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福利

消费者福利（精选五篇）

消费者福利 篇1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全国的福利彩票购买者。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进行调查研究。问卷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符合统计学要求,可靠程度较高。问卷的发放选择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南方地区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调查,又造取了有代表性的调査地区。

二、福利彩票消费者特征研究

1.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性别比例。

调查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886名消费者中,男性比例较大,有59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67.0%;女性只有292人,占被调查人数的33.0%。这一结果一方面与男性更倾向于接受挑战,追求刺激有关,男性较女性有较强的竞争性、博彩意识、风险意识;另一方面,男性在购买决策权上较之女性更为独立,同时有着更为稳定的收入。调查中女性所占比例虽然较低,但不能由此断定女性不乐意接受福利彩票,女性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我国女性自我意识、社会及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发展女性彩民将是拓展我国福利彩票市场的重要一环。

2.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年龄构成。

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在23～30岁和31～40岁的福利彩票消费者居多,总比例为73.4%;41～50岁、51～60岁及61～90岁消费者的比例依次递减,分别为17.8%、7.2%、1.6%。分析原因,处在23～4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有稳定的收入,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购买能力,购买欲望和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强;22岁以下和50岁以上的人比例相对较少,2 2岁以下的人由于经济独立性较差,虽然消费观念与彩票契合度较高,但是消费能力有限;50岁以上的人消费态度、对于风险的态度都较为保守,喜欢遵循传统消费习惯,虽然有一定的资金供其投资,但用来购买彩票资金有限。可见,福利彩票的消费人群以具有稳定收入的中青年人为主。

在对福利彩票消费者收入与年龄的交互关系的调查研究中发现,23～30岁和31～40岁的消费者中只有2.86%和4.5 5%的人的收入在500元以下,大部分人具有一定的购买力。其中23～30岁消费者收入主要集中在1001～1500元,占到了43.6%,这与彩民收入的主要区间相吻合;31～40岁的福彩消费者收入分布均匀,显示了良好的购买力。

3.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文化程度。

调查显示,福利彩票消费者的学历以高中或中专最多,为35.2%;其次为大专和本科,依次为28.2%和21.9%;初中为11.3%,研究生以上或初中以下学历者所占比例总和仅为3.4%。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学历水平的群体占总调查人数的85.3%,购买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福利彩票消费者消费理性成分较高,有利于福利彩票的销售。

调查发现,学历高者收入相对较高。高中或中专学历水平的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收入有51.9%在1000元以上,大专学历水平的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收入有75%在1000元以上,大本学历水平的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收入有81.4%在1000元以上。高收入者一般为购彩属于娱乐消遣行为,对中奖的渴望值小,购买欲望较低;低学历者收入相对较低,购买力也较低;而中上学历人士既渴望中奖,又有一定收入,购买欲望和购买力较强,是主要的彩票购买人群。4

4.福利彩票消费者的职业特征。

在此次调查中,被调查者的职业分布范围较广,涉及各行各业。位居前两位的是工人、个体工商户,所占比例分别为19.9%和18.5%,是购买的主要群体;学生、知识分子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最低,仅为2.7%、2.3%和5.6%。分析原因,学生彩民较少的主要因素为一般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知识分子彩民的比例较少则主要是职业因素,理性消费占其日常消费的比重较大;而离退休人员的比例偏低可能与对福利彩票、特别是新型福利彩票不够熟悉,彩票宣传不够有关。可以看出,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消费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是密切相关的。

5.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收入状况。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收入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收入在1001～1500元之间的彩民的比例最大,为33.6%;排在第二的是801～1000元的彩民,所占比例为21.0%;排在第三的是501～800元的彩民,所占比例为12.2%。以上三种中低收入者所占比例达67.2%。购买福利彩票风险小、投资小、趣味性强,这可能是能够吸引中低收入者购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本次调查中,月收入500元以下和2000元以上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仅为6.1%和17.8%。低收入者购买力有限,购买的投入较少;高收入者生活殷实,不太指望凭借中大奖改变生活,购彩积极性稍差。总体来看,消费者会定期购买彩票,与他们的收入水平是分不开的,有收入来源才有能力购买福利彩票。

