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向度

研究向度（精选十篇）

研究向度 篇1

然而, 现有研究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性质、研究路径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造成相关研究范畴的泛化, 如何理解这类研究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事实上,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最初是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才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野;后来随着地方化程度的加深逐渐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则因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不断提升, 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普通高校规划管理领域之中。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 综观现有研究, 研究主题日渐多元, 区域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的领域, 更代表了教育研究的一种视角、发展观或分析单元。

一、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 “区域”观的不同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 其学科化程度虽较低, 但广泛借用教育和其它学科领域学说扩充自身理论体系。

1.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性质

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 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1999年) 、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 (2003年) 、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 (2004年) 等为典型, 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 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理论化的尝试, 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 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 一般可理解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 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问题的纯理论研究, 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 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 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 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 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 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 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 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2. 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

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理解“区域”。直接原因在于“区域”是一个弹性概念, 有类型和大小之分, 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等等, 但“区域”源于地理学, 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 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 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 尽管区域高等教育被广泛论及, 但对这一概念学理层面的界定却仍未形成一致意见, 一般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 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 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 (自治区) 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三是操作层面的界定, 视其为“地方高等教育”, 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 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1], 持此种观点的研究众多, 一些论者探讨“高等教育地方化”、“高等教育区域化”等近似领域时也间接继承了这种观点。

3.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领域。其中包括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 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 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如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 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高度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再如吴岩等以主体功能区为重心, 提出建构以三关系 (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 和四模式 (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 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框架[2]。而张国昌和胡赤弟则概括区域高等教育生态多样性发展内涵和内容[3]。

二、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 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 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 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 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 是打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高等教育研究的中介。

1. 教育领域的“中层理论”

区域高等教育出于特有的中观层面审视教育问题。教育理论存在一种经典二分法, 即基于任务可将其分为“理论教育学”与“实践教育学”。前者是“科学”的教育学, 回答教育“应当是什么”、“应当做什么”, 后者是旨在改变教育世界的理论[4]。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 我们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先是注重实践工作的经验总结, 后来则比较重视学科体系的建构, 抑或是对宏观政策的解析, 而对中观层面高等教育子系统的运行状态关注甚微。教育研究要上天, 更要下地, 还要沟通理论与实践, 这就需要透过一种全新视角审视两者间的关联, 这种理论或视角与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所提到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层理论”类似, 它介于抽象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 其宗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 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政府、高校、社会三角分析框架中, 人口、地理、经济、历史传统等因素都可作为观测高等教育的重要侧面。

2. 教育领域的“系统论”

区域高等教育同时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我们在论及高等教育时, 都必须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 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不可避免, 而区域可大可小, 当我们这样看待高等教育系统时, 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 是一定范围内的现实存在。因此, 由功能与结构论观之, 区域高等教育与其说是一种空间和地理概念范畴, 倒不如说一种研究视角, 即由系统论观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同时, 这种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兴起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思想的转向,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 这种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体现着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 为社会科学研究逐渐摆脱追求空泛规律的研究范式点明了新航向, 并与当前全球化时代地域性文化的消融、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结构等思想积极呼应。

3. 教育领域的“结构论”

以这种特有的“中层理论”、“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问题, 集中体现于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的关注, 此下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 如宏观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形式结构和地域结构, 微观的学科结构、人员结构和权力结构等, 任何一种结构都可成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二是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限划分是影响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主要因素, 两者与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四角博弈格局;三是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 研究结果多具综合性, 融合经济、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 但关注焦点仍是高等教育的空间分布, 虽然时间横段面的分析区域高等教育表现出结构的失调现象, 但历时性分析的结论或与此相左, “我国高校布局结构与各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趋强, 高校布局结构趋向合理”[5]。

三、作为一种协同发展观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

如同区域经济学一样, 如何促进发展, 实现区域高等教育整体优化?这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要实现系统内各要素的整体最优, 系统与外部主体的发展也应保持适应性。这无疑是一种协同发展论的观点。

1. 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均衡发展

发展尤其均衡发展是不同时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共同关注的论题, 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 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 (空间分布) 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 (结构层次) 均衡、教育体系 (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 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6]。事实上, 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 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但是, 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 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 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7]。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一般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 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 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 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相应均衡发展的对策研究, 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2. 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是适应社会、超越社会还是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困扰不同时期理论和管理层的高等教育难题。社会的灯塔、镜子、甚至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各个时代对高等教育身份的描述, 都因此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折衷的判断, 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看来并不算坏, 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等也都在为其佐证。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 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 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地域经济的相关程度是决定高等教育推动力大小的关键、高等教育的发展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 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8]。也有“复杂论”的声音, 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 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 (柯森, 1997) 。

尽管如此,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 两者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应是, 高等教育的规模、质量、水平和效率与区域内部系统的适应性相互作用发展。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同时, 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9]。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 现有文献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 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 反之亦然[10]。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总体来看发展协调, 但是东中西区域却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 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11]。

3. 系统间的合作发展

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 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 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 每所院校看做系统的一个元素, 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 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二是跨系统的合作, 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 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 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 这种合作的本质仍是个体间的合作发展, 甚至可以说, “联合办学是实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 (刘伟等, 1997) 。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 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 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 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系统合作的研究, 仍比较零散, 相关研究欠缺。

四、作为一个分析单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

区域的本义还代表着一类分析单元, 这个框架内方便测量特定时空内高等教育系统的演化趋势、竞争力, 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或者战略管理研究和资源配置分析等。

1.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对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界定。一般来说,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是指一定区域内所具有的能够满足本区域人们高等教育需求的要素, 或者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整个社会用于教育领域中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12]。二是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和评价研究。相关研究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 如有研究围绕黑龙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展开研究, 分别制定了评价该省高等教育科技资源、高等教育资源的指标体系[13,14]。目前衡量高等教育资源地域分布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 其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的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 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 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从测量结果来看, 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无关。

2. 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评价

为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 有必要展开对区域高等教育的表现进行比较和评价。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 研究方法一般为DEA模型法、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TOP-SIS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 其中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 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

3. 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不同于高校战略, 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 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 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对此, 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多, 涉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区域高等教育联动发展、高等教育强省、资源共享机制建设等多类研究。经济与高等教育的互动发展模型在这里达到良好的统一。

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 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为保证战略通畅实施, 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研究便不可或缺。该类研究仍以思辨研究为主, 主要阐述高等教育预测活动的必要性、原则、策略, 提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少数研究采用量化研究, 选取常用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指标, 与国外系统进行历时比较和预测分析。为保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预警机制应由高校、地方和中央三级构成。

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 多从系统现存问题入手, 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 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 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也比较多, 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五、结论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 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似乎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 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 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 这样反过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 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 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们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 借用跨学科方法, 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论文 篇2

思想学术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问题不是没有考虑，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论化程度相比较，他们的论述显得还不够明晰。19世纪末，进化论、天赋人权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经验法、归纳法传播到中国，中国的学术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虽然不乏幽玄高妙的体系，同时也有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但与西方近代学术相比较，尚没有达到“自觉”地位。王国维认为，“中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①。这使得中国学术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的综括和分析水平，抽象思辨的能力和精密分析的能力也有欠缺。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出解说。在各种解说的基础上，侯外庐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系统研究，对该学科进行了明确定位。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思想史研究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一是世界观。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即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哲学是它的理论表现形式。侯外庐认为，哲学问题是任何思想都不可能逃避的问题。无论何种从经验世界得来的思想观念，都有哲学的基本认识作为最后依据，而处理经验世界各种具体问题的思想，也通常有待于哲学的反思才能得到超越和提升。研究传统的思想学术，首先要清理出思想家们的世界观。②二是逻辑思想。逻辑思想即思想学术家们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较早地意识到逻辑的重要，并力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逻辑思想加以分析的是章太炎。他曾经从逻辑角度对孔子的“忠恕”思想加以阐发，明确指出“忠恕”思想与演绎、归纳法完全相符③。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把逻辑方法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侯外庐认为，逻辑思想反映出思想家的思想水平，是准确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层次的主要依据。1947年，他与赵纪彬、杜国庠合著，在上海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就非常注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认为研究古人的逻辑思想，主要目的不是从古人的思想材料中提出某一个逻辑命题，也不在于说明或讨论古人具有西方的某种逻辑思想，而是要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方法的演进历史。三是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意识，是指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意识、观念或理论，它既包括社会意识形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侯外庐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实质内涵的是社会意识。1947年，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指出：“斯书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及世界认识。”1957年，修订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侯外庐另外写有“自序”，再一次明确他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意识三者的综合。1987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又提到，“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④。

侯外庐关于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之认识，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现代学术研究过渡过程中对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重新定位。它既有对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社会思想研究特别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观点的吸收，需要后来者在充分理解的同时不断予以深化。

向度二：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

在中国思想史学科体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其中运用得比较成功的主要有：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二是要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他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的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⑤陈寅恪也指出，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看上去很有条理，然而往往不真实，“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故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大抵即论者今日自身之哲学”，“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①。他们的怀疑，突出了在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时的另外一个主题：如何使这样的诠释避免主观随意性、使之符合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原貌?

金岳霖指出，最好的办法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根据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和诠释，而不必计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陈寅恪也认为，如果要真正使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契合实际，就必须努力做到“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同时要注意西方学说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在冯友兰之后，对于如何才能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李泽厚都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们的解释已构成对中国思想发展史的重要一环。目前，又有一些青年学者尝试用现象学、分析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初步形成新一代哲学解析中国思想史的新特点。用哲学诠释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已经成为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人们努力确立一套符合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诠释系统的同时，侯外庐还提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②。他认为，研究思想史，首先应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有科学的理解。而要准确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有深入的探讨。他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对于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侯外庐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点是社会思潮。他注重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他找到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另外一个结合点是法典。法典即体系化、制度化的思想形式。从法典中能看到社会史的内涵，而且能看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统一的程度。

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任何思想都离不开一定的学术土壤。许多思想命题都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例如，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就需要研究西周鼎盛时期的“六艺”教育传统。孔子做了不少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古代文献既是他的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同时又是他发挥其思想的材料。又如，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在诠释《公羊春秋》过程中，为了使《公羊春秋》得到更完整、更合理的解释才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对《春秋》公羊学的发展历程有深入研究，能够理清不同时代、不同学人对《春秋》公羊学所提出的创新，当然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董仲舒所作的贡献。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古代特别是清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非常传统的方法。如今对这一传统有比较到位的理解的是日本京都大学池田秀三等一些学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者们反思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历史，深感过于政治化、主观化的诠释与中国思想史的真实存在一定距离，从而提倡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史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人们相信，只要学术史基本事实真实，就一定能够建立更加契合历史事实的原理，摆脱过分主观的弊端。

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需要对上述三种主要方法加以发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哲学剖析，思想史研究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演变历程的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将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揭示得更加清楚，将思想还置于社会历史，只会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思想的真实含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也需要对范畴、观念和思想体系的学术背景进行挖掘。学术史的眼光能使我们看到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帮助我们纠正许多习以为常的误解。

