：

1．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和复核意见，其法律效力如何，由于《条例》未作规定，因此值得研判。从《条例》：的系统性解释看，这些“意见”一般不具有可诉性。理由是：其一，从字面解释看。通常所谓“意见”只是表明一种倾向和将要照此作出的行为，尚未产生拘束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尚未产生实际影响，因此人民法院不宜受理。其二，从行政决定的形式要件看。一般而言，这些“意见”形式上不表现为行政处理决定所要求的程序性、规范性，不能对抗原行政处理决定。这些“意见”需要经过法定的行政程序转换，上升为行政处理决定，才能撤销或者变更原来的行政行为。这和人民法院的再审立案通知书或者驳回申诉通知书，不能改变原生效裁判的效力，是一个道理。其三，必须引入“信访程序系属”的概念，正确认识信访途径与法定途径的关系问题。信访“受理”产生的系属关系，表明排除了其他方式的适用。信访程序与诉讼程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对信访程序中的行为，人民法院不宜介入，不宜进行司法审查。《条例》的精神也是尽量避免信访途径与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的交叉和重复，并在其第十四条和十五条得到充分体现。《条例》规定了信访三级终结机制：对处理意见不服的，只能根据条例规定走复查程序，不能转而寻求司法途径，不能请求法院对处理意见进行司法审查；对复查结论不服的，只能根据条例规定走复核程序，同样不能寻求司法救济。

《条例》已列入修改计划之中，修改稿应当进行立法上的漏洞补充，对这些“意见”的效力予以明确。但是，如果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没有严格依照《条例》规定的程序，其作出的“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影响信访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为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2．对不再受理决定，能不能进行司法审查的问题。复核程序是终结程序，信访人仍然不服复核意见，提出投诉请求的，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湖北高院审委会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对不再受理的决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受理。此处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无权自行确定终局行政行为，故人民法院有权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信访人对不再受理的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限期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理由是：(1)复核意见才是信访程序的终局意见，不再受理决定并非终局性行政决定。一个基本的法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实体正义的追求最终要让位于程序的安定。即使复核意见真的有错或者不公，信访人惟有忍耐，这如同对生效裁判，即令确有错误或者不公，如果再审途径走不通，当事人惟有忍耐一样。通过信访程序解决纠纷与通过法定程序解决纠纷的法理是一样的：通过正当程序作出的决定应当认为是公正的；程序不能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必须要有终结机制。(2)不再受理决定是一种纯程序性决定，不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如同法院裁定终结诉讼、终止执行一样，没有必要再给予救济途径。(3)如果允许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判决被告履行法定职责，责令被告再次受理信访事项，那么被告受理后，还是得走处理、复查、复核程序，再走一个循环。如果信访人再不服，再起诉，法院还得受理，还得判决被告受理信访事项，被告就得走第三个循环。这种无限循环处理信访事项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既无效率可言，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同时导致信访渠道与法定渠道出现交叉和反复。

3．有关行政机关根据处理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作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这些“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性质分析。此时，这些“意见”已经付诸实施，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转换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法律意义：从实体上看，新的行政处理决定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对信访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产生强制力，因而信访人具有诉的利益；程序上看，表明其已经脱离了信访渠道，进入法定渠道，因而可以寻求法定途径。例如，县公安机关根据市公安机关的复查意见或者省公安机关的复核意见，改变其原作出的治安管理处罚行为，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信访人对不服对县公安机关的新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果市公安机关根据其复查意见，直接作出改变县公安机关原处罚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信访人对市公安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但不是说根据这些“意见”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都可诉，信访事项的综合性、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必须依法审查。

当然，如果有权处理信访事项的行政机关没有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程序运作，其作出的这些“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信访机构不作为是否可诉的分析

