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贸易

2024-06-02

版权贸易（精选十篇）

版权贸易篇1

关键词：版权产业,版权贸易,建议

版权贸易隶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 是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版权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进步都有着不小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 中国的版权贸易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但由于历史、经济技术等多方面原因, 我国的版权贸易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版权产业也处于落后的地位, 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 使得网络版权的保护工作日益急迫。版权贸易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版权贸易既可以把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介绍到国内, 又可以把优秀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 深入而系统地分析我国当前版权贸易和版权产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适合我国对外版权贸易发展的策略, 对于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版权产业和版权贸易业的发展现状

版权产业指的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消费之上的产业形态, 覆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工艺美术、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多个产业领域。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 我国的版权产业有着可喜的发展, 根据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1年我国版权产业的总产值为当年GDP的6.67%, 版权产业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

版权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版权贸易的发展。版权贸易是指著作权人通过许可、转让等方式将其对作品拥有的部分或全部经济权利授权给使用者, 从而让使用者获得某作品版权或其使用权的经济行为。版权贸易是一种无形财产的贸易, 包括版权引进和版权输出两个方面, 版权贸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讲版权贸易是泛指所有的版权的许可或转让行为, 不管版权的使用者和著作权人是否属于同一地域或国籍, 狭义上所说的版权贸易是指版权的使用者和著作权人隶属于不同的地域或国籍, 版权跨越了国界, 通常所指的版权贸易指的是狭义上的版权贸易, 指的是不同国家所进行的版权交易。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报告显示, 当前我国引进和输出的规模都在扩大, 但版权贸易处于逆差之中, 且版权贸易逆差在不断缩小, 如2013年全国共引进版权18167种, 输出版权10401种, 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为1∶1.7, 2014年全国引进版权16695种, 输出版权10293种, 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提高到了1∶1.6。中国的版权贸易起步较晚, 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 北京、上海以及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贸易版权比较活跃, 内陆地区的版权贸易尚处于起步阶段, 贸易量较小, 根据数据显示, 2011年北京引进版权7919种, 占版权引进总量的53.8%, 上海引进版权1260种, 占版权引进总量的10%, 引进版权最多的5个地区是北京、上海、江苏、吉林、浙江;从版权输出的情况来看, 北京输出版权3096种, 占版权输出总量的43%, 上海输出版权1506种, 占版权输出总量的21%, 输出版权最多的5个地区是北京、上海、安徽、湖北、江苏。新疆、内蒙等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高, 版权贸易量很小。随着因特网的大面积普及与应用, 网络出版物的版权贸易数量逐渐增大, 数字出版物出口势头强劲, 2012年, 全国累计出口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26.15万盒 (张) 、2191.50万美元, 众多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进入海外市场, 2014年的出口额达到了30.76亿美元, 同比增长69.02%。

2 版权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版权意识淡薄

在发展版权产业的过程中, 企业和个人在观念上的版权意识还比较薄弱, 维权意识和能力较差, 并且, 人们尚未普遍认同版权产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各类侵权盗版活动仍十分猖獗, 严重影响了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

2.2 版权法规尚不健全

尽管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涉及版权的法律法规, 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法律过于抽象、粗糙, 内容较为笼统, 操作性不强, 导致我国盗版现象依旧猖獗, 屡禁不止, 严重扰乱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

2.3 版权产业发展不平衡

当前中国版权企业主要采取的模式是针对海外市场上出版领域的版权输出, 并且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 虽然贸易总数在逐年增长, 逆差的形势有所好转, 但在版权进出口贸易中处于守势的状况仍会长期存在。

3 版权产业与版权贸易健康发展的建议

3.1 不断完善版权立法和执法

我国要吸收和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版权产业和版权贸易的经验, 密切跟踪和关注国外对版权保护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增强国际化的意识,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 对我国的版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进行适时的修改, 从而为版权贸易活动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要进一步健全版权执法体系, 开展专题培训班, 强化执法人员的版权保护意识, 对各类侵权盗版特别是严重的侵权盗版行为, 加大处罚力度, 积极营造版权产业发展的环境, 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与发展的体制机制, 着力构建多方参与、资源共享、运转高效的现代版权治理体系, 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与发展的空间布局, 依托重点文化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 大力发展新闻传媒、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视听、数字出版、网络内容、相关软件业等核心版权产业。

3.2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版权产业和版权贸易的发展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版权贸易的支持力度, 鼓励和支持国有、民营等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文化贸易业务, 并享有同等待遇,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文化行业, 不断完善文化产业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 构筑文化金融的高地, 培育文化企业创业创新发展的沃土, 实施龙头带动工程, 以大型骨干文化企业为龙头, 促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联合重组和资源整合, 培育一批综合实力强、发展后劲足、竞争优势明显的文化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 搭建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推动建设高质量的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信息库, 促进知识产权系统集成、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3.3 加强版权保护, 培育国内版权市场, 开拓国际版权贸易

版权产业的良性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 需要政府、社会及个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政府要营造氛围, 培育社会公众的版权意识, 以“4·23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等与版权保护相关的节日为契机, 运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 推出企业版权保护、版权贸易的成功案例, 开设版权保护专题讨论等形式, 通过这些举措提升社会公众的版权意识。

版权贸易的健康发展需要文化企业了解版权输出国家, 了解版权输出国家的市场, 为此, 文化企业要对国际贸易版权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能进行系统化的培训, 就政策法规和实战经验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讲解, 通过理论和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式, 提高从业人员的实际操作技能, 进一步提高出版物的海外推广工作。文化企业要充分利用数字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实现文化交流与贸易市场的有机融合, 进而为国内文化市场走出去做好充分的市场准备。

4 结语

版权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外版权贸易的发展不仅可以带来无形的社会效益, 还潜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此, 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市场上的竞争, 强化市场观念, 不断完善版权立法和执法程序, 提高我国版权贸易的出口份额, 促进我国版权贸易的良性发展, 将发展版权经济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张建英.浅论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J].中国商贸, 2012 (3) .

[2]陈永清, 黄嘉涛.我国图书版权贸易运行现状及应对策略[J].商业时代, 2010 (11) .

版权贸易浅论篇2

课程：版权与版权贸易

授课老师：金鑫

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年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11级学号：100212011006

姓名：高园

版权贸易浅论

高园①

【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版权贸易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本文将从文化软实力，文化输出的角度来探讨版权贸易，并从市场的角度来解决文化差异上的问题，从而提高版权贸易的效率和精准性。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文化输出市场

一、版权贸易——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各国都纷纷制定了文化战略。比如美国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就是向全世界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念。韩国推行“文化立国”的政策，在中国十八大上也提出了文化强国的相关内容。由此，在各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文化霸权的情况出现。比如美国对世界以“三片”②的输入来塑造自己的文化霸权。因此，各国也意识到本土文化的输出将是未来文化领域争夺战的必然趋势。我个人认为其实文化输出实际上是一种和平状态下的“战争”，是各个国家之间文化软实力的比拼。版权贸易是文化输出战略的重要途径，是打造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认识与发展属于后起勃发，随着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不断增加文化软实力也逐渐呈现崛起的状态。版权输出在近年来不仅在量上有所增加，并且与国外的版权贸易逆差有所减小。举个例子，比如国家十分重视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从2006年开始扭转了之前的贸易逆差，输出的版权数量开始大于引进的版权数量，并且呈逐年增长之势。经过26年的不断发展，到2013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所取得的版权引进数量已达1576项，而输出的数量则是2091项，引进与输出比大约在1:1.33，目前北京国际书展与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美国BEA书展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书展。尽管受之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总的经济处于一个相对疲软的状态，但是版权贸易不减反增，确实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也说明了我国在文化输出，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上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

①

② 高园，女，（1992——）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2011级注：“三片”分别指好莱坞大片，薯片，芯片。

二、解决文化差异——以市场为导向的版权输出

版权贸易是一种知识产权之间的交易，是把文化产品当做商品来卖。因此，从经济属性上讲，版权是一种普通的商品。但是毕竟版权产业作为一种以“内容为王”的产业，其作为商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内容，版权贸易是把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内容以经济的行为进行交换。然而内容的生产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域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由此会存在一定的文化代沟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版权贸易的难度。然而版权贸易要想取得发展，文化之间“水土不服”的情况必须克服。

首先，版权贸易作为一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行为，需求与供给的一般市场规律在其身上依然可以适用。因此，在进行版权贸易的时候，不论是版权引进，还是版权输出首先要考虑的是市场需要。比如在2012年世界末日谣言四起的时候，这方面的书籍便被抢购一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些通俗易懂的经济学图书便销售的很火。再如近两年来一些通俗心理学也十分畅销，例如《FBI读心术》《色彩心理学》等。因此在版权引进的时候也应该紧跟市场潮流，关注人们热衷什么，关心什么。而在版权输出的时候也要对输出的国家的文化背景，文化心理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关注他们国家的国民关注什么，需要什么，由此而制定相应的版权输出策略，进行针对性的版权输出工作，而不是一股脑的主观强加给他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相对容易接受的文化产品。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人们对中国的上下五千年文明成果感兴趣。如果按照文化相似度来分析版权贸易，显然我国与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进行版权贸易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同时文化的相似度使得彼此之间更容易达成图书贸易协议。比如从中国多年来国家支持力度最大，发展较好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看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发现其中比较大的一部分图书内容都是集中在中国古代时的文明成果，比如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学，建筑，历史地理等。这类版权的输出在我国版权贸易上属于优势产品，已经具备很好的品牌和影响力了。然而对于工业化现代化较早，经济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进行版权贸易的主要内容则在科学技术上占多数。欧美人对于中国的现代文明成果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感兴趣，同时欧美人喜欢的书中有故事情节类的更畅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文化成果创作以及版权输出显然是还不够成熟的。目前在国内，不论是

