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

刑法第306条（精选三篇）

刑法第306条 篇1

刑法第306条:“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的, 不属于伪造证据罪”。刑法将该条规定的罪名称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1.1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特征

刑法第306条属于特殊主体的犯罪, 犯罪主体为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在刑法第306条的修改草案过程中, 最初是把犯罪主体定为律师, 接着修改成律师和其他辩护人, 到最后才确定为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这一修改过程把刑法第306条的犯罪主体扩大到不止律师的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但是实际上设立该罪名的主要目的就是针对律师。刑法第306条明确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 所以本罪的发生只能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 侵害的不是司法机关全部诉讼活动, 而只能是正常的刑事诉讼活动, 犯罪的对象是证据。

1.2 刑法第306条的立法背景

1996年10月10日, 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的刑法修正案中的征求意见稿第273条作出如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 律师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隐匿、毁灭证据, 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1996年12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提交的刑法修订草案第278条中将该规定的主体修改为“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 1997年3月1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3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定草案在刑法的第306条增加第2款, 即规定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将最高法定刑从10年有期徒刑减为7年有期徒刑。第二天, 就通过了现行的刑法第306条。

2 刑法第306条实体法的缺陷

2.1 与国际立法趋势和精神相违背

有两种犯罪是可以以律师为主体构成的:第一, 是律师实施的与律师执业无关作为一般主体实施的犯罪。第二, 是律师作为特殊的主体在律师业务中实施的犯罪。各个国家的刑法对此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出卖委托人利益的犯罪, 二是妨碍司法公正罪。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律师作为一个专门的犯罪主体来对待。除了藐视法庭罪和职业秘密罪之外, 几乎没有专门由律师作为单独构成的犯罪, 也没有哪个国家会把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作为律师的罪过之一。

2.2 侵害律师的职业尊严

刑法第306条是我国刑法中唯一规定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为主体的犯罪, 这就是一个歧视性条款, 在刑法第307条中已经对作伪证等妨害司法活动的行为作出了一般主体的规定, 而将辩护人和代理人作为特殊主体单列一项罪名会造成很强的引导性, 让大家误以为伪证的只有律师, 而实际上做伪证的也有可能是警察、检察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出现做伪证这种问题的数量和严重程度要远远大于律师。

2.3 侵害律师的执业权

要认定律师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界定什么是证人违背了事实。是不是证人如果改变了最初的证言就是违背了事实?要怎样判断前后的两个不同的证言哪一个才是事实?是不是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之前在警察或者在检察官面前的证言就是由律师威胁和引诱的?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本文认为, “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是没有道理的, 应当予以废除。即使不能废除, 证人是不是作了伪证也不是以控方来认定而是应由法院生效了的判决来认定。由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才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中的事实, 所以, 即使是律师运用了威胁、引诱的手段使证人改变证言, 只要没有违背法院生效判决所认定的事实, 也不应对该律师进行处罚。

正是因为有刑法第306条和这些防不胜防的陷阱, 导致越来越多的律师不愿意从事刑事辩护的业务。目前我国刑事案件的辩护率低于30%。各地的律师刑事辩护的数量锐减, 这些现象严重妨碍了律师为被告人辩护职能的发挥, 长期以往的继续下去, 对我司法环境的影响是不利的。

3 刑法第306条的出路

在中国的法律体制中, 国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 执法机关主导着中国的司法程序,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这对保障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中国司法的进步有着不利的影响。对此,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废止刑法306条的必要性, 从长远来分析, 废除刑法306条势在必行;美国著名的律师德肖维茨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 试金石之一是她对那些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态度。”作为律师, 他的责任并不是判断这个人有没有罪, 而是尽最大的能力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假如一个犯罪者应当被处以死刑, 这就必须要经过合法公正的程序来剥夺他的生命。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而剥夺了一个该处以死刑的犯罪者的生命是绝对不公正的, 同时这也非常危险, 因为当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不受制约会导致司法的滥权和许许多多的无辜被告人受害。

其次, 刑法第306条规定违背了诉讼辩护代理制度, 违背了律师制度, 阻碍了中国律师事业的正常健康发展。如果长期保留这一法律规定, 将会是人们对我国的法律辩护制度失去信心, 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有着不利的影响;如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 律师若存在妨害作证、毁灭或伪造证据的行为, 可依据《刑法》第307条来追究犯罪律师的刑事责任。