向度三：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

中国历史学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它的文化反思功能。《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说，“彰往而知来”。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不仅是对“前言往行”的认识，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描述，还要在多识前言往行的基础上提高研究者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能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学术研究的文化反思功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发扬。当时的学术研究，没有一种不是围绕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来进行的。当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思考不可能千篇一律。从20世纪学术研究来看，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激进。例如，胡适认为，中国文化最缺乏的是个人独立的自由意志，要培育国民的独立人格，就必须学会理智的思考。他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缺少西方的理性精神，需要我们加以深刻反省。而陈寅恪等则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实质有了更加真切的体认，并在传统文化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三部书中，以魏晋隋唐数百年历史为背景，通过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的梳理，勾勒出在民族冲突与文化冲突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的生命力，以及不同社会集团和个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生活、与个人人格的联系。这说明，只有积极利用自身的优势，形成精神和制度上的高度凝聚力，才能在文化冲突中得到保存和发展；只有富有独立人格和道德力量的社会集团和个人，才是文化发展的中坚。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侯外庐常说，研究历史，既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在清理历史、还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超越历史事实本身，引领现实向前发展。今天来看，我们或许不能同意他们对文化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但却无法不被他们学术生命中关于文化的独特感悟所震撼。

中国思想史的任何一家、任何一派，最后都要归结到对文化的反思上。思想家的思想往往以对文化问题的深入反思为最基本的特征，文化理念成为他们思想最根本的出发点。不同的文化理念构成他们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中国文化即由这些思想范畴的不同向度展现出它的绚丽多姿。同时，中国文化的历史性和阶段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时期所出现的关于文化问题的各种不同认识的调和与整合。思想家的思想会有一定的学术史取向，会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甚至会有个人的价值倾向，但所有这些，只有落实到对他们的文化认识的分析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对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设计，是统一哲学诠释、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当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需要在认真思索前辈学者的文化洞察思路的基础上，提高文化自觉的反思能力。

①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5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

②④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上册，第15、l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③ 章太炎：《检论》卷三《订孔》，见《章太炎全集》(三)，第426—4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

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向度研究探讨 篇3

关键词：社会弱势群体；法学；权利

一、通过法学角度保护社会弱势群体

在不同的学科中对于在看待不同的理论时将会产生不同的观点，由于学科的不同对于同种理论也将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由于这种差异性时普遍存在的，所以用同种思维方式切入一种理论时，不同的学科将会产生不同的思想架构，从而在本学科的理论指导下设定出不同的理论命题。在整个法学领域中，会将所有的权利归为一类，然后将权利作为线索和基础，来对整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造成法学领域用此种方式看待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个法学学科是具有一定自身独特性了，其自身的品质和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思维方式。在表达理论思维时，使用的概念和范畴能够充分的整体的思维观念。在整个学科中或者在理论的整个体系下，范畴属于其基础成分。因为有了范畴才能使不同的学科之间能够得到明确的区分；并且由于范畴的存在一个学科才拥有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体系，并且整个学科才拥有了更加崭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在法学学科中对弱势群体问题进行研究时一般采用权利的视角，法学界认为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由于在权利实践时出现了困难，所以造成了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弱势群体。在整个社会环境下，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是根本性的，是由于制造性因素的存在导致整个弱势群体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整个社会中，由于弱势群体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生活的同等问题上不能得到公平的救济和实现，这造成了他们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并且由于这种问题长时间的恶化，造成他们的弱势地位不断加深。

如果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想要使权利得到巩固，并且能够享有同等的权利，立法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设立相关的法律条文，不仅能使权利得到正常的支配，而且能巩固所有人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其特殊性，造成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使其利益得到巩固的途径也是非常有限的，弱势群体的这些特征都造成社会无法为其立法。因此，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法律保证使其权利得不到强化。进入现代以来，人权在社会中的普及，已经基本能够使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特别是在许多权利方面弱势群体还是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待遇。但是人们在看待平等性观念时，还是以立法的标准对待现实中的平等性，所以在实现权利方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在实现权利时，人的自身资质决定了权利的实现，而社会的相关制度又能促进人在现实中得到相应的权利。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资质、能力方面本来就处于较低的状态，如果在社会中也得不到法律对其权利的保护，那么他们权利不能平等实现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最终将会造成社会群体地位持续弱势的趋势，由于社会弱势群体自身能力不足，对自己权利保护的条件不充分，所以只有不断完善法学理论，使整个弱势群体受到法律的保证，才能使其在使用权利时拥有一个保障的载体。

二、社会弱势群体享有权利的理论基础

第一，人类的存在并不是由于人类自身具有可用性，所以存在，人的存在的目的是由于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组成了一个类别，使有所物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只要在人类的群体中，就应当被尊重被认可，与此同时使还应当受到他人的平等对待。人类的人权本身就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并不是要受到法律和国家的限制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人类在意识和本质上就能表达出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以，只有人类在价值体系中自觉保障自身的人权，并且尊重他人的人权，才能保证人类的社会地位，才能使人类的地位和尊严得到保证。所以说，人类价值的需要，和自身发展的需求使保障人权的根本。

第二，在制定法律理论时，人权是其基本依据，为了使人类的自由空间得到保证，并且使每个人都能有秩序的生活，所以在国家以及社会中出现了相关的法律。虽然法律最初产生时，主要是为统治者做工具，保证统治者的专权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法律的存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正义、自由以及平等，使人类在社会中的人权得到了保障。公正和平等在人权中占据着基础和核心的地位，而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也正是一种公正和平等的待遇。只有法律满足了人的本质需求，人权的理念才能真正的得到实现。所以，法律的理论是要靠人权引领的，只有人权不断得到保证，才能使法律规范发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法律中，只有使法律的最高效力得到规范，宪法中的人权才能得到更高的保障。在一个国家中所有的法律都是以人权为中心然后逐渐展开的，要想检测法律效力的高低，必须将人权的规范作为尺度。

第三，人权的保障，能够防止国家滥用其权利，在所有权利理论中，人权是其根本。一个国家中私权与国家公权的对立面就体现了这个国家的人权，也就是一个国家中公民的自身权利。如果在一个国家中公民的权利不是国家给予的而是公民通过强制手段强力维护的，那么国家就没有达到其基本职能，并且应当给公民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发挥。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保障了人的权利，才能使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得到更大的激发，才能维护每个个体的自律性和自觉性，使社会秩序得到保障，并且使整个社会的安全程度和稳定性都有所提高。但是人权的保障最根本的目的并不是使人获取应有的利益，而是使人最大限度的得到自由，所以，在法学方面，人权就是最高的制约权力，它是一种灵魂的精髓。

三、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周全性监督

首先，权力是理论分析的一种工具，权力是主观认知和建构的产物，受到了特定背景的影响，人类的意识也会受到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理论的构建相对比较滞后，这就造成客观情况具有复杂多变性，所以许多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都在这个过程中被反映出来，客观与主观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构建理论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弱势群体只能靠权利理论的支持得到实现。在具体时间过程中，运用权利这种保护方式使具有一定不确定性的，所以当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群体中时，经常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四、结束语：

尊重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地位，能够使我国的人文主义得到提高，并且使人权在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得到维护，保证人权的尊严和自由是社会弱势群体法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它的本质是一种正确的社会观念，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作者单位：上海恒方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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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萌萌.从保障生活到促进发展：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价[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4]姜文斌.政治、文化、经济目标之平衡：加拿大广播电视产业政策演变及其启示[D].华中师范大学，2013.

[5]熊跃根.论国家、市场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政策理念发展及其反思[J].社会学研究，1999，03：59-71.

研究向度 篇4

关键词：丁方,多维一体,绘画,文艺复兴

一、人物简介

丁方, 1956年出生于陕西省武功县, 是当代中国画坛著名的超验表现主义画家。他的作品以厚重、富有张力的艺术语言在中国当代绘画界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其作品形式主要以综合材料 (水性基地与油彩混合使用) 和纸本水墨为主。其中, 综合材料作品的强烈肌理与斑斓色彩表现出中国西北大地的内在张力, 承载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坚韧的的民族意志;而纸本水墨作品所描绘出细腻唯美的人物肖像及人物组合则凸显出艺术家对东西方文明高峰的历史性探求与精神传承。

二、多维度的艺术理念

1. 植根母土, 吸取民族文化之精华

中国是个自然地理形态丰富的国度, 在这片土地上有地球上最雄伟的山系与落差最大的水系, 这铸造了中华民族坚定刚强的民族气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体现为特定的审美品味。

中国西北卓越的地理表征, 一方面作为画法本源为丁方先生所吸收, 同时大地内部所蕴含的精神气象也在他的画面中自然的流露。在《元风景》2系列作品中, 浮雕感的画面肌理便是来自于中国西北高原的风蚀 (雅丹) 地貌, 在强大风力作用下, 地表的附着物化为风尘, 坚硬的基岩被剥离出来。比如新疆盐水沟、艾丁湖、魔鬼城等形貌奇特壮烈, 色彩斑斓, 金属般滞涩的地表。在这地表之中蕴含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意志和精神, 这种意志和精神化为中华民族内在气质的一部分, 同时也成为滋养中华文明的母土。这些地理表征在丁方先生的作品中化成一组组形体与颜色相互编织的交响曲在画面上演绎着。丁先生的“西北情结”并非是出于城市人对农村的好奇感, 或是类似旅游者的猎奇心态, 甚至也不仅仅因为他童年的一段生活经历, 而是某种根植于历史母土深处的文化质地之魅力, 令他对这块土地产生深深的依恋, 并且以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丁方《彩虹即将展现云端》2009-2010年综合材料120cm×360cm

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深深根植于民族传统的土壤之中,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 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当下, 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文化变革, “全球化”几乎触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事物的现代特征离不开传统, 一切现代性都能在传统中找到根源。丁方先生的艺术创新也同样没有脱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山系、水系的绝对垂直高度及土地的贫瘠造成的人与山、人与水、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在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有诸多表现: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人与自然严酷的紧张状态侧面激发了中华文明古典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的建立, 并逐渐发展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尤其表现突出, 这也是丁方先生在其风景作品中所要追求和确立的, 画面中的写意性和抽象性即指“天人合一”之意。正如丁先生所说:“毋庸讳言, 我追求的是一种浑朴的写实意象风格, 它力图通过单纯的画面和坚实的描绘来表现深藏西北大地的精神。”3在遵循大自然轨迹的同时他将中国传统山水的哲思巧妙的融入画面的物象之中, 在丁方的绘画技法中强烈的底层肌理可以说是其画面的“内核”。画面基底以水性材料塑形膏、霞石胶、立德粉等混合强性胶乳液, 以不同的混合比例层层塑造肌理, 直到达到满意的效果, 再以中国画“六法”中的“随类赋彩”层层染色, 混沌的物质获得高贵的灵魂。丁方先生对传统中国画“北派山水”的厚重皴法 (披麻皴、斧劈皴) 有相当的钟情, 同时也对其“高山仰止”“当头一座山”的崇高雄浑的品格有很深的鉴用。

