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财税政策

供给学派财税政策（共5篇）

篇1：供给学派财税政策

供给学派的主要论点和政策主张

(2013-06-06 12:08:40)转载▼

标签：

分类： 全球经济 供给主义

理论观点

政策体系

财经

供给学派还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

1.恢复“萨伊定律”，强调“供给第一”

供给学派是以重视供给分析为标榜的。所谓供给，也就是指生产，所以供给学派又被称为生产学派。但供给学派主张增加的供给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条件下的供给的增加。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的“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的观点是错误的，凯恩斯所主张“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滞胀”的根源。这是因为，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归结为刺激需求，这是根本错误的。相反，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应是刺激国民收入核算方程式中的生产（供给）方面，强调“供给第一”，因而他们提出要回到“萨伊定律”那里去。在他们看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是真理。萨伊定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供给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出售产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支出。只要依据萨伊定律，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就会自然趋于消失。供给学派论述道：由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所以只要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至于通货膨胀，那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升降会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抑制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现在由于政府采取了人为地刺激需求，干预利息率的变化，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能相适应。所以，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去做，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会出现。这个学派之所以称为供给学派，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和凯恩斯相对立的，着眼于供给的观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也都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惟一源泉。因此，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2.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在供给学派看来，刺激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措施等，其中征税是最重要因素。因为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最终诱因是获得报酬或利润，但最关心的并非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限制所造成的费用以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因此，税率即计算课税对象对每一单位应征税额比率的高低，特别是边际税率，也就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高低，更是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是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入是否合算来决定的。

供给学派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高税率财政政策，特别是攻击累进税率的高税率，认为这严重挫伤企业经营积极性，使储蓄减少，利息率上升。而高利率必然使投资萎缩，导致生产增长缓慢，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加剧通货膨胀。高利率是美国滞胀病的根源。

为了使美国经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供给学派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机制作出正确的分析。当前美国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储蓄不足引起投资不足，储蓄与投资不足又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只有大幅度减税以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储蓄和投资，刺激工作与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商品量。

减税所以能增加供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拉弗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其论点大致如下：每个人的时间可以进行两种选择，既可以用于市场就业，生产市场商品，得到市场工资，然后用工资来购买其他人生产的市场商品；又可以用于非市场就业，例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汽车，或者以闲暇消磨时间，这种就业得不到工资，而其产品则为生产者直接消费。问题在于个人或资本家如何在市场生产或非市场生产（以及闲暇）之间分配他的劳动时间。拉弗用“经济人”的概念和边际分析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个人追求的是最大效用，因此，必然要使分配在两种活动中的时间所产生的边际价值相等。也就是说，个人从用于市场劳动产品最后一分钟所得到的收入中获得的满足，要等于用于非市场活动的最后一分钟所产生的满足，这种满足就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如果两边的边际价值不相等，他就要把更多的时间分配到有着较高边际价值的劳动活动中去，以增加自己的满足程度。当个人将他的时间分配得使其在以上两种活动中的边际价值都相等时，鼓励因素的任何变化都可能突然使两种活动中的一种变得更加有价值，从而影响市场就业量和市场商品量。鼓励因素中拉弗强调的是税率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提高边际效率，个人总收入每增加l美元，可支配的收入反而下降，如个人所得税从20％上升到25％，那么工人拿回家中的工资将由80美分降到25美分，市场生产的相对边际价值下降，因此个人愿意以更多的时间用于非市场生产。所以，边际税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是发生减少市场生产的替代效应，并由于非市场生产不用纳税，这项活动的增加，减少了政府可课税的基础，收税反而下降。如果既考虑劳动因素，又考虑资本因素，那么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在三方面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一，更多的劳动或资本进入市场，扩大产量，因而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二，当边际所得税率提高时，资本从像公司债券这样的传统较高税率的市场转向于免税或低税的地方政府公债。相反，削减边际税率，在市场上运转的资本为赚取更高的利润就会从低税的活动转入传统较高税率的活动，不需变动产量就能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三，边际税率越高，挣得的最后1美元的租税负担越重，就越加促使个人或资本家聘请会计师或律师设法对边际收入进行逃税，而削减税率就能减少这些人的逃税行为。拉菲尔甚至断言税率的削减可以使税收增加100％，一般估计可以弥补减税成本的40—70％。