信访机构不履行《条例》规定的登记、受理、协调、督办等法定职责，信访人起诉信访机构不作为的，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此种情形亦不应当受理。理由是：信访途径是行政机关启动内部监察监督程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方式，不是正常的、规范的、法定的纠纷解决程序，不是法治社会的主流途径。信访权的性质毕竟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民主性权利，终究不是不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行使的申请仲裁权、申请行政复议权或者诉权，不具有可以等同法定纠纷解决机构权力的效力和地位。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通过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纠纷、实现正义，应当成为现代人的理性选择。即使是倡导ADR的一些西方国家，也没有把信访途径作为一种ADR方式的。在社会作用中，信访途径与调解、仲裁、行政复议和诉讼等法定途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法定途径兴，则信访途径衰；法定途径不畅，则信访途径兴盛。显然，如果允许法院对信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则必然将信访途径转化为法定途径，改变了信访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我国香港的申诉专员所提建议是不受司法审查的。我国香港申诉专员对于所受理的案件，并无直接的处理、撤销或变更的权力，其所提出的建议之所以能够被普遍接受，在于建议的内容符合客观情况且合情合理。由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一个社会公认为能够主持公平与正义的机构，在双方非对抗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和主持调解，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则其建议易为各方接受。(参见亚洲监协第七次会议国外论文《香港申诉专员制度评介》，林莉红著。)我国香港的情况可以作为解决本案问题的参考。

(四)信访本身是否是一项权利，有无给予司法救济的必要

从《条例》第二条规定看，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取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可以看出，信访的表现形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形式”；信访的实质内容是“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信访的本质，对信访人而言是一种行为，对有关行政机关来说是一项“活动”。尽管现行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和建议权，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三大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的起诉、上诉和申诉等各项诉讼权利，但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信访是一项权利。从社会主体来讲，信访是有关主体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的方式，是实现法定权利的途径，负载着一定的政治民主权利或者诉讼权利，但其本身不是一项权利，没有独立的权利外观；从国家来讲，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根本目的是使得现有的各种纠错、救济机制(即信访渠道)更加畅通、有效地运转，不是要另起炉灶创设一套新的纠错、救济机制。社会主体要表达政治主张，通常要采取或信或访的形式；纠纷主体要确认权利、解决纷争，也要到法院通过或信或访的形式表达，但人们往往不把社会主体的起诉、上诉称为信访或者涉诉信访。如果信访本身就是一项法定权利，则由于其内容的高度涵盖性，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和建议权，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起诉、上诉和申诉等诉讼权利，就没有必要重复存在了。

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理念，既然信访不是一项法定权利，就没有给予单独司法救济的必要。从信访的内容看，大体可分为政治参与类、民主监督类和权利救济类。如果是政治类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人大、政协等既有的政治途径获得救济；如果是民主监督类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纪检、监察、检察等监督机关获得救济；如果是私权利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关解决纠纷。从保持司法的功能自治考虑，人民法院对政治参与类、民主监督类信访请求，应当保持克制、消极的态度，不宜过度介入。反之，将这类纠纷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如果无法有效、圆满解决，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使本来就脆弱的司法公信力雪上加霜。

(五)信访功能的理性定位：需要但不能依赖

信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通常被称为申诉专员制度、公共监察专员制度和请愿制度等。申诉专员制度起源于1806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申诉专员”一词源自瑞典，意思是“人民的保护者或代表”。南非共和国公共监察专员署根据宪法设立，对国民大会负责，公共监察专员有权对国家事务或任何级别政府公共管理中被指控或被怀疑的行为展开调查并提出报告，采取相应的补救行动，但对于法院判决的调查不属于公共监察专员的权力范围。澳大利亚的申诉专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受理公众对政府公共行政服务的投诉。香港的申诉专员制度成立于1989年，其目的是为一般香港市民提供和增加申诉、投诉的途径，申诉专员是代表人民的监察者，其职责是监察公营部门有没有行政失当。行政失当是由于法律、政策、资源甚至包括人性在内的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而在经济高速发展，行政权力日趋扩大的世界性趋势下，表现得愈益突出。香港的申诉专员制度是在普通法传统的救济方式无法对行政失当行为实施救济的情况下，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香港实际而建立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制度。美国虽然没有正式的申诉专员或请愿制度，但他们各级政府部门大都有专门人员或者兼职人员负责各类问题的意见、建议或投诉。巴尔的摩、芝加哥等一些城市还设立了“311”非紧急事件求助电话，除了水、电、煤、交通、道路、卫生等公共事业方面外，市民还可以通过这门电话向市长反映意见、提出建议、投诉控告等，几乎没有范围的限制。那么，在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分权制衡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还需要“信访”制度?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救济制度和监督制度，无论各国法治程度如何，信访有它存在的意义。我国香港申诉专员戴婉莹的解释理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我国香港的司法制度，法官担当裁判的角色，法庭不会就案情进行调查，投诉方需要证据和法律支持，而且诉讼费用高昂，程序繁杂。经验表明，很多针对政府部门的投诉交由法院以外的机构处理，将能获得更迅速和适当的解决。其次，有些事件透过政治渠道提出投诉，也不一定是缓解不满的最佳方法。在大多数社会里，人民代表通常都肩负多项公职。与群众联络并处理群众对政府的投诉，固然是人民代表的职责，但他们很少有充分资源，详细调查政府的决策过程。由于上述情况，便有需要另设一些独立的、简便的、高效率的申诉渠道，处理一般市民的申诉。(参见亚洲监协第七次会议国外论文“申诉专员制度与公民监察权”，香港申诉专员戴婉莹著。)事实上，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冲突解决的干干净净，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在主体制度之外产生一些社会冲突的“余量”：而信访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余量”而安排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信访和法治应该不矛盾，相对与司法救济和立法救济，信访承担的是一种拾遗补漏式的补充救济角色，即使法治很完善了，这种救济方式也可能有存在的必要。