“金石艺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并于北宋时期正式形成“金石学”, 它以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金属与石头、甲骨等以特定的方式碰撞与摩擦而产生的一种视觉审美效果, 至大至刚、浑然天成。这种摩擦与崩裂正是中华先民几万年以来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 身体与大地交织摩擦的生命印迹, 并逐步发展为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一环。丁方先生在其风景类绘画作品的材料选择和笔法运用上也是基于这种美学背景, 并具有明确的目标所指, 这个目标就是中国西北的风蚀地貌, 正是这种地貌, 凝聚着中国先民沉重的民族记忆。

当前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 并且这种变革还在持续进行着, 中国人的审美需求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接受着外来文化的强烈撞击。一个民族的文化, 只有不盲目追随他人才能取得在世界文化中的话语权。虽然全球化中的“跨文化主义”要求人们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重新解读, 但也只有深深根植于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 当代艺术才能在创新中饱含文化价值。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 中国当代艺术以泼皮、呆滞形象为国外艺术市场所追捧, 它以一种调侃、娱乐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 不仅完全背离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而且还在丑化国人形象方面做足功夫。丁方先生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 决然没有因利益使然而背弃对真、善、美的追求, 从早期的《城》系列到《悲剧的力量》, 至近年创作的《元风景》系列作品, 他一以贯之保持着艺术上的严肃性和崇高感。

2. 具有深度的体验性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经说过:“只有投身于世界, 画家才能把世界转化为绘画。”从这个意义上说, 丁方很好的践行了这句话, 他在以身体丈量大地的行走体验过程中将民族精神镌刻于血脉之中。4丁方先生的自传性文集《我心在高原》《为晨曦而流浪大地》可看作是其对西北大地深刻体验后的思想感悟, 这也昭示出丁方先生风景类作品的创作方法, 先将山体、大地踏遍, 读通其脉络走向, 阴阳向背, 用古人的话来说是“沟壑尽装于胸中”方可“搜尽奇峰打草稿”, 而后将内心中的“神圣山水”描绘出来。5

从艺几十年来, 丁方先生数十次行走于中国西北大地:陕晋黄土高原、甘青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 黄土高原所呈现出的广阔地貌、丰富姿态、千沟万壑便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自然写照。20世纪80年代, 丁方先生一批表现陕北风情的素描作品, 其线条豪迈粗狂、稚拙朴实、厚重而凝练。他从中国西北大地吸取了鲜活的内容与强劲有力的意志形态, 这突破了一般画家从事物表象对风土人情简单描绘的层面, 而挖掘出事物的本质。从《陕北风情组画》《回娘家》到《瑰丽山峰》等系列作品, 他把中国西北大地坚韧的意志和人文情怀通过强烈的肌理和色彩呈现于画面。他重塑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山水”理念, 让中国西北大地再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载体。

从20世纪80年代始, 丁方就努力在自己的艺术中建立“深度绘画”体系, 他主要强调在人类普遍性基础上生存经验的独一无二性, 并寻找一种绘画语言, 既能充分表现中华大地的博大精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丰厚底蕴, 又饱含深厚的人文情怀。绘画语言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 是画家表达思想和情感最重要的媒介, 对绘画语言占有的深度和广度是衡量一个画家艺术水准高低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 丁方先生在绘画语言上的贡献是杰出的, 他那金工匠式的长期制作与反复晕染, 使画面上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色彩的苍茫、笔触的滞涩和金属的闷响, 不仅为中国画坛横添了一种气势磅礴的画风, 也为他悲剧式的艺术探索奠定了雄浑深沉的基调。6丁方先生具有东西方文明史与艺术史的知识背景, 他把东西方艺术史中的精华都囊括在自己的视野并有选择地融入自己的创作。如拜占庭圣像画中金属雕刻的视觉经验,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坦培拉绘画柔和细腻的色彩、多层次的透明罩染技法及伦勃朗所赋予作品中的神圣之光在画面中都为他所用。丁方在绘画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也是建立在其深刻的体验性之上, 他将古典绘画的技法与现代艺术的观念、西方的光影与东方的书写、厚堆的肌理与透明的罩染等矛盾因素有机的融入到自己的画面中。

3. 具有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知识分子的担当

何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我认为它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去解读, 前者是指对历史传统精神的解读与继承——这一历史传统不应只限于中国, 而应扩展到整个东方世界乃至人类精神文化传统的精华。后者指现实生活中普遍大众的人文关怀, 对现实中各种不公现象进行抗争的道德勇气, 这一勇气支撑着艺术家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并通过自身艺术经验和情怀的熏陶与升华, 使人们看到社会的良心与人性关怀的继续存在。7丁方先生倡导“学者型艺术家”这一理念, 即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性质, 亦即画家不单是善于视觉观察和运用技巧的人, 同时也应是具有立体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性的学者。

人类的精神因素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来进行表达, 因此作为人类生活方式载体的物质必然要承载人类的各种精神要素, 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所创造的的物质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有异质同构的关系。艺术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 应承担起提升人类精神的责任,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丁方先生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着, 并远远走在一大批艺术家的前面。

西方艺术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发展体系, 有几千年深厚的艺术积淀, 有古代东西方文化与艺术的交叉融合。其现代艺术形态以“反艺术”“反经典”为口号, 其核心内容是消解以往一切既定的艺术准则。而这一点在中国却相差甚远, 中国以油画作为主要创作手法不足百年, 没有足够的艺术传统和积淀可供当代艺术去消解, 那么只能去反叛眼前的准则:传统绘画的文学性叙述, 且对那些革命“主旋律”“现实主义”作品进行解构, 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仅有的“批判”对象了。于是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方力钧的“光头”形象、曾梵志的“面具”系列, 周春芽的“绿狗”顺势而起、风风火火。关注现实是没有错的, 但是应该以何种方式, 或站在一个什么层面上来关注?这是一个艺术家应当考虑的事情。

自90年代以来, 商业大潮和大众流行文化在中国汹涌而起, 在物质繁荣的表象覆盖了广大的城市和乡村的同时, 却是心灵的苦闷与精神的贫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包括西方在内, 是一个人们普遍患上历史遗忘病和生存短视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 人类垂直向度的经验被贬低, 而平面向度的经验则被夸大, “精神文化”已成了一个可疑的词语, 它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审美的丧失, 价值的颠倒, 构成了当下的时代特征。

那么, 面对上述局面,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社群中的知识分子、学者和艺术家们, 应该何为?丁方说到:“他们首要的职责是守护。这种守护是指在任何境况下, 都要坚守一种对人类理想的坚持, 对价值向度的关注, 对真、善、美抱有希望。”8他从来不认为从事艺术仅仅是为画出几幅好画的问题, 而是要承担起更为根本性的人文关怀。造成中国当代艺术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代艺术家文化的缺失, 多数中国当代画家认识到画画不应只追求形象和色彩, 而应赋予画面以哲学和思想内涵、亦或批判意识, 具有这种认识当然是好的, 但问题是多数画家并没有哲学思想内涵, 何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美是艺术作品的灵魂, 审美则是艺术的核心本质。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美学家莱辛说:“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他东西, 如果和美不相容, 就必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 也必须服从美。”绘画创作是一种美的艺术, 不管作者诉诸的是什么内容、表达的是什么情感, 都必须以美的形式呈现在画面上。丁方先生提倡艺术要严肃和崇高, 以探讨和体现人的本性问题为目标, “真正的艺术应该是使人身心愉悦、使人面向崇高, 通过对人生的思考而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 而这种艺术在当代鲜有表达, 值得我们反思”。在理想之美和神性之美严重匮乏的当代艺术, 丁方先生的绘画尤为难得, 体现出了知识分子提升人类精神信仰的担当。

丁方《耸立的赞歌》2009-2010年综合材料300cm×200cm

4. 具有大历史观和大艺术观

所谓大历史观是指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研究历史的观念和方法, 那么这种观念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艺术即所谓“大艺术观”。丁方先生作品中主要强调一种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他认为不应单是建立在民族文化传统中间, 而应建立在对人类文明全面的阅读之上, 中国的现代艺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 还须积极吸取和借鉴人类历史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

意大利文艺复兴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面复兴, 已经过去500多年, 它是人类的遗产, 并非欧洲的专利, 而恰恰在文艺复兴大师的身上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成果。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伟大便在于它超越了民族、地域与文化的界限而建立起的“世界主义”观念, 它充分吸取了古代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 创造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美。当今中国正大力倡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中国来说恰恰有很深刻的鉴用。在艺术界人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也日益热情高涨, 概括起来主要以绘画材料与技法和史论两个层面进行。丁方先生对于文艺复兴的研究, 有别于一般画家对大师作品局部的借鉴, 或史论家单纯理论方面论述, 他是从绘画的、文化的、历史的、美学的、哲学的角度全面去诠释一种文化抱负, 这种文化抱负是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启明星。当代艺术中缺少的并非单纯的绘画技巧或表现手法, 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引领中华民族焕发出民族精神的艺术, 当众学者、艺术家意识到要向人类艺术史上的高峰仰望学习的时候, 丁方先生早已在这条路上走过了几十年, 远远走在大部分人的前面。“文艺复兴系列”作品:《十二使徒》《十二先知》《卡西纳之战》《安吉里之战》等, 丁方先生用中国绘画材料仿古宣纸、毛笔、水墨来重新阅读和诠释大师经典作品, 也是具有这样内在含义的, 并通过对文艺复兴大师的阅读来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丁方《致敬佛鲁里——弹琴天使》2011年纸本、墨85cmx60cm

很多当代艺术家和学者认为,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思想早已过时, 而且是西方的产物, 不值得我们当代中国人去研究和追求, 在我看来其实恰恰相反, 过时的并非文艺复兴的艺术, 而是有些当代人的狭隘思想, 文艺复兴大师们所追求的是柏拉图笔下至善至美的永恒, 即所谓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正因为大师们这些至高的追求而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神秘的芳容, 拉斐尔所描绘优美高贵的圣母子, 米开朗基罗的鸿篇巨制《西斯廷天顶画》……这些理想之美和神性之美恰恰是我们当代艺术中所严重匮乏的, 那些在艺术市场上纵横的所谓“当代艺术”, 有些为吸引人们的目光不惜玩弄各种花招, 制造爆炸性新闻, 有些甚至对艺术进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亵渎。

艺术的价值所在理应是其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完美统一, 不可偏颇。物质层面是很容易理解的, 包括作品所用的材料品质、技法难度、题材等一切可见之物。

拜占庭艺术所用的马赛克、镶金银, 文艺复兴绘画圣母蓝袍所用的阿富汗青金石及其它一些珍贵颜料, 其材质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那么用这些材料完成的作品价值大小也就不言而喻了。达·芬奇做为文艺复兴巨匠, 其对艺术及科学的探索和执着令当代艺术家汗颜。《蒙娜丽莎》用现代科技X光学分析其画面技法, 是达·芬奇由三十多遍的颜料涂层, 历时四年得以完成, 而且他创造了一个肖像范式, 这就是它即使在六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大放光彩的原因。精神层面听起来有些玄虚深奥, 而对于文艺复兴大师来说则是恰恰对作品在精神层面的高度关注而赋予物质材料, 才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滋养和物质遗产。当代艺术也只有充分的对其吸收继承才能领悟到其内在精髓, 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力, 也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而当代艺术的失败在于只有“创造”而没有继承。可想而知, 没有继承的创造是多么的肤浅和无力。

