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意阶层发展现状

中国创意阶层发展现状（精选三篇）

中国创意阶层发展现状 篇1

社会阶层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两大理论渊源进而形成了两个对应的理论传统:一是以马克思阶级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另一个是以韦伯三位一体 (权利、财富、声望) 分层理论为渊源的理论传统。在当代的社会分层研究中, 人们更倾向于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

1、改革开放前——以国家为主导的“金字塔”分层机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分层主要通过户籍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和单位制度三种形式实现。我国户籍制度最鲜明的特点即城乡分割, 它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加以明确区分, 并严格限制了城乡间的社会流动, 造成了我国社会底层大、上层小的“金字塔”型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开放前, 国家主导型分层机制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发人们工作的热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弊端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第一, 它严重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二, 它导致了新的不平等的出现。国家主导的社会分层机制, 并没有使平等出现。第三, 它限制了社会流动。

2、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主导的“开放式”分层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后, 我国分别从分配制度、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改革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整, 促进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层。第一, 分配制度调整。第二, 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 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第四, 经济体制的变革。

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 如所有制结构变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分配方式多元化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等。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阶层结构相比,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 许多新的阶层出现

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各种社会制度的改革, 中国也由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逐渐的发展, 原有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后进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阶层结构成分趋于复杂化、多样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研究小组对此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 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

2、中间阶层开始出现, 但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我国目前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既有中国特点又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 中产阶层是一群相对富有, 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高质量的生活, 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较强的认同感, 并且为全社会收入中等水平的群体。中间阶层是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间凸起的部分, 西方称之为中产阶级, 在我国则是指那些人们所说的社会、企业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社会阶层。1978年以来, 中国的社会阶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 而且是整个社会中扩张最快的结构部分。中间阶层的出现有许多的原因,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新时期的市场取向和政策导向的作用。

3、社会阶层分层标准的多元化

全面把握一个社会分层的情况, 就不能局限于一个小群体, 或某个具体的现象之中。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 采用多元化的标准区分。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职业等。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设计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 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三、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 也带来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对于我国社会阶层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也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看待。

1、社会阶层分化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 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 推动了我国社会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化, 这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流动;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继续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2、社会阶层分化产生的消极影响

当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因素, 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 阶层利益冲突、摩擦、矛盾日益明显与频繁。第二, 社会公正遭受严重的侵蚀, 社会秩序遭受严峻的挑战和破坏。第三, 社会公众不安全感增强, 认同感偏离。第四, 社会阶层分化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

四、应对措施

1、国家应采取措施规范阶层分化,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 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组过程中, 必须强化社会控制中心的政府权威, 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 使社会结构转型不至于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一些人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 (如失业者和农民工) ;而是使之成为一种“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已被证明是一种最和谐的社会结构。

2、必须正确处理阶层分化中带来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 确定不同的处理原则;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3、政府应该借阶层结构的分化培养和扶持一个和谐社会的主体力量:中产阶层或称中间阶层

中产阶层或称中间阶层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 它是由介于上层和下层的若干群体所组成。由这群人占比较大的比重所组成的社会是一种“橄榄型”社会, 这种社会较之那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和上层与下层直接对抗的“工字型”社会更稳定, 更具有活力, 更和谐。

4、建立各种机制, 完善各种制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建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机制, 缓解由社会地位差别造成的冲突与矛盾。和谐社会应该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 社会流动机制能够缓和由社会位差造成的各阶层之间的冲突, 释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员在比较利益面前所积累的不满, 有利于化解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阶层利益协调机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提倡效率优先的同时, 必须体现社会公平, 在合理的限度内逐步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

参考文献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44, 56-57.

[2]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487.

创意阶层 篇2

（一）知识概述

创意阶层是由理查·佛罗里达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而佛罗里达对于创意阶层的定义是基于新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对创意的渴求而衍生出来地一个新的阶层。而创意阶层的工作包括创造新的理念、科技、内容等新事物。这其中包括了所有从事科学、工程、设计、建筑、音乐、教育、娱乐和文学艺术等的创意行业工作者。这些工作者们必须拥有注重工作独创性、个人意愿的表达、具有创新精神以及不断地追求创新的条件。而其中创意阶层大部分都与文化艺术、科技、经济等方面的事物都有紧密的关系。