文化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大众文化层面的交流显然是文化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动力。而在版权输出层面上也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比如在中国青少年中很受追捧的言情作家明晓溪的许多书就被引进到了越南，在中国的畅销书《狼图腾》也被翻译到了国外。由这些成功的输出的图书题材可以看出，输出的文化产品应该是跨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限制，能引起人类共鸣的一些内容。比如《哈利波特》在全世界的热销最大的原因我认为是故事的曲折性，魔幻性，而这正好符合了人们共有的好奇心，其次则是出版社所做的一些创意性的营销工作。因此，版权贸易成功的必要条件是能够敏锐的捕捉进行贸易国的市场需求，从而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同时所进行交易的版权内容能够传播一种普世的价值，易于被外国的读者理解和接受，从而获得好的口碑。

参考资料：

不只是版权贸易篇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刘光宇

施普林格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编辑李琰

主持人：大家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的出版合作一直在积极展开，从零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版权贸易等方式，引进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在开放过程中，也将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出版物推出国门，宣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一直是国际出版合作的主题。

在国际化背景下，除了版权贸易，出版合作有了更多的形式与可能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先后以合资、独资和收购的方式进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培生、剑桥等优秀的国外出版社也逐渐注重和打入中国出版市场。更有中外出版企业进行项目出版合作，共同创作。一些重要的国际书展也是扩大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好机会，如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伦敦国际书展等，众多参展商齐聚一堂，了解他人、展现自我。国际化和出版合作还会更加深入。

本期沙龙，我们邀请产学研界专家共同探讨和总结：“国际化背景下”的出版产业正经历着哪些新的动向，分享她们对于国际合作的看法。首先有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章思英！

章思英：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外研社国际合作历程，虽然比较简短，但还是比较成功的。外研社成立于1979年，经过30多年发展，目前我们每年出版5000多种产品、1000多种新品，其中50%都是与国际合作相关的，这些产品有的是引进的，有的是合作出版。

截至2012年10月底，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已经有391家公司，这些公司一直与我们有合作关系，并且是活跃的合作关系。最开始是把他们的版权引进过来，并且在中国出版。如朗文公司的《新概念英语》，还有《走遍美国》。我们一直维护这些产品，并通过不断更新，扩大产品线，所以这些产品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中国学习英语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潮流，我们的很多产品在2001年之前已经成名了。从2004年开始，我们也在进行版权输出，最近输出的是《突围》——前任副总理李岚清讲改革开放初期时面临的挑战、高层决策的过程和他们的决策背景，牛津非常看好引进了英文版权；另一个是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输出厉以宁先生的作品《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除了纸质图书还有数字输出，像我们拥有版权的《汉英辞典》，输出到美国一家技术公司，并且做成了APP产品。规模比较大的输出产品是《汉语900句》，这是对海外汉语初学者开发的产品，到目前已经有接近20个语种，现在还在不断地增加。

还有和麦克米伦公司共同开发的《走遍中国》，是针对海外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我们把版权卖给他们，然后共同策划编辑，是双方深度合作的一个产品。

我们和李琰老师公司合作的《中华学术文库》，领域已经超过语言学习类，是人文社科领域比较新的产品，现在已经出版了四个作品。

另一个是跟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合作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4年由外研社出版，这个书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里面有些图标有3D标志，你用手机下载一个苹果应用AR，打开软件，对着书中的图，它自己就动起来。今年我们在国际书展上看了效果，还是挺好玩的。

我们在推荐产品和“走出去”的同时，也把中国学者推向世界舞台。在2012年伦敦书展上，我们组织一场论坛活动，请厉以宁先生和英国一位经济学家对话，当时现场效果非常好。

外研社的国际合作原则是机会开放、互惠双赢，职业化操作规程，讲求良好信誉。我们讲的是国际合作，事实上现在也特别重视和国内同行进行合作。我们蔡社长经常讲的一句话，“没有竞争者，只有合作者”，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更多地与国内同行进行合作。

主持人：非常感谢章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部刘光宇主任。刘老师是非常资深的版权经理人，其实版权经理这样的职业在国内的人群并不多，是小众的。如果把国营、民营各种行业的都算上也只有近千人。所以这么小众的人数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下面请刘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刘光宇：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和大家交流，我也觉得很忐忑，我的优势就是我接触版权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人大的平台比较好。“胸怀天下，服务中华”，这是人大社国际部的定位，也我个人的定位——就是要放眼全天下，脚踏实地地服务好小到部门、出版社，大到国内出版行业。

人大社版权引入的一个思路或近路，就是先和资源比较丰厚的国外出版公司合作，因为人大社的出版地位，这些社也把人文社科类的选题，一般先给人大社优选权，特别是教材方面，这样我们就拿到不少好书。《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已经有上百个品种，现在还卖得非常好。很多不断更新版本的书，都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

以《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两个译丛为开端，又陆续出版多个译丛，如《当代汉译学术名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丛书》《毛泽东研究译丛》等，在业界都形成品牌，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除优质教材和学术著作外，我们还尝试拓宽我们的学科领域和合作对象，人大社无论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还是营销渠道，都是比较擅长做教材的，其次是学术著作，大众类的书跟我们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是不能比的，但是我们也试图以合作模式来弥补不足，就是跟一些中小型图书策划室或公司合作，出了一批大众类精品图书，如《毛泽东传》销量已经达几十万。现在大概有200多个丛书系列，单品加起来在销的有2400多种，2012年11月至今的印制码洋是1.6亿多人民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人大版权输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的版权贸易主要合作对象就是台湾地区。一直到2005年前后，基本都是自然发展的状态，没有主动推版权。2006年前后，那时开始有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提法，而且有相应配套设施，人大社从2006年开始不断摸索，形成现在以人文社科、高端学术图书输出的版权输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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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社版权输出特色，一是权威学者和权威著作的版权输出，在版权推荐时我们发现非常吸引外方注意。比如戴逸先生的《简明清史》和程思危的《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丛书。

二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图书的输出与合作，做这些书基本是为了社会效益。领导人图书《李瑞环》算是第一本，在国内销量非常好，所以版权输出时更多注重社会效益。这些书基本都是和培生合作，出版了英文版还有俄文版等。

三是以英语版本为基础的多语种开发。主要是韩文、日文、土耳其文、波兰文，还有其他几个语种。这些基本都是先有英文版，有了英文版之后其他小语种相对好推，这些年也慢慢做成规模。

四是量质并重的合作伙伴架构。做版权输出的同行可能感觉到压力，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我们达到一定的量，而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有些是要做品牌，要出精品的，所以目前基本是量质并重的架构。《清代历史图录》专门是走图书馆的，这个书输出了几年，到现在每年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版税。这些基本是和培生合作的，合作伙伴，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但是还有一些做得特别好，比如香港的天窗，大家知道英文翻译质量非常好，图书也很精美，所以有一些书交给他们做特别放心。他们的量不见得出太多，但是每出一本都是能拿得出手的。

五是以重点合作伙伴为核心的联合选题开发与深度合作。比如《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等，我们找这一类主题的书，试图把它们拿过来，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入合作。这些书籍基本都是从选题策划阶段就想好了一定要“走出去”的图书，或者是为了“走出去”而策划的图书，在国内市场销量基本没有考虑。

下面谈谈版权与国际合作工作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自我评价。从最开始输出的时候，我个人有一点妄自菲薄心态，觉得中国各方面都很落后，觉得没有什么能拿出去和人分享，尤其人大社引进的都是好东西，都是很有市场的，觉得输出很难做。但是这些年被迫也好，还是不得不做也好，走过来之后发现应该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像“你恨它也罢，爱它也罢，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我们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就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就是无论别人对它的评价怎样，我们他们都要研究中国，这就是我们工作有可为的出发点。

第二，定位。人大社对版权输出非常重视，把这个当做任务考核，我们社完全是市场化的。社领导不干预选题，编辑会考核这本书卖的效益怎么样，单笔的效益怎么样，而在输出方面则有上层的主导和推动。在这种情况下两点特别重要，一是社领导是否支持，会直接影响到出版社版权输出的效果，有时候我们也和同行聊，有时候我们也羡慕有的社领导不太要求，能做就做，我们就是领导太支持了，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只要你能做好，各种资源在社内都是畅通无阻的，这也是人大社能有今天成绩很重要的前提。

版权输出还需要政府各方面资源的支持，如果社领导支持就会跟有关部门争取更多资源，他们出面和不出面最后的效果是不同的。至少对于人大社来说是如此。因为我们社不像外研社和北语社基本是天然产品，有一些优势，我们社科类的著作是比较难翻译的，我们基本是要依靠别的部门协助才能沟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很多资源。

第三，人才和队伍。刚才侯慧主任也说版权经理人定位的问题，我们在部门招人时，要求能“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条件非常高。我们从定位来说还是行政和服务支持部门。我们的团队还是比较强的，每个人都有优缺点，但结合在一起还是能打硬仗的一支队伍。

我们社的想法从“走出来”到“走进去”，但现在还是版权合作、版权输出的形式比较多，下一步已经提上日程的是能够本土化和更加市场化，将来离开行政支持的“拐棍”后能够良性发展，这是我们下一步目标。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光宇老师，其实无论是外研社还是人大社，在国内出版社这个圈子里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有教训也有经验。对中国出版社而言，其实我们的“引进来”对国外出版社来说就是“走出去”。接下来有请施普林格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知名编辑李琰和大家一起分享国际合作公司的那些事情。

李琰：谢谢大家。施普林格是一个跨国出版公司，从1864年在德国发家的一个家族医学出版机构，逐渐演化到现在成为一个全球50多个办公室，超过5000个员工的大型跨国出版机构，现在出版的期刊有2200多种，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每年出版图书接近2000多种。施普林格在跨国出版机构中算是比较早的。我们北京代表处2004年设立，那时只有自然科学和医学编辑任务，人文科学和数学编辑任务是从2011年开始的，到现在我们已经为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出版了几十种期刊，两三百种图书。

另外一部分工作是和国内出版社进行合作出版，我接手的最重要一个项目是和外研社合作出版的《中华学术文库》，签署合同接近30种，已经出版四种图书，所以发展还是很快的。

今天讨论的题目不仅是版权贸易，所以我想谈谈正在国际出版领域新兴的一种出版模式，叫开放获取。开放获取的概念在最大程度上挑战了版权的界线和有版权保护下的出版交流方式。