三、综述

东西方世界本是一个整体且当今要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 这两个文化域联系必将更加密切。作为当代艺术家, 我们需保持多维度的艺术视角, 从理论和艺术实践两个层面齐头并进, 乃至形成一个良好的艺术局面。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来看, 凡是一个有活力的文明域, 能对历史中各种高级文明充分吸纳又不失自我的时候, 她将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 继而出现一批大家, 中国正在向这个方向前进着。调侃与搞怪的艺术即使有理由存在, 也不应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而充斥在每个人的心灵, 我们仍需要崇高与严肃的艺术来提升人们的精神高度。

在这里我仍想说明, 丁方先生多维一体的艺术理念对我们当代艺术教育具有几点重要的启示:1.艺术家要深深植根母土, 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2.艺术不是无源之水, 不会凭空而出, 好的艺术一定是在丰富而深刻的体验基础上生成的。3.需具备国际性视野的大历史观和大艺术观。4.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立场, 对真、善、美抱有希望。

参考文献

多向度视角解读大学 篇5

刘东

在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其实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博弈的最基本形式，而且，也正是在各种论说的不断博弈中，在各种思想的热烈交流中，大学这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才既有可能步入毁灭，也有可能再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这一片喧哗之声的，就不仅包括今天的同时代人，而且包括有待我们评判的前人，当然还有必将评判我们的后人！

大学模式流变

现代大学演变到今天，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也就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把“大学的理念”表达得最好的，或许是红衣主教纽曼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都柏林大学时所说的话。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他所在的牛津大学。纽曼写道，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

这种信条对我们来说，尽管从未普遍施行过，却最为耳熟能详。我们甚至不难猜想，当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者”时，当他认定“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时，当他把原属北大的工科放逐到北洋大学时，这位北大老校长心中念兹在兹的，大体上也正是类似的理念。

然而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旋即就向我们指出，这种模式已经行将被德国模式覆盖了。1930年时“大学已经发生了深远的变化，通常是朝着它们所参与的社会演变方向”，这种演变使系科大量出现，并组成大学。大学的出现，不是为了关心学生个体，而是关注社会的需要；不是纽曼的“自然规律的永恒真实性”，而是新事物的发现；不是多面手，而是专家。大学成为“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一个人不再可能“精通一切”。纽曼的万能通才人物一去不复返了。

正如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柯伟林在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几乎所有世界上的顶尖大学都在德国，它们是德国十九世纪伟大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

到1930年，美国的大学已经脱离了“以文理科研究生院为中心的、有坚实专科学院及某些研究所”的“现代大学”。它们正越来越不像“真正的大学”。所谓“真正的大学”，指的是“一种以崇高的明确的宗旨和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为特点的机体”。

当代大学成为“社会服务站”

实际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学者金耀基指出，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为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成为“知识工业”重地。学术与市场不断结合，大学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为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而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隔壁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大学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甚远，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是“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五光十色的“城市”。

现代大学被重新认为是各个社会部门的服务站，其最重要的服务部门，就是政府和公司。教师们习惯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技术开发工作的需求给校园带来了某种更强有力的影响，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关系越密切，对大学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就越大。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变得不同于长期以来鼓励大学教师无私探索知识的精神。而技术转让领域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还因为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想构成了威胁。

大学的“第一生产力”迷思

那么，事态为什么会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西方的大学从它的英国模式，一变而为德国模式，再变而为美国模式，并且步步进逼地一再要求非西方国家拷贝它，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征兆之一，本身就相当符合现代生活的自身逻辑。如果在由现代消费激发出来的无边物欲的推动下，知识仅仅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则又被看做第一生产力，那么，大学作为知识的重镇就势必要被转化成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只要现代性的生活形式继续主宰我们，传统的大学形式就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直到它发展为美国式的巨型大学，乃至比这种巨型大学还要庞杂的大学，以便能够填入新的能量、唤出新的产出，哪怕大学的肚子因吞噬过多而被撑破！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还起着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如果对通识教育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在当下的紧迫国际情势下，既然只有指望在现代化的急行军中，借助于民族国家的强大整合力量，来既发展大学本身的事业，又转而表现出更大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它的顶尖大学，就不可避免地面对转型。由此说来，对于当今大学的实际操作者而言，与其去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洞目标，倒不如实在地向公众讲明：至少从这个历史时期来看，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苦痛。

“一流”大学的标准

如果克尔的“大学三段论”的内容，是所谓英国——德国——美国，或者纽曼——洪堡——克尔的话，那么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大学三段论”的内容，则把英国的纽曼置换成了德国的康德，继而又把克尔的巨型大学置换成了所谓“一流大学”。这样一来，这种观点最抢眼的标记就首先在于：既用启蒙思想家康德的理性前提，置换了红衣主教纽曼的宗教前提；又用民族文化的思想内容，充实了洪堡的现代大学概念。当然，最为重要的还在于，雷丁斯用充满洞见的对于“一流大学”的批判性诠释了克尔所谓巨型大学的内容。

按照雷丁斯的说法，在一个封闭的范围里，“一流”实际起到了货币单位的作用，在林林总总的本国大学之间，进而在更加千差万别的各国大学之间，建立起抽象的量化可比性。

一流通用的等级标准，是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

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

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然而，如此诱惑人们去大做表面文章的量化标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照顾到各大学的实际长短呢？分数是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吗？知识是简单地从仓库再生产出来的，还是在教学中生产出来的？为什么高级大学官员和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声望”最好的判断标准？他们有什么共同点？这种协调一致是否令人担忧？“声望”这一项会不会提高对价值指标水平的偏见？

基于这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认为，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当代大学为何在意市场

既然“一流”的标准已被视为四海皆准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就同样会是无一幸免的。可以想象，只要“一流”的标准盖过了学术的标准，形式的好看虚掩了真实的内容，量化的指标漠视了实质的优劣，外部的评价凌驾于大学的自治，那么，无论一所大学在排行榜上显得多么领先，也无论它破费重金聘来了多少大名鼎鼎的教授，或者四处公关引来多少资金去起高楼造声势，它所宣喻的自由教育或者博雅教育，都终究是言不由衷的和适得其反的——既然它早已被市场向度牵住了鼻子，就再也顾不上去向学生们示范和操演独立的意识和广博的志趣了。

当代的大学何以如此在意市场？按照雷丁斯的理论，他大概会沿着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去追根溯源，把大学衰败的原因归咎于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式微。

事实上“争创一流”的中国大学教育，其表现刚好跟雷丁斯的概括擦肩而过：是民族国家整合能力的加强而非衰落，才会作为难以抗拒的动力，强力推行“一流大学”的模式，并就此催生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数据报表来，而且还通过这种势必要忽略内容差异的量化形式，来加速涤除各个学校在历史中形成的任何特长。

当然，在一定意义上，雷丁斯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被抽取掉具体内涵的“一流大学”，毕竟也只能推广于意识形态逐渐淡化或消解的时空之中。不然的话，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究竟如何去拿德黑兰大学跟华盛顿大学进行通分，或者究竟如何去拿哈佛神学院跟塔利班学校进行对比？雷丁斯意义上的“一流大学”，或许正是从一个专属于他的角度，指称着一种既呈现多元化特征又反映全球化步调的特定时期的大学。

大学的未来何在尽管各种大学模式论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但美国的大学一直盼望能够成为学者和自由思想的园地。长达一个世纪的学术自由运动代表了一种不惜代价的努力，以确保与日常的压力保持一种心智上的距离，让学者们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批评当时传统的知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重要的是不要将学术界传奇化，不要对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时代怀有思念之情。现实不会回到19世纪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中，该书认为“有用的知识”是“一堆垃圾”；也不会回归到八十多年以前索尔斯坦·凡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所设想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纯粹的研究是大学唯一的恰当行为，而促进有用的申请（和教育本科生）是较小、较普通的大学的任务„„

真正给人们带来困扰的是金钱的原始力量对于高等教育很多方面的作用。美国的大学也在忙于彻底改造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压力。学术界曾认为企业家的野心必然是邪恶的，而它现在却成了一种美德。“我们是在经商，”康涅狄格大学的教务长坦率地说，“我们的股东是学生、职工和康涅狄格州。”甚至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也声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意味着经商”。

如果学校已经成了特殊的产业，学生已经成了特殊的顾客，那么，这里就必须采用商学院的而非文理学院的主导模式：为了获得学生的眷顾，必须保持和扩大竞争优势，一所大学的声望如何，就被看成了生死攸关的产品商标。我们可以联想到，正是为此学校的名称才会被改来改去，却不管新起的名字是否有实际意义，正如作为国际名牌产品的可口可乐，只要能吸引来顾客的眼球就行，却不管自己贩卖的饮料是否对身体有利。

在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其实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博弈的最基本形式，而且，也正是在各种论说的不断博弈中，在各种思想的热烈交流中，大学这种特定的文明形式，才既有可能步入毁灭，也有可能再次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这一片喧哗之声的，就不仅包括今天的同时代人，而且包括有待我们评判的前人，当然还有必将评判我们的后人！

大学功能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使得人们在步入大学之后，除了有可能被精神的向度所感召，当然也有可能被其他东西所干扰。只要大学还不甘心退化成可有可无的盲肠，那么它与其说是在受到丛林原则的无情制约，倒不如说它是在残酷的丛林中仍然坚持维护着人类的尊严。

梅花意象向度分析 篇6

关键词：梅花；诗人；象；意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朝宋人陆凯《赠范哗》)古往今来咏物的诗词歌赋，或杨或柳，或松或柏，或竹或梅，或桥或庙……而在浩如烟海的咏花诗词中，则以梅为题者最多，或言其风韵，或吟其神形，或赞其品格，或颂其节操，或代指爱情，或寄赠友人。

千百年来，梅花一直作为岁寒三友之一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其傲霜斗雪的坚强品性，已经成为某种伟大品格的象征，她不似牡丹富贵逼人，也不似莲花娇羞无比，更不似昙花一现而休。在古体诗高峰时代的唐朝，歌咏梅花的更比比皆是，唐人的咏梅诗，写闺怨、传友情、托身世，也出现了不少以象托意，以意达蕴的佳作。及至宋以后，借梅写其意象之美，赞其标格之贞，吟梅咏志之风日盛。中国文人笔下的梅花，并非简单的写景摩物，往往是其人格的象征或意趣的指向。即所谓以象指意。但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审美情趣的差别、吟咏时心绪的差距、所要表达的旨意不一，他们笔下梅花的风姿各别，以物托意的趣味各异。唐，王适《江上梅》：“忽见寒梅树，花开汉水滨，”表达了春天来临的愉悦，宋，陈亮《梅花》诗：“一朵忽先变，百花皆落后。”这昭示着梅花独领风骚的品位，是遗貌取神的感慨之吟。林和靖的《山园小梅》以象托意：“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意境幽深，志趣旷远。陆游一生爱梅、咏梅、以梅自喻，俨然梅的知音，梅的化身——“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辛弃疾“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临江仙·探梅》)，喻指梅花之高洁。元·王冕的《墨梅》诗：“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赞颂了梅的清雅高洁的内在美，清·宋匡业《梅花》：“独立风前惟素笑，能超世外自归真。”借超凡脱俗的梅花，表明他与世无争、超然尘世之情思。

