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精选十篇）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篇1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学者甘哈曼先生曾说过,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周围的环境当成是一种免费的东西, 因而随意地对待甚至糟蹋, 却不知道去保护和珍惜它。国内长期以来对于自然资源价值补偿的意识深度缺乏, 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这对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障碍。目前我国正全面深化改革, 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家对于生态补偿的重视正日益凸显。

笔者经过细致的梳理发现, 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意识到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83年, 中央有关部门就协助地方政府在云南昆阳磷矿开展采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 这可以被看作是国内生态补偿的首次尝试。在此之后不久, 其他的一些省区市也陆续开始征收矿产开发补偿费用。与此同时, 有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政策性研究也提上日程。在1998年修订的《森林法》中, 明确提出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 这为日后有效开展森林方面的生态补偿打下了牢固的法律基础。在随后的几年中, 我国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大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 并出台相关政策, 支持生态保护工作。包括广东、浙江、河北、河南、福建、陕西等在内的多个省份积极制定符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和森林特点的生态补偿政策。2005年9月浙江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至此, 国内迎来了生态补偿发展的加速期, 关于生态补偿的国家政策导向也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2005年10月,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维护、环境保护、空气补偿机制”。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又一次把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基本公共产品范畴之中, 这为确立生态补偿的公共财税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 要坚定不移地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由此可见, 学界对于生态补偿及其财税政策的研究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时代价值, 同时对于国内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梳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二、2005年以前的国内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生态补偿与财税政策密切相关, 因此对生态补偿的研究, 不可避免地会提及相关的财税政策, 对于这一点, 以往的研究有所忽视, 一些文献虽然也涉及了财税问题, 但并未将之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加以探讨。而随着近几年来政府生态补偿政策影响的逐渐加深,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问题, 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总体看来,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起步较晚, 与之相关的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在2005年以前, 国内关于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很少,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与环保研究相关的文献中。司金銮 (2000) 在分析消费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基础上, 阐释了运用财税手段保护消费生态环境的必要性, 并就环境消费税与其他治污措施进行了比较, 提出了我国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刘秀丽 (2003) 分析了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财税政策, 指出税收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 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建议学习国外成功做法开征环境税、调整现有税制等。

从阶段性来看, 可以2005年为界, 2005年以前虽有部分学者从财政视角对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进行了探讨, 但这些研究涉及的内容并不全面, 研究者大多把财税政策看作是一种调节手段, 尽管也分析了财税手段对我国消费生态环境的保护功能, 但对于生态补偿的路径选择、生态补偿办法、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还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

三、2005年以后的国内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总的来说, 2005年尤其是2007年至今, 有关生态补偿的研究逐渐增多, 这一方面与国家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与资源环境有偿使用观念的不断加深。

在这一时期, 按研究内容的不同开始出现分流, 从大的方面分类, 可以将之分为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理论研究与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实践研究两大类。就财税政策实践研究而言, 又可分为流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森林生态与农业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功能区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区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对此将分别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理论研究

邢丽 (2005) 从加大财政投入、拓宽环保资金筹措渠道、调整资源税费制度、发挥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功能、完善生态补偿收费制度等角度, 提出了建立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对策建议。

潘亚岚、陈溪鹏 (2005) 建议综合运用财税政策加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工作, 提出应通过调整资源税、消费税等政策杠杆, 促进生态环境建设。

王金霞 (2009) 探讨了生态补偿的财税路径, 认为生态补偿财政体系应体现成本收益匹配分担原则, 财政补偿机制要将财政补贴与财政投资合理融合, 相关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配套措施要不断完善。

罗志红 (2010) 针对目前生态补偿财税调节手段简单、税费体系不规范以及财政资金投入有限等现实情况, 提出应完善生态补偿收费制度等相关生态财税政策, 以推动我国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

李海鸣 (2010) 研究认为, 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加大生态补偿公共预算投入、创新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完善税收优惠措施、提高税收绿化度等方法, 可以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

陈少英 (2010) 在研究中提出, 应从构建生态税收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消费税法、完善现税收优惠措施等角度去完善我国生态补偿税收法律机制。

刘辉 (2013) 建议理顺财税体制, 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税费建设;认为我国应按照财政级次构建纵向生态补偿机制, 按照主体功能区构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张淑翠 (2014) 在研究中提出, 要以人为本,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制订及执行生态财税政策时应凸显绿色低碳元素, 以推动“两型”社会的构建。

杨晓敏 (2014) 在分析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现状、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 从完善税收制度、合理安排生态支出、健全生态补偿收费标准等方面, 探讨了解决方案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卢洪友 (2014) 在研究中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资源环境税费体系缺失等问题, 建议改进资源环境纵向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并推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从而形成多元化、多渠道的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发现, 相关学者在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理论研究方面, 通常从经济学、伦理学等方面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寻求理论支持。同时, 众多学者的研究都注意到了生态补偿与财税政策间的内在联系, 认为它应该得到财税政策的支持。他们在分析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现状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参考和借鉴了国外生态补偿财税制度或政策, 进而对我国建立健全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必要性以及不断完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思路与方法提供理论依据或实践参考。

尽管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唤醒了国内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对于资源环境有价的观念, 生态补偿的意识也开始觉醒, 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系统性较强, 涉及关系复杂, 这使得由国务院发改委牵头制定的生态补偿条例、生态补偿机制若干意见等文件至今仍未发布。此外,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还能发现, 自2013年以来, 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有些学者在对生态补偿财税效益量化评价的基础上, 开始关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或是在研究中凸显出绿色低碳元素, 探讨绿色生态财税政策的解决方案和新方向, 这也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探索。

(二) 生态补偿财税政策实践研究

1. 流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最近几年, 我国的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针对江流、河流等流域内经常发生的单向污染以及湖泊等流域内频发的双向污染, 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

周迪、傅春 (2010) 结合现有财税政策, 在吸取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建议从完善生态补偿财政投入体系、提高排污收费标准、拓宽生态补偿筹资渠道等方面优化流域相关财政政策;从调整现行税制、推广生态税收等角度健全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的相关税收政策。

李海鸣 (2010) 考量了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财税政策, 提出应借助建立流域生态基金模式, 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王燕 (2011) 研究认为, 政府补偿模式中存在的弊端为市场补偿模式提供了发展空间, 为此应通过完善水源地经济机制、法律保障机制、资金运作机制等来健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保障制度。

刘强 (2011) 总结广东东江流域治理和环境保护措施的经验后认为, 可以通过生态补偿的环境管理模式来调整相关利益主体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分配关系, 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宫小伟 (2013) 认为, 在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管理政策时, 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的重要来源包括生态补偿基金, 生态税以及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等。

以上学者大都建议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但现实中流域生态环境依然堪忧, 特别是2014年以来, 我国广东、湖南、甘肃、湖北等地围绕水污染而引发的纠纷接二连三出现, 促使相关部门开始规划修改《水污染防治法》, 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健全与优化。

2. 森林与农业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当前, 森林与农业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存在补偿主体单一、补偿浮动标准调整不足等问题。除了要进一步坚持扩大财税扶持力度、优化相关税费调节机制外, 孔微巍 (2012) 认为补偿资金融资渠道亟待多元化。

理论和实践证明, 发展生态农业是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为有效发挥财税政策引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的作用, 邓远建 (2013) 创造性地提出了“益贫式”生态补偿的概念, 包括农业生态资本投资与资本运营、农业生态人口流动和农业生态协作等“益贫式”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以及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区域和人口发展等“益贫式”农业生态补偿政策。

3.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由于缺少科学的政策引导, 我国各地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成效不明显 (朱冬元, 2007) 。但还是有不少学者克服困难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财税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李勇 (2006)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矿产资源的生态补偿收费政策, 提出了适宜的收费方法、收费标准和地区性的费率标准。邓晓兰、张雅丽等 (2008) 重点分析了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税制问题, 认为应将资源税作为地方利益诉求的焦点, 尝试开征污染税改革试点, 平衡中央地方税负, 争取各方生态建设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吕雁琴、李旭东等 (2010) 指出, 我国目前的矿产资源补偿在税费设计上主要考虑的是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损失补偿, 而对其生态价值与矿山环境保护的作用涉及较少。

王智勇、黎菲 (2011) 以贵州省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其生态补偿为例, 建议改进转移支付办法, 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强化资源利用与生态补偿的税收政策, 如考虑将资源税与矿区使用费二者合一、针对矿山开采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征收交易税等;针对目前我国矿产资源生态价值及开发破坏修复资金不足问题, 可考虑在利用政府手段、市场手段的同时,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矿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以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

4. 功能区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在河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2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试点开展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工作, 而部分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功能区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针对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进行了研究, 胡际莲 (2011) 认为各级政府需要从财税角度加强生态移民、生态恢复、生态产业升级和均衡功能区公共服务等的补偿性政策。徐莉萍 (2012) 认为, 我国应尽快打通主体功能区生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双轨通道。王亚俊 (2012) 则提出, 可结合本国国情适当借鉴西欧发达国家绿色增值税改革经验, 在增值税改革中引入差别税率制度, 对“两型”和非“两型”应税产品和劳务, 分别设置低税率和高税率, 通过税率杠杆加强功能区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

围绕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外部性问题以及公共产品低效率问题。杨勇等 (2013) 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发表了较好的见解, 认为应修复我国主体功能区目前生态补偿财税制度存在的缺陷, 建议调整现有相关税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开整新生态税种;同时指出应从拓宽资金渠道、增加政府直接补贴、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强化公共财政功能。

5. 区域生态补偿财税政策探讨。

众多学者从区域性的角度出发, 对生态补偿财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朱晓波 (2005) 分析了辽宁生态环境存在问题的成因, 认为辽宁近期应从完善环保投入机制、多渠道筹集环保资金等方面优化财税政策。

梁红 (2008) 通过青海生态环境独特性及对全国生态环境的影响, 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及相关建议: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开征生态环境保护税、完善现行的保护环境税收支出政策、建立生态环境补偿基金等。

徐政华 (2010) 围绕青岛生态经济发展的实情及配套财税政策的实践, 进一步探析了区域生态经济建设的模式及运行机制等, 建议综合运用财税政策进行干预。

刘强 (2011) 着重论述了包括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在国家层面的退耕还草, 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等项目的财政支出政策, 并针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周建伦 (2011) 用数据剖析了相关财税政策在陕西省的非再生资源价值补偿方面的运用情况, 并归纳了我国非再生资源价值补偿体系的缺陷与不足, 建议从健全此类资源价值补偿的税收体系、推动横向纵向补偿的相辅相成等方面, 促进非再生资源价值的有效补偿。

李晶、杨乐 (2013) 认为财税政策在促进沿海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 并列举了强化财政支出效果、严格补偿收费范围与标准, 以及改革环保相关税收政策, 完善财政预算制度等一系列财税措施。