（二）发展历史

由于英国是第一个提出创意产业的国家，因此这里将注重于英国创意阶层的发展状况及发展历史。

首先，在英国伦敦，创意阶层的培养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也就是自我培养模式以及引进急需模式。其中，自我培养模式又可以分成精英教育模式以及公共艺术教育模式。2009年，英国创业产业领域非官方组织的管理机构有大约60家。而其中英国最大的非官方组织—英格兰文化艺术委员会在九个英格兰大区设立地区办事处并为当地提供一定的咨询服务。而其中2003年至2006年的经费预算超过了十亿英镑。而其中大部分的经费都用于长期资助一些机构。而这些来自非政府组织对于英国创意阶层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此委员会的基金在过去十年的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左右。其中最主要的是剧院的基金增长了有一倍之多。同时，英国艺术委员会也对文化艺术投入了二十亿英镑的彩票基金。由于机构对于英国问花花艺术设施的投入导致其带来了更多的收益。除此之外，莱斯特图书馆和开发博物馆之间也有一定的合作。这导致了创意阶层可以使用博物馆的物件和艺术品作为开发以及通过创意写作来获得自我表达的灵感。

接下来，伦敦创意文化工业发展推广中心是为了有需要的创意接岑发的成员和组织机构提供最好的服务等。因此可以看出此中心为已经站稳脚跟的创意阶层发展提供机会，同时也为了初级创意阶层提供一些发展平台。他们的一些基本服务为相关服务指路，并且推动了产业的网络建设以及供应链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等等作用。该中心拥有多元化以及充分的资金注入，同时拥有专业型服务队伍。而此队伍负责提供此中心的核心活动以及其他各类活动。而这些专业人员涵盖各个不同的创意领域，并拥有明确的分工。

最后，由于有英国政府及非官方机构的支持，因此导致了创意产业的产生以及发展。由于英国创意产业不仅仅需要消费者，同时还需要大部分的创意人才，因此英国政府对创意人才提供了教育上的支持。同时非政府机构也利用各种方法给予各个创意阶层的人才教育培训的机会。由于创意阶层处于英国政府以及各种非官方机构各式各样的支持底下，成功地发展成了现在如今地模样。

（三）研究综述

佛罗里达把创意阶层大致分成两种类型的创意成员。第一种是属于“超级创意核心”的主要群体。而这个群体就包括了工程师、科学家、诗人、大学教授、艺术家、小说家、设计师、建筑师、演员等工作的群体工作者。而另外一种的创意群体则是属于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这其中还包括了编辑、非小说作家、智囊机构成员、文化人士、分析家以及其他的“舆论制造者”等工作者。当然，除了这些主要的核心群体外，创意阶层也同时包括了“创意专家”等人，他们大得多广泛地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内，比如说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卫生保健行业和工商管理行业等相关类似的行业。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创意阶层成员。这种创意阶层的特殊群体虽然拥有较好的创意头脑但却缺乏创意方向。因此这个特殊群体的创意阶层需要被优秀的领路者开拓发展才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优秀创意事业。此外，这个特殊的创意阶层群体还因为缺乏创意方向而处于创意阶层的最底层而同时并不具备明确的思路去发展出自己的创意事业。

除此之外，佛罗里达同时还将创意阶层的价值观结合概括出了三个重点。其中包括了个性化、精英化以及多样化与包容性。首先是个性化。创意阶层的成员大多拥有强烈的个性化以及表现自我的倾向。他们大部分皆不喜欢听从组织的安排以及指挥并且非常抵制传统、集体性的规范行为。因为他们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方式。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说拥有较高天赋的科学家以及艺术家通常都拥有怪异的脾气以及不一样的个性化。通过此表现，我们都可以察觉出创意阶层的成员都拥有着特殊的个性。但是现在的社会这种个性变得不再特殊，越来越普遍。由于越来越多的 人们不再愿意服从于组织的准则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主流价值观。这也是创业阶层的成员试图形成一种专属于创意阶层的特殊特征。因此创意阶层的群体也可以从此体现出创意阶层的综合特征。

第二是精英化。创意阶层非常注重于精英人物的实力。因此，大部分的创意阶层成员都拥有精英级的优秀实力。因此，绝大部分的创意阶层成员都因为自我激励而十分努力工作，并且非常地用勇于挑战。而其中大部分的创意阶层人员都喜欢于制定计划并且实现、完成目标。他们希望通过优秀地完成工作而取得成功以此获得成就感。因为创意阶层地成员不喜欢以挣钱地数额来比作成功的定义以及标准。由于他们独特的个性以及思想，他们并不像世俗的人们一样注重于金钱的标准。同时他们也拥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实力来获得人生意义上的成功以及人们的尊重。由于他们之间的竞争激烈，因此同行之间的争夺也变得更加白热化，而这时公司选择人才的标准就是以实力为标准，所有一切的外在因素都变得不再重要也不会阻挡创意阶层成员前进的道路。

