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者（精选十篇）
外商投资者 篇1
FDI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 对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吸引FDI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引进FDI确实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近几年, 我国吸引FDI的成效并不显著。FDI在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其负面效应日益凸现。
二、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引进FDI主要有一下几点好处:第一, 刺激出口, 增加外汇储备;第二, 刺激国内竞争;第三, 适当缓解就业问题;最后, FDI主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 而且相对而言风险较小。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引进FDI在微观上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然而从宏观上来讲, 引进FDI是解释不通的。有研究认为, 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由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更便捷地使资金从东道国流进和流出, 因此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还有研究认为, FDI有两个不好的方面:首先是引进FDI国的本国投资的盈利能力会相应减弱;其次是由此导致的本国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消极心理, 从而减少继续投资。这两个方面都给本国经济带来了危害, 减少了本国的投资利润, 不利于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甚至还有研究认为, 外来的FDI实质性质也是为了获取利润, 而这种利润输出会恶化本国国际收支,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三、危机应对策略
对于以上危机的解决方案也并非十全十美, 但是可以采取防范措施, 尽量减小风险。关于资本的稳定性问题, 可以从根源出发, 严格控制引进外资规模, 提高引进外资质量。
首先, 降低国际收支对外贸的依存度。由于各个国家都尽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 因此, 进口依存度也就相当于出口依存度。对我国来说, 现有的实际外贸依存度并不算高, 因此,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应贯彻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 贸易的各个产业分配还有待改善, 地区贸易分布也应有所分散。
其次, 调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 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本土自我创新。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种。一是直接优惠方式, 二是间接优惠方式。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核心,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再次, 尽可能将我国外汇储备发展为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的“良性”外汇储备。各国政府管理和经营外汇储备, 一般都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个原则。但是, 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所以, 各国在经营外汇储备时, 往往各有侧重。总的原则就是利用投资组合策略分散风险,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实现外汇储备的增值。
最后, 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制度, 防止商业机密泄露。与之相对应, 外商投资企业内部交易税收问题也呈现明显特征。我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时应尽量避免外商对企业的控制, 将其控股比例严格限制在某一范围内。
四、总结
我们需要合理利用外资, 控制引资规模, 提高引资质量;优化引资结构, 加强产业政策;取消超国民待遇, 制定反垄断法;坚持独立自主, 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国应该积极地引进债权而非股权,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
摘要：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金额迅速增长。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也是一把双刃剑。本文将重点对比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负面影响, 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隐性危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隐性危机,FD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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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篇2
利用外资
5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利用外资，但形式单一，规模很小，只有19亿美元，这其间主要是利用苏联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156 个项目。60--70年代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中国银行在港、澳吸收存款，并通过贸易信贷从西方国家引进工业成套设备。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主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利用外资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结构趋向合理，区域不断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投资呈阶段性上升，总量已具相当规模。自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外资，中国首先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对建立的“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继而扩大地方审批外商投资的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上述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动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使所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持续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商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收外资的环境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发展较快。
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95年6 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8年，党中央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国际化经营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有了较快发展。
到1998年末，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4万个，协议外资额573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56亿美元。近十五年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高达32.9%。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流量已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二）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80年代初，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目前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从洲别看，1998年亚洲地区投资额为313.3亿美元,占实际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的68.9％；欧洲地区投资额为43.1亿美元，占 9.5%；拉丁美洲地区为45.6亿美元，占10%；北美洲投资额为43.3亿美元，占9.5％；其它国家和地区为9.3亿美元，占2.1%。以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澳门、马来西亚、凯曼群岛、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为最多，合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89.8％。外资投向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1998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87.3%（包括中央部门）、9.7%和3%。
（三）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外商投资平均规模由9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美元，增至1998年的 263万美元。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 多家在华投资，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在继续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前提下，外资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部门和领域。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宽，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投资领域已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此外，金融、保险、商业、连锁、零售、外贸等行业试点引资的数量和地域也在不断地扩大。
二、借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健康发展，被世界投资者、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借用外资方式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五个部分。从1979年到1998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79个,协议金额1301.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71.3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8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 50%以上。中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这些贷款和债券支持了大批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繁荣了国内金融市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达178家，其中外国银行驻国内分行146家，中外合资银行７家，外资独资银行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境内，贷款项目多为中长期项目。
