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

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精选6篇）

篇1：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

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

注册会计师行业未来五年奋斗目标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独立审计各项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在独立审计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有一个倾向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那就是对本土文化对审计制度建设影响重要性的研究和消化则相对来说远为不足。?

我国审计制度建设不仅要重视外国制度和经验的借鉴与消化吸收，更要重视中国历史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集体价值、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性和意识形态等本土文化对它的“惯性”影响与路径依赖。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ICAS)最近一份专门针对波兰、捷克两个新欧盟成员国的研究报告就认为，地区文化压力威胁审计师独立性，当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对于审计师独立性的影响远远超过相关规范制度的作用。尽管制定了确保监管实施的惩戒制度，但由于不成熟的法律制度以及当地会计传统的作用，这些监管制度得不到落实，从而也严重影响了审计师的独立性。?

其实，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规则是否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看其实施机制是否健全。?

首先，本土文化影响审计环境。传统文化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等，进而对审计环境构成直接的影响。如中国集体主义感极强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政府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过度干预，如多头重复检查。?

其次，本土文化影响执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精神和职业行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职业判断和日常执业行为等都是在本国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长期累积而形成的，本土文化对注册会计师长期的熏陶和浸染的力量不可小觑。如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喜欢钻现有规则的漏洞、希望规则仅仅约束别人而自己则例外、规则有利时遵守而不利时则不愿执行等机会主义行为就是明证。?

另外，本土文化影响监管者的监管制度设计和监管行为。目前我国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主要采用集中检查、“一阵风”的手段和方式，检查前先向所涉及单位发一个通知，这在事实上给事务所提供了造假的时间和机会；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公告常常用某地“某会计师事务所”和“某公司”如何如何造假却不肯点名公告等，都是中国特色文化在审计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中国社会没有民主理财、信息公开的传统，无处不在的重“义”轻“利”、“和为贵”、凡事喜欢讲“和解”、关系主义满天飞等导致对会计审计信息的有效需求不足，对虚假陈述不愿诉诸法律、不愿强出头凡事“较真”，这给法院不告不理的证券市场造假者以极大的侥幸心里，误导在财务造假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有鉴于此，建议我国应该加大本土文化对审计制度建设的研究，采取以下对应措施以便使借鉴来的正式制度能更好地与本土文化相溶，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对审计活动的规范、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第一对本土文化中积极的、具有较为广泛的共同价值的.部分上升为正式制度。我国在价值层面、思想层面不比西方文明差，甚至历史还有超越的时候，但是我们在把价值层面的东西转化为法律、制度层面却远不如西方国家。因此，我们不能专门盯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最发达的经验却未必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还应研究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曾经深受中国儒家学说传统影响的国家是如何学习和消化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学以致用的。?

第二是加大对本土文化中相对落后的、糟粕性的文化垃圾的正确引导力度，使之早日被淘汰。比如我们文化中的凡事讲关系、讲和解就不是个好现象，我们必须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利用合法的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

第三是加大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力度，尤其是社会公众和社会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以形成强大的公民社会监督网络，使财务造假和审计舞弊无处藏身，惟有谨小慎微地执业才能赢得公众信任的舆论氛围。?

第四是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违约成本。看制度机制的有效与否，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其违约成本的高低。我国当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很低，在“假如让我赚足一百万宁愿坐上十年牢”等不良社会风气下，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现状无疑无法遏制财务造假和审计舞弊流弊的蔓廷，只有加大民事赔偿诉讼的力度，让敢于造假的注册会计师赔得倾家荡产，他们才不敢如此大胆狂为。?

第五，是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准入门槛。一个职业的准入门槛越高，资产专用性越强，就越容易形成双边垄断，其舞弊和疏忽大意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其如果失业将很难再找到一个相似的工作，或者即使找到其报酬也会大大下降。而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准入门槛并不高，事务所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也不强，一个注册会计师只要没被取消执业资格，即使过失或舞弊行为被发现，转个所重新执业或加盟某个著名企业，仍然可以获高薪，这无疑不利于审计制度规范作用的正常发挥。

篇2：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

国内企业想做好专业化学术营销，必须走出5个误区，做好4个升级。

五个误区是：

1、 学术推广不能带动销售;

2、 专业化学术营销不如直接搞关系来的快;

3、 搞学术就是要开学术会议;

4、 仿制药无法搞学术;

5、 中药无法搞学术;

四个升级是：

1、 理念升级;

2、 内涵升级;

3、 形式升级;

4、 素质升级;

走出第一个误区：学术推广不能带动销售

这是医药代表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很多销售总监的根深蒂固的看法。那么外企为何一直在做专业化的学术营销呢?就是要给医生一个强有力的处方理由，是要让医生从内心深处认可产品，认可产品的差异化优势、认可产品带给患者的利益。

当各个企业的代表都在搞关系时，医生处方的选择标准就是产品本身的差异性;一个大医院的医生，经历了5-(本科-博士)专业学习，处方时首先想到的是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没有任何医生会因为关系而处方有风险的、不可靠的药品，那样会对他自己的职业有不利影响;医生发表文章，在学术上有所发展，也需要讲学术的企业支持。

学术推广对销售的积极作用包括三个方面：

效率高：国家级的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对某产品的认可和传播，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年轻医生，改变他们的处方习惯。

更持久：学术推广能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降低销售难度：专业化营销模式使代表更容易获得信任和尊重，大大降低了公关的难度。

认为学术推广不能带动销售的本质原因是其价值不能一对一的直观评价。决策者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走出学术无用论的误区。

