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保障

政府保障（精选十篇）

政府保障 篇1

住房是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住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近年来，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绝大部分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实现了“居者有其屋”。但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自身的住房问题，政府应对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供应提供多种方式的支持，即通过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解决这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

1.1 住房是一种关系人民安居乐业以及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解决好老百姓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比较困难的问题。住房的实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民生关乎民心，民心关乎政权，安居才能乐业，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栖身之所更为重要的了。“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把实现住房权当作社会和政权稳定的前提，是历朝统治者们的执政圭臬。众所周知，最稳定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处于两端，中产阶层处于中间。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协调发展，业已成为中央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共识。为此，国家要切实解决目前的高房价和低收入者住房来源问题以保障中低收入者住房权得以实现，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1.2 住房的实现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温家宝总理也说过：“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和基础。如果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应的国家义务属于消极义务，国家只要不采取侵犯个人以上权利的行为就基本上可以保证其实现，社会权利则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消除因经济、社会的不公平而引起的社会弊端，保护和帮助弱者。因此，基于住房属于社会权的范畴，国家必须为公民积极地创造条件和机会，实现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以及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必需的住宅。

1.3 目前从住房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已经很难解决住房严重供不应求、价格持续高涨、有限的住房资源合理分配的问题。从2003年起，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2005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2006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5.5%。2007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其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上涨8.2%，二手住宅价格上涨7.4%；房屋租赁价格上涨2.6%。2008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6.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7.1%，二手住宅价格上涨6.2%；房屋租赁价格上涨1.4%。2009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1.3%，二手住宅价格上涨2.4%；房屋租赁价格下降0.6%。目前，住房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住房价格持续高涨，中低收入家庭对现在的房价根本无法承受，处于“购房难”的困境，很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需要政府加强住房责任保障。

2 政府住房保障责任淡化的后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住房保障责任淡化的主要表现是推行住房商品化政策，主要提供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二是政府住房保障责任淡化的表现是政府住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政府社会保障体制中未纳入住房保障。长期以来，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偏低，还远远不能达到保障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从供给看，从2004年到2010年来看，我国的商品房投资占房地产投资的85%以上，经济适用房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的4.4%。由此可见，保障性住房所占的比例严重要偏低，无法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的淡化直接导致一下严重后果：

2.1 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的淡化将导致房地产市场混乱，房价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加剧社会贫富，扩大居民收入支配差距。住房既是普通商品又是投资品，房价上涨对不同居民户的财富存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无住房的家庭而言，房价上涨增加了租房支出和购买自有住房的难度，使这部分人实现买房的梦想变得越来越渺茫；对有自有住房家庭而言，房价上涨会增加抵押贷款消费；对于有房且用来投资的家庭而言，房价上涨不仅能获取出租和出售收益，而且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抵押贷款，是房价上涨最大的受益者。当下，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确实有住房需求买不起商品房又享受不了住房保障的年轻人，抱怨情绪在蔓延。社会的稳定需要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支持，只有这些居民有了安居之所，并对未来依然怀有希望，为有一天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奋斗时，这个城市才会稳定。相反，失望的城市将是和谐社会无法承受之重。总的来看，房价过快上涨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2.2 政府住房保障责任淡化将引起房地产市场构不合理，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的比例严重失衡。房地产市场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外住房供应结构中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应占总房源的30%以上，在我国市场上主要提供商品住房，商业营业用房、别墅、高档公寓的比率较大，无法满足中低收入消费者的购房需求，引发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以上事实的原因，除了房地产商贪图大的利润之外，还由于土地使用权的费用是一些地方财政非常重要的来源，商品房价格的上涨会增加地方的税收、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因而地方政府在决策上的偏激性也导致了商品房结构失衡。

2.3 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的淡化将会引起金融风险。房地产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金融机构，再加上消费者的按揭贷款，合得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越来越多，同时潜在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一旦房地产危机被引爆，银行体系可能陷于大面积破产，居民存放在银行的财富毁于一旦，将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与巨大的金融风险并存的，是存在于各阶层之间的深层社会矛盾，这是看起来歌舞升平、社会和谐的现象下，随时引发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3 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的对策

3.1 制定和完善相应的财税和金融政策，打压房地产中的投机炒作行为

城市房地产在一定程度上是稀缺的公共资源，要尽可能是减少多买多占有的行为。而投机性持房则是目前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复杂形势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对投机炒房行为政府应制定相应的财税金融政策，打压房地产中的投机行为。

3.1.1 征收房产税

房产税作为财产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提高土地资源得肜效率、促进社会公平、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作为财产税的一种，房产税的出台主要有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但是作为一种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密切的税种，自然对房地产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房产税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主要是调节需求方，有助于引导居民合理住房消费，在买房子时能够理性选择。房产税的征收将导致房屋持有成本增加，拥有多套房屋的业主被迫出售或出租房屋，增加房屋市场供给，从而房价下跌；通过开征房产税，对拥有多套住房的高收入、高中收入人群的消费行为征税，不但可以增加他们持有多套住房的成本，防范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炒作行为，同时也为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提供财源。

3.1.2 政府实行住房限购

近年来，房价离奇上涨与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另一种特殊经济活动有关，那就是各地不改写涌起的“炒房”运动。许多城市的的房价都是在“炒房团”大举出动、光临该市之后而直线上涨的。可以说“炒房”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助推器。因此政府应认识到到“炒房”运动员逐渐升温问题的严重性，看到“炒房”对于房地主市场以及普通的消费者的利益的侵害。政府应实行禁止“炒房”的政策，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政府应该实行住房信息共享，实行住房信息联网，禁止一个或一对夫妻购买多套住房。各城市本地户籍与持人才居住证家庭，最多限拥有两套住房；外地户籍和境外人士最多限拥有一套；基本限购令符合绝大多数家庭的居住、投资需求，而限购令可基本禁绝利用信贷资源炒房和过度投资的行为，与一些城市的购房入户政策也不冲突。