拉弗曲线

拉弗还把税率和税收的函数关系制定出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表现为一条山丘形的曲线，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拉弗曲线”。

图中x轴表示税率，y轴表示税收。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亦为零。随着税率升高，税收逐渐增加。税率升至，税收最大，为最优税率。税率超过，由于高税率阻碍经济主体经营活动，使税收基础缩小，税收因而减少。税率升至100％，税收将因无人愿意从事经济活动而降为零。拉弗称之为税制的“禁区”。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信美国税制已进入禁区，并且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特点是首先减少所得税，而且是边际税率。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的储蓄能力比穷人大得多，多减富人纳税就多增加储蓄。其次是主张取消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税率的差别，着重减免资本收益税来鼓励资本、房地产投资。拉弗甚至提出废止课征公司利润税。此外，要大幅度降低税率，至少要像《肯普一罗斯减税法案》那样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说率30％。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即使存在着“货币充斥而商品匮乏”的通货膨胀也会自然消失。这是因为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总产量。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因为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扩大就业，还可以使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增加，即愿意增加劳动的供给，这就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也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减税无碍于收入均等化。供给学派虽然承认减税刺激经济活动，促进生产增长的作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出来，即存在“时差”，但是坚信“时差”不会很长。一旦经济活动扩大后，政府增加的税收将超过减税开始时缩减的税收。而且认为减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也有些影响是迅速和直接的，如降低税率可使商品和劳务成本可能很快减少，从而增加企业的盈利。同时，因人们愿意工作而迅速增加收入，使储蓄很快增加。这样，减税将会较快地使经济获得某种新的活力，而不必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收到减税的好处。

总之，供给学派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就是长期地经济稳定政策。

1987年，美国开始实施号称“第二次美国革命”的《一九八六年税制改革法案》，就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主张的最大实践。其特点是大幅度降低税率，个人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减低到28％，档次由14级（从11％到50％不等）简化为2级，即28％和15％。公司和企业最高税率从过去的46%降低到31％。同时，为了避免所谓合法的“偷税漏税”，减少或取消了许多减税优惠。这次税制改革，也把里根保守主义经济信条的实践推向一个高潮，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

3.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调节

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让企业自由地进行经营，生产能够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则会阻碍企业经营的创造性，影响生产增长。

供给学派认为，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的许多关于价格、工资、雇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商品检验、贸易及证券交易等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首先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商品的成本。其次，企业为了应付许多非生产支出，就不得不压缩发展研究支出和更新设备的投资，从而造成生产率增长缓慢，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严重下降，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因此，供给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放宽或取消这些限制，恢复企业自由经营，以激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减税对企业家的经营积极性的刺激作用，只有在消除这些限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

供给学派反对国家调节，认为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是在危机时期工资与物价也坚持不降的原因。而且这些国家调节经济措施，也使工人对失业抱无所谓态度，劳动热情不高，国民经济发展得不到自由竞争的调节，“滞胀”病症也得不到治理。因此，他们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行调节作用，让就业率、利息率、劳动工资率，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动，这样，储蓄、投资、物价等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得到调节，而趋于增长期均衡。

4.削减政府开支，主张财政平衡

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巳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5.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恢复金本位制

在货币理沦问题上，供给学派与货币学派的论点基本相同。两者都认为物价变动纯粹是货币现象，货币数量超过经济活动的需要导致了物价上涨，因而他们都主张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并认为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如何实施这一政策上，供给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罗伯茨等人主张实行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同的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认为只要把货币年增长率控制在4—6％范围内，就不致超过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引起物价上涨。而拉弗、万尼斯基等人则提出必须恢复金本位制，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因此可以说他们所信奉的货币主义已不同于正统的货币主义，而是另树一帜的货币主义了。

篇2：供给学派财税政策

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对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批判

资产阶级学家的怀疑

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

货币学派虽然对一些论点表示赞同，但认为它并没有提出有效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结构