探讨古往今来诗人词人的咏梅佳句，分析显露于字里行间的梅花之象与诗人之意，厘清二者的关系，大致可以梳理出几种不同的“意象关系”。

1情动于中，以梅颂春

西方文学理论认为，诗歌是受情感激发的诗人与接受的读者之间的一种神秘和不可言喻的交流。郎吉弩斯认为，崇高的诗或含有伟大的思想，或含有伟大的情感。17世纪以后，“情感”(emotion)、“激情”(passion)和“感觉”(feel-ing)等术语由于受到各种心理学的塑造而越来越具有复杂的内涵和用法。但“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则获得了很大的认同感。这里的“强烈情感”限定了对诗歌中纯粹情感的强调，而在东方，“情”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词汇，往往是当作“文”之本体出现在作品之中，如“宣寄情志”(张衡《思玄赋》)、“荡涤放情志”(《古诗十九首》)，“情动于中”(沈约)，“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俱强调文章兴作，情动于中。

诗人因情动于心，而把梅花当作春天的象征，当作赠友的珍馐：“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赠范蔚宗》)利用通感的手法，以梅喻春，折梅赠友，非赠一枝梅，而赠一枝春，情之醇厚，可以意会。“年年芳信负红梅，江畔垂垂又欲开。珍重多情关伊令，直和根拨送春来。”(苏东坡《红梅》)苏轼则异曲同工，“珍重多情”，“直和根拨”，目的同样是——送春来!“忽见寒梅树，花开汉水滨，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唐·王适《江上梅》)“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王安石《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姹紫嫣红耻效颦，独从末路见精神。溪山深处苍崖下，数点开来不借春。”(清·宁调元《早梅》)也无不体蕴了情动于心而以梅咏春的情感。

这些诗都是以梅花宣寄情志，作者都从寒梅中体蕴到春天的气息。把自然之景和作者之情巧妙结合在一起，多有喜悦之意，旷达之情。

但也有例外。因情动而思动，因思动而笔动。但情动于中，以梅写春，唐·蒋维翰的《梅花》则认为“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几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如何人得来?”表达一种对春天的渺茫思绪由然笔端。宋代豪放词人辛弃疾的《临江仙》：“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剩向空山餐秀色，为渠著句清新，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韵味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意韵生动，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魅力。

2雅人深致，以梅衬景

据钟嵘《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说”认为，诗人要从感物动情之中直接求得胜语佳句，而不是在前人典故中寻章摘句。“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梅与雪为何不同——因为暗香浮动使然。“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宋·王曾)梅上百花，景致优美，意象高远——作者何尝不想“百花头上开”?

唐·李商隐的咏梅著名诗作《忆梅》：“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可以看作雅人深致的佳品。咏梅而寓意，寒梅早秀而不逢春，以喻人之早秀而不逢时。“定定住天涯”句即有无限人生感喟。商隐大半生奔走飘泊，常为天涯游子，故曰“定定”，无奈而自伤。“最堪恨”者，并非寒梅，而是命运。寒梅开过，一岁又尽，而自己仍浪迹天涯，故有难言之恨，以梅衬景，以景寄情，钱钟书云：“人之非去年人，即在言外，含蓄耐味。”(《管锥编》)1484～1485页)

唐·齐己的《早梅》：“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明年如应律，先发映春台。”唐·庾信的《梅花》：“当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两首“早梅”诗，表述不一，景色各异。

宋·卢梅坡对雪梅情有独钟，两首《雪梅》雅俗共赏，风格迥异：前者说“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香。”后者认为：“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梅争春雪，孰优孰劣?“三分白”与“一段香”，外表内涵遽分，高下优劣立判，真可谓“不假思索，不生分别，不审意义，不立名言”(朱光潜)。

3立象尽意，以梅为妻

《系辞上》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尽其言。”说明人们已发现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们心中的意思，语言所展示的只是人们心中的一部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儒家“书不尽盲，言不尽意”，《周易》“立象以尽意”，庄子“得意而忘言”，他在论述言和意问題时也是从“道”出发。提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然，道不可闻，闻不若塞。”((庄子·知北游》)王弼“言不尽意”，“夫象，出意者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周易略例·明象》，在《老子指略》里，王弼说：“……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尽则不可以名，……然则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是以圣人不以言为主，则不违其常；不以名为常，则不寓其真，”挚虞“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穷万物之宜者也”(《文章流别论》)。刘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意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这些古典文论，都阐发了言、意、象的关系。但其主旨都是立象尽意，意在言外。

自古以来，爱情一直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诗人们的重要内容。一些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之“意”往往是以“梅”之象来表达的，在表达时，以象蕴意，以象达意，使得中国诗歌在封建礼教统治下对爱情的表达注重含蓄、反对直露；注重神韵，反对说理。

林逋的《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擅板共金樽。”这首诗被认为是咏梅诗中第一，全诗不见一处“梅”字而字字写“梅”。全诗着眼“独喧妍”、“风情占尽”、“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偷眼霜禽”、“断魂粉蝶”，几个意象层层推进，立象尽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采用拟人的手法，“先偷眼”极写白鹤爱梅之甚，它还未来得及飞下，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合断魂”一词写粉蝶因爱梅而至消魂，把粉鲽对梅得喜爱之情夸张到极点。特别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更是成为千古绝唱。这梅花是清丽淡雅的，寄托了他“妻梅子鹤”的隐逸情趣。意广象圆，机灵感捷，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也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清代诗人张问陶的妻子林佩环：“修到人间才子归，不辞清瘦似梅花。”也学习林逋通过梅花寄情表意，表达对丈夫一往情深的爱情。

4意在言外，以梅志节

“意”自司马迁等的“诗言意”开始，正式作为一个文沦术语，大概要从陆机《文赋》算起。“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意”是指通过构思所形成的“意”，而构思是指才、气、性、情、志、识、审美等主观因素的活动，构思完成，这些主观因素就呈现出一种审美性的凝聚——意。

也许是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中国使人格外喜欢通过梅花这一物象表达自己的言外之意。如陆游酷爱梅花，因为它象征着气节。往往以梅花自喻，惫在盲外，引人深思。他的《落梅》诗说：“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梅花开时不畏严寒，落时不恋春光，来得光明，去得磊落。通过雪虐风饕更加凛然之梅花，显示高坚之气节，表达言外之旨意。陆游心仪的正是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他甚至幻想“何方可化身千亿，一对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希望终身与梅花为伴。明·徐渭《题画梅》：“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孤芳自赏的情绪，跃然纸上。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省修得到梅花。”(谢有(武夷山中》)表现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追求。“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则表现了朗咏与酣饮于青山绿水之间的隐逸生活，表明只愿诗酒狂放、隐逸终老的心志。“疏技横玉瘦，小萼点珠光，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春。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宋·陈亮《梅花》)形神兼备，志趣悠远。

王国维认为，诗文“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同是写梅花，秋瑾《咏梅》与张大干的《梅痴》截然不同，前者写道：“举世竞言红紫好，缟衣素袂岂相宜?天涯沦落无人惜，憔悴欺霜傲雪姿。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玉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后者咏之：“种梅结宅双溪上，总为年衰市中宜。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蘑泪写沧桑。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迟归总恋乡。殷勤说与儿孙辈，识得梅花是国魂。”尽管都有有我之境，但二者给人的感受是相异的：前者欺霜傲雪，独立标格，后者鬓霜写沧桑，迟归总恋乡。前者自傲中有一丝凄凉，后者沧桑中添一份自得。

宋代婉约词善于抒动人之情，写言外之意，描人间悲欢离合，发世上喜怒哀乐。如李清照的《渔家傲》以梅自喻，抒感时伤世之情，表面看似描摹物象，实际上却别有寄托——“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沉绿蚁，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落脚点在“不与群花比”，表达一种高远的志向。

同样是《卜算子·咏梅》，陆游与毛泽东的感受因各自的经历、志气、意象不同而有异，前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后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作为咏梅诗词最多(百首以上)的名家，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笔下的梅，风姿各别，寄托的情思也因事而异，其最为著名的《卜算子·咏梅》以孤高寂寞的梅花表现自己的操守和傲骨，被后人广为传颂，毛泽东这首词真正做到了“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起句就以健笔凌云之势，表现出了与陆游明显的不同的胸襟与气魄，既有一种时间的流动感，又为稍后写雪中之梅作了饱历沧桑的准备，词句挺拔，气势昂扬，“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表明环境的险峻，寒威的酷烈，梅花之艳丽，梅花之傲岸。诗人笔下的梅花充满着自豪感，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俏，险境不能摧其志，这和陆游笔下“寂寞开无主”、“黄昏独自愁”的梅花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丛中笑”三字，以传神之笔写出了梅花与山花共享春光的喜悦，既谦逊脱俗、又豁达大度；而“群芳妒”的，是他孤芳自赏、离群索居的情绪，以梅志节，同中有异。

5结语

研究向度 篇7

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双向夹击下,新闻网站要维护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引导力,就需要融入互联网思维,确立用户中心理念进行转型,除了提供优质的新闻内容,还需创造良好的用户体验。在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合作促转型是新闻网站实现自身升级发展的有效途径。2014年11月13日,重庆华龙网集团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360”)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宣布“结盟”,拥有全媒体平台的华龙网与掌握着高端安全技术的“360”选择合作,对探索新媒体内向度融合创新方式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1 颇具新意的合作内容

作为互联网企业,华龙网和“360”一直都在尝试创新和跨界,华龙网作为新闻网站,正在尝试为重庆市民、政府和企业提供安全的上网服务;“360”以传统的杀毒软件起家,涉足互联网后又把安全技术跨界到了智能硬件。

1.1“云平台”保安全

为了给用户提供可靠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华龙网和“360”将共建“重庆互联网安全云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云平台”可提供网站安全监测、文件篡改监测以及网站安全防护、文件篡改防护、非法信息阻断等服务,确保纳入其中网站的网络安全。打造此“云平台”核心的问题在于把“云”放在了重庆的上空,即重庆将拥有自己的互联网安全防护中心,当用户使用“云平台”时,其相关资料都会被加密,从而使得内容泄漏本身无法实现。每一位用户对应的是“云”上的一粒“微尘”,相关信息都被囊括在“云端”。“云平台”能够为政府、金融、制造业、医疗、教育等大型企事业单位解决终端安全和统一管理等一系列安全需求,保障重庆市的网络信息安全。各类商务类网站也都可以纳入“云平台”,以防止企业信息与用户信息的泄露。

1.2 征信系统助维权

中央网信办在推进网络空间的法治建设座谈会上提出,网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今后我国将建立网民和网上组织的信用记录,完善褒奖机制和惩戒机制。在此背景下,华龙网与“360”将把网络取证作为发展重点,将推出互联网征信系统。此系统最大的亮点在于录入网络之中的数据客观有效,因此在发生网络侵权事件之后能够成为当事人进行维权的证据。华龙网和“360”还将在征信系统上打造群众举报平台,公众可以使用简易版的软件在此系统上举报网络违法信息,助推重庆市网络空间法治建设。