走出第二个误区：专业化学术营销不如直接搞关系来的快

“还不如把投入市场的钱让我直接送出去呢”这是销售部的普遍认识。这种认识的本质原因是销售所处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销售只对当前的指标负责，只要完成本月、本季度或本年度的指标就能拿奖金，不考虑以后的事情，也不考虑全局的事情，

但是企业家、营销副总不但要为今天负责、还要为明天后天负责，要考虑这个产品如何做成大品牌，如何与后续产品进行无缝嫁接，如何延长其生命周期，如何以后转为OTC品种，如何在没有推广时也能维持大量的自然销售……

直接搞关系营销，有推广、有销量;推广停、销售降。专业化的学术营销则不同，市场成熟后没有推广也会自然销售。

关心公司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企业家、股东和高管团队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

走出第三个误区：搞学术就是要开学术会议

许多进行专业化学术推广尝试的国内企业，对这种营销模式缺乏深刻的认识，简单的认为开几场科室会、参加个全国会就是搞学术。没有想清楚开会只是形式之一，也没有想清楚开会讲什么，怎么讲，谁来讲，要传递的关键信息(key message)是什么，这些关键信息的支持证据是什么，医生习惯接受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带给医生的利益是什么，除了开会还可以做什么……

这些“为什么”想不清楚，自然也说不明白，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结果是改进不完善，改革不彻底，对专业化推广丧失信心。企业高管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

走出第四个误区：仿制药无法搞学术

这可能是国内企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么仿制药能不能搞学术呢?能!

笔者为拜耳的“尼莫同”做了营销策略的规划，“尼莫同”是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经典用药，但当时“尼莫同”已经在中国上市，进入了衰退期，市场份额已经被依靠关系营销不断成长的国内仿制品超越。拜耳中国意欲放弃该产品但德国总部不同意。笔者在对研究进展充分挖掘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资源整合，提出了进军血管性痴呆市场的成长策略，学术推广非常顺利，销售业绩逐年攀升，从20的5000万增长到的1.2亿(具体见笔者的《做最高境界的处方药营销》-发表于《销售与市场》第5期营销版)。“尼莫同”重新夺回第一品牌的桂冠。

如果当时我不是为“尼莫同”、而是为国内仿制品来做这个营销策略规划，结果将怎样呢?仿制品同样将成为第一品牌。因为对于同一类产品，策略的成功与否和它是进口药还是仿制药无关，谁先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该概念的代表并获得了先发优势。

仿制品也可以做学术，企业高管一定要承认这个事实。

走出第五个误区：中药无法搞学术

很多人认为中药的机理因为不能用西医理论解释所以无法搞学术，这是国内医药营销人士的另一个误区。

近来国际西医学界最认可的学术理念是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也就是不看原理、不看推理、就看结果。只要是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双盲试验证实有效的，就是真有效。医学是实践科学，研究的方法在结果和推理两者之间更看重结果。

所以，中药完全可以根据循证医学的原则做专业化推广。

篇3：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

中国本土服装设计从上世纪70年代（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本土服装设计开始）起步，走到今天已经有4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最开始的模仿阶段逐渐走上了具有本土文化意识的自主创新之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本土独立服装师品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例外”（由设计师马可于1993年在广州创立）。近几年，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虽然这些独立设计师品牌的风格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是他们大都个性鲜明，具有本土文化气质，与传统西方时尚服装品牌（指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知名度辨识度较高的，曾经被国内服装市场模仿的西方时装品牌，如路易威登、范思哲、华伦天奴、迪奥、香奈儿等）的设计风格有较大差异。如东华大学，荆馨在其硕士毕业论文《本土服装设计师品牌视觉风格研究》中写到的：“本土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是指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设计师个人出资、或者与投资者共同出资创建、设计师个人对品牌的视觉风格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服装品牌”，设计师对于独立品牌的视觉风格具有主导作用，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往往带有明显的设计师个人对于文化的解读和表达方式。正如批评家、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所说的：服装师时尚的物质基础，然而时尚本身却是一个文化性质上的意义体系。本论文主要从受传统文化文脉影响的混沌之美和简素精神两个方面分析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的文化内涵与设计风格。

混沌之美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又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无极”、“一”即“混沌”，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的前身是“混沌”，混沌状态蕴含着万事万物，孕育着无限可能。“例外”、“素然”和“JNBY”的品牌整体风格即带有这种哲学色彩的审美：造型方面，服装整体呈现包覆式非构筑式样，结构上采用宽松离体的平面直线造型，用标准化的尺寸单元使服装适合不同身材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者，同一件衣服20岁可以穿，30岁也可以穿，40岁也可以穿；女性可以穿，男性也可以穿；上班可以穿，家居也可以穿。这种服装设计理念如同器皿的多功能设计，其机能性在于模糊性与包容性，延伸着传统文脉中“混沌”的哲学理念，即以一种包容的、多变的态度来设计服装。

