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古代法律文化（精选八篇）
汉字与古代法律文化 篇1
“律”字, 《说文》解释为:“均布也。从彳, 聿声。”可见, “律”是个形声字。此字之所以用“彳”作形旁, 是因为“彳”为“小步也”, 古时用脚步丈量土地, 所以步就可以充当长度单位, 如《说文》“亩”字下云:“六尺为步。”“律”字从“彳”, 取其作为长度标准的固定不变、规范、准绳之义。段玉裁认为:“律者, 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 故曰均布也。”是说“律”是用来规范天下万物的, 使天下万物达到一个统一而均布的状态。我们知道, 古人把审定音高标准的定音器也称为“律”, 即“音律”, 正是由于其功能在于“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 用以规范音调使之均布和谐。以廌断案是因为古人相信廌能秉公执法, 所以“法”字从廌与从水一样, 都表现了人们认为法律应该公正公平的思想。“法”作为惩罚的措施或依据, 要求“平之如水”, 最终必然以规则的形式来体现, 因而“规则”也就成为“法”的引申义。“法”和“律”都有“规则”“规范”义, 所以后来就连用在一起组成双音词“法律”。
除了“法律”二字外, 还有一些汉字非常形象地反映了逮捕、监禁、审讯、判决、行刑等具体的司法程序。
逮捕犯人古代叫作“执”, 甲骨文作, 右边是一个跪着的人, 伸着的双手套在一个器械上。这个器械是甲骨文的 (后写作“”) , 也就是手铐的最初形式。的使用方法是将人的两腕纳于械中, 然后相合, 再用绳缚其两端。这种刑具后来又用“梏”来表示。郑玄《周礼注》曰:“木在足曰桎, 在手曰梏”。套在脚上的叫“桎”, 套在手上的叫“梏”, 两字皆从木, 表明是以木为材料制成;后代以铜铁等金属材料制成, 则称为“铐”。殷墟出土的陶俑有两腕加梏者, 其梏正像此字形。女俑是双手戴械在胸前, 男俑则是在背后。所以的构意就是梏套在人的手上, 表示拘捕。拘捕罪犯的首要程序是给其戴上手铐, 这个字形是拘捕犯人的生动写照。
“执”繁体字作“執”, 从幸、从丸。有人会有疑问:既然“执”的本义是抓罪犯, 字形里怎么会有幸福的“幸”呢?其实, 这里的“幸”不是幸福的“幸”, 而是表示的“”在隶变之后与幸福之“幸”混同了;而“丸”则是甲骨文中右边跪着的那个人的变形。由此可见, 如果发现楷书字形里面有部件“幸”, 那可不一定是好字眼。
古代抓捕罪犯也要经过侦察, 这在“睪”的构形中有所反映。《说文·幸部》:“睪, 目视也。从横目, 从幸。令吏将目捕罪人也。”睪从目从幸, “幸”表示逮捕人, “目”表示以耳目搜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说:“凡吏出捕, 辄将两人:一通信息, 谓之线;一能识认, 谓之眼”, 是说吏人出去抓捕犯人, 要带上两个人, 一人传递信息, 叫作“线”;一人能识认罪犯, 叫作“眼”。现在公安机关将提供线索之人仍称为“眼线”或“线人”。
罪犯逮捕归案后监禁起来, 叫作“囚”, 《说文·囗部》曰:“囚, 系也。从人在囗中。”囗是“围”的古文, 表示四周封闭的环境。“囚”甲骨文写作, 古今字形一致, 都形象地表示把人囚禁起来。被关押的囚犯, 往往还要戴上刑具。甲骨文中有一字写作, “囗”里面有一人双膝跪地, 且手戴木枷, 表示罪犯被关押在监牢中, 这就是后来的“圉”字。“圉”又叫“囹圄”, 是用来囚禁罪人的地方, 即监狱。“圉”也可写作, 省略人形, 只画一个手铐代表罪犯。《汉书·王褒传》:“昔周公躬吐捉之劳, 故有圉空之隆。”“圉空”是说由于教化流行, 人民很少犯罪入狱, 致使监狱都空着。
罪犯要经过审讯才能定罪, “讯”字甲骨文写作, 金文作, 右边是 (糸) , 表示绳子, 中间是跪着的人形, 左边是“口”字。金文中的人不但手被绳索捆绑, 而且两足也有绳索捆缚。从“口”表示与说话有关, 因为审讯必然要说话。整个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审讯场面。审讯完成之后的判决古时叫作“报”, “报”繁体字作“報”, 左边的“幸”是手铐, 右边是古“”字。“”是“服”的本字, 甲骨文作, 像用手按着人的头使之跪跽之形, 表示使之服罪。判决意在使犯人服罪, 因此“报”的本义就是判决以使犯人伏罪。
最后是行刑的环节。甲骨文中有一组形体、或, 皆像刀斧类器具, 是古时行刑的工具, 即今之辛苦的“辛”字。郭沫若认为“辛”象古代剞劂之形, 剞劂就是曲刀, 是施黥刑的刑具。凡从辛之字皆与犯罪、治罪有关。如“辠”字, 《说文》释为“犯法也。从辛自”, 是“罪”的本字。后来秦始皇因为“辠”字与“皇”字形似, 把“辠”改为“罪”, “罪”从网非声, 本义是捕鱼的竹网, 与犯法毫不相干。又如“童”和“妾”字, 皆从“辛”, 也与犯罪有关。《说文》“童”下曰:“男有辠曰奴, 奴曰童, 女曰妾。从重省声。”、辛实为一字。古人犯罪, 若罪不及死则被收为官奴, 男奴叫“童”, 女奴叫“妾”。
重新认识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 篇2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与汉字进行亲密接触。可以这么说，在我二十年的生活和学习中，汉字也陪伴了我近二十年。说实话，除了知道它可以方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外，关于其他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也根本没想过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两者的关系。于是，抱着疑问和好奇的心态，选报了汉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门公共选修课，重新认识它们两者的关系。
五千多年的时光交替，历史变迁，也慢慢的造就了瑰丽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汉字在一定角度来说，可以算是古代文化的历史衍生物。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众所皆知，在兽骨和龟甲上率先刻字的古人创造了历史上的第一种文字：甲骨文。它的发现，正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而后，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还印证了中国文明史的五千年。在冗长的年月里，汉字经历着岁月变迁，还经历了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的演变。经过选修课的系统知识学习，我领悟到了汉字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汉字符号繁多，以语素定型，孤立性强。2.汉字是音义二维的文字，与语义的联系具有特定性，与语音的联系不具有特定性。3.汉字构形有理据，可以进行结构分析分割的关系。这些特点无一不传达出，中华民族的汉字是一个伟大而神奇的发明创造。所以，对那些削尖脑袋也想学习汉字和中国文化的老外们也就见怪不怪了，这就是我们文化的魅力。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春秋战国时期，战局不稳，因此也产生了很多思想。当中以孔子最为经典。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礼”和“仁”的政治思想，重义轻利和富民的经济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还有从小到大，老师们都极力推荐我们的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孔子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发展不了拳脚的人，却在教育上大发光彩。弟子三千就是他的成就，杏坛下的言传身教就是他传播思想的途径。孔子在教学、生活、和徒弟交流时的对话都被他的徒弟所收录，编辑成了一本直到现在，依旧影响深刻的《论语》。孔子的思想不仅仅影响着古代和现代的中国人，还深深影响着国外的学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文字记录这些话，又怎能使孔子思想产生如此震撼的影响呢？孔子学院也就不会在全球广泛建立了。韩国就更不会争着和我们抢孔子的出生地，来给他们的脸上镶金了。