3.1.3 金融机构取消对多套房提供贷款支持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贷款增长迅速，不仅挤占了大量银行新增贷款，导致金融资金过度向一个待业售。更值得关注的是，银行风险同房价上涨成正比例增加，若不提前采取措施，一量房价下跌，争行金融资本大幅缩水，必将引发严重的地产金融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更重要的是，金融机构取消对多套房的贷款地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和投机行为，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需求，使房价回归到理性轨道上来。在现行的多套住房购买者中，大多数投机炒房者是依靠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如果金融机构对多套购房者不提供贷款，就等于减少了投机炒房的资金来源途径，有利于打压投机炒房，稳定房价。

3.2 规范土地供应，合理确定地价

房地产本就是房产和地产的总称，因此在商品房房地产价格中，地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土地属非可再生资源，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地价也是涨船高，房价高也就在理之中了。土地供应是房价的源头。房产商开发拿到土地使用权证后，若两年内不开发，政府作为土地供给的垄断者，不应以获利最大为目标，应坚决收回其土地，以打击炒地皮投机风气。各政府应完善土地出让管理制度，根据市场实际用地需要推出土地的合理供求量，增加透明度和可操作性，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制度和开发项目资本金制度，有效控制土地价格，切实抑制土地出让中的恶性竞争。

3.3 加大多层次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中国是一个大国，试图依靠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提供住房保障来解决大部分人的住房问题，而开发商为少部分富人盖房，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财政资源总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政府应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与商品房相比，保障性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为此，我国已经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3.3.1 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政府指导价出售给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类低收入家庭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或者有预期的支付能力，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1998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城镇居民的住房供应政策体系，即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高收入家庭购买商品房”，正式确立了经济适用房在我国住房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经济适用房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政府应大力建设。

3.3.2 政府应加强廉租房的建设，扩大廉租房的覆盖面积

廉租房是政府为解决城市特困群体住房问题，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性质住房。廉租房的分配形式以租金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和租金减免为辅。廉租房是一项旨在解决城市特困人口住房问题的保障措施。廉租房保障了居住权，首要解决的是有房住的问题，有得于防止保障供应和保障需求的错位，可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住房权的购买需求和追求资产升值的投资性购房需求，提高住房的有效性。我国的廉租房只租不售，出租给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者。廉租房是国家和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城市中低经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而建的普通住宅，有社会公共福利和住房社会保障性质。

3.3.3 加强公租房的建设

公共租赁房，是解决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的一个产品。公共租赁住房不是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者承租者承受起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包括一些新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从外地迁移到城市工作的群体。公共租赁房覆盖面较广，不仅包括本地中低收入家庭，还将惠及新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些群体原不在保障范围之内，只能硬着头皮到市场上租房、买房。大规模地增加公共租赁房，可以分流相当一部分购房需求，减轻商品房供求压力，从而稳定房价。现阶段尽管建成规模还比较小，但可以起到稳定预期的作用，避免大量需求集中入市，为楼市调控争取时间。

摘要：从2000年房地产改革以来,我国房地产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房地产价格不合理持续上涨、房地产投机性需求日益增加、市场运作不规范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对此国家也曾出台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本文立足于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的必要性,分析了政府住房保障责任淡化的表现及后果,并进一步提出通过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责任,住房保障,房产税

参考文献

[1]李剑阁.中国房改现状与前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2]冯燮刚.破解房市危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李强.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R].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07.

[4]王玉琼.”政策异变”及其解读:以住房政策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7(,8).

政府该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 篇2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改革开放这条出路，才能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追上时代前进的潮流。第二，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摸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很多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解决。30多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的，成绩和功效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傻瓜瓜子”的事件

问：（1）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其确立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2）谈谈你对此现象的看法是什么？并结合材料分析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剥削现象？

1.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确立的基本依据是：第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第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还不高，发展还很不平衡，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P185、186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剥削，但不存在剥削阶级，也不会产生剥削阶级。允许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度阶段，必然存在它所脱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剥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国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只允许剥削在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小范围内存在）而且我国是人民主专政，新的剥削阶级是不会产生的。允许剥削存在，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引进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所有制形式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应该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允许剥削存在，是为了最终消灭剥削。达到共产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过程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允许剥削存在，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最终消灭一切剥削创造条件。所以目前，对非公有制形式的经济成分，我们要继续坚持扶持、规范、限制和引导的方针，使它们更好地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服务

有人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矛盾的。对此，你怎么看？P195 不矛盾。

要正确认识先富和共富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如果不谈先富，只谈共富，不仅不能为实现共富逐步创造物质基础，相反地，只能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导致共同的贫穷。如果不谈共富只谈先富，就可能导致两极分化，偏离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才能逐步创造条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政府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技术 篇3

关键词：政府信息系统安全；安全隐患；保障技术

中图分类号：TP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99 (2011) 07-0000-01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 Technology

Li Pengchong

(Jilin SASAC Information Center,Changchun130021,China)

Abstract: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afety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country's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so the guarantee of their safet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and highly strict.Based on this,this paper stated these hidden safe trouble at first briefly,then listed the common and more practical measures and technology.Finally,we got some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Keywords: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ecurity;Security risks;Security Technology

一、引言

政府管理网络化是一个新的决策，有利也有弊。首先它有利于行政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政府上网能保证行政决策信息高质、多量；其次能提高行政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有利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在此能强化对行政决策的监督，降低决策执行中变形的发生率；最后能收缩行政决策的范围，有利于地方政府行使自主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网络技术在与行政决策的结合中，也会给行政决策带来许多困难和问题，所以使政府的信息系统安全面临很多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对政府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技术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

二、政府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技术[2]-[5]

政府信息系统安全存在很多隐患，包括自然威胁（于各种自然灾害、恶劣的场地环境、电磁辐射和电磁干扰、网络设备的自然老化等）；人为威胁（网络威胁、各种病毒、木马以及黑客攻击）；管理的欠缺；网络资源滥用；信息泄露等。对于这些安全问题，应该要采取一些有效的保障技术和措施。

（一）加密技术

1.对称加密技术。在对称加密技术中，对信息的加密和解密都使用相同的密钥，也就是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加密方法可简化加密处理过程，信息交换双方都不必彼此研究和交换专用的加密算法。如果在交换阶段私有密钥未曾泄露，那么机密性和报文完整性就可以得以保证。对称加密技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果交换一方有多个交换对象，那么他就要维护多个私有密钥，对称加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双方共享一把私有密钥，交换双方的任何信息都是通过这把密钥加密后传送给对方的。如三重DES是DES的一种变形，这种方法使用两个独立的56为密钥对信息进行3次加密，从而使有效密钥长度达到ll2位。