混沌理念不仅拓宽了服装尺寸和造型的包容性，同时也模糊了一般概念中的服装结构和服装使用范围。在一般服装结构中，衣片的裁剪分为前身、后身、袖子、领子、门襟、口袋等，不管是上衣、裤子、裙子还是内衣、外套，每种服装的结构都呈现功能划分明确，左右基本对称的特点。混沌理念则模糊了这种结构上的分离模式，在“例外”、“素然”和“JNBY”这些品牌中，常常见到前身与后身连裁（没有侧缝线，或者侧缝线分割不彻底，或者部分结构采取重叠扭转的手法形成错综复杂的造型），领子与衣片连裁，袖子与衣身连裁，口袋与衣片连裁，又或者衣片的延伸成为围巾；裤子则左右片分界不清，前后裤片连裁，裤子与裙子形态模糊，领口与下摆错穿互置的服装款式造型。例如“素然”品牌设计师王一扬的作品，常常出现服装正面如同未经裁剪的一块布，而服装背后则因面料自然下垂呈现出层叠的褶皱效果，完全模糊了传统服装结构中的前后左右概念。设计师马可在其独立设计师品牌“例外”中的作品，则经常采用整件衣服看上去结构并不十分明确的造型，上衣与下装界限的模糊，左右衣片的裁剪呈现非对称式，或者扭转穿插的手法，多层门襟则模糊了服装的内外，而这种模糊恰巧带来了视觉上混沌与神秘感。从“JNBY”2011年秋冬款，也能看出服装造型宽松错落造型的模糊处理，并且这些舒适柔软又造型别致的服装既可以作为居家休闲服装穿着又可以作为个性的通勤装穿着，连服装的使用范围都受到了混沌理念的影响。而王一扬为“素然”设计的另外一个系列的服装，使日常服装变得更加随意和松散，宽松的大A字廓形，精致的细节处理，富有设计感的色彩搭配，这些设计使得服装有了更多随性可变的态度，模糊了日常装还是休闲装的服装形式诠释着服装设计师对于服装的包容性和多变性的理解，表达了设计师对“混沌”美学，对于东方哲学的的独特理解。

简素精神

中国传统造物精神的集大成者——墨家学派认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这句话在现代设计中可以理解为设计要有合适的度，应该减少过分的贪欲和无节制的设计。传统设计文化中的节用理念在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中延伸成了“简素”的审美倾向，推崇天然质朴的设计。正如“例外”设计师马可认为的：“设计不应该以刺激消费为目的，而是应该用恰如其分的服装设计来表达丰富的内心实际和对生活最细腻的感受。”受简素精神的影响，“例外”、“素然”和“JNBY”都呈现出色彩上的清新淡雅，面料上推崇自然舒适，结构上简洁明快，装饰上简约素净的整体设计风格。

受传统简素精神影响的影响，以“例外”、“素然”和“JNBY”为代表的本土独立设计师品牌在色彩配置上崇尚清新淡雅，倾向于单一色相或者相近色相的色彩配置方案，比较尊重材质本身的色彩或者使用一片色面料（减少使用满地花纹），营造宁静质朴的色彩感觉。例如品牌“例外”2014年的时装宣传海报，在整个白色背景的映衬下，恬淡宁静的天然材质的面料肌理显得精致而充满灵性。同样，独立品牌“JNBY”2014秋冬发布会服装，淡青色、烟灰色、本白色共同构成了整个秀场简洁朴素的色彩基调，在或青或白或蓝或褐的单一色彩体系下，不经人工修饰的简素设计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营造出品牌洒脱恬淡飘逸的整体气质。

除了色彩方面，独立设计师品牌在服装结构设计上也表现出 “简素”的整体印象。与西方服装结构设计追求立体造型不同，带有简素审美精神的服装其结构并不追求塑造人体结构，而相反的是尽量减少功能性省道线的使用和对人体立体造型的塑造。尽量减少服装表面的装饰线、明线，多采用暗线缝合，从而减少人工痕迹。服装结构上更倾向于借助材料本身的特性适应人体的运动，而不是通过辅助材料及特殊手段使服装呈现某种固定的形状，正是这种随和开放的结构给穿着者带来舒适自然的穿着感受——服装形态不再被固定成特定的造型，而是对着穿着者的形体和身体的运动处在不变化中。例如“JNBY”2011年秋冬发布会作品，服装呈现结构简洁概括、工艺洗练、廓形自由多变的感觉，在清新淡雅空灵飘逸的整体氛围中，简素精神被表现的淋漓尽致。简素精神塑造了本土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简洁素雅的审美取向，映射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无即是有”的东方传统哲学理念。受简素精神影响，服装细节处理也多采用与服装面料材质相同或气质相近的材质进行装饰，工艺处理尽量表现材质本身的感觉，棉质服装商细节装饰仍采用麻棉质地，通过包裹木珠、棉花形成自然形态的突起形状，或者直接采用绗缝线装饰增加肌理感。在独立品牌“例外”的配饰设计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这些首饰设计作品中，纯银材质被塑造成了模仿枯萎了的莲蓬形态，纹理细腻精致，保留了纯银材质温和的质地和光泽，营造出尚“简”尚“素”却不粗陋的审美情趣，看似简单的材质，实则色光明暗肌理变化细腻丰富，于静默中流淌出温润自然的心理触感。平平常常的材质与以巧取胜的精致工艺打造精、灵、透、妙的韵味，表现出设计师对于传统文脉中“简素”审美的理解和个性阐释。

结论

虽然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发展历史中经历过不断的被质疑被推翻，但是不能否认传统文化文脉依然留存在当代中国人潜在的审美意识之中。本土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正在自觉延续传统文化内涵，将中国本土文化内涵与世界潮流形式语言融合在一起。本土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呈现出来的混沌之美、简素精神都是传统文化文脉与当代时尚潮流结合的产物，透射出本土独立设计师对于传统文脉的理解，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新生代消费力量的心理状态和审美倾向。这些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独立服装设计师品牌受到新生代消费市场的最捧，也反映出中国新生代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服装的文化内涵，注重服装产品的精神价值。新生代消费者希望通过衣着来实现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正如拉斯·史文德森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外观来表达我们是什么人。”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篇4：学术推广：本土药企的误区与突破