王曙光 (2014) 以黑龙江的森林生态维护为例, 对黑龙江省生态主导型产业——林业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从加大财政投入、落实财政补贴以及完善消费与销售环节的相关税费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以上研究文献虽然在区域性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总的看仍比较零散, 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研究方法也较单一、研究结论比较粗糙, 可以说,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而事实上, 区域性的生态补偿财税政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学者会在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陈少英.建立与完善我国生态补偿的财税法律机制.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10;1

[2] .邓远建.“益贫式”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23

[3] .傅春, 周迪.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生态经济, 2010;1

[4] .胡际莲.促进限制开发区协调发展的补偿性财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 2011;6

[5] .孔微巍.完善黑龙江省森林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研究.商业经济, 2012;4

[6] .李海鸣.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思考.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2010;3

[7] .李晶, 杨乐.促进沿海经济带生态文明财税政策大有可为.中国联合商报, 2013-07-03

[8] .李琦, 韩冰.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财税政策探究.税务与经济, 2007;6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支持政策 篇2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支持政策

作者：刘乙睿

摘 要：党的十七大建设性的提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构想及要求，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的构成了我国迈向社会文明的重要目标。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生产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而财税政策作为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支持政策进行简单的分析与讨论，并提出可供参考的意见与措施。

关键词：生态文明 财税政策 支持 完善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3）010-163-02 生态环境财税制度建设现状分析

1.1 财税制度体制不健全，管理手段不完善

当期升天环境财税制度主要依靠的还是政府部门的行政手段及经济手段，在资源保护的问题上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仅仅以节能减排来看，我国当前推行的手段主要还是行政指令的形式，上级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向下级政府、企业下发减排任务，并通过层层递进、分解指标的方式来加以约束。但是需要考虑的是，由于行政命令这一方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转变，往往会因领导人职务变动的影响而变化。尤其是对于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污染行为，大多以罚款的方式进行管理，正是由于没有将财税政策法律化、常态化，也就使得企业在交罚款之后并没有改善现状。另外，由于污染行为本身的隐蔽性和执法队伍薄弱，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扭转。

1.2 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支持政策不健全

从财政角度分析，近几年一来我国虽然加大了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比如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简历、节能循环经济资金、生态建设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与优惠政策等，以推动生态建设的向前发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并没有取得一定的成效，且当前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式与手段还不健全。例如在财政补贴数额上有限、环节单

一、补助少、补助渠道狭窄等，另外由于环保设施在建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非常高，因此很难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其次，从我国税收角度来分析，在此方面的税收政策还有待完善，至今我国仍没有一个与之相应的环境税种。

1.3 资源环境成本低下，执行力不高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资源环境基本处于无价、低价状态，当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市场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和生态价值的生态补偿制度。我国现行的排污费标准还是有我国国务院所颁发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作为标准计费，同时在此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还有一些较为严重的制度漏洞。比如很多地方的环保部门缺乏有效监管，采取了征收代管的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以罚代管、人情收费、侵占用排污等较为严重的问题，这样一来，由于执行力和效率的低下，很多企业在受到处罚之后依然乱排乱放，从而使得资源环境成本并没有对企业构成实际上的约束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违背了该制度确立的本意。

1.4 自身财力不足影响生态文明建设

由于我国生态建设资金主要是来自于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资金，在生态保护投入机制上并没有加以完善。加上长株潭自身的财力限制显然是物理承担的，要想让之于生态建设的地位相适应，就必须要大力开展各类生态公益林、生态资源培育、环境整治等工作上。虽然近年来长株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与我国生态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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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设施的指标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其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完善长株潭生态文明建设不但可以优化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但是从短期内来看，为了取得保护环境的成效，长株潭已经陆陆续续关停了一些污染较大的器械，但是这样一来，则就极大的减少了长株潭的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增大了政府财政的投入力度。

1.5 地方政府工作效率不高

生态环境保护现在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政府也对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格外重视，但是中央所下发的要求还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落实。就我国当前的分税制格局而言，地方政府其实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在税收增加和就业上就存在很大的矛盾。很多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对于某些资源利用力度、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仍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完全忽视了对环境的污染。需要看到的是，中央对地方政府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中对资源环境生态方面并没有得到重视，这也使得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经济总量的提高，而对于需要长期、大量投入、见效慢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不加重视，从而使得生态文明建设迟迟难以落实。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政策建议

2.1 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发展循环经济

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循环经济的发展，政府首先应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并进一步的发挥出税收政策引导与循环经济的职能与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新《企业所得税法》为基点，充分结合《资源综合利用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以及《地方税务局关于贯彻省委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决定的实施意见》中相关的优惠政策加以综合运用。另外，对服务方式加以优化、积极拓宽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渠道、通过利用国家政策来引导好企业做好资源合理利用的工作也能够起到良好的作用。

2.2 建立稳定的生态环保资金投入机制

通过对大量的数据研究，综合国内外调查发现，一个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如果占GDP总量的1%～15%左右，那么就能够对生态恶化的形式加以遏制，而如果该比例达到了2%～3%时，环境质量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其次，通过在财政支出中不断加大环保投入的比例、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中央对地方的环保转移支付资金比率、大力支持我国生态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完善环保资金筹资渠道、广泛借鉴成熟国家经验、尽可能弥补环保资金供求缺口等一系列措施就能够构建起一个稳定的生态环保资金投入机制，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努力完善市场价格体制、内化环境资源成本

以经济为主题的决策框架下，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长株潭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也为生态环境的治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这是一个较为矛盾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也应该迅速、妥善的解决。如何解决这一治理困局，从财税政策的角度来看应该通过深化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和税费改革上着手，争取利用资源环境税收来替代原有得到收费制度，进而减少资源环境费用在征收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其次，还可以通过贯彻落实收支两条线的方式来确保资源环境税真正用得其所，是生态环境得到治理并改善。另外，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及生态补偿制度也应该加以逐步完善，只有真正完善资源类产品价格体系、防止污染成本转嫁到社会才能够实现资源成本环境的内化，并使得长株潭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可持续、环境友好型转变。

结语

众所周知，在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史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重要要素，同时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其还能够充分的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我转自论文部落论文范文发表论文发表

国十七大会议的召开，发展循环经、建设生态文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财政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对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虽然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势必会得到改善，并反作用于生态文明的建设，推动长株潭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篇3

关键词：生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展望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界对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关注，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产业有关概念与定义的研究。关于生态产业的定义，目前国外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外学者往往根据个人研究的需要，主要从产品生产与服务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的角度来对生态产业进行界定。经合组织与欧盟统计署（Eurostat）1999年发布的《环境物品和服务产业：数据集合河分析年度报告》把生态产业界定为生产某种物品和服务的活动，这些物品与服务是为了进行测量、预防、限制、最小化、或矫正对于水、空气、土地等的环境损害，以及为解决废物、噪音与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这种生产活动包括减少环境风险以及使污染和资源利用最小化的技术、产品与服务；2006年恩斯特和扬（Ernst﹠Young）把生态产业划为两大类：污染管理和资源管理；2009年10月荷兰ECORYS咨询公司把生态产业界定为核心生态产业和相联生态产业，把核心生态产业界定为那些可识别的部门，一些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或处于生态供应链上的产业被称为“相联生态产业”。国内学者对生态产业的界定也不统一，学者们主要根据掌握的资料和研究的需要以及自身对生态产业理解来给出生态产业的定义，主要从生态经济角度出发引申出生态产业。韩玉堂（2009）认为生态产业是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以生态经济学为原理和指导，模拟自然生态而建立的人工生态系统。李周，杨荣俊，李志萌（2011）认为生态产业的发展是从生态农业开始的，生态产业的核心是构建一个基于“被利用资源能持续成为再生资源”的生态工业体系，而将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结合起来的生态服务则是生态产业最有前途的增长点。发展生态产业的主要手段有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态技术开发、资源循环利用和污染全面控制等。李慧明（2012）认为生态产业主要包括与气候治理有关的所有生产与服务活动，也包括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建筑。马建平（2013）认为生态产业是按照生态经济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且具有较高效的生态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生态产业是绿色产业的一部分，循环产业是生态产业的一种类型，且生态产业覆盖范围更宽。吴琼（2014）认为生态产业是继经济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发展的第三代产业。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

（二）关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财税政策选择的研究。由于生态产业的界定没有统一，专门就支持生态产业发展方面来探讨财税政策选择和财税体系的构建方面的研究很少，学者们主要从节约使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宏观角度来研究构建生态税收体系。已有的研究较多的从与生态产业相关的如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的角度探讨生态产业财税体系的构建问题。如曲顺兰（2004）建议在税制的设置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生态观念贯穿于税制建设的始终，对企业生产、消费者行为、资源利用等各方面征收一系列税收，从而在税收体系中形成独立的出于生态目的的税种体系。曲顺兰（2004）、李志远（2005）建议生态税收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作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如进行资源税改革、推进“费改税”，开征污染税、能源税等；二是间接作用于生态目的的税收，如完善流转税、企业税以及关税等措施来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李周等（2011）认为建立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创新体系主要是从促进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以及促进科技进步的财税政策三个方面来构建，其中促进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主要从财税扶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重点支持环保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建立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来实现。贾康（2013）认为，国家对于环保产业税收优惠力度还不够，建议进一步完善对环保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房产和土地使用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关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运行效应的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影响绩效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主要侧重于财税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行为的影响。如Canton（2006）在《Which Role for Eco-industr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一文中研究了寡头垄断生态产业情况下政府如何制定最优排污税，其研究表明，最优排污税的制定取决于厂商的市场力量，纳什均衡同样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Shibli，Markandya（1995）在《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in Asia： How Successful are the Strate

gies》一文中通过分析中国生态产业发展现状，认为征收排污费存在人为因素，对控制污染缺乏有效性，因为收费只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Moledina（2003）在《Dynamic Environmen

tal Policy with Trategic Firms： Prices Versus Uantities》中则认为企业由于要缴纳排污税，因此可能会通过削减产量来达到减少税赋的目的，而对于许可证制度，企业可能会故意提高价格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许可证。Wang，Wheeler（1996）在《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 by Chinese Industry Cost Estimat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一文中对中国省际数据研究表明，排污收费制度既不是武断的又不是缺乏效率的，地区间规制手段产生效果不同，主要是由于环境损害的评价以及执行力方面的差异。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现行财税政策的节能减排效应，并没有从生态产业的角度出发探讨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如张磊、蒋义（2008）用我国单位GDP能耗作为解释变量，用与节能减排相关增值税、消费税以及资源税等三个税种各自的税收收入占当年税收收入总和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对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进行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增值税对节能减排效果显著、消费税和资源税则效果不显著。朱迎春（2012）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各种税种减排效应差异较大，增值税的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仍有改善空间，而消费税和资源税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关于促进生态产业发展财税政策的实践情况。在实践方面，欧洲国家普遍采用环境税来控制企业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从而达到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目的，而美国只用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来进行环境管制，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国内有关生态产业发展的税收的实践现状：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1978年以前有关政策处于空白，这一阶段没有涉及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第二阶段（1978——1994年），将环境保护定位基本国策，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并制定了有关辅助性的税收措施。如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政策工具逐步丰富。如对利用废物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投资的税收优惠，对污染型产品和项目征收消费税等。我国目前建立的税制体系，五种与生态产业发展有关的税——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以及土地使用税，其税收收入总和占总税收的8%左右。财政支出方面，自2004年起，中央财政预算设立了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轻工、纺织、建材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