1.3 移动平台添便捷

依托“360”的技术优势和华龙网的资源优势,双方将推出国内首个“智慧交通一交通卫士移动平台”(以下简称“移动平台”)。“360”提供所需的技术支持,在“移动平台”内嵌入地图、地理定位、搜索、实时路况等一系列服务,华龙网负责与重庆地区各类政务机构的沟通协调,为平台内地图提供基于重庆地区路况的突发性变化信息,保证平台内信息的及时真实有效。此“移动平台”将汇集整座城市的各类资讯信息,以手机APP为实现方式,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用户只需登录移动平台,就能查询交通路况、生活资讯等各类民生信息。“移动平台”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帮助制定最优行程,规避潜在风险;“移动平台”也可以替用户省去由堵车、排队等一系列未知因素造成的资源浪费,促进节约化资源利用,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移动平台”还能够节约使用者的时间、金钱等成本,用科技力量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和城市运行效率,推动重庆市智能城市发展进程。

1.4 教育基地促发展

为助推重庆市网络高地建设,“华龙网”与“360”将从三个方面着手,打造重庆市互联网安全教育基地。首先,依托双方打造的“云平台”,在重庆互联网用户中扩大安全品牌教育和影响,建立跨网络的“安全教育平台”,推广互联网安全教育;其次,在华龙网上建设“安全频道”,此频道由华龙网携“360”与重庆市相关主管部门共同合作打造,展示的内容包含互联网安全教育、“360”品牌及安全产品介绍;第三,以互联网安全为主题举办论坛活动,邀请安全专家、各级领导、企业家参会,发布互联网相关的最新动态。

2 开启新媒体内向度融合新方式

综观近几年,新旧媒体都在积极探寻可行路径,以应对媒介融合浪潮,其中不乏新媒体的内向度融合。内向度融合是指新媒体选择与适合的互联网企业以内容、版权、技术等为纽带展开合作的融合方式。优酷土豆网是颇具代表性的融合案例,2012年3月11日,优酷网和土豆网签订最终协议,优酷以100%换股的方式合并土豆[3],合并之后的优酷土豆网为赢得庞大的用户群奠定了优势显著的内容资源和技术平台,月度用户规模突破4亿。而其良好的发展态势也得到了其他公司的青睐,2014年,优酷土豆网又相继与阿里巴巴集团和小米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打破视频网站单一性,寻求更加宽广的发展平台。

华龙网和“360”之间的合作丰富了新媒体内向度合作的内容,将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选择拓宽到整个互联网业内,华龙网开辟的这条“新径”可以概括为“优化原我,发展自我,开创新我”的新媒体内向度融合发展新方式。

2.1 优化原我

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虽是竞争关系,却存在合作可能。新闻网站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走向市场,依靠社会资源,应用新技术、探索新模式,商业网站如果希望往更高层次迈进,就需要丰富网站内容,提高对政策把握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华龙网和“360”合作之前各自拥有市场,华龙网的市场集中于重庆地区,范围小但密度大,“360”在全国范围内都拥有用户市场,但区域发展不均衡,在重庆地区的市场深度无法与华龙网相提并论。但通过合作,双方可以实现市场的融合,共享社会资源和技术资源,探索新型发展模式,增加“360”在重庆地区的市场份额,强化华龙网在重庆地区的市场深度,共同完成优化。

2.2 发展自我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的2014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中,华龙网未入其列,“360”虽排名第6位,但内容单一,主要依靠杀毒软件,双方都面临着升级发展的现实要求。

提升品牌力度,维护社会评价是华龙网和“360”共同的发展目标。合作之后,依靠“云平台”为重庆市的网络安全保驾护航,利用征信系统维护重庆市民的合法权益,而“移动平台”的推出和教育基地的建设也将大大地普惠民生。

2.3 开创新我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拒绝墨守成规,开启新的融合方向是内向度融合的出发点。

通过合作所要建成囊括用户数据的“云基地”,将为华龙网实现数据化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殷俊,何芳.媒体融合新业态发展研究——对央地共建“新华龙掌媒公司”的分析[J].青年记者,2015,(4).

人文教育的多维向度 篇8

关键词：人文教育,人文精神,人文教育观,以人为本,多维向度

人文教育可理解为人文精神的培养(顶天),以及培养过程中人文精神的体现(立地),即在教育活动中既体现一种精神追求,又追求一定的精神。不然,只追求一定的精神,却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无法体现精神追求,就会流于形式,徒有其表。本文旨在从多个维度讨论人文教育,认为人文教育具有多维向度。

一、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本立而道生。人文教育的本真,最根本的体现为“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人”,二是“本”。它强调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本”而不是“末”,不能见物不见人,也不能本末倒置。它体现出以下教育内蕴:

1.人是教育的对象,人是教育的根本,人是教育的目的,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点。

2.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育是为了解放人、成就人的,是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它以实现人的价值为导向,以实现人的自由为归宿,让生而为人的“人”去面对、去思考、去实现作为“人”的问题,从而也就去面对、去思考、去实现作为“人”的意义,正如康德所说“人的目的是做‘人’”[1]。杨叔子在谈到大学教育时也说:大学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级器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何况是高级人才;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如果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了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2]。

3.因而,反过来说,它是对教育的各种权宜性、功利性、工具性的否定,是对“见物不见人”的教育的否定,是对各种扼杀人性的“奴役人”、“物化人”的否定。总之,“以人为本”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纵观历史,东西方的教育家们无不强调“以人为本”是教育之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儒家创始人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并将“学在官府”下移至“私学”,使得学生无论贵贱贫富,不论秉性高低,不管年龄老少,均可接受教育。此举正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乃“贵族教育”观念性与实践性的突破。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将“德”放在书院办学理念之首位,严厉抨击当时功利主义学校教育对学生心性的遮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教育是养成人格的事业,不可视为贩卖知识的场所,强调健全人格的养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自由教育思想,强调自由教育须学习不惧任何功利目的的自由学科。永恒主义教育流派代表人物赫钦斯,极力批判现代教育的职业化、非人化倾向,将大学教育的终极理想确定为智慧及至善。他认为大学的教育目标应着眼“人性”,培养有学识、有智慧、止于至善的人,而不应只着眼“人力”等等。这些都表明,人文教育的历史体现了教育为摆脱人被抽象化、工具化、功利化,而追求人的完整性的努力。

二、性灵向善的人性论

人性与教育的关系,是人文教育绕 不开的话题。关于人性论,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性善论、性恶论、性灵论(亦称性善说、性恶说、性灵说)。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需要通过教育,使得人性中的“善端”发挥出来,孟子是此说的典型代表;另一种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教育,明辨是非,使人趋善避恶,荀子是此说的典型代表;三是性灵论,认为人性既非善,也非恶,而是“灵”,人生而具有灵性的种子、灵性的潜质,董仲舒是此说的典型代表。人文教育观秉持性灵向善的人性论,即人是性灵的,而且是向善的。

1.人性是充满灵性且丰富可塑的

人文主义的教育观认为,人性是充满灵性且丰富可塑的。性善论使得教育自身有了可能性,“孺子可教”;性恶论使得教育自身有了必要性,“孺子要教”;比较起来,“性灵说超越而又包含了性善说和性恶说。性善说、性恶说都把人性说死了,性灵说才把人性说活了”[3],它体现了人性丰富灵动的生成性和发展性。人是一个整体,人文教育的理想就是实现人性的完满。完满,一指完整,一指丰满。完整的人,不仅指在身体、精神、理智、情感、情绪和感觉诸方面的有机整体性,而且指在有机协调的内部关系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也达到了和谐一致。整体的人格,包括人的内部的整合以及人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整合两方面。“完整”是从整体框架而言的;就内容而言,人性的完满,还应该包括积极充实的内容,好比人的身体,不是有手有脚、五官俱在就是完满的人,还要手能动、脚能走、五官能各尽其性。也就是说,人性完整的同时也应是丰满的,而不是萎缩干瘪的。完满的人性需要教育在完整人性的基础上“乘胜追击”,将整体人的有机部分打磨、锤炼到圆满充盈的境界,以此获得完整、丰满的人性。

2.人性是向善的

不同于“人性本善”,“人性向善”指向一种人性的为善良去恶、追 求真善美 的良知。人 性向善,“向”字是关键,是一种动态的指向。“向”是一种托举“善”的动力。它是一种方向,一种追求,一种理想,也是一种超越,一种高尚。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此于至善”。向善,内蕴着尊重理解、诚实守信、友爱互助、宽厚奉献等多方面的价值取向。

向善是人类最本质的美德体现和 德行诉求。早在古希腊时期,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生境界学说便由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提出来,其中“善”被他视为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最高的道德价值、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他看来,“美德即知识”,通向至善之路的入口是“认识你自己”。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提出: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向善的本性是最重要的。在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提出,“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他认为,人性的修养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当代哲学家冯友兰也将人生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分析起来,四种境界,自然境界是求本能的善,功利境界是求个体的善,道德境界是求社会的善,天地境界是求宇宙的善。换而言之,天地境界是至善境界,是人之所“向”的理想人格。人文教育就是要使人达到这样的一种“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人生境界。

需要明确的是,“人性向善”并非要造就不食人间烟火的彼岸世界的“神”,其目标投向的是人的现实生活,包括现实生活的意义,以及价值创造的生活世界、人文世界。也就是说,“人性向善”并不是与生活脱节,无视或背离现实的世俗世界,而是置身其中,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体现出丰富而鲜活的生命性,体现在立足当下,认识自我,寻找生命意义,追求终极关怀。

三、关照精神与价值的课程观

课程是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和途径。人文教育课程彰显人文性和生命性,它指向“人”的培养,强调价值导引、心灵自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体现的非功利性和超功利性。张楚廷教授曾提出,人的教育要由人的课程来支撑,人的课程不仅叙说着真理,也闪耀着思想;它不只是思想流、思维流,而且是情感的流淌、意志的奔腾,有着对生命的唤起、对知情意的唤起。还有学者将人文教育课程观的总特征概括为四点:“第一,选择课程的依据在于对人生有无意义,而非职业的考虑,或实利的考虑;第二,课程知识的选择,倾向于人文学科;第三,课程内容具有浓厚的崇古特征;第四,课程组织缺乏严密的逻辑性”[4],这种见解具有一定的道理。

人文课程是研究人的学问,关照生命意义与精神追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选择课程的依据当然在乎对人生有无意义。我国古代人文课程体系与儒家文化渊源甚深,以儒家倡导的“明明德”、“教化天下”为课程宗旨,以体现人伦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儒学经学为主体,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教学科目的课程体系。西方古代人文课程是以“哲学王”、“自由人”为课程宗旨,以凸显人的主体性为基本立足点,以“七艺”为基本教学科目的课程体系。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六艺”,还是西方古代的“七艺”课程,都被视为心性涵养之学。究其原因,在于此类课程本身就有内在的非功利价值,它不是为了谋生,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心智训练,人的精神丰富,人的精神成长。