汉字与古代法律文化 篇3
摘要：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曾产生了灿烂的法律文化。然而在近代，却面临着中华法系解体的尴尬，并在文化冲突的窘境中开始了法治化进程。本文试图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宋朝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文化考察，从而揭示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上的差异。
关键词：法治；法律传统；契约；自由
中图分类号：DF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6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139-03
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曾产生了灿烂的法律文化。中国古代法源远流长，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持久的法制之一，排列整齐的法典，卷帙浩瀚的文献，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现象自然不能以法律不发达，社会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等理由来解释。中国古代，亦有过著名的儒家与法家关于法治与人治的争鸣，然而儒法关于法的分歧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即都将法理解为统治社会的工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儒法能够合一了。[1]与此相反，古希腊罗马将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中国古代法只是刑，是镇压手段，暴力工具。法律所及之处，没有纯粹的私人事务，一切都与国家有关。这就是，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的差异。
一、法与法治的含义
（一）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对法的理解
在古代中国，与法有关的字有刑、法、律，从古代文献来看，对于法，三代时称刑，春秋战国时称法，秦汉以后称律。称谓上虽有不同，其内涵却未曾变化。从中国古代法的产生过程来看，其来源于氏族之间的征伐。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正是由战争强化的权力和族长传统相结合所产生的。这种国家产生的模式与恩格斯所说的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力量就是国家。”[2]这种基于氏族与战争产生的国家，客观上要求一种严密的上级控制系统。首先，国家的产生不是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的，相反，它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其次，国家权力并不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是赤裸裸的族姓之间的征服和统治。
与中国法产生迥异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与法律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古希腊国家的产生得益于社会分工的扩大，以及在此基础上氏族组织瓦解代之以社会集团出现的结果。我们熟知的梭伦立法，即是由于贵族与平民两大集团的激烈争斗，导致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两大集团可能同归于尽的地步。古代西方法是社会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方以暴力无条件地强加于对方的命令。亚里士多德曾言：“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为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3]后世的西方学者则完全基于亚氏理论，宗教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借以调节人类行动的理性的某种命令，法是人类赖以导致某些行动过和不做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追责或尺度”。
（二）法治是一种形式
在西方，法治永远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从古希腊到近代法国、英国，再到现代美国、瑞士，法治理论的含义经历了极大的变迁，然而，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和古罗马的法律，可以为西方近代国家所继承，后者又可以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现代化国家所借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合理化。以此，不能不说，法治理论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内在品质。法治，主要不表现在内容而在形式方面。所谓法治，恐怕首先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一种秩序类型。[4]
二、欧洲及日本的专制时代
翻开西方的历史，我们不仅同样的看到血腥、残忍，即便是今人所称道的法律，也未必就是那么的至上与神圣。在西方历史上，从罗马帝国一直到洛克以前的英国和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二战之前的德国，欧洲政治的基本格局是专制统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展开对西方专制统治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欧洲文明史做一粗浅的梳理。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文明之后，西方社会遭遇了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战乱和劫掠几乎夷平了所有古代城市。西方城市文明所体现出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亦告消失。自此，欧洲进入了与黑暗、愚昧相伴的漫长的中世纪，直到11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城市和商业方才逐渐复苏，与此相伴的则是专制国家的盛行，在欧洲即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前后的一百年里，先后出现了一批专制的政治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中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个穷兵黩武的国王，强大到可以宣称“朕即国家”。我们也曾记得13世纪嚣张的英王要求议会通过征税的法律。如果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发生于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愚昧的年代里，那么19世纪产生的民族统一国家德国、意大利则将专制统治推向了高峰，要了解德国的法制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看看我们的民法，你就知道了，然而德皇威廉一世及其继承者则毫无疑问的不喜欢受到法律的限制。对于意大利，看看马基雅维利的《利维坦》就可知晓一二。