2.非对称加密技术。在非对称加密体系中，密钥被分解为一对。这对密钥中任何一把都可以作为公开密钥通过非保密方式向他人公开，而另一把作为私有密钥加以保存。公开密钥用于加密，私有密钥用于解密，私有密钥只能有生成密钥的交换方掌握，公开密钥可广泛公布，但它只对应于生成密钥的交换方。非对称加密方式可以使通信双方无须事先交换密钥就可以建立安全通信，广泛应用于身份认证、数字签名等信息交换领域。非对称加密体系一般是建立在某些已知的数学难题之上，是计算机复杂性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最具有代表性是RSA公钥密码体制。

（二）用户识别和鉴别

识别就是分配给每个用户一个ID来代表用户和进程。鉴别是系统根据用户的私有信息来确定用户的真实性，防止欺骗。识别的方法较简单，如UID、PID。口令机制是最常用的鉴别方法。随着生物技术发展，利用指纹、视网膜等可提高鉴别强度。现在经常使用的还有数字签名等方法。

（三）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是网络安全的屏障，配置防火墙是实现网络安全最基本、最经济、最有效的安全措施之一。

当网络接上互联网之后，系统的安全除了考虑计算机病毒、系统的健壮性之外，更主要的是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而目前防止的措施主要是靠防火墙技术完成。防火墙能极大地提高一个内部网络的安全性，并通过过滤不安全的服务而降低风险。通过以防火墙为中心的安全方案配置，能将所有安全软件配置在防火墙上。其次对网络存取和访问进行监控审计。如果所有的访问都经过防火墙，防火墙就能记录下这些访问并做出日志记录，同时也能提供网络使用情况的统计数据。当发生可疑动作时，防火墙能进行适当的报警，并提供网络是否受到监测和攻击的详细信息。再次防止内部信息的外泄。利用防火墙对内部网络的划分，可实现内部网重点网段的隔离，从而降低了局部重点或敏感网络安全问题对全局网络造成的影响。

（四）地址防盗用

在数据网络上，IP地址由于可以通过系统更改，完全可能被非法用户监听后盗用。需要接入交换机能提供“端口+MAC地址+IP地址”的三者绑定，杜绝其他用户盗用地址的可能。

（五）建设好政府网络安全管理队伍

在进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制定健全的安全管理体制是计算机网络安全的重要保证，只有通过网络管理人员与使用人员的共同努力，运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和技术，尽一切可能去控制、减小一切非法的行为，尽可能地把不安全的因素降到最低。同时，要不断地加强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安全规范化管理力度，大力加强安全技术建设，强化政府内部使用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网络内使用的IP地址作为一种资源以前一直为某些管理人员所忽略，为了更好地进行安全管理工作，应该对本网内的IP地址资源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对于盗用IP资源的用户必须依据管理制度严肃处理。只有共同努力，才能使计算机网络的安全可靠得到保障，从而使政府网络健康运行。

三、结论与展望

政府网络的安全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全和主权，是不容忽视的，截收、非法访问、破坏信息的完整性、冒充、抵赖、重演等威胁都是信息系统的致命伤害。我国对密码技术和产品有着严格有效的管理，政府上网涉及到密码技术或产品的使用时，应严格按照国家密码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同时，我国的技术人才在信息维护和安全保障方面应该要不断寻求更为有效的技术和措施。

参考文献

[1]马希敏.政府决策面临的网络化挑战及对策[J].2004,2:60-61

[2]张娟苗.网络安全与防范技术[J].广东科技,2010,10:54-55

[3]李星.浅析网络安全技术[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0,11:91

[4]吴琼,崔大鹏.政府网络安全防范技术[J].信息技术,2003,3:65-68

政府保障 篇4

1 政府职能转变

1.1 行政干预为主向法制监督为主转变

医疗保障领域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或者公益产品特性, 需要政府力量的强制性介入, 但强制性介入并非意味着行政干预, 而应采取法制监督为主、必要的行政干预为辅的管理模式。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文件中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和理解存在差别, 但国家在社会保障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却是一致的。国家的法律责任首先应该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以法律界定国家的责任并以法律确认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权。提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有关规定的法律层次, 增强对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法律约束力, 同时消除行政干预带来的政策波动性, 是当前必须尽快完成的政府行为目标。

1.2 经济效益为主向社会效益为主转变

作为最后的保护网, 政府应当在公共卫生、预防服务、卫生基本建设发展和特殊疾病等方面承担起基本责任, 确保整个国家基本卫生服务健全并公平享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保障是市场失灵的公共领域, 它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绝对不可以市场化, 而要维护这一制度的公平性和公益性, 又必然要以扩大国家投入并公平配置福利资源为前提。政府职能转型应以社会效益取代经济效益, 将社会公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享受医疗保障至少基本医疗保障的便利程度和待遇水平作为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同时, 还要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政府职能导向, 加大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力度, 缩小并最终消灭城乡之间人均医疗卫生资源占有率的差距, 坚持建立并完善全民一致平等享有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1.3 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变

现代政府职能在于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 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更好的配置和利用, 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主导性地位。无论是政府的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 还是政府的经济职能, 都是以向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为首要目标。从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来看, 医疗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 而且其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也远远低于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速度。可适当调整当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 弱化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主导性地位, 增加居民医疗保障满意度等体现公共服务方面的考核指标, 以引导各级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

2 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定位

2.1 立法推动责任

医疗保障权是“天赋人权”, 要保证这项权利的落实, 必须通过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特别是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通过制定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 将宪法赋予的这项公民权利予以规范化、制度化和具体化, 使之切实得到保障。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历史看, 无一不是立法在先。然而, 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严重滞后, 从整体来看, 绝大多数的社会保障工作仍然靠政策在调整和推进, 医疗保障法治建设受到政府政策的种种局限, 基本上处于一种落后于现实需要的状态[1]。我国迄今没有医疗保障方面的专门法律, 只有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零散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 相互之间缺少必要衔接, 尚未形成配套法律体系。目前亟需制定集约性的医疗保障法律, 促进医疗保障的均衡协调发展。

