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当代并举

古代与当代并举（精选六篇）

古代与当代并举 篇1

随着时代的发展, 当今社会对于文秘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集现代秘书知识技能、沟通协调能力与管理策划能力于一体的新型复合型人才更是受到社会的欢迎。对于当代的秘书而言, 古代秘书职官从公务秘书的角度为其基本职能和属性的考察提供了参照[1], 而古代幕僚则是从私人秘书以及高级参谋的角度为当今高级秘书的综合职能的体现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幕僚制度上滥觞于周朝, 下流播至民国, 是对于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的主要补充, 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幕僚, 也被称为幕宾、幕客、幕友、西宾和师爷等。[2]不同于正式的古代秘书官职, 幕僚们是一种依附官员的职业, 并不享受正式的“公务员”编制。然而相较于古代官员体制中的正式秘书职官围绕国家文书典籍来运转, 幕僚们主要为主官提出建议、顾问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行政事务, 甚至直接替代长官行使权利, 在更大的程度上更加集中地反映了秘书活动的重要特征———辅助性, 同时也更好地诠释了智囊型高级秘书的内涵。

古代有才之士入幕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则迫于生计, 无奈为之。一些有才之士和落魄官员为生活而计, 自愿投入官员门下, 谋得一职, 以养家度日;一则曲线救国, 另辟蹊径求取出路。官场难行, 有才干之人常难陡升, 或有真才实学者名落孙山。他们便投入地方大员门下为幕僚, 求得举荐, 以此作为做官的捷径。

从上可以看出, 幕僚并非政府任用的官吏, 而是由主官私人聘用的, 其酬劳也由主官个人支付。因此幕僚是否被聘用完全取决于主官个人意愿。而值得一提的是, 幕僚们通常是为主官赏识才会被聘用, 大多极具才干, 深得主官器重, 享受较高的礼遇, 待遇也较为优厚。主官对其以宾客相待, 视为师友。同时, 幕僚没有任期, 享有人身自由, 合则留, 不合则去, 双方之间也没有法定的依附关系, 不同于上下级, 更似主宾, 故幕僚也被称为幕宾、幕友、幕客、宾师。[3]而由于时代的变化, 当代人就业通常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人才选拔程序。高级秘书人员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 虽然并非领导, 也并不掌握完全的决策权, 但是他们在工作单位之中充当着颇为重要的角色, 因此选拔过程也相当重要。无论是服务于人民的国家机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公务秘书, 还是服务于其他经济形式的总经理秘书、董事会秘书等等, 都需要参加国家或者单位组织的一系列笔试与面试, 通过竞争上岗来获得自己理想的职位。更有甚者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历练, 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才能够胜任高级秘书的岗位。在选拔途径上, 现代高级秘书的就职少了人治因素, 机制更为合理、健全, 而且在待遇薪酬方面也更加公平有保障。虽然与领导之间有明显的上下级之分, 但人格上是平等的, 人身自由也有法律保证, 通过一系列手续也能够自由离职换岗。

在职能上, 古代幕僚与当代高级秘书虽然有较大的差异性, 不可同日而语, 但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现代秘书职能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但其基本职能不外乎办理事务、沟通协调、辅助决策、督促检查四个方面。而各单位的高级秘书在具备基本职能的基础之上, 则更注重沟通协调、辅助决策、危机处理及综合管理方面。他们更加具有主动性, 在一定范围之内拥有决策权, 在职权范围内可以自行决定部分事宜。正如国际秘书联合会所认为的那样:“在没有上级过问的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 以实际行动显示出主动性和正确的判断力, 并且在所给予的权利范围内作出决定。”而在古代一个主官可能聘用多个幕僚, 分别执掌各项事务, 但总的来说, 幕僚的职能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具备刑名、水利、税收等各专项能力的、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的“专业人士”, 另一个则是参与筹划、谋策、综合管理的智囊人士。随着时代的发展, 古代幕僚在今天已经双向分流, 一种流向成为独立意义上的企业或政府的“参谋”, 在不同的专业领域, 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发挥专家的作用。另一种流向则成为真正的秘书, 他们在进行综合行政辅助的同时, 在适当条件下也发挥着其参谋作用。显而易见, 后一种流向与高级秘书的职能极为类似, 也可以为其提供经验教训。