三、福利彩票消费者的购买心理研究

1.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购买动机与目的。

福利彩票的购买动机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彩票前的心理过程,是引起个体去购买彩票以满足个体需要的愿望或意念等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观因素,叫做购买彩票的动机”。它主要解决消费者“为什么要买福利彩票”和“究竟买什么样的福利彩票”的问题,从而决定人们购买福利彩票的行为。由此可见,它是推动彩民购彩行为的内部原动力。调查结果见表1。

目前我国福利彩票消费者购买彩票的目的和动机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综合型”目的,既包括献爱心、慈善性,又包括希望中奖和娱乐,所占比例为53.7%,排在首位;其次是为社会公益福利事业做贡献,为残疾弱势群体献爱心,为47.2%,处于第二位;第三是为了试试运气而购买福利彩票,占41.5%;第四位的是为了获取大奖,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为30.5%;休闲娱乐目的排第五位,为25.7%;另外其他的目的或动机占2.7%,比重很小。前三种目的是在此次调查中占的比重较大的三项,说明我国福利彩票消费者购买彩票的行为正在趋于成熟,不再单纯因为希望获大奖、一夜暴富而去购买彩票,综合性的提高说明了彩民对彩票的认识比以前更为深刻,目的动机更为理性。

目前,彩民较为普遍的想法是:希望能中奖,不能中奖也可以作为捐款为国家的慈善事业做贡献。这说明彩民的动机是多样的,而且是以物质性为主,以慈善、献爱心和消遣娱乐等精神性为辅共同构成福利彩票购买的综合性动机。在调查结果中,以获大奖为目的仍然占了不少的比例,这也是由彩票的本质和它的主要功能所决定的。希望通过参与博彩获得高额奖金,从而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这是福利彩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2. 福利彩票彩民的继续购买意愿。

在对福利彩票消费者继续购买意愿的调查中,主要调查彩民在收入增加后会不会增加彩票购买金额以及彩民没有中奖继续购买的原因。调查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显示收入增加彩民是否会增加购买金额,有7.4%的人持完全否定态度,40%的人持不一定态度,如有新的玩法或不同奖金设置的种类,可能会增加购买量的消费者,占8.8%,剩下的43.8%则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福彩的销售额也会相应的有所增加,福利彩票的发展仍具有良好的前景。

表3显示,虽然没有中奖但仍然期待中大奖而继续购买的消费者占44.5%的比例,而34.8%的人则主要希望通过购买福利彩票为慈善事业做贡献。只有20.7%的人,是抱着娱乐的目的。正是这些心理因素使然,使得广大消费者即使没有中奖也继续购买,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因为屡次购买却没有中奖或其他原因而放弃。

四、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我国福利彩票消费者的构成特征是:年龄在23～30岁和31～40岁的具有稳定的中低收入的中青年彩民为主,且男性居多;学历水平以高中或中专、大专为主;收入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收入在1001～1500元之间的彩民的比例最大;职业分布范围较广,其中工人、个体工商户所占比例较大。其中收入与学历和职业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福利彩票消费者的购买心理研究中,消费者的动机是多样的,但以物质性为主,以慈善、献爱心和消遣娱乐等精神性为辅共同构成福利彩票购买的综合性动机所占比例最大,多数彩民具有继续购买的意愿,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愿意提高购彩金额,主要原因还是出于希望中奖。

2. 我国福利彩票发展的对策建议。

消费者福利 篇2

降税大红包中不仅是消费者福利，其实也蕴含了改革良机。降低海外商品在国内销售的门槛，实则也是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国内相关企业在品牌上下工夫。

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扩大降税商品范围、调整大众消费品税收政策、增设口岸进境免税店、境外旅客购物通关和退税便利化等工作做出部署。降税、调税、免税、退税四个大红包齐发，既让消费者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也蕴含了补齐拉动内需的机制短板，优化国内消费环境的巨大机会。