开放获取出版主要是使期刊的文章以永久免费的形式在网上发表出来。开放获取期刊运行模式和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是完全一样的，每篇文章的出版和接受都要经过严格的同行匿名评议程序。唯一不同的是，开放获取期刊收费是在出版之前的环节就完成了，任何人不需要买书，或者不需要订阅杂志就可以免费、永久地看到出版内容。

开放获取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以使科学研究内容和知识，得到最广泛和最不受限制的传播。开放获取期刊的实践到现在不足20年时间，已经有很多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资助机构，要求他们资助下的研究成果一定要通过开放获取的形式出版。

开放获取期刊目录是一个跨国非营利性活动，每年收入全世界新开的开放获取期刊数量。DOA已经收入将近7000种开放获取期刊条款，其中21%已经是ISI收入非常高品质的科学期刊。更多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也越来越支持开放获取的概念。

从2005年DOA开始统计全世界获取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到2011年底，增长趋势非常明显的。

美国、英国、印度是OA期刊最大来源和市场，中国这些年数据不太高，2001年有18本，2012年只有1本，其实在中国开始的开放获取期刊也是每年不断增加的，包括和我们合作的OA期刊每年有10本新刊左右。

这是从研究资助角度来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资助机构要求他们支持的研究学者和他们的出版物都是要经过OA方式开放，也是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最关键问题是由谁来付出版费用。在全球出版的OA期刊付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研究者个人自己支付的，或者是通过其他私人途径支付的，所以整个OA市场是由研究和出版经费支持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SOAP-2011年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是全世界仅次于韩国第二大有出版经费支持的国家，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将是OA期刊最主要的市场之一。

Springer在全国也算是开放获取期刊的领先尝试者。总量来看，传统的订阅模式期刊仍然占大多数，OA期刊分作者付费和机构支持两种情况，现在两者加起来只有10%份额，从2001年不到20种，到2013年8月份，已达145种期刊。

当然现在开放获取期刊市场很乱，有很多非常小的独立出版机构，随便想一个名目就可以开一个OA期刊。无论是OA的还是非OA期刊，最终评定标准是影响因子，虽然影响因子指标本身有很多局限，但是大家公认为是评价质量最好的指标。在影响因子最高的8个OA期刊出版机构中， Springer遥遥领先，有176种带有影响因子的期刊，其他的几个主要是欧美比较有传统的科学出版社。

现在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有非常高质量的OA期刊出版，每年都有大量文章发表，开放获取形式在期刊领域已经有市场接受共识了，下一步尝试是要把开放获取形式引入图书出版。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琰老师特别专业，也特别精彩的分享。今天的沙龙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出席！

图书版权贸易产业因素篇4

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起步较晚, 直到1992年10月, 我国正式成为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后, 图书版权贸易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近年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很快, 2000年我国通过出版社进行的图书版权贸易共计8081种, 2009年则达16017种, 增长了近2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图书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最大障碍。

近几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特点

1. 逆差严重持续时间长。

据相关的统计,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从1993年起至今一直为逆差。近10年逆差还在不断增加。2000-2009年我国通过出版社进行的图书版权贸易共计123972种, 其中引进版权69216种, 输出版权8197种, 逆差为61019种。其中2000年逆差为6705种, 2009年逆差为9811种。其中2008年逆差最大达13336种。

2. 贸易差额持续增长。

由于统计的原因, 贸易差额无法做准确的统计, 但是可以肯定,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逆差金额超过品种数量。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聂振宁曾经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说的10:1, 是按图书品种计算的, 如果按实际的经营额计算, 这个数字会远远大于10:1, 因为我们引进的图书基本上都是畅销书, 版税的利润相当可观, 而输出的图书则很少有畅销书, 大多是适销书, 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可想而知。”

3.逆差国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无论引进还是输出都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但是我国全面处于贸易逆差。其中以对美国、英国、日本三国的逆差最大。以2009年的统计为例, 逆差分别达到:4266种、1627种和1160种。

造成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的产业因素

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逆差并不是因为资源方面存量不足, 而是因为在全球历史文化资源这一大平台下, 未将中国的图书版权资源转化为图书版权产业的实力。根据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的竞争力强弱, 取决于五个因素: (1) 要素条件, (2) 相关产业与支撑性产业, (3) 国内需求, (4) 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 (5) 政府的行为和政策。五个要素相互作用, 整体形成钻石体系。下面就从这五个方面探寻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弱、逆差严重的成因。

1.要素条件

图书版权贸易的对象, 是享有著作权法 (版权法) 保护的知识产权, 而各国生产和提供著作权 (版权) 及其邻接权的生产要素的种类和数量状况, 就是图书版权产业的生产要素禀赋。具体来说, 这些要素主要有人才资源、品牌形象和执行系统。而对于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业, 这些要素均为稀缺性要素, 这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的原因之一。

(1)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高水平人才欠缺。图书版权贸易是一项创造性的复杂的脑力劳动, 首要和关键因素就是人才资源。优秀的创作者队伍是图书版权贸易的基础;高素质复合型的贸易工作者更是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相关的人员素质高低不一, 高水平的图书版权贸易专业人才严重缺乏。这已成为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健康发展的制约瓶颈。

(2) 品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图书版权贸易中, 品牌优势越明显, 在引进中就越容易得到外国出版社的授权, 在输出版权时也容易受到国外大型出版商的关注, 从而促进图书版权贸易的达成。品牌的优势也更能吸引优秀的品牌作者的加入, 从而扩大贸易的发展, 增强贸易竞争力。然而目前我国的品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品牌微不足道, 中国作家在世界的知名度也较低, 品牌作者的影响力也就相对较弱。

(3) 高效执行系统尚未建立。图书版权贸易从合同签署到新书出版, 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及一系列的环节, 包括定金支付、组织专门人才进行翻译、编辑、出版并支付版税, 最后寄送样书等。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拥有一套高效快速的执行系统是图书版权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的关键所在。而目前在我国, 高水平的图书版权经营机构还未形成, 图书版权贸易经营管理水平较低, 经营理念相对落后, 加上版权运营过程中需要经过政府机构层层批准, 因此造成执行系统效率低下, 这影响了作品顺利地推向市场, 严重制约着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

2. 相关产业与支撑性产业

图书版权贸易的相关产业是指与出版有关的产业, 例如版权代理、图书馆业、运输服务业以及零售批发等, 这些产业通过图书版权贸易的产业链, 间接对出版业和图书版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其中的版权代理是我国相关产业中较薄弱的产业之一。我国的版权代理制度产生得比较晚, 直到1988年, 我国第一家版权代理机构才成立, 到目前为止, 我国经批准成立的版权代理机构只有28家, 相比美国的600多家版权代理机构来说, 无论在人员配备, 还是规模数量, 我国的版权代理机构都相形见绌。图书版权贸易的支撑性产业主要指出版印刷设备供应商、作者队伍等产业。其中, 作者队伍则是重中之重。我国的作者队伍在人数上、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足, 这也制约着产业的竞争力。

3. 国内需求条件

国内需求对于图书版权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十分明显, 第一, 国内需求决定产业在本国国内的市场发展空间。第二, 国内需求的方向和层次有助于本国图书版权产业开发创新处于国际版权产业的前沿。第三, 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需求的重叠也将影响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国内需求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则稍逊一筹, 表现出由于城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以及贫富的巨大差距, 导致国内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和需求的不平衡, 文化产品的消费过度集中在极少数富有群体, 人数较多的普通群体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程度则非常低。致使文化消费结构非常不合理, 国内开发原创的文化产品动力不足, 继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国内图书产品整体质量较低, 可供输出的优质原创性图书严重缺乏, 最终导致我国图书产品整体竞争力低下。

4. 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

在西方发达国家, 企业进入图书版权行业十分便捷, 自由竞争环境良好, 图书版权产业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的良好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 图书版权产业竞争加剧, 国际上许多出版企业通过联合和并购迅速发展成大型的出版集团, 公司内贸易的开展也愈来愈频繁, 整个集团的竞争力迅速提升。然而我国的图书版权产业进入壁垒较高, 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问题。因此, 出版企业依靠这种行政垄断, 就可以轻易获得高额利润, 导致竞争压力不足, 缺乏创新的动力。进入21世纪后, 为了适应国际竞争, 我国也成立了很多出版产业集团, 但其中不少出版企业是通过行政“拉郎配”组成的, 不少集团不仅“集而不团”, 甚至产生了内耗现象, 对竞争力的提高反而起了负面作用。总之, 中国行政垄断问题严重, 出版业缺乏竞争、创新的压力, 严重影响着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5. 政府的行为和政策

政府的作用表现在, 它从宏观层面对上述四个因素加以影响, 从而影响图书出版业的竞争力。在我国政府的作用较大, 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立法, 保护相关版权, 为图书产业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但是我国的行政干预过强, 从企业进入行业、投资到图书的审查、进行对外贸易每个环节, 都由政府进行严格的管理。导致出版和图书版权贸易产业形成行政性垄断的体制特征, 出版企业并没有真正获得市场主体地位, 很难真正做到自主经营。此外, 各地实施的地方保护也造成了中国的出版市场的极度不统一, 使我国至今仍未形成完全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的出版市场。

版权贸易篇5

对于熟悉欧美版权贸易合同的版权经理来说，第三方版权并不是一个生僻的概念。绝大多数版权合同都会有这样的条款：图片、表格、引文等授权方没有权利的内容不在本合同授权范围之内，需要引进版权方另外联系版权，否则不可以在中文版中使用这些内容。第三方版权问题在引进版的图文书、理工科图书中比较多，有些人文社科类教材中因含有期刊杂志的引文，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不仅引进版权图书中涉及第三方版权内容，输出版权的图书也有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版权保护的加强和出版国际交流的增多，图片、文章等小篇幅作品的版权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保护我国作者的版权、帮助作者获得应有的版权收益也是版权经理的职业使命之一。这就是版权贸易中不容忽视的第三方版权问题。