关于作用, 二者就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了。清人黄濬说:“古人凡当一面者, 无不妙选幕僚, 其作用有二:一则如今所谓专家治事, 一则罗致有声名气节能力之才人, 咨其见知以救匡疏失, 丰其俸养, 勿使去而为患。”[4]古代幕僚的服务对象是唯一的, 那就是他们的主官, 他们所有的工作归纳起来就是为主官服务, 减轻主官的工作负担。幕僚制度的存在为更多的饱学之士提供了就业和发挥才能的机会, 完善了国家人才选拔制度,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定。幕僚们数量众多, 所长不一, 且大多有真才实干, 弥补了主官们缺乏具体行政管理能力和才干的不足, 当然在客观层面上他们也发挥了造福百姓, 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例如曾国藩幕府就曾在晚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军工等很多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而现今时代, 社会分工更加细化, 更加明确, 各个具体单位的秘书不可能再像以前的幕僚一样能够掌权一方, 他们的作用通常发挥在自身所在的单位, 而最终通过单位的良好效益, 在隐形中奉献社会。如此一来, 当代高级秘书的作用就集中体现在了其直接服务的对象身上。秘书人员直接为领导服务, 直接关系和影响领导的工作, 起着助手的作用, 这是任何一个秘书最基本的作用, 高级秘书也不例外。其次, 高级秘书不仅仅完成事务性工作, 同时还发挥着参谋作用, 是领导“脑的延长”。而协调作用、枢纽作用也是高级秘书区别于一般秘书的重要作用。简而言之, 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 古代幕僚相比今天的秘书执掌更为宽泛, 掌权更大, 因此发挥的作用也更大更广泛, 但二者都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幕主愿意优礼聘请幕僚的主要前提就是幕僚具备相当的才干, 能够帮助主官处理各种事务, 因此幕僚中鲜少有庸碌之辈, 大多学识过人, 能力突出。他们文化水平颇高、知识面广、社会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 能够熟练地处理文书档案工作, 兼具法律刑名常识和税务财会知识, 可谓是古代完备的私人秘书。[5]同时他们深受古代儒家文化熏陶, 忠君爱国, 廉洁奉公, 具有较高的个人道德修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古代社会重人治轻法制, 强调共性压抑个性, 导致幕僚缺乏进取心和创造力,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秘书工作的停滞。顺应时代的发展, 现代的高级秘书在具备基本的文书写作和公文处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之外, 还要求能够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操作和外语听说能力, 另外还应当具备基础的经济、法律、管理学常识, 全方位多层次地辅助领导工作。而在个人道德素质方面, 以严守机密、实事求是、诚实守信、不卑不亢为主的秘书职业道德则是秘书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高级秘书更需在此基础上做到雷厉风行、严谨细致、谨慎谦虚和勤奋耐劳。

古代幕僚和现代高级秘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共通性, 二者相似而不雷同, 存在差异而不相悖。对于古代幕僚的研究可以为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秘书人才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而作为秘书专业的学习者, 我们则更应该对比二者异同, 学习借鉴, 取长补短, 不断充实自身, 完善自身, 以适应社会对于高级文秘越来越高的要求。

摘要：中国古代秘书可分为秘书职官和幕僚, 秘书职官大多围绕文书典籍工作, 而幕僚则参与地方具体事务, 出谋划策、顾问咨询、管理行政事务等。从综合性方面来说, 古代幕僚的工作对于当代以辅助决策为工作重点的高级秘书而言更加具有学习和参考价值。本文就古代幕僚与当代高级秘书在选拔途径、所享待遇、职能、作用、人员素养方面比较异同, 通过比较和对古代幕僚研究, 为当代高素质文秘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幕僚,高级文秘,异同,比较

参考文献

[1]鲍焕然.古代秘书职官及幕僚与当代秘书职业观[M].中国当代秘书群星文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

[2]李志茗.晚清四大幕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

[3]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259.

[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的重塑论文 篇2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

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

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文化 价值认同 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

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

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

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

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

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

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

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

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

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

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

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

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

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

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

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古代文学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

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

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

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

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

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

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

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 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

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

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

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

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

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 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

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

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

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

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 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

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

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

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1] 张汝伦.中国文化的命运[N].上海：文汇报，-08-28.

[2] 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11).