应当说, 我国政府对于加强社会保障含医疗保障立法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 《社会保险法》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审议, 草案已向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到了关键时期的背景下, 政府应当承担起医疗保障的立法责任。因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加快医疗保障方面的立法步伐, 既可以制定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 也可以视条件专门制定《养老保障法》、《失业保障法》、《医疗保障法》等单行法律。医疗保障法律的制定不仅能够确立医疗保障制度, 而且也将对政府的相应责任包括财政责任、监管责任等予以明确。此时政府的责任已经不是行政干预, 而是通过立法来推动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政府责任的转变首先表现在立法的推动。

2.2 财政责任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政府在医疗保障中的财政责任事实上是第一责任, 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客观上具有新制度建设支撑基础的作用。由于政府是一个多层级的组织系统, 医疗保障也是一个由多项目构成的制度安排, 理论上对政府责任的整体界定并不能成为制度实践中政府行为的依据。哲学也告诉我们, 任何一项理念都不可能直接转化为实践, 需要以“制度”这个中间层来体现理念, 并用以指导实践。因此, 需要对我国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财政责任从制度上作详细、具体的划分。

2.2.1 强化政府责任, 确保卫生事业公益性

市场机制在于通过消费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平等博弈、利益表达, 达成均衡价格。但在医疗卫生这个特殊的领域, 供给者掌握着“专业知识”以及由于这种专业知识形成的特殊权力, 消费者在信息和权利上处于绝对劣势。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 而有可能是医疗服务和药品过度使用, 结果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 不仅仅浪费医药资源, 而且还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并不是有了一个“好的市场”就能解决问题, 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 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是政府职能从经济效益向社会效益的转变。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 政府在其中应承担主要责任, 特别是基本卫生服务应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但事实上政府在卫生事业中所投入的费用占整个卫生事业经费的比例越来越低, 而个人所承担的费用越来越高。从1980年到2005年,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例由21%增加到61.2%。除新加坡外 (新加坡的医疗保障制度整体设计是建立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上, 这与新加坡的国情有关) , 这个比例是世界上个人卫生支出比例最高的[2]。政府把自己应承担的一部分费用推给了个人和社会。在医疗卫生事业30年的改革过程中, 政府过多的注重了经济效益, 而忽视了医疗保障事业的社会效益。

长期以来, 我国公立医院的经费补偿一般有三个渠道:一是政府财政补助, 二是医疗服务收入, 三是药品的差价收入。可是目前政府对医院的补助越来越少, 改革前是全额补助, 改革后是差额补助, 差额补助的比例逐渐缩小, 将定额补助又改为定项补助, 有的则完全取消了对医院工作人员的工资补助, 把医院完全推向市场。由于公共财政拨款与医疗机构实际业务状况的严重脱离, 致使公共财政投入逐渐丧失政策导向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国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在逐渐淡化, 而这明显地是违背国家对卫生事业关于公益性的定性。因此, 政府应正确认识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正视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费补偿问题, 增加必要的投入。政府的职能应该从经济效益转向社会效益。

2.2.2 建立卫生基本服务包, 实现全民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2008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 人们的消费需求面临转型, 对健康、保健、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需求逐渐加大, 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医疗卫生事业的最终目标是要走向全民健康保障, 目前只面向部分人的选择性医疗保障不仅违背了公平性, 而且成本其实很高。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卫生基本服务包。

本文认为, 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之后, 就应该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这也是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因此, 政府的职能也从经济建设转向了公共服务。所以一般性的常见疾病或手术、公共卫生、防疫初级医疗保健以及一些特殊病种, 如国家规定的甲类传染病、精神病、职业病、工伤、计划生育手术等, 都应当属于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包内容, 这些卫生服务需求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带有鲜明的公益性和福利性, 应由政府投入为主筹集资源, 政府应该为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均等化的卫生服务, 这也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具体体现。

2.2.3 规范政府间卫生事权分担体制与机制

政府间卫生事权的合理分担需要以公共财政体制完善为基础, 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卫生责任分担与筹资机制。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支出责任, 必须以统筹考虑总体事权划分以及相应的财政收入体制调整为前提, 这是一项复杂而又敏感的工作, 长期来看, 需要在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中统筹解决。在近期, 则需要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和卫生支出比例, 调整中央财政支出结构, 增加医疗卫生支出。

为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 需要根据卫生产品和服务效用外溢边界, 并着眼于社会整体公平的考虑, 合理划分政府间的卫生事权。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职责应包括:基本医疗服务的全额预算保障,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以及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费用;全国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费用;健康教育以及支持重大的基础性医学科研活动;重大卫生项目、卫生专项计划、设施的基本建设费用等;农村地区、落后地区的卫生经费补助[3]。

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职责:地方病预防、公众营养服务, 尤其是危害严重的地方性疾病和传染病, 如麻风、克山病、甲状腺疾病等费用;当地经济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的问题, 应通过强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

2.2.4 中央政府财政兜底

中央政府应对全民基本医疗保障承担最终保底责任, 同时也对地方政府的医疗保障资金运营管理行为拥有监督权。从制度设计的内生性要求和社会公众的客观性需要来说, 中央政府对全民基本医疗保障负有不可推卸的最终保底责任, 这种保底责任不仅体现为政策的解释义务和修订义务, 还体现在出资义务和行政监管责任上。在基本医疗保障的责任承担上, 地方政府有追逐地方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的行为动机, 做出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短视选择, 这就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正确引导和适时纠偏。

从权力划分来看, 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力;从财政实力来看, 中央政府掌握着全国性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从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中央政府是保证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功能发挥的最佳主体选择。因此, 中央政府天然具有对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最终保底责任。同时, 为防范地方政府推卸责任和转嫁风险, 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医疗保障资金运营管理行为的监督。

2.3 监管责任

由于医疗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的市场失效, 所以需要监管医疗服务及其提供者的准入、质量、价格, 通过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解决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通过对市场准入、公共补贴、非营利机构不分配利润政策执行和市场秩序的监管, 建立和维护不同性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公平竞争的环境, 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2.3.1 对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管