在我国版权引进数量激增的早期，第三方版权问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国外出版社也没有特别强调这一问题。直至2008年前后，某些国外出版公司遭遇图片公司的起诉，并且以败诉赔偿告终，他们才开始特别重视第三方版权问题，要求严格执行第三方版权的条款。然而有的图书中，图片、表格、引文有上百幅，涉及的权利人也数以百计，这确实给版权贸易带来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成本。如果不解决第三方版权，会导致违约以及侵权；如果逐个联系权利人，会耗时很长，不仅为版权经理带来巨大的工作量，而且也会错过出版的最佳时间。最重要的是，即便版权经理费尽周折，完成联络工作，编辑也不得不放弃出版，因为多个第三方版权授权费用累加起来，数额巨大，这个选题根本不可能盈利。

在引进版权的实践中，笔者曾经遇到两个重点引进项目涉及第三方版权问题。一个是经管教材，涉及上百篇引文和图片；另一个是理工类学术书，涉及很多图表。这两个项目都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没有因为巨额授权费而放弃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一系列针对第三方版权内容的解决办法：首先，优先考虑没有第三方版权的引进选题，现在多数国际出版集团在出版时也会考虑销售国际版权时遇到的第三方版权问题，并且尽量获得图片、表格、引文等内容多语种的全球权利。其次，能删掉的尽量删掉，能替换的尽量替换，以压缩经济成本，经济成本过高的选题，及早放弃。再次，我们可以考虑通过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CCC）等著作权交易平台来清理第三方版权。最后，对于确实需要自己联系版权的内容，可以按照权利人进行归类，优先联系内容比较集中的权利人，对于那些内容分散的尽量联系，不能落实的就删掉或替换。

我国版权贸易的地区差异研究篇6

关键词：版权贸易,地区差异,地区集中度,版权引进-输出比

在欧美发达国家, 版权贸易成为其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1]。近年来, 美国的版权贸易年均增长速度超过8%, 超过了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2]。而在我国版权贸易中, 引进多输出少, 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国出版贸易, 同时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地位, 偏离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从目前文献资料分析来看,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权贸易的现实情况分析[3,5], 版权贸易逆差的成因研究[6,10], 以及版权贸易逆差的对策研究[11,13]。而近年来, 我国的版权引进-输出比在逐渐缩小, 意味着我国的版权贸易状况正在逐步改善, 但版权贸易的另一个问题却仍然广泛存在, 而且尚未引起学界和业界的注意, 即版权贸易的地区差异问题。当前的版权贸易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而在其他区域, 版权贸易的发展非常滞后, 这直接影响了很多更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区域文化的国际传播。因此, 有必要分析我国版权贸易的地区差异, 从而提出改善区域差异的对策, 促进区域文化的对外传播, 全面发挥版权贸易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作用。

一、我国版权贸易总体分析

1992年10月, 我国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 标志着我国的对外版权贸易得到世界的认可。1995年《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的达成, 为我国知识产权贸易方面提供了保护。从1995年开始, 我国在图书的引进和输出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资料来源:国家版权局网站, 本文的数据也是出自国家版权局网站)

(一) 我国版权引进的总体分析

在1996年, 我国引进版权2915项, 到2010年达到14872项, 增加了近4倍, 年均增长率达到27%。在15年的时间里, 各年的版权引进变化较大, 有的年份增长较快, 而有的年份却在减少, 比如1996年到2003年一直是增加的, 而2004年和2005年版权引进却比2003年还少, 到2006年有所增加, 但并没有达到2003年的水平。为了排除年份因素导致的版权引进波动, 笔者把这15年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分析:“九五”期间 (1996-2000年) , 引进版权总数为25412项;“十五”期间 (2001-2005年) 引进版权总数为53641项, 比“九五”期间增长了一倍;“十一五”期间 (2006-2010年) 引进版权数为68613项, 只比“十五”期间增长了28%。说明我国版权引进的速度开始放慢。

(二) 我国版权输出的总体分析

1996年我国输出版权354项, 到2010年输出版权达到5691项, 增长了近21倍, 年均增长率超过145%。15年的版权输出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但有些年份也出现了波动。因此, 同样采取分三个时期来分析:“九五”期间输出版权总数为2247项;“十五”期间输出版权总数为5437项, 比“九五”期间增长了1.4倍;“十一五”期间输出版权数为15770项, 比“十五”期间增长了1.9倍。说明我国版权输出引进的速度正在加快。

(三) 我国版权贸易逆差分析

版权贸易逆差一般采用版权引进-输出比来衡量, 这15年的引进-输出比最大值为1999年, 达到15.5, 最小值为2010年, 达到2.6, 说明年份间的变化还是较大。从“九五”时期看, 5年的版权贸易逆差变化差异不算大太, 最高时15.5, 最低时9.1, 版权引进-输出比总体大于10, 5年平均版权引进-输出比为11.3;十五期间, 最大值15.4, 最小值为7.9, 5年的平均版权引进-输出比为9.9;十一五期间, 5个年份的版权引进-输出比都低于10, 5年版权引进-输出比平均值只有4.4。从三个时期的版权引进-输出比变化趋势看, 我国版权贸易逆差的状况在进一步改善, 这与我国在“十五”时期以后, 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加大推进版权输出措施是分不开的。

二、我国版权贸易的地区差异分析

我国版权贸易发展过程中, 统计地区的版权贸易数据是从2000年开始的, 而截止本文撰写时, 2010年以后的数据还没有公布, 故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是从2000年到2010年, 其中2009年没有具体的地区数据, 本文采用前后两年的算术平均数作为2009年的地区数据。

我国省际间版权贸易差异分析主要采取地区集中度进行分析。本文用CRn指数来测定版权贸易的地区集中度。CRn指数指的是以版权贸易最大的n个地区所占比重累计数, 设X为某年的全国版权贸易总量, 第i地区的版权贸易量为Xi, i地区的版权贸易量在全国中所占的比重为Si (即Xi/X) , 又设CRn为版权贸易最大的n个地区占全国版权贸易总量的比重之各, 则有:

一般在分析过程中, 主要分析CR4和CR10。本文也是主要用这两个指标来分析。

(一) 版权输出的地区集中度分析

从2000年开始, 国家版权局网站公布了各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版权输出数据, 根据地区集中度的测算公式, 测算出CR4和CR10 (见图2) 。从图上可以看出, 版权输出的地区集中度较高, 说明版权输出的地区主要集中前4个地区, 平均占到0.76, 而前10个地区, 平均占到了0.91。从11年的总体趋势来看, CR4最大的年份为0.87, 最小的年份为0.69, CR10最大的年份为0.96, 最小的年份为0.87, 地区集中度虽有波动, 但变化不大。对比“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 地区集中度CR4从0.75变为0.78, 说明版权输出向前4个地区集中了, 而CR10从0.92下降到0.91, 变化不大, 但说明前10个地区的集中程度在下降, 说明除了前10个地区以外, 其他地区的版权输出正在加快。

根据版权输出的地区分析, 11年的时间里, 北京有10年版权输出都是最多的, 这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从2002年开始, 上海的版权输出稳居第二的位置。从各年的前10名情况看, 版权输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中部只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重庆、四川、河南等地在部分年份进入前10名。

(二) 版权引进的地区集中度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 我国版权引进的地区集中度较高。前4个地区CR4最低达到0.75, 最高达到0.86, 说明前四个地区占到超过四分之三的版权引进量。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 CR4从0.82降低到0.79, 说明集中程度在下降。前10个地区集中度CR10最低0.89, 最高0.94, 平均集中程度达到0.91, 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 CR10从0.92下降到0.9, 有一定的下降, 但下降幅度还很有限。

从版权引进最多的前10个地区来看, 北京在版权引进方面占有绝对地位, 每年的引进量都占全国的50%左右;在11年的时间里, 上海总体占第二版权引进地区, 但在2008、2009两年低于广东省;辽宁省的版权引进量在全国的总体排名有所下降;从前10名的区域分布来看,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而中西部地区只是吉林、四川、湖南、陕西、河南等省在某些年份能跻入前10。

三、版权贸易的区域差异分析

为揭示版权贸易的区域差异, 本文将行政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作为宏观的空间单元, 其中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11个地区, 中部地带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8个地区, 西部地带包括广西、贵州、四川、重庆、云南、西藏、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地区。

(一) 三大地带的版权引进差异分析

从这11年的数据看, 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带, 平均比例达到88%。东部地带11年增长了92.4%, 增长接近一倍, 年均增长率9.2%。从2005年开始, 东部地带所占的比重开始下降, 到2010年下降到83%。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 东部地区版权引进的平均值10167项增加到11880项, 只增长了17%, 增长较慢;中部地带的从2000年版权引进只有449项, 增长到2011年1678项, 增长了2.7倍, 年均增长27%, 远高于东部地带。从版权引进占全国引进量的比重来看, 2000年只占6%, 到2011年占到了11%, 虽然其间有一定的波动, 总体趋势是不断提升。十五期间的平均引进量为703项, 到十一五期间平均引进量达到1160项, 增长了65%, 也快到了东部地带的17%;西部地区的版权引进从2000年的429项, 到2010年达到814项, 增长不到一倍, 说明增长速度慢于中部, 但快于东西地带。在全国的比重来看, 总体维持在3-6%之间, 其中有6年年份占比都在5%, 少部分年份低于或者高于5%。十一五时期平均值为4%, 到十一五时期达到5%, 说明在全国版权引进比重中, 西部地带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三大地带的版权引进差异分析, 版权引进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带, 中部和西部地带的比例只占到10%左右。但从发展趋势来看, 东部地带的版权引进在全国版权引进的比例中呈现下降趋势, 中部地带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而西部地带也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

(二) 三大地带的版权输出差异分析

从版权输出看, 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地带, 但是与版权引进相比, 东部集聚的程度要低。从2000年到2010年, 东部地带版权输出从513项增加到4776项, 增长了8.3倍, 年均增长率为8.3%。在全国版权输出总量中占的份额最高93%, 最低76%, 说明还不稳定, 平均份额83%, 与版权引进比重来看, 低了5个百分点, 说明版权输出的集中程度要比版权引进的集中程度低。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 总体在全国的比重保持在83%, 说明东部地区的版权输出还占着主导地位。中部地带从2000年输出61项, 增长到2010年输出786项, 增长了12倍, 年均增长率为12%。在全国版权输出的份额中, 十五时期只占10%, 到十一五时期上升到13%, 说明中部地带的版权输出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带2000年版权输出62项, 到2010年增长到129项, 11年的时间只增加1倍, 说明增长速度很慢。十五期间在全国份额中的平均比重为7%, 但到十一五时期下降到4%, 说明西部在版权输出方面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 三大地带版权引进-输出比差异分析

