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

第一篇：古代小说与戏曲复习

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

文 章来源 莲

山 课 件 w w w.5Y k J. c oM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 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 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

一、

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 (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 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4]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C]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 《太平广记》卷257《陈癞子》：“唐营口有豪民陈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各。斋罢，伶伦赠钱数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

[9] 杨绛.杨绛作品集 (卷三)[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 周宁.叙述与对话：中西戏剧话语模式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1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胡忌.宋金杂剧考[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文 章来源 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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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内容提要：文章在概述前辈时贤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目前对于此论题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缺乏系统性、开创性的状态，许多问题的论述或语焉不详，或简单比附。要突破这种状态，就要改变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关系的发生研究，以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早期形态的参照。并且要明确二者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此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罗列一些异同现象材料，作表面化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 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 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 1 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著 2 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

3 1期) 。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

一、

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4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长期共存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

5 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 (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 P576)。

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7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

8 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9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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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太平广记》卷257《陈癞子》：“唐营口有豪民陈癞子，……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各。斋罢，伶伦赠钱数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 [9] 杨绛.杨绛作品集 (卷三)[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 周宁.叙述与对话：中西戏剧话语模式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1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 胡忌.宋金杂剧考[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第三篇：古代小说戏曲试题库

古代小说戏曲

一、填空题

1、《红楼梦》蕴涵着宝玉的爱情、________、________三重悲剧。

2、关汉卿杂剧艺术重视舞台效果，创立________风格。

3、被贾仲明称作“曲状元”的杂剧作家是________。

4、在现存的宋元南戏中，被称为“南戏之宗”的是《_______》，主人公是蔡伯喈和_______。

5、清代苏州剧派主将李玉的传奇作品“一笠庵四种”包括《一捧雪》《_______》《_______》和《占花魁》。

6、洪升的代表作《________》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7、乱弹的声腔系统大致包括三个：_________、_________和皮黄。

8、京剧的行当主要分为生、________、净、丑四大行。

9、__________：清代小说，作者吴敬梓，是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

10、中国古代戏曲发端于先秦两汉，酝酿于隋唐，形成于宋，繁荣兴盛于__________，发展演变于__________。

11、中国古代小说形成于在魏晋南北朝。当时有志怪小说如干宝的__________和志人小说如刘义庆的__________。

12、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_______》。

13、《________》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小说”为书名的作品集。

14、

___________的出现标志着文言小说的成熟。

15、宋元时期文言小说向两方面分化，一是保持语言的________;二是语言趋于浅显，注重故事的________意义。

16、元代前期的社会剧，具有突出代表性的有《窦娥冤》、《看钱奴》、《潇湘夜雨》、《秋胡戏妻》等。其中，关汉卿的《 》无疑是元代前期社会悲剧的光辉代表作。

17、公案戏与绿林戏在元代前期剧坛上的火爆，应视为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的社会现状的逆向折光。元代前期著名的公案剧和绿林剧有：《 》、《后庭花》、《蝴蝶梦》和《 》、《李逵负荆》等佳作。

18、婚恋剧在元代前期也十分活跃。元代前期婚恋剧的题材类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1

31、代表南戏艺术最高成就的剧目是元末高明所作的( )，这出戏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

32、( )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也被看作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

33、“三言”是《 》、《警世通言》、《 》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它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白话短篇小说总集.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34、________的杂剧主要以历史传说和爱情故事为内容，《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历史传说剧的代表，也是使他得以享名的作品。他是元前期杂剧作家中的重要一翼，是继承金代文学传统，开元杂剧________派先河的人物。

35、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67种，现存18种。关剧现存剧目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有15种。这15种杂剧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________(亦可叫公案剧)，有《窦娥冤》等4种;第二类是爱情风月剧，有《救风尘》等7种;第三类是________，有《单刀会》等4种。

36、宋元说话分为四家：( )、( )、( )和合生。

37、康熙年间.在戏剧方面出现了( )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 》这 两部名作，两位作者因他们的优秀创作，获得“南洪北孔”的称誉。

38、《 》一书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39、明代中期，先后产生了三部著名的传奇作品：李开先的《 》、梁辰鱼的《浣纱记》、无名氏的《 》。这三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和崭新的面目给后世戏曲以巨大的影响，故有“明中期三大传奇”之称。

40、________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戏曲家。戏曲作品有《紫钗记》、《 》、《南柯记》、《邯郸记》。他的这四部传奇记，因为都写有神灵感梦的情节，故总名为“临川四梦”。

41、洪升不仅是清代杰出的戏曲家，也是著名的诗人。袁枚曾指出：“人但知其《 》曲本与《牡丹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

42、中国古典戏曲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__________、__________、明清传奇、清代花部(“乱弹”)等四种基本形式。。