近年来，国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人口基数和收入增长，已让中国消费者成为从大众消费品到国际奢侈品的最大消费人群。但是，许多消费者宁愿把钱花到国外，也不愿意在国内消费。有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境外购物的年支出已超过1万亿元。境内挣钱境外花钱，似乎成为一种消费常态，而境外花钱还不断制造出现象级热点来。此前是去香港代购奶粉、化妆品，近来是去日本抢购马桶盖、电饭锅。实际上，许多国人境外抢购的商品，与国内制造水平并不存在显著差别，甚至就是在国内制造。舍近求远，不仅大大增加了国人的消费成本，也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逆差国。去年，旅游逆差已升至1000亿美元以上。

引导国人在国内消费，同时引导国际游客在中国消费，已是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因为国人在境外的消费潮，限制了拉动内需的空间，还因为受汇率市场变化的影响，财富外流的趋势有可能规模化。自美元走强以来，中国也出现了资本外流情况，而欧元、日元等对美元的贬值幅度远远超过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欧元、日元便宜，进一步推动了国人赴欧日等国投资和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优化国内消费环境，与我们熟知的改善投资环境变得同等重要起来。

优化国内消费环境，让消费者享受到红利是第一位。以进口商品为例，不同商品关税从10%到60%以上不等，同时还要缴纳17%的增值税，部分奢侈品还要从价征收10%至40%不等的消费税关税，综合税率高得惊人。降低相关税负，拉平国人境内外消费的税收差别，既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尊重，也有利于把钱留在境内消费，在境内循环。

降税大红包中不仅是消费者福利，其实也蕴含了改革良机。比如，降税降到什么程度，对商品价格有什么影响，应该让消费者心中有数。而目前的价内含税机制可能会让消费者担心：是否会出现降税的同时植入其他收费项目，出现降税商品没降价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将各类消费税从商品价格中分离出来。

无疑，发出降税、免税等红包之后，国内相关企业会受到一定冲击。事实上国人之所以愿意境外消费，国内个别行业产品屡出丑闻难辞其咎。因此，降低海外商品在国内销售的门槛，实则也是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国内相关企业在品牌上下工夫。可以说，只有建立起本土品牌的公信力，国人愿意在国内消费购买国货，强大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才能真正转化为拉动内需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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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贫穷与福利理论的新进展 篇3

无论是在扶贫脱困领域，还是在启动消费这驾马车方面，迪顿的研究成果都能给我们以更多有益的启发和参考，为中国制定有效政策提供依据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揭晓，该奖项单独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教授，以表彰其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迪顿基于微观数据，从个人消费行为入手，通过深入研究收入、贫穷和福利等问题，为国家政策设计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关问题找到了重要支点。

迪顿获奖的背景及其主要贡献

为设计增进福利并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必须首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在基于微观数据的个人选择和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他的研究帮助和促进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发生转变。此次授奖旨在表彰迪顿在三个核心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迪顿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共同提出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用于分析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配；1990年，迪顿发现了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实际关系，即“迪顿悖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迪顿又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一，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分配支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度解释和准确预测实际消费模式，而且对评估相关政策和改革成效也十分关键。比如，消费税的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研究中，迪顿建立了“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lmost Idea Demand System， AIDS） 模型。这一模型灵活、简单，能够估算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对商品需求的影响。这一方法和之后的修缮版本已经成为现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的有效工具。

第二，社会的总收入是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的？在1990年前后的几篇论文中，迪顿注意到主流消费理论无法解释总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实际关系，而基于理论所推论出的居民根据个人收入调整对应消费的行为特征与总体数据所呈现的变化截然不同。这一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这表明，对个体数据的分析是解开总体数据之谜的关键。这推动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思想和方法的进步。

第三，如何深入研究贫穷和福利问题？在迪顿的研究中，他将贫穷、福利等问题量化，强调家庭消费水平数据的重要性，用以窥探经济发展背后的深层机理。迪顿致力于家庭调查研究，促进了发展经济学的转型，使其从基于总体数据的理论研究领域上升到基于个人详细数据的实证研究领域。

迪顿获奖理论的演进、内容及相关应用

迪顿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对家庭行为、经济发展以及健康和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偏重于利用微观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最初迪顿在关注消费者行为时，便提出了“迪顿—米尔鲍尔消费需求系统”以及著名的“迪顿悖论”。之后，迪顿又将计量经济研究模式扩展到收入和储蓄、贫穷、健康和福利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迪顿让以往难以挖掘和研究的个体数据走向实用，为研究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探索了新的方法。