1、他们怀疑，供给学派认为减税能够鼓励增加劳动就业这一论点，未必可靠的，因为两者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画上等号。

2、他们也怀疑供给学派认为通过减税以增加储蓄和投资不是解决危机的途径，相反地，他们认为是火上加油。现在的问题是滞涨，如果扩大了投资和储蓄，岂不是更加扩大了生产过剩？

3、供给学派认为减低税率，将导致将来增加收入，怀疑派则认为税率降低的损失，不但不一定能取得将来更多的收入，还可能使得收入减少。由于不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产生怀疑，因而有人称供给学派为“靠不住的未知数经济学”，还有人干脆把供给学派叫做“长期的遥远的经济学”，“等待的经济学”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4、恢复金本位制将大大缩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货币历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1981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问题的“黄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争辩，最后否定了供给学派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者对供给学派的批判

1、供给学派的基调是自由放任，这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适应的，但是，在现代垄断的帝国主义时期，供给学派的这种基调显然是不合乎时代特征的。

2、供给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根在于供给不够，这是谬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经济危机就必然发生。所以，供给学派的结论是错误的。

3、供给学派大谈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好处，其中，这种措施所得到的好处是大垄断资本家集团，而广大劳动者不但丝毫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更进一步地被推入绝望，因为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入阶层多，削减社会支出则使低收入阶层直接受到损失。难怪有人把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称为“劫贫济富的经济学”，更难怪不断引起美国人民的示威抗议。

篇3：供给学派财税政策

一、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的理论对比

(一) 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1. 凯恩斯主义产生的背景及理论基石。

早在凯恩斯主义之前, 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 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 20世纪30年代,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从而宣布了萨伊定律的破产。1936年, 以凯恩斯本人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标志, 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 通过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就业理论, 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要原理。他认为, 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由三大心理规律导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边际投资效率递减;普遍具有“流动偏好”的心理。市场调节本身并不能弥补总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 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 通过扩大政府支出, 降低税收和利息率, 刺激消费和投资, 从而提高有效需求, 来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

2. 供给学派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核心。

20世纪70年代, 美国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滞胀的出现向传统凯恩斯主义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症被称为“供给冲击” (supply shock) , 它被定义为成本或生产率发生突变, 从而使总供给急剧变动。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以拉弗和菲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诞生了。

供给学派基本的理论核心是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恢复萨伊定律, 强调供给第一。一方面, 在供给学派看来, 凯恩斯所主张的“需求管理政策”正是造成滞胀的根源。因为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 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 而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必然出现停滞或下降。另一方面, 供给学派认为, 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不应是需求而应是供给, 因为供给是需求的唯一可靠的源泉。因此, 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去做, 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 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 投资增加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产量,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的均衡。此外, 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理论, 该理论认为高税率通过削弱国民收入增长反而会减少税收总量, 为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 财政政策主张

1. 凯恩斯主义有关财政政策的主张。

凯恩斯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主张扩大政府职能, 加强干预。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 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 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凯恩斯看来, 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主要有两个:税收和财政支出。在经济萧条时期, 从税收上看, 拟进行减税, 以刺激投资与消费;公共支出方面, 政府应增加预算支出, 通过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 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 从而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凯恩斯财政政策又称为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 执行这一政策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主要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进行弥补。在面临经济危机时, 各国的应对措施都是首先通过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2. 供给学派在财政政策方面的观点。

供给学派信奉萨伊定律, 反对赤字财政, 反对利用财政杠杆进行国家干预, 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充分依靠市场机制的自行调节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其主要财政政策主张是: (1) 大幅度地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 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引诱力。里根减税方案的重点就是削减个人所得税, 在他的任期内曾分三个阶段大幅度地削减个人所得税。1981年削减5%, 1982年削减10%, 1983年再次削减10%; (2) 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特别是要改变国家干预的方向和内容, 主张应更多地通过减税实行“供给管理”, 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经济; (3) 缩小政府开支, 主张财政平衡, 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 提高私人的投资能力。