43、关汉卿的喜剧《救风尘》和( )分别塑造了赵盼儿和谭记儿这两个女性英豪形象。

- 3( )。

二、单项选择题

1、“青梅煮酒论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是(

) A、刘备与曹操

B、刘备与袁绍

C、曹操与孙权

D、刘备与诸葛亮

2、下面哪位人物是《聊斋志异》中的“恶妇”形象(

)。 A、薛素姐

B、江城

C、潘巧云

D、青凤

3、《儒林外史》中，有较多作者本人影子的人物形象是( )。 A、匡超人

B、杜慎卿

C、杜少卿 D、牛布衣 4被鲁迅先生称为“以小说见才学者”的是(

)。

A、《镜花缘》 B、《醒世姻缘传》 C、《儒林外史》D、《阅微草堂笔记》

5、最早提出并运用故事演进及母题生长来研究古代章回小说的是( )。 A、鲁迅

B、王国维

C、郑振铎 D、胡适

6、无杂剧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出自(

)一剧的李千金是其中之一。 A、《救风尘》

B、《望江亭》

C.《墙头马上》

D、《谢天香》

7、被王国维誉为“纯是无籁，仿佛唐人绝句。”的元代小令是(

) A、【双调·沉醉东风】《别情》

B、【越调·天净沙】《秋思》 C、【双调·夜行船J《秋景》

D、【双调·清江引】《抒怀》

8、.下列作品属于“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艺术风格的是( ) A、《红楼梦》

B、《西游记》

C、《金瓶梅》

D、《儒林外史》

9、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集是(

)

A.《大宋宣和遗事》

B、《京本通俗小说》

C、《清平山堂话本》

D、《喻世明言》

10、小说彻底地从“言论”阶段飞跃到“文字”阶段的时代是( ) A.先秦 B.汉代 C.魏晋 D.隋唐

11、明代中期才产生了一部小说最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

- 5D.音乐曲律上，南戏没有严格的曲律，用韵混乱;北剧重视曲律，在宫调、用韵上有严格规范。

20、明杂剧创作主体的特点对杂剧创作的影响表现, 下列错误项是：( ) A.因作家地位较高，故其作品更多表现对文人自身的关注，表现文人自己的精神世界;

B.因其创作多为家班演出所用，故注重自娱，而不考虑民众的欣赏要求和舞台演出效果;

C.因其所兼作南戏与传奇，故其杂剧多受南戏、传奇的影响。

D.因其地位低微或经历过深切的忧患，故其作品常常表达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历史、人生的思考;

三、名词解释

1、《长生殿》

2、宋话本

3、南戏

4、一人永占

- 7

10、南戏：

11、章回小说：

12、“三言”和“二拍”

四、简答题

1、简述元杂剧的体制特征。

2、简述章回小说的体式特征。

- 9

7、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历程

8、“三言”“二拍”的情节构置艺术

9、梁山英雄形象的塑造

10、 关汉卿杂剧卓越的艺术成就

- 11

15、元杂剧繁荣的原因。

16、简要分析孙悟空的形象和《西游记》的时代精神

17、分析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18、简述宋元话本小说的主要内容

- 13

24、简要分析南戏与传奇的差异。

25、《桃花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6、《长生殿》艺术成就有哪些?

27、元明清英雄传奇小说的四种类型是什么?

- 15

4、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的政治理想是如何体现的。

5、举例分析《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特点。

- 17

9、《红楼梦》是一曲“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女性大悲剧，作品是如何表现这些女 子事迹的呢

10、《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 1920 -

第四篇：《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专题》模拟试卷

一、选择(每题1分，共10分)

1、唐传奇《李娃传》的作者是( )。

A.蒋防

B.元稹

C.白行简

D.白居易

2、下列作品不属于白话小说的是( )。

A.《碾玉观音》

B.《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C.《虬髯客传》

D.《新编五代史平话》

3、下列作品中在题材类型上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是( )。

A.《封神演义》

B.《杨家府演义》

C.《新列国志》

D.《荡寇志》

4、十三妹是小说( )的主要人物。

A.《三侠五义》

B.《儿女英雄传》

C.《好逑传》

D.《醒世姻缘传》

5、中国戏曲上著名的悲剧《赵氏孤儿》是戏剧家( )的作品。

A.马致远

B.康进之

C.尚忠贤

D.纪君祥

6、下列作品中属于关汉卿的是( )。

A.《救风尘》

B.《东堂老》

C.《陈州粜米》

D. 《王粲登楼》

7、蔡伯喈是戏曲( )塑造的一个文人形象。

A.《拜月亭》

B.《琵琶记》

C.《五伦全备记》

D.《荆钗记》

8、明代戏曲流派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是( )。

A.梁辰鱼

B.汤显祖

C.沈璟

D.阮大铖

9、《狂鼓史渔阳三弄》是明代戏曲作家( )的代表作。

A.徐渭

B.王衡

C.康海

D.杨显之

10、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出自古代小说集( )。

A.《西京杂记》

B.《后搜神记》

C.《传奇》

D.《世说新语》

二、填空(每空1分，共10分)