首先, 设立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政府内部监管机构。该机构负责设定监管内容、监管程序和监管标准, 并依据这些要求和标准分别针对公共部门 (如国有企业) 和公共服务机构 (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等) 进行监管, 要求被监管者遵守各项监管规则, 提出改进要求并负责监督实施。

其次, 建立对公共财政投入的预算与绩效考核制度。前文已经充分阐明了政府应当肩负起财政责任, 这表面政府职能从经济效益为主转向社会效益为主, 加大对医疗保障的财政投入, 但需要强调的是, 公共财政投入的加强必须建立在完善的预算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基础上。只有建立严格透明的公共预算制度, 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 为社会提供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医疗服务。而与现代预算制度相伴生的是严格的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制度, 这是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制度要件。所以在增加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的同时, 加强审计金额绩效考核, 加强公共资源使用的成本——收益分析, 这是医疗服务监管的重要内容。

再次, 在存在严重市场失灵的医疗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放开各类不同性质的服务提供者进入,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医疗服务供给, 应该同步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 引入基于公平规则和透明程序的现代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 从而真正保证建立起一个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并维护公共服务领域的公众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2.3.2 建立医疗保障行政与监管的垂直体制[4]

从现实出发, 我国医疗保障管理仍处于组织治理结构的无序状态, 没有充分运用组织的系统协同能力, 其典型特征是部门设置随意、职能边界不清、业务流程不畅、责权关系重叠等, 在这种组织治理结构状态下难以达到理想的组织目标。这其中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的职能是行政干预, 还是沿用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思维方式, 政府职能的转变落后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建议在管理模式上采用系统垂直型的管理体制。

如果采用系统垂直型的管理体制, 那么, 在中央政府以下, 没有水平分工带来的牵制, 克服了多头管理, 可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使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行更加有效。之所以去掉水平分工的地方各级政府, 是因为在现行水平垂直、纵横交错的模式下, 地方政府除为医疗保障提供有限的财政补贴外, 并不能在业务指导、专业技能的提高方面给医疗保障机构以任何支持, 而且大多数地方政府在财政责任的履行上都过于依赖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实行医疗保障垂直管理体制, 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2.3.3 理顺医疗保障的横向管理体制

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运作的实际来看, 劳动保障部门分管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工作, 卫生部门分管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工作, 两个部门各管分工内的医疗保障工作, 从而有多个管理机构并存, 同时又有多家经办机构。这种分散管理, 分散实施的组织管理模式, 虽然可利用这些机构的部门优势和人力资源, 但是不可避免带来医疗保障工作的机构重叠, 条块分割, 各自为政。因此我们应依据阶段性的生成条件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最终设立一个综合的、独立的、权威的医疗保障工作管理部门, 集中管理城镇和农村的各项医疗保障事务, 政令统一, 有效的提高工作和管理效率, 加快实现全国医疗保障城乡覆盖的一体化进程, 确保实现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5:16~20.

[2]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8.

[3]梁鸿, 王云竹.公共财政政策框架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J].中国卫生经济, 2005;10:8~11.

保障性住房和政府资金来源 篇5

地方投资有心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项目资本金不足。按照我国现行制度，除外商投资和公益性项目外，所有项目无论国有、非国有，资本金不到位，便不能获得贷款，不能开工建设。项目资本金成为整个项目启动的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进行的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建设，其项目资本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注入及土地资产变现等，而在危机之下，地方财政收入下滑速度超预期、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萎缩、1998年扩张性政策投资形成的负债目前正进入偿债高峰等因素，都使得地方可支配的财力大幅下滑，项目资本金投入能力严重不足，造成大量项目无法上马开工。

为顺利筹集资金，满足项目资本金投入的要求，确保各项建设顺利进行，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

国家拓宽地方项目资本金来源的政策突破和动向

已经采取的政策

地方债放行。2月17日，全国人大听取了国务院《关于安排发行2009年地方政府债券的报告》，我国地方债正式开闸。具体做法是：由财政部以记账式国债方式代理发行，实行发行额管理，2009年总规模控制在2000亿以内。地方政府承担还本付息责任。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由财政部代办；地方政府未按时上交的，财政部与地方财政办理结算时如数扣缴。

与1998年中央发行国债然后转贷地方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一次发行的不再是国债而是地方债，中央政府的角色由“转贷”变为“代理”，地方政府则成为“债务人”。然而，尽管此次开闸意义重大，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债券。虽然中央代发地方债可以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发挥作用，但却无法形成解决当前地方政府财政困境的长效机制调低轨道交通等11类项目资本金比例。为调动社会和企业投资积极性，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务院4月29日决定对现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向为：降低城市轨道交通、煤炭、机场、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钾肥等11类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同时适当提高电石、铁合金、烧碱、焦炭、电解铝等“两高一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这项政策的出台，意在缓解4万亿计划的资本缺口，加快经济复苏，虽然目前下调幅度尚未确定，但对放大地方和社会投资、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下调项目资本金比例，意味着项目开工门槛的降低，以及既定资金量下投资能力的放大和增强。

正在酝酿的政策

国家考虑允许基础设施公司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据媒体报道，国家正在考虑允许经营基础设施项目的公司出售资产支持证券作为额外融资渠道。

资产支持证券、也称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以某种资产组合为基础发行的债券。一般而言,指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又可以产生稳定可预见现金收入的资产（如公路桥梁收费权、租约、抵押贷款等）或资产组合, 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进而转化成由未来现金流为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在金融市场进行销售。与传统融资模式相比,资产证券化具有融资成本低、融资效率高、投资人风险小等优点。

通过发行基础设施项目资产支持证券, 可将不具备流动性的基础设施存量资产转变为信用等级较高、收益较稳定的可流通证券，从而得到可用的资金并将其投入到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中。由于资产支持证券利率通常低于银行贷款，因此若政策能获批实施，将成为一个更便利的融资渠道。

发展改革委提出特定项目资本金贷款。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政府特定项目资本金贷款的落地，有望成为地方政府解决项目资本金不足的重要渠道之一。