二、总结与评价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发现，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研究和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生态产业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当前学术界和国家政府部门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支持体系的研究从概念、体制以及实践管理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是，从力所能及的文献研究中也发现，生态产业尚属于较新的概念，关于生态产业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有关生态产业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以及基本特征等方面尚存在不同的观点。目前关于生态产业理论研究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对生态产业的定义和特征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方面，从理论上没有厘清其基本内涵，也没有提出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目前理论界和实践层面对生态产业没有统一的界定，相关数据库尚未建立以及前人学者研究成果缺乏，有关数据的搜集存在一定的困难，影响了对财税政策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宏微观政策效应在实证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二是，对于促进生态产业财税政策体系系统化构建的思路和具体实现路径等方面仍缺乏系统研究。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影响路径、影响方式及影响效果等许多关键问题尚未进入深入有效研究。我国现行的财税体系中的部分财税政策与生态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从理论上和实证角度分析其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激励（约束）效应进行分析还有所欠缺。三是，在实践领域，我国目前的财税政策体系中，虽然财税政策与促进生态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主要是围绕环境保护政策展开的；许多政策也只是大方向上的、简单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

三、未来研究展望

一是，财税政策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方法和思路需要更新。未来的研究应研究综合运用生态学、经济学、财政税收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未来的研究应遵循“生态产业及财税政策效应基本理论——财税政策影响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影响路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系统化构建”思路。通过运用现代公共财政机制有关原理，设计适应促进我国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机制，对于实现我国生态产业发展，建立生态文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二是，生态产业的生态产业的概念、内涵、特征和有关内容需要进一步明晰。只有在明晰生态产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系统阐明财税政策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为系统化构建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依据。三是，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效应需要实证分析。现行财税体系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只有通过归纳概括现有的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及相关政策的运行现状，并从理论上探讨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路径、影响效应等，重点分析相关财税政策（如所得税优惠、增值税抵扣优惠、资源税以及消费税等），对生产和消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厂商和消费者行为选择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采用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现行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财税政策，对生态产业发展发挥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侧重考察财税政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应以及环境效应。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与生态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政策，对企业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对企业生产效益的影响等。将生态产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投入/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税税负、企业所得税税负、增值税税负以及政府环保支出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收集一定数量的样本数据，用Eviews6.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实证结果。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能详细准确评价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方面的政策效应，从而从完善财税政策角度加快我国生态产业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四是，现行的促进生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的研究通过从宏观跟微观层面上实证分析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变动对生态产业发展的影响，得出相关结果，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现有财税政策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完善现行财税政策，系统化构建新的财税体系促进我国生态产业加快发展，重点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两方面着手建立可操作性、系统性的现代财税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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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nst &Young，“Eco-industry，Its size，Employment，Perspectives and Barriers to Growth in an Enlarged EU”，Report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3] ECORYS，“Study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Eco-industry”，Final Report-Part 1，2009.

[4] 李周，杨荣俊，李志萌.产业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

[5] 李慧明. 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2012，1.

[6] 唐天伟，李棕.政府生态规制能否提升中国生态产业绩效？[J].生态经济，2013，2.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篇4

(一)美国的生态补偿税收实践美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先污染, 后治理”的弯路。不过,随着公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美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生态补偿税收体系。在绿色环保方面的税包括:消费税、废弃物处理税、矿业税和汽油税等。在消费税中主要是对含有破坏臭氧层化学物质的商品征税,这样有助于减少氟里昂的排放;对废弃物处理征税主要是针对固体废弃物,它有助于减少家庭产生废物的数量,从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对石油等自然资源征收开采税,缓解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从而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在1977年,美国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矿区生态系统修复法规,即“露天矿矿区土地管理及复垦条例”,根据“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由破坏矿山的矿主对其进行修复;汽油税和环境保护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通过征税促使汽油消费的减少,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二)丹麦的生态补偿财税体系在西方国家,丹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自1996年开始丹麦在工业和贸易领域建立了生态补偿税收体系,主要包括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政府将这些绿色税收所得直接返回到贸易和工业领域,补贴企业能效投入,促进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针对企业能源耗用情况实行差别化税率,以控制能源密集型产品比重。与此同时,采取渐进的方式提高企业税收比重,给企业一定的能效改进时间,通过改变燃料结构,不断促进节能减排。通过建立以能源税为主,其它财税收制度相互协调的绿色税收体系,如今丹麦的环境税已经达到税收收入总额的10%,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竞争力,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荷兰的绿色生态税收制度荷兰是实行绿色税收体系较早的国家,早在1960年就将绿色税收引入税制。 荷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开征的税有:燃料税、垃圾税、水税、噪音税等,其中燃料税已经成为荷兰最主要的绿色税, 税率依据每一年环境部确定的与保护环境有关资金的金额来确定核定,通过对汽油、柴油、天然气等这些主要燃料征税,形成了保护环境的专项资金。水税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水资源污染行为征税,另一方针对水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征税。水污染税根据污水排放的耗氧量和重金属的量来征收,地下水税根据水的开采量和使用量征收,这一税种从减少污染和有效使用两个方面保护了水资源。这些税收政策体现了保护环境的价格激励,将环境税指数和通胀指数联系起来并加以指数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些税收导致错误的价格信号,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二、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的生态补偿调节功能弱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种真正意义的生态税,现存的资源税是出于调节收入级差而设的,其保护环境的效果甚微。首先,现有税种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调节功能较弱,如资源税,其征收目标更多的是体现资源有偿开采,且该税主要是从量征收,不能与市场价格挂钩,对一些战略资源如稀土课税标准太低,征税范围较窄,弱化了税收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其次,具有生态保护性质的税种较少,目前涉及到环保条款的税法仅有资源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仅有部分优惠条款针对综合利用“三废”资源,而对于消费量较大且会危害环境的产品如塑料袋等没有涉及。

(二)生态补偿相关法律不健全目前,我国主要依据有关行业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条款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并没有一部完整的以生态补偿为目的法律,而且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实施的条例或者细则。以 《森林法》为例,其只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和特种用途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专款转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却没有给出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筹集方式,补偿主体和标准以及生态补偿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也没有明确界定,而且生态补偿范围仅限于划入生态效益林的森林,对未划入生态效益林的森林是否应得到补偿没有规定。生态补偿相关法律及措施的缺失,影响了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法制化进程。

(三)生态补偿方式单一我国当前的生态补偿方式主要是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的财政补偿,补助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补偿方式和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不明确,单纯依靠政府而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不能得以贯彻,影响了生态补偿的覆盖面和执行效果。

(四)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跨地域性,在生态补偿实践中,由于不同区域的生态服务隶属不同的行政管理区,利益格局导致实施跨地域的生态补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就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来看,一是区域生态管理机构存在着职能分割和交叉的问题,必然会引起相互之间缺乏协作, 在管理工作上容易引起争议。二是跨区域补偿机制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现在大部分转移支付都属于纵向的转移支付,支付一般没有特定的专项支出,未形成制度化,补偿的范围有限,只注重公平原则却忽视效率原则。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较少,省际、区际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缺失。

(五)生态补偿指标考核体系缺失生态补偿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补偿的范围、依据、标准、支付模式等。但是,目前的核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补偿的范围和主体模糊,不能反映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侵害及补偿成本;自然资源及开发可替代资源的成本没有计量;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损失,如因人为因素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如何进行赔付,赔付的标准和理论依据等尚无明确规定,这些指标考核体系的缺失致使一些补偿问题难以有效处理。

三、我国生态补偿机制财税政策完善建议

(一)完善生态税收制度一是扩大课税范围,在现行资源税范围的基础上,将草原、森林、水资源等亟需保护的生态资源纳入征收范围;另外,将现行的如矿业权使用费等各种形式的资源费实行费改税。二是调整税率形式和结构。为了反映资源的市场价格变化,资源税的税率应采用具有一定幅度的比例税率,对实行循环生产模式的企业应采取较低幅度的税率,对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实行较高幅度税率,通过税负差异鼓励集约高效的开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主体税应增强对从事环保项目的企业优惠。四是尽快开征生态环境保护税,改变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在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基础上,不断提高生态税在税收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执行过程中要注重行为激励功能,引导微观行为主体在做选择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

(二)健全生态补偿法律体系健全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障。按照国家规划的战略部署,制定综合性的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尤其需要对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资金渠道以及监督评估等做出全面科学的界定。与此同时,应适时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核算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各地区一味追求高经济增长率而盲目、最大限度使用环境的问题。 在一个法制国家,法律制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硬约束力, 有了健全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各职能部门在出台具体的生态补偿实施措施时才能够形成一套分工明确又相互衔接的规章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三)政府购买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根据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生态环境是一个产权难以明确的公共产品,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是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主导力量, 但也不能忽视市场的存在。两种方式在各自不同的空间和领域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机制不排斥市场机制,同样市场机制又需要政府的引导。美国的耕地保护性储备计划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生态补偿机制的健全需要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协同作用。

(四)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来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靠政府的转移支付难以有效应对环境保护问题。因此开拓多层次生态补偿资金渠道尤为重要, 只有多主体、多形式、多元化的公共支付体系才可以解决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的不足。一是建立“环境财政”。一方面生态税和环境税的开征能够为生态补偿和生态环保提供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对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给予税收减免、优惠等。二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手段。利用市场的闲置资金解决环境资金的缺口。例如可以发行政府担保的特种环保债券或者在股票市场上创立绿色环保板块等渠道筹集环保资金。三是政府推行优惠政策吸引民间投资到环保产业。四是建立与生态补偿相协调的生态保险体系。针对生态风险引入生态保险,可以降低参保方的风险,在保护参保人双方利益的同时,给予环境污染受害者一定赔偿。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篇5

关键词：山区生态林；生态补偿；北京市

中图分类号：F326.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2-0179-2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到要“继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作为首都，北京市的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如何直接影响该制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另一方面，北京市的林业发展情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与其他省市和地区的不同，所以，对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挖掘该补偿机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具体问题，根据北京市的具体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情况进行制度分析，对完善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1 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现状