11.古代文言小说集《搜神记》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分别是 和 。

12、唐代沈既济的小说《 》描写了贫士郑六与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的爱情，开《聊斋志异》描写花妖狐魅的先河。

13、明代拟话本《 》借年轻商贾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的离合遭遇，表达了一种新的贞操观念和爱情观念。

14、清代李宝嘉的小说《 》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

15、所谓南戏四大声腔指的是 、海盐腔、余姚腔和弋阳腔。

16、《风筝误》是著名戏曲家 的代表作，作品综合运用各种巧合误会手法，体现了作者的喜剧美学追求。

17、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著名唱段《夜奔》出自传奇《 》，作品写林冲与高俅的忠奸斗争，以及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18、《倩女离魂》是著名曲家 的代表作，作品借张倩女的形象表现了女性对自由美好爱情追求。

19、清代李汝诊的炫才小说《 》描写了唐敖游历海外诸国的奇闻异事，并借女子科举寄托了希望解放女性的理想。

三、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20、为什么说《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形象具有市民女性的性格特色?

21、《金瓶梅》对古代小说史的艺术贡献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22、以猪八戒形象为例，简要介绍《西游记》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四、论述题(每题25分，共50分)

23、以范进故事为例，分析《儒林外史》是如何揭示科举制对知识分子和社会风气的毒害的?

24、《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模拟试卷参考答案

一、选择(每题1分，共10分)

1、唐传奇《李娃传》的作者是(C)。

A.蒋防

B.元稹

C.白行简

D.白居易

2、下列作品不属于白话小说的是(C)。

A.《碾玉观音》

B.《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C.《虬髯客传》

D.《新编五代史平话》

3、下列作品中在题材类型上属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是(C)。

A.《封神演义》

B.《杨家府演义》

C.《新列国志》

D.《荡寇志》

4、十三妹是小说(B)的主要人物。

A.《三侠五义》

B.《儿女英雄传》

C.《好逑传》

D.《醒世姻缘传》

5、中国戏曲上著名的悲剧《赵氏孤儿》是戏剧家(D)的作品。

A.马致远

B.康进之

C.尚忠贤

D.纪君祥

6、下列作品中属于关汉卿的是(A)。

A.《救风尘》

B.《东堂老》

C.《陈州粜米》

D. 《王粲登楼》

7、蔡伯喈是戏曲(B)塑造的一个文人形象。

A.《拜月亭》

B.《琵琶记》

C.《五伦全备记》

D.《荆钗记》

8、明代戏曲流派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是_(C)。

A.梁辰鱼

B.汤显祖

C.沈璟

D.阮大铖

9、《狂鼓史渔阳三弄》是明代戏曲作家(A)的代表作。

A.徐渭

B.王衡

C.康海

D.杨显之

10、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出自古代小说集(D)。

A.《西京杂记》

B.《后搜神记》

C.《传奇》

D.《世说新语》

二、填空(每空1分，共10分)

11.古代文言小说集《搜神记》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分别是干宝和纪晓岚。

12、唐代沈既济的小说《任氏传》描写了贫士郑六与狐精幻化的美女任氏的爱情，开《聊斋志异》描写花妖狐魅的先河。

13、明代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借年轻商贾蒋兴哥与妻子王三巧的离合遭遇，表达了一种新的贞操观念和爱情观念。

14、清代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专门暴露官场黑暗的力作，对于中国社会崩溃时期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总体解剖。

15、所谓南戏四大声腔指的是昆山腔、海盐腔、余姚腔和弋阳腔。

16、《风筝误》是著名戏曲家李渔的代表作，作品综合运用各种巧合误会手法，体现了作者的喜剧美学追求。

17、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著名唱段《夜奔》出自传奇《宝剑记》，作品写林冲与高俅的忠奸斗争，以及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18、《倩女离魂》是著名曲家郑光祖的代表作，作品借张倩女的形象表现了女性对自由美好爱情追求。

19、清代李汝诊的炫才小说《镜花缘》描写了唐敖游历海外诸国的奇闻异事，并借女子科举寄托了希望解放女性的理想。

三、简答题(每题10分，共30分)

20、为什么说《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形象具有市民女性的性格特色?