由于信访行为通常对社会秩序造成一定的破坏性，中国历代专制王朝对百姓上访是持否定有时甚至打压态度的。在国家治理实践上，对民之疾怨、政之得失、官之臧否的了解，更多是通过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专职的谏官甚至微服私访等方式来完成的。早在尧舜时代就有所谓讽鼓谏钟的做法。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必须要有所褒抑，加强引导，不能等同发展。所谓“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要实现法治国家，必须设法消除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错误心理，坚决扭转一些群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博弈心态。信访途径只是解决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时的治标之策、权宜之计，终非治本之策、长久之计。中央关于，畅通信访渠道的政策要求，不能解读为排挤或者取代法定途径。《条例》将信访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治理，并不表明信访途径变成了法定途径。相反，旧《条例》的16条、新《条例》的第14条，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主张和支持法定途径解决纠纷的态度和立场。因此《条例》明确将仲裁、行政复议和诉讼列为法定途径，将信访途径排除在外。***同志曾指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一些群众不知道、不善于或者不愿意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习惯于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遇到困难就上访，把上访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途径。由此造成大量矛盾纠纷在法定途径之外寻求解决的不正常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法制的权威和尊严。因此，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善于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调解等多种途径解决问题。”如果允许信访人起诉信访部门不作为，将信访职责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必然导致信访途径最终变成了正常的、法定的途径，改变了信访途径的性质，混淆了非法定途径与法定途径的关系。在信访无须缴纳诉讼费的约束，无繁琐的程式，办结期限比审限更短，执行起来更有保障，且有较之法院的二审终审更高级别的三级终结制的审级优势下，信访或会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主流途径，因而最终是人治兴、法治衰，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之潮流。但在信访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无论信访官员权力有多大，人员有多少，无论有多么高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也只能解决巨量的信访中的极少数问题。所以，信访永远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依赖信访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

意见综述如下：

1．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信访机构不履行《条例》规定的登记、受理、协调、督办等法定职责，信访人起诉信访机构不作为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信访工作机构超越《信访条例》规定的职权，对信访事项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变更或者撤销了原行政行为，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2．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有关行政机关根据处理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做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这些“意见”实质上表现为新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篇2：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执法为民”的观念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按照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第二阶段工作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狠抓了涉法涉诉上访案件的复查和处理工作。上半年共办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件，其中涉及公安机关的*件，即××*、××*信访案，涉及法院的*件，即××*信访案，没有中央、省交办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另外，顺利办结去年遗留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4起，即××*案和××*涉法涉诉信访案。

一、注重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诉求

政法各部门把集中处理涉法涉诉上访工作与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先进性教育活动推动集中处理工作向纵深发展。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结合《信访条例》的贯彻实施，在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宣传《信访条例》，深入开展了对上访群众的法制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引导上访群众理性合法地通过正当渠道处理自己的诉求。在做好重点上访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信访案中，县委政法委执法监督部门和县法院立案庭多次做好周本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其依法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对被执行人××*晓之以利，使周的安置补助费顺利执行到位。