[3] 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古代与当代并举 篇3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 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 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 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 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 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 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 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 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 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 将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 对人生的审视, 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 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 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 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 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 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 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 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 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 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 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 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 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 体会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 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 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 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 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 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 有人曾质疑:21世纪, 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 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 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 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 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 给予它们新的理解, 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 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 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 细细品味, 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 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 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 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 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并非是一种倒退, 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 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 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 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 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 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 便放松了自己, 对未来感到很渺茫, 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 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 取得荣誉, 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 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 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将自己定位于何处, 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 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 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 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 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 人无论在何时, 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保持自身的操守, 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 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 庄子认为:“名止于实, 义设于适, 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 善行与能力相适应, 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 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 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 健全人格,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脚踏实地地学习, 老老实实地做人,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 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 在义利问题上, 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 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 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 误入传销组织, 为不法分子所利用, 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 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 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 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 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 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 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 名利富贵皆烟云, “圣人去甚, 去奢, 去泰”, 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 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 在社会主义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 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 个人应以大局为重, 必要时, 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 这无可厚非, 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择手段谋取利益, 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 追求人际关系

的和谐, 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 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 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 远离父母, 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凡事只考虑自己, 那么, 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 强调要“推己及人”, 关心他人, 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 提出了“兼相爱, 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 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 强调社会和谐, 讲求和睦相处, 倡导团结互助, 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 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 凡事多做换位思考, 平等待人, 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 倡导言行一致, 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 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 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 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 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 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 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 并要身体力行, 做到言行一致,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 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 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有些哲学思想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 属于精华的部分;有些哲学思想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 属于糟粕的部分。当代大学生应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 并根据现实, 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使这些思想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为我们自身的发展, 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对于中国古代哲学, 人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这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古代与当代并举 篇4

关键词：管理选拔制度；人事制度；古代；当代

摘要：中国古代历朝不断完善的官吏选拔制度，为我们今天培养和选拔干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吸取其精华，依法治官，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正文

官吏选拔制度，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政权选拔官吏的规程，也称仕举进制度。他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事制度中的公务员录用大体相当，在西方属于文官制度的范畴。管理选拔制度是古代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统治者，一只都把官吏的选拔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重经验积累，完善制度。从三代到明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研究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可以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制度；同时可以总结这份历史遗产，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为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服务。

古代人事

中国古代官吏铨选的途径很多，有世袭、纳赀、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制等。主要有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世袭制

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世卿世禄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奴棣社会之所以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是统治阶级强化王权的需要，王室、贵族凭借宗法和血统世代承袭着高爵显职，从而控制整个奴隶社会的统治权，一方面，它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传子的世袭制的出现时“造成”国家产生的中澳原因之一，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有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世袭制不仅“造成”了国家的出现，而且相伴产生了奴隶制。世袭制与奴隶制是相适应的在人类历史上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没有奴隶制，便不会有以后的人类文明。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制排除了国家对官吏的选拔，更不能贯彻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也排除了国家官吏的正常更新和交替，是任人唯亲的选拔制度，对后来的官吏选任制度带来秀多消极的影响，其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衰忙。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民，无有底止。”

荐举制

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 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表明其走向衰败。

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 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察举分诏举与岁举。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特殊人才。岁举是地方长官定期定 员向朝廷推荐人才。察举的科目主要有贤良方正、孝廉、太学博士弟子及特举特科等。有时皇帝对于贤良方正等用“对策”、“射策”的方式进行考核。征辟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皇帝特征、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荐举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种比较近不的选官制度，君主在颧骨范围内公开、大规模地举荐贤能、选拔官吏，同时对荐举对象采用适当的方法加以考试，从中择优录取，以利于人尽其用、人尽其才这种先荐举、后考试，两者紧密结合的用人方式，对于提高举士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也形成了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雏形。

荐举制的实施，对巩固封建统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扩大了统治阶级的选官范围，增加了中小地主做官的机会，保证了国家对官吏的需求荐举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贵族势力，增加了下层晋升的机会，但到了东汉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所荐之人常与实际情况不符。荐举由“为官选人”变成了“为人择官”，降低了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

科举制

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废九品中正制，设秀才科。科举制创于隋代，形成于唐 代，发展完备于宋代，强化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先后绵延130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主要铨选 制度。其主要特点是：①公开考试，一定程度上的平等竞争。②考试制度日趋完备。常科科目繁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童子等科。各科考试方法和内容各异。考生来源也趋正规，③以文化知识为主要录取标准。科举考试科目不同，内容各异，但考诗赋、经义、策问、算学、法律等，都以文化知识为主。科举制在前期有一定积极意义。明清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以后，科举制从考试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①考试内容重经义，不切实用。考试命题必须依朱熹所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主，并“代圣贤立言”，儒家思想成了入仕的必修课目。②以八股取士，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人们的思想。