三、利用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人；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吸收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一）缓解和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9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达15%，比1983年增加了14.1 个百分点。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迅速增长，1991年为 542.1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 ；1997年为13311.8亿元，占22.8%，年平均增长 70.5%。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加速国有企业改造。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带进了国外一系列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许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得到了更新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吸收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相互竞争和配套协作中推动了国内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弥补了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领域通过利用外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如中国迅达、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等电梯合资企业使中国电梯行业从手工控制一步跨入电脑制动的90年代水平。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汽车、电子、通讯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产品在质量、工艺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增加财政收人，创造就业机会。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和投产开业，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来源。1997年，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达 993亿元（不含关税和土地费），比上年增长29．97％，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16％。自1992年以来，涉外税收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目前，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多万人，约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
（五）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明显。在1987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突出，1981年出口额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到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达12.6％，进口额比重超过20%，达23.1%。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进出口额随之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1%，进口767.2亿美元，占54.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对海外的投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初具规模。中国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在实施对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对外投资取得一定进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初具规模。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共5666家，中方总投资额为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中方投资37.8亿美元；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方投资25.5亿美元。在这些境外投资企业中，驻港澳地区的贸易性企业有1821家，中方投资33.8亿美元；非贸易性企业246家，中方投资2.1亿美元。从投资规模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所办企业的规模最大。到1997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总投资规模达12.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3．3亿美元，约占中国在海外投资（非贸易企业）总额的二成。其他逾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7 亿美元，美国5.7亿美元，香港3.6亿美元，泰国 2亿美元，俄罗斯1.9亿美元，南非1.1亿美元。从资金来源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资本金多为国外贷款，或以中国现有设备、技术、专利等折价投资，真正从国内调出资金很少。90年代以来，中方在海外企业的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总额的一半左右。
二、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到多方领域。在目前海外投资企业有两类，一为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型企业；二为非贸易型企业，后者投资涉及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装配企业、工程承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咨询服务、旅馆旅游及中餐馆等。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五大洲。从投资地域看，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发展较快。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企业分布状况看,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投资兴办非贸易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97年已建257家,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12％，紧跟其后的依次是俄罗斯有234家，泰国有134家，澳大利亚有98家，日本有86家，加拿大有78家。此外中国还批准部分国内大型商场在独联体国家兴办中国商店，目前，原苏联地区已成为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四、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大型外贸企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转化中，通过到国外办企业、设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扩大营销，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外投资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主要方式有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少量现汇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63年的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尽管百业待兴，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国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他们抗击外来侵略和战后的经济恢复及建设。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
1964年至1970年的发展阶段，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从此，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根据这些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先后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并提供了物资援助。
1971年至1978年的增长阶段，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其发展大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94年的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通过统筹安排，扩大了援助面，主要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将中国援助同联合国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在投入较少援款的情况下推动双边、多边经贸业务，促进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合资经营等方式，提高援助效益；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开始试行承包责任制。
1995年以来的全面改革阶段，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精神，中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采取政府赠款、政府贴息贷款等优惠贷款援助，由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中国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
在此阶段，中国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稳步推进，先后同31个国家签订了38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
5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先后向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中国援外人员以精湛的技术，全心全意为所在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及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中国不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获得了所在国政府授予的各种勋章和嘉奖。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友好关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业始于70年代末，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创业初始，中国仅有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开展业务。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O年来，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经历了起步、逐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2年为起步阶段，中国共批准了29家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企业。中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主要业务集中在西亚、北非。1983年至1989年为逐步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公司遵循守约、保质、薄利、重意的经营原则，不断扩大业务量，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市场逐步扩大，为90年代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来则是稳步发展阶段，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为主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为主，这些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综合，有专门在某一地区开展业务的，也有全方位开展业务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
截至1998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份数 16.1 万份，合同额83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 177万人次。中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在发展中所显示的突出特点是：
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70年代末，初登国际承包市场的中国专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仅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36份，合同金额仅仅 0.5亿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1998年中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已达2.6万份，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已突破 100亿美元，分别达到117.7亿美元和101.3亿美元。全年有26家公司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逾亿美元。从国别、地区看，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21个，新签合同额共计75.7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4.3％。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有35家。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34个，完成营业额共计75.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完成营业额的74.3％。