资本金贷款又称股本贷款或股本权益性贷款，即商业贷款可以直接作为项目启动的资本金来源。项目资本金贷款在业内早有先例。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前推行的政策性业务之一“软贷款”，就可以被看作银行涉足项目资本金贷款的例证。这种政策性贷款方式具有期限长、利率低和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特点。发改委推行的项目资本金贷款与国开行的“软贷款”并不相同。据悉可能将在4万亿元范围内，形成一个项目目录，供银行参考。按照设想，该贷款将实行招标制，具体来说，哪些银行对政府项目的资本金贷款感兴趣，就可以去投标。贷款期限要求在10年以上，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20%-30%。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银行投标，可以采取贴息的条件来吸引。

与单纯的股本金贷款相比，特定项目贷款设定了诸多限制。其中包括:贷款不能超过资本金总额的40%，只能用于政府特定投资项目，且只能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发放，即2009年、2010年。

然而，在政策初步设想传出之后，鉴于对相关风险的考虑，目前尚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银行、尤其是一些中小股份制银行进行了变通处理，信贷资金实际上已变相进入了“股本领域”。

方式之一是，将项目贷款转为流动资金贷款。这样不仅逃避了各种对项目贷款的“证件审批齐全、资本金到位”等严格的信贷审批流程，而且通过滚动贷款，“短贷长用”，变相满足了融资要求。

方式之二是，在项目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一些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满足最低资本金要求，然后向另外一些大型银行申请项目资金贷款。

方式之三是，由于目前可用作资本金出资的财产既包括货币，也包括股本等权益性资产和土地等实物资产，所以地方政府有可能通过做高土地估价等固定资产价值等，达到银行的资本金要求，类似“虚假注资”。

方式之四是，通过融资平台和其他地方企业借款完成资本金的比例要求，在项目资金到位后，再以对外投资方式完成“资本金抽逃”。

各地拓宽项目资本金来源的尝试与创新

京沪粤谋建大融资平台，中期票据缓解资本金困局

2008年岁末之际，部分银行间市场主承销商(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及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政府金融办人士赶赴北京，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共商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工作。京沪粤做大政府投融资平台，借助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进而以此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的设想逐步浮出。

中期票据（Medium-term Notes）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推出的创新性债务融资工具，期限通常在5-10年之间，是除企业债、公司债以外重要的中期融资工具。和其他中长期债务融资工具相比，中期票据具有发行成本较低、市场化程度高和发行机制灵活等特点。2008年12月22日，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发行2008第一期中期票据，规模30亿元。2009年3月9日，京沪粤三地的大型政府投融资平台密集发行总额达250亿的中期票据。面对地方政府巨大的资金缺口，中期票据正成为破解地方政府资本金困局的渠道之一。这三地政府投融资平台发行的中期票据将一定程度上缓解建设项目的资金压力，而由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财政还款的保障方式也正在形成。

云南宜良亿元信托样本

宜良县是昆明市的郊区农业县，2008年9月,宜良县政府与银河财富资产管理中心就合作发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募集资金的事项达成一致。在信托、银行和中介机构的参与下,宜良县获得1亿元融资，用于宜良第一中学建设。

这一计划中,银河财富邀请了一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将云南本地一家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设立单一资金信托计划,向宜良县金汇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宜良县负责国有资产经营的企业,其法人代表、董事长为宜良县财政局长）发放贷款,由金汇公司运用贷款资金进行项目建设。宜良县及金汇公司以未来土地出让收益以及再融资能力对还款提供保证。同时,宜良县财政局向金汇公司出具承诺,对金汇公司的还款提供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来源为财政偿债准备金。

通过信托方式筹集资金有很大的灵活性，具有审批环节少、操作简便、资金到位快等优点。云南宜良并非唯一与信托合作融资的地方政府，在昆明、安徽铜陵市、辽宁省鞍山市和江西省都有过类似的融资行为。

武汉启动准市政债

随着中央转拨资金的落地，湖北省根据“保增长、扩内需”的经济拉动战略，提出了自己的配套投资计划。其中，武汉提出1000亿的市政债发行计划。早在此前武汉获批城市圈综改区总体方案中，就提出了“九大创新”，“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财税金融体制机制创新”是其中重要一域，综改区在融资领域的先试权获得国家认可，其中包括水专项债和环保债在内的政府债券融资成为综改区市政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武汉城投已启动企业债相关工作。

重庆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与升级

重庆市在构建地方融资平台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基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建设不能全靠财政直接投入的认识，重庆着意培育和壮大投融资主体，相继组建了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地产集团、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交通旅游集团、水利投资集团、能源投资集团等八个建设性投资集团。

为充实八个投融资平台的资本金，重庆采取了国债、规费、土地收益权、存量资产、税收返还等五个方面的资本金注入。为防止可能出现的债务风险、信贷风险和经营风险，重庆市通过“三不原则”和“三大平衡”等保障措施，有效规范了八大集团的良性运行。

“三不原则”：一是财政决不为投资集团作担保，使政企之间保持严格界限，防止财政债务危机;二是投资集团之间不能互相担保，避免出现连环灾难;三是财政拨付给各投资集团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受财政掌控，必须专款专用，不准交叉使用、互相挪用。

“三大平衡”：一是八大集团的资产负债率要控制在50%左右，实现净资产与负债的平衡;二是八大集团必须保证现金需求和供给的基本平衡，实现现金流的良性周转;三是各投资集团在接受政府部门下达的投资建设任务时，要坚持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必须有特定的盈利模式以保证投入与产出平衡。

重庆模式受到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专题调研并给予肯定，将其运作模式归纳为：政府把城市资产无偿划拨给投资公司，使公司的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的贷款条件，公司根据政府建设的要求筹措资金后再将资金转借给项目法人。依靠这种模式，八大集团顺利担当了重庆全市75%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自身也不断强大，其资产总额已从成立之初的200多亿，扩张到2900亿。

重庆市总结其运作经验，认为该模式的关键技巧是：通过“储地-融资-建设”循环，保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通过“储地-整治-出让”循环，保证投资公司自身投融资能力。然而，这种以土地为纽带的运作方式，在地产市场疲软、土地变现难之下，也遭遇了困境。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庆市正努力在规范化运作基础上，推动八大集团运行机制的深层次调整和提升。其中一个重要战略，就是鼓励投资集团“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发展机遇，同时创造条件积极推动上市，努力通过证券化筹集建设资金。