法律为主权者所制定，依靠国家力量而推行，这种观念在19世纪以后颇为流行。这些反映在理论上，则表现为标志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分析法学派的形成。分析法学派认为法是主权者的命令，借强力推行，所以它强调意志与强力。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极其形似，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这大概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效法日本的原因。在被列强打开国门之前执行锁国政策，可以说，由于其海岛国家的地位，日本历史上只受到过成吉思汗的短暂军事威胁，日本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样深刻的国家，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逐渐的也走向了法治。
三、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制状况，虽就发展形态上讲，他们都是发达的，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二者的差别是本质上的，仅有时间的延续，量的积累，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
（一）法律起源上的不同
法律起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内在品质，正是这种起源上的差异，影响了各自后世法制的发展。中国的古代法起源于氏族征伐，人民将法律理解为刑，这已如前述，与此相比较，盛行于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法则产生于平民与贵族间的冲突。其人民的法观念相对温和，内涵也更丰富。这多半是因为古希腊和罗马人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祖先要解决的问题很不同。他们那里没有中国惯常见到的氏族间的征战和压迫，却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集团主要是根据利益而非种族、姓氏来划分的，他们寻求的只是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而不是族姓之间的统治和压迫。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找出某种中间道路，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仿佛是订立一项“社会契约”，是大家共同遵守条款，和平共处。西方古代社会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结局往往如此。自然，维护这种局面需要一套各方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一个“中立”的权威。
（二）法律与权力的关系
在前述的特定时期，欧洲同样经历了专制统治。然而西欧国家都走向了民主与法治，并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效仿。我们必须看到，柯克大法官所做出的斗争，及他所引用的布莱克顿的名言，“国王在一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我们亦必须看到长老院与法国国王的对抗。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观念里普遍认为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在国王专制的年代里，因为法律是全社会订立的一个契约。与政治体制相比，文化条件是先在的、决定性的，政治结构不可能超出文化条件所提供的范围。
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文艺复兴，首先复兴的便是罗马文化。罗马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换言之，罗马文化受到了罗马法的洗礼，处处渗透着私法的精神。西方近代法制的建立，除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之外，经中世纪发展整理的罗马法和习惯法以及中世纪的海商法都是重要渊源，而法律文化的渐进性尤为明显。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其结果首先是在欧洲恢复了法的意识、法的尊严，法在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得以进步方面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海上贸易的发达孕育了极强的契约观念，而契约关系意味着个人意识的发达。所谓个人主义，作为家族主义或团体主义的对立物，是一种自主人格的主张。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和价值，而且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
四、宋朝法律传统考察
古代中国虽不曾有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欧洲中世纪城市平民那样的社会集团，没有同样的平民与贵族的对抗，更没有由这种冲突对峙中产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意识，然而，在文化、科技、商业高度发达的宋朝同样优良的法律传统。以下，笔者即从法治实现必备的契约关系和政治自由出发，简要分析。
（一）契约关系的发达
有的学者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归结为法律文化的发达，具体表现为法律所引起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变革，即人际关系的契约化。在笔者看来，西方近代社会的繁荣，乃至整个经济和科学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的繁荣。西方近代的法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商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样的城市文明、商业繁荣和海上贸易的发达，也见于宋朝时的中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颇为发达，海上贸易物品、范围极为广泛，以此为宋朝统治者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军事上羸弱且国土面积狭小的宋朝，不仅每年要向西夏、辽、金等国进贡大量的岁币、物品，还供养着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官员并保持着历史上最多的常备军，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商业的繁荣，而仅仅依靠人头税和地租，人民将不堪重负而爆发起义，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繁荣景象以及社会的稳定。正是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宋朝货币经济和契约关系的发展，而这些都有利于培养人民的平等意识。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以商品为交易对象的商人自然是最具有平等精神和个人权利意识的阶层。契约关系首先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构成现代生活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形式。