二、合作区域不断增加。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创业初期，仅在中东地区和少数国家开展业务，截止1998年末，中国已同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所占比重分别为：亚洲59.9%，非洲16.6%，欧洲3.3%，拉丁美洲0.9%，北美洲3%，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国境内工程及其他14.3%。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承包工程公司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争取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同时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正在向成建制的总承包发展。劳务合作的内容也由单纯提供劳务发展为与外派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服务型、管理型的多层次、高技术劳务输出。海外企业已从单一的合资发展到参股、合作、合资、独资相结合。合作领域则从森林采伐、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公路建设、渔业合作逐步向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技术密集行业发展。
四、企业素质和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国际合作公司积极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向窗口型和经营管理型结合转换的过程中，以实业化为基础，加快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把经济效益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由注重合同向注重合同与效益并重转换，由单项经营向综合经营转换，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市场转换，由分散单干向联营集团转换，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外商投资者 篇3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内投资 挤出效应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9－08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一直是国内外FDI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挤入、挤出和中性三种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于FDI与国内投资之和)增加的数量超过FDI本身增加的数量，则说明FDI的流入促进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如果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增加的数量小于FDI的增加额，甚至出现国内总投资的减少，则说明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国内投资，此时称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若FDI增加导致国内总投资等量增加，则国内投资保持不变，此时为中性效应。
FDI究竟在宏观上是促进还是抑制东道国的国内投资呢？国外代表性的文献有Lubitz（1966）［1］，VanLoo (1977)［2］，Manuel R. Agosin与Ricardo Mayer(2000)［3］，Jan Misun与Vladimir Tomsik (2002)［4］，Manuel R.Agosin与Roberto Machado(2005)［5］等；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有杨柳勇和沈国良 (2002)［6］，张倩肖(2004)［7］，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8］，薄文广(2006)［9］，雷辉(2006)［10］，徐颖君（2006）［11］等。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国内外关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影响的理论研究文献较少，深入剖析FDI对国内投资作用机制的很少，更多的是对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的实证检验。第二，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计量方法和样本国家（地区），这些文献在FDI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投资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结论。第三，针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全国范围内或分区域（如我国东、中、西部及长三角和珠三角比较）FDI对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专门针对某个特定省份进行深入研究的几乎没有。
由于FDI与东道国的资本形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效应会受到东道国技术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外资产业分布及外资政策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认为，为更好地激发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有必要选取典型区域，对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并深入挖掘其作用机制。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选取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江苏省近几年在引资上的成功已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2007年，江苏省实际利用FDI 218.9亿美元，占全国的29.3%，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因此，针对江苏省的相关研究将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大规模的FDI流入究竟对江苏地区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FDI流入量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三个地区的FDI与国内投资的关系是否相同？FDI对江苏地区国内资本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Agosin（2005）总投资模型；第三部分，实证方法和数据的选取；第四部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FDI对江苏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出机制分析；第六部分，苏南、苏中、苏北地区FDI对国内投资挤出效应差异的原因分析；第七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
河南优惠外商投资皮革鞋业 篇4
据了解, 凡总投资 (包括增资) 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项目, 除规定必须由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部门核准外, 可由各省辖市、县 (市) 发展改革部门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按属地原则进行核准。
这些鼓励类允许项目, 其外资项目环评审批权下放至省辖市。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 篇5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设立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义务 第五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工作的保障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地位，保障工会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有权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在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职工依法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是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工会主席为法定代表人。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设立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在开业的同时建立工会，并报经上一级工会批准。暂不具备建立工会条件的，必须在开业后半年内组建工会。外商投资企业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到该企业指导、帮助组建工会。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职工，承认《中国工会章程》，自愿申请加入工会的，经本企业工会批准，均可成为工会会员。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应当在上级工会领导下成立筹备组，发展会员，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
职工在依法行使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时，企业应当予以支持和保障。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工会会员25人以上的，建立工会委员会，会员不足25人的，可以设工会主席、副主席。
工会委员会委员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设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不足25人的设女职工委员。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有职工200人以上的，应当配备专职工会工作人员，职工不足200人的，设专职或者兼职工会工作人员，由上一级工会与企业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未终止时，任何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把工会撤销或者合并归属于其他工作部门。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对企业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劳动管理、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工资福利、职工奖惩等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工会有权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督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同企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或者指导、帮助职工同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合同的履行。
个人劳动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应征求和听取工会的意见；集体劳动合同的变更或解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均应由企业和工会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
第十四条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董事会、经理办公会或者其他行政会议讨论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等重大事项，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问题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企业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的合作。