当“关系营销”遭遇政策的围剿而变得举步维艰时，国内的医药企业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学术推广营销模式，但是习惯了“埋地雷”、“端炮楼”的“游击队员们”还不习惯于大兵团协同作战和精细化的战事管理，使得大部分企业的学术推广尝试走了样，失了效。

国内企业要想做好学术推广，必须走出5个误区。

误区

误区一：学术推广不能带动销售

这是医药代表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很多销售总监根深蒂固的看法。那么外企为何一直在做专业化的学术推广呢?他们就是要给医生一个强有力的处方理由，让医生从内心深处认可产品，认可产品的差异化优势，认可产品带给患者的利益。

一个大医院的医生，经历了5～11年(本课－博士)专业学习，处方时首先想到的是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会因为关系而处方有风险的、不可靠的药品，那样会对他自己的职业有不利影响；医生发表文章，在学术上有所发展，也需要做学术推广的企业的支持。所以，医生处方的选择标准就是产品本身的差异性。

学术推广对销售有三个的积极作用：一是效率高。国家级的KOL(关键意见领袖)对某产品的认可和传播，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年轻医生，改变他们的处方习惯。二是更持久。学术推广能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三是能够降低销售难度。学术推广模式使医药代表更容易获得信任和尊重，大大降低了公关的难度。

误区二：学术推广不如直接搞关系来得快

“还不如把投入市场的钱让我直接进出去呢”，这是销售部的普遍认识。形成这种认识的原因是销售部所处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销售部只对当前的指标负责，只要完成本月、本季度或本年度的指标就能拿奖金。他们不考虑以后的事情，也不考虑全局的事情。

但是企业家、营销总监不但要为今天负责，还要为明天负责，要考虑这个产品如何做成大品牌，如何与后续产品进行无缝嫁接，如何延长其生命周期，如何转为OTC品种，如何在没有推广时也能维持大量的自然销售……

直接搞关系营销，会造成有推广、有销量；推广停、销售降。学术推广则不同，市场成熟后没有推广也会自然销售。

误区三：搞学术推广就是要开学术会议

许多进行学术推广尝试的国内企业，对这种营销模式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开几场科室会、参加几个全国会议就是搞学术推广。他们并不清楚开会只是形式之一，也没有想清楚开会讲什么，怎么讲，谁来讲，要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什么，这些关键信息的支持证据是什么，医生习惯接受信息的方式是什么，带给医生的利益是什么，除了开会还可以做什么

这些“为什么”想不清楚，自然产生不了预期的效果。

误区四：仿制药无法搞学术推广

仿制药能不能搞学术推广呢?这可能是同内企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笔者2001年为拜耳的“尼莫同”做了营销策略的规划。“尼莫同”是治疗蛛网膜下腔出出血的经典用药。当时“尼莫同”已经在中国上市10年，进入了衰退期，市场份额已经被依靠“关系营销”不断成长的国内仿制品超越。拜耳中国意欲放弃该产品，但德国总部不同意。笔者在对研究进展充分挖掘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资源整合，提出了进军血管性痴呆市场的成长策略，学术推广非常顺利，销售业绩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5000万元增长到2006年的1.2亿元。“尼莫同”重新夺回第一品牌的桂冠。

如果当时不是为“尼莫同”而是为国内仿制品做这个营销策略规划，会怎样呢?仿制品将会有同样结果。因为对于同一类产品，策略的成功与否和它是进口药还是仿制药无关，关键是谁先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该概念的代表并由此获得先发优势。

仿制品也可以做学术，企业高管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

误区五：中药无法搞学术推广

很多人认为由于中药的机理不能用西医理论解释，所以无法搞学术，这是国内医药营销人士的另一个误区。

近20年来国际西医学界最认可的学术理念是循证医学，也就是不看原坪，小看推理，就看结果。只要是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双盲试验证实有效的，就是真有效。医学是实践科学，研究方法在结果和推理之间更看重结果。

所以，中药完全可以根据循证医学的原则做学术推广。以岭的“通心络”、步长的“脑心通”、天士力的“丹参滴丸”，都是中药通过学术推广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

做学术推广仅仅走出以上5个误区还远远不够，还要做高级、做精细，需要做好4个升级工作，使企业在々业化营销的困境中有所突破。

突破

理念升级：化模仿为创新

理念升级包括化模仿为创新、化浮躁为严谨、化投机为务实、化透支信任为讲求道德。

企业在产品研发和推广形式上都要创新，模仿也要进行创新型模仿，这样才有生命力。学术推广是种严谨和务实的模式，必须做好每一个细节，凭空杜撰来透支客户信任是不能长久的。企业必须树立建立品牌、护品牌的理念。

企业对业绩的追求不能依靠对单一产品的透支，而是应该做好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做好产品线的延伸以及产品结构的梳理。用金牛产品提供的现金培育明星产品，当金牛产品进入衰退期，变成瘦狗产品时，原来的时星产品又会成长为金牛产品，使企业产品形成研发一批、推广一批、收获一批、放弃一批的自序格局，以此来维持稳定的业务成长(见图1、图2)。

内涵升级：提炼新的概念

学术推广的内容不能只是罗列一些事实，那样不易于医生接受和记忆，必须做到有证据、有提炼、有概念。

通过对医生和消费者的洞察、对竞争产品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市场机会，然后对学术证据进行结构化处理，提炼出核心观点和关键信息，在关键信息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概念，形成完整的逻辑关系，做出清晰的产品定位(见表1)，这样的内容才能够打动专业的目标医生。