（二）政治自由的实现
法治的最低界限是政治自由。这里所谓的“最低界限”的真正含义，是说，法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问题，而且真正有效的自由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归根到底，自由不过是一种稳定的期待。[5]在中国古代，自然不具有法律至上的观念，在中国同样具有至上地位的是礼，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反应在政治上则是开国皇帝定下的规矩，其继任者不得更改。在宋朝，皇帝的权力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却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制约。这大体是宋太祖所立下的不得诛杀进谏的文官的“法”。在宋朝的历史上，虽有政见不同而被贬职者，但不曾见到一位文官因为进言儿被处死。官员在得到这种稳定的期待之后，自由之风逐渐盛行。政治上的自由，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进而影响了社会风俗的开化，社会的开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呼吁的契约意识和言论自由，早在1000年前的中国就已实现，此时我们最有可能不受外力压迫的走向法治，然而历史常常因为一些巨大的事变而断裂、终止或者转向。在宋朝被蒙古军灭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也倒退了。
五、结语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器官的正常发育一样，终于使他变得萎缩和畸形了。希腊法的悲剧、罗马没有底蕴的哲学等，我们也不能苛求自己的祖先。5000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不仅是国粹，还有糟粕。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法治都是必选的现代化模式，换言之，法治已经成为各国的传统。新中国的法治注定要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曲折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A].法辨[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2-154.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梁治平.法辨[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9.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汉字与古代战争文化 篇4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祀是祭祀, 戎是军事。意思是说, 国家的大事, 在于祭祀和军事。可见, 自古以来, 战争就在国家的各项事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实, 在真正意义的“战争”出现之前, 各式各样的争斗早就存在了。这些争斗可能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小规模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武器, 争斗的方式大多表现为徒手搏斗。争斗的“斗”的古文字字形, 很形象地将这样的场景记录了下来。“斗”字繁体字作“鬥”, 甲骨文作。在甲骨文字形中, 左右分别像两个人形, 他们都头发上竖, 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 说明两人正在为某事生气恼怒, 以至于互相伸手撕抓对方的头发, 扭打在一起, 很像现在的女孩打架。这就是当时徒手相搏的情形。所以现代文字学家叶玉森认为:“古鬥字像怒发相搏形。”
随着部落的形成和武器的发明, 小规模的徒手相搏的争斗, 便逐渐演化为规模相对较大的战争。战争必然有武器, 所以“战”的字形本来就是由两种武器组合而成。“战”繁体为“戰”, 《说文解字》说:“戰, 斗 (dòu) 也。从戈, 單声。”这里许慎把“戰”解释为形声字, 说“戈”是其表义部件, “單”是其表音部件。其实, 这里的“單”并不仅仅表示读音, 它也跟“戰”字的意义有密切的关系。“單”字我们在《汉字与古代田猎文化》一文中已经讲到过, 它在甲骨文中写作、、、等形, 是一种捕猎工具, 就是绑有石块的树杈。后来, 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中, 这种本来只用于捕猎的工具, 也被用于人类之间的相互攻击了。这样“單”也就成了原始状态的战争武器。春秋时期的鲁公伐余阝钟中, 有一句“攻战无敌”的铭文, 其中的“战”字写作, 这就是“單”字。这说明, 战争的“戰”字最初并没有右边的部件“戈”, “單”字就是“戰”字的早期写法。
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 战争的武器得到了很好的改进, 金属制作的武器被大量使用, 如戈、戟、矛、戚、钺等等, 其中以“戈”最为常见。“戈”在甲骨文中写作, 像一个长柄的兵器。戈可以刺、可以砍、可以削、可以钩, 杀伤力很大, 是古代很常见的一种兵器, 在一些反映古代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它, 如电影《赤壁》便完美地展示了戈的作用。“戈”类金属武器的出现, 使得原始状态的战争武器“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时, 如果再把战争的“戰”写作“單”, 就有些形不符实了, 于是人们就在“單”的基础上增添了部件“戈”, 从而形成了新的“戰”字, 使得战争武器的变化在“戰”的字形中得到了反映。这是汉字的表意性质促使汉字形体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来看, 睡虎地秦简中就已经出现增添了“戈”的“戰”字, 写作。从“單”字到“戰”字的发展过程, 体现了古代战争武器的逐步发展。可以想见, 武器改进了, 战争的杀伤力和激烈程度也在逐渐升级。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 投入战争的兵力也会逐渐加大。此时, 对于战争的指挥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能在战场上让军队接收到自己的指令, 使军队进退有节, 从而争取战争的胜利。《孙子兵法》引《军政》说:“言不相闻, 故为之金鼓。”因为战场上车隆马啸, 一旦开战, 兵器交撞, 人声鼎沸, 这时指挥者即便有再大的嗓门, 也难以让部下听清自己的指令, 于是便使用金、鼓来发号施令。其中“金”是撤退的信号, 即所谓的“鸣金收兵”;“鼓”是进攻的信号, 即所谓的“击鼓进军”。关于鼓的起源, 有这样一个传说:“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遂禽杀蚩尤。” (《史记》) 据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 他们全是兽身人语, 铜头铁额, 吃的是沙石, 凶恶无比, 并且他们还能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样的兵器。 (《史记·正义》) 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刚开始时, 黄帝部族总是吃败仗。为了振奋军威, 黄帝决定制作一种会发声的“鼓”来鼓舞士气。他打听到东海中有一座流波山, 山上住着一头怪兽, 叫“夔”, 它吼叫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黄帝派人把夔捉来, 把它的皮剥下来做鼓面, 又派人将雷泽中的雷兽捉来, 从它身上抽出一根最大的骨头当鼓槌。这夔皮鼓一敲, 便能震响五百里。 (《山海经》) 正是这夔皮鼓的作用, 使得黄帝部族军威大振, 最终战胜了蚩尤率领的九黎族, 并杀掉了蚩尤。从此以后, 凡是打仗, 都少不了要敲击战鼓。“鼓”字甲骨文、金文分别写作、等形 (见图1、图2) , 像手持鼓槌击鼓之形。左边像鼓的部件包括三个部分, 中间像鼓面, 上面是鼓的饰物, 下面是鼓架。其中像鼓面的部分金文写得很圆、很象形, 但甲骨文有时却写成了四方形。那么, 是不是说金文时代的鼓面是圆的, 而甲骨文时代的鼓面是方的呢?答案是否定的。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 龟甲兽骨十分坚硬, 刻写的难度可想而知, 特别是遇到圆形的东西, 实在无法刻圆, 只好刻成方形或多边形, 就连甲骨文的太阳, 也常被刻成四边形或者五边形的了。
与“鼓”相关的还有“彭”字。我们现在经常用“嘭嘭嘭”来形容击鼓时发出的响声。其实, “嘭”字是个后起形声字, 本来只写作“彭”, 因为表示响声的字常加“口”旁, 所以后来“彭”字也加上“口”旁, 变成了“嘭”。《说文解字》认为不加“口”的“彭”也是个形声字:“彭, 鼓声也。从壴彡声。”但是, “彡”的声音与“彭”相去甚远, 把“彡”说成是声符实在有些勉强。宋代徐铉给《说文解字》作注时, 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按照当时的规矩, 他是不能反对许慎的, 而只能想尽办法替许慎打圆场。于是, 想来想去, 他发现“形”字中也有部件“彡”, 而“形”的读音与“彭”比较接近, 所以他说:“当从‘形’省乃得声”。意思是说, “彭”中的“彡”是“形”字的省写, 所谓“从壴彡声”可能是从“壴”“形”声。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迂曲。考察“彭”字的甲骨文字形, 写作、、等, 是在“壴” (像鼓之形的部分) 的周围加上小点, 这些小点的数量并不只是三个, 有时候还写作五个, 甚至还分布在鼓的两侧, 这说明它们肯定不是“彡”字, 更不是什么“形”声, 而是象征击鼓时所发出的激越的鼓声。在现代漫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漫画家在画声音时, 有时就采取这种手法。
古代战争, 以杀敌的多少来计功。但如何计算杀敌的数量, 却是一个难题。如果杀了一个敌人就把尸体背回来, 那肯定是不现实的;如果把敌人的头颅割下来作为计数的依据, 杀敌少了还可以, 如果杀得多了, 背着那么多人头又如何继续作战?后来古人想到一个巧妙的办法, 规定杀了一个敌人, 就把他的左耳朵割下来, 以此来代表杀敌的数量。耳朵体积小、重量轻, 很方便携带, 不会对作战造成多大影响, 所以这一方法在当时战争中被普遍使用。这种做法在古代文献中常用“聝”字表示。《说文解字》说:“聝, 军战断耳也。《春秋传》曰:‘以为俘聝’。从耳, 或声。, 聝或从首。”“聝”字的义符是“耳”, 所谓“军战断耳”, 就是在战争中将敌人的耳朵割下。此字甲骨文作, 从戈从耳, 正像以戈割耳形。甲骨文的是个会意字, 后来以“或”代替了“戈”之后, 此字便变成了形声字“聝”。按照《说文》的解释, “聝”字还可以写作“馘”, 古代文献中也确实有“馘”的写法。如《左传·宣公二年》:“俘二百五十人, 馘百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均写作“馘”。汉代杜预注说:“俘, 所得囚。馘, 所截耳。”唐代孔颖达解释得更为明白:“俘者, 生执囚之;馘者, 杀其人、截取其左耳, 欲以计功也。”可见, “馘”和“聝”的意义确实是一样的。
此外, 还有一个字可以表示和“聝”相同的意思, 即获取的“取”字。“取”字现在可以用来表示获取任何东西, 但最初它也是专指割取左耳的, 其甲骨文字形 (见图3) 非常形象地印证了这一点。商承祚先生说:“此字正像以手割耳之形。谊与馘同。”他认为“取”字构形所体现的意义正与“馘”字相同。从图3中所列的几个字形来看, 前四个字形好像画的是取左耳, 后四个字形好像是取右耳, 这说明, 最初杀敌以计功是割哪边的耳朵都可以的。但由于这样做很容易让人钻空子, 如果杀了一个敌人把两个耳朵都割下来, 岂不是冒领了战功!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后来便明确规定, 只有割取左耳才算数了。
汉字与古代玉文化 篇5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比德于玉。”儒家将玉的天然品质与其核心价值观“德”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玉德说”。例如《说文》就说玉有“五德”:玉质润泽温和, 是仁爱的象征;透过外部纹理可以查知内部纹理, 表里如一, 是忠义的象征;玉声清脆舒扬, 能传至远方, 是智慧的象征;宁折不挠, 是勇敢的象征;棱角分明而不锋利, 是廉洁的象征。可见, 玉曾是高尚品德的化身, 是君子修身的标杆和榜样。“玉德”是中国古代玉文化的精髓, 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除了“玉德”之外, 我们还可以借助汉字字形, 对中国古代玉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玉”, 甲骨文中
写作、、、等, 其中的短横代表玉块, 有的三块一组, 有的五块一组;上下贯穿的一竖表示穿玉的绳子, 绳子的上端有时还有绳结。那么, 玉块为什么要三五成组地穿成串儿呢?原来, 在古代, 就像贝壳一样, 人们曾经把玉穿起来当货币用。王国维《释珏朋》中说, 殷商时期, 玉和贝都可以充当货币, 使用时将玉用绳穿起来, 当时, 一串玉叫, 两串玉叫“珏”。《说文》:“珏, 二玉相合为一珏。”“珏”, 在甲骨文中作, 正像两串玉并在一起之形。据《管子·揆度》记载:“以珠玉为上币, 以黄金为中币, 以刀币为下币。”可见玉在古代不但充当过货币, 而且还曾经是货币中最为贵重的一种呢。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 “珏”的左右两个部件都是“玉”, 但写法却不一样。这是因为, 甲骨文的常常上下不出头, 写作, 与国王的“王”字容易发生混淆。为了加以区分, 便添加了一点作“玉”。但是, 当“玉”作左部件时, 由于这个位置从不出现国王的“王”字, 所以“玉”在这个位置就不用加点了。现在有些解释汉字的人, 不顾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事实, 将“玉”解释成“王腰上的那点东西”, 将“玩”解释成只有像王这样的元首才有资格玩, 这只能是对汉字的不负责任的“戏说”。
既然玉和贝都可以充当货币, 那它们无疑都是珍宝了。珍宝的“宝”甲骨文作, 其中的部件就是的省写, 表示玉;部件表示房屋, 就是现在的“宀”, 习称“宝盖头”;部件即“贝”字。房子里有玉有贝, 当然可以表示珍宝之义了。
作为珍宝的美玉, 常被古人作为祭祀品敬献给祖先神灵, 成为古代祭祀礼仪中的重要用具。“礼”字的古字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礼”的繁体字作“禮”, 从示从豐。“豐”是“禮”的初文, 甲骨文写作, 像一个高脚的器皿里盛着两串玉, 反映了古代以玉供奉神灵的情形。“礼”的本义就是“事神致福”, 由于与神灵祭祀有关, 所以后来又加上了义符“示”。可见“礼”的起源与玉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 从神灵的“灵”字的古字形, 也可以看出玉和神灵之间的关系。“灵”的繁体字作“”, 从玉霝声, 《说文》段注说:“, 巫也, 以玉事神。”先民们出于对自然力量的不解和畏惧, 逐渐将自然神化, 为了获得神灵的福佑, 先民常用宝贵的玉作为祭品, 以显示他们对神灵的虔诚, 希望玉能够向神灵传达他们的祈福, 所以“”字便以“玉”为义符。“”字还有另外两种写法:或从示作, 或从巫作。通过这组异体字的义符互换, 可以看到玉因为能在祭祀中沟通神灵, 也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