对北京市拓宽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来源的几点建议

进一步壮大规范地方融资平台

地方融资平台的规范程度和融资能力，对地方政府资金筹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地方融资平台建设中，我市应充分借鉴重庆等地的经验，从资金来源、运作模式、风险控制等方面着手，逐步建立投融资平台良性运行的机制，不断壮大融资平台规模，逐步提高规范化运营水平。基本思路是：积极运用国债资金的注资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一套投融资管理运作的操作标准和相应的制度流程，用客观指标规范融资行为；增强管理运作的透明度和风险防范、控制水平，从而构建具有一定规范性和功能较强大、适应投融资制度改革和长期发展需要的地方融资平台。

可试行地方国资管理公司发行准市政券

目前，地方债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资金困境，通过地方国资管理公司发行准市政券仍将是重要的资金筹集方式。

准市政债是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以一种变通的方式，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准”字说明了它处于市政债券和企业债之间的中间地带。在很多省市，准市政债都是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方式。它本质上属于市政债，但同一般意义上的市政债又有显著区别：发行主体上，前者不是直接由地方政府或其授权机构发行，而是通过设立隶属于政府的企业即地方融资平台来发行；担保机制上，市政债直接以政府信用作担保，而准市政债则由政府提供隐性担保，不能直接出面担保；发债收入的管理上，准市政债无须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控制体制。同时，准市政债又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债，其发债方主要承担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很少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处理好四对矛盾，奠定地方政府发债的现实基础

当前，我国地方债虽还在探索试验中，但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地方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行已纳入地方政府融资的视野。我市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等各方面逐步理顺，为未来地方债发行奠定良好的基础。具体来说，一是选准合适的发债对象，化解发债的扩张性目的与对私人、企业部门的投资消费的挤出效应之间的矛盾。二是在引入人大等方面的监督之下，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和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化解对发债主体的偿债能力精确评估的需要，与现行评价体系落后、政府财务信息不透明之间的矛盾。三是合理平衡，化解地方债券资金筹集的商业性与投向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四是引入纪检部门监督、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化解地方领导人任期的短期性与还债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

《关于利用债券融资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出台，明确地释放出进一步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机制的信号，同时也表明了国家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决心。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利用债券融资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进行保障性住房项目融资。相对于股权融资、平台贷、地方债计划等其他融资工具，企业债券具有融资快捷、利率低、期限长、市场化的优势，是筹措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的有效工具。新政的出台，对于弥补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缺口、提高开发商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热情，均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步子越迈越大，并实现了从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到以廉租房、公共租赁房为主体的过渡。按照计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今年的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则必须在11月底前全部动工。不过，由于建设资金等原因，各地保障房建设进展并不平衡。从21个省区市已经公布的保障性住房进展情况看，截至6月中旬，这21个省区市保障性住房开工数量为219.3万套，平均开工率为33.3%。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曾多次表示，2011建设保障房投资需要1.3万亿元到1.4万亿元，其中有8000多亿元通过社会机构的投入和保障对象以及所在的企业筹集。剩余的5000多亿元资金，将由中央政府和省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建设报日前公布的首份《中国房企社会责任百强榜》显示，百强房企中有七成在2007年至2010年间未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按照制度设计，保障性住房建设采取3种方式推进，一是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二是政府和企业共建，三是企业独立建设。当前，不少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还较大程度地局限于政府直接投资。开发商参与建设保障性住房热情不高，除了利润率较低之外，资金链吃紧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不难看出，在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瓶颈面前，融资放行已成为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如期完成的重要一环。换言之，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进一步创新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除了要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拓宽资金来源外，也要通过税费减免等政策安排鼓励企业参与。同时，各地出台的保障性住房产权共有、先租后售、以资金投入换取商品房建设地块优先权等正在试行的办法，也应及时总结梳理，明确政策预期。

中国社会保险是否需要弱化政府保障 篇6

龙永图提出养老问题不能全部指望政府，是认为“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其实，政府大包大揽并不必然造成财政不堪重负，只有那种过高保障水平的大包大揽，才可能让社会保障体系濒于破产地步。我国当前实行的是低水平社会保障，所以即便社保覆盖面广一些，也不至于让政府不堪承受。按照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都要按比例缴纳保费，而根据估算，随着国民经济状况日益好转，财政完全具备对养老保险进行兜底保障的能力。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王宪章认为，商业养老保险在我国有很大发展前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仍然偏低。我国人均商业养老保险保费仅为国际上的10%左右，为美国的1/70。从理论上说，商业养老保险应该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但是龙永图与王宪章开出的这一“药方”，对于我国现实实际来说却有些“药不对症”，因为我国劳动者普遍收入较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投保商业养老保险，所以通过发展养老保险来解决我国的养老保障来说，起码在短时期内缺乏现实可行性。

确有部分西方国家为政府包揽社会福利保障所困，因为政府大包大揽社会保障会引发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拖垮财政、影响政府其他方面支付能力，少数国民宁可坐享福利保障也不愿就业、创业等等。但是需要看到的是，部分西方国家为社会福利保障所困，并非是由于政府承担了必要的社保责任所致，而是因为保障水平过高以至于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诱发了部分人的惰性所造成。相比之下，我国养老保障水平要低得多，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包揽社会保障引发的负面效应远未到在我国显现的时候。

当然，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确应有一个限度，即政府既要保障公民的基本社会福利，又不能将福利保障水平定得过高，否则就可能产生部分西方国家面临的困扰。既要让公民享有免受匮乏的自由，又要避免福利保障水平过高引发负面效应，政府实行社会福利保障应该维持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上。但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保障，无论是从保障覆盖面还是保障水平来看，均远未达到接近这个临界点的程度，龙永图们的担忧显然为时尚早。

社会福利水平越过临界点固然容易引发负面效应，但是政府在临界点内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却不但不会滋生部分西方国家面临的困扰，反而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得保障，解除了包括养老、看病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就会更加敢于放心消费，而这必然会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当前我国面临着国民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政府承担起必要的社会保障责任，能使国民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双双受益，无疑是促进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良方之一。