形式升级：进行整合传播

学术推广不是仅限于开会，而是进行整合传播。包括专业杂志广告、专业协会和专家公共关系的维护、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和推广、实施医学教育、征文活动、公益活动和事件营销、发起和／或参与政府的慢病防治计划和流行病防治计划、争取临床治疗指南的修订等。

这些传播方式的有效运用不但能建立品牌形象，对销售的拉动也非常显著。笔者几年前曾经为杨森治疗足癣的产品度身定制了在医院内免费查足的《护足周》大型公益活动，杨森每年一届坚持至今，收到了显著的推广效果。而6年前，为了提升中美史克“肠虫清”因为城市市场萎缩而导致逐年下滑的销售业绩，我们与国家健教司合作，对全国200个县的中小学校进行寄生虫的普查和治疗，当年提升销售37％，不但获得了企业效益，电获得了社会效益。

专业化学术推广的形式很多，关键是要遵循专业性、权威性、有效性的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推广和患者教育并不冲突，只要不违反处方药不能做广告的法规就可以。笔者2003年为强生Cordis的新产品Cypher支架做了系统的营销策略规划方案。当时专业市场上支架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业内不时有因为激烈竞争而导致的恶性事件被媒体曝光，而Cypher支架的价格又是最贵的，4.6万元人民币一个，是其他品牌的2～4倍。根据这种背景，笔者当时为强生Cordis制定了主要面向患者传播的营销原则(见图3)，让患者自己选择产品。通过软文、讲座、院内宣传和数据库营销等方式，使Cypher支架上市6个月就成为业内第一品牌。

素质升级：提升综合能力

要做好专业化的学术推广，还要求营销人员有四方面的能力：医学专业能力、市场掌控能力、传播策划能力和公关能力。

目前国内做处方药营销的同道们，大多数还仅仅局限于公关能力上，而建立健全市场部的职能，组建强大的专业化推广团队，建立持续学习和培训机制，借助于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公司等都是重要而急迫的工作内容。

篇5：学术社群的自主与独立性之追求

的确,在西欧历史演进中,犹商品经济繁荣和城市化发展全在于一个相对自主和独立的市民社会之形成,学术研究体制化推进了各种学术社群(learned societies)的创设,同样也将学术自主与独立性作为核心追求。早在一一○○至一二○○年,在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等一批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著作翻译出来,先传到了意大利,后遍及整个西欧。此时西欧商品经济日趋复苏,人口增加迅速,不仅教皇需要神职人员和教会管理人士,国王需要行政和司法官员;逐渐兴起的城市,也需要繁荣城市文化的诗人、作家和通晓法律、医学和经济事务的专业人士。一二○○年前后,在意大利的萨莱诺(Salerno)、博洛尼亚(Bologna)和法国巴黎出现了最早的大学。来自拉丁文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最初只是指一些人群的总和(totality of group),既可指理发师、木匠,也可指大学生,没有后人所赋予的“普遍万物”(universe)或“普世性知识”(universality of learning)的意涵。博洛尼亚的学生来自意大利各地、甚有远至阿尔卑斯以南,即今法国南部、瑞士和奥地利等地。他们组织起被称之为“大学”的团体,首先是要对付那些看到学生人数增加,房源紧张,处心积虑提高房租的房东。为得到合理价格,学生们派出代表与房东交涉,声称如果房租上涨太快,他们将集体离开。接着,“大学”还要对付学生们的“其他敌人”(other enemies),即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大学”要确保教授们不得随意增加学费,学生们付出学费之后,能够得到物有所值的知识传授。与之相应,教授们也组织了类似行会(gild)的学院(college),以避免同行间为争夺生源的恶性竞争,并阻止那些没有经过同行投票评议,或未能通过“硕士”、“博士”学位答辩,擅自开设课程,与之争抢饭碗的外来者。再至十四至十五世纪前后,这些在意大利、法国的最早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先后或得到教皇,或得到国王的特许,具有了免受任何行政权力无端干涉的自主和独立办学权(Charles Homer Haskins,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3,pp.14—16)。

有形大学的出现,只是其时学术社群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性的第一步。因为不论对于大学生、教授,抑或教皇、国王来说,组成和给予大学和学院特许状的动机,都在于最大限度谋取自身利益。大学本是一有着各种等级制度及复杂人际关系的名利场,常常发生以假乱真,或劣币驱逐良币之事,学者们难以远离尘嚣,自主和独立地进行精深的专业研究。至少在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nant von Humboldt,1767—1835)大力倡导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理念。在德国的研究性大学兴起之前,包括像牛津、剑桥在内的欧洲各大学校园,充满了尔虞我诈、投机钻营的市侩气息。一七四○至一七四六年,亚当·斯密在牛津就学。他说该校大多数老师如同南洋土人一样,不懂得什么是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意义,课堂里净是些“低劣的讲解”和“毫无意义的讨论”。一七八八年,一位外国旅游者参加了牛津公开讨论会,看到的是充当主席的提案辩护人和三个反对提案的人,根本不发言,只是专心阅读流行小说。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这里的“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当斯密离开不久,后来撰写不朽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的吉本,也到牛津住读,其指导教师除规定的一门课程外,一点儿也不多教。作为乡绅出身的自费生,吉本有权在教员公用休息室里喝茶,从而可以听到教师的谈话。然而,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听到教师们谈论文学和科学方面的事情,听到的“只是谈论大学杂务,托利党的内部斗争、个人轶事、私人丑闻等等”。晚于吉本几年,边沁也说过类似的话:即若想在牛津治学是不可能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徒劳无益的岁月。这也难怪斯密在牛津的六年时间里,所有的时间都用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并称:“就这点来说,当时教师们懒惰散漫、无所用心,也许倒是件好事。”(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版,20—22页)