《礼记·学记》中有句名言:“玉不琢, 不成器。”玉石不经过加工, 就不能够成为器皿。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石叫璞。甲骨文中有个字, 唐兰先生认为就是“璞”字:其中部件像深山形;像两手拿着凿一类的工具;就是玉;是“甾”, 《说文》解释为缶, 是一种用来装东西的器具。整个字组合起来, 表示在深山中, 双手执凿, 开采玉石, 放到缶中, 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古人开采玉石的场景。璞的外形往往很粗糙, 外观和普通石料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在粗糙的外表下却掩藏着华美的姿容。据《韩非子》记载, 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人, 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璞玉, 他坚信这是一块美玉, 便先后敬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 不料都被玉工鉴定为石头, 自己也因欺君的罪名被砍去了双脚。后来楚文王即位, 卞和因为宝石被看做石头, 忠贞之士被当做骗子而哭得双目流血。楚文王听说后, 命人剖开璞玉, 发现果然是一块绝世美玉, 便将其雕琢成璧, 命名为和氏璧。后代发生的“完璧归赵”的故事中的璧, 指的就是这块和氏璧。
加工玉石的过程叫治玉, 也叫琢玉。“琢”字从玉豖声, 其中的声符“豖”也兼有表意功能。《说文》:“豖, 豕绊足行豖豖。”“豖”字是在“豕” (意思是猪) 字上加了一点, 表示猪的腿被绳绊住了, 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意思。“豖”字加上“口”字旁, 构成“啄”字, 表示鸡啄米、啄木鸟啄树时的动作, 这些动作都包含有持续的重复性, 其特点正与加工玉时工具持续击打玉石相似。古人以“玉不琢, 不成器”来比拟教育的重要性, 说明人只有经过持续不断的培养和锻炼, 才能成材。
用玉石加工成的玉器种类繁多, 不少玉器的命名都是有理据的, 有的以功能作用而命名, 有的以形状特点而命名。我们可以通过部分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 来探寻一些玉器的命名缘由, 了解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
如“瑗”字从玉爰声。“爰”甲骨文作, 像一只手通过物体牵引另一只手, 是“援”的最初写法。“爰”有“援引”义, “瑗”也包含“援引”的意思, 表示一种用以援引的玉器。《说文》:“瑗, 大孔璧, 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尔雅》曰‘好倍肉谓之瑗’。”璧是环形的, 中间的孔称“好”, 四周的玉称“肉”, 孔的直径是“肉”宽度的二倍, 可见瑗是一种孔比较大的璧。国君在上台阶的时候, 左右的人要保护国君以免失足, 因为古代的等级制度比较严格, 侍者是不能直接接触国君的身体的, 所以侍者握住瑗的一边, 让国君握住另一边, 引导国君上台阶。瑗的孔比较大, 是因为孔必须要同时容纳两只手抓握。
汉字与古代兵器文化 篇6
中国古代的兵器种类繁多, 那么, 在造字时代, 哪种兵器最具有代表性呢?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兵”字的构形中找到答案。“兵”甲骨文写作, 左右两边的构件是两只手, 中间的构件是“斤”, 也就是斧头, 整字是通过两只手捧着斧头的形象来表示兵器的。可见, 斧头在造字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兵器。以前我们谈到过的取象于斧头的“王”字, 也可以作为这一问题的佐证。
《说文》:“斤, 斫木器也。”“斤”的本义就是“斧头”, 如《孟子》中的“斧斤以时入山林”, 成语“运斤成风”, 其中的“斤”用的都是本义。斧头的起源很早, 在旧石器时代, 斧头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斧头分量较重, 可以用来猎杀动物, 分割肉类, 砍伐树木, 还可以用来制造别的生产工具。可以说, 斧头是人类最为原始也最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 在先民征服与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 斧头也成了先民所崇拜的图腾之一。神话传说中, 盘古开天辟地所使用的就是斧头, 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只缸上绘有鹳鱼石斧图, 金文族徽中有斧形图案。在专门的兵器出现以前, 先民们曾用部分生产工具当做兵器 (这种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 。在石器时代, 斧头的杀伤力在众多的生产工具中可谓首屈一指, 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兵器的代表。古人在造“兵”字时选用“斤”作为兵器的代表, 正是石器时代文化信息的遗留。
“兵”字在小篆中写作, 上面的构件已经发生了讹变, 象形性降低, 已经难以看出斧头的形状了。隶变后作, 上部定形为“斤”, 小篆中下面表示两只手的构件简化成了, 上的一横又和“斤”粘连在一起变成了“丘”。“兵”的本义是兵器, 引申为持兵器的人, 也就是士兵。旧社会对兵痞常贬称为“丘八”, 正是因为隶楷之后, “兵”字的构形理据变得模糊, 人们根据楷书“兵”字的写法而做出了错误拆分。《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说东晋时期,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 (皇帝为苻坚) 有一个大将叫慕容垂, 此人是军事天才, 据说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慕容垂有一次行军前梦见自己在赶路, 走着走着没路了, 突然看见路旁有孔子的坟墓, 周围还围着八座坟, 他醒后觉得很奇怪, 就找占梦的人来解梦。占梦人说:“前方没有路, 说明此路不通。孔子名丘, 周围有八座坟, 丘和八合起来是个‘兵’字, 这条路一定有伏兵。”于是, 慕容垂就改变了原定的行军路线, 后来得知那条路上果然有伏兵。这个故事反映出那时人们已经将“兵”拆分为“丘八”了。