1.近似理想需求系统。迪顿广为人知的学术成就之一是提出了“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这一模型由一系列的方程组成，用以表明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且，需求随商品价格、消费者收入和人口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靠、有用的需求系统能够适合数据中观察到的模式，并且与理性消费者理论兼容。这一系统模型能够简单、直观、准确地反映出各种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可以精细地分析消费者需求，从而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基本工具。这一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早在19世纪，就有许多研究人员使用参数化方程来表示该系统模型，较为著名的有恩格尔曲线等。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提出了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这一模型把居民家庭的消费行为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用以分析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取向以及收入变动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然而，LES的主要困难在于无法判断其假设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模型的计算结果也无从考究，因而未能在实际中得以广泛应用。之后，巴顿结合对数线性需求函数的微分形式，建立了鹿特丹模型（Rotterdam model）。这些模型大都用整体数据来表示某一个体（或家庭），来描述需求量、收入、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20世纪60至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现有需求系统的测试，发现这些系统并不能准确预测需求随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改变，而且也不符合有关理性消费者的推断。1974年，迪顿明确指出了现有需求系统的两大弊端：首先，即使所有人都是理性消费者，那么消费者的选择也应该是基于个体的，而不应该从整体层面来考虑；其次，已有的一些模型（如LES、Rotterdam model等）关于消费行为的假设约束条件过于严格，无法切实反映消费者的真实选择。基于此，迪顿试图建立一个能够表示真实需求系统的简单而有效有模型，这就是迪顿和米尔鲍尔在1980年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也称“迪顿-米尔鲍尔系统”（Deaton and Muellbauers System）。标志性著作为两人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

AIDS模型是在效用水平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求出消费者达到支出最小化的消费选择。这一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具有明显的优点：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等。显然，这一模型的灵活性和扩展潜力为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推动力。迪顿和米尔鲍尔在书中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endprint

差不多在同时，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的论文。2011年这篇论文还入选了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他们将这个需求系统模型应用于1954-1974年间英国支出模型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越来越富有的时候，伦敦居民的食品和住房的实际支出系数反而为负。这意味着收入投入到这些商品中的比例在下降。同时，他们还运用这一模型证明了显著的相对价格影响，尤其在交通和通信的支出上。

AIDS模型提出之后，也经历了一些拓展与改进。比如，将恩格尔系数纳入AIDS模型中，扩展为“二次型近似理想需求系统”（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QAIDS）。QAIDS模型极大地简化了估计过程，成为非线性的 AIDS 模型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步骤。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修正的LAIDS模型，对支出和价格弹性等的具体计算方法进行了拓展。总体上，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即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重要工具。这一模型及其改进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CPI测度、国家内部不平等和贫穷统计、国际间福利比较等；同时，这一模型还应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各种改革措施效果的判断。

2.跨期消费与“迪顿悖论”。AIDS系统描述了在某一特定时期，家庭内部如何分配各种消费品，其假设前提是这一阶段的家庭总支出已知。然而，现实中总支出往往是无法确定的，这取决于每个家庭的消费计划。跨期消费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迪顿发现此前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存在“失真”现象，即尽管收入突然发生改变，但消费却变化得非常缓慢，消费曲线比收入曲线更平稳。这就是著名的“迪顿悖论”。“迪顿悖论”的发现推动了宏观经济研究方法的进步，让研究者不再只习惯于依赖整体数据，而将对个人行为的研究也视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家关于跨期消费问题有两个著名的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和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 LC），其核心观点在于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根据这两个理论，人们认为消费变动小于收入变动趋势，消费由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决定。1978年，霍尔首次推导了理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如果持久收入假说是正确的，并且消费者有理性预期，那么消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动是不可预测的，并提出了随机游走（Random Walk）模型。

1990年前后，迪顿和他的同事们从永久收入假说测试中获得了大量重要信息。这些测试改变了理论和数据之间关联的基本看法。当时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基于“代表性消费者”，他们的消费会随着社会总计或平均收入而发生变化。基于这一假设，迪顿指出，永久收入假设表明消费的变化要大于收入变化。因为对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而言，某一意外的收入增加会使得之后几年收入也随之增加。理性消费者则应该在这些收入上涨之前就考虑其使用。然而，从实证数据来看，消费的变化要小于收入变化，对此，迪顿提出了对该理论的怀疑，即“迪顿悖论”。