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问题时，工会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企业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的合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主持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处分、辞退、解雇职工，应事先通知工会。工会认为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的，有权提出异议，并派代表同企业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支持或者代表职工按照法定程序参加仲裁、诉讼。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督促企业加强劳动保护，参与企业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当生产过程中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有权向企业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情况紧急而建议无效时，工会可以支持和组织职工停止操作，撤离危险现场。企业不得因此扣减职工工资和其他保险、福利待遇。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维护女职工的特殊权益。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监督企业执行国家现行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企业应当事先与工会和职工商定。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企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安排补休或者支付工资报酬。第十八条 各级工会有权对外商投资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
工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依法进行调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涉。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监督、协助企业合理使用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义务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劳动纪律，认真履行劳动合同，努力完成企业的各项经济任务。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协助企业组织好职工业务、技术培训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提高职工素质。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组织开展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教育职工尊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进中外职工之间的团结，合作共事。第五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工作的保障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无偿为工会办公和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备。
第二十五条 建立工会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于每月15日前按上月企业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本企业工会拨交工会经费；未建立工会的，应当每月按企业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上级工会拨交工会筹备金。对逾期未交和未足额拨交工会经费或者工会筹备金的，工会应当催交；催
交无效的，工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并按欠交金额每日5‰收取补偿金。工会经费由企业工会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和监督；筹备金待企业建立工会时按规定比例返还企业工会。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由企业行政支付。保险和福利待遇与本企业管理人员相同。
外商投资企业专职工会主席的工资标准和保险、福利待遇，比照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和保险、福利待遇执行。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调动、处分、辞退或解雇担任工会委员的职工，须征求企业工会委员会的意见；调动、处分、辞退或解雇担任工会主席、副主席的职工，须征得企业工会委员会同意，并报经上一级工会批准。
职工担任专职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其任职时间不计算在劳动合同期内；不再从事工会专职工作时，企业应当恢复其原工作或者另行安排适当工作，并在劳动合同期内非因法定事由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开展活动应当在生产时间以外进行，如需占用生产时间，应当事先征得企业的同意和支持。
经企业同意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的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由企业照发。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兼职委员因工会工作需占用生产时间时，由工会事先通知企业，但每人每月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并可在当年累计使用，其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由企业照发。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工会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权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控告、请求解决，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拒绝组建工会，阻挠或者变相阻挠职工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
（二）拒绝向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的；
（三）任意撤销、合并工会组织及其办事机构的；
（四）擅自调动工会负责人、工会筹建负责人工作或者非因法定事由变更、解除其劳动合同的；
（五）未按规定支付工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及保险、福利待遇的；
（六）阻挠、干扰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对工会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进行打击报复的；
（七）拒交或者拖欠工会经费、工会筹备金的；
（八）侵占工会财产或者挪用工会经费的；
（九）侵害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其他合法权益的。”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侵害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投资兴办的企业。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4月17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
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决定对《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作如下修改和补充：
一、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条第二款：“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在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第六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在开业的同时建立工会，并报经上一级工会批准。暂不具备建立工会条件的，必须在开业后半年内组建工会。外商投资企业未建立工会的，上级工会可以派员到该企业指导、帮助组建工会。”
三、增加第八条：“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应当在上级工会领导下成立筹备组，发展会员，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职工在依法行使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时，企业应当予以支持和保障。”
四、增加第九条：“外商投资企业有工会会员25人以上的，建立工会委员会，会员不足25人的，可以设工会主席、副主席。
“工会委员会委员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设女职工委员会，女职工不足25人的设女职工委员。”
五、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有职工200人以上的，应当配备专职工会工作人员，职工不足200人的，设专职或者兼职工会工作人员，由上一级工会与企业协商确定。”
六、增加第十一条：“外商投资企业未终止时，任何单位、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把工会撤销或者合并归属于其他工作部门。”
七、第十一条改为第十四条，增加第三款：“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主持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八、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督促企业加强劳动保护，参与企业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当生产过程中发现危及职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有权向企业建议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情况紧急而建议无效时，工会可以支持和组织职工停止操作，撤离危险现场。企业不得因此扣减职工工资和其他保险、福利待遇。”
九、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监督企业执行国家现行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企业应当事先与工会和职工商定。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企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安排补休或者支付 工资报酬。”
十、增加第十八条：“各级工会有权对外商投资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工会对外商投资企业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依法进行调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干涉。”
十一、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建立工会的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于每月15日前按上月企业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本企业工会拨交工会经费；未建立工会的，应当每月按企业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上级工会拨交工会筹备金。对逾期未交和未足额拨交工会经费或者
工会筹备金的，工会应当催交；催交无效的，工会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并按欠交金额每日5‰收取补偿金。
“工会经费由企业工会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和监督；筹备金待企业建立工会时按规定比例返还企业工会。”
十二、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奖励、补贴，由企业行政支付。保险和福利待遇与本企业管理人员相同。
“外商投资企业专职工会主席的工资标准和保险、福利待遇，比照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标准和保险、福利待遇执行。”
十三、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职工担任专职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其任职时间不计算在劳动合同期内；不再从事工会专职工作时，企业应当恢复其原工作或者另行安排适当工作，并在劳动合同期内非因法定事由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十四、增加第三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工会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权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控告、请求解决，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拒绝组建工会，阻挠或者变相阻挠职工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