即便如此，精英化的管理也拥有着其负面影响。虽然掌握了技术、知识以及进行智力的培训都可以增强个人的实力，但是由于这些技巧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因此很容易导致具备这些能力的人们产生一些错觉，也就是认为这些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所得的能力，甚至是别人本身不具备这种能力以及才能等错觉。由于精英化管理对于创意产业成员获得能力的过程并不重视甚至是应用视而不见的他态度及方法，因此极大可能会造成一种偏见甚至是歧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遭到精英化的管理思想不待见。但是相对从乐观角度而言，精英化管理思想也会和积极的价值观以及信仰、思想拥有着紧密的连接。例如说重视自我的决定、不赞同等级制度等公认较为友好的思想。

第三是多样性与包容性。多样性是创意阶层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的标志。而创意阶层的成员对于一些组织与环境都十分的情有独钟。而这些组织与环境都是任何人都可以融入以及获得成功的，也就是多样性以及包容性。由于个人利益的关系，创意产业成员认为多样性是精英化思想管理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标志。而创意产业里这些有才华的人大多反对根据种族、性别、性取向、外貌、爱好等来划分等级。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能够具有强烈包容性的环境让他们发展。

创意阶层成员喜爱具有多样性的群体，首先出于个人利益。多样性是精英化管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标志。有才华的人反对通过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或外貌划分等级。他们渴望的是一个对各种差异都兼容并包的环境。而一部分创意精神非常强的人并不在乎种族背景以及性取向等，他们大多与周围人们格格不入或者有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创意阶层的人才流动性也非常的强。虽然创意阶层的人们大多认同以及赞同多样性与包容性。但是大多只是属于精英人物的多样化，也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具有创意精神的人。

虽然说创意阶层为一些女性以及少数族裔开拓了发展的新道路，但是创意阶层并没有办法结束长期以来的种族以及性别上的对立或歧视、偏见现象。特别是某些行业中，女性或非洲族群的美国人也并不多见。如高科技行业等。

（四）评价总结

我个人认为创意阶层的产生为世界改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包容性的问题，有一些富有才华的人们由于独特的性格或是性取向和族裔的问题而遭到了不少的歧视。但是出现了创意阶层而是他们拥有了新的去向。因此世界对于特殊人群的包容性又更大了一些。而创意阶层还没出现以前，许多拥有艺术天赋的人群也无法找到自己所钟爱的职业，因此而失去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以及平台。而创意产业的出现形成了创意阶层的聚集，因此各种艺术人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们一起开拓创意事业的发展。因此，我认为创意阶层让很多人都从中获得了幸福感。如我们可以通过创意阶层所开发的产品而得到使用的满足感，同时创意阶层的成员们也可以通过创意的发展而获得自己喜欢的一份工作或者爱好。

参考资料：

[1]梅萍.英国创意阶层形成和发展[D].中国美术学院,2009.[2]创意阶层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84%8F%E9%98%B6%E5%B1%82

[3]创意阶层MBA智库百科

中国创意阶层发展现状 篇3

一、中产阶层的一些基本问题

“中产阶层”、“中产阶级”的概念最初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提出的概念, 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以所有制为依据对主要社会关系区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分法”的阶级分析法, 在用于揭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力的规律方面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变革, 实现了福利资本主义和股权分散化, 使得大多数底层劳动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 成为拥有部分生产资料或产权的有产阶级, 收入较大提高, 引起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在相当大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于是资产阶级学者开始把这部分人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相当于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劳动人民, 而马克思主义在广义上就是研究关于无产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科学, 所以“中产阶级”、“中产阶层”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学习甚至借鉴的一个概念, 而它的具体内涵和标准在各国是不一致的, 存在很大差异。