(三) 政策实践效果

1.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践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 采取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形式和措施, 特别是在70年代以前,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曾经在推迟经济危机的爆发、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力以及推动西方经济的增长等方面,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 美国战后60年代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3%, 大大超过了此次大战期间 (1916—1939年) 1.8%的水平。在这段时期内,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比较低,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黄金增长时代。

2. 供给学派的政策效果评价。

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兴起于美国, 它的政策主张也主要在美国付诸实践, 又因其与里根政府施政方案的“契合”而显得引人注目, 供给学派的实践紧密地贯穿于里根执政的8年之中, 并对其他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整个80年代, 美国的GDP增长率比西欧主要国家高0.5%—1%, 失业率低2%—4%。1982—1997年, 美国经济除了1990—1991年这一段温和的衰退以外, 被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宏观经济稳定时期。实际GDP以3%的年增长率增长, 同时通货膨胀率只略高于3%。

二、两大流派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适用性

(一) 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财政政策的适用原则

由上述可知, 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都在一定时期具有非常成功的理论指导作用。凯恩斯主义的成功论证了金融危机下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供给学派从供给入手的一系列理论也解救了里根在位时美国政府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 得不出两者孰轻孰重的结论。只能说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更加适用于危机发生时和发生后一段时间的我国经济, 譬如政府投放的4万亿投资在今年仍有一半在继续。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理论贡献, 如拉弗一贯主张的减税政策, 也就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的政策主张。我国税收政策总体改革思路是“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 第一条“低税率”就是来源于拉弗曲线关于高税率反而会侵蚀税基的理论。值得一提的是, 供给学派有关削减福利支出的理论仍不适用于经济尚不够发达, 人均收入仍处于中低水平的中国。理所当然, 只有综合运用需求和供给管理, 同时利用价格规律和政府规制, 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良好地运行。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关于财政政策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并仍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 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

1. 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 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我国业已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有:一是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从2009年1月1日起, 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 由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二是多次大范围调整出口退税率。三是实行扶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在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前提下, 进一步研究减轻个体商户增值税和营业税负担问题。四是降低个人购房的税收负担。去年11月和12月, 中央两次调整住房政策, 其中调整了个人住房交易的营业税、契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政策, 降低了税负。五是改革成品油税费。六是实行促进产业调整和振兴的税收扶持政策。

下一阶段要落实巩固增值税转型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果, 同时推动改革资源税、房产税和环境税, 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 研究实施个税制度改革和完善消费税制度。资源税改革方向是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 同时可考虑将水资源等增列到资源税的税目上来;积极推动房地产税费改革, 可研究开征保有环节的物业税, 提高房地产方持有成本, 从而优化房地产行业价格机制, 改善房产价格畸高的局面;积极响应建设“两型社会”的伟大号召, 考虑开征包含嗓音税、垃圾税及排污税等的环境税;取消不公平的税收优惠, 实现内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建税与教育费附加一视同仁的制度;研究改分类综合为综合个人所得税制, 进一步实现公平税负;完善消费税合理的征税税率及征税范围, 积极引导居民与企业消费行为。

2. 促进城乡统筹,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我国经济发展路径为“投资+出口导向型”, 国内需求不够旺盛是一直以来都存在且没能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推动国内需求增长最根本的方法来自促进城乡统筹, 特别是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原因在于, 我国13亿人口中有七成的居民分布在不发达的农村, 农业落后, 生产力薄弱, 并且没有其他增收途径和手段。基本消费需求都得不到保障, 更不用说对奢侈品的消费以及投资需求。如果下功夫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也就是三农问题, 一定能对内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1) 加大对农业的补贴, 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 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提高产量; (2) 加快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完善、健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将医疗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 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3) 努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切实把劳务输出作为重大战略来实施, 作为重要富民产业来发展; (4) 继续推行工业品下乡及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

3. 运用税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竞争力。

经济是由产业组成的, 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过程, 必须通过产业来体现, 产业结构就是经济结构的核心。根据配第的“克拉克定理”, 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伴随着产业的优化升级,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可以采用以下税收政策: (1) 继续实行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 加大对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 (2) 国家制定有关环保、节能等技术标准, 利用税收政策加快落后设备和过剩生产能力的淘汰; (3) 加快建立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渠道问题, 对中小企业创业初期实行税收减免政策, 鼓励其把利润的一部分再返到企业发展中去; (4) 推进环保税的建立, 大力发展环保和绿色产业,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落实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优惠政策, 引导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可以将促进工业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整合为工业转型升级资金, 集中用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贴息, 推动企业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参考文献

(1) 丛明, 朱乃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 (J) .税务研究, 2010 (1) .