（二）拒绝向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和设施的；
（三）任意撤销、合并工会组织及其办事机构的；
（四）擅自调动工会负责人、工会筹建负责人工作或者非因法定事由变更、解除其劳动合同的；
（五）未按规定支付工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及保险、福利待遇的；
（六）阻挠、干扰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或者对工会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进行打击报复的；
（七）拒交或者拖欠工会经费、工会筹备金的；
（八）侵占工会财产或者挪用工会经费的；
（九）侵害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其他合法权益的。”
十五、增加第三十一条：“外商投资企业侵害工会及其工作人员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六、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本条例适用于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投资兴办的企业。”
十七、删去第二十七条。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款的顺序和文字作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对外商投资变化的分析 篇6
（一）资本运营方式的变化
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和独资经营是外商投资的三种基本运营形式。中国加入WTO后，独资经营成为主要形式，这是外商投资最明显的变化。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只是设立了代表机构，在华主要从事贸易活动。1992年之后，FDI开始成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主要形式，但大多以合资合作企业为主。1998年以来，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经营战略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把经营活动从贸易和转让技术转变为投资建立生产基地。而在投资方式上，则多采用外商独资企业（见下表）。目前，独资已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运营的主要方式。
如果以中国加入WTO前的2000年为起点，到加入WTO后的2003年，外商从事合资经营从196.48亿美元增加到255.06亿美元，增长29.8％。从事合作经营从343.09亿美元增加到816.09亿美元，增长137.9％，翻了一番还多。
（二）资本进入方式的变化
外商投资进入中国，一般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收购兼并中国现有企业和设备，即跨国购并；二是创建新企业，即绿地投资。
与跨国公司独资化相伴随的，则是跨国公司开始大量采用并购的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在华试探性采用并购投资，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日本的五十铃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受让北京北旅法人股。其后，跨国公司从合资开始逐步转向控股收购和控股联营。
收购的方式有整体收购，如柯达公司对汕头公元、厦门福达的并购；部分收购如中国香港的中策投资有限公司在内地的并购；收购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股份，一般是通过增资扩股逐步稀释中方的股权由参股最终变成控股；此外，跨国公司还以通过购买境外上市公司的股份等方式并购国内的企业。
从产业分布上看，目前跨国公司对我国的跨国并购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在饮料、化妆品、洗涤剂、彩色胶卷等行业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垄断，目前正在向橡胶、医药、啤酒、家电等行业扩张。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在华兼并收购趋势越来越强烈。
虽然目前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的资金额仅占到中国企业利用外资额的5％。但是，并购在外资独资化过程中越来越表现出主要特征。
跨国购并具有资本扩张迅速、市场进入方便、经营范围扩大以及廉价获得资产等优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1999年，全球跨国购并额在FDI流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80％。
（三）资本分布的变化
资本分布是指外商投资的产业或行业分布，它的变化能够反映跨国公司资本进入中的广度和深度。
近年来，外商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以2001年为例：
2001年外商合同投资额中制造业吸引外资的项目占全部外资项目的73％。制造业吸收外商投资占66％。
（四）市场策略的变化
外商投资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取得并扩大中国的市场份额。改革开放的初期，外商是把生命周期末端即已经处于淘汰阶段的产品卖给中国，而现在则把产品的前端即研发阶段搬到中国。截至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了大约600家研发中心，世界大型跨国公司则设立了大约100家。其中大约40家亚洲区域研发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跨国公司使用知识产权来达到占领和扩大中国市场的目的。
二、外商投资的变化趋势
在加入WTO过渡期内，跨国公司的独资经营和购并，使中国本土企业面临如何适应随之而来的巨大挑战和竞争。这种挑战和竞争包括：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本土企业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以及“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
中国的市场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在激励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跨国公司不得不整合自己的在华资源。随着竞争的加剧，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得不将自身的资源逐渐集中于其最具优势的环节或能力，而将其不具竞争优势或优势较小的业务部分外包给其他公司，通过协议或客户网络获得公司生存所必需的外部资源支持，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也是如此。
（一）在华跨国公司之间的融合
企业之间的融合是在相似的文化特征背景下、公共熟悉的规则环境下、相近的行为习惯下逐步发展形成。因此，跨国公司之间的融合将要大于外资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融合。从熊猫爱立信终止与中国本土银行合作，转向接受外资银行服务，到追随瑞典宜家（IKEA）进入中国的全球最大物流服务商——丹麦马士基集团不断承揽在华耐克公司、米其林轮胎、阿迪达斯等全球协议伙伴公司的全球物流服务。再看追随IBM、戴尔、耐克、3COM、思科、通用、大众及惠普等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的联合包裹公司（UPS），以及随之而进入中国的亚太区协议公关咨询服务商爱德曼国际咨询公司、广告发布和全球品牌行销商美国麦肯—伊瑞克森世界集团、金融服务商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美洲银行、保险服务商OPL集团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之间融合的趋势。
从目前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融合情况看，可以大致看出一个粗略的板块区分：欧美企业板块、日本企业板块、韩国企业板块和港台企业板块。这些板块内部，特别是来自台湾的投资者，基本上都形成了比较齐全的产业链体系。随着服务业的全面开放，这样相对封闭的体系将会越来越明显。
（二）在华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的融合
外资企业自身间的相互融合，显然阻断了中国本土企业在国内与外资企业的相互融合。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在一些重要制造业领域，比如汽车制造、IT行业、医药行业等，将越来越边缘化。在后过渡期内，跨国公司之间的产业融合将多于它们对中国本土企业的产业融合。
这对中国本土产业既是一种压力和冲击，同时也是对中国企业的一种相对便利。除了以中国市场份额战略为导向的跨国公司，比如洗涤剂行业、啤酒行业和汽车等行业内的公司，将不断用购并方式取得市场垄断优势外，那些以成本为导向的跨国公司，比如IT、电子、机电等高技术领域的跨国公司可能更多采取独资方式，继续与中国本土企业保持相对独立的局面。因此，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金融服务业、法律、财会、咨询等）可能还会呈现按资本来源而相对积聚的局面，从这一点看，中国本土的服务业，特别是具有行业惯性的垄断企业可能还会有相当一段对本土企业的服务优势期。
（三）中国走出去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融合
面对国内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的本土企业也不得不主动走向国际市场，不得不融入国际社会，不得不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从而出现后过渡期内另一个融合的局面。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走向国际市场，以资本运作方式利用国际资源既是一种竞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充分享受加入WTO应得权利的选择，当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推行的一项基本战略。截至2003年底，大约有7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累计金额大约为110亿美元。
现阶段中国海外投资公司多以原材料和能源行业为主导，这类企业是最大的国有企业，它们在国内具有相当的竞争实力和影响力，在国内目前还没有和外资企业发生正面直接竞争，它们主要是在国际市场上与国外企业进行竞争。而在国内与外资企业可能发生竞争的制造业企业由于竞争力的限制，则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的边缘地带开辟新的生存环境。
论埃及外商投资法律制度 篇7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埃两国合作的桥梁及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的典范, 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 且获得了中埃两国政府的高度认可;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发展过程中仍然时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法律问题及法律风险。
一、埃及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概况
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增加税收, 提高就业, 改善民生, 埃及政府历来比较重视吸引外商投资, 并制订了一系列的适用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包括但不限于1997年投资鼓励法及其2015年修订法案、2002年83号特区法及2015年修订法案、2005年所得税法及其2015年修订法案、1991年销售税法、1981年公司法、1976年商业注册法等。上述外商投资相关法律规定分别从投资鼓励及保障、税收优惠、项目审批、公司注册及日常运营、融资信贷、外汇管制及外国人签证办理等方面为外商投资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
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埃及时应尽量对上述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专门的、系统的及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在基本了解并熟悉上述法律规定后开展的投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投资法律风险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 随着投资计划的推进及公司运营的开展, 还需要时时关注埃及上述相关投资法律的变更及修订情况, 并结合法律变更情况采取快速、合理及有效的应对措施。
总之, 外国投资者在投资驻在国开展投资行为之前及过程中, 确需严肃对待投资所在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及变更情况, 切不可漠视法律的存在及其重要影响, 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二、埃及关于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的法律政策
(一)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的法律基础。
2008年埃及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机构及特区开发总公司依据埃及2002年83号特区法, 面向国际开展了经济特区的招标行为, 当年苏伊士合作区依据该法律进行了投标并于2009年成功中标。随即中埃双方依据埃及经济特区法开展了六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及使用权转让合同》的谈判, 因埃及83号特区法为第一次正式运用于实际投资行为, 且很多方面还不成熟也缺乏成功的案例可遵守, 因此合同谈判进展较为缓慢, 直至2013年底双方才正式签署合同, 期间经历了埃及三届总统、多位投资部长及特区机构领导人的变更。