4 结语

综合以上的分析, 可以发现律师是无法靠自身单薄力量来摆脱上述困境, 不仅是刑法第306条所造成的, 实际上律师的困境是来自我国的律师制度和我国的法制建设。设立刑事辩护制度, 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发现案件的事实和真相, 更是为了解决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律师介入其间真是通过行使律师的职能用私权利来制约公权力, 危害当事人的尊严和自由, 防止任何人或机关任意的侵犯公民的权利, 化解社会的矛盾,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摘要：在私权与公权的相互制衡中, 律师是私权一方的代表者, 只有充分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 才能实现公权和私权之对抗, 有效制衡公权的滥用, 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6条如同律师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是对刑事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的侵害, 不利于律师辩护权有效的实现。此种立法同时有违国际立法的基本准则。长远来看, 我国立法需要废除刑法第306条。对律师辩护行为的约束, 可以通过职业道德的约束, 以及通过刑法的其他罪名的刑罚处罚等途径来实现。

关键词：刑法第306条,辩护律师,辩护权,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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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182条 篇2

第183条：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问题一：183条规定不服判决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10日，而182条规定必须在5日内提出抗诉，由于两者的起算点都是自收到判决之后的第二天(期间开始之时、日不算在期间之内)，实际上182条就限缩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抗诉的期限。与183条自相矛盾。

在法理学上，同一部法律的规则之间不应该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如果出现矛盾，也应该通过法律解释使矛盾消除。但是如果法律解释也无法解决，那就是立法的问题了。

问题二：第182条及《刑事诉讼法》其他法条中无法看出对人民检察院裁定抗诉答复时间的规定。

如果要勉强进行解释，则可以将182条拆成两段，将后段于前段独立出来，则后段的答复期限就不仅仅是对于判决抗诉的答复期限，而且可以看做是对于裁定抗诉的答复期限。如此，结合183条，就可以的得出提起抗诉的期限是5天，而检察院答复的时间也是5天。

刑法第306条 篇3

自1997年在《刑法》中规定了第306条:“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做伪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几年来一直争议未断。该条款虽未直指“律师”, 但由于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通常由律师担任, 其适用对象是显而易见的。纵观法律发展和修改进程, 但很少像该罪能够引起整个职业群体的强烈反对, 纵使民意不能等同于法意, 但其中反映的合理性问题不容忽视。

(一) 降低律师声誉, 执业风险增大

全国律协调查显示, 从1997年《刑法》第306条出台至2007年这10年间, 全国有108名律师因妨害作证被追诉, 而最终被认定有罪的仅为32起, 错案率达50%以上。由此可见, 律师伪证罪成了刑事辩护律师不能承受之重, 尽管大多数被追诉的律师经过司法审判得以无罪释放, 但随着公众监督力度的不断增强, 大多数不明事实真相的社会群众对律师产生不信任与怀疑态度, 客观上造成了律师声誉和权益减损、执业环境恶化的后果。

(二) 律师消极辩护, 被告人权益受损

2009年“李庄案”引起律师界人人自危, 刑事辩护成为律师执业禁区, 实践中的刑辩律师为求明哲保身, 常常采取消极不作为的方式不充分行使辩护权, 不积极取证、减少会面次数、在公诉机关掌握的证据中寻找瑕疵, 很难切实维护被告人的权利。面对强大的公诉机关, 刑事辩护律师本就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再加上群众的报复思想, 使刑辩律师承受较大负担。而《刑法》第306条使这一情形更加恶化, 在不能得到更多利益的条件下, 反倒将自己置于被追诉的风险中, 基于理性人的考虑和趋利避害的心理, 律师更愿意代理一些利润高风险小的民商事案件, 导致目前我国刑辩率下降。在关系着被告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刑事诉讼中, 辩护权不能充分实现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侵害, 这是与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相违背的。

(三) 职业报复频发, 违背控辩平等原则

公安司法机关与辩护律师同样承担着追求司法公正、不使任何无罪之人受到追究的重任, 但少数公权力机关存在职业偏见, 以《刑法》第306条为武器, 对律师合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打击报复, 将追诉不成功的原因归结于辩护律师的介入, 严重阻碍审判机关查清事实, 使控辩平等沦为虚设。

二、立法缺陷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 立法意旨存在偏差

探究《刑法》第306条第1款的立法原因, 主要基于刑法典完整化的考虑, 原《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与1996年通过的《律师法》第45条规定了律师伪证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立法铺垫, 1997年在《刑法》修订中增设了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但通过仔细推敲, 会发现此立法动机存在一定缺陷。从历史角度考察, 《刑法》第306条的制定是与《刑事诉讼法》第38条相互协调的产物, 但是在其他分则条款已经可以涵盖该罪质形态的情况下, 独立成罪不但会造成法条繁琐、冗余, 更会引起司法实践的混乱。况且, 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原法条修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 扩大了追究责任的主体范围, 《刑法》中应及时对第306条作出相应调整以保障程序法的适用与实施。