1.1 北京市林地概况

北京市经过多年的建设，截至2009年底，全市林地总面积1569万亩（其中森林面积988.4万亩），其中：山区林地面积达到1321.5万亩，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84.2%。北京市的森林资源以生态公益林为主体，全市生态林面积1379.4万亩，占全市林地面积87.9%。其中山区生态林面积1263.8万亩，占全市生态林面积的92%。山区生态林中，权属为集体的面积为1159.3万亩，占山区生态林面积的92%，权属为国有的面积104.5万亩，占山区生态林面积的8%。

2 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具体实践情况

2.1 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内容

根据《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以及《北京市关于完善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通知》等重要文件，以及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供的最近调研统计数据[1]，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具体内容如下：

（1）补偿原则及指导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实行“养山就业、规范补偿、以工代补、建管结合”。农民通过上岗务林，参与生态林建设和管护，实现就业，获得生态补偿资金收入。明确生态补偿资金不是救济资金、低保资金，不能按户、按人平均分配。

（2）补偿对象。根据《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规定，山区生态林补偿的对象包括负责山区生态林抚育、保护和管理的具有本地户口的管护人员；在村支部、村委会担任职务的村干部及目前已经长期从事二、三产业人员，不再参与生态林的管护，不享受生态林补偿资金相关政策。截至2009年底，涉及7个山区县和海淀、丰台、顺义3个区的105个山区、半山区乡镇、1594个村、43074个山区农户，选用的生态林管护人员46638人，按流域组建了2105个专业队（组）。

（3）补偿范围。依据国家生态林划分标准，经市区划界定的山区集体所有的生态林，具体指北京市山区农村集体所有的山场上人工种植或者自然生长的中幼林、成林和灌木林。经济林和国有的生态公益林（被划入国有重点公益林的部分集体生态公益林除外）不享受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政策。截至2009年底，补偿范围总面积为1010.95万亩。其中，中幼林类型为574.91万亩，成林类型为56.65万亩，灌木林类型为379.39万亩。

（4）补偿标准。根据《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规定，生态林管护人员的月均工资定位400元，2009年新发布的《关于完善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通知》中将生态林管护员的补偿标准由400/月提高到440/月，今后每三年提高10%，新增资金由区县财政负担并纳入区县财政年度预算。平均每亩每年投入21元。其中：中幼林类型每亩年投入补偿资金25元，成林类型每亩年投入补偿资金20元，灌木林类型每亩年投入补偿资金15元。

（5）补偿方式。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采取直补方式发给管护人员；生态林补偿资金由市、区县两级财政按8：2比例投入，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市年投入补偿资金2.5亿元。

（6）生态林管护员职责和任务。开展林木抚育，监测病虫害，搞好森林防火，保护森林资源。原则上以幼林为主的管护员管护面积不得低于100亩、高于300亩；以成林为主的管护人员管护面积不得低于200亩、高于400亩；以灌木林为主的管护人员管护面积不得低于300亩、高于500亩。

2.2 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工作具体做法

（1）建立生态林管护员管理制度。一是制定了《北京市实施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办法》和《北京市山区生态林管护职责和标准（试行）》，明确管护任务和考核内容；二是以村为单位公布检查考核结果；三是对管护合格的人员按规定给予相应报酬，对管护不合格的人员要扣减报酬，对不能认真履行职责、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管护人员，要取消管护资格，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严格生态林管护员上岗条件。山区生态林的管护人员上岗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管护人员的基本条件是要热爱林业工作、具备一定的生态林管护技能和劳动能力、身体健康；二是坚持用工本地化的原则。管护人员原则上从本村农民中选用，不得雇用外地人员；三是坚持面向低收入农民的原则。管护人员要优先选用符合从事生态林管护条件的低收入农民。

（3）加强基础建设，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解决管护人员遇到的野外驻扎、通讯困难、遮风避雨、就餐休息、工具存放等实际困难，在山区逐步建设生态林管护站，并配备林木抚育、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专业工具设备。二是建立北京市生态林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工作动态。

（4）加强检查监督，确保管护成效。按照“责任到位、补贴到人”的要求，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生态公益林管护检查验收办法（试行）》，定期开展检查活动；各区县按照制定的检查和考核办法，普遍开展检查工作；各乡镇坚持每月进行一次的检查制度，有的乡镇还成立了专门巡查队伍，每日进行检查管护情况。

（5）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建立长效培训制度。一是充分利用媒体，大力宣传生态林经营管理的重要性，增强管护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于履行职责和社会监督。二是建立长效培训制度。建立市、区县、乡镇培训制度，按照职责和标准，实施全员培训。坚持分级、分层次、分区域培训，市重点培训区县、乡镇生态林管理人员和基层教员；区县重点培训乡镇、村生态林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乡镇重点培训村管护专业队和管护人员。要求每名管护员每年参加培训不少于3次，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30学时。使其基本掌握科学管护生态林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把培训的实效作为考核生态林管护工作的重要内容。

3 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3.1 完善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相关立法

研究表明，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健全的法制环境。主要是为了建立权威、高效、规范的管理机制，促进生态补偿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生态补偿条例》立法计划已于2010年4月26日在国家发改委牵头下正式启动，对于北京市山区生态林补偿而言，经过了一定的探索和发展，该机制在北京市的运作慢慢步入正轨，也出现了许多需要法律法规规范的问题，所以，制定生态补偿相关的法规，为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良好运作提供稳定的法制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3.2 积极通过市场机制筹措补偿资金

目前，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北京市政府财政拨款，并没有建立山区生态林受益者的支付体系。通过市场机制筹措补偿资金是充实补偿资金的重要渠道，也是补偿机制的重要发展方向。应大力支持和引导市场机制参与生态补偿运行，如依托当地生态旅游部门、相关行业企业等参与补偿市场机制的形成。

3.3 在政策和规则设计上提高公平性

在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的政策设计上，政府应该考虑林区当地村民客观实际的想法，为他们提供机会参与机制设计；要制定性别平等的管护政策和规则，让当地妇女能平等的参加管护的工作并从中获得收益；要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使利益相关者进行良好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3.4 严格管理补偿资金发放，保证资金安全

为了确保山区生态林补偿资金的能够安全的发放到管护员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在发放过程中产生职务犯罪。首先，要建立补偿资金管理责任制，明确各单位第一责任人，若出现问题则单位的责任人对资金管理工作负责。其次，要对生态补偿资金应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截留、借用。第三，加强对补偿资金流向的监督，通过定期召开相关部门联席会议、联合检查相关文件和记录等方式，共同开展资金监管工作。

参考文献

[1] 刘晶岚,宋维明,邢红.北京山区生态林补偿项目管理机制研究[J].林业经济,2006,(10),57-58.

[2] 邓华锋,秦卫国.北京市生态林补偿机制若干问题的探讨[J].林业经济,2009,(6),26-30.

[3] 甘敬,胡涌.北京山区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1),55-58.

作者简介：杨瑒（1987-），女，湖南人，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篇6

一、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环节的财税处理

(一)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环节的税务处理。

按照“40号公告”,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环节的税务处理主要是明确政策性搬迁补偿收入和搬迁补偿支出。

“40号公告”第五条规定“企业的搬迁收入包括搬迁过程中从本企业以外(包括政府或其他单位)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以及本企业搬迁资产处置收入等”;第六条规定“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是指企业由于搬迁取得的货币性和非货币性补偿收入。具体包括:(一)对被征用资产价值的补偿;(二)因搬迁、安置而给予的补偿;(三)对停产停业形成的损失而给予的补偿;(四)资产搬迁过程中遭到毁损而取得的保险赔款;(五)其他补偿收入”;第七条规定“企业搬迁资产处置收入,是指企业由于搬迁而处置企业各类资产所取得的收入。企业由于搬迁处置存货而取得的收入,应按正常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进行所得税处理,不作为企业搬迁收入”。

“40号公告”第八条规定“企业的搬迁支出,包括搬迁费用支出以及由于搬迁所发生的企业资产处置支出”;第九条规定“搬迁费用支出,是指企业搬迁期间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安置职工实际发生的费用、停工期间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及福利费、临时存放搬迁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各类资产搬迁安装费用以及其他与搬迁相关的费用”;第十条规定“资产处置支出,是指企业由于搬迁而处置各类资产所发生的支出,包括变卖及处置各类资产的净值、处置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等支出。企业由于搬迁而报废的资产,如无转让价值,其净值作为企业的资产处置支出”。

(二)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环节的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8号)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例:某企业2013年12月发生政策性搬迁,取得搬迁补偿款12 000万元。2014年企业搬迁的同时进行重建,被搬迁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为5 000万元,累计折旧为2 000万元,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2 000万元,累计摊销320万元。2015年底重建完成,发生重建支出为11 000万元,其中:买地3 000万元;房屋重置8 000万元,同年进行政策性搬迁补偿清算。2016年投入使用,其中:土地使用权50年摊销;重建房屋按照20年折旧,采用直线法,不考虑残值和其他搬迁收支。

2013年收到政策性搬迁补偿资金时:

该年度对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予以注销:

上述两项营业外支出合计4 680万元,属于“40号公告”规定的搬迁补偿支出,同时也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的“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因此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上述递延收益是用于弥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的,因此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其账务处理为:

(三)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环节的纳税申报。

“40号公告”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因此,2013年由于政策性搬迁补偿形成的营业外收入4 680万元不能作为搬迁补偿收入申报纳税,营业外支出4 680万元也不能作为搬迁损失在税前扣除,均需要做纳税调整,但是不能填列在《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10)》,因为该表只有在政策性搬迁补偿完成清算及以后年度才能填列。于是,前述营业外收入纳税调减4 680万元只能在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填列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的“收入类调整项目”中的“(九)其他”项目中;前述营业外支出纳税调增4 680万元只能在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填列在《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的“支出类调整项目”中的“(十六)其他”项目中。

二、政策性搬迁补偿在重建环节的财税处理

政策性搬迁补偿在重建环节不涉及税务处理和纳税申报,只存在会计处理。承上例,会计处理为:

两项支出超出搬迁重建之前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6 320万元(11 000-4 680)部分,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的“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作为《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账务处理为:

由于会计处理中没有产生损益,同时按照“40号公告”的规定不确认所得和损失,所以不存在税法与会计的差异,也无需进行纳税申报。

三、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清算环节的财税处理

(一)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清算环节的财税处理。

“40号公告”第十五条规定“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因此,在清算环节无论会计上如何处理,都得确认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并按照规定进行纳税申报。

(二)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清算环节的会计处理。

承上例,清算时重建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会计处理为:

由于政策性搬迁补偿收入为12 000万元,重建支出只发生11 000万元,剩余的1 000万元属于《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规定的“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所以会计处理为:

(三)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清算环节的纳税申报。

清算环节的会计处理不产生任何所得和损失,但是按照税法规定却需要确认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并计算搬迁补偿所得或损失,从而产生了税法与会计处理的差异,需要通过纳税申报予以调整。以前述案例为基础,具体纳税申报为:填列《政策性搬迁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110)》中的第3行“1.对被征用资产价值的补偿”12 000万元;第16行“(二)搬迁资产处置支出”4 680万元,并最终形成7 320万元的搬迁所得予以纳税调增。