答案要点：(1)渴望爱情，不顾一切地争取婚姻自主。(2)有强烈的斗争精神，毫不妥协地与封建势力抗争。(3)性格大胆泼辣，坦率直白，没有大家闺秀的含蓄矜持。

21、《金瓶梅》对古代小说史的艺术贡献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答案要点：(1)开辟了一条长篇白话小说描写日常生活的创作道路，为世情小说奠定了基础。(2)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3)创立了一种以反面角色揭露、反映社会黑暗面的全新方式。

22、以猪八戒形象为例，简要介绍《西游记》是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

答案要点：(1)注意人物性格与动物属性的巧妙结合，两者和谐统一。(2)善于通过复杂尖锐的矛盾与连锁曲折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

四、论述题(每题25分，共50分)

23、以范进故事为例，分析《儒林外史》是如何揭示科举制对知识分子和社会风气的毒害的?

答案要点：(1)范进中举之前的落魄和中举后的发疯，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2)范进中举前后，周围人对他的前倨后恭揭示了科举制度的功名利禄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24、《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试结合作品进行分析。

答案要点：(1)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通过梦幻和鬼魂的形式，表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2)以写诗的手法写戏，善于用抒情诗描写人物内心情感。(3)人物性格鲜明突出。(4)曲词优美，婉转精丽而又泼辣动荡。

第五篇：2017电大作业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参考答案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形成性考核册

答案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1答案

一、 认真阅读教材上编第四章《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回答下例问题。

1、婚姻爱情和断案折狱是话本最重要的题材类型，请简要介绍爱情题材和公案题材的拟话本为代表作品各一部，每部介绍字数不少于200字。

(1)爱情题材的拟话本

答：话本、拟话本的爱情故事开始由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向尊重品德、情感、注重生活实际方面进化，这反映了市民阶层对于生活与爱情关系的理解，不仅富有宋元两朝的时代特征，而且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代表作品《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莘瑶琴色艺双绝，善吟诗作画，为临安首妓，与她交往的都是公子王孙、官宦阔商。她本想在衣冠子弟中找一个可靠的归宿，但转眼五年过去，并无一人“知心着意”，毫无结果。那时，在她的眼中，出身卑微的卖油郎------“倒了你卖油的灶，还不够半夜宿钱” 的秦重贱如尘土。她心里装得全是有名称的子弟。后来在酒醉之余，竟然还念念不忘：“这个人，我认得他，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被人笑话。”谁知夜来喝的烂醉，得到秦重的悉心照料。她当时也曾动过心：“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知情识趣，隐恶扬善，千百中难遇此一人。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个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但是仍在犹豫。后来她遭到官宦子弟的百般蹂躏，衣冠子弟们撕下温柔敦厚的面纱，露出了狰狞面目。她才明白这几年的浮艳奢华生活只是南柯一梦，绚丽的生活画图只是肥皂水吹起的五彩泡，艳冠群芳的花魁只是王孙公子的潜兴之物，她终于认清了衣冠禽兽的本质。于是，面对忠诚善良的小本经济人秦重，她吐出了“我要嫁你”的心声，小说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情实感、忠诚体贴才是爱情的基础。 (2)公案题材的拟话本

答：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一是说话中的“说公案”。这是民间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小说，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过程，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最终清官断案只是小说的一个尾巴，官吏的例行公事。像著名的作品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受害者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事实，重点并非职责官府的“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凶手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并报告官府，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简帖和尚》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黄莆松休妻，造成杨氏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情才得到昭雪。

2、以唐传奇《霍小玉传》和拟话本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例，分析话本、拟话本和唐代小说在爱情观念和人物形象上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答：在爱情观念上：a、话本、拟话本的爱情故事开始由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向尊重品德、情感、注重生活实际方面进化;

b、话本、拟话本爱情篇章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反对封建的门第观念、贞操观念和等级观念以及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争取自由婚姻等。

在人物形象上：话本、拟话本对人物的描写具有特殊性、细致性和多样性。a、特殊性表现在人物描写上的“奇”，非常注重人物描写的个性化。比如：杜十娘、莘 瑶琴、玉堂春，三人都是色艺双绝的妓女，都向往自由、渴望爱情;但她们却都有 各自不同的风姿。杜十娘深沉老练、莘瑶琴质朴单纯、玉堂春机智泼辣。

B、细致性十分明显，如《刘小官雌雄兄弟》写小酒店掌柜刘公在风雪天救起一个 60 多岁 的老头，就用了 4000 多字。《苏小妹三难新郎》写秦少游与苏小妹进入洞房后的 “三难”就用了将近 5000 字的篇幅。

c、 人物的多样性，比如：综合环境、人物身世等特点;利用矛盾冲突描写人物的行动;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心理活动;通过 想象夸张塑造带有传奇色彩的理想形象等等

3、话本、拟话本擅长运用富有特征性的器物来连缀故事，请以《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为例，分析话本、拟话本小说是如何以物为线结撰作品的。