课程以知识为载体,人文课程观认为,课程内容应以关注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学科为载体。人文学科包括诸如哲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这些学科使得我们得以某种个体的或相互交融的样式契入诸如表达、情感、传统、记忆、象征、思想和终极关怀等属于人类自身的方面”[5],这些学科关系到人类对自身境遇的理解与领悟,关系到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再者,人文课程内容上具有历史惯性和崇古性,让人类积累的一些宝贵经验和古训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崇拜西塞罗,新人文主义崇尚古希腊,永恒主义认为古典的学问是各门学科得以生长的土壤,现代人文主义者推崇人文学科,推崇历史。在我国,孔子推崇西周“六艺”教育,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宋理学家 提倡“性命 道德之归”,求“圣人之意”,明清提倡“明道救世”之学,但仍以周孔“六艺”之教为依托。尽管人文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具有浓厚的崇古性,但这种浓厚的崇古绝非单纯的“复古”,细加品味,这里实则含有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托古改制的内涵。

人文教育的课程组织,并非如科学教育的课程组织一样仅仅依据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进行操作、照“标准化”、“形式化”的道路走,而是更多考虑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发展需要,考虑学生生长的独特性和发展的差异性,把课程中的知识体验当做是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比如,人本主义者提出人本化课程,以及知识-情意-体验课程的整合课程等,都旨在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的活力。

四、非强制性的教学方法论

在教学方法上,人文教育认为,教学活动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也是一种生命实践活动,是生存方式体认和实践的活动,是生命力量生长和发展的活动,是生命意义发生和创造的活动,张扬着充满个性的富有人情味的鲜活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性。人文教育的教学方法论倡导走向注重对人生意义之“觉”、“悟”、“体”、“察”、“省”、“行”等的亲切指导的、柔性的、灵活性的、体验性的、对话性的、创造性的教学方法,反对强制性的、训导式的、说教式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西方最早启示教学中人文意识的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采用的教学方法不是向学生直接传授具体知识,而是要求学生与老师一起讨论、辩论,从而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和判断,共同去发现真理。这种方法体现了苏格拉底重视对学生个体发展、主体精神的引导,这就是著名的“产婆术”。中国最早提出启发式教育方法的是孔子,他主要通过叩其两端,旁引侧证,开导点拨学生,引起学生的独立思考,提高认知,“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是其启发式教育的精髓。苏格拉底、孔子的教育教学方法一直影响着后世人文教 育的实践。文艺复兴时期,维多里诺、拉伯雷等都主张通过绘画、游戏、故事等充满艺术体验的教学方法代替枯燥的文法规则,代替生硬的、教条主义般的语言教学。“这种教育是这样的亲切、容易和使人高兴,好似不像个 学者的学 习,倒像一个 国王的娱 乐活动。”[6]17—20世纪的人文主义教学方法基本承袭文艺复兴时期教学方法的主旨。20世纪中期,由于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教学方法愈益技术化、手段化,强烈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精神,人文主义教育家试图通过课程教学对功利化和技术化社会造成的人性失落补偏救弊,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倡导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这种教学是“由教师提供材料,创造情境,学生通过自我反省活动、情感体验,在融洽的心理气氛中,自由地表现自我、认识自我,进而改变自我、实现自我的一种教学方式”[7]。

五、知行合一的过程论

人文教育的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认识过程,也是一种生命成长的过程。它是一个生命生长和生成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心灵觉解的内在生长的过程,是一个以文化育、以文化成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心灵体悟和实践修养的知行合一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知行脱节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知而不行的过程,也不是一个知行不一的过程。人文教育的过程,是一个集“脑”的认知、“心”的体悟、“身”的行动于一体的过程,合起来,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

从本体论视域看,“知”“行”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认识论视域看,“知”“行”是理解人文世界的重要方式。但仅仅“知道”人文知识,还处于文饰而未内化阶段,缺乏力量和深度,并不能自然推导出德行之善,还需“体道”。即要真切把握住人文道理,就不能停留于一般意义的逻辑理解,而要特殊的心灵体认[8]。“体道”为“德”,是认知本体对人文知识、人文理论的具体实践和升华。对学生而言,人文教育的影响需要通过自己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去沉淀、去感悟、去内化。只有这样,丰富的知识累积、持久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才能真正变成融入身心的真实存在,成为内在的自觉。对于教师来说,如果教师缺乏深刻的人文体认,缺乏反复体认的能力,缺乏对体认的感悟,缺乏引导和唤醒学生人文体认的意识,缺乏把“体认”作为教育效果考察指标的考虑,那么人文教育就会陷入教育方法的失误和迷思之中。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言与行的统一,身心灵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他说:“有些人什么合于德性的事都不做,而是躲避到有关德性的道理言谈之中,认为这就是哲学思 考……像这 样的哲学 也不能改 善灵魂。”[9]他实际上在批评空谈德性而不实践德性的人。中国儒家也非常强调道德修养落实到“行”,要言行一致,以“行”来检验“言”,“听其言,观其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最终要落实在行为上、行动上。总之,人文教育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多从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

六、潜移默化的效用论

人文教育相信教化的影响,教育中潜移默化的作用。所谓潜移默化,不同于法律和行政等硬性控制手段,而是凭借本身的气息和意义便可起到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教育作用,如春雨化育,让万物充满生机。这种润物无声、自然似之的“匠心”和“功夫”是人文教育特有的功用,也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鲁迅作品教学的三个基本向度 篇9

一、文化观的建构是立人学文的基点

语文的文化特性影响到语文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而文化的核心层面是精神。因此, 语文教学必须为学生提供文化建构的平台, 选文是媒介, 阅读与对话是手段, 要引导学生在不断建构个体文化实体中, 实现文化传承和创新。正确认识鲁迅, 读懂鲁迅作品, 首先是要了解鲁迅的文化观, 把握其先进性、民族性和主体性的特征。

1. 先进性

文化多元应该有其核心价值观, 鲁迅先生的文化观表现在: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拿来, 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有价值的部分, 将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勇敢地拿来。在学习和继承中西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发展和建立新文化。这在继承性、先导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具有“现实性价值”和未来发展意义。在教学中把《拿来主义》作为学习鲁迅其他作品的基础。

2. 民族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的方向, 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藤野先生》是一篇能让学生理解鲁迅人生方向、民族精神和情感的文章。鲁迅作为一个植根民族土壤的文化先导, 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是忧患的意识, 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中国文化继承者的形象和文化先导的角色, 在文化主体个体的深刻自觉和对待民族的清醒审视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他对封闭的、枯萎的腐朽文化的深刻批判, 引发了思想和文学上的革命, 具有深远的影响。教学的意义在于引导学生认真阅读文本, 尊重其思想价值, 譬如, 《一件小事》有一处体现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审视、解剖与批判的表达:“独有这一件小事, 却总是浮在我眼前, 有时反更分明, 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揭示批判平民民族性弱点与审视“民魂”的《藤野先生》——被示众杀头的中国人, 与孔乙己、阿Q、祥林嫂、闰土等鲜活的生命个体, 勾联起来展示的即是腐朽文化统治和麻木的自我捆绑下的困顿、挣扎, 甚至走向绝境的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形象。以势利、自欺、盲目自大特征的阿Q形象仍具有现实的警醒意义。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唯有他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进步。”从中可以理解鲁迅小说人物塑造及写法的意义。

3. 主体性

“立人为本”, 人是文化的主体, 人物主体性的缺失必然导致文化精神的丧失、人性的麻痹和在社会中的沉沦。鲁迅笔下的人物深入到人性的本质之处, 触及到魂灵, 这种“直面人生”的态度, 令现实中的人能够正视自己而无法自逃。“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主体价值观。他们在理想无法实现之时, 呈现出来的往往是无路可寻或不再寻路的无可奈何、失意和埋怨, 很少从审视自我出发, 开拓前行。在这点上, 鲁迅为文化主体注入了精神, 使其拥有新的生长点和推进力。鲁迅曾指出:新的文化精神的建立“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 若其道术, 乃必遵个性而长精神”, 这种借西方人文主义的启迪, 对张扬自由与个性, 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及自我价值的认知, 在鲁迅作品中主要通过塑造人物形象, 表现出浓厚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精神的追求, 具有警醒鞭策世人的现实性价值。

二、文学味的表达和体悟是鉴赏活动的重点

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 故事性、可读性强, 呈现出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的特征, 充满了浓郁的文学味, 是教学过程中学习品味、体悟的重点。

1. 形象性

山水田园诗般优美的景物形象描写, 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 对百草园景物的的描写从整体到局部, 动静结合, 绘声绘色, 形和态倶出。同样, 往赵庄看社戏途中的景物描写:船行进中的朦胧的月色, 扑面吹来的清香的豆麦和水草夹杂着水气, 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淡黑的起伏的连山, 歌吹、渔火以及《社戏》中“金黄的圆月”, 这类给人以美好愿景的景物形象, 具有象征意义。

白描勾勒、对比烘托的人物形象。红活圆实、手捏钢叉的少年闰土, 头顶破毡帽、松树皮似粗笨开裂的手提烟管的中年闰土;从“脸色青黄, 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到“脸色青黄, 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 顺着眼, 眼角上带些泪痕, 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再到最后“脸上瘦削不堪, 黄中带黑, 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 仿佛是木刻似的, 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沦为乞丐的祥林嫂;“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唯一的人”到“脸上黑而且瘦, 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 盘着两腿, 下面垫着一个蒲包, 用草绳在肩上挂着, ……”陷入绝境的孔乙已, 人物的个性形象表现出的具有概括性的类型形象和现实价值的“社会相”的特征发人深省。

2. 情感性

鲁迅的情感具有人类情感、民族情感、个体情感三种情感统合的特征。“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这是一种自觉探讨人的问题, 在对真善美这些人类精神生活终极目标探寻过程中体现出的开拓者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命感, 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 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 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是源于民族生存发展、人类前行愿望的美好情感;“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是爱憎分明的个体情感写照。

3. 审美性

在鲁迅作品中, 社会特定历史时期下对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建,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度描写, 对人的悲剧性命运本质的鞭挞, 对乃至人性的解剖提升和完善, 给人的并非是简单的愉悦之类的审美感受。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的理想追求呈现出审美性表达的特征。比如自然纯美的景物形象寄予作者的理想世界的表达, 人性负面的展示以及人物命运绝望之境沉痛撞击的种种文学形象因作者理想信念的追求和求真向善力量的正面牵引, 而产生“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的文学传达力。

三、语言力的欣赏是语文实践的特点

鲁迅的作品语言与其承载的文化思想相匹配, 是对特定时代人们生存状态特征的深刻鲜活的表达。

1. 生动性

描绘纯美的自然美景。碧绿的菜畦, 紫红的桑椹, 肥胖的黄蜂;白篷的船, 清香的豆麦, 朦胧的月色, 淡黑的起伏的连山;深蓝的天空, 金黄的圆月, 碧绿的西瓜……色彩绚丽。对诉诸于人的感官的物体形状、色彩等的描写, 呈现优美的自然景物画面, 令人神往。