综上所述, 埃及83号特区法构成了苏伊士合作区扩展区的法律基础, 且其对扩展区项目的设立、开发、建设、招商及运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埃及2002年83号特区法的投资优惠及投资保证相关规定
1、投资保证措施。
(1) 特区内企业不实行国有化政策; (2) 特区内企业财产不得任意扣押、冻结和没收; (3) 特区内的企业具有独立的产品和服务定价权; (4) 特区内土地使用权最多为50年, 可以延展; (5) 特区内企业无需进出口许可即可从事进出口。
2、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1) 进口关税, 经济特区为5%, 其他投资区域为1%~55%; (2) 企业所得税, 经济特区为10%, 其他投资区域为20%~25%; (3) 个人所得税, 经济特区为5%, 其他投资区域为10%~20%; (4) 统一销售税, 经济特区为0%, 其他投资区域为5%~50%。
3、土地、用工及其他政策。
(1) 土地及管理政策, 经济特区为50年土地使用权, 其他区域为土地所有权; (2) 用工政策, 其他工业区及经济特区均为外国人占10%, 本国人为90%; (3) 投资服务政策, 经济特区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 提供一条龙服务, 办理手续较为简便, 其他区域多数为非一站式服务, 办理手续相对繁琐; (4) 争议解决方式, 经济特区除具有一般的诉讼和仲裁方式外, 还具有特区内专设的争议解决中心, 为投资者提供争议解决的另外一种便捷方式。
由此可知, 上述适用于经济特区的83号特区法规定了相对优惠的投资政策及税收政策, 并成为吸引投资者入区投资的重要措施, 对埃及经济特区的开发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三、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当前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应对措施
(一) 埃及83号特区法的变更及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第一期土地正在办理移交手续的关键时刻, 埃及政府对83号经济特区法 (简称“旧法”) 进行了重新修订 (简称“新法”) , 新法较之于旧法规定, 取消了原法给予特区内经营实体10%企业所得税规定及给予特区内员工5%个人所得税规定, 上述变更可能对扩展区项目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
1、自2008年伊始, 无论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开发总公司和特区机构的联合招标行为, 还是我方的投标行为, 双方均是依据原法规定, 而现在新法取消了原法税收优惠之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扩展区项目存在的法律基础。
2、我方作为扩展区项目开发商, 意味着将不仅进行基础设施开发, 还将进行招商引资和项目运营工作。吸引投资并转让土地作为我方重要的收入来源, 直接影响项目收益, 如果该项目投资者无法享受原法税收优惠政策, 将会影响其项目经济可行性, 从而打击其投资信心。
3、原法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投资非常重要, 我方在招商过程中, 熟知投资者的相关需求, 然而埃及政府突然取消上述税收优惠规定的行为, 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和热情, 从而对我方的招商工作较为不利。
(二) 埃及83号特区法变更所产生的法律风险应对措施。
获悉埃及法律发生变更之后, 我们立即开展了专门研究, 我们认为, 无论特区法修改与否, 扩展区项目及其投资者均应适用旧法规定, 并享有税收优惠政策, 缘由如下:
1、从2008年开始, 无论是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开发总公司和特区机构联合招标, 还是泰达投标, 双方依据的都是原83号法律, 无论是埃方的招标文件, 还是泰达的投标文件及可行性研究报告, 均是依据原83号法, 因此原83号法是整个扩展区项目的法律基础。
2、泰达在投标时的身份便是开发商, 意味着其不仅仅进行基础设施开发, 且还进行招商和运营的工作, 且吸引投资者及销售土地为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影响着整个项目开发收益, 这一点在泰达与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开发总公司签署的合同中亦有明确体现, 因此开发商泰达、扩展区项目以及所有的入区投资者是一个整体, 不能将其割裂开来, 埃及政府应当依照原83号法的规定给予泰达、扩展区项目及所有投资者原有税收优惠政策, 而非仅仅给予泰达经济特区项目公司上述优惠政策。
3、依据泰达与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开发总公司签署的六平方公里《土地开发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29条、第34条规定, 法律变更不溯及既往, 且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保证泰达利益不受损失, 如果埃方不给予投资者原83号法律的税收优惠政策, 将给泰达招商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从而损害泰达的投资权益。
综上, 我方迅速依次给埃及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机构、埃及投资部、埃及总统办公室发函阐明我方的主张及诉求, 目前埃及相关政府机构正在就我方诉求进行沟通协调, 我们期待埃及政府尽早给予我方明确肯定的回复。
四、境外投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及应对建议
(一) 完善法律事务管理机构, 培养得力的法务管理团队。
开展外海投资, 保证海外业务的合法性及合规性, 定要建立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 注重培养打造强有力的法务服务及管理团队, 开展法律研究、法律尽职调查、合同谈判、文件起草、出具法律意见等常态性及专项法务工作, 以保障公司合法运营进而实时采取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确保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二) 制定完善公司法务管理制度。
企业设立法律事务管理机构后, 还应当制定相关的法务管理制度, 并不断进行完善, 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事务管理制度、文件法律审核制度、律师参加项目谈判以及其他相关法务制度, 保障企业法务人员能够充分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 从而完善内控制度, 有效防范日常经营中的法律风险。
(三) 充分整理并运营投资国及投资驻在国法律资源。
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 尤其是绿地投资行为, 需要遴选投资驻在国的优秀法律人才, 并委托有实力较知名的律师事务所, 开展各种合作, 以保障企业在公司注册、项目审批、纠纷解决等方面尽可能的发挥其优势和力量, 从而保障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四) 充分研究投资驻在国的相关法律及国际条约。
开展境外投资, 法律研究先行。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时, 应重点研究投资驻在国的投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针对境外投资的实际需求, 编制切实可行的法律环境研究报告, 最大程度的掌握投资政策、优惠措施并进行全面的利弊分析, 从而为公司海外业务的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针对政治缺乏稳定、政权更迭频繁以及法律变更较多的国家, 更加注重跟踪其法律政策变化, 防止出现延误产生的法律风险。
(五) 加强与投资驻在国家相关政府机构的沟通协调。
上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析 篇8
一、上海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
上海在1981年吸收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外商直接投资, 截至2007年底, 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6500家, 累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48753个, 合同金额1294.04亿美元, 实际利用金额达746.83亿美元。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了上海经济的重要增长源, 深刻地影响着上海的现在和未来。
二、FDI对上海经济的影响
(一) 积极方面
1. FDI在资金供给上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
FDI不仅弥补了发展资金的不足, 而且带动了上海资本的形成。在1997年后, 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上海出口的主要力量。2007年20家外企进出口额总计789.63亿美元, 占全市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四成。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2. FDI对上海技术进步的影响。
引进FDI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就管理技术而言, 通过外商在本地设立企业, 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在上海得到了扩散。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 本土企业通过技术转移效应获得了好处。与此同时, 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 使得他们为了继续保持竞争优势, 都争相提高自身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外商投资带来的先进制度要素引起上海自上而下诱导性的制度变迁, 从而加速了上海城市化进程, 促进了国有体制的改革。
3. FDI促进了上海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转换, 产业结构的发展又会带动新的外商投资增长, 促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4. FDI对上海的人力资源开发也有很大贡献。
外商在沪投资创办企业可以直接增加就业规模, 尤其在劳动密集型生产项目中。2007年上海909.08万就业人群中, 在外资企业工作人员外123.78万, 占就业人员的7.34%。产业关联的带动使得外资企业的前后相关联产业的规模扩大,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而缓解了上海的就业压力。
(二) 消极方面
1.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挤占大量市场份额, 有可能形成市场垄断。
因为跨国公司利益目标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存在着对立。进入上海的外资企业, 尤其是跨国公司, 多数有自己的“垄断优势”, 如专利、营销渠道、规模经济、管理经验和品牌等。部分外资企业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把原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纳入旗下, 随着业务的扩展, 可能把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形成的高度垄断格局移植到上海。
2. 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低。
集中反映在技术层次、产业投资上。FDI虽然带来了需要的先进技术, 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外商手中, 转移过来的只不过是已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对先进的技术, 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三、对策建议
1.完善环境, 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外部条件, 提高其运作质量与效率, 带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投资的软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保持吸引外商投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完善服务环境, 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 树立为外企服务的思想观念, 完善服务体系, 依法加强管理。
2.明确重点, 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挖掘潜力, 突破体制机制的制约。同时要解放思想, 创新吸收外资的方式, 建立新型的利用外资考核评价体系。
3.对外商直接投资加以引导和调节, 在控制第二产业外资规模的同时, 提高第三产业的FDI存量和比例。提升城市能级, 增强综合竞争力。
4.继续加大措施吸引跨国公司选择或者加大在上海投资, 并使上海逐步成为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生产制造基地、地区总部和研发机构的集聚地。