③考题割裂，偏、难、奇、奥，加之科场舞弊，请托监临，官场腐败现象日益滋生。科举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至清末终于被废止（见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制虽为隋、唐以后官员铨选的主要途径，但世袭制，荐举制以及军功、吏进、纳赀捐官、荫封等其他 选官制度作为科举制的补充形式仍继续存在。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卿相皆由此出，虽有以它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同时，也应清楚地认识到，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八股文这种空疏呆板的经义游戏，竟主宰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考试，造成了空前的悲剧。

当代人事

其发展分为3个阶段：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都建立了人事管理机构，形成了吸收录用、调配任免、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派遣以及工资福利、退休退职等制度，制订了一些成文的人事法规，奠定了中国人事制度初步的基础。②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0年。各级人事管理机构被冲垮，人事管理十分混乱，人事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③1976年10月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人事管理机构得以恢复，人事管理工作逐渐正常，人事制度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开始改革，向科学化、法制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联席会议2010年6月2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主持会议并讲话话，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部署要求，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落实《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国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二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三是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和培训制度；四是加强干部的监督检查，建立完善考核制度；五是实行收入分配宏观管理，建立国家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六是全面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改革；七是加快人事立法进程。

2014年新出台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建立以聘用制为基础的用人制度。

二、建立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

三、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未聘人员安置制度。

四、建立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宏观管理和人事监督制度。

五、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其中最大的亮点还是越来越企业化、市场化，尤其在公开招聘、竞聘上岗、业绩考核、实际贡献与工资增长高度挂钩上。新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越来越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指导思想，而这也必将是未来修订《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加强对公务员管理的重要指导思想。

总结：考核和选拔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在探求一种最能体现“公正、公平”、最能有效为国家选到真正有“德才”的管理人员的选人方式。回顾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考试选人是最接近这一目标的一种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主要的朝代，都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发现、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尽管这种选人用人的制度像古今中外任何一项制度那样，都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在以前一度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非议和批判，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这一制度其实有着非常合理和较为科学的内核。首先，通过考试选人可以为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他们有机会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其次，通过考试选人将大大扩大公务员的选拔范围，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务员“入口小”的问题，弥补传统委任制的不足。最后，“考而优则士符合任人唯贤原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任人唯亲，有利于形成“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环境。参考资料：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古代与当代并举 篇5

不少学生, 无论老师怎样耳提面命, 他的作文, 全是大白话、口水话, 正是“话怎么说, 文就怎么写”, 真正做到了胡适先生提倡的“言文一致”, 找不出几个形容词, 找不出几个成语, 找不出几种修辞手法, 更不用说古代文学的吸收活用了。

作文的内容思想上, 不管给他规定什么题目, 不管给他指定什么话题材料, 他总要把它牵扯到“我”与爸爸妈妈老师同学之流上来, 似乎他再不认识别的什么人, 总是不同程度地感叹他的爱恨情愁, 似乎他不再有别的感情。我们的学生, 别看他们平时“见多识广”, 一写起作文来, 思想却极其贫乏呀。

因此, 加强语言和思想两方面的营养, 是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关键。然而, 我们语文教学的现状又如何呢?

就目前学生的情况来看, 对古代文学的兴趣不够浓厚, 甚至厌倦。他们除了因对付升学考试而在课堂上迫不得已去学习古代文学外, 其他时间很少主动去阅读。即使可能有少部分学生喜欢古代文学, 但由于缺少氛围, 也由于其他学科的学习压力, 从而影响了他们阅读的数量和质量。同时, 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心理过程比学习现代文要复杂得多, 这是因为, 时代距离遥远, 缺乏语感基础, 不易感知;不直接以古汉语为思维媒介, 学后在生活中很少应用, 容易遗忘。所以, 学习古代文学也并非只靠老师讲授一些篇目, 传授一点方法就能举一反三的。它既要讲究阅读欣赏的方法, 又要求对古人的生活、情感、思想以及表述习惯等知识性的东西有所了解, 这样才能感受其中语言和思想方面的美, 从而达到熏陶的作用。因此, 没有一定的量变, 又怎能引起学生语言和思想的质变。

其实,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 是历史淘洗后的结晶, 是中国古代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凝聚, 积淀着丰富的语言和厚重的思想。因此, 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学, 对他们作文是大有裨益的。“腹有诗书气自华”, 学生可以在作文中对于古人之节义事、古人精辟之见解、古人优美之词句信手拈来, 既丰富了作文思想内容, 语言也会凝练典雅, 简洁隽永。