二、注重排查梳理，建立预警制度。

县直政法单位负责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部门在做好接访工作、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同时，建立了由县联席会议、县委政法委统一牵头、政法各单位具体负责的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组织机制。县委政法委先后2次组织县直政法各单位开展了全面深入的摸底排查工作，采取清理信访台帐、走访乡镇和有关单位的方式，将清理出来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逐个建立个案台帐，实行动态管理。各单位加强与县委、政府以及各乡镇的联络，实行信访工作重心下移、重点前移，掌握上访动态，建立预警制度，做到有的放矢。通过超前预测民意、畅听民言、分担民忧，使群众话有处说，理有处讲，冤有处申，下情上达。特别是在重大节日、两会期间，增强信访工作的主动性，把握信访工作的规律性，坚持依法信访、负责到底的原则，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入手，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努力克服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棘手，就认真处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办，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把焦点化解在萌芽，把矛盾解决在一线，把问题处理在基层，把法律政策落实到上访人员的心坎里。

三、注重齐抓共管，包干稳控上访

针对涉法涉诉上访人员多在重要敏感时期上访这一情况，县联席会议和县委政法委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充分调动各涉案单位和上访所在乡镇(单位)及其亲属共同参与涉法涉诉上访的处理工作，严格实行“五个一”的包案处理制度。对每一起案件，县直政法各单位均明确了一名副职领导专抓，一个部门专管，其他部门协助的齐抓共管、责任包干的工作局面。如处理××*信访案件中，县委政法委分管副书记××*多次听取县公安局处理情况汇报，督促公安部门依法处理，同时多次带领有关人员到上访人所在地听取意见，做好协调和劝访工作。县公安局、县安监局、黄兴镇政府等有关单位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分别做好依法处理、质量鉴定、包干稳控等工作，最终使该案顺利办结，当事人息访息诉。

四、注重实事求是，坚持依法处理

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中，县直政法各单位本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依法处理、逐案消化的原则，按照“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正确的维持，缠访缠诉的予以依法打击处理”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把握法律、法规和政策界限，严格落实依法维护上访者权益的要求，认真做好案件处理工作。为确保涉法涉诉上访案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和政策落实到位，县委政法委每季对县直政法各单位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情况开展一次督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如处理××*案中，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门的班子，集中处理，坚持有错就纠，对原治安案件予以撤销，对3名被羁押的涉案人予以国家赔偿，对涉案的原林业系统公职人员和龙家滩村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使历时五年之久的信访案件圆满解决，得到了省、市联席会议的充分肯定。7月5日，省联系会议下发第*期简报，对我县顺利办结该案予以通报。同时对××*等通过依法处理仍缠访缠诉，我们也拟按中政委有关规定向省市报结。

五、注重正面接触，真情平息上访

县直政法各单位坚持实施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零距离”接待制度。所谓“零距离”就是接访干部和上访群众直接正面接触，有话说在当面，有诉求答复在当时，有问题解决在当场，与上访人员交心、交谈、交底，赢得上访人信任，取得上访人理解，博得上访人支持。如建立信访接待室(庭)，明确专门的负责机构和负责人，制定一整套信访处理工作程序等。县法院、检察均建立了“院长接待日”制度，县公安局开展了“大接访”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做到尽人皆知。在“接待日”和“大接访”活动中，明确一名领导值班，要求值班人员要做到以“五心”对待来访群众，即热心、耐心、细心、关心、诚心，同时要求作为首办责任人，依法受理，负责到底。对于涉法上访案件，做到一案一档(或一人一档)，定期回访，消解矛盾，维护稳定。对问题已解决、群众反馈意见表示满意的进行归档。对于虽然问题得以解决，但群众仍不满意的，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直至群众满意才能归档。如县公安局通过大接访共接访50起，其中局长接访15起，已办结36起，停访息诉16起。对未办结的案件，由信访办公室、纪检监察室和相关所队对信访问题的落实解决情况进行跟踪回访调查，直至问题彻底解决。

六、后段工作要求和建议

一是结合“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针对执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改，把问题解决在初信初访阶段。进一步加强对政法干警执法为民的思想教育，加强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司法责任制，加强对执法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