从三大地带版权引进-输出比看, 这个比值总体趋于下降, 说明版权贸易逆差正在改善。从东部地带看, 11年的时间里, 版权引进-输出比最大是2001年, 达到14.96, 最小到2010年, 只有2.59, 说明版权贸易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十五时期与十一五时期相比, 前五年的版权引进-输出比均值为10, 后五年下降到4.55, 说明排除单个年份因素, 版权贸易状况还是趋于改善。

中部地带版权引进-输出比最大的年份是2006年, 达到18.92, 最低为2010年2.13, 十五时期均值为5.75, 十一五时期为2.71, 说明总体趋势是版权贸易更合理化。与大区域相比, 中部地区的版权贸易状况是最好的, 不管是十五时期还是十一五时期, 其版权引进-输出比总是最低的。

西部地带版权贸易状况相对还差。版权引进-输出比最大的年份是2003年, 达到21.76, 最低的年份为2001年, 只有2.98。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 版权引进-输出比均值从6.54下降到5.87, 只是略有下降, 下降幅度非常有限, 说明西部地带的版权贸易与东部、中部相比, 还有较大的差距。

四、优化版权贸易地区差异的对策

版权贸易的地区差异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优化地区差异, 这对我国整体推进文化强国, 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加强各地区对版权贸易的认识

目前, 各地区对版权贸易的认识不一, 绝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认为版权贸易是国家的战略, 或者说是出版企业的事, 地方政府并没有责任和义务来推进版权贸易的发展。从西方国家的版权贸易来看, 版权贸易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 每年能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快于大多数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在《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实现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降至2:1。要实现这个目标, 单靠北京、上海、广东等版权贸易集中地区是不够, 需要全国各地区都参与到版权贸易这一新兴产业中来。因此, 各地区应该把版权贸易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加以扶持, 特别是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通过扶持版权贸易, 发挥后发优势, 比发展制造业等更能推进地区经济发展。

(二) 推进地区版权贸易主体集团化发展

版权贸易的主体主要还是出版企业, 发展地区版权贸易, 就是要调动出版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积极性, 不断优化地区版权贸易结构, 提高版权贸易额, 推进版权贸易主体集团化发展就是推进出版企业集团化改革。从国外出版企业发展来看, 在版权贸易中起关键作用的, 主要是一些大型出版集团。在我国, 截止2010年, 有出版社580家, 其中中央出版社221家, 地方出版社359家[14]。其中最大的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5], 2010年销售额突破30亿, 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出版社达到100家。而美国同期有出版社6万多家, 其中最大的前十家出版机构其市场占有率达到60%以上。对比起来, 我国单个出版社的规模较小。从1999年开始, 我国的出版社开始出现集团化趋势, 目前已组建近30家出版集团。出版集团的出现, 将会有力地推进版权贸易的发展。

(三) 不断提升地区版权输出的水平和质量

虽然目前我国在版权贸易的逆差问题有所缓解, 但仍然还很严重。要想扭转贸易逆差局面, 就必须推进版权的输出, 版权的输出需要研究国外对我国的文化需求情况。总体来说,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版权的输出。

首先, 中医文化版权输出。中医文化系列是外国消费者的兴趣点之一。中医文化类图书在国内拥有不俗的销售业绩, 如《思考中医》、《走近中医》的国内销售长盛不衰, 长期位列各大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的畅销书榜。其他的如《中医趣谈》雅俗共赏, 《挽救中医》关注制度建设, 《中医图画通说》图文并茂。与中医产品同步推进, 把中医文化书藉推向国外是非常可行的, 例如《思考中医》和《走近中医》就相继输出了韩文版权。

其次, 地区传统文化版权输出。我国幅员辽阔, 地区差异较大, 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各异。把描述各民族文化的版权输出, 有利于地方文化实施走出去战略, 也可以提高我国某些地区在国外的知名度, 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比如《江南水乡》、《建筑风语》等图书版权输出。

第三, 地区旅游系列版权输出。近年来, 我国入境旅游发展较快, 各地区具有特色的旅游景区对国外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把地区旅游介绍性的图书版权向国外输出, 有利于国外游客了解中国, 了解各地区旅游资源, 从而吸引境外游客来华旅游。因此, 我们的旅游图书在出版中文版的同时, 也可考虑在合适的时机推出外文版。

(四) 完善版权贸易的相关机制

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管理研究篇7

关键词：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档案管理

近年来, 在频繁的国际版权贸易中, 产生了大量合同档案, 出版社的档案管理部门如何管理这部分档案, 使其系统化、有序化, 并发挥作用, 是出版部门的档案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一、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的新特点

随着国际版权贸易的飞速发展, 贸易中产生的版权合同档案在数量、种类、利用率上,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形成新特点。

1. 贸易规模的扩大决定了合同档案数量规模化。

1992年以前, 我国的国际版权贸易规模较小。这时, 虽然著作权法正式实施, 为我国对外版权贸易提供了法律保护, 但是, 由于我国尚未参加世界版权公约组织, 对外版权贸易活动仍不十分活跃, 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 贸易中产生的合同档案尚不多。1992年, 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 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1997年, 我国输出版权353项, 引进版权3224项。2007年, 输出版权已达2571种, 引进版权多至10255种。根据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统计数字, 自1997年到2007年我国共输出图书版权累计12136项, 引进图书版权累计100094项。十年间, 版权贸易额增长了近十倍, 反映了我国在国际版权贸易中逐渐形成规模化的发展趋势,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国际版权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 贸易合同数量迅速增加, 同时, 合同档案数量亦形成规模化趋势。如何科学管理数量日益增加的这部分合同档案, 是摆在档案部门的新问题。

2. 贸易方式的增加决定了合同档案种类多样化。

随着我国国际版权贸易数量的增多, 版权贸易方式也随之增加, 版权合同档案种类亦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首先, 是版权转移方式增加。例如, 在版权许可交易中, 有一般许可, 其中包括独占许可、排他许可、非独占许可、分许可和交叉许可;有集体许可, 其中包括一揽子许可、中心许可。在版权转让交易中, 有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临时转让和永久转让、有偿转让和无偿赠予。其次, 是版权使用方式增加。其有版权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影印权、汇编权以及连载权、俱乐部版权等。再次, 是版权权益增加。有专有出版权、非专有出版权, 版权的时效性与地域性等。在多样化的版权贸易方式中, 产生种类繁多的贸易合同, 这给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的分类增加了难度, 并提出更高的要求。

3. 利用频繁化。

在频繁的国际版权贸易中, 贸易行为将持续进行, 版权的经济寿命也将延长, 也就是说, 版权的有效使用时间及收益时间将要持续延长。版权的经济寿命还可以反映在同一版权在不同环境下的反复利用。在版权的经济寿命持续延长的过程中, 出版部门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收集、市场调研、信誉度调查、可行性研究以及版权比较和价格比较, 这些活动均离不开国际贸易版权合同档案的利用。在国际版权贸易中, 版权合同档案的利用率远远超过其他种类的出版档案。

二、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的作用

迅速增加的、多样化的合同档案, 在国际版权贸易中具有优化信息资源、保障交易双方的权益、加强收款跟踪管理等作用。

1. 优化信息资源。

版权贸易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作品、作品版权、作者、出版者等信息的收集、传递、交流和使用的过程。因此, 建立流畅、快捷的信息通道是版权贸易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对版权的价值进行评估时, 更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在选择信息来源过程中, 由于渠道众多, 来源不同, 往往难于得到准确的版权信息。而版权贸易中的合同档案, 却能够提供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版权的准确可靠的信息。这些信息为更好地开展版权贸易,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际版权贸易中的合同档案与其他信息相比, 具有帮助我们及时了解市场, 排除无用信息, 优化信息资源的功能优势。

2. 在国际版权纠纷中保障权益。

根据《伯尔尼公约》的“版权独立性”原则, 不同国家的版权法对同一作品的版权内容会有不同的规定, 这就容易引起合同纠纷。一旦国际版权贸易合同产生纠纷, 往往同时引发版权侵权纠纷。在版权合同纠纷中, 版权贸易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有转让人不按合同约定按时交付作品, 也有受让人未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和数额向版权所有人支付版税。这在某些国家可能被视为违约, 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视为同时侵犯了版权人的经济权益。还有受让人在期限届满后继续使用权利人的作品, 这种行为既是违反版权许可或转让合同的行为, 又是对于版权人的侵犯。一些国家规定, 在违约又侵犯版权情况下, 受损害一方既可以依合同法要求赔偿, 也可以依版权法要求赔偿。因此, 通过版权合同档案全面了解侵权和违约的责任形式、赔偿范围、时效期限、诉讼管辖及冲突规范等信息, 利用取得权利的合同等权属证明, 权衡利弊,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获得赔偿, 可以有效地保障自己的权益。

3. 便于版权收款跟踪管理。

在国际版权贸易中, 保证付款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是十分重要的。版权输出合同签订后, 除了预付款外, 在合同有效期内的版税付款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因此, 要根据原始合同建立的版权购买者的付款档案, 追收逾期的版税。利用版权合同档案信息, 建立版权收款跟踪体系, 有利于规范行为, 避免合同纠纷, 避免出现前账未清又续签新合同的情况;有利于清晰反映受让方的诚信度, 了解客户与市场的运作状况;有利于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收款跟踪体系, 在版权贸易中与国际接轨。

4. 正确决策, 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掌握主动权。

处于国际版权贸易初级阶段的我国出版界, 由于资料短缺、信息不灵、对贸易市场缺乏了解等原因, 而时常导致决策失误, 盲目引进版权, 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正确决策是国际版权贸易活动成功的保证。正确决策是建立在及时全面掌握信息的基础上的。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所有的决策都离不开信息的支持, 利用版权合同档案提供的信息资源, 加之现代管理决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能力。