近年关于中产阶层的提法有多种, 如官方文本中提的“中等收入者”, 学界称的“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等阶层”、“中产阶级”, 几种提法意思基本一致, 可以互用, 中国“中间阶层”不比西方发达国家, 发展起步晚, 且现阶段规模小, 发育不成熟, 还没形成具有典型特点的庞大阶层。所谓“中产阶层”是指在经济收入、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等社会资源方面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的阶层和群体。在国内外学术界, 划分中产阶层的具体分类标准可谓多种多样, 一般依据职业、收入、所拥有资源和社会地位等来划分, 此外还有以生活质量、主观认同、政治态度等为依据, 这些标准可以概括为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 一般而言, 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收入和财产等经济因素是人们用来划分中产阶层的基本标准, 由于各国情况千差万别, 经济收入标准是国内的相对水平, 不能机械套用别国的标准。在现阶段, 中产阶层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 (大部分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 一些自由职业人员等等。

二、中产阶层发展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就中产阶层来说, 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小, 发展缓慢, 存在弱化现象。如果将按中产阶层分为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 内部呈现着一种金字塔式的分布, 上小下大。在一方面存在队伍增大的总趋势, 另一方面其发展壮大还存在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折射出中国橄榄形社会形成的制度障碍。

1. 社会阶层的板结、固化现象。

近些年出现的“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垄二代”, 社会底层子女无缘上重点大学, 公务员招聘的“萝卜”现象, 资源富集行业的主要领导职务绝大多数由干部子女担任等一类的现象便是社会阶层的板结、固化的体现, 这一流弊的实质是社会资源因制度的偏失在代际之间分配的不平等。平民子弟难以通过受教育和个人奋斗改变社会身份和地位, 虽然向上的社会流动仍在发生, 但由于制度安排向社会关系资源和资本资源的拥有者倾斜以及“潜规则”的通行, 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平等, 出现了向上流动通道变窄甚至堵塞的趋势, 阻碍中产阶层的扩大。大部分人水平流动甚至向下流动, 影响了社会分层结构质量的提高。

2. 中产阶层规模小, 发展缓慢, 存在弱化现象。

第一, 中国远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的阶层结构。据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1月公布的数据, 把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 (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 定义为年收入6万元~50万元的家庭, 2007年, 陆学艺的研究认为中间阶层已占全社会的22%~23%, 中国社科院在2010年的研究报告中估计, 中国的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23%, 也就是3亿左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根据个人年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年收入三项指标, 估算出中国中产阶层比重约占全国人口的7%。只有当中产阶层占到社会总人口的40% (也有人认为达38%) 才形成橄榄型社会的雏形。据2010年4月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 中国内地千万富豪87.5万人, 亿万富豪5.5万人。据估计目前中国低收入阶层在8亿左右 (这个阶层人均可支配年收入或纯收入低于2 000元, 收入增长缓慢, 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 消费处于温饱甚至不饱的阶段) , 其中有6亿人财富微乎其微, 按联合国一天在1美元以下收入标准为贫困算, 中国还有1.5亿人低于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 中国目前还是属于少数富人居于塔尖, 中等收入阶层其次, 低收入阶层占绝大多数的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分布, 远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的阶层结构。在国外, 中等收入阶层一般占40%~50%, 在美国, 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社会人口的90%, 瑞典中产阶级占55%。第二, 中国中产阶层收入增长缓慢, 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的压力巨大, 又因不断攀升的物价使得一部分中产家庭实际生活感到经济的拮据, 虽然拥有住房, 但高昂的房贷或亲友债务将多年伴随, 有的虽然购了私家车, 但储蓄空空, 勉强或无力养车, 加之下一代的抚养教育费用因不能输在起跑线和为了将来有好的就业亦越加昂贵, 一部分承担着养老的家庭负担, 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在理论上属中产阶层, 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正在逐渐边缘化, 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徘徊在中产下层和贫困阶层之间, 成为边缘中产阶级。中国中产阶层当中, 上层只占25% (远远低于美国这一数字80%) , 85%属于中下层, 地位不稳固。据2007年中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报告, 同2002年比, 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从26.5%上升到39.1%, 中层从46.9%下降到39.6%[1]。第三, 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精英群体结盟, 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 是造成中间阶层发展缓慢重要原因的。精英群体 (主要指一部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 结盟主要表现在, 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官员通过项目指定、违规保护、政策倾斜等手段与经济精英结成利益联盟, 其危害是, 使公众利益受到侵害, 极大地损害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机会平等以及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基本规则, 扭曲了市场经济体制, 造成市场的畸形发展;这种做法的结果, 必定会形成某些阶层的获益是建立在另一方阶层受损的基础之上的现象, 使精英阶层同广大民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矛盾越来越明显, 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 和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形成, 社会阶层之间互惠互利的局面难以出现, 造成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一是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 畅通的社会流动, 保持精英的循环;二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 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由于制度的缺失, 精英群体结盟造成机会不均, 社会成员向上流动受阻, 形成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产生官民矛盾和仇富心理的温床。中间阶层发展的总趋势在增加, 但发展速度缓慢。而主要的社会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则存在弱化倾向。大批下岗职工生活在贫困线上, 再就业困难, 社会保障水平低, 工人阶级成为仅有政治意义的领导阶级。占人口60%以上的农民阶级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 集中了中国文盲半文盲的绝大多数, 拥有社会最少的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 收入低且增长缓慢, 身居社会最底层。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 社会结构也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不改变日益显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 任何维稳措施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