20世纪80年代，迪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一问题。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代理模型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做简单化的研究，得出结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

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与约翰·坎贝尔合著，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平滑。

迪顿的研究表明，要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数据，就需要研究收入和消费的个体结构。因为在同一时间里，虽然一些人的收入会下跌而另一些人的收入会增加，总体上看并没有显著变化，但对于个体而言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迪顿认为，当研究个体数据时，标准的理论之外还有额外预测结果。例如，消费者个体的收入分配随着个人年龄的增加呈扇形分散状，扇形范围可以用来评估在多大程度上个人可以确保自身收入免受冲击。

迪顿在跨期消费和收入方面的研究对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具有持久的影响。从凯恩斯开始，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主要依赖于汇总数据，然而，在此之后即使是分析宏观层面的问题，学者们通常也先从个体层面开始，然后将个人行为进行加总后再进行整体经济学分析。可以说，迪顿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很好地联系在了一起。

3.基于家庭数据的贫穷、健康和福利问题。迪顿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和解释各种经济发展政策问题，从而使普林斯顿成为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基地之一。迪顿还一直强调建立家庭对于不同商品消费情况的数据集的重要性，进而促成了世界银行有关生活标准测度调查的设计（the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LSMS）。近几十年来，迪顿就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穷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时，首要的问题是消费数据的收集。迪顿认为，对于横截面数据的收集，而不仅仅是单个家庭的跟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与合作者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阐述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项成果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应用。迪顿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还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endprint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消费和支出数据来衡量贫穷程度。一般情况下，不同地区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当地价格，不同类型的商品或者同一商品的不同质量也都有所区别。迪顿探讨了如何利用单位价值量来构建本地市场价格问题，在这点上，他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贫穷通常的定义是在个体层面，而消费则是相对于家庭层面的整体数据而言。所以，以个体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研究问题对模型的结论会有显著的影响。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测量人均家庭总开支来表示个体福利，其中的假定当然是小孩和成年人的消费量是一样的。迪顿通过实践检验表明，更为合理的估计是一个小孩的费用约为一个成年人费用的30%-40%。而人均估计的指标将因此夸大贫穷家庭儿童的贫穷程度。

迪顿在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福利方面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指出，当前贫穷线的设定主要是基于国民统计数据，而正确的方法是使用不同居民户调查的家庭数据。迪顿还对贫穷线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评估，将贫穷用绝对贫穷线和相对贫穷线来度量，前者多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后者多被发达国家采用。

迪顿的研究中，经常巧妙地运用家庭数据来分析和解释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和卡路里摄入的关系、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程度等。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证据并不支持营养不良是由贫穷导致这一假设。在关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程度的研究中，迪顿则巧妙地提出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来间接估算女儿是否被赋予更少的资源。实证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无法找到任何系统性的差异，但在家庭面临不利条件时，则明显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况。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基于单个家庭详细数据的实证研究领域，迪顿的研究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动力。

简要评述

迪顿的研究领域涵盖极广，涉及收入与消费、贫穷与福利等许多方面。他的大量研究成果都有相同的理念：架设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桥梁，以及建立个人行为和总量经济结果之间的关联；从理解和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开始，转向研究人们的处境如何变好，再到对国家福利的研究。

迪顿的突出贡献首先体现在方法论上。迪顿关于健康、经济发展以及微观经济层面家庭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经济计量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对收入、消费、价格、健康以及贫穷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和比较，论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迪顿的研究方法不仅对传统的经济理论给予了计量证明，而且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同时，迪顿的研究对实际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迪顿通过对收入与消费、经济发展、贫穷等问题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实证性结论。这些结论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关乎自身利益的各种经济因素，如储蓄、消费价格、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幸福感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由于迪顿的这些结论都是基于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得到的，所以更有说服力、感染力和针对性。