5.勇于制度创新, 打破行政区域的限制, 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同长三角地区的分工与协作, 培养和增强城市群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6.加大教育投入, 提高市民素质, 加大开放性, 进一步取消人才流动限制, 鼓励国内外优秀的人才在上海就业, 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保持和加强上海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于涛, 巫强, 康艳.FDI对上海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 第28卷第4期, 2008年7月
[2].陈晓玲, 陈蓉.广东、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原因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2 (7)
[3].裘文进, 王思政.上海FDI现状及对策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 2005 (3)
苏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篇9
然而, 苏州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 苏州外向型经济又无法避免地出现很多问题, 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投入, 苏州外商直接投资不平衡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率较低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 使得研究外商投资企业在苏州的发展也就成了必然和必需。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
2009年, 苏州市外商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在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已经达到1408个,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合计为82.2653亿美元。其中, 投资总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有128个, 实际到账注册外资总额合计53.57亿美元。由图1比较分析可得:从2006—2009年苏州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不断增长, 连续四年超过江苏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 使得苏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大的特征日益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商务厅 (2005—2009年) 对外贸易经济年报整理而得。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相对集中
近年来, 受经济全球化和苏州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影响, 来苏州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多, 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 从表1分析可得,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以亚洲地区为主。2006—2008年, 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外资逐年增加, 从2006年的14.0%到2008年的26.8%, 虽然2009年来自香港的外资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仍然保持着主流的趋势。台湾、日本和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从2006年的4.8%、11.1%、4.2%下降到2008年的2.4%、6.1%、2.7%, 2009年下降的趋势有所缓和, 与2008年相比呈现平稳发展的状态。维尔京群岛作为在苏州的主要投资地区, 2006—2007年投资所占比例都是第一, 2008—2009年略微有些下降, 但仍位于第二。其投资比例居高不下是因为此岛当地税收非常低,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在该岛上注册公司, 然后再投资于苏州。开曼群岛和萨摩亚也是借鉴维尔京群岛, 在近年来也有较多投资者在那注册, 再到苏州投资。东盟和欧盟的投资从2006年起也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 截至2009年, 东盟和欧盟在苏州实际利用外资中所占比例为8.1%和9.0%, 分别位于第五和第三位。由此可见, 投资于苏州的外资企业来源相对集中, 主要来自于亚洲地区。
数据来源:根据苏州市商务局有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整理所得。
三、外资投向地区分布较为集中
外商投资企业在苏州的空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市区, 例如:园区、吴中区、新区等, 其他县市中昆山市、吴江市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由表2分析可知, 2006—2009年, 市区外商投资项目和实际利用外资比例在逐年下降, 但是仍然占主要地位。所占比例分别为46.5%、46.1%、43.0%、41.2%。其次是昆山市, 2006—2009年之间所占的外资比例呈缓慢的上升趋势, 所占比例分别为19.2%、19.2%、19.7%、20.2%。吴江市最近几年引进外资数额也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2006年的9.1%上升至2009年的10.6%。由此可见, 外商在苏州的投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 以苏州市区为重, 集聚了将近一半的外商投资额。
数据来源:苏州市商务局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四、投资产业集中于第二产业
进入苏州的外商投资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如图2分析可得, 2005—2009年, 外商在产业上的投资结构逐渐有所优化。2005年投资的三次产业比例为0.14:93.47:6.39, 到了2009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0.2:79.2:20.6, 第二产业的投资减少了, 第三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不过, 外商投资的绝对主导产业仍然是第二产业, 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数据来源:根据苏州市 (2005—2009年) 对外贸易经济年报整理而得。
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的三产业中, 行业的集中化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由表3分析可得, 外资企业主要是在机械、电子通讯、电气器材、化工、建材、冶金、造纸及制品、纺织服装、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10个行业中投资, 前八位都是属于第二产业, 后两位是属于第三产业。这些行业是外资历年投资的热门行业, 尤其是电子通讯、机械和化工这三个行业, 更是受外商青睐。由此可见, 外商在苏州的投资还是倾向于先进制造业。后两个行业中, 房地产行业是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行业, 投向第三产业的外资, 绝大部分都是投向房地产业。而且该趋势逐年明显, 到2009年房地产业的投资已经占到实际利用外商总投资额的11.2%, 超过了历年排行第三的化工, 与电子通讯和机械位列前三。综合上述分析, 尽管外资企业在苏州的投资结构有了一些优化, 但投资仍然倾向于第二产业中的先进制造业。
作为世界制造业生产中心的苏州地区, 目前主要还是以生产制造、加工组装为主, 其产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外生性制造业, 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 急需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商投资, 已经成为苏州推进产业升级、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重要措施, 对于苏州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 较大规模的外资投入, 又不可避免地给苏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必然成为苏州经济发展探索中不可逾越的过程。
类表 (按行业) 金额单位:万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苏州市 (2005—2009年) 对外贸易经济年报整理而得。
参考文献
[1]梅鹏远.苏州工业园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8 (1) :30.
[2]夏海力, 廖瑛.苏州市外商投资R&D中心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4) :27.
[3]吴雷.苏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效应及对策研究[D].苏州大学2, 009 (22) :38-39.
[4]张晔.“苏州模式”的反思及区域发展道路的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5) :35-41.
外商投资环境研究问题探讨 篇10
1对投资环境的理解上, 缺乏全面的视角
关于什么是外商投资环境,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潘霞、范德成 (2007) 认为, 投资环境是指某一地区或国家为接受或吸引外来投资所提供的各种条件的集合。崔宏楷 (2007) 认为, 投资环境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 能够影响或制约投资活动及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结合, 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诸方面因素的复杂系统。周国富等 (2011) 认为投资环境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影响或制约投资主体决策、投资活动进行和投资活动结果的各种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条件或因素所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认识投资环境的视觉, 当前主要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 对投资环境的理解, 要从投资者和引资者的两个视角来考虑, 不能只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而且投资环境是一个综合、内涵广泛概念, 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投资环境的动态性体现在:第一, 投资环境自身在不断变化;第二, 引资国对投资环境的理解在不断变化;第三, 投资环境随着引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第四, 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的理解应该用系统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多视角的眼光来看待。
2在引资者看来, 认为引进的外资越多说明的投资环境就越好
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问题, 但是通过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引资多少、外资为什么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有时候这个假设并不一定成立。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投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一定程度上预测外资投向哪个国家或地区,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流向。马晶梅、贾红宇 (2009) 从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市场规模、市场增长速度等与市场相关因素是决定国别及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最主要的因素。周国富等 (2011) 对2000-2008年各省区的投资环境做了纵向和横向比较, 得出各省区在产业集聚、科技水平、对外开放度、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每个省区的投资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孙赫、董钰 (2011) 利用我国1994-2007年的面板数据, 对我国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进行比较, 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集聚效应、自然资源是制造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容量、制度因素和开放程度是服务业FDI流入的主要动机。Du, Lu and Tao (2008) 探讨了政治风险、制度和引进外商投资的关联性。利用1984年到2003年间发展中国家的83个样本, 研究结果显示, 政府稳定、内部外部冲突、腐败和民族关系紧张、法律和法规、政府的民主可靠性、政府管理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商投资的流入。Kang和Lee (2007) 利用大量的韩国企业在中国的数据, 探讨了决定韩国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决策。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分布不均衡, 60%的企业位于中国东北三省。市场大小、政府政策、劳动者素质、交通基础设施在投资区位选择上有积极影响;劳动力成本、内水航运、距离对投资有负面影响。Cassidy和Callaghan (2006) 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决定因素。结果显示高等教育水平、内陆水运、沿海区域对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有积极影响。Awokuse和Yin (2010) 考察中国吸引外资中知识产权所做的贡献, 结果表明中国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吸引外资有积极影响, 并且影响巨大。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 影响外资在选择到海外投资的因素有很多, 如:文化、政治、地理位置、知识产权、市场条件、制度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等, 市场条件、经济发展程度、政策等因素可能是投资者考虑的首选因素。在这些因素中, 有些因素在一些外国投资中站主要因素, 比如韩国主要投资中国东三省, 主要考虑是地理位置, 而地理位置是不可控因素;有些是可控因素, 比如投资制度;有些因素是变动的, 如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还有一些因素很难变化, 如地理位置、文化等。考察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 有些环境可能对所有的投资者都有利, 有些条件对来自有些国家的投资者可能有利。鉴于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和综合性, 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会有利或有害。我们应该具体分析这些投资环境, 针对可以控制的投资环境进行改善和优化。