3. 中产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身份焦虑。

相对贫困是中产阶层身份焦虑和地位焦虑的主要根源。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 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 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 在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 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从世界上的经验看, 处于工业化上升期的转型社会产生身份焦虑的社会心理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中产阶层而言, 虽然生活的基本需求是满足了, 但是在社会普遍生活水准提高趋势的影响下, 昂贵的生活成本和对生活的期望值的提高, 对比那些因行业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和社会关系资源优势而成为富裕人群的群体, 中产阶层产生的平等要求以及对比富人产生的失落感和相对贫困感, 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中产阶层的身份焦虑和地位焦虑, 对体面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向往敌不住向弱势群体的下滑, 安全感的缺失和人生的不确定感导致担心和忧惧的困扰, 信心的缺乏必然影响着中产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

4. 中产意识的主观认同度低。

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德国, 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50%, 主观认同率达到75%[2];中产阶级占55%的瑞典, 这一数字更是高达80%[2]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 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 从那以后, 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始终在不断增长, 尽管遭受过1973年的“石油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 尽管也不时有学者警示日本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整个日本还是沉浸在“全民中产”的兴奋之中, 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甚至超过欧美达到90%[3], 这样形成了日本人的“中间阶层”的归属意识, 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4]。据学者李春玲在全国城乡的抽样调查统计, 中国中产阶层自我认同所占比例为46.8%, 远低于发达国家。从上述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中产阶级不仅是经济收入概念, 更应成为一个文化概念。和西方中产文化依靠民主社会主义一套理论和制度奠定不同的是, 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的培育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和导引, 与其说中国中产阶层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浸染西方消费主义思想影响, 毋宁说乐于消费是中产阶层的共同属性, 从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体现出来的亚文化看总体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方向。所以中产阶层的地位身份的主观认同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 他们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和社会责任感, 而身份认同障碍则影响着社会发展预期、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政府的信任度和权威的认可, 对个人前景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地位的焦虑情绪的弥漫自然影响着国民幸福指数的提高。当然, 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一方面仰赖于政府更加开明的管理和制度创新, 一方面有赖于中国中产阶级自身的努力如增强创业意识和经营投资与理财能力, 以加强其社会安全性。

三、发展壮大中产阶层的政策选择

1. 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总结发达国家经验,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在资本主义中后期的产物,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都相当高, 农村人口都在8%以下。中国目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 是难以想象的。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重点难点在农民。农民阶级包括农民生产者, 农民工, 失地农民, 乡企职工。据估计目前中国低收入阶层在8亿左右, 其中绝大部分是落后贫困地区的农民。其中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 他们虽然离开农村半年以上且以务工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但他们绝大多数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 其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距。农民工是农民中文化技能素质、收入相对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 对于这个群体, 要以进一步推进城镇化为支撑, 创造农民工阶层向上流动的条件。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6.6亿, 城市化水平48%, 还比较低。通过城镇化使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变迁, 为此, 不仅应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使进城居住和拥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农民拥有和城市人口同等的居住权、发展权、就业权、受教育的权利、生产经营的权利、社会保障的权利, 建立统一的用工制度, 使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在职业工种选择中机会平等, 同工同酬, 使进城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和国民待遇。更重要的还在于, 农民向非农产业跃迁, 不仅是居住地的变更, 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必须普遍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知识技能水平。目前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恰恰是缺少一个完善的提高公民素质的教育体系。所以, 当代中国应将广大农民的教育同大学的正规化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看待, 通过国家、地方、企业、农村、个人共同投资, 办“职工教育”、“技能培训”、“终身教育”、“农村扫盲”、“更新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 构成农村教育的立交桥。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素质和经营能力为农民进入中产阶层创造条件。