篇3：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一、人民法院信访与公安信访法治化的制度背景相同

公安信访工作与人民法院的涉诉信访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工作性质十分相似。在老百姓眼中, 政党、政府、司法机关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为人民做主的“衙门”。195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 各级人民法院相继成立了人民接待室, 主要处理催办案件和非诉讼来信来访工作, 和公安机关内设的信访部门一样, 法院涉诉信访工作的程序和方法也带有鲜明的行政色彩。1986年, 人民法院才第一次将涉诉信访认定为“审判工作的一部分, 法院的信访人员是审判人员”。直至1996年,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将信访处划归立案庭, 该举措无疑将其与公安机关的信访工作划清了界限。2000年法院机构改革中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设置也“只是把信访部门纳入到申诉和再审的轨道上来”。

二、人民法院信访与公安信访法治化的制度困境相似

从受案范围上看, 两个部门对其受理的信访案件的范围十分不明晰。虽然, 《公安信访工作规定》 (公安部令[2005]第79号) 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二条对于公安机关受理范围作出了概括性规定。可是仅仅参阅以上法规根本无法清晰指明, 到底信访案件是否属于“本级公安机关管辖的信访事项”。与公安信访工作的现状类似, 法院受理的涉诉信访事项范围目前也停留在各级法院内部组织工作范围的地位, 也没有上升到法治化的高度上来。法院信访部门 (信访室) 仍停留在接收信件、接待来访等初步形式上。受案范围界定的不清晰状态着实让公安机关的信访工作人员十分为难, 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 在公安系统内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从制度的成因分析和历史沿革角度考量, 公安信访和人民法院涉诉信访的受案范围不明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的信访工作机构都是设置在各行政机关 (或司法机关) 机构内部的, 各个信访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可随着社会状况多变, 信访案件的性质越来越复杂, 信访工作人员不仅要面对信访人对其信访案件应属哪个机构管辖不明的情况;还会经常处理信访案件涉及多机关、多部门的情况。现实地说, 无论法律法规将受案范围列举如何详尽, 对具体信访工作人员也只能作为一种指导, 各机关信访案件受理范围的模糊地带仍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从制度的同情式理解的角度, 在《信访条例》指导下不限定信访的受案范围, 不仅能方便信访人提出自己民愿诉求, 更能够防止由于受案范围不明晰导致的相互推诿问题。

三、人民法院信访与公安信访法治化需求同等急切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增, 我国法院涉诉信访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态势。2003年左右, 中国的涉诉信访量已达到顶峰。据统计, 2003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涉诉信访案件为397万件, 2004年更是高达422万件。各地法院和公安机关对此态势高度重视, 纷纷组织调研, 大力改革并制度创新, 以期寻找解决涉诉信访的有效方法, 从而遏制日趋增长的社会压力。2005年, 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分别设置地方试点, 有效疏通申诉上访渠道等方式, 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

四、人民法院信访法治化对公安信访的经验借鉴

(一) 建立信访案件终结制度

针对长久困扰法院的缠访、无理访的涉诉信访问题, 各级法院一直在寻求彻底有效的解决办法。2005年, 中央政法委在总结各地方的实践经验后, 出台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从总体来看, 各省市的做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四川省为主要试点地区的政法委主导型案件终结办法。另一种是以北京为主要试点地区的法院自主型的案件终结办法。该方法是目前国内多数省份实施的做法, 具体做法是, 拟终结的案件经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审查终结后, 当事人如再来信来访法院不再交办, 无须经省政法委备案。从实践效果看此方式仍会导致信访案件终而不结, 其发展态势并不乐观。

(二) 健全诚信约期接谈制度

2011年4月, 最高院颁布的《关于涉诉信访案件约期接谈的规定》, 第一次将“约期接谈”这一法院信访制度的努力规范化。该制度设定的主要目的是使当事人对结案时间有明确的预期, 以减少重复访、越级访数量, 提高接谈效率, 节约司法成本,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从操作层面讲促进人民法院高效办案。

(三) 建立涉诉信访预警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案件信访评估预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 “在立案、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对案件进行信访风险评估。上一环节、前一程序对案件存在的信访风险, 应认真评估, 及时采取化解措施, 并向下一环节、后一程序作出提示。”创制该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健全涉诉信访预警机制, 对案件中可能产生的信访苗头, 做到尽早发现、抓紧研判、提早预防, 力争使问题化解在萌芽阶段。