中国古代文学蕴藏的思想和语言如此博大精深, 理应理所当然地传承下来,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代中国人, 特别是解放后从事文化学习的人, 对中国古代文学讳莫如深, 更不用说现在的中学生了。可以说, 目前除了少数矢志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之外, 普遍的文化人已经不再青睐古代文学了。现在就读文科的多数大学生, 有多少人通读过四书五经之一, 有几人通读过二十四史中的一部, 有谁完整地读过屈原或李杜等等, 还谈不上窥古代文学之一斑, 更别说见其全貌了。那么, 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古代文学这样的国粹未能理所当然地传承下来呢?这就要追溯到八十几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了。

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 这儿不想评说, 但它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顺利传承, 却有毁灭性的“功劳”。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新文化派, 从彻底否定文言到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国古代文学。新文化派主将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文学改良, 须从八事入手”的主张:“须言之有物”,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避俗字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模仿古人”。这“八事”既包括对文学形式, 也包括对文学语言和思想内容等方面的改良。前“五事”早已是古代诗人的共识, 并非胡适之首创, 之前的老师也经常这样教导学生。至于后“三事”的提法并非完全合理, 大有可商酌的余地。因此, 不能以此为根据来否定古代文学。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出, 首先响应并表示拥护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领军人物陈独秀, 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 以极端激进的语言, 痛诋中国古代文学, 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 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 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 未及出胎, 竟而流产”, 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 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值得一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 全部古代文学作品都是应推倒的对象。这明显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受陈独秀的鼓动, 胡适接着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文中说: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 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 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 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胡适用“都是”“只有”几个词一下子就打死了中国二千年中所有的文言文学, 时间之长, 面积之广, 横尸之众, 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几千年的文学, 难道真的都是该死的文学?

上世纪二十年代, 以梅光迪、胡先骁、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曾就如何对待祖国古代文学与新文化派作过切中肯綮的论争。虽然新文化派取得了一时的胜利, 但也只不过是白话文之于文言文在语言形式上的胜利, 绝不是现当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在文化内涵上的胜利。中国的古代文学能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而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面前却抬不起头来, 已经越来越让人看到了新文化派全盘否定古代文学带来的流弊。难怪有人会说:“新文化派是胜利过的的失败者, 学衡派是失败过的胜利者。” (李汝伦《八十载沉冤案要翻——关于学衡派》) 。

实际上, 新文化派人物对古代文学是“口中厌之, 心实好之”, 他们在否定古代文学的同时, 自身又是古代文学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朱光潜在《雨中的书》中说:“想作好白话文, 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梁启超也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 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抗战时期, 林语堂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一次演讲中, 有一青年向他发问, 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 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全盘否定辉煌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 完全不需要继承它, 在一片废墟和空白上, 真能建立起又一新时期的新文学吗?

由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考察, 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的灿烂文学, 是独立生发出来, 而不需要传承前代文学的。如果某一时期的文学出现了断层而使传承发生断裂, 下一时期的文学必将走向沉寂。从焚书坑儒到古文运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政治, 由看重思想意志的统一发展到强迫文化意识的统一, 于是在公元前213年, 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文化浩劫:焚书坑儒。除官家藏书、秦国史书和医药、算卦、农业的书以外, 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和六国史书一律被烧掉, 还坑杀了卢生、侯生等四百多名儒生。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想在思想上统一全国, 进行愚民的残暴手段, 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先秦文学的一次严重摧残和破坏。从此, 由秦至隋, 八百多年间, 先秦“百家争鸣, 百家齐放”的散文文学走向没落。直到唐宋时期, 文坛掀起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 经王勃和陈子昂等人的发动, 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的推动, 欧阳修和王安石等人的完善, 散文文学才得以起死回生, 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 成为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唐宋古文运动在文学上尽管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 但决非空穴来风, 无本之源。在文学的传承上, 从思想到语言形式, 它毕竟继承了先秦散文的遗风。先秦散文质朴自由, 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 着力反映现实生活, 表达自由思想的特点, 在唐宋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此, 唐宋散文的成就, 一定程度上得力于对先秦散文的继承。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文学发展史证明, 文学没有了传承, 不可能发展出辉煌的新文学。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彻底否定文言和古代文学, 重新建立新的白话文文学, 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但从文学前后传承的内在关系来考察, 由于二者之间缺失一个链接, 出现了文学语言和思想上继承的断层, 中国的白话文文学总有些营养不良, 底气不足。就像一个早年丧父母的孩子, 缺少了父母之爱的直接滋润, 无法顺顺当当健康地成长。这种堪忧的状况一直影响到现在, 也影响到中国语文的文化教学, 在较大程度上断裂了当代学生作文营养的源泉。文学发展的本质是如此, 我们能够冀望我们的学生完全脱离中国古代文学, 不从中吸取思想和语言的丰富营养, 而写出优秀的作文吗?