随着兵器的不断改进, 用做兵器的斧头逐渐与用做生产工具的斧头分道扬镳, 在斧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戉、戚、我等新兵器。这三种兵器的形制与斧大致相同, 但各有特点 (见下图) 。《说文段注》说:“戉, 大斧也。”戉比斧略大, 刃较圆, 一般向两边张开, 有时柄端还带有金属尖。《诗经》“干戈戚扬”, 毛传“戚, 斧也”。戚与戉相比, 刃张开度小, 略内敛;与斧相比, 戚的边缘带有锯齿状槽沟, 斧则边缘平滑。“我”与斧相比, 特点是刃部呈锯齿状。戉、戚、我三者都是长柄的斧类兵器。甲骨文中这三个字都是象形字, 古人在造字时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三种兵器的典型特征, “戉”字突出了圆刃, “戚”字突出了带沟槽的边缘, “我”字突出了锯齿形的刃部, 从而将三种形制相似的兵器区别开了。到了金文中, 三个字中像柄的部分均已经类化成表义构件“戈” (戈是古代常见的兵器, 我们已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绍过, 不再赘述) , “戚”字更是加上了声符“尗” (戚、尗古音相近) , 成了一个形声字, “戉”和“我”的象形性也有所减弱。后来, “戉”表示斧钺时添加了表义构件“金”, 分化出“鉞”字;“戚”的常用义已不再是武器名, 而是被借去表示“亲戚”的意义;“我”的武器义则完全消失, 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古代斧钺既是兵器, 也是用来执行斩首之刑的主要刑具, 金文中有个族徽, 像执钺刑人之形。《史记·周本纪》记载, 武王攻克商王王宫后, 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 悬于太白旗上。因此斧钺又是主掌生杀大权的权力的象征, 常被帝王用作典礼和出行时的仪仗, 是威严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王”字甲骨文作, 也取象于斧钺, 像一把平置的斧形。《司马法》中记载说, 夏朝时执黑色的钺为仪仗, 商朝用白色的戚为仪仗, 周朝用黄金装饰的黄色钺为仪仗。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 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她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 曾多次率兵出征, 这两件大钺正是她权威的象征。
矛和斧一样, 也是较为原始的兵器。矛是一种用于直刺和扎挑的兵器, 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就用兽骨、竹片、尖形石块刺杀动物, 后来加上柄, 这大概就是矛的前身。“矛”在金文中作, 作为构件参构别的字时也作, 是一个象形字, 像矛头与矛柄, 中间的环是用来挂饰物的。矛上挂的饰物不仅有装饰作用, 还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刺击时晃动的饰物可以干扰敌人视线;刺中敌人后, 血会顺着矛尖流出, 饰物可以防止血沿着矛柄流到抓握的位置。战国文字中“矛”作, 字形中缠绕的条纹, 突出地表现了矛身上的饰物。湖北包山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三件刺矛, 矛柄上依次缚扎着三束羽毛, 每一束都环绕矛柄。《诗经》中有“二矛重英”的说法, “英”就是饰物, 这句诗大意是说两支矛的柄上都有重叠的饰物。这些都能与此战国文字形体相印证。《说文》中还收了一个古字作, 是在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表义构件“戈”。矛的柄很长, 出土实物中最长的有四米多, 可见小说中常说的“丈八蛇矛”并非太夸张。
两军对阵, 还常用到远程型武器。远程型武器中弓和矢配合使用, “弓”、“矢”甲骨文分别作、, 均为象形字。射箭的“射”字甲骨文作, 像箭在弦上之形, 这些均为人们所熟知, 此处从略。除此之外, 炮也是一种重要的远程型攻击武器。象棋走法口诀中说“车走直路炮翻山”, 正是对炮攻击特点的形象描述。象棋中红黑两方之炮一作“炮”, 一作“砲”, 二者原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砲”字义符为“石”, 肯定与石有关。《集韵》:“砲, 机石也。”“机石”就是一种发射石块的装置, 也叫做“抛石机”, 炮弹就是石块, 借助杠杆的力量把石块抛到敌人的阵地, 达到伤敌的目的, 或用来攻城。相传战国时期范蠡著有一部《范蠡兵法》, 汉代贾逵曾引用其中的文字:“为机发行二百步, 飞石重十二斤。”这是以机发石的较早记录, “砲”大概就来源于此。《说文》“旝”字下说:“建大木, 置石其上, 发其机以追敌。”虽然《说文》中这段话不是解释“砲”的, 但据此可以肯定的是, 发石装置的出现最晚也在汉代。“炮”字义符为“火”, 本义是一种烹调的方法。《说文》:“炮, 毛炙肉也。”就是把带毛的肉用泥裹住之后放到火上烤, 类似于今天叫花鸡的做法。火药发明以后, 逐渐被应用到军事方面, 大约南宋时期出现了火炮。《宋史·兵志》说:“又造突火枪, 以钜竹为筒, 内安子窠, 如烧放, 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 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种“突火枪”的功能和抛石机相似, 但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使用了火药, 不再单纯用杠杆原理发射炮弹了。“炮”字从“火”, 于是又成了记录“火炮”一词的本字, 与表示烹调方法的“炮”同字异词。古代的火炮也多发射石弹, 所以用“砲”字来记录“火炮”依然有理据, 但现代武器中炮弹均已为金属所制, 此时再用“砲”字来记录, 就没有理据可言了, 因此“砲”也就彻底被“炮”字所取代。从“砲”到“炮”的转变, 正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字的影响。
前面所述的都是攻击型武器, 战场上厮杀, 自然要有攻有守, 所以防御型武器盾的地位也非常重要。金文中“盾”作, 像人持盾之形。其中构件就是盾, 盾体呈长圆形或长方形, 里面的几笔表示盾牌上所绘的花纹。金文族徽中有个符号, 像一人一手执戈一手执盾之形, 其中的盾形正与形相似。古代将士作战时, 通常左手持盾以掩蔽身体, 防止敌人攻击型武器的杀伤, 右手持戈击杀敌人, 攻击型武器和防御型武器相互配合, 才能达到既保全自身、又杀敌制胜的目的。
战争直接促进了兵器的发展, 兵器的发展也不断加剧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兵器从一开始就是因战争而产生的, 所以《老子》中说:“兵者, 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在老子看来, 除非万不得已, 就不要用兵动武。古人将“武”解释为“止戈为武”, 就是要表达“能够止战才是真正的用武之道”的思想观念。尽管从文字学的角度看, 对“武”字的这种说解无疑是错误的, 但它却代表着一种高境界的战争哲学, 反映了人们渴望和平、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
汉字与古代子女养育文化 篇7
古代除了婴儿夭折而被弃之外, 有时也会因为迷信而把没有夭折的婴儿抛弃掉。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 赤而毛, 弃诸堤下, 共姬之妾取以入, 名之曰弃。”周的始祖后稷也有过生下来就被抛弃的经历。据说, 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嫄所生。姜嫄祭祀时不小心踩到上帝的脚印, 心中有所动而怀了孕。帝喾认为, 这样生的孩子必定不祥, 于是命人将他从母亲怀里夺下来, 抛弃在狭窄的小路上, 想让过路的牛羊把他踏死, 可是过路的牛羊看见这孩子都绕着走过去了。帝喾又命人把他丢弃在寒冰上, 想把他冻死, 可是马上就从天上飞来两只彩鸟, 用羽翼保护着他。姜嫄听说后, 觉得很神奇, 便又命人把小孩抱回来抚养, 因为他几经抛弃, 所以取名为“弃”。《诗经》中的《大雅·生民》篇, 就是关于后稷神话的最早而又最完整的记录。
也有一些民俗学者认为, “弃”的汉字构形可能反映了一种古老的民俗——试子风俗。所谓试子, 就是在婴儿出生后, 用某种方式检验其健康程度, 或者推测其命运、前途的吉凶, 好则养育, 不好则弃之。古代文献中常有此类记载, 如晋张华《博物志》卷二云:“荆州极西南界至蜀, 诸民曰獠子, 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 便置水中。浮则取养之, 沉便弃之, 然千百多浮。”我国的苗、瑶等少数民族, 过去也有把新生儿放在林子里冻饿曝晒或让蚊蚁叮吮, 折腾不死才抱回来养大的习俗。在这些早期习俗中, 似乎透露出一丝优生优育的观念。
与“乳”相关的还有一个“孔”字。“孔”金文作, 像婴儿靠近母亲乳房吮吸的样子。乳房有孔故能吮吸, 因此可以用来表示孔、眼儿之义。《说文》:“孔, 通也。”马叙伦认为“孔”为“乳”的异文, 或是省文。小篆“孔”字作, 与“乳”的小篆字形也只是一“爪”之别。也许正如马叙伦所说, “乳”“孔”本来就是一个字, 后来才分化成两个字。