四、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重建资产使用环节的财税处理

(一)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重建资产使用环节的税务处理。

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清算环节申报纳税以后,在搬迁重建资产使用过程中不再存在应税收入,但是相关资产折旧摊销可以在税前扣除。

(二)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重建资产使用环节的会计处理。

承上例,政策性搬迁完成后,相关资产使用过程中要进行折旧和摊销,同时企业形成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6 320万元,该政府补助需要在资产使用期间平均分摊转入营业外收入,相关会计处理为:

房屋建筑物每年折旧:

土地使用权摊销:

同时分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与固定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5 000万元(8 000-3 000),20年平均分摊,每年分摊250万元;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政府补助为1 320万元(3 000-1 680),50年平均分摊,每年分摊26.4万元,相应的会计处理为:

重建资产投入使用后的前20年:

重建资产投入使用后的后30年:

(三)政策性搬迁补偿在搬迁重建资产使用环节的纳税申报。

搬迁重建资产使用环节的会计处理形成了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收入等损益,其中的资产折旧与摊销可以在税前扣除,由于该递延收益的分摊额在清算环节已经确认搬迁所得,所以使用环节确认的营业外收入不需要纳税,否则将存在重复纳税问题。具体纳税申报为:填列《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的第11行“(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以重建资产投入使用后的第1年为例,见表1。

五、结论

在政策性搬迁补偿财税处理实务中应注意两个问题:(1)搬迁环节、重建环节的财税处理与纳税申报在实务中的先后顺序存在多种情况:可能先搬迁后重建,也可能先重建后搬迁,还可能搬迁与重建同时进行。(2)四个环节的相应业务可能发生在不同年度,也可能发生在同一年度。但是这不会导致处理上的重大差别,只需要按照发生时间做简单合并或分拆即可。

摘要：政策性搬迁补偿的财税处理与纳税申报在实务中争议多、错误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相关准则和法规不够明晰,另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财税工作者对相关准则和法规理解不准确。文章从搬迁环节、重建环节、清算环节和使用环节分别论述政策性搬迁补偿的税务处理、会计处理与纳税申报,以期对实务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政策性搬迁补偿,环节,财税处理,纳税申报

参考文献

[1]孙卓晗.搬迁补偿业务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办法[J].财经界(学术版),2015,(30).

[2]郭秀菊.搬迁补偿款会计与税收处理[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5,(24).

[3]王宝田,丁扬.再论企业政策性搬迁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J].商业会计,2013,(13).

[4]管永权.企业政策性搬迁会计与税务处理[J].财会通讯,2013,(12).

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政策探讨 篇7

一、财税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1.生态文明的公共产品属性——财税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环境保护是典型的公共产品, [1]作为环境保护具体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 是一个积极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的过程。那么, 生态文明作为其成果, 也直接表现出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 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首先,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每个消费者均可以享用, 并不能将某个消费者排除在外。其次, 由于消费者数量的增加会降低每个消费者享用生态文明的程度, 但私人或者市场可以通过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 即“免费搭便车”而享用其成果, 这使得私人或者市场不愿意投资生态文明建设, 市场价格机制失效。再次, 生态文明建设周期长, 投资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直接产出, 也使得市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调节。鉴于以上原因, 生态文明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财税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必须由财政公共部门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生态文明的外部性——财税政策支持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即效用外溢, 这可以从正负两个方面来阐述。正的外部性,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生态文明在其公共产品属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正是负的外部性决定了财税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无数的国内外典型事例都表明, 生态文明建设的滞后或者破坏, 诸如水土流失、植被锐减、水和空气被污染等, 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后果。2000年至2001年期间, 由于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欧盟15个国家连遭疯牛病、口蹄疫厄运, 导致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我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奉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对生态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五分之一的城市污染严重、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侵蚀、19%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3亿多农民无法饮用清洁的水……, [2]这些都是生态文明的“负外部性”带来的惨重代价。财税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 对负外部性, 即“外部不经济”问题有较强的矫正作用, 这就决定了财税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二、我国财税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渐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关注, 十七大将“生态文明”首次列入党代会报告, 并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同时, 我国也加大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力度。2001年以来, 我国生态文明示范区数量从2001年的215个增加到2005年的528个。[3]

此外, 我国促进生态文明的财税政策也得到了逐渐完善。财政政策方面, 国家财政增加了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 国家加大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责分工;税收政策方面, 国家加强了对资源的征税力度, 不断完善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企业所得税中对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 对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所得的“三免三减半”的优惠规定等等, 增强了税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导向作用。然而, 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在鼓励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明显落后于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

1.财政政策方面

(1) 财政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力度不足。

近年来, 我国财政对生态文明建设 (环保) 的支出虽有所增长, 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 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一国GDP的比例达到1%~1.5%时, [4]环境污染的状况可以得到基本控制, 生态环境状况大致能够保持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一国GDP的比例达到2%~3%时, 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据有关统计资料, 我国财政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从2002年的1367.2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566.0亿元, 但是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仅为1.2%左右, 最高的2005年也仅为1.3%, 其远远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 对环保财政资金使用监督不力。

对环保财政资金监督不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政策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 也是目前财政监督的一个重要问题。监督不力导致环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 相关资金不能全部落实到位, 并常有层层截留或者挪用的现象发生。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还没有生态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另外, 监督检查部门, 如人大监督、审计监督等协助和检查力度不够, 使得环保财政资金不能公开运行和透明使用, 从而制约了财政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

(3) 政府采购制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不够。

我国政府采购未能发挥对绿色环保产品的引导作用。2003年, 我国颁布实施了《政府采购法》, 但其中对如何在政府采购中保护环境、促进绿色采购的具体内容并没有明确说明, 未能从立法上对政府绿色采购进行确认, 即关于政府采购对绿色环保产品的引导和推崇的法律制度缺乏, 从而导致执行过程中缺乏政策导向, 不具有强制力。

(4) 财政横向与纵向转移支付乏力。

以综合性生态项目为例, 防风固沙、防止水土流失、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牧等活动, 由于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如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外溢, 使其效益不能局限于某个地方或者某个区域, 常常具有惠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效用。按照公共产品供给原理, 这类项目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责任, 但是现实情况却是主要靠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 而地方政府往往财力有限, 同时缺乏由中央到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 于是形成生态文明建设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局面。此外, 由于生态文明效用的外溢, 不同地区之间也应该有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现实的情况往往是某个地区单独承担生态建设资金, 其他地区出现“免费搭便车”的现象。我国地区间生态环境差异比较大, 但却缺乏完善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加以平衡。

2.税收政策方面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杠杆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其不完善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缺乏独立的生态环境保护税种。

目前, 我国的税种中还没有专门的生态环境保护税种, 仅仅只是开征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间接税, 如消费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对环境保护税种开征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的缺乏, 不仅制约了税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调控作用, 同时也没有税收资金来源以用于生态文明建设, 从而减弱了税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2) 现行的环境保护间接税存在缺陷。

我国现有的即使是与环境保护间接相关的税种, 其税制要素的设计上仍然存在缺陷, 从而进一步制约了税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杠杆作用。以消费税为例, 尽管已经对其进行了完善, 将一次性木块、实木地板等列入了征税范围, 加强了消费税的环保功能, 但是其征税范围仍然过窄, 未将煤炭等主要的能源列入征税范围, 未能起到应有的环保功能。再以资源税为例,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从量定额, 使得企业对于已经开采而无法销售或者自用的资源不付任何税收代价, 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 造成大量资源积压和浪费;而且, 由于资源税税率偏低, 使得资源开采成本偏低等。

(3) 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

税收优惠是税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 尤其对外部性具有重要的矫正和导向作用, 能够实现生产外在效应所产生的广泛利益。这些利益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环境条件的改善, 即生态文明。我国目前对环保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分布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中, 但现实情况往往是:这些税收优惠规定得过于笼统或者模糊, 使得在实际执行中缺乏明确的标准而难以执行。再加上目前税收优惠主要以减免税、零税率等形式存在, 形式比较单一, 从而导致了税收优惠的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财税政策的路径选择

发展生态文明,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迫切需要完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政策, 以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和导向作用。

1.财政政策方面

(1) 建立环保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加大财政对环保的投入力度。

建立环保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可以借鉴农业财政支出的做法, 通过《环保法》确定一定时期内环保财政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增长幅度, 使其占GDP的比例落入2%~3%的范围内, 从而得以改善环境,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当然, 加大财政对环保的投入力度, 还需要拓宽财政资金来源, 这也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根据宏观经济环境进行适量国债的发行, 也可以利用财政支持作用, 实施BOT融资、贷款担保形式等。

(2) 加大对环保财政资金的监督力度,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建议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增设生态财政支出预算科目, 以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同时, 加大对环保财政资金的检查力度, 定期进行检查, 对大规模项目进行跟踪反馈, 及时监督环保财政资金的划拨、使用等情况。

(3) 完善绿色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量多而范围广, 小到日常用品, 大到办公楼和设备等, 若能加强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采购和支持, 将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极大的调节和导向作用。因此, 应该逐步拓宽绿色政府采购的范围, 加快对绿色政府采购的立法进程, 完善对环保产品的认证。

(4) 加大关于环保的财政横向和纵向转移支付力度。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以中央政府为主力, 地方政府切实执行。这就需要通过国家预算, 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的纵向转移支付力度, 以做到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同时, 要以生态实验区为核心, 以周边地区地方财政为主力, 其他地区协调, 加大不同地区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2.税收政策方面

(1) 借鉴国外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 适时开征生态税, [4]即环境保护税,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如将对二氧化硫、水资源的收费纳入生态税的征税范围, 可以加强对污染行为的调节和限制, 保护水资源的利用。目前理论界对生态税的呼吁声越来越高, 开征生态税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

(2) 完善现行与环保相关的间接税。除开征专门的生态税外 (有可能涉及现有税种的调整) , 对现行与环保相关的间接税种的调整和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对消费税而言, 还应该将更多的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以加强其环保功能。以资源税为例, 要完善资源税的立法, 科学制定资源税税率, 使其能够对级差收入进行调节, 强化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职能。

(3)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加强对环保产品和行为的导向。税收优惠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投资的一项重要措施, 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明确和细化优惠标准, 使其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另外, 还应采用多种税收优惠形式, 如差别税率、投资减免、加计扣除、税收返还等, 确保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优惠具有独享性, 从而鼓励和刺激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连家明.建设生态文明与财税政策调整[J].地方财政研究, 2008, (05) .

[2]王金秀, 郑志冰.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J].改革与战略, 2007, (03) .

[3]齐玲.有关生态补偿的财税对策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7, (10) .