(四) 健全涉诉信访通报制度

2009年最高院颁布《关于加强涉诉信访案件有关事项通报的规定》明确规定了, 最高人民法院每季度应向全国通报一次全国各级法院涉诉信访的现状, 以便及时分析形势并预测趋势。以期达到沟通信息、督促警示的目的, 从而进一步强化涉诉信访办案人员的信访责任意识, 达到源头治理的目的。

摘要：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的信访法治化进程存在着共同的制度背景, 面临着相似的制度困境;具备同等急切的法治化需求。同样作为公民的诉求渠道, 人民法院信访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在信访终结制度、信访诚信约期接谈制度、信访预警机制、信访通报制度的创新经验必然会对公安信访工作带来裨益。

关键词：人民法院信访,公安信访,法治化,经验

参考文献

[1]孙泊生, 纪敏主编.《告诉申诉审判实务》,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篇4：耀邦同志与人民信访

耀邦同志是从1979年1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有人作过统计，他在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六年多时间里，共阅批人民群众来信两千多封。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6年多有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也就是胡耀邦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平均每天都要阅批一封人民群众来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拨乱反正、领导全国人民走向新里程的起点。自那时起至1985年6年多时间里，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正确决策，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这一侧面，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决策来自群众，来自实际，是我们党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智慧的结果。

1984年10月，耀邦同志的案头放着20多封河南省农民要求帮助买汽车、办交通的来信。这些来信反映了农民们对勤劳致富的道路越来越广的喜悦，也反映了他们在交通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透过这些来信，可以看到中国形势变革时期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遏制的趋势。

耀邦读罢这些来信，不但就如何解决农民办交通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意见，而且深刻地指明了经济改革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写道：“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些基层干部和国营企业人员利用物资短缺情况搞囤积垄断，用高价敲诈勒索群众，一个是一批国营企业人员自己不会经营，利用国营招牌，排斥和打击个体企业。这两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有关部门都要抓一抓。”他还说：“我们有些同志要注意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说话，要注意倾听非国家企业非国营人员的呼声。”

不久，中央正式下达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农民办交通的若干政策规定，农民办交通在各地兴盛起来。

1984年初，《中国日报》社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他长期申请入党，但因社会上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偏见而无人过问。耀邦读完此信遂在信的空白处写道：“请中组部组织局向有关单位询问。入党问题你局要考查点典型，加以指导。”

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央组织部数次派出工作组调查了解培养和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1984年秋，全国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组部在会上向各地推荐了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五位党委负责同志。从此，发展优秀知识分子入党逐渐摆上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一批又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跨进党的大门。

1983年5月，一封来自天津的群众来信向党中央反映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所自“文革”以来，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科研人员无事可做，设备损坏无人过问。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仍然把持领导权，连单位的牌子都还是“革委会”……来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个所的混乱局面。

看着这封来信和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耀邦同志奋笔疾书：“这个例子真是触目惊心，是否天津还有这样的单位？是否其他省、市、区还有这样的单位？我们拨乱反正几年，究竟下情如何？我们中央委员和一切高级干部是否都深思一下呢？中央常委总说过上百遍了：第一，要了解下情，做到心中有数；第二，要放手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有干劲、有闯劲的人上台。我看这两条是许多问题解决不好和今后怎么办的关键两条。”

1983年12月，北京实验京剧团一位女编剧致信胡耀邦同志，反映我国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老人的困境。来信说，孙老这位受到广大青少年喜爱的“故事爷爷”，虽已退休，仍然从事关心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但由于工资偏低，住房条件又比较差，给老人造成了许多不便与苦恼……

这封信当天送到耀邦同志办公室，第二天，写有长长一段批语的信又退到了中央信访部门。上面写道：“全国只有这么一个为广大少年所喜爱的人，完全可以特殊照顾一下”。“此老境遇也说明，我们的同志很不了解情况。”惜才之心，爱民之情，溢透纸背。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孙敬修老人生活上的困难一一得到解决。1985年元旦，老人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居。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感慨地说：“旧社会我是一个穷教书匠，无地位、无欢乐。今天，胡耀邦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过问我生活上的一点困难，令我敬佩。我相信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定会成功，因为她真正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在湖南省溆浦县的群众中，流传着在耀邦同志的关心下，金佑生丢失三年的孩子又重新找到的故事。