另外，迪顿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微观细分研究，对于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仍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不足2300元人民币），而且附着经济增速放缓，仍然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担忧。如何准确度量贫困程度和解决贫穷人口问题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迪顿的研究成果或具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时，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受到内需不足、消费不振的困扰。所以，启动消费这驾马车就成为重中之重。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消费与收入的关联，进一步研究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准确细分消费、转型时期的消费行为有何特征等问题，为制定有效政策提供依据。在这些方面，相信迪顿的研究成果都能给我们更多有益的启发和参考。

消费者福利 篇4

所谓价格管制 (price control) , 简单来说, 就是政府对特定产业的竞争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价格的上限或下限进行规定的政策。本文只针对“最高限价”一种情况进行分析。

价格管制使产量低于市场均衡产量, 因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当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不同时, 价格管制将造成额外的净损失, 即使分配过程中不存在寻租行为。

一、消费者意愿价格相同时价格管制的传统经济学经典模型

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经典模型认为, 价格管制会使市场供应量减少, 从而带来社会福利净损失。

首先, 假设消费者之间是同质的, 即意愿支付价格完全相同, 而且在商品分配中不存在寻租行为, 那么, 此时价格管制的福利净损失就只限于产量小于均衡产量而带来的损失。

在图1中, 当不存在价格管制时, 需求与供给在E点达到均衡, 均衡价格为Pe, 均衡产量为Qe, 此时, 消费者剩余为图1中三角形PnPeE的面积, 生产者剩余为图1中三角形PeFE的面积。

政府实施价格管制后, 市场供应量减少, 如图1所示, 管制价格为Pc, Pc

二、消费者意愿价格不同时价格管制的额外福利损失

倘若消费者对该商品的意愿价格不同, 则无论资源是否随机分配, 价格管制都会带来以上分析结果之外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陈杰 (2008) 认为, 在对于限价商品的分配上主要存在两种配给方式, 即寻租型配给机制和随机型配给机制。

当资源分配中存在寻租行为时, 通过寻租方式竞争限价商品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另一重损耗。此时, 消费者剩余的一部分被用于寻租, 以获得该商品, 不仅生产者的福利受损, 消费者的福利同样受到损害。由于这方面研究较多, 在此不作详细叙述。

下面主要分析当不存在寻租行为时, 即资源随机分配情况下, 价格管制带来的额外福利损失。

Glaeser和Luttmer (2003) 的研究表明, 市场对有限的产量进行随机分配, 就必然导致部分对该商品的意愿价格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消费者获得该商品, 而使对该商品边际效用很大且愿意对商品出高价的消费者没有获得商品, 这就造成了商品资源配置上的失误, 因而导致了额外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当不存在价格管制时, 市场供应量为均衡水平, 这时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的差异不会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在图2中, 均衡点为E, 得到该商品的消费者对该商品的意愿价格最高为Pn, 最低为Pe, 出价低于Pe的消费者不会获得该商品。此时, 与一级价格歧视类似, 消费者剩余减少的部分并不变成福利损失, 而是转移给了生产者。因此, 在不存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 即使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不同, 从整个社会来看, 也不存在福利损失。

现在政府实施价格管制并对有限的商品进行随机分配, 如图2所示。前面已经叙述了在消费者同质的情况下, 价格管制带来的社会福利净损失为三角形ACE, 在消费者异质的情况下, 由供给减少所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同样是这部分的面积。

但是, 由于管制价格低于均衡价格, 另一群原本对该商品毫无兴趣的消费者也被吸引进入市场, 这些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均低于原来的市场均衡水平。在商品的随机分配的过程中, 由于信息不完全并且不存在一种完美的区分机制, 这些消费者与迫切需要这种商品的人, 即愿意对该商品出高价的消费者, 享有同等的获得该商品的机会。

如图2所示, 政府实施价格管制后对该商品意愿支付价格低于Pe的消费者被吸引进入市场, 该商品在意愿价格最高为Pn、最低为Pc的消费者之间进行随机分配。此时, 由于消费者是异质的, 实际意愿支付价格为所有的到该限价商品的消费者意愿价格的加权平均数, 设这个值为Pμ。Pμ为Pc到Pn之间的某个数值。当每个意愿支付价格水平上的消费者的消费量都相等时, 这个数值为