作为学术社群进一步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的里程碑式发展,是些有形学院相对的专业学会,或被称为“无形学院”(the invisible college)的创建。一六四五年前后,十多位年轻的科学爱好者聚会伦敦,成立一个午餐俱乐部。他们议决每人出一先令作为会议费用,每周讨论一次当时被称之为“新哲学”(new philosophy),即今天所说的“科学”(science)。一六六○年,英国内战结束,这些新哲学的研究者们恢复了中断已久的聚会,集中讨论那些在当时大学里被视为雕虫小技或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物理、化学、天文等实验哲学。十一月十八日,在出席格雷沙姆学院天文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的演讲会之后,十二位有志于促进新哲学的积极分子拟定了一份四十人的名单,宣布将成立一个促进物理、数学的实验科学学会,并商定每周三下午三点集会。一六六二年,国王给他们颁发了皇家特许状,将之定名为“皇家学会”。翌年,国王再赐给学会一根镀金执权杖,每当召开学会理事会或学术会议时,摆在主席面前,以示郑重和高贵。一六六三年,国王第二张特许状又赐给皇家学会以纹章,上面刻有霍拉斯的一句格言:“我不追随任何权威,也不要求上帝保佑。我不需要尊敬任何大师的言语。”这就是说学会不盲目承认由古今任何哲学家们提出的假设、自然哲学的规律与学说;不盲目承认任何现象的解释;更不会武断地给科学事物的规律下定义。如果就学术体制化的发展来看,作为国王特许的独立法人,学会由会员组织,会员每年交纳会费,无需任何形式上的政府批准,就可制定章程、选举学会领导和管理人员。为了避免无谓的意志争执,学会议决不得在聚会时讨论政治问题和宗教事务,专心致志于纯粹的学术问题。用著名科学史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教授的话说:如果要讨论“新哲学”之所以被“确立”,不能仅注意早期皇家学会的运作,且还应思考这一科学研究体制化的影响。(Michael C. W. Hunter, Establishing the New Scien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Royal Society, the Boydell Press,1989, p.42.)

此后的发展证明,不同于当时各大学的推崇权威、迷信教条,注重等级和资历。专业学会则是专业研究者们面对面,或以通讯进行平等学术交流的平台,不分阶级、年龄、种族、性别和国籍,唯在于能让同行信服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一六六二年加入皇家学会的胡克(Robert Hooke),学术地位低下,曾给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担任过八年实验助手,证实了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一六六七年,这位虽没有大学学历,却有着惊人的实验能力和科学探索热情的胡克,遂被皇家学会聘为秘书,并在其位近二十年。正是他对牛顿光学理论的严格挑剔,迫使牛顿后来做了大量在原始论文中没有做的考察,并不得不以补充实验去检验此前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理论问题。同样,学会鼓励原创性研究,在同行严格评议之下,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总是能被及时发现和承认。一八二八年,达尔文转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由于他不专心致志地学习神学,只对收集昆虫标本感兴趣,被导师视为“懒惰和游手好闲”,没有获得学位。一八三九年,达尔文以杰出的生物学才能,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一八五三年,作为被承认的生物学家,他获得了学会颁发的皇家奖章(Royal Medal)。一八五九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注意。比较而言,连美国哲学联合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于一八六九年授予达尔文名誉会员,而其母校剑桥大学则在《物种起源》出版二十年后,方授予他一个名誉学位。尤其在那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里,学会始终坚持学术无国界的原则,矢志于“同世界各地所能找到的最富有哲学思想和好奇的人物进行交往”。在美国独立战争之时,两国处在敌对状态,皇家学会仍然保留了一七五六年被选为会员的富兰克林的会籍,并支持着他关于闪电争论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会否决了从会员名单中清除“敌对外国人的动议”。第一次世纪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有德国的外籍会员都保留着会籍。会员成员们坚信:促进科学发展的,是实验和观测,而不是权威,这都有赖于不分种族和信仰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室编:《英国皇家学会简史:一六六○年至一九六○年》,中国科学院计划局一九七九年版,18页)。

反观这种专业学会在中国的发展,如果仅就学术自主和独立性之追求而言,恐怕非如梁启超在戊戌前夕,为动员士人参政撰写的《变法通议》中所言:是中国两千年之成法也。原因或在于历史上中国学术的重心在文献,或文本意义上的经史之学。学者研究经史,大抵二三素心之人,独处一室,覃思史事,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相参照;不一定非要像自然科学研究,尤其如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解剖学、几何学、天文学、航海术、静力学、磁学、化学、机械学等研究那样,除研究对象的内在要求之外,还必须考虑到对其他研究者可以推知的批判态度或实际批评的反应的影响,通过各种能被他人反复检验的实验,以证明结论的真理性。当然,历史上的中国学人也有互出所学以相质者,但那多是个人间的交流,从未形成类似欧洲近代那样学术体制化的创设。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四十五岁后以二马二骡,载书北游,先在莱州、青州、邹平等地会见诸位北方鸿学大儒,后又在太原会见考据学大师阎若璩。顾氏以所撰《日知录》相质,阎氏为改订五十余条,顾氏虚心从之。此外,中国历史上虽也有读书人的结社,如梁启超所举明末的东林、复社,但这就像戊戌之时的保国会,更多还是一个抨击时政、臧否人物的政治或道德社团,而非近代集众的专业学术研究。至于一些地方草根性的读书人会社,更只是唤群蒙、挽颓波,绝无自主和独立地推进专业学术研究之考量。一八五五年,上海县盘龙镇读书人成立戒淫会,约定入会之人,择一吉日,恭祀文武帝君,并将乡贯姓名填在戒淫单上,签押焚化,以期不负此盟;家中一切淫书小说,搜出焚化,地方上或有淫戏及弹唱淫词者,尽力加以劝止;每日清晨将劝戒格言,庄诵几章,凡动静之断,务必战战兢兢;同人会晤,须谈去邪归上之方,而非秽事;至帝君诞日,各备香烛,亲至座前,虔诚上告,于众人聚集之时,宣讲格言教条,俾乡里有所观感。这些读书人相信:“我等既设此举,必有人指为迂腐者,抑知古圣贤于淫恶,垂训谆谆,岂名训不足法耶?抑岂今人高出古人上耶?凡志士当坚持久远,以祈转移流俗,毋反为流俗所转移。”(金惟鳌纂:《盘龙镇志》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修,《中国地方志集成》(2),661—662页)