(2) 秦国伟, 卫夏青, 芦洁, 魏岩岩.从危机视角看凯恩斯主义 (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0 (2) .

(3) 孙宝强.供给学派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5 (8) .

(4) 尚长风.公共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毛晖.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启示 (J) .北方经济, 2007 (3) .

(6) 甘小军, 王翚.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简介 (J) .科技广场, 2008 (4) .

(7) 马金华.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积极财政政策研究及借鉴 (J) .财政研究, 2010 (3) .

(8) 李义平.启动内需:需求理论与供给理论的交合—兼评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和供给学派的经济主张 (J) .价格理论与实践, 1999 (8) .

(9) 郑新立.应对危机需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J) .求是, 2009 (11) .

(10) 李建新.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 (J) .长白学刊, 2010 (3) .

篇4：供给学派的逆袭

70后经济学者滕泰因于2012年11月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一文，被称为是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今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他的日程安排一下密集起来，除了参与各种有关供给的研讨会，还要应对纷沓而至的各类媒体的约访。

“供给侧研究受到如此关注，这在以前是没法想象的。”滕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之前他也曾在多个高层咨询会上提到供给管理，“但每次都像一个石头扔到大海，没有回音，觉得自己很孤单”。

少数派报告

2006年，滕泰出版了他第一本经济学专著《新财富论》。在这本书中，他对财富的源泉和创造方式做了探讨。“很多人认为投资、消费、出口是财富的源泉，因为当时它们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滕泰说，其实这只是财富生产出来以后能不能卖出去的条件，是价值实现的条件，并不是财富的源泉。

在滕泰看来，人口、土地、资金、技术和制度才是创造财富的五大源泉，而这些都属于供给要素，并不被当时热衷于需求管理的决策层所看重。

在2012年之前，滕泰曾多次出席各部委、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门的专家咨询会，并曾于2010年6月向温家宝总理和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作宏观经济专题汇报，是多次受邀“中南海问策”的少壮派经济学家。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届政府更重视需求侧的调控，那个时候，领导关注的是物价变动的趋势，经济运行的拐点等。

在遭受多年的冷遇后，滕泰决定来一次大动作。

2012年11月，他在和讯网上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明确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在这篇文章中，滕泰还直截了当地批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派交替误导中国。

由于《新供给主义宣言》发表正逢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再加上文章矛头直指盛行的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文章发表的时机是否有过考量？滕泰没有明确回答。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事实上，在《新供给主义宣言》公开发表前，他已经通过内部途径，将文章送给了高层领导。他回忆说，当时，有些接近领导的人士还善意地建议他，不要叫“新供给主义”，应该把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改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样更容易获得批示。

在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后不久，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的文章。

文章说，中共十八大后，尽管深化改革大方向已经明确，但“怎么改”的操作性问题也不容忽视。没有“对症下药”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在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亟须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以此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

这篇文章的署名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名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集体。文章说，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有七位，分别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李宏瑾。

不久，这个研究小组又系统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识框架，强调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并把这一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2013年1月出版的学术刊物《财政研究》上。

在这篇论文中，贾康等人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概括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中国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后，增速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但较长时间内仍有重大发展机遇，关键是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如今已是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的黄剑辉说，这篇题为《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文章写作于2012年10月，而“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成立则要追溯到更早的2011年。

从供给端研究中国经济

据黄剑辉回忆，大约是在2011年初，他和姚余栋、贾康等几个比较熟悉的朋友，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东门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席间，贾康提议说，咱们这几个人是否可以一起搞些研究。大家听完纷纷表示赞同，并决定采用轮流写稿的方式进行合作。