古代与当代并举 篇6

豫让,这一古代人物的艺术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这一古代人物与当代人产生了共鸣,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一古代人物与当代人产生了背离,而且,是极为严重的背离。

豫让是书生,也是门客,曾“供职”两大门阀,但都被漠视。后来,两大门阀被灭,豫让等闲视之。投身智伯后,智伯以国士待之,予以重用。因此,当智伯惨遭赵襄子杀害时,豫让决意行刺赵襄子,以国士的姿态回报智伯,全然不计二者之间的是非善恶、青红皂白,理由只有一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是他的“版权”,此后风行天下。

朋友告诉他,赵襄子是仁君,十分看重你,只要改投赵门,他也尊你国士,保你荣华富贵。面对唾手可得的巨大利益,豫让不为所动,一无反顾,仍要刺杀赵襄子,宁可舍身,也要取义。

豫让不惜一切刺杀赵襄子,但得知有人图谋以诈降的方式行刺,目的与他完全一样,也是为智伯报仇,他却冲冲大怒。他认为,要么宁死不降,降,就该真降,降了赵襄子就必须做赵襄子的忠臣。诈降,小人伎俩,大义不容。

豫让宰只鸡都费劲,偏偏要去当刺客,刺杀的还是大军统帅。赵襄子宽容,捉了又放,刀下留人。而他毫不领情,“漆身吞炭”,毁容变声,只为别人认不出来,便于接近赵襄子,再下杀手。结果,不仅搭上自己一条命,徒留笑柄,还为赵襄子做了“仁君”的广告,大美其名。

凡此种种,豫让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与当代人背离,无一不令当代人费解。当代人若有这等机遇,真可谓吉星高照,一定及时把握。想当官的当官,想发财的发财,想报仇的报仇,想逃命的逃命。

而豫让,不是这样。

豫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此时的精神、智慧、道义和文化风采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都是无与伦比的,他深受这一时期的熏陶,践行这一时期的理念,他的心态、他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一时期的要求,堪称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德模范”。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悠悠两千四百多年。至今,豫让越是炫耀他的忠,越容易被当代人理解为愚;越是高扬他的义,越容易被当代人认定是蠢。豫让的忠,确实是愚;豫让的义,确实是蠢。但剥去他表层的愚和表层的蠢,不难发现,蕴含在他心底的内核则令人肃然起敬。这内核,恰恰是当代人越来越缺少、越来越弱化、越来越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新锻造的——精神品格。豫让的单纯,反衬了当代人的复杂。豫让的执着,反衬了当代人的浮躁。豫让的诚实,反衬了当代人的世故。豫让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更反衬了当代人的功利追逐。他之所以单纯,之所以执着,之所以诚实,之所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正缘于他的精神品格。

与“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不同,豫让没有南拳北腿、刀法剑术,他只是一介书生,胆子不小,本事不大,连三击刺袍都无法完成。但透过这些现象,仍然可以看到他灵魂的激越、灵魂的炽烈,为了自身所崇尚的理念,宁可以卵击石、身首分家,也绝不患得患失,蝇营狗苟;为了所崇尚的理念,面对送上门来的升官、发财、报仇、逃命的机会,竟无一索取,全部坐失;为了所崇尚的理念,残身苦形,矢志不移。最终,他失败了,而且败得可怜、可笑,但这可怜、可笑的深处却是可歌、可泣。不错,他是愚忠,还有非理性的大义。但这只是那一时代的浮尘,千百年的狂风暴雨早已将这些表层的东西冲刷干净,而他那融于血液、发乎心底的精神品格则一如天际的恒星,至今闪烁。

《刺客》中的豫让,作为历史人物形象没有穿越历史,没有与观众互动,也没有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但这一人物的经历、命运、品质、言行以及性格特征却仿佛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嗟叹。千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该丢的东西丢了,不该丢的东西呢?也丢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