1981年12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金佑生四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玩耍时突然失踪了。全家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上、电台上刊登、广播寻人启示，除在本省的市县寻找外，还跑到山东、河南、湖北、福建、河北、江苏、贵州、北京等省、市的200多个县找，时间用去600多天，行程达3万多公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讯。

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助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耀邦同志的随行人员。没想到，五天之后，金佑生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询问他丢失的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完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扑簌簌往下掉。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武华终于找到了！这一喜人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耀邦同志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1984年，上海几位落实政策的对象致信党中央，反映他们在“文革”中遗留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有人来北京上访三个星期，走了八个单位，竟无一处受理，不得不失望而归。

耀邦阅读完他们的来信，写下了这样的批语：“6年以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收到群众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可能不下千件，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报。为什么推一下，动一下，不推就不动？这几个人的问题，我主张由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脱。”

陕西省西安市有个叫吴金狮的油漆工，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油漆花纹新工艺”和“无笔画”，受到专家们的重视。可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遇到了不少困难，有关方面虽然过问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1984年底，他投书耀邦同志诉说苦衷。耀邦同志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切事情都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这样就能获得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我们的一些同志办具体事，往往不问是非曲直，而是机械地根据某项规定，或去听从某几个不正确的意见而拖着顶着不办，实在不好。”

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耀邦同志写信，反映其在锦州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革”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释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实在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

这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耀邦同志的注意。他要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锦州看一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领导了解了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他痛哭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

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回到北京，向耀邦同志报告了对韩仲元的安排情况，耀邦同志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中，他又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50多件事，100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6千件事。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

秉公办事，敢于负责，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是耀邦同志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

胡耀邦同志对人民群众来信，一次又一次击中要害的分析，一回又一回的深刻教育，使很多部门和很多干部的作风变得踏实起来，关心群众疾苦的风气变得浓厚起来。

篇5：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鄂高法（2005）210号《关于不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访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受理信访事项的行政管理机关以及镇（乡）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或者不再受理决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人民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监督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根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日期：期：2005年12月12日(中央法规)

篇6：法院信访书

您好，冒昧的打扰您，我是在新闻上了解到您是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是业界公认的学者型院长，而关于法院判决书公正与否也只有您这样的领导，才能给我们公民公平公正的答案。我是一名之前在惠阳人民法院因金融纠纷一案作为被告的公民，麻烦您百忙之中能抽几分钟时间看一下我的案件，看看惠阳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是否以事实为根据，公平公正。在此之前，我曾咨询过多位律师与12348公众法律援助，如实告知对方案情与判决结果，都说我这案子原告代理律师费根本不应该产生更不应该由我来承担…曾给信访局.12345.政法委.监察室打过电话，都说管不了，都扔下一句话，如果不服判决有证据可以上诉，证据，我最有利的证据（原告也无异议）在一审上也得不到公正判决，那我没新证据的情况下上诉会如何？！那公民永远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还能相信政府吗？

我先简单描述事情的发生与结果（具体证据全在副本资料里）我在惠阳淡水工行按揭一套房子，月供期间不慎有过几期逾期，在知道逾期后，2015年2月1日已结清了逾期的全部本息及罚息，至今未出现过逾期，而2015年9月23日惠阳工行一起诉状把我起诉了，惠阳工行为了起诉我，隐瞒事实真相，编造谎言，在起诉书上编造:被告至2015年6月30日止已累计16期未还款…上述逾期货款，原告催收未果…实际上作为被告的我在2015年2月1日已经把逾期的贷

款已经结清，已经履行了《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还款义务，原告催收已有果（庭审上原告也无异议）那原告再找代理律师起诉我追讨什么？而一审判决却是，本案纠纷是被告违约引起，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承担本案诉讼发生的费用。被告支付原告因追索该借款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人民币5000元。

我有事实依据，审判官却不以事实为根据，自己想怎么判就怎么判，类似案件不同法官不同判决，作为中国公民，我只想讨回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