三、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管理策略

1. 及时全面收集。

版权贸易合同, 是指版权所有人或代理人与作品使用人之间, 就实现某部作品版权中的一项或几项权利 (作品使用权) 的有偿转移而达成的书面协议。国际版权贸易活动从时间和形式上看, 具有不规律性, 贸易过程复杂、多变, 因此其合同档案的形成也没有规律可循。档案部门必须制定针对合同档案的收集制度, 做到合同随时产生随时收集。在国际版权贸易中, 从谈判到合同签订, 时间跨度较长。对于签订的时间跨度较长的合同, 要全程跟踪收集。对于不同载体的合同, 在收集纸质合同的同时, 不可忽视电子合同的收集, 因为电子合同具有与其他电子文件相同的特点:信息容易被修改, 被改变, 信息容易丢失、变异。对电子合同的收集, 必须保证及时性, 从它形成的那一刻起, 就要及时收集, 保证其原始性, 否则将丧失其利用价值。随着国际版权贸易活动不断扩大, 贸易合同数量的急剧增加, 加之涉及部门较多, 档案部门必须帮助出版社树立全员档案意识, 做到全面收集。

2. 科学准确分类。

国际版权贸易合同种类繁多, 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在准确分类的基础上。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的分类, 按文本形式分, 除了合同正本外, 还有合同副本、修改本等;按载体形式分, 有纸质文件、电子文件、电传文件等;按文件形式分, 有与合同有关的文书、图表、银行保函、信用证, 合同文本的签收记录, 合同分批履行的情况记录, 变更、解除合同的协议等;按性质分, 有版权转移合同、版权使用合同、版权权益合同等。我们在对国际版权贸易合同档案进行分类的时候, 必须区分合同档案的种类, 正确掌握分类方法, 准确进行分类。例如, 在版权转移合同中, 会产生版权许可合同和版权转让合同。这些不同性质的合同, 是根据不同的需求, 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的, 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分类时必须在熟悉国际版权贸易业务的基础上, 正确把握合同的性质和功能, 做到科学准确分类, 否则会影响合同档案的利用和管理。

3. 建立专题数据库。

在国际版权贸易中, 应建立合同档案专题数据库。一方面有利于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 便于版权合同档案的统一管理;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合同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充分发挥版权合同档案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作用, 使我们具备迅速应对国际版权贸易变化的能力。在专题数据库建设中, 应强调信息的完整与不断更新, 强调信息的“精”与“准”, 否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建立专题数据库应以扩大档案数据信息的使用范围、提高

参考文献

[1]李同.版权贸易与版权产业30年[J].中国图书商报2008 (11) .

[2]潘文年.出版社建构版权贸易竞争力体系[J].出版发行研究2003 (2) .

版权贸易篇8

一、文化强国背景下的版权贸易

版权贸易就是通过作品的版权许可或转让而获利的贸易行为, 是一种无形财产贸易, 也是版权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版权贸易不仅可以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 给权利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 创造文化财富, 而且可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弘扬民族文化, 是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手段。

(1) 版权贸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力量, 包括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软实力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相对应, 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化时代, 软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影响力要比硬权力久远。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需要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 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国实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 需要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不仅要促进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而且要加强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开发, 创作符合海外受众阅读需求和欣赏习惯的好作品, 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2) 版权贸易是国家硬实力的表现。以出版、影视、动漫和软件等版权资源为核心的版权产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促进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美国出版商协会的数据统计, 美国核心版权产业2012年的产值是1万亿美元, 占美国GDP的6.5%。2012年, 美国总版权产业 (包括交叉版权产业、边缘版权产业) 的产值达到1.7万亿美元, 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1.25%。2012年, 美国版权贸易的出口额达到1420亿美元, 远远超过航空 (1060亿美元) 、农业 (701亿美元) 、食品 (647亿美元) 的出口额成为出口第一, 核心版权产业聘用了540万工人, 占美国就业工人的4%。从2009年到2012年, 美国核心版权产业的增长率为4.7%, 而同期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是2.1%。[1]中国版权相关产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 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甚至接近欧美国家的平均10%的水平, 版权相关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作用日益突出。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统计, 2009年中国核心版权产业附加值占GDP的3.5%, 达到1.192万亿人民币, 而版权相关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6.55%, 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6%, 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占6.8%, 占总就业人口的4%。[2]说明中国版权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 我国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由于传媒产业实力不强、国际市场经验缺乏、文化与价值观冲突等原因, 我国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与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称, 但是近年来版权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 2012年, 全国共引进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17193种, 输出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7831种, 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也由2005年7.2∶1下降为2012年的2.2∶1。与此同时, 中国出版物实物进出口总额增长明显, 2012年, 全国累计进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3.01亿美元, 同比增长6%。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和数字出版物金额9474万美元, 增加2077万美元, 增长28%, 中国出版物已进入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但我国版权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比例很小。

二、版权资源开发与版权贸易发展

我国从版权资源大国成为版权贸易强国, 必须从数字化、网络化、多元化角度立体开发版权资源, 促进版权贸易。从来源渠道来看, 包括作者、出版社、版权代理人以及著作权、集体组织授权等各种渠道;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分类, 包括复制权与发行权等核心版权权利, 翻译权、汇编 (或缩编) 权、重印权、版式设计权和连载权等辅助权利, 以及其他的衍生产品的附属权, 包括电子版权、多媒体版权与网络传播权、改编及影视摄制权等;在传播渠道上, 通过不同载体出版和营销, 提升内容附加值, 延伸版权产业链。[3]

(1) 促进版权贸易产品多样性与结构多元化。我国版权贸易结构呈明显失衡状态, 表现为:版权引进主要是英语为主的欧美地区, 以及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版权输出以台湾地区与美国为主;除图书和电视版权输入与输出相差较小以外, 电影、软件、录像与录音制品以及电子出版物输入与输出相差悬殊;版权输出的内容和题材仍显单一, 这与我国版权引进的题材丰富化、畅销化形成了对比。2012年, 全国共引进版权17589种 (出版物版权17193种) , 其中图书16115种, 录音制品475种, 录像制品503种, 电子出版物100种。版权引进前五位国家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分别是5606、2739、2079、1232、941种, 占总数的72%, 港、澳、台地区分别是590、5、1558种, 其他地区1501种。2012年, 全国共输出版权9365种 (出版物版权7831种) , 其中图书7568种, 录音制品97种, 录像制品51种, 电子出版物115种。版权输出前五位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韩国分别是1259、606、405、354、310种, 占总数的31%, 港、澳、台地区分别是511、1、1796种, 其他地区3475种。2012年我国数字出版产品境外收益率不断提高, 期刊数据库的海外付费下载收入超过千万美元, 海外机构用户数量超过1000家, 分布在42个国家和地区, 电子书海外销售收入近500万美元, 网络游戏出口额达到5.7亿美元。

(2) 改变单一的版权贸易模式与盈利方式。传统的版权贸易模式很难适应竞争激烈的信息社会, 版权贸易要通过实施外向型产品线建设和选题论证制度, 向选题策划工作端前移, 寻找国外知名学者、作者, 主动策划热点选题。例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挥其严肃专业的学术出版优势, 在选题阶段就与国外合作伙伴进行探讨, 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 向国外输出了一批介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人文、科技状况的图书, 受到广泛欢迎。另外, 积极探索合作出版或联合出版, 国内外出版机构共同确定作品的选题, 共享作品版权, 共同或按约定分工合作进行有关图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 共担风险, 共享利润。如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与美国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联合在海外出版的上海系列丛书。

改变传统出版的单一盈利方式, 通过互联网、电子阅读器和手机等多媒体出版, 形成一种文本、多方授权、多方受益的全媒体版权贸易的盈利模式。例如, 盛大文学经营网络的原创内容, 每年向港台地区输出100余部作品, 挖掘网络文学中的商业价值。京东图书建立中文电子书海外版权推广平台, 寻求与亚马逊等成熟的电子书销售平台合作, 其中文学类图书销量位居榜首, 占图书总销量的24.4%。另外, 版权贸易要从复制权、发行权向改编权、摄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表演权等权利拓展, 突破对传统出版和发行模式的依赖, 实现多媒体版权贸易。例如, 作家出版社立足专业文学出版领先优势, 制定了以版权为核心, 辐射传统出版、数字出版、音像电子、影视制作和动漫等多领域的全新版权战略规划, 把莫言、铁凝、张炜、贾平凹、海岩等一批国内著名作家的作品推向国际市场。

(3) 发挥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和版权中介机构的市场主体作用, 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尤其要发挥版权代理制度的作用, 权利人将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著作权委托给代理人, 由使用者与这些代理机构签订授权合同, 获得授权。代理人是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桥梁, 掌握着足够多的作者、作品和版权资源, 具有更加专业的知识和市场洞察力, 代理人在代理版权纠纷、代理收取转让使用费、代理版权贸易洽谈、代理转让或许可使用合同以及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都具有专业的优势。例如,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狼图腾》就把英文版权出售给英国企鹅出版集团, 委托企鹅集团代理全球25种语言的版权, 并获取了10万美元的版税预付金。另外, 促进授权要约的增长, 授权要约是合同的一种形式, 要约方在要约中列出合同的核心内容, 如果受要约方接受合同条件, 双方即可达成合同关系, 减少交易成本, 巧妙利用要约自愿达成授权关系的要求, 建立起作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版权交易的桥梁。

三、版权产业“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 我国通过建立版权基地、项目资助、交易会营销、构建版权贸易公共服务平台等机制实现版权产业“走出去”战略。

(1) 发挥版权示范城市、示范单位和示范园区 (基地) 的主导作用。我国鼓励各级政府加大对版权创造和运用的投入, 通过在财政、金融、税收、进出口等有关优惠政策, 推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国家科研教学基地、国家版权相关产业基地等, 树立全国版权示范典型, 充分发挥各版权示范主体的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 提高版权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加快内容和技术的融合, 提升产业基地、产业园区、产业带的聚集能力和开发能力。[5]例如, 国家版权局近年来陆续将青岛市创意100产业园、南京市徐庄软件产业基地、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园区 (基地) 称号, 发挥版权基地的集群效应。