在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消费者潜在需求的基础上，创新商业模式和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是当前高层决策新的着力点之一。图片编辑/陈俊丹

事后没过多久，姚余栋就给黄剑辉打电话，说他跟李宏瑾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讨论为何要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问题。

对于这个题目，黄剑辉开始觉得不妥。“只谈供给，不谈需求是否有点偏颇。”他说，“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根据黄剑辉的回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立的初衷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7%上升至10.5%，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在全球经济学界仍地位不高，缺乏有分量的经济理论。

“我们都有些理想主义情怀，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有一批人，中国很快就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竟然连自己发展了三十多年为什么能发展得好，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居然没几个人能说清楚，这是我们这些经济学研究者的耻辱。”黄剑辉说，“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成立就是希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

另一个背景则与中国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局有关。

在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而更糟糕的是，此前屡试不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似乎也不再灵验，无论是2009年的4万亿，还是多次的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均收效不佳。

中国经济似乎走进了一个死循环：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往往会加大投资、放松信贷“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又往往会减少投资、紧缩信贷“踩刹车”。在踩油门与踩刹车的颠簸行进中，投资猛增、货币超发、产能过剩与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倒闭潮轮番上演。

“现实情况表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贾康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2013年6月，贾康等人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意见和建议系统地归纳为“八双五并重”，并写成题为《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上报给高层。

这份报告中很多建议，如今已被纳入国家的大政方针，比如“八双”中的“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支持国民全球创业”，“五并重”中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等，已为大众所熟知。

不过，在当时供给学派仍属于经济学界的少数派，他们的意见也不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就在贾康等人发表上述报告后不久，2013年9月一位在媒体上十分活跃的经济学者撰文称，供给主义是“巫毒经济学”。

他写道，“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还是需要从需求入手，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永远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除非是人为的用货币政策将实体经济击垮。”

这位学者还认为，“中国不需要供给主义的药方，供给学派所主张全面减税，最终必将导致赤字和负债”，“放眼世界供给主义思潮的出山，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征兆”。

与高层的互动

尽管在2013年供给管理在经济学家中仍存在巨大的争议，但细心的学者注意到，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经济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2013年3月李克强出任总理后不久，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就发现，一系列新政接踵而至，包括取消行政审批、金融改革与去杠杆化、新型城镇化等陆续推出。

沈建光认为，这些施政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理顺要素价格、打破准入限制以及涉足改革深水区，“更类似供给学派，有别于仅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来调节需求端的传统凯恩斯学派。”

开域资本联席创始人邓体顺也发现，新一届政府一方面反复强调“新常态”的主题，同时落实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因素的政策改革。

他说，“新一届政府的诸多政策，恰好同供给学派的主张有很多重合之处，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这些都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

事实上，新供给学派也的确实与高层保持着不少互动。

据黄剑辉透露，2013年12月他们成立“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后，“学院里有国务院研究室的几个司长”，同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也经常参与我们的讨论”。

刘鹤虽然并非是“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但是他的学理方向无疑更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早在十七大时期，刘鹤就已经提出了自己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

而对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处理，刘鹤则认为，需要提倡创新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的需求，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全球经济支撑新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

除了与中南海的经济智囊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外，新供给学派的学者也通过各种会议，与高层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就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一天，即11月9日，滕泰还应邀参加了李克强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成本，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的汇报。

他在汇报中说，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增长动力，必须从供给侧发力，短期要继续减少行政审批，降低融资成本、合理扩大减税力度，长期则必须减少对人口、土地、资金、管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让五大财富源泉充分涌流。

供给和需求并非对立

随着供给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个新思路，新供给学派开始走出边缘，逐渐被世人所了解。但他们的理论和贡献在经济学界仍存在很大的争论。

著名的经济学者马光远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后评论说，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思想转向的时代背景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新供给学派的主张，其实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不过是山寨版的美国的供给学派而已，所提主张都是常识和多年来各界着力推动的”。