近代中国最早的专业学会,可能是一八八七年由在华医务传教士于上海成立的博医协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目的也在于解决当时在华外人医务传教士普遍面临的传教与医学的两难尴尬,使之更专心致志地进行疾病疗治和医学研究。其时,随着欧陆细菌学、解剖学、公共卫生事务,以及化学医药工业的飞速兴起和发展,医学与以往密不可分的宗教信仰分离,成为近代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在华医疗传教士的教会医院、诊所也从十九世纪中叶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开始向内陆、边疆省份扩展。教会诊所和医院每人每天诊疗数以百计的华人病患,再加上在欧美受过高度专业化的教育,这些医务传教士们无暇或没有兴趣在传教和医学方面一心二用,自发地组合了一个能够超越各自分属的不同差会、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专业交往平台。当然,那个年代虽也有些中国医生参加了欧洲国家的专业学会,但由于没有学术社群的建制,故也没有追求学术自主和独立性的进一步发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记载:一八九七年三月,荷兰驻北京公使转来该国医会公函,邀请中国医士参加该会并问每年能否予以资助。总理衙门逐咨行各省酌量办理。几个月后收到福州将军禀报,称候官县城医士郭永淦与同县举人林菁素精歧黄,著有医书,今经禀请,列名入会。几乎与此同时,上海道代南洋大臣刘坤一也捐款四百元,送至荷兰驻沪总领馆,并将上海县一些华人医生列名于会。不久,荷兰使馆寄来学会新出的荷兰文学报,称按医会规定,凡入会者每人每年须出银钱一镑,请总理衙门令该医生等将此款共十五镑寄来,再由荷兰公使转交该国医会。总理衙门很快回复:称此前允准列名学会的福州医士郭永淦因年老多病,举人林菁出外,另图生业,俩人要求辞去会员身份,以免纳会银。荷兰公使的答复是:学会章程规定,凡医士出会,须待西历年终方可,故还按本年终之期交纳会费。总理衙门再回复道:闽浙总督已饬福州府徐兆丰、闽县陈督促二人缴纳会费,共计银八两,“不敷之数,由总理衙门支付”(《各国赛会公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四十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档案馆,索卷号01—27—015—01)。

中国人最早创设的近代学会,并将自主和独立性作为一项重要追求,大概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中华医学联合会(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的成立。其时,中国虽已有了博医协会,但会员多是洋人医务传教士,华人医生被排除在外。于是,三十余名留学日本、欧洲、北美的华人医生自发汇聚上海,议决成立华人医学会。那个年代尚没有行政权力的干预,他们则将会名的英文标以“National”,以强调自主与独立于洋人们的博医协会。到了一九一九年前后,该学会有四百五十名男女会员,定期出版中、英文《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并召开了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受到世界医学界的关注。再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留学生回国人数日益增加,并多占据了各学术机构的领导职位。于是,一大批自主和独立的专业学会,如地质学会(一九二二)、天文学会(一九二二)、物理学会(一九三二)、化学会(一九三二)、地理学会(一九三三)数学会(一九三五)、哲学会(一九三六),都是在这一时期创设的。就这些学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形式来看,参照和吸纳了欧美专业学会的模式,作为自由人的学术自由联合体,鲜有行政权力的介入和控制。例如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新成立的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召开第一次年会,出席会议的都是从事一线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见国民政府官员煞有介事的君临指导。见诸报端的新闻也志在彰显专业学术研究献身学术的率性之真,而无意识形态化的空话、套话或商业化的矫情炒作和包装。闭幕晚宴上,哈佛大学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被选为该会副会长的叶企孙教授,向与会者敬酒,旁边之人则劝其先将杯中之酒饮尽。叶以牙签量酒杯圆径,笑语众人曰:“吾杯之圆径,容酒亦多,饮之,吾必吃亏。”众谓:“叶博士既无美国太太,又无中国爱人,当然无人禁酒,不妨痛饮三巡,以尽豪兴。”叶闻是语,微笑不答,举杯一饮而尽。当时,有人问叶贵庚几何?叶答以五十岁,众大笑。有人谓叶系三十五岁,又有人谓叶不及三十岁。叶氏严守秘密,正确年龄,尚在调查。又有人向主席建议:“博士现尚未娶,即请作媒,以尽友谊。”主席笑云:“此事大家均应负责。”正笑语间,有杨博士代为解释道:“叶博士对于女性,感情尚浅;而研究科学兴趣甚浓,正将全副精神,牺牲于学问之中。故在科学立场上,足以救中国,但在民族主义上着想,则未免少有逊色。”(《严济慈谈国际物理协会内容》,《全民报》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在一个权势集团得到充分制衡的社会里,学会的功能自然不能只限于提供平等交流的学术平台,且还需要在学会及成员进行专业学术研究时承受外在权力干预时,勇于维护和捍卫专业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性。一九一五年成立的美国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一九○○年前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学家罗斯(Edward A. Ross),着手调查修筑西部铁路大开发时雇佣包括大批华工在内的外籍劳工问题。这条铁路(南太平洋公司,Southern Pacific Company)的投资方和运营者是斯坦福大学赞助人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因而受到了斯坦福遗孀简·斯坦福(Jane Stanford)的干预,罗斯最终被迫离职,从而引发了诸多抗议。一九一三年,美国经济学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和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了为维护学术自由和争取教师们的永久教职(tenure)的联合委员会。也正是在这一年,在拉法耶特学院任教(Lafayette College)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梅克林(John M. Mecklin)教授,由于讲授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进化论,被信奉正统加尔文教义的校方解雇。梅克林是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会员,两个学会虽组织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仍未能说服校方收回成命。于是,霍普金斯大学的十八位全职教授,率先倡导成立全美教授联合会,立刻得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教授们的响应,并在霍普金斯大学俱乐部召开了成立大会。最初会员是来自六十个学术机构的八百六十七名教授,六个月之后,协会会员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二人,来自七十五个学术机构;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协会会员增至四千零四十六人,来自一百八十三个学术机构。作为职业防护机构(organization of professional defense),协会最关心教授们在大学里的学术自由和教职。为了确保教授们的权益,协会最初制定章程之时,一个反复争论的问题是:校长或担任学校重要行政职务之人可否入会。反对者强调:这是我们第一次成为我们自己。折中意见则认为:校长可以投票但不能发言;反对者则担心:行政人员的票数肯定会超过教授们的票数,因为教授可能无法承担参加会议的费用而不能如期与会,行政人员的费用则可由机构报销——教授们需要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会场、一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杂志,以及一个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控的机构(Richard Hofstadter and Walter P. Metzge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5,pp.471—506)。