(二) 纯正身份犯地位应予调整

虽然《刑事诉讼法》中赋予律师更多的辩护权利, 但实践中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并未实际得到解决;此外, 在同等条件下, 律师伪证行为的危害性弱于公安司法机关的行为, 若公安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以同样方式阻碍案件事实的发现、挑战司法权威, 其后果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在未对公安司法机关伪证单列罪名的情况下, 对律师伪证独立成罪, 不仅难逃职业歧视之嫌, 更会降低律师群体在社会群众中的威望, 使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举步维艰。

此罪中, 律师身份的有无并不是造成法益受损的唯一原因, 公安司法人员以及其他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伪证行为的实施者。因此, 仅仅以律师外在的“威胁、引诱”等行为方式而使律师独立承担责任有失公允。律师群体基于社会性因素宜优先受到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律师行业协会的规制, 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部门法, 应在涵摄范围外对律师违法犯罪行为给予相应的惩罚。

(三) 客观罪状表述不清

律师伪证罪的适用中, “引诱”行为难以得到合理界定, 现实中很少存在律师对被告人以利诱等方式促使他人改变证言, 这是由律师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在主观心态无法认定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行为人的客观方面推断行为动机,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任何对“引诱”行为的扩大解释都会使刑辩律师面临侦查公诉机关报复性滥诉的风险。正如“李庄案”中, 辩护律师李庄与被告人眼神交流被认定为“引诱”行为, 难免使人难以信服。

三、《刑法》第306条的路径调整

(一) 对“引诱”进行限制性解释

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对律师伪证罪进行调整, 在法律规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只能在司法适用中寻求合理解释将不利后果控制在最低限度。因此, 宜对“引诱”进行体系性的限制解释, 将其置于整个刑法典乃至法律体系中探究其合理含义。

(二) 取消独立成罪

应将第306条与307条合并, 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由纯正身份犯逐渐向因身份加重处罚的不纯正身份犯, 这样既能使律师伪证的违法行为得以追究, 又使控辩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以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司法公正为共同目的。将司法工作人员与辩护人置于平等地位, 避免控辩失衡, 兼顾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尊严, 既体现程序正当, 又有利于维护实体公正。

(三) 建立健全辩护律师特殊诉讼程序

1. 完善回避制度

如前所述, 律师对被告人所作的无罪辩护成功, 法院有可能迫使检察院撤回起诉, 办案人员的很多方面如考核业绩、职务晋升等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与原案中的辩护律师实质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况且侦控机关往往在原案撤回后转而对辩护律师进行检举, 再由这些办案人员进行律师伪证之诉的审理, 显然对被告即原案律师的处境极为不利, 即使再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也难以完全脱离主观情绪的左右。有必要将律师涉嫌伪证的控诉与办理原案件的机关、工作人员分离, 从程序上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使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审判结果。

2. 明确案件管辖权归属

在确立回避制度之后, 对于律师伪证案件归属哪个机关管辖, 主要有级别管辖中交由上级机关管理和指定管辖等方式。比较二者, 由于公检机关上下级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因此交由上一级机关处理也可能存在偏袒下级机关的情形, 并且会加大上级机关的工作任务, 从而影响自身原有职能的充分发挥, 因此对于律师伪证案件由上级机关指定本辖区其他机关进行管辖更为合理。

3. 在原案审结后启动立案程序

由于律师伪证之诉多是原案衍生之诉, 因此在原案未审理终结、案件事实未加以确定的情况下, 无法对律师与其他人员的伪证行为进行准确界定。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 将正当程序与实体公正相结合, 切实维护辩护制度的发展, 应从程序上保障辩护律师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律师担任着平衡司法公正与公民正义, 维护被告人尊严与被害人尊严的重任, 对律师伪证罪的正确态度应是修改与完善, 绝不是废除, 更不是免除律师对违法行为的责任。培根言:“对于一切事物, 尤其是艰难的事物, 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 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 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法治的进程亦是如此。作为与社会利益密切关联的职业群体, 作为法律的使用者与善用者, 更应不断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与行业自律, 推动法律完善与法治进步。

摘要：《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律师伪证罪, 由于存在着立法旨意偏差、罪状表述不清、相关法条竞合等立法缺陷, 在司法实践操作过程中造成一系列问题。为贯彻控辩平等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有必要着手对《刑法》第306条进行相应路径调整, 取消其纯正身份犯地位, 与《刑法》第307条合并, 将律师与司法工作人员共同作为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不真正身份犯的主体, 在打击律师违反职业道德的非法行为与保障辩护人合法权利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关键词：律师伪证罪,不真正身份犯,引诱,路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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