“我想说，思想的困乏，特别是中国本土经济学思想的穷困，也是中国经济政策难以跨越和突破的根源。”马光远说，“在思想贫困的情况下，公共政策是很难有所突破和作为的。所以，一些中国学者借此给自己脸上贴金，似乎创立了什么真的经济学学说，实在是可爱的很。”

不过，新供给学派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相对于传统的供给理论，中国的新供给理论可谓有“破”有“立”。

在滕泰看来，新供给经济学和老供给经济学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当中，供给可能起主导性作用，而不是需求。而二者最大区别在于，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不能自发创造需求，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过剩的情况下很难实现。

“新供给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创造这个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放松供给抑制。一句话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他说。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之一、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则认为，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在供给端放宽管制、降低税赋等等，“但在中国，大多学者提及的是‘新供给经济学，这种‘新我个人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即在中国特色制度框架下进行供给经济学派理论框架的移植与创新。”

尽管新供给学派把供给侧改革视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局的药方，但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供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贾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主张取消对需求侧的重视，还是应该给予需求管理必要关注，进一步适当扩大总需求，释放新需求，但同时，要特别注重创造新供给，打开需求潜力和经济活力释放的空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篇5：供给学派财税政策

国家财政部于2011年4月15日发布的公共财政收支数据显示, 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3.1%, 其中的税收收入为23 438.85亿元, 同比增长32.4%。当前的税负是否过高, 是否应该实施减税, 税收结构是否需要调整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持续的通货膨胀现象让我们回想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局面, 供给学派以其独特的视角强调了减税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以及在“滞涨”困境下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供给学派对税收问题的理论阐述和政策思想, 以及我国存在的具体问题, 将两者相结合对于思考当前的税收政策选择应该有所裨益。

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认为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 并可抑制通货膨胀。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 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 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 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会使生产率增长更加缓慢, 还会使纳税人进入高税率等级, 而其实际收入并未增加, 纳税负担因而更重。如图1所示:

供给学派认为, 政府支出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或多或少会阻碍生产。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 有些虽然对经济有益, 但效率很低。同时, 供给学派认为, 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还应稳定货币价值。货币价值保持稳定, 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 保存货币, 不去囤积物资, 选择生产性投资, 不做投机性投资。同时, 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何保持货币价值稳定, 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认为必须恢复金本位制。

二、文献综述

供给学派对我国经济和财政税收上的借鉴, 在上世纪80年代运用较多, 近几年的研究文献偏少。2007年以来, 我国通胀压力逐渐增加, 进入2008年, CPI上涨更为迅猛, 1月份为7.1%, 2月份更是达到惊人的8.7%。尽管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 但效果却不理想。李黎力 (2008) 借鉴供给学派的思维分析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 并据此提出了解决通胀的思路。胡胜蓝 (2010) 对比分析了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理论, 力图制定后金融危机时代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

朱莹莹 (2011) 、吴立中 (2011)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结合我国国情在供需、税收和国家干预三方面分析了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曾方亮 (2011) 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往往会引发经济危机, 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运行可缓解或消除危机, 降低税率可直接刺激经济低迷状况下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增加就业率, 间接提高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热情。他在讨论供给学派减税理论及其综合效能的同时, 指出我国目前税制仍存在的问题, 并由此提出改革税制的建议。

杨志安 (2002) 在分析供给学派税收理论的基础上也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孔繁荣、聂国卿 (2006) 直接分析了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两个学派的减税政策的本质不同, 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个学派提出减税政策主张的经济背景不同, 二是两个学派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不同, 三是两个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同。

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 先是进行理论分析再简单地提出我国的政策建议, 并没有对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局限性进行思考, 只是片面地强调“减税”理论的有效性。事实上, “减税”政策在实践中造成了财政赤字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鉴于此, 本文在介绍“减税”理论框架的基础上, 指出其局限性及不足, 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三、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局限性和改进

供给学派分析了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税收基础的乘积, 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 就必然影响税收。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构建成模型, 在直角坐标图中加以描述, 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的理论局限性包括必须满足前提条件的性质、忽视阶层分析法、功利的工作观和忽视非劳动收入等。因此, 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 为了避免上述局限性, 笔者对“减税”理论作了如下改进:把纵坐标的税收收入改为财政收入, 并且是非正态分布的有负象限的曲线。