(2) 通过交易会、年会、博览会和各种展会, 搭建展示、交流和贸易平台。例如, 法兰克福书展、东京书展、美国书展、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中国国际图书博览会、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中国 (南京) 国际软件博览会, 以及中国国际漫画节、中国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数字出版年会等提供了各种版权交易大平台, 促进版权贸易。例如, 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中外出版商达成版权贸易协议3667项, 其中我国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2091项, 同比增长12%。2012年的伦敦书展, 中国代表团输出版权1859项, 加强了对外版权综合交易和版权资本运作。

(3) 通过拓宽营销渠道、实施项目资助等带动版权贸易。首先, 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实施2年多来, 一批优秀中国图书进入全球3100多家实体书店等主流销售网络, 数十万册中文图书在全球100多家华文书店销售, 亚马逊“中国书店”上线中国图书达到22万种。其次, 从2006年开始, 国家就实施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以鼓励图书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例如,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实施5年来, 共有571个项目、2100种外向型图书获得了资助, 累计资助金额超过1.15亿元。再次, 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工程取得很大进展, 2012年13个重点企业获得了“走出去”项目。中外经典互译出版项目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合作。同时, 发挥作家、翻译家、汉学家以及输出国使领馆、孔子学院的作用, 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4) 提高版权贸易的公共服务水平。首先, 要为著作者、出版社、代理商和公众提供一个互动交流的版权贸易平台, 使访问者了解对方的授权产品、方式、价格和联系方式, 使版权交易更加规范化和方便化。例如, 天津数字版权交易为客户和版权所有者搭建交易平台, 推出更符合市场规律的版权运营、交易、计算和分成模式, 这种交易机制方便权利人决定他们转让或许可版权作品的权利类型, 也可以让用户快速确认权利人, 从而取得可能的许可或投资交易。其次, 政府要提高版权交易公共服务水平, 建立版权交易机制。诸如数字化版权许可合同、著作权信息的查询系统、版权交易管理模型、版权价值评估、版权质押以及版权投融资制度建设等, 不断完善了版权运营的市场机制。再次, 我国批准成立了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 形成了文字、音乐、音像、电影和摄影等比较完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 这些完善了版权开发、贸易和监控平台。

(5) 打造跨国新闻出版集团。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459家, 但是缺乏真正跨国新闻出版集团。版权贸易企业要通过并购与重组等资本运作成为跨国企业, 实现“走出去”的目标。同时, 加大外文网站建设, 设置版权贸易和国际合作等专栏, 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市场营销。例如, 中国出版集团着力打造现代化、大型化、国际化的著名出版集团, 通过加强外向型产品线建设、国际营销渠道建设等“五项建设”, 进一步提高版权输出和产品出口比例。在2012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573种版权输出数量 (不含港澳台地区) , 名列全国出版集团第一名。2012年, 中国出版集团输出欧美国家的版权423种, 占输出总量的74%, 增强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主流市场的传播力。中国出版集团在伦敦书展上举办《于丹论语心得》版权成果展示会, 该书已出版28个语种、34个版本, 海外销售36万册。

(6) 健全版权贸易的运营机制。通过“版权印”实现多平台上交易达成和多平台间交易协作, 使得版权随时随处可查询、可交易。版权印是一个大的版权交易机制, 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版权印。第二层是版权交易电子化公共服务体系。第三层是版权银行和全国版权交易所。版权印是基于“作品与版权不再分离”的理念, 构建一套结构化描述作品版权信息和授权规则的机器可识读的版权标识。权利人只要向“版权印”平台上传作品, 并自行选择授权范围、期限、价格, 便自动生成一个含有版权授权信息的链接, 也就是给作品盖上了“版权印”。用户点击作品的“版权印”, 按选择的授权条件支付费用, 会自动生成授权书, 迅速获得授权使用。同时, 基于版权集约化运营理念建立版权银行, 通过广泛吸纳专业机构和社会化版权资源, 形成规模化、规范化托管运营机制, 实现动态、智能、端到端的供应链体系, 形成可持续的版权产业上下游供需生态。我国需要在文学、纪录片、艺术、影像、网络视频等9大领域建设版权银行, 建立各类版权托管运营平台, 构成专业版权银行集群, 促进版权贸易的发展。

摘要：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但版权贸易处于逆差状态, 存在版权贸易产品结构不合理、贸易方式简单、出口国家单一等问题, 需要构建版权贸易公共服务机制, 创建国际化的新闻出版集团, 加强博览会、交易会营销, 通过“版权印”和“版权要约机制”保护版权和促进贸易, 提升文化软实力, 增强国际话语权, 实现文化强国梦想。

关键词：文化强国,版权贸易,软实力,走出去

参考文献

[1]Infographic:How US Copyright Industries Lead the Economy in Value Added to GDP, Economic Growth, Good Jobs, Foreign Sales And Exports[EB/OL]Http:∥publishers.org/press/119/.

[2]Latest publication of the report of“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of copyright-based industries in China” (2007~2009) [EB/OL]http:∥www.chinadaily.com.cn/m/cip/2012-12/25/content16053600.

[3]邓志龙, 黄孝章.数字时代我国出版业版权资源开发利用状况思考[J].大学出版, 2009 (2) :53.

[4]国家版权局网站历年的版权贸易资料[EB/OL]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hannels/3890.html.

版权贸易篇9

一、网络版权贸易是出版业生产力的新形态

网络作为一种多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它打破了时空、地域限制,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范围、时效和数量,比任何一种方式都更快速、更直观、更有效地把信息传递给交易主体,使版权贸易呈现出高度自由、开放的新状态。

1. 交易的多样化。

在网络版权贸易中,无形商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产品。数字产品以比特流的形式存在,既包括传统作品的数字化,也包括直接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数字作品,并且适合网络传输和交易,此外,网络出现了新型的作品,如数据库出版(可让读者按需要查阅并进行各种特殊运算及统计),影视等。同时,网络出版是一种多媒体传播。网络出版物图、文、声、像、动画俱全,给读者以视、听、读全方位的多维信息和立体感,远远超过传统出版以纯文本为主的单一形态。网络出版物还能以超文本方式与其他相关资料建立链接,读者在阅读时可直接点击书中“注解”、“引文”、相关名词、参考文献及“人名地名”,更多、更详尽的资料便会迅速、方便地呈现出来。

2. 交易的电子化。

在虚拟的交易平台中,电子中介作为一种工具被引入了生产、交换和消费中,产生了W—电子中介—G交换模式。在新的交易范式中,人与电子通信方式相结合,依靠计算机网络,以通信技术为基础,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银行支付和结算为手段,以客户数据库为依托的全新商业模式,与一般传统交易方式不同之处在于,交易主体只要在家里连接到的网站,通过信用卡与网上银行进行实时采购、下载,并完成交易过程,享受方便快速的消费服务。电子交易实时性使数字出版物的销售,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电子商务。据估计,Internet商业的发展,将使Internet上的信用卡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年500亿美元。

3. 交易的全球化。

网络载体遍布全球,不受时空、国界和天气的限制。首先,传统的版权贸易一般限制在一定的发行范围之内,而网络是一个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的虚拟世界,网络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全球化经济。网络发行的范围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成为全球性的出版活动。出版内容一旦上网,便可快速传递到网络遍及的每一个角落,使“出版物”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公开,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其次,网络经济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行,交易活动更少受到时间因素制约。交易双方还可以利用多媒体及与此相应的软件编程技术,在网络上构筑销售其数字作品的“虚拟展厅”,以生动逼真的多媒体技术,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和介绍,使用户或消费者远在万里之遥也同样能感受到身临其境的现场效果,使得交易活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

4. 交易的即时性。

网络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早在1960年代,麦克卢汉就断言:“电子的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迟的效果。”“当信息以电速运动时,时尚和传闻的世界就会变成‘真实的’世界”。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即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如果用电脑写作,可以即写即发,如果再加个摄像头的,可以像电台、电视台一样实施即时报道、转播。如果把使用数字照相机排下的照片通过手提电脑当场使用移动电话发送上网,只要有读者访问您的网址,那么出版过程就完成了。如果想下载保存,不管是下载到硬盘或软盘上,还是打印到纸上,也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

二、网络版权贸易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低化

网络版权贸易借助网络技术手段,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网络出版技术突破了传统版权贸易的发展瓶颈,拓宽了赢利空间。

1. 授权成本最小化。

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数字图书版权交易在我国不但远远称不上完全交易,版权交易模式仍然是沿袭着传统方式下版权使用者与著作权人之间一对一的交易模式,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和低效的运行效率,无法适应数字化发展带来的要求。书生公司董事长王东临对此认为,“如果1000个传播者需要100万个著作权人的授权,哪怕每次洽谈所花费的成本(包括双方时间成本)只有区区100元,那社会就需要为此支付1000×100万×100元=1000亿的交易成本。”2004年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在北京首发,该书吸引业内人士注意的不是其内容,而是该书使用的一种全新版权授权方式——在书中直接登载授权要约。根据授权要约的内容,任何个人或单位只需在保证署名权、作品完整性,及将传播此书带来的收入的5%作为授权费用,交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收转作者本人,即可合法地对此作品进行数字化的复制、传播和发行。授权要约巧妙地利用要约这样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既满足双方通过协议方式自愿形成授权关系的要求,又能免除一对一洽谈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授权效率,实现了有质的飞跃:(1)授权要约为著作权人提供了最方便的机会来表达其意愿,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条件下来使用,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是最小的,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意愿都会花费额外的成本。(2)授权要约让使用者可以轻易地找到著作权人。你只要看到作品就能够看到要约,而且无须为此支付成本,使交易前准备成本趋于零。这就像把图书的版权同图书一起摆上了书架一样,让版权购买与买一本书一样简单。(3)授权要约明确地提出了版权交易条款,版权使用者只需符合授权要约确定的条款就可以直接使用著作。这使著作权人的授权成本得以最小化,而版权使用者也免去了——洽谈的高额交易成本,甚至可以根本不用与著作权人接洽,整个交易过程只是把相应的版权使用费汇到指定的代理机构或作者本人。(4)授权要约能保证发出要约者一定是权利人,能够免除验证权利人身份的成本以及可能产生的误差。尽管不同的图书可以有不同的授权条件,但总体来说,授权要约对交易过程的简化与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具有标本兼治的作用,使著作权人的授权成本得以最小化。