答：话本、拟话本是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白话小说，其作者博古通今，大都熟悉前朝故事，不仅熟悉下层人民生活，与当时的市民阶层生气想通，而且富有表现生活的艺术技巧。听众也是以下层小市民为主，所以内容也是写下层民众生活，以描写人物为中心，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语言是白话口语，下层小市民在听众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另外，讲史话本的作者

1 大都地位低下，其听众和观众大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因而，讲史话本的思想观点比正统诗文进步，较为接近人民群众

4、话本、拟话本小说在安排情节上讲究“无巧不成书”，请以《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为例，分析话本、拟话本是如何运用“巧合”的手法的。

答：所谓“巧合”，就是偶然性。偶然性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作品中的“巧合”来源于社会，又经过提炼加工，就是即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反映生活真实， 体现客观规律，又富有艺术魅力。比如《错斩崔宁》的“巧”值得一提，作者安排 情节，处处抓住一个“错”，在“错”的背后又处处强调一个“巧”。刘贵戏言， 二姐出走是“巧”，静山大王杀刘贵是“巧”，崔宁与二姐清早结伴同行是“巧”， 刘贵与崔宁的财物正好都是十五贯更是“巧”，表面看来这些“巧”是偶然的;而 在“巧”的背后，是封建礼教和司法制度两把杀人的刀子。这里的“巧”表现了社 会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试想，如果不是社会上普遍存在买卖妻妾的现象，刘贵怎能 如此戏言?陈二姐又怎么会轻易信以为真?如果没有“男女同行、非奸即盗”的社 会舆论，崔宁和陈二姐又怎会被“错绑”、 “错杀”。正因为《错斩崔宁》中的“巧” 戳到了当时社会的要害，所以情节的发展既扣人心弦，又合情合理。听众和读者既 因为始料不及而不断称奇，又因为总在情理之中而频频叹服。

5、话本、拟话本是后世文艺创作重要的题材渊薮。请介绍一部根据话本、拟话本改编而成的文艺作品，如戏曲、影视等，并说明其与原作有何不同。

答 ：根据关汉卿的《窦娥冤》改编的戏曲作品有不少，其中有的剧作在情节上和原剧相比有较大改动。下面是程砚秋改编的京剧《六月雪》的主要剧情(有两种结尾)。

秀才蔡昌宗进京赶考，佣户张氏之子驴儿随往。驴儿垂涎昌宗之妻窦娥，途中将昌宗推入河中，回家假说昌宗失足落水而死。蔡母悲痛成病，想吃羊肚汤，驴儿又在汤内暗放毒药，不想被驴儿的母亲吃下，当即身亡。驴儿于是诬告说蔡母杀害了他母亲，县官动用严刑逼供。窦娥不忍婆婆受苦，挺身含冤代罪，被判斩刑。行刑正值六月，忽然天降大雪，县官惊恐异常。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时任八府巡按，前来楚州巡查，解救了窦娥，同时，蔡昌宗也并没有死，窦娥一家团圆。(另一种结尾是：窦天章来楚州一带巡查时，乡民替窦娥喊冤，于是将张驴儿抓获。但当他赶去搭救窦娥时，窦娥已屈死于刑刀之下。)

两剧情节上的主要不同之处：《六月雪》里窦娥是秀才蔡昌宗的妻子，《窦娥冤》里窦娥先做童养媳，成婚后不到两年丈夫就去世;《六月雪》里张驴儿在官府上诬告的是蔡母，《窦娥冤》里张驴儿诬告的是窦娥;《六月雪》里，窦娥在临刑前没有发三桩誓愿，天降大雪并不是应了她的誓愿。结尾部分两剧差别更大：以“大团圆”结尾的《六月雪》，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及时赶到，将她解救了，窦娥夫妻、父女团圆;以窦娥被斩结尾的《六月雪》，乡民为窦娥喊冤，窦天章抓获张驴儿，却没能来得及搭救窦娥，窦娥屈死。《六月雪》的两种结尾，窦娥的冤屈都很快被查明，没有了窦娥鬼魂伸冤报仇的情节。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2

认真阅读《水浒传》原著、教材关于《水浒传》的论述及相关研究论著，并以小组形式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时，每组选择两个题目集中讨论;每人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做五百字左右的发言，并注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讨论之后，请各用100字摘要记录三位同学的发言，和自己的发言一起整理提交。 讨论题目 1 同学发言摘要一：

2 《水浒传》的核心内容就是写一群江湖好汉，基本精神就是宣扬江湖义气。

南宋时期，朝廷腐败，贪官当权，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水浒传》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被官府所迫，逼上梁山。所以说，梁山好汉的大聚义绝非偶然。但要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还是十分勉强。