在图2中, 生产者剩余为图中三角形PcCF的面积, 消费者剩余为矩形PμICPc的面积, 其中, 矩形PeBCPc为由生产者转嫁给消费者的剩余部分, 而整个梯形PnAIPμ的面积都是由于商品资源的错误分配而导致的损失, 即:并不十分需要该商品的消费者获得该商品, 从而迫切需要该商品的消费者没有得到该商品, 因而造成额外的社会福利损失。

三、总结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价格管制的福利损失问题上不断取得新进展。陈杰、张兴瑞 (2008) 对近年来价格管制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价格管制不仅会在生产环节上造成福利损失, 在分配过程中会因为寻租行为, 更会因为没有让最需要商品的人、对商品边际效用最大的人得到该商品而造成‘第二重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 价格管制带来的福利净损失不仅限于生产, 在配置中也造成额外的福利损失。即使在商品资源分配中不存在寻租行为, 也会由于消费者意愿价格不同而带来额外的福利损失, 即:价格管制会使一部分对于是否能得到该商品并不十分在意的消费者获得该商品, 而使一部分迫切需要该商品的消费者没有得到该商品, 从而造成额外的损失。

因此,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有关价格管制的政策时, 应将如何快速有效地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同政策所带来的长期效应结合起来分析, 仔细斟酌, 谨慎决策。

参考文献

[1]Glaeser E.L., Luttmer E.F.P.“The misallocation of housing under rent control”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93, Num-ber4, 1September2003, (20) :1027-1046.

[2]陈杰.限价房的双重福利损失[N].中国房地产报, 2007-04-16.

消费者福利 篇5

2015年10月12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学会前任主席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迪顿于1945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虽然他的父亲在年轻时未能接受好的教育，但后来通过夜校学习成为一名工程师。按迪顿自己的说法：“当时的学校系统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矿井培养工人。”当时，家里每代人中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到高中。迪顿的父母认为，虽然他们自己没钱支付学费，但还是要让迪顿获得好的教育。迪顿1974年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198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并在那里一直工作至今。

迪顿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而诺贝尔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是他在消费问题上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被认为是迪顿得以获奖的三项成就。第一，需求系统，即建立定量模型，用来分析家庭在不同消费品上的预算决策。第二，在较长一段时期，总消费量是如何决定的。第三，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家庭调查，以了解并研究当地的贫困问题。

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统

需求系统是指用来判断单个家庭如何在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间分配其消费预算的一组方程式。为了预测价格、征税、收入变化对于个人福利和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就非常需要一个可靠的需求系统。有了需求系统，就可以回答诸如以下一些问题：食品减税对于提高穷人生活质量和减少营养不良有效吗？对食糖征税能减少居民体重超重，并有利于居民整体健康状况吗？如果出口需求增长导致大米价格上涨，那么它对福利的影响会怎样？

需求系统借助详尽的消费数据来估算完成，但却被用于预测“样本外”的对象。为了让这样的预测具有可信度，就必须先理解家庭是如何进行消费决策的。因此，仅仅是统计模型是不够的。相反，需求系统必须同时基于理论和经验来建构。理论建构是基于“消费者理性”的概念，即在给定经济资源、需求和可选项的条件下，每个家庭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最优结果。这种理性可以以数学方式呈现为一种相互关联的方程式，并被组合成一个消费系统。对于跨方程的参数约束，这方面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如果家庭获得足够的额外收入能抵消涨价引发的福利下降，那么牛奶价格上涨对于大米消费的影响，或者大米价格上涨对于牛奶消费的影响，这二者的效果应该是相同的。这样的一种约束，也被称为需求补偿的对称性，可以用收入、价格和消费的相关数据来加以检验。

当然，迪顿并非第一个研究需求系统，并意识到消费者理性会形成约束的研究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时恩格尔的著作。但是，迪顿在1974年的研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对当时的需求系统进行数据检验时，模型结果与消费者理性的假设不能吻合。因此，这些模型变得不可信，当时也不知道如何修正模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迪顿和他的同事米尔鲍尔在1980年提出名为“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统”理论。这一系统被证明很管用，对于单个家庭的消费行为能够进行连贯而可信的预测。而且，这一系统适应性也很强，修订完善起来也很方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系统“结构简约，普遍适用，与理论意志相匹配，因此可以作为继续推进研究的平台”。结果，在35年之后，这一系统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开展消费预估研究的基石，也得到了不同方式的完善修订。