财税生态补偿政策 篇8

一、黑龙江省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 一) 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基本状况

1. 生态旅游产业。作为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产业的发展也是其实施 “十大工程”和 “八大经济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和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效。黑龙江省地处中国东北部,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湖泊、界江、熔岩、冰雪等良好的生态资源,同时与俄罗斯接壤,并保留较多的少数民族特色,已逐步开发出森林湿地生态游、北国风光游、狩猎滑雪游、中俄边境游、地质观光游等特色生态旅游品牌和精品线路。

近年来,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产业收入大幅增长。以大兴安岭为例,该地区在陆续修建高等级公路、开通铁路和民航后,发挥了神州北极、雪域林海、湿地界江和北疆风情等特色旅游的资源优势,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接待游客人次的逐年增长。如2012 年大兴安岭地区生态旅游业共接待游客352. 8 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8% ; 实现收入33. 1 亿元,同比增长20. 36% 。2006 - 2012 年大兴安岭地区生态旅游业的基本情况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大兴安岭日报、东北网资料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业部、商务部,黑龙江人民政府网站资料整理。

2. 绿色食品产业。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重点突出了 “绿色、安全、优质”的品质,其起步较早、速度较快、规模较大。近年来黑龙江省实施“打绿色牌,走特色路,建设绿色食品强省”的发展战略,绿色食品产业始终保持较快的发展,成为全省成长性最好的产业,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10 年黑龙江省将绿色食品产业列为省重点发展和推进的 “十大产业”之首,成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黑龙江省拥有丰富的黑土资源,已建成水稻、大豆等多个农作物标准化生产基地; 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开发林下资源潜力,已建成数个有机食用菌、野生蓝莓等种植和保护基地。2012 年全省绿色食品总产值1 330亿元,占全国1 /6; 实物总量首次突破3 000万吨,占全国1 /5; 全省有效使用绿色( 有机) 和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产品数量10 807个,占全国1 /8; 绿色食品认证面积6 720万亩,超过全国认证总面积1 /4; 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5 390 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1 /2。2008 -2012 年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基本情况见表2。

3. 林木加工产业。该产业是黑龙江省传统工业,与装备、石化、能源、食品、医药产业构成黑龙江省六大支柱产业,为全省GDP增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黑龙江省大小兴安岭作为中国生态保护的天然屏障,丰富的森林资源具有品种各异、材质优良和经济价值较高的特征,林木加工业积累了较多的林产品生产经验、拥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及雄厚的企业实力,这些自然和经济因素为林木加工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黑龙江省已将林木加工业列为十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这为林木加工业向高经济附加值、高资源利用率、高科技含量的精深加工方向转变提供了战略与政策优势。2012 年黑龙江省计划推进林业产品加工业项目100 个,其中省级重点林产品加工业项目41 个,总投资183 亿元,年计划投资52 亿元; 一般项目59 个,总投资178. 3 亿元,年计划投资27. 5 亿元。当年实现林业总产值1 203亿元,同比增长20% ,三个产业产值结构为38. 2:46. 8: 15,其中林木加工、森林绿色食品和森林生态旅游产值分别为560. 5 亿元、188. 1 亿元和178亿元。见图1。

4. 特色北药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其在黑龙江省并非支柱性产业,但在大小兴安岭地区的北药产业,凭借其原料的不可替代性及就地加工的便利得到较快发展,成为该地区的特色产业,对该林区续接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升级和林区经济转型,以及黑龙江省生态功能区的主体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小兴安岭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林木加工业、森林食品加工业提供优质的原材料,其森林生长着包括甘草、五味子、龙胆草、野生刺玫果等在内的百余种珍贵药用植物,堪称种类繁多、品种优良。该地区药用植物在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上具有纯天然、无污染、开发潜力大、市场前景广阔的特征。以伊春市为例,至2011 年末全市北药从业人员近6 万人,占全市在职职工及农村劳力总数的22% ; 总产值为13. 5 亿元,增加值7. 5 亿元,约占全市GDP的5% 。

5. 清洁能源产业。中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为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在提高传统能源利用率的同时,更注重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黑龙江省因地理位置常年多风,是中国风能资源最丰富的5 个省份之一; 境内河流纵横,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 作为农业大省,生物质能的发展潜力巨大; 本省东部地区、大兴安岭和伊春北部也拥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目前黑龙江省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已得到初步的发展,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至2008年年底全省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为164. 18 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9. 06% ; 新能源发电量27. 21亿千瓦时,占总量的3. 68% 。至2012 年底森工林区风力发电场已建成15 座,总装机容量达到62. 11 万千瓦,实现年发电量12 亿千瓦时,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全省林区的 “八大产业”之一。

( 二) 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问题分析

1. 生态旅游产业。虽然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业市场的逐年扩大和接待游客人次逐年递增,但精品旅游线路多集中在哈尔滨及周边地区,生态旅游所占比重不高。 ( 1) 旅游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目前全省生态旅游业景区级别在4A级以上的数量和比重较少,大多数的生态旅游资源处于尚未开发或在开发状态; 景区之间缺乏联动机制,造成生态旅游资源较为分散,未能充分发挥生态旅游景区的集群效应,进而削弱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2)旅游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全省与生态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虽已部分开通铁路、民航,修建高等级公路,但仍无法满足旅游业发展的要求; 景区的旅游配套设备较少,如景区内的道路和卫生间数量不足等; 提供服务的餐厅和酒店数量较少,多以民宿或小型旅店为主,缺少星级酒店或公寓。( 3) 旅游服务专业人才匮乏。目前全省从事生态旅游业人员多是为适应林区经济转型而转业的非旅游专职人员,缺乏旅游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进而在品牌宣传、市场开发和产品推广等方面缺乏经验和创新。此外,对服务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滞后也是制约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2. 绿色食品产业。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近年来呈快速发展趋势,其总产值和生产实物总量俱增,绿色食品认证面积和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面积也逐年增长。但以加工企业为代表的绿色食品产业的现代化程度,仍有待提高。 ( 1) 流动资金存在缺口。源于产业链上游原料提供的季节性,绿色食品加工所需资金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导致加工企业在作物收获期急需大量的收购现金。此外,由于同业竞争的存在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收购成本逐年增加,企业利润受到较大的影响。( 2) 生产能力受到限制。绿色食品加工企业的产出能力基本取决于原材料的收购量,而洪涝、干旱、虫病等自然灾害和灌溉、种植等人为因素,都会影响绿色食品加工企业原材料的收购量,进而影响绿色食品的加工产出量,导致企业收入的减少和利润的下降。 ( 3) 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目前全省绿色食品加工企业的设备较为陈旧、更新速度较慢,绿色食品的生产往往停留在初级加工的水平上,高端绿色产品市场开发不足; 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导致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研发能力不足,未形成品牌和专利优势。

3. 林木加工产业。黑龙江省林木加工产业依托其资源优势在全省的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近年来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等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产业的发展。 ( 1) 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由于全省林木加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商业贷款门槛较高,加之国家和黑龙江省有关财税和金融等政策的缺位,导致其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严重缺乏。( 2)生产创新能力较弱。全省林木加工企业生产设备落后,更新速度远落后于生产能力和市场需求,导致木材综合利用率、产品加工程度和档次较低。同时林木加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品较多停留在初级加工的阶段,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 ( 3) 产业集群程度较低。受林区产权体制的影响,全省各林木加工企业主要隶属不同的林业局管辖,产业布局较分散,难以形成竞争力强、优势互补的产业群。初级、中端和高端产品各有侧重的产业链条延伸不足,未充分发挥林木加工业对物流、林木培育等相关产业的辐射作用。

4. 特色北药产业。黑龙江省特色北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发展较快,但起步较晚且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 1) 资源利用率低。大小兴安岭地区部分药用资源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因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论证,其药用资源利用率基本为零; 另一部分已被用于制药植物资源,因忽视野生中草药资源的再生能力,出现滥采乱挖的现象,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较低。( 2) 技术能力薄弱。特色北药生产经营企业由于生产设备落后,技术人员比重较低,研发经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特色北药产业整体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弱,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较差,产品技术含量和高科技产品比重均较低。 ( 3) 竞争能力不强。特色北药产业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加快其产业发展受到融资能力、企业规模和研发能力等多方面的限制。北药终端产品产出能力较弱,产品附加值较低,龙头企业数量较少,其总体竞争能力较差。

5. 清洁能源产业。该产业是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但在黑龙江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生产总值、发展速度和生产规模均相对滞后。 ( 1) 产业融资困难。清洁能源产业具有开发周期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的特征,其在开发可行性论证、技术研发和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巨大风险,且前期投资金额巨大,因而清洁能源产业在融资途径、融资金额和融资担保等方面都面临着困难。 ( 2) 生产成本较高。清洁能源产业生产设备和技术更新较快、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费用比重较高,导致其产品的成本和售价均高于常规能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市场竞争力。

二、黑龙江省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现行财税政策

( 一) 发展生态主导型产业综合政策的内容

近年来,黑龙江省为促进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围绕着 “八大经济区、十大工程和十大重点产业” 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政策内容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政府服务网络构建等诸多方面。2009 年以来黑龙江省有关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综合政策见表3。

( 二) 发展生态主导型产业财税政策的内容

1. 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黑龙江省为加强生态建设和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有关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 1) 财政投入政策。经国家西部开发办批准,2001 年以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共享受49 项西部开发政策,总投资18. 3 亿元( 其中国家和省投资10. 5 亿元) ; 自大小兴安岭地区生态功能区划定以来,黑龙江省加大了对其 “退耕还林”工程的财政投入,林业造林面积不断增长,2008 年至2012 年累计造林1 728. 01万亩,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5. 73% 。( 2) 财政补贴政策。2010 年省财政厅、省林业厅修订的 《黑龙江省 〈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对公益林管护人员按国有和集体国家级每年每亩补助4 元和8元等; 2012 年获批林业贴息贷款额58 441. 8万元、贴息额1 742. 2万元,新增项目贷款额为43 554. 8万元、贴息额1 302. 4 万元。 ( 3) 专项资金政策。2008 年省财政厅、省农业厅颁布的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中规定,由省级财政安排资金用于支持绿色食品基地建设、产品认证、质量监控、市场开发等方面; 2009 年省财政厅、省旅游局修订的 《黑龙江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中规定,对项目资金采用无偿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形式用于旅游景区基础设施、旅游名镇等项目的建设。