同学发言摘要二：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并没有真正起义。一开始就那么几个好汉加几百兵马，可能没有起义的资本。过了一段时间，兵马有几千了，却并未像一般的起义军，有攻城略地的方略，有“均贫富”之类的纲领，带领群众，杀向皇都，夺取政权。好汉们只是聚义于梁山，在周边小城打打仗，然后去大城中闹闹事，仅此而已，怎谈得上起义?最后，兵精粮足，连朝廷都认为梁山“贼势浩大”，可宋江却想投降朝廷。 同学发言摘要三：

宋江举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要“反贪官不反朝廷”。其实这很可笑。贪官在哪里?在朝廷;谁能管得住贪官?朝廷;贪官为何腐败?因为朝廷腐败，皇帝无能，所以形成了朝廷是贪官、贪官是朝廷的尴尬局面。正因如此，宋江攻击的目标也出现问题，“反贪官不反朝廷”就自相矛盾了。梁山好汉的悲惨结局其实早就被这“反贪官不反朝廷”的方针牢牢锁定!这大旗一举，更谈不上什么起义。

自己观点：

《水浒传》不算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个很有魄力的词汇，判定是否农民起义，需具备三个条件：是否设定了推翻旧皇权国家体制的政治纲领，是否颁布了一套用以治国安邦的法度体系，是否以正式的政治集团名义与朝廷分庭抗礼划地而治。

《水浒传》的核心思想，无非是施耐庵的招安大计，此大计不具备农民起义的三大属性，因此非属农民起义，相反江南方腊的起义军才是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梁山好汉的所谓“替天行道”，终究不过是绿林草莽的一厢情愿。

宋江没有政治纲领，只有满腔的忠君思想，何来起义之说?所谓的“梁山好汉”，大多时间干的事儿无非是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招安之后，又恰是朝廷鹰犬，竭尽做奴做狗之事，何来政治集团?

农民起义的特征是以武定国，以文安邦，可惜梁山之中，文者不多，武夫到是不少，定国也是帮着赵宋王朝定国，而非以起义的方式定国。

宋江一心一意为招安，其核心理论是：归顺朝廷，为梁山好汉们在庙堂上觅得一处安身立命之所，更推崇诸如“为朝廷尽忠，以光耀祖宗门楣”之类的玩意，这和农民起义的本质相差甚远，更何况，梁山108将中，真正农民出身的鲜有几人，半数以上都是犯了死罪的朝廷命官，还有不少是生性喜欢杀人越货的强盗，加上一些喜欢打抱不平的武侠，甚至还有一些根本就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破落户或没落贵族，如此散乱的绿林组织，农民何在?农民起义的说法又从何来?

江湖义气，是《水浒传》的主旋律。智取生辰纲，是结义而行。落草梁山，也是义气使然。“替天行道”，招安朝廷，全碍于宋江哥哥这么做，做兄弟的就得听着，全是江湖义气支配着。李逵都讲了“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狠话了，也只有听的份。连吴用这样的明白人也被义气所左右。所以说，读《水浒传》，就是要读出梁山好汉的豪气、爽气、义气。我这样讲，一点没有贬低《水浒传》价值的意思，因为《水浒传》的价值所在，并不取决于写的是江湖义气还是农民起义。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3答案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请认真研究《窦娥冤》原著、教材中有关《窦娥冤》胡论述，并参考相关研究资料，在下列参考题目中任选其一，自拟题目，写字数一千二百字左右的小论文一篇。 参考论题：

1、如何评价窦娥这一形象?

2、如何看待窦娥的节烈和孝道?

3、《窦娥冤》的科诨与古代戏曲传统。

4、《窦娥冤》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胡鬼魂报仇。 5、《窦娥冤》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的清官伸冤。 6、《窦娥冤》的悲剧价值。