3没有明确引资的目的, 认为引进的外资越多越好
引资国引进外资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弥补引资国资金短缺、获得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管理经验。实际研究表明外资对引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利也有弊。
中国引资最清晰的战略是“市场换技术”, 即通过向外资开放市场, 引进外资, 以便获得中国缺乏的技术。而这个目的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徐亚静、王华 (2011) 利用30个省市1999-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 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就全国层面面言, 单独的FDI并未对我国专利申请量产生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FDI对专利申请量几乎没什么影响、中部地区FDI对专利申请量显著为正, 但其贡献程度不大、西部地区FDI对专利申请量则显著为负。
中国希望利用外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目的也似乎难以实现。黄春媛 (2011) 通过对文献综述, 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分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或不存在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颜伟、刘冬荣 (2010) 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结构失衡、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希望利用外资带动本土经济的发展, 研究发现也出现一些与希望不符的结果, 外资的出现带来了挤出效应。彭红枫、鲁维洁 (2011) 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国内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 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产生了微弱的挤出效应、显著的挤入效应及严重的挤出效应。孙致陆、肖海峰 (2011) 根据中国1979-2009年的数据, 对FDI与中国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 FDI对于国内投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在短期内, FDI对国内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入效应。可见外资并不一定就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一般说来, FDI对东道国就业数量的增加是有贡献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既直接创造就业机会, 也间接创造就业机会。中国的学者通过对外资对中国的就业得出一些积极的影响的结论, 但是也有不同的结论 (任志成、张二震, 2007) 。如冯明等 (2008) 通过中国30个省2002-2006年的面板数据, 检验了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外贸、FDI等对于就业的作用。经济增长显著促进了就业增加;FDI促进了就业增加, 但拉动作用较小, 东部与西部的FDI并未显著促进就业。
而中国引进外资带来巨大的环境效应, 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 即随着国家间FDI的流动和规模不断加大, 使污染密集产业不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郭红燕和韩立岩 (2008) 认为FDI存量的增加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 也优化了经济结构和提高了技术水平, 进而又减少了工业污染排放, FDI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 但影响程度较小;于峰和齐建国 (2007) 认为, FDI存量诱致的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我国环境效应均为负面的, 而其诱致的技术转移带来的我国环境效应为正面的, 但FDI存量的总体环境效果则是消极的。张金艳、卢泽回 (2010) 基于1987-2008年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三废”排放量或产生量的数据, 对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导致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而不是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的Granger原因。
杨德才 (2010) 总结了外资对中国的效益, 认为外资在中国的真实效应并不主要地体现在弥补资金短缺、技术溢出等效应上, 而是主要地体现在制度贡献、市场贡献、就业贡献和视域贡献上。外商直接投资在给中国创造正效应的同时, 也带来了行业垄断、挤压效应、环境污染、利润外流、加剧产业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等诸多负效应。基于FDI在我国正效应的不断弱化及负效应的不断增强, 我国政府有必要对当前的外资政策做出适度调整。
中国研究者通过对外资在中国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得出:外资对中国的经济有利的一方面, 如就业、出口、产业调整、竞争态势、制度优化等上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外资对也带来了行业垄断、挤压效应、环境污染、利润外流、加剧产业与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风险等诸多负效应。特别是经济越不发达, 这种效应越明显。这说明外资并不是万能的, 我们在引进外资的时候不能我们在引进外资时要注意这些负面效应的发生, 所以不能盲目地引资, 而压制本土企业的发展, 同时付出环境代价。
4中国对外商投资环境评价缺乏对引资国主体的考虑
中国对外商投资环境的评价大都基于外资的视角, 如张小青等 (2006) 运用“满意度指数”法, 测评了外资对湖北投资环境满意度指数。汪峰 (2010)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76个县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也是基于对投资者的视角的考虑。朱小梅、翟午阳 (2007) 用投资主体评价的分析对湖北省外商投资环境的现状进行分析也是这一视角。在调查中选取的调查对象也都是外商投资企业, 没有将内资企业纳入调查范围;而且调查中也很少有外资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完善或贡献的项目, 因此仅仅从外资这个角度来看投资环境的好坏, 没有考虑到引资国主体对外资的期望和引资的目的, 会产生引进外资的负面效应, 如对内资的挤出、垄断等。
5一味借鉴外国的投资环境分析方法, 缺乏角色和时间的转换
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要进行对外投资都要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环境分析, 这些分析当然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美国学者伊西·特利法克和彼得·班延的投资环境冷热比较分析法、道氏公司动态分析法、投资障碍分析法、美国科尔尼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信心指数”、密西根州立大学国际商务教育与研究中心推出的市场潜力指数 (MPI) 、国家组合分析 (, CPA) 、哈佛大学教授Ghemawat (2001) 提出的CAGE分析框架等等。
从这些西方的投资环境调查工具来看, 它们都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海外市场的可投资性, 主要从市场的潜力、风险以及成本或障碍来进行分析, 通过这些分析, 为管理者进行海外市场投资做决策参考。而我们要做的投资环境分析, 应该从引资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分析指标的选取可以借鉴投资国企业考虑的因素, 但是引资国应当有自己的视角、有自己的目标, 因此这些方法和指标只能供引资国做参考, 而不是照搬西方的工具。比如用“满意度指数”评价体系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是否满意, 东道国的环境条件越松, 投资者可能越满意;投资国给外资越多的优惠条件, 外资越满意。但是, 这会对引资国造成环境伤害、抑制本土企业发展。显然外资满意并不能够成为改善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参照指标。
另外, 这些西方的分析工具大都是在企业投资之前进行的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前与投资后的对海外市场的感受应该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 在调查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6对投资环境缺乏系统分析, 一味地强调“优化”与“改善”
在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时, 环境指标很多。即有软环境、也有硬环境;即有改变不了的环境、也有容易改变的环境;即有短期可变的环境、也有需要长期才能改变的环境。比如, 地理位置是难以改变的, Kang 和 Lee (2007) 研究得出韩国企业60%的企业位于在中国东北三省, 这说明投资环境中有些不可控的因素起到很大的作用, 而引资国却难以通过优化投资环境能够做到吸引这些外资来进行投资。另外, 语言、文化、政治体系这些环境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生变化的, 而研究也表明, 到海外去投资倾向于选择与本国文化接近即所谓“心理距离”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有些环境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 比如劳动者素质、配套产业的完善是很难一下子得到很多改善。
现阶段很多对外商投资环境的研究并没有将投资环境进行可控性和非可控性分类, 笼统地提出外商投资环境要做出哪些改进, 并不考虑这些改进和优化的时间和可能性。因此提出的建议可行性较差。因此需要对投资环境进行可改进和不可改进性分类;可改进的环境还要按改善的时间进行区分, 哪些是短期可以做到、哪些需要长期努力才能够做到, 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进行环境优化和改进。
7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我们对引进外资、外商投资环境内涵、外商投资环境评价、优化和改善上都存在一些误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 引进外资也30多年, 对这些问题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 这样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改善环境、引进高质量的外资。
摘要：外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国都采取很多措施来吸引外资。中国很多地方也纷纷改善投资环境, 希望筑巢引凤。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环境、希望改善和优化当地投资环境, 以便更好地引资外资。但是在研究外商投资环境时却有种种问题。着重研究这些问题, 以便能够更好地认识投资环境、更好地引进外资已经改进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