2. 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黑龙江省为招商引资和加快全省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相继出台了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与生态主导型产业有关的内容主要包括:( 1) 调整增值税的起征点。自2011 年11 月起调整增值税的起征点,其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 000元; 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 000元; 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 日) 销售额500 元。 ( 2) 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为科学研究、开发能源、发展交通事业、农林牧业生产及开发重要技术提供专用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可减按10% 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或者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所得税。 ( 3) 返还实际已纳所得税。引进先进技术从事农、林、牧、渔业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国家 “免二减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满后,按缴库级次,由同级财政部门返还实际已纳所得税额的30% 。 ( 4) 引导再投资税收政策。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投资开办其它外商投资企业,且经营期不少于5 年的,可按规定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款的40% 。 ( 5 ) 实施重点项目的优惠。为推进全省“百镇”及重点旅游名镇项目的实施,对个人出租住房所得减按10% 征收个人所得税、按3% 减半征收营业税,减按4% 征收房产税,免征土地使用税; 对个人住房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等。

可见,黑龙江省支持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有关的财税政策多分布在零散的文件中,尚未形成有针对性、全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财税政策体系,且上述政策对引导投资方向、提高企业效益、实现规模经济、延长产业链条和形成产业集群的作用有限。

( 三) 发展生态主导型产业财税政策的缺陷

1. 财政政策的缺陷。 ( 1 ) 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对生态保护投入不足,导致全省限制、禁止开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居民生活困难[2]; 对基础及辅助设施投入不足,导致基础设施不完善,无法形成景区间的联动机制; 对原料基地建设投入不足,导致绿色食品、林木加工和特色北药产业的产出能力受限,生产成本增加; 对产品和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导致企业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强; 对产业园区建设投入不足,导致产业布局较为分散,产业链条延伸不足,未能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 2) 财政补贴效果较差。财政补贴额度较小,以林木加工业为例,大兴安岭地区2012 年获批林业贴息贷款额58 441. 8万元,贴息额1 742. 2万元,仅为贷款额的2. 98% ,且较少用于直接扶持林木加工业; 财政补贴形式较少,以贴息为主,缺少相应的价格和亏损补贴,导致部分企业处在 “投资- 亏损- 撤资”的恶性循环,成长力和竞争能力较弱; 财政补贴机制滞后,其内容较为零散、条件变化较多、主体各不相同,致使企业无法及时、足额获得财政补贴资金。( 3) 专项资金范围有限。涉及产业范围较小,至2012 年末黑龙江省仅有绿色食品和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尚未设立专门针对生态主导型产业的发展资金; 专项资金来源较窄,主要来源于省级预算,缺少中央和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导致部分重大项目实施困难,增加了省级财政的负担; 资金使用范围有限,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推进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的实施,导致产业内部多数企业发展缓慢,产业链条断裂,产业升级止步。

2. 税收政策的缺陷。( 1) 生态旅游产业税收政策的缺陷。税收政策在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产业开发、经营和消费环节的缺陷包括: 第一,开发环节生态资源保护不力。在生态旅游业的开发环节,我国尚未开征环境税、碳税等惩罚性税收,仅以行政性收费对企业进行约束,导致企业贪图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由此工业和生活垃圾大量产生,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现象严重。第二,经营环节税收优惠范围有限。在生态旅游业的经营环节,目前黑龙江省生态旅游产业适用的税收政策,以黑龙江省 “百镇”及重点旅游名镇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参照,但其适用主体、涉及税种、优惠程度都十分有限,没有发挥税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促进功效。第三,消费环节低碳消费引导欠缺。在生态旅游业的消费环节,黑龙江省现行的税收政策缺少对低碳消费的引导,加之“绿色消费” 和 “低碳消费” 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导致生态旅游消费环节形成大量的废物、废水等生活垃圾,造成生态资源的严重污染和毁灭性破坏。 ( 2) 绿林药源产业税收政策的缺陷。税收政策在黑龙江省绿色食品、林木加工、特色北药和清洁能源( 简称绿林药源) 产业投资、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缺陷主要包括: 第一,投资环节投资吸引作用不强。在绿林药源产业的投资环节,黑龙江省缺少相应引导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流转税减免、再投资退税等,导致上述产业的设备更新速度较慢、投资吸引力不足、融资能力受阻和发展资金缺乏,严重阻碍了其发展和升级。第二,生产环节产业调节能力较弱。在绿林药源产业的生产环节,黑龙江省缺乏配套的综合税收优惠政策,如加速折旧、加计扣除和免税所得等,导致处于成长阶段的产业整体税负较高,平均利润水平低于黑龙江省其他行业,税收政策对产业发展的调节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销售环节税收优惠政策缺失。在绿林药源产业的销售环节,黑龙江省欠缺相应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如即征即退、出口退税等,导致上述产业的产成品仅小部分适用于增值税低税率,绝大多数产品无法享受先征后退等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成品的销路和产业的发展。

三、完善促进黑龙江省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 一) 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针对黑龙江省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现行政策的缺陷,完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增加财政投入比重。财政直接投入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增加其数量和比重对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地区经济的增长,通过财政杠杆作用吸引社会闲散资本投资于生态主导型产业。增加财政投入比重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生态资源保护。深入贯彻 “天保工程”战略和限采限伐政策,加大对林木培育、湿地保护等的财政支持力度,注重生态资源的恢复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对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禁止开发地区居民的资金补偿金额,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改善生态资源保护的成效。 ( 2) 加大相关设施投入。加大财政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投入,增加精品生态旅游线路的数量; 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旅游业,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提高景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加大财政支持旅游产品的宣传力度,形成品牌效应,促进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 3) 支持原料基地建设。在现有绿色食品标准化基地、林木加工原料林基地和北药特色原料供应基地的基础上,增加财政资金的投入,支持建立质量标准化、生产规模化、技术现代化、产品品牌化的原料基地和产业基地;为绿色食品、林木加工和北药产业的发展提供稳定、高质的原料保障。 ( 4) 引导企业技术创新。采用设立奖励资金、实行股权融资等方式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促使企业进行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人才引进等,提高企业其生产经营和研发创新能力。如增加对清洁能源企业研发财政投入,包括科研经费和培训费用等,激励企业及其科技人员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 5) 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借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增加对生态主导型产业园区建设的财政投入,吸引不同类型企业入驻,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规模经济效益; 加强园区内企业的分工合作,形成资源互补优势,延长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2. 加大财政补贴力度。近年来黑龙江省财政补贴工作虽有成效,但因资金所限力度较小,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增加财政补贴额度。经营资金不足可谓是生态主导型产业的通病,应加大信贷财政贴息的额度,引导全省商业银行、信用担保等金融机构实施融资优惠政策。融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 通过扩大抵押担保物的范围、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加大对上述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指导企业发行短期、中期和长期债券,拓宽其融资途径; 通过加快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等方式,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 2) 丰富财政补贴形式。鉴于清洁能源企业生产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弱,增加对其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价格补贴; 对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及原料基地建设的企业,在建设和经营前期多处于亏损状态,可给予适度的亏损补贴。财政补贴形式主要包括: 增加价格补贴额度,如增加对风力发电企业的生产补贴,并实行高电价和差额补贴政策,降低风能电力价格; 实行亏损补贴政策,由财政部门向上述企业发放适度的亏损补贴,促使企业摆脱亏损困境。 ( 3) 完善财政补贴机制。现行财政补贴机制存在着模糊、繁重和低效等问题,完善其机制主要包括: 以法律制度形式明确全省生态主导型产业财政补贴的资金来源、补贴形式、申请条件、核定标准、审批程序和监督机制等[3]; 实行重点补贴与日常补贴相结合机制,满足企业发展需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建立产业发展服务平台,负责政策信息发布、申请企业初审、审批结果公示、相关数据统计和财政补贴绩效评价等,提高财政补贴的经济性和效率性[4]。

3. 扩大专项资金范围。黑龙江省已设立绿色食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均由省级预算安排资金,但资金有限应扩大专项资金范围。主要包括:( 1) 扩大涉及产业范围。在现有产业发展资金的基础上,设立林木加工产业、特色北药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专项资金,通过专款专用、优先发展等方式实现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和现代化。设立专项资金旨在注重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的发展,包括生态资源培育型产业,如保护自然湿地和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生态资源支持性产业,如特色养殖业等; 生态资源反哺型产业,如矿产资源开发等。 ( 2) 拓宽专项资金来源。目前黑龙江省各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由省级预算安排资金实施,虽保证了各重点产业发展所需资金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但也限制了发展专项资金的来源。为保证生态主导型产业有充足的发展资金,应在省级预算统筹安排的前提下,申请一定数额的中央财政预算,同时吸收部分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拓宽专项资金的来源。此外,可将各省直属部门和产业发展协会所管理的资金纳入产业发展资金的范畴。( 3) 扩大资金使用范围。目前省级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各大重点项目工程的建设,而较少用于常规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且专项资金的申请条件较严格,仅少数大型企业具备申请资格,新设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基本没有获取的可能。因此,应适当地扩大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在满足重点项目建设需要和培育龙头企业的同时,将市场开发、资格认证、物流服务等配套的辅助项目和中小型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协调产业内部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条。

( 二) 促进生态主导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生态旅游产业以提供旅游服务为主,税收政策主要应对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和游客消费等环节促进其发展; 而林木加工、绿色食品、特色北药和清洁能源等产业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税收政策主要通过投资、生产( 包括研发) 和销售环节发挥其调控作用。

1. 生态旅游产业的税收政策。包括生态旅游开发、经营和消费环节的税收政策。 ( 1) 开发环节的税收政策。在生态旅游开发环节,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施 “绿色”税收政策。主要包括: 对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较好的企业,在投资和开发阶段可减免地方税,包括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对投资于城市或景区道路建设而未造成生态破坏的企业,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 开发旅游资源、项目造成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企业施以重税,在征收排污费基础上开征环境维护费( 或条件允许征收环境保护税) 。( 2) 经营环节的税收政策。在生态旅游经营环节,以产业发展为目标,发挥税收调节功效。主要包括: 对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的企业减按3% 征收营业税,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对为提供生态旅游服务而购置的用于景区内的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 对在生态旅游景区内的饭店、旅社和度假村减免营业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企业新开发的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旅游线路而取得收入,可减免1 - 3 年企业所得税等。 ( 3) 消费环节的税收政策。在生态旅游消费环节,以低碳消费为导向,发挥税收引导作用。主要包括: 鼓励使用节能、环保汽车进行生态旅游,通过减免电动汽车车辆购置税等方式,倡导游客景区内使用电瓶车、自行车或步行; 对景区内从事污水、垃圾回收处理的企业,在免征增值税的同时减免1 - 3 年的企业所得税; 对生态旅游景区内采用节能环保的材料和设备从事服务的企业,减按3% 征收营业税,并减免1 - 3 年的企业所得税。

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现状评述 篇9

当前, “浮沉”天气和“雾霾”天气现象愈演愈烈, 影响范围由北方逐渐向南方多个城市蔓延, 这严重危害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喜人成果, 但所面临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问题 (形势) 依然不容乐观。“浮沉”天气只是冰山一角, 其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也在恶化, 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生态问题令人堪忧。因此, 生态环境问题恶化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关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联动机制,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何桂梅等 (2011) 、丘君等 (2008) 和李文华等 (2007) 研究指出, 生态补偿作为国内迅速发展的热点领域, 是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区域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