7、关于《窦娥冤》的自定论题。

如何评价窦娥这一形象。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代表作，剧本内容是从我国长期流传的“东海孝妇”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它通过平民女子窦娥的人生悲剧表达出作者对社会黑暗的愤怒，对现实的思考与批判。全剧在生与死的冲突，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把窦娥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首先，剧本着重表现了她强烈的反抗精神。窦娥的反抗是经历了一个由安于命运到与命运抗争的发展过程。窦娥小小年纪就经历了人生的重大不幸，但她默默地忍受着，她开始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命运”，认为“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她不怨天不尤人，对生活不再抱任何幻想，只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来世，她以“贞节”与“孝道”观念作为约束自己身心言行的信条，又以“节”、“孝”作为自身防卫的武器，甘愿屈服于夫权、神权和礼教的约束，只希望服侍婆婆，孤若伶仃地度过一生。但是邪恶和不幸接踵而至的到来，先是张驴儿父子闯进了她宁静的生活。辛酸的经历，磨炼出她的坚强性格，严酷的现实又培养出她的反抗精神。她终于迈出了由安于命运到与命运的抗争的勇敢的一步，她的反抗精神，首先表现在张家父子的逼婚上，当然此时窦娥的反抗，还只是为争个贞洁之名，只能以贞洁作为自己的反抗武器，在同张驴父子的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不断得到发展，性格由内里刚强开始转向外露反抗，她最初只是对引狼入室的婆婆埋怨、不满，继而发展到一把推倒无耻的张驴儿，同邪恶势力展开了正面交锋。正因为如此，当张驴儿以“药死公公”的罪名来威胁他时，她毫无惧色，理直气壮地要同张驴儿一起去见官，宁愿“官休”，也决不向张驴儿低头，但此时的窦娥还是太善良也太天真了，满以为“明如镜，清似水”的官府会公正执法，在桃杌太守的严刑栲打下，她终于看清了官府贪脏枉法，草官人命的真本质，使她的反抗性格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终于喊出了“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正义呼声。刑场上，她的反抗精神达到了顶峰，她面对天地间那个被邪恶势力主宰的世界发出了愤怒的控诉：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

4 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第三折] 满腔怨恨如火山一样爆发了，从官府到天地鬼神，一下子全被她识破，全被她咒倒了。悲愤已极她发下三大誓愿这种誓愿，现实生活里当然是不会实现的，但作者让它实现，这种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更加突出了她的坚强不屈的性格，表现出极其强烈，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窦娥的冤屈和反抗精神确实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威力!

其次，剧本在写出她的坚强的反抗精神外，还写出了她的善良。她的善良最初表现为对婆母的孝顺，她宁死也不招认所谓“药死公公”的“罪名”，而当昏官要打她婆母时，为使婆母免遭毒刑，她又勇敢地招认了这一强加给她的罪名，这里她的善良已不仅是一般的孝顺，而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甚至在押赴刑场时，她怕婆母看见了伤心，还苦苦哀求刽子手押她走后街，直到死后，她的冤魂还要求父亲对婆婆多加照顾。这种反抗精神和善良性格的和谐统一，使窦娥形象显得血肉丰满，感人至深。

作品通过窦娥这一形象，深刻地表现了它的主题，那就是揭露元代社会法制黑暗、纲纪松驰、官吏昏庸的社会现实，同时歌颂下层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古代小说戏曲专题作业4答案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明清传奇的经典之作，请认真研读《牡丹亭》原著、教材中有关《牡丹亭》的论述，并参考相关研究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你如何理解杜丽娘的因梦而死?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催生了这样的悲剧故事?

《牡丹亭》是一部爱情剧。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思 春之情，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婚，并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剧本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粉碎宋明理学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朦胧愿望。从内容来说，《牡丹亭》表现的还是古老的“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这一主题，不过，在《牡丹亭》里，“文明”具有特殊的内涵，那就是明代官方所极力宣扬的理学、礼教。杜丽娘对爱情的向往是天生的，尽管她被长期看管，但仍然免不了强烈的思春之情，并最终获得了爱情。《牡丹亭》的意义在于用形象化的手法肯定了爱欲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并对不合理的“文明”提出了强烈批判

《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戏剧的崭新思想是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牡丹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塑造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杜丽

5 娘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执着。她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她的死，既是当时现实社会中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真实结果，同时也是她的一种超越现实束缚的手段。

2、《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形象有何异同?

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既赋于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于崔、张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在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其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置，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

杜丽娘日常的行为举止，丝毫不违背她作为名门闺秀的身份，她在作品开始时，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少女，带有贵族小姐普遍的特点，温柔、驯顺、稳重。她本人也打算严格地用礼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她幼小心灵中，充满了封建礼教。她去游玩空寂无人的花园，还想到“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这是现实环境造成的她的性格的一面;但在另一面，当杜丽娘独处深思时，却不由自主地发出对“才子佳人”“密约偷期”的倾慕;在更深的一层，当完全摆脱现实束缚进入梦境时，她的潜在欲望便充分地活跃起来。 主人公杜丽娘在礼教束缚下的复杂细腻的哀愁和坚定执着的反抗性格，杜丽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特色的典型。

3、谈谈你对《牡丹亭》大结局的看法。

戏剧《牡丹亭》是明代伟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中涉及该作，或者是针对牡丹亭剧意鳞爪结局说起》[3]

[2]

[1]

《牡丹亭》问世以后引起了剧坛上的巨大风波，后世译注和论文阐释层出不穷，却大都是在汤显祖戏剧总论

、主题思想阐发和人物形象分析，或者是版本论述及国外流传情

[4]况。关于大团圆结局，则历来的研究不是很多，如《悲喜杂糅、哀乐圆融——从元杂剧婚恋剧的“大团圆”、《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