首先, 税率过低会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减税”并不是税负越小越好, B点显示了最低的能够满足财政收入支出的税率;随着税率提高, 财政收入增加, 这时候税率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对挫伤积极性的影响小于收入影响, 在这个范围内, 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较快, A处对应的是财政收入达到最高的税率D。

长期来看, 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 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 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 并可抑制通货膨胀。减税后政府有可能短期出现财政赤字,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 赤字自然缩小或消失。有的学者对赤字的消失提出质疑, 认为没有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 这只是逻辑上的推导。但是税率不是越高越好, 一个平衡点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超过了税率D, 挫伤积极性的影响将大于收入影响。尽管税率被提高了, 税收收入却开始下降, 财政收入减少。税率与财政收入呈反比关系。由于时滞性和已有财政收入的累积, 这一进程会比较缓慢, 没有BD之间的斜率高。随着税率逐渐升高达到最高额100%时, 没有人愚蠢到还要去工作, 所以也没有税收收入, 财政收入就会减少甚至入不敷出, 从而产生财政赤字。因此, 曲线是两头向下的倒U形。

四、“减税”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及相关对策

1. 降低政府开支。

供给学派一方面主张减少税收, 另一方面主张缩减政府开支, 税收的减少给财政收入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减税的同时没有做好政府的开支缩减和开源节流工作, 并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减少冗员, 就很容易带来巨额财政赤字, 使得减税政策无法维持。

减少财政支出也是为了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不能持续地投资于低收益低效率的固定资产。比如修铁路等, 暂时不需要交通的地方无需提前布局, 造成现代人为后代人提前消费支出的现象。总之, 减税的同时如果不相应减少财政支出, 减税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 要通过免征额、起点税率、边际税率等的科学组合合理收取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内需的重要影响力量。供给学派被指责的另一原因是:它关于减税的构想中, 受益最大的是富人, 这被认为不利于社会发展。美国在1984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3.3%, 达到年平均26 433美元。这是这么多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这一事实可以表明两个问题:一是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快于穷人的财富增长速度, 贫富差距加大了;二是富人和穷人的绝对收入都有所提高。削减边际税率并没有导致富者更富, 而使穷者更穷的结果 (于红, 2002) 。

因此, “减税”理论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减税, 而是应该怎么减税, 在于如何调整税收结构, 在于税与税之间的比重以及所得税内部级次和级距的搭配。与西方国家通行的四级左右的个税制度相比, 我国现行的九级税制级数过多。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机制是既要得到最多的税收又要保证最少的个人利益受损。可以肯定地说, 通过个人所得税税率机制的科学设计, 可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一个近乎合理的选择。但是, 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 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应该加重高收入者税负, 尽量不损害中间阶层利益, 减轻低收入者税负。高收入者有义务纳更多的税, 但是不能损害到其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导致逃税漏税的动机增加, 甚至是移民国外。随着移民吸引力的增加, 我们不能把二八定律里面的内需逼出国门之外。

3. 实行税收与物价指数挂钩, 简化税制, 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

应实行税收与物价指数挂钩, 以避免通货膨胀引起的“税级爬升”;简化税制, 减少对公司利润的重复征税;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 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2010年12月, 市场上的广义货币供应总量, 是全国GDP总量的一倍以上。我国滥发货币刺激经济市场维持GDP增长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一旦货币价值保持稳定, 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同时, 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通货膨胀会影响税率的实施效果, 因此控制好通货膨胀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黎力.试论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及解决思路——基于供给学派角度的思考.商业文化, 2008;5

[2].胡胜蓝.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的适用性分析.财会月刊, 2010;20

[3].吴立中.经济复苏时期中国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的理论.商业时代, 2011;9

[4].杨志安.供给学派税收理论及其政策启示.税务研究, 2002;6

[5].曾方亮.供应学派减税理论的综合效能与税改启示.怀化学院学报,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