2 生态补偿内涵及理论基础

2.1 生态补偿的内涵

介于生态补偿本身的复杂性, 国内外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 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 已有的研究结论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观点主要是针对自然环境。《环境科学大辞典》将其定义为生物体和生态系统面临外界干扰时, 所展现出的抵抗外界干扰、提高自身状态以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 或者是已遭到破坏生态系统的还原能力;亦或是自然环境对生态系统的补偿等, 或自然环境对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的缓冲作用。

第二类观点基于社会经济视角。生态补偿被认为是一种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手段。毛显强等 (2002) 认为, 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利用资源环境的行为收费, 提高其行为成本, 以减少该行为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 达到保护资源环境的目的。收费的实质就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陈兆开 (2009) 也认为生态补偿就是环境资源受益者, 给予受到负外部性影响的主体一定补偿, 以调节利益相关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王兴杰等 (2010) 将生态补偿看成是一种手段或制度安排, 认为生态补偿的目的在于:调节相关方利益关系, 使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行为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以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综合起来, 可以认为生态补偿包括自然环境对生态系统的补偿 (缓冲) 和对相关行为的收费 (奖励) 两部分。虽然部分地区的生态补偿实践已取得了喜人成果, 但我国整体面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仍不容小觑。

2.2 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2.2.1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是指, A (个人或组织) 在对B (个人或组织) 提供某项服务或劳动时, 伴随这一过程, 也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 (受损或受益) , 并且还不能对受影响的第三方进行补偿 (受损者) 或取得支付 (受益者) , 按第三方受到的影响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环境和资源利益相关者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 容易出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应归咎于外部性。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 庇古和科斯两位学者分别主张诉诸于政府和市场手段。

2.2.2 产权理论。

生态环境和部分资源大都属于公共产品, 伴随着环境利用和资源开采, 不可避免会出现“搭便车”现象, 甚至引发“公地的悲剧”, 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分析原因, 应归咎于环境资源权划分和界定不清晰。而产权理论可以解决该问题, 并有以下观点:通过产权界定可以明确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权界限, 促进产权人经济效益的提高, 减少“搭便车”和“公地的悲剧”的发生,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生态环境问题。

2.2.3 和谐发展理论。

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中都提及了“和谐发展”, 该理念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协调好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探寻当代人以及不同代际人之间的补偿方式和途径, 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要实现后者的和谐仍需取决于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 归根结底要做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综上可知, 保护环境是实现人类和谐发展的前提。

3 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综述

3.1 关于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 生态补偿研究对象可归为4大类, 即生态要素补偿研究, 主要包括森林和矿产资源;区域生态补偿研究, 集中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功能区补偿研究, 分为水源涵养区和自然保护区等;流域生态补偿研究。此外, 较早时期的排污收费制度和传统的环境价值研究严格意义不属于生态补偿研究, 但确是早期生态补偿研究的雏形。归纳起来看, 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补偿原则、利益相关者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 、补偿标准、补偿形式和资金筹措等。上述研究以文献梳理法为主, 实证分析法为辅。研究思路一般是首先界定生态补偿的概念, 然后在概念框架内展开相关分析, 有学者借鉴了国外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 丰富了国内的生态补偿研究。国内学者对具体生态补偿实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与探讨, 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为我国改进相关补偿制度提供了借鉴思考。如高新才 (2011) 分析了甘肃矿产资源开发的补偿政策和实践, 阐述了矿产资源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最后从法制保障、资金管理和监督管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意见。刘通 (2007) 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利益补偿政策法规进行了归纳总结, 分析了政策实施取得的成效, 指出了补偿范围和标准、管理体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欠缺, 最后从5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郑海霞 (2010) 指出,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作为流域管理的一种制度创新, 有利于协调水资源利用和减少用水冲突, 提出了在建立全国层次补偿框架的基础上实施分层补偿等一系列建议。

3.2 对当前生态补偿政策的评述

我国已经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有:生态环境补偿费政策 (20世纪80年代初) ,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 (20世纪90年代末) , 公益林补偿金政策、占用耕地和开发矿产资源的补偿政策、生态扶贫和移民政策、自然保护区及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 (21世纪) 。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在保护和恢复生态, 协调地方经济发展, 建立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 仍存在着不少问题:

3.2.1 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研究滞后。

第一, 缺少专门的生态补偿政策。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大多为区域性政策, 多是从当地 (区) 的生态环境出发, 针对某一种或几种生态要素设计的政策, 导致生态补偿的总体目的难以实现。第二, 生态补偿政策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一些补偿政策大多是以项目、工程或计划等形式组织实施的, 存在着确定的影响期限。第三, 生态补偿政策带有明显的部门色彩。在实际工作中, 相关职能部门仅从本部门的生态保护责任出发进行政策设计, 忽视了总体利益。

3.2.2 生态补偿机制亟待改进。

第一, 补偿标准偏低, 且计算方式尚未统一。生态补偿服务的理论价值是补偿标准确定的基础, 但理论价值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 更不能用于指导相关政策的制定, 因而不能形成全国统一标准。第二, 补偿资金利用效率低。地方政府补偿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 能够真正用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仅是一小部分, 相当一部分都被当地政府用作了其他开支。第三, 缺乏完整的补偿原则。现行的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眼前和局部矛盾, 如跨区占用和交易等, 但都没有涉及到如何实现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的最优配置和代际公平等内容。

3.2.3 生态补偿开展的保障措施不完善。

第一, 生态补偿的立法和制度缺位。目前中国在专门的生态补偿法规和立法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如在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无法可依, 无章可循;补偿机制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导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直接影响了生态补偿活动的顺利开展。第二, 资金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更多的是通过政府的干涉, 并未形成自发的环境权交易市场, 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融资机制。

4 生态补偿政策研究展望

我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相关政策的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梳理文献不难发现, 有关生态补偿的概念、补偿标准、利益相关方的界定和资金管理等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 对现行生态补偿政策的定量评价研究也较缺乏, 此外, 对于符合我国国情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上述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现从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第一, 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强化。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概念仍没有达成一致, 采用的测量指标各有所异, 生态补偿的支付标准多种多样, 未形成统一的支付标准, 仍需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来完善。

第二, 生态补偿机制的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当前生态补偿重点不突出;利益相关者认定标准模棱两可;有关生态补偿市场融资的配套服务欠缺;资金用途缺乏必要的监督。这些问题作为深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重要创新领域, 可以通过大量分析来补充完善。

第三, 关于生态补偿微观视角的定量分析尚需进一步加强。目前, 相关文献主要基于宏观视角来进行研究, 定量分析生态补偿的文献极少。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从不同角度对生态补偿进行定量分析或许是未来研究的趋势。例如, 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 利用现行的计量软件, 对具体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进行测评, 并探析影响政策和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这也是生态补偿定量分析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步骤。

第四, 关于生态补偿的本土化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生态补偿研究是从国外开始的, 而生态环境问题却在中国愈演愈烈, 因而基于中国特殊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再加上不同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迥异性, 要充分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 就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实施生态补偿政策, 而分类补偿政策也是我国未来生态补偿本土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摘要：近年来, 为遏制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进一步恶化, 政府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政策。鉴于此, 首先介绍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探讨了现行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接着对当前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简要评述, 在此基础上, 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生态补偿政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篇10

1 生态补偿与林业的涵义

1.1 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公共制度, 其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和发展机会成本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调节功能, 协调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1,2]。

1.2 林业

林业作为一个生产部门,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之一, 包括造林、育林、护林、森林采伐和更新、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采集和加工等。林业生产通过培育和保护森林以获取木材和其他林产品, 并利用林木的自然特性以发挥其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环境等重要作用[1,2]。

2 生态补偿政策提出的背景

2.1 生态效益在价值形态上不被社会认可

由于广大群众的接受和认知能力不同, 加上一些人被眼前局部利益驱使, 导致其在社会活动中只为谋私利, 忽视生态效益, 造成生态效益并未得到广大社会群众的认可, 遭到孤立和漠视。因此, 要开展生态补偿效益,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中不断进行生态效益的计量研究, 使之成为公认的社会价值形态。

2.2 现实中环境管理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环境的保护和改善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但仅仅靠一套制度安排而没有相应的拨款来保障需求的满足, 很难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供需平衡。因此, 要想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就需要将生态管理政策与生态补偿政策配套执行。

3 生态补偿政策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3.1 增强林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大部分共同组成了森林的效益。经济效益表现为生产木材、食品、药材、轻化工原料等。森林的生态效益表现为维持物种繁衍所需的环境、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净化空气、改良小气候和地方气候、美化环境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是森林具有的特性和本质。

3.1.1 经济效益。

由于建立森林生态保护区的地区大多为欠发达地区, 其面临着生态植被脆弱、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信息闭塞等一系列的问题, 因而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还面临着把生态建设和脱贫致富以及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有效结合保证相互协调的难题。生态保护政策付出了生态保护方面的必需投入, 而且承担了生态保护所需的机会成本, 探求出了切实可行、富有效率、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一机制以市场作为基础, 以利益为驱动导向, 以合作共赢为发展基准,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使生态保护区域的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把林业生态建设与林农增收紧密结合起来, 使公益林与商品林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切身利益得到同等保障, 已成为巩固和扩大林改成果, 促进林农增收致富, 解决广大林区和谐稳定的当务之急[3,4]。

3.1.2 生态效益。

生态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而目前我国的林业建设正在不断从以开采砍伐木材为主逐渐转变成为以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为主, 林业生态补偿机制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生态建设中采用大量“退耕还林”、“以能代赈”、“休樵还植”等措施, 不仅大量地减少原生态植被的砍伐, 使得处于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发生一定改善, 同时也转变了能源保护区的能源利用形式, 促进能源使用更加清洁和可持续[5]。

3.2 促进林业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

林业具有很高的经济、生态以及社会效益, 林业在享受生态补偿的情况下正在不断地向生态经营发展。旨在不断地改变以往盲目地不顾生态环境建设而造成环境恶化和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的现象, 以有效地解决“国家要生态, 地方要发展, 农民要增收”的一系列问题, 促进经营方式的根本转变, 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促进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摘要：阐述生态补偿与林业的涵义, 分析生态补偿政策提出的背景及其对林业发展的影响, 以促进我国林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补偿政策,林业发展,环境影响

参考文献

[1]陈为.延边林业发展对策研究[D].延边:延边大学, 2009.

[2]浣成.广州市林业信息服务系统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09.

[3]李文华, 李芬, 李世东, 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自然资源学报, 2006, 12 (5) :677-688.

[4]曹小玉, 刘悦翠, 郝红科.建立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构想[J].西北林学院学报, 2006, 21 (2) :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