长期消费行为

就理解长期过程中的消费决策而言，一般是采用商业景气循环的分析。在20世纪30年代，当凯恩斯研究消费支出的演变时，他假定人们会将当期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用于消费。从50、60年代开始，总消费分析变得更加符合现实，特别是在1976年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收入假说，以及1985年莫迪利亚尼提出生命周期模型之后。以上这些理论使得如下经验发现获得解释——储蓄率容易短期波动，但并不随收入趋势而变化。同样，这些理论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样本群体的截面数据中，储蓄会伴随收入增长。这些新理论对此的解释是：人们会把临时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存起来，以平滑长期消费。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是，这些模型与数据匹配得很好。而且，这些模型在宏观经济学文献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即便这些模型是基于个体选择来构建的，对它们的经验性检验，却是通过研究有关消费和收入的总体数据来完成的。

但是，迪顿在1987年，以及在1989年与坎贝尔合写的两篇文献中，对总消费领域内理论和数据的匹配性提出了挑战。他们对于匹配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并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宏观经济学。要理解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的不匹配，关键在于明白一点——在长期，总收入增长与工龄增加是正相关的。如果在某个季度，总收入获得了意料之外的高增长，那么通常，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消费增长率就都会比正常值偏高。

比如说一个普通消费者，他的收入水平恰好达到所处社会的平均值。如果他发现当期收入增长高出预期，那么他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就也会上调。而且，他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的平均值，会高于当期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样，他在消费方面的增加幅度也会大于其收入增长的幅度。由此可引申出：消费增长率的波动会比收入增长更剧烈，前者可能是后者的两倍。但是，这一推论却与实际数据大相径庭。在实际情况中，消费的变动要小于收入。这就引发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也被称为“迪顿悖论”。

迪顿不仅发现了这一理论和数据之间的不匹配，还提出了解决方法。迪顿提出，相比总体，个体收入会更不一致，即在收入突然增长之后，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收入回归常态。然而，当个体数据被加总时，不同个体收入的变化就不甚明显，因此也就无法体现在总体收入数据中。因此，应该采用现实中个体的收入数据，以及像借贷约束等限制性因素，来预测个体的消费。当完成这个后，再加总去找到总体消费数据。通过这项工作，迪顿表明理论和数据之间看上去的不匹配是可以被解决的，而并不用推翻永久收入理论的基本观点。这一发现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现在，这门学科不仅仅是研究总体变量的特征，也研究单个经济主体之间的总平衡分布。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活跃。由于缺乏数据，几乎不可能套用各种理论，甚至无法清晰描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状况。现今，情况已经大有改观，发展经济学已经是最为活跃和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迪顿的研究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迪顿的一项核心贡献在于，他推动了家庭调查项目的建立。通过其研究，他为世界银行提出了新的议程，并形成“生活水平测量研究”项目。这项研究专注于人们消费什么，以及是如何消费的。当然，也要测量收入。但是就贫困群体而言，收入数据比消费数据的启发性要小。这是因为相比富人群体，市场性工作对他们的影响更小。就穷人而言，很重要的一部分消费——虽然比例不同——是源于正式市场工作之外的所得。

研究穷人群体的消费，其关键目的在于理解贫困的机制。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应对贫困的有效方法就无法被设计出来。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很多困难的问题都被提出来。比如说，应该如何考虑家庭规模？质量方面的差异应该如何解释？如何构建一个合理、可测量的生活成本指数，以实现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间的福利比较？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迪顿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他也许认为，确定的答案永远不会存在。但是，他最早在发展中国家倡导利用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他还表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生活标准和贫困的测量。微观经济分析已经成为当代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基石，而迪顿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我们对不同时空领域贫困比较问题的理解受益于他的研究，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迪顿从事过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有着相同的主题，那就是理论和数据之间的互动关系。迪顿坚持二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相互统一；而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则必须是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如果最终目标是理解总体的话。很少有学者同时利用了如此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消费以及人类福祉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