子女能够在母亲的哺育下健康成长, 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仅仅喂养子女是不够的, 还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字甲骨文作, 小篆作。《说文》:“教, 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其右部件是“攴”, 像以手执杖之形。《说文》:“攴, 小击也。”左部件为“孝”, 由“爻”和“子”组合而成。“教”表示在施教的意思是明显的, 但“爻”在这里代表什么, 学者们还存在不同看法。一说爻是易卦中的布爻, 即教小孩从小学习摆卦布爻;一说爻就像交错的道道, 即教小孩画某种符号;一说爻是古代的筭筹, 即教小孩学习算数。如此等等, 难有定说。跟“教”相对的是“学”。“学”甲骨文作, 小篆作, 其字形也包含了“爻”和“子”, 说明“教”“学”二字关系之密切。林义光等人甚至认为, 古代“教”“学”本来就是同一个字, 后来才逐渐发生分化的。
哺育子女由母亲承担, 教育子女则主要是父亲的职责了, 所谓“养不教, 父之过”, 就反映了古代的这种观念。“父”字小篆作, 《说文》:“父, 矩也, 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意思是说:父亲就是规矩, 他手举着杖, 对子女实行教诫, 从中可以看到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所体现出的威严。《白虎通》说:“父子者何谓也?父者, 矩也, 以法度教子也。”在中国历史上, 确实不乏严父的形象。如北齐神武帝高欢, 对他的儿子高澄稍有不满, 便在宫内破口大骂, 拳打脚踢。《红楼梦》中的贾政, 也曾一顿板子将儿子宝玉打得皮开肉绽。这种棍棒式教育在今天看来是绝对错误的。
汉字与古代的神文化 篇8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雷电的“电”字, 是由“申”字演变过来的。而“申”字加上“示”字旁就是“神”。我们看一下“申”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 这些字形以一个曲折的线条为主体, 左右分别有一条曲线蜿蜒伸展而出, 线条或长或短, 方向或左或右, 正像闪电随意撕裂、伸缩不定之形。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对此解释道:“其形式左申 (即“伸”字) 右曲无定状, 以形言乃电字, 以义乃神字, 此字殆兼二说二义也。……初民浑噩, 穴居野处, 或不能蔽风雨。一旦迅雷风烈, 触电而死, 电降自天, 见而畏之, 乃以为神, 遂谓为神, 此原始人之心理也。”从商承祚的这段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申”“伸”“电”“神”几字之间的关系, 它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字:“申”的甲骨文字形摹画的是闪电的形象, 因此其最初的意义应该是雷电的电;由于闪电的形状是由电光四处延伸而成, 所以又可以表示延伸的伸;又由于人们畏惧闪电, 视之为神, 所以又可以表示神灵的神。后来, 这个字除了表示上述意义之外, 还被借去表示天干地支中“申酉戌亥”的“申”。这些意义最初都写作 (申) , 这样, 一个“申”字同时承担了好几个意义, 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产生混淆。为了减轻“申”字的负担, 后来人们就给其中的一些义项分别造了专用字:表示神灵的意思时, 增加“示”字旁作“神”;表示伸展的意思时, 增加“人”字旁作“伸”;表示雷电的意思时, 增加“雨”字头作“電” (即“电”字的繁体) , 同时将部件“申”中的一竖改成了竖弯钩, 以便与“申”字相区别, 后来简化时又把“電”的“雨”字头去掉了, 这就成了现在的“电”字;表示天干地支的意思时, 形体不变, 仍作“申”。这几个字的关系, 如果用家族关系打比方的话, 字形就是这个家族的共同祖宗, 神”“伸”“電 (电) ”就是由同一祖宗繁衍出来的子孙后代。其繁衍分化的轨迹可以用下图表示。
通过此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神灵的“神”和雷电的“电”确实有着共同的字源, 这就说明, 起码在造字的时代, 人们仍然把雷电看作是众神的代表, 人们称呼神灵和称呼雷电用的是同一个名称, 写的是同一个字形, 足见雷电之神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今, 生活在四川、云南一带的彝族, 仍然把他们的雷电之神“阿都陆普”奉为“祖神”,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雷电本来是同一种自然现象, 但由于雷电所产生的声音和光亮传输的速度不同, 给人的感觉就像前后相随的两种现象, 于是, 先民认为, 在电神之外, 还有一个与之相伴的雷神。关于雷神的形象, 《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道:“雷泽中有雷神, 龙身而人头, 鼓其腹。” (这里的“鼓”是动词, 表示敲打的意思) 雷神身子像龙, 头像人, 他经常敲打自己的肚子, 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按照屈原《离骚》的记载, 当时的楚国称雷神为“丰隆”。由于古代没有唇齿音f, “丰”和“轰”当时的读音完全相同, 所以“丰隆”其实就是轰轰隆隆的“轰隆”。这说明, 楚国人给雷神命名的依据就是雷的声音。
雷神究竟是如何发出那巨大的声音的, 《山海经》的上述说法并不具有代表性。比较典型的传说有两个, 一是雷神驾车的声音, 一是雷神敲打连鼓的声音。
关于雷神驾车的传说, 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淮南子·原道训》:“电以为鞭策, 雷以为车轮。”《焦氏易林》:“白日阳光, 雷车避藏。”唐代的《酉阳杂俎》一书还记述, 唐代元和年间的一天夜里, 在建州山中的寺庙里, 有人半夜听到门外喧闹, 于是起身到窗前观看, 只见数人正用斧子制造雷车, 雷车的形状就像人们写的“雷”字一样。宋代邵博的《泊云安下大风骤雨作柏梁体一篇》也提到了雷车:“空中轳辘鸣雷车, 枞枞白雨悬乱麻。”元代方虁的《立冬前后大雷电》更是记录了为雷神驾车的女神名字叫阿香。可见雷神驾雷车的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古时候人们使用的是木轮车, 这种车今天在某些地方仍然能够看到。木轮车转动的时候, 由于车轮与地面、车轮与车轴的摩擦力都很大, 走起来就会发出轰轰隆隆的声音, 于是, 人们就想像, 天上打雷的声音也应该是雷神驾着木轮车从天上经过吧, 这应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
关于雷神敲打连鼓的传说, 也有不少记述。东汉王充《论衡·雷虚篇》说:“图画之工图雷之状, 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 若力士之容, 谓之雷公, 使之左手引连鼓, 右手推椎, 若击之状。其意以为雷声隆隆者, 连鼓相扣击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 椎所击之声也;其杀人也, 引连鼓相椎, 并击之矣。”这段话中把雷神称作雷公, 大意是说:绘画的工匠描画雷的形状, 一个接着一个, 就像连在一起的鼓的样子。又画了一个人, 就像一位大力士的相貌, 称他为雷公, 让他左手拉着连在一起的鼓, 右手举着槌, 像要击鼓的样子。画成这个样子是为了表示:隆隆的雷声, 就是连在一起的鼓相互扣击的声音;那巨大的霹雳声, 就是雷公用槌敲鼓的声音;雷劈死人, 是雷公拉着连鼓、举着槌, 向人撞击造成的。根据考古发现, 甘肃敦煌藏经洞所藏的唐代《佛传图》中, 确实有雷公旋转连鼓的图像, 图中的“连鼓”在雷公周围环绕成圆圈, 鼓与鼓之间有索带之类相连接。四川大足发现的宋代摩崖《雷音图》中, 雷公的形象也是一手执鼓槌, 周围有连鼓环绕。可见, 这种传说的影响面也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