篇6：本土文化与审计的独立性学术论文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激烈的市场竞争为非审计服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逐渐成为最具潜力的增值服务。但一系列的财务舞弊案使人们认为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产生了严重影响。有关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理论界一直没有得出统一的观点。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浅显的论述了两者的关系。

关键词 非审计服务 审计独立性 注册会计师

一、非审计服务和独立性的内涵

(一)非审计服务的定义

《中国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审计业务;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等。

(二)独立性的定义

独立性,是指实质上的独立和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的独立,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发表意见时其专业判断不受影响,公正执业,保持客观和专业怀疑。形式上的独立,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或鉴证小组避免出现这样重大的情形,使得拥有充分相关信息的理性第三方推断其公正性、客观性或专业怀疑受到损害。

二、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的关系

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的复杂化,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种类也越来越多,业务的核心从传统的审计业务逐渐向非审计服务转变,非审计服务带来的收入占事务所全部收入的比重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的学者认为,注册会计师向同一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审计的实质独立和形式独立。最具权威的应该是美国SEC,认为其负面影响有两个方面:(a)非审计服务可能使注册会计师产生对客户经济上的依赖性,在面对管理层的压力时注册会计师不能保证应有的独立性。(b)许多非审计服务实际上把注册会计师置于一种管理者的角色,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相关服务时会有损其客观性。也有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购买的非审计服务越多,审计独立性所受到的影响也越大。

还有学者认为,审计师具有以市场为依托的保持审计独立性的内在经济动因(孙红梅2008)。因此认为非审计服务本身并不一定损害独立性。如Defond等(2002)以2001年美国1158家处于困境并且发布了有关审计收费信息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逻辑回归的方法来验证假设,结果表明没有显著证据表明注册会计师从事非审计服务会影响其独立性。

汤敬(2007)收集了我国2002-2005年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结论:目前我国非审计服务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服务中的实质独立性。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以前研究文献的考查,本文认为注册会计师在提供审计服务的同时提供非审计服务并不会一定影响审计的独立性。非审计服务是一把双刃剑(杜兴强2001),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应加强监督管理,真正实现我国会计事务所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积极发展非审计服务业务。

杨艳艳收集了我国2005-2007年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结论:目前我国非审计服务非审计服务有利于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并且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风险。因此在我国应加快发展非审计业务。在大力发展新兴鉴证性服务的同时,应加强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管,使我国的非审计服务从一开始就步入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上。

(一)加强非审计服务信息的披露

如果客户的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均由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则应在审计报告中披露非审计服务的类型、金额等相关信息,让会计信息使用者判断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否受到了影响,对审计报告有正确的理解。

(二)鼓励和引导会计事务所发展新兴鉴证性服务

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会计师事务所业务风险。现今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审计服务,这种结构不仅没有带来审计的高独立性,而且也不利于事务所的稳定与长远发展。

(三)建立注册会计师惩罚、诉讼赔偿机制,增加其败德成本

只要非审计服务所得利益不会超过其败德成本,在成本—效益权衡之下,作为经济人的审计师将选择保持独立。

(四)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职业道德教育

诚信是注册会计师的生命,在审计过程中注册会计师面临的经济业务错综复杂,而法律制度总是滞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注册会计师本着诚信的原则进行执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公众的信任,审计报告质量才能提高。

参考文献:

[1]吴波.关于非审计服务与独立性的研究评述.中国注册会计师.2004.10:35.

[2]孙红梅.试论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的关系.实务研究.2008.3:29.

[3]汤敬.硕士论文.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影响的实证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07.

[4]邓蕾.硕士论文.非审计服务与审计独立性——国外文献研究及政策建议.中央财经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