刻画灵动飞扬的少年风采:“拔, 点, 磕, 退, 架, 换”的赵庄出行, “扫, 露, 支, 撒, 系, 牵, 拉, 罩”的雪地捕鸟……用连续动作组成动作群来塑造的少年形象既符合生活中孩子年龄的特征, 也包涵了作者深刻的思想意蕴。

鲁迅塑造的平民阶层苦痛的形象, 在于揭示残酷的社会现实, 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者的注意。[2]作品不仅描写了平民阶层百姓生活上的贫困, 而且描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 揭示了他们的愚昧和麻木, 揭示了造成他们困难的社会根源。他意在“重造国民灵魂”, 唤起作为民族的大多数下层人民的觉醒。作品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和温情关怀, 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

2. 深刻性

寓深刻的思想于人物描写之中。祥林嫂的形象从“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 到“眼睛窈陷下去”, 再到“眼珠间或一轮”;从“脸色青黄”, 到变作“灰黑”, 再到“瘦削不堪, 黄中带黑”, 展示了苦难的历程。孔乙己从“排出九文大钱”到“摸出”的动作、神态的变化揭示了人物的虚荣和穷酸气。而“两手搭在髀间”“张着两脚, 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描写了一个尖酸、刻薄、自私的小市民形象;“头顶上盘着大辫子, 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 形成一座富士山”“油光可鉴, 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 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的“清国留学生”形象;“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 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 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等, 讽刺性语言加强了揭示社会现象的力度和深度。

直截了当地揭示社会根源或抒发思想情志。有“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拚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的悲壮;有“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 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悲愤;有“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激越……发人深省, 给人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3. 独特性

白描勾勒, 特别是画眼睛揭示人物的灵魂, 是鲁迅作品形象刻画的显著性特征。鲁迅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 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如“睁大眼睛”争辩自欺欺人的孔乙已;从“顺着眼”到“眼角上带些泪痕, 眼光也没有先前精神了”“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再到“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在精神挣扎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祥林嫂;“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 周围都肿得通红”、在贫困磨难中挣扎的闰土。

鲁迅作品的语言富有创造性, 形式独特, 比如《论雷峰塔的倒掉》结尾“活该!”二字, 独立成段, 大快人心!有对法海可耻下场的无情嘲讽, 也包含了欢欣鼓舞之情, 对表达中心、抒发情感起重要作用, 有力地收束全文。《孔乙己》中“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无疑孔乙己的确死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他的身份和地位, 特别是不劳动、无法养活自己以及从作品结尾处被打断了腿陷入的绝境, 肯定会死。“的确”“大约”, 确数和约数的同时表达不是在讨论孔乙己到底死没死, 而是要让读者去感受孔乙己的社会处境和不幸遭遇以及世态炎凉, 体现出文学语言的表现力。

借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文末对马克思的评价, 鲁迅可能有过许多敌人, 即使不幸成为遭忌恨和受诬蔑的人, 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面对众多学术研究的成果和非学术研究的声音, 我更增加了一份用心教好鲁迅作品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鲁迅”的“现在价值”[J].社会科学辑刊, 2006, (1) .

论国际体系历史向度的拓展 篇10

一、布赞对传统国际体系概念的挑战

现代人所说的国际体系是源于1500年以后世界交融的全球一体印象, 国际视野中的阶段特征——例如, 国际主导政治力量的多寡和消长, 则构成国际关系史学者划分不同国际体系的基本依据。而1648年以前的世界因为没有留下这种印象而被人为地切除了。但是, 布赞看到, 远古时代和古典时代确实存在某些领域的全球互动和某种力量在次全球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支配, 问题是这些互动主体可能不是明确的民主国家, 这些力量也可能不是可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因此, 如何将这一状况纳入到对国际体系的研究之中, 成为布赞能否把国际体系概念推入历史长河的关键前提。为此, 布赞对主流的国际体系印象和概念发起了铺垫性的批评。

首先, 布赞指出维斯特法利亚体系以前的历史对现代国际体系而言不是可以一刀两断、可有可无的模糊影像。尽管, 在国际关系学根深蒂固的假设之下——即维斯特法利亚体系代表了国际体系, 现代普遍达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概念简直无懈可击。但是,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考察它们, 弊病显而易见。国家体系构成要素是如此恰如其分地扭结在一起并不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它突然站在世人面前的前因后果。1648年以前历史孕育这一体系的成就被完全忽视, 以致“现有的概念只允许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一种理解。当你无论是更贴近地观察维斯特法利亚体系的起源, 还是探讨当代国家关系是否在经历一种转换时。这种概念欠完备的本质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其次, 布赞认为国家不应是惟一的国际体系单位。穿上维斯特法利亚束身衣的国际体系极端强调民主国家的主导地位。以致现代国际体系概念定义“国际体系作为一种国家间体系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 以至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体系这两个概念被当作同义语了”。

最后, 布赞认为现代国际体系概念束缚在维斯特法利亚体系之下的另一表现是将军事—政治部门置于主导地位, 忽视了其他部门间的互动和对世界体系的影响。他说, 历史学与理论合作的失败导致对国际关系学理解的贫乏, “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从世界历史视角去阐释国际体系。在国际关系学中, 国际体系的主流概念形式仍然是“单薄”和一维的, 无法让人了解理应知道的全部情形”。因此, 有必要构建一种“厚重”的国际体系概念。

基于以上批评, 布赞将非国家单位和非军事—政治部门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在世界历史的维度上, 不事先设定体系中单位的性质 (不区分国家与部落、城邦等其他单位相比较而言的优越性) , 也不设定一个部门优于另一部门 (例如政治部门优于经济部门) 。这样一来, 国际体系在整个6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探讨就变得可能。

二、国际体系新构建

布赞在对国际体系概念进行了扩展之后, 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的现代国际体系 (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结构排列和力量分布状态, 因国家间力量的消长而发展演变, 例如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 和世界历史下的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随着体系单位由中心到边缘的替代过程和性质的变换以及不同部门在体系构建上施加影响的程度的消长而转变) 的差异。显然现代国际体系只不过是世界历史中国际体系的很小一部分。布赞首先在分析部门的基础上——军事、政治部门, 经济部门, 社会或文化部门, 环境部门, 对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标示出三种一般性的体系类型:

(一) 完全国际体系 (包含套叠的所有部门的全部范围) ;

(二) 经济国际体系 (缺乏军事—政治互动, 但通常体现了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交流) ;

(三) 前国际体系 (主要由社会—文化互动构成, 可能包含非商业贸易的成分) 。

在基本的分类基础之上, 布赞通过运用自给的理论工具库考察了国际体系变化的六个维度 (即有关单位性质及其互动广度和强度的六个指标) :1.主导单位或单位群的本质;2.单位的几何排列;3.互动的强度;4.互动的类型;5.观察体系的时间跨度;6.相对于地理环境的体系规模。

综合分析这诸多方面, 布赞要构建的历史视野中的国际体系就清醒可见了。见下表:

三、六万年历史里的国际体系演变

上文简表反映了布赞构建的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正如他一再强调的那样, 这些体系结构并不是简单的一条线传接下来的, 而是一个复杂交叠的综合体。只不过后一种有取代前一种的大趋势。换个角度则可以说, 国际体系有一个走向成熟的演变过程, 例如在表格中可以发现, 国际体系日益走向全球规模, 互动能力呈提升之势, 体系结构中的主导部门由社会—文化部门、经济部门向军事政治部门转变。应当着重指出的是, 作者之所以这样区分国际体系类型除了以上因素, 单位的性质转变无疑是最重要的。“界定时代转型的真正巨大的变化是由主导单位的本质变化引起的, 这种单位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用来定义国际体系。”

(一) 采猎群。

采猎群是可能认为的国际体系最早的单位, 它们没有结构甚至没有称之为单位的基本属性。采猎群也许算不上是国际体系探讨的范畴, 却是它们奠定了人类社会可能形成国际体系的基础。采猎群活动所完成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大迁徙毫无疑问地构成了以后完全国际体系建立的前提。而且采猎群之间的互动也许小得可怜, 但通过分程接触的方式, 世界整体的面貌还是可以彰显出来。如果说它与现在的国际体系完全不同, 也只能说明那是那个时代国际体系所体现出来的特征, 而不能因此否认这个体系的存在。

(二) 定居部落和酋邦。

由采猎群向定居部落和酋邦的转变预示着前国际体系向国际体系的转变。起初, 定居部落和酋邦与采猎群最大的不同大概仅限于流动性被定居所取代。但这大约花去了人类历史大约一万年的时间。在向城邦时期转化的过程中, 定居带来的体系单位的变化则越来越明显而深刻, 这反映在前国际体系后期单位无论在互动能力还是结构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三) 城邦和帝国。

真正的单位性质变化出现在少数发达部落或酋邦向城邦的转变之中。所以, 新的国际体系也随之出现。以城邦为代表的一系列主导单位被布赞放在古代和古典时代的多重国际体系的框架之内。因为与前国际体系单位相比他们有着共享的不同之处。血缘纽带在长期的定居和人类繁衍作用之下开始为社会政治组织法则所取代,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应运而生。在强有力的政治部门的引导之下, 全球互动明显加强。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地域辽阔的大帝国, 尽管此时政治上的全球互动并未发生, 较为成熟的经济国际体系却在欧亚大陆上的某个时期得以建立和延续。

(四) 现代国家。

1500年前后, 地理限制开始被人类所突破, 这是现今全球国际体系得以成型的一个前提。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孕育之后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出现。这是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型单位, 因为它不似城邦那样易于成为帝国构筑的板块, 也不同于帝国那样因功能区差异而边界模糊, 它拥有完全的主权和清晰的外部边界, 而且其内部结构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民主政体的出现和民主制度建立。此时, 政治部门的作用也在殖民主义兴起的时期迅速超出经济体系的范围和深度。可以说, 全球体系的构建以经济体系发展无法比拟的速度在短短三百年里完成, 正是政治部门开始并最终主导国际体系的最好诠释。

布赞在讨论了整个世界历史之后又试图预测可能的未来国际体系。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 他很容易地抛弃了国际关系理论家预测未来的“极”理论, 认为强弱两个国际体系的观点似乎更能说明未来, 同时强调经济部门功能正在上升的趋势。

四、结论

国际体系历史向度的拓展是理论与历史资料高度融合的结果, 对国际体系概念的合理伸延是理论层面上的核心工作, 决定了从前国际体系至全球国际体系能否合理贯通;历史资料的丰富则是对国际体系概念如愿扩展的支撑。两者恰如其分地结合才可以建构一个更为宏大的国际体系理论。在这种层面上说, 巴里·布赞做到了。

摘要：英国学者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和理查德·利特尔 (Richard Little) 在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中对现代束缚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下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挑战。世界历史范畴中国际体系的主导单位不再仅仅是现代国家, 还包括古代和古典时代出现的采猎群、部落、城邦和帝国等。而不同单位的性质和不同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转换过程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转型。

关键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世界历史,采猎群,完全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1]徐雅丽.研究国际体系的全新视角——《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重塑国际关系学》评介[J].现代国际关系, 200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