、《中国传统悲剧“团圆”结局的人文阐述》

[6]

[5]

、《中国古典悲剧“团圆”结局评析——兼与西方悲剧比较》和《古典戏曲大团圆现象新解》

[7]

等，却没有具体地针对《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进行细致深入的解析和论述，或者认为这种大团圆结局是汤显祖赋予作品的理想色彩，不过是伟大作品的一条光亮的尾巴。但笔者企图从西方神话原型角度来对《牡丹亭》团圆结局作出新的阐释，杜丽娘的爱情探索历程在大团圆结局安排之下基本构成了神话原型中英雄历险与救赎的完整模式，此外还将眼光转回明代以便更深层次地对这种团圆结局的成因作出阐释。

杜丽娘的至情能量创造了《牡丹亭》超越生死的爱情神话，她的爱情之旅实质上是一种英雄的历险是她灵魂的冒险尝试。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开篇之初就赋予了杜丽娘这种巨大的至情能力。《牡丹亭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从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桂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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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原是人通往内在生活、发现自我之钥，也是寻求自我

6 与社会和谐的指南。这一题词鲜明地揭示出了“至情”的杜丽娘入梦、觉醒、留念、死亡、灵魂找寻、复活和回归的整个历程;另一方面，同时也显示出了与世俗的“情”相抵抗的封建专制的“理”之强大和在几乎“情”之荒原上生活的杜丽娘的成长危机，这就形成了“英雄”历险探索的现实背景。而这次的历险任务艰巨、意义更为重大，它还象征着她青春期的心理转化和精神的成长。杜丽娘在柳梦梅的帮助下还魂而生，并与之并肩来对抗社会礼教的巨大压制，且还通过“至情”来对礼教荒原进行救赎并带回挚爱的福音，以此来寻求对改变之后的社会的回归并与之和谐相处。因此，在“奉旨团圆”的结局安排之下，杜丽娘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使命和历险救赎的任务，也就构成了神话原型的完整模式。汤显祖高举“至情”的旗帜有力地谱写了一曲瑰丽而完美的爱情神话。

汤显祖采用至情的妙笔创造了一个感人瑰丽的感人至深的爱情神话，“奉旨团圆”结局的巧妙安排完美地阐释了杜丽娘历险与救赎和青春成长与回归社会的完整模式。这种团圆结局的设置并非作者偶然为之，也不是凭空臆想而出。李春林在著作中说过，大团圆意识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映射

[12]

。而针对《牡丹亭》来说，这种“奉旨团圆”结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汤显祖身上凝聚着的儒道佛三者的宗教意识和他的人文关怀精神迫使他自觉地在作品中创造一个“至情”的理想世界，而推崇情至就必须安排专制的封建礼教低头屈服，使情、理的绝对的二元对立转化为情理交融和谐共处。他的这种“至情”观也不是脱离社会的主观臆想，在明代中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是“至情”观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条件，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下的个性解放思潮又为之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4、《牡丹亭》是一部充满了诗意的戏剧作品，尤其《惊梦》《寻梦》等出。请细读这两出，选取你自己最喜欢的两支曲子抄录推荐给大家，并简要说明你推荐该曲的理由。

【步步娇】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

摇漾春如线。

停半晌整花钿

没揣菱花偷人半面

迤逗的彩云偏。

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醉扶归】

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

艳晶晶花簪八宝钿。

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恰三春好处无人见，

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

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画廊金粉半零星。

池馆苍苔一片青。

踏草怕泥新绣袜

惜花疼煞小金铃。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醉扶归】主要写写杜丽娘梳妆完毕，春香夸她打扮得好而引出丽娘顾影自怜的那种神态，珍惜青春却又无人赏识的那种孤单情怀。“你道是翠生生出落的裙衫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翠生生”，形容色彩的鲜艳。“出落”，显出、衬托出。“茜”，降红色。“艳晶晶”，指光彩夺目。“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是这支曲子中的“曲眼”，是关键句，意思是说天生的本性就是爱美。“好”，美也。这是杜丽娘

7 自然升腾的青春憧憬的直言告白，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的否定与挑战。“沉鱼落雁”，形容女子有惊人之美。“羞花闭月”，也是说人美的使花羞，使月闭。这里都用了拟人化手法。我们看，在这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里，尽管有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可又有谁来赏识呢?这里把“三春好处”比喻青春姣好的容貌。

【步步娇】闲庭里，游丝在春日的晴空中飘荡.停看一会儿，扶一下花钿(一种金花珠宝的首饰).因没带镜子，避人遮掩，漂亮的发式也歪了.在闺阁中怎能让别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