中国收入不到900元的8 000万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农业生产者, 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民, 要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 鼓励和引导他们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 特色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包括半加工和深加工;走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道路;进一步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流动;同时要加强农村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从而扩大农村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中国完全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有4 000万, 且每年还在增加, 因未解决好补偿而发生摩擦和冲突的事端频频发生, 对于这部分农民, 要完善征地补偿制度, 按新制度解决过去失地、失业、失去生活来源的农民的遗留问题。

2. 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选择。

以城市失业半失业居民为主的相对贫困人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遭遇的新问题。城市较贫困的人群3 000万人, 多数是城市下岗职工, 这部分人维持生存都困难, 基本没什么购买力。占城市人口比例55%的中低收入和低档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缓慢, 甚至不及农民, 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甚至比农民还艰难。对于这部分人, 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再就业工程, 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者参与、职能互补的再就业机制, 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实现失业半失业人口的二次就业;另一方面鼓励失业半失业人口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

3.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重新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扩大

中等阶层的规模, 使之成为具有稳定意义和缓冲功能的社会结构的主导力量。到2020年, 如果中等收入比重要达到50%以上, 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求降到36%, 农村至少要降到44%, 城镇至少要降到31%[5]。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方面, 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 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 所以, 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 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 实施“限高、扩中、提低”的战略, 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 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 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 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 防止分配差距过大。与此同时, 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 完善竞争法规, 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

4.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提升中产阶级的发展潜力。

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为收入水平, 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 增大教育投资是机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世界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 也将中国纳入信息化、知识化潮流, 作为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应对, 中国提出了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知识经济在改变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正在改变着财富的分配方式, 知识、信息和技术等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财富分配的重要依据, 中产阶层越来越向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者扩展。丹尼尔·贝尔认为, 后工业社会, 地位差异和收入差异是以是否具有技术能力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为基础的。在先赋因素如制度和政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 自致因素包括受良好的教育、天赋、勤奋程度、个人能力成为向中产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凭借所拥有的知识资本、文化资本和个人财产赢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为下层民众所向往, 成为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阶层[6]。但是, 中国现阶段教育财政投入不足, 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失衡的现象, 据资料显示, 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的2.5%用于教育投资, 30%用于物质 (下转152页) (上接8页) 投资。这两项投资在美国分别是5.4%和17%, 在韩国是3.6%和30%。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二者投资的比例, 韩国是8∶1, 美国是3∶1, 而中国是12∶1, 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 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7], 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困难的根源之一。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要进行重大改革, 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要围绕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核心来设计, 加强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改变课程设置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缺乏应对性和前瞻性的状况;切实增强学校与企业、社会的联系和合作。

5. 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服务业。

中产阶层的扩大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在以投资、工业化为主导, 而不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 很难产生大批中等收入者。高收入群体主要靠投资性、风险性收入, 中等收入群体则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 在服务业比例较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 这很难做到。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 要改变第一产业基础薄弱, 第二产业质量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 就必须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优化产业结构, 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 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增大企业的利润总额, 为依靠工薪来源的中产阶层的壮大创造条件;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经济, 提高服务业产值在GDP中比重。在丹尼尔·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中, 认为与“后工业社会”有关的两大特征就是服务性经济的创立以及必然带来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的壮大, 贝尔说:“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 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 而是从事服务业, 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6]在后工业社会中, 专业和技术人员人数不断扩大并且确立了优越地位, 这种人数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与服务性经济的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 正是后者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点。

总之, 要通过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分配制度和保障制度的改革, 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 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摘要：从社会阶层的构成看, 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中产阶层占人口多数的橄榄型社会, 但是当今中国中产阶层存在规模小、发展缓慢甚至弱化现象, 社会身份认同较低和中产意识缺乏等问题, 为此应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调整产业结构,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

关键词：中产阶层,社会流动,阶层板结,橄榄型社会

参考文献

[1]李俊.对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发展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18) :192.

[2]杨宜勇.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演进与中国未来社会阶层结构[J].商务周刊, 2004, (8) :80-81.

[3]周晓虹.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 (一) 全球中产阶级报告[EB/OL].新浪网, 2005-10-11.

[4]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136.

[5]杨宜勇.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状况及其启示[J].中国研究, 2004, (5) :3.

[6][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