2.“零”复制成本。

在知识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作为主要资源的知识与信息具有零消耗的特点。正如托夫勒指出的:“土地、劳动、原材料,或许还有资本,可以看作是有限资源,而知识实际上是不可穷尽的”,“新信息技术把产品多样化的成本推向零,并且降低了曾经是至关重要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传统出版物的计量单位是“本”,制作成本高;而数字出版物的计量单位则为下载次数,一份数字出版物在“量”上的增加是随着读者下载行为的实施而同步实施的,不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而发生变化,不会出现像传统出版物那样的有形磨损。这种复制品的第n代仍同原件一样精确,不管阅读多长时间,读多少遍,都将没有丝毫损害而始终保持原貌,从而实现了“零”成本复制。1995年美国的白皮书明确写道:“公众通过数字网络获得作品复制本,作品就如同有形复制本在商店出售一样被出版了。法律确认它为出版,只不过是对这一现实的承认而已。”

3. 无纸化贸易。

传统的版权交易存在实体货物的交换,需强大的物流配送体系作后盾。数字版权交易的内容已不是一个物理实体,而是由著作权、专利权等多种知识产权构成的知识实体,其存在状态是无形的,它是一种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形态,使得国际版权贸易从单一的纸质贸易形式转向无纸化贸易。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只有信息流而没有物流,因而大大地节约了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成本。网络出版从根本上解决了库存问题,积压和仓储费用也不复存在,节约了传播成本。可见,网络版权贸易从根本上突破了网络交易的物流“瓶颈”,节约了社会资源;同时,不需纸张印刷,使出版产业更加绿色和环保。

4. 著作权的权益最大化。

《最后一根稻草》的作者钟洪奇这样分析作者权益:“就作者创作书籍作品来说,大体有两个方面的目标,其一是经济目标,是自身的利益;其二是社会意义,能有更多的人来看我的作品,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其社会价值”。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经济目标的实现上。数字图书的经营者有两类,一类是恶意的盗版传播者,丝毫不考虑著作权人的权益,对此只能以法律武器加以解决;另一类是合法的经营者,他们也可能因为难以找到著作权人而在没有支付版权费的情况下采用了作品。授权要约方式表面上看起来使著作权人放弃了对版权的控制权。但实际上著作权人往往把版权维护委托给一家专业的版权机构,它使著作权人可以更容易维护自己的权益。过去,很多著作权人的作品被盗用,但由于单个著作权人往往是弱者,他们很难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益,结果不得不放任侵权行为。而有一家专业的版权机构来做权益代理时,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大量的弱者聚合成了强者。因此对权益维护非常有益。除此之外,由于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拥有大量的出版信息,可以促进作品的推广及充当著作权人与版权使用者之间桥梁的作用,这对于大多数著作权人来说也是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低版权门槛实现作品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使作者获得更加高额的名利回报,从而实现著作权的权益最大化。

三、网络版权贸易的收益前景

在数字出版发展最早的美国,目前有79%的出版社拥有自己的网站。到2006年底,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逼近200亿元。2006年3月31日,在广东音像城订货会上,网络数字版权交易首次成为本次订货会的内容。2008年4月28日,位于北京CBD核心区域内的国内首家版权领域综合交易和服务大厅正式被授予“北京版权贸易基地”称号,这标志着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这艘国内版权产业的“航空母舰”正式扬帆远航。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除深入挖掘传统版权产业交易方式外,更侧重服务于新兴的非物质版权行业的交易,如新兴版权产业中的计算机软件,电子多媒体出版,动漫、网络游戏、卡通形象授权,其他基于网络传播的新媒体、流媒体等数字内容产业,预示着我国网络版权产业链的逐步形成。“今后10年内,全部出版物的50%将只以电子形式存在。如果这一天到来,那么,整个出版业将会像过去10年一样面临更大的变化。”这是万事达计算机服务公司副总裁约翰?韦克尔对未来出版业发展态势的预测。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丹尼尔?拉夫指出,对出版商来说,它面临的风险是图书行业过去150年赖以生存的经济理念可能将不复存在。网络出版将根本地改变出版的交换方式,从而完成版权贸易发展史上一次彻底的革命,必将推动出版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鲍宗豪: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

[2]王学峰:抛弃阅读[J].北京晚报,2000年11月20日第28版.

[3]周荣庭:网络出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4

[4]Marshall McLuhan.The Cutenberg C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Canada: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2.31

[5]王东临陈芳:数字时代版权授权方式探讨[J].中国版权,2004(1)

中韩版权贸易情况分析篇10

2007年9月18日，由中国国家版权局和韩国文化观光部主办、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韩国著作权委员会共同承办的第三届中韩版权研讨会今天发出了“促进中韩版权贸易与保护合作机制建立”倡议书，意在加强中韩两国版权相关机构及企业合作与交流，促进版权产业核心领域（图书、音乐、电影、电视剧、卡通、网络游戏等）间的合作。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和韩国著作权委员会于2006年4月6日签订了业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以此为开端，共同促进版权登记、信息确认、流通情况调查等工作。

从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到2012年中韩建交20周年，两国版权贸易增加27倍，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性高速增长，成为韩国提高产业结构的契机，也是近几年中韩版权贸易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中韩版权贸易的现状

（一）2013-2014年中韩版权引进情况

2013-2014年，我国共引进版权总数18167项，从韩国引进版权数1619项，占全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8.91%，其中，图书引进为1472项，占从韩国引进图书版权的比重为8.85%；录音制品为13项，占从韩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3.44%；录像制品为2项，占从韩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0.37%；电子出版物为19项，占从韩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26.39%；软件为2项，占从韩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1.18%；电视节目为111项，占从韩国引进版权的比重为29.13%。详见表1。

表1 2013-2014年中韩版权引进比重分析表

注：以上数据为全国有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的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数据。引自《2014年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书籍出版社。

从引进版权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6210项、英国2698项、日本1905项、韩国1619项、台湾地区1215项、法国787项、德国763项、香港地区509项、新加坡330项、加拿大114项。韩国目前是位于我国数第四大的版权引进国家。详见表2。

表2 2013-2014年各国图书版权引进比重分析表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3-2014年，全国共引进图书版权数为16625项，图书占全体的比重为91.51%。而韩国图书版权的引进数量占全部引进数量的90.92%，与全国图书版权占整个版权引进的比重接近，可以说，目前对韩国的版权引进主要是图书版权。

从图书版权引进情况看，图书版权引进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5489项、英国2521项、日本1852项、韩国1472项、台湾地区1100项、法国772项、德国707项、香港地区354项、新加坡310项、加拿大111项。韩国目前也是位于我国图书引进版权数第四的国家。

（二）2013-2014年中韩版权输出情况

2013-2014年，我国共输出版权数10401，向韩国输出版权数695项，占全国输出版权的比重为6.68%，其中，图书为656项，占输出韩国的比重为8.98%；录音制品为13，占输出韩国的比重为11.33%；录像制品为2，占输出韩国的比重为1.04%；电子出版物为19，占输出韩国的比重为0.46%。详见表3。

表3 2013-2014年中韩版权输出比重分析表

注：以上数据为全国有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的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数据。引自《2014年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2014年，我国共向韩国版权输出695项，其中图书版权输出656项，占94.39 %，录音制品版权输出34项，占4.89%，录像制品版权输出2项，占0.29%，电子出版物版权输出3项，占0.43%。详见表4、图1。

表4 2013-2014年韩国版权输出比重分析表

表5 2013-2014年

我国从世界各国与地区图书版权输出比重分析表

从表5中可以看出，2013-2014年，全国共输出版权总数10401项，其中图书输出版权数为7305项，图书占全体的比重为70.23%。而向韩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数量占全部输出韩国版权的数量高达94.39%，可以说，目前对韩国的版权输出主要是图书版权。

从输出版权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前十位分别为台湾地区1899项、美国1266项、香港地区1051项、英国731项、韩国695项、新加坡532项、德国452项、日本388项、法国243项、加拿大157项。韩国目前是位于我国输出版权数第五的国家。

从图书版权输出情况看，图书版权输出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台湾地区1714项、美国753项、韩国656项、英国574项、香港地区402项、德国328项、日本292项、法国184项、新加坡171项、俄罗斯124项。韩国目前是位于我国输出版权数第三的国家。

二、十年中韩版权贸易输出引进分析

从2004—2014十年间，中国从韩国共引进版权8395项，共向韩国输出版权3561项，差额为4834项，中韩版权输出引进比为0.424：1。

其中，2007年从韩国引进版权348项，向韩国输出版权363项，差额为负15，中韩版权输出引进比为1.043：1，第一次出现了中韩版权贸易的顺差。但其他年度基本还是贸易逆差，相差基本上在一半左右，尤其是2013年，我国从韩国引进版权1232项，向韩国输出版权310项，差额为922项，中韩版权输出引进比为 0.252：1，差距较大。详见表6。

表6 2005-2014年十年中韩版权输出引进对比分析表

注：以上数据为全国有出版物进口经营许可证的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数据。引自《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05-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从2004—2014十年间，中国从韩国共引进图书版权7733项，共向韩国输出图书版权3398项，差额为4335项，中韩版权输出引进比为0.439：1。

其中，2007年从韩国引进图书版权315项，向韩国输出图书版权363项，中韩图书版权输出引进比为1.152：1，实现了贸易顺差。但大部分年度都是贸易逆差，尤其是2013年，我国从韩国引进图书版权1232项，向韩国输出版图书权310项，差额为922项，中韩版权输出引进比为 0.233：1，差距较大。详见表7。

表7 十年中韩图书版权输出引进对比分析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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