政府保障 篇7

国际人权组织将“人权”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 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权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 并将保持持续不断的良好发展势头。纵观我国人权保障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1978 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被认为是中国人权保障新“原点”;1982 第四次修改宪法, 在宪法中 列举了28种公民权利, 与西方人权几乎没有区别;1991年国务院有发布了首份“人权白皮书”, 从此人权被称为“伟大的名词”;2004年, 我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 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 赋予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等多种新人权;2009年4月, 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 年》,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制订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发展规划, 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中国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 以宪法为根本依据, 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 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框架, 实现了对人权的比较系统的法律保障。中国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它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 折射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和“依法执政”的理念, 同时, 也为塑造法治型政府提供了契机。

2我国人权保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在当代, 保护人权和建立法治政府已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权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 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 也是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标志;离开了人权, 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法治政府;离开了法治, 再好的人权理念也不能实现。这些道理凝结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经验, 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今天, 认真思考人权保障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 尊重和保护人权, 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人权只有通过法律的确认, 才能从应然权利, 转变成法定权利, 才能上升为国家的意志, 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法治要求法律必须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原则;法律制度必须是充分和完备的体系, 不仅要有根本大法——宪法, 而且要有各种具体法律和制度;法律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机构都要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治面前无特权。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人权就会成为空话。

第二, 有效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 是保障人权实现的关键。

公共权力是与公民生活联系最普遍和最紧密的国家权力, 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保障和发展。因此有效的制约行政权力, 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是要规范和限制公共权力, 形成法律支配权力的运行秩序。社会主义法治强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按照法律治理国家, 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 人民是权利的主体, 也是法治的主体。因此, 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质是要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的不可侵犯性和充分实现。因此, 用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 实际上就是用人民的权利去限制公共权力。人权是公共权力的目的和界限。对于政府, 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之, 越权无效, 放弃职权, 也是失职;对于个人, 法无禁止皆可为之, “法不禁止即自由”。

3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完善途径

3.1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要位置

建设法治政府, 需要政府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 》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本, 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 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 又从基本国情出发, 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 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 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就需要各级行政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 慎用手中权力,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主要包括平等权利、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 尽量避免发生此前曾在安徽芜湖、湖南嘉禾、陕西延安等地出现的行政机关随意侵害公民平等权、财产权、人身权的典型案件。

3.2树立程序法治的理念

社会公正大致上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建立法治政府必须同时有效实现实体和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涉及社会利益的分配、社会矛盾的解决, 尽管目前我国政府法治建设中, 对于这类问题有较为具体、详细的的实体法律保护;但是由于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超越了特定社会阶段人们的智慧和能力, 实体公正的实现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实现。因而与此不同, 程序公正以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中心, 通过程序机会的均等性、程序的过程性和交涉性, 既让人们看见实体公正的实现, 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社会的不满、实现社会的人文关怀以弥补实体公正的不足。程序法治正是通过在绝对意义上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以实现实体公正, 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公正。

3.3树立责任、诚信政府的理念

法治政府首先是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公共选择理论代表学者布坎南曾指出:“责任是政府运行的动力, 也是政府运行的压力”。行政责任关乎政府的生命。责任机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法治政府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府。从权力、责任对等的原则来说, 享有什么样的权力, 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有权必有责, 是法治政府执政的前提。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做到执法有保障, 用权受监督, 违法受追究, 侵权须赔偿。在推进依法行政过程中, 就要强调行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 与行政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责任理念在推进依法行政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洛克认为, 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和基础, 是民主的前提条件。因此, 政府必须取信于民, 以信立国。法治政府是诚信政府。所以, 建立法治政府, 离不开对政府诚信理念的培养和监督。主动以诚信为自律原则的政府是诚信政府。诚信政府首先是政府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意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 不仅要把信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而且要把信用作为从政、为政的行为规范和根本原则, 坚持依法行政、信用行政。为此, 加强对行政人员的诚信道德建设, 增强其信用意识和观念, 使之内化为从政、为政的行为准则, 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进行社会管理而非随意行政, 遵循诚信、公正、平等、效率的基本原则, 约束和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 从而夯实信用政府的道德基础。

3.4树立有限政府理念

公共行政权力是一种能够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的公权力, 具有无限扩张、易于滥用的特性。因此建立法治政府, 首先就需要政府的权利行使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 受法律的严格约束和规范。公共行政权力直接来源于法律的授权, 权利的授予同时意味着权利的限定, 权力的行使不得超越法律设定的限度, 法是公共行政行为的依据, 越权无效, 即“无法律即无行政”。依据“人民主权”和“社会契约”理论分析, 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公民将个人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委托给政府作为其代表进行统治和管理, 这种代理的前提是公民利益的满足, 因此保护人民利益, 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公共行政权力行使的最终目的。

3.5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无责任追究就无所谓监督, 而无监督决策就会失控, 违法决策、不当决策和失误决策就必然产生。因此, 可以说, 缺乏责任追究的决策体制是不健全的, 必须建立健全各种决策的责任追究制。为此, 要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 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 各级行政机关要根据不同的决策事项, 制定具体的监督制度, 完善具体的监督机制。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个人决策, 个人负责, 集体决策, 集体负责, 建立健全具体的责任追究办法, 明确每个决策者在决策中的作用和权限以及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

4结语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 要从几千年的人治国家向真正的法治国家转变, 需要政府从思想、行政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转变。而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 能够清晰的折射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脉络。2009年4月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 是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它体现了中国政府促进和保障人权的坚定决心和努力方向, 也体现了建立法治政府的信心。然而, 中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还需要不断探索, 不断的创新, 从而更好的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昭晖.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焦洪昌.宪法制度与法治政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宋功德.建设法治政府的理论与制度安排[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8.

[4]杨素云.法治政府的伦理价值目标及其实现途径[J].载法制建设, 2008.

基于政府职责的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篇8

一、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分析

1. 提供整体规划

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对制度的整体规划以及促进制度创新。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成熟, 因此在资本市场、社会保障市场以及保险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缺陷与不足。所以说, 在我国当前背景下, 政府的参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为了保障该制度能够正常有效的运转, 实现真正的目的, 就需要政府承担责任, 充分投入资金、组织以及服务。

2. 提供法律框架

为了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强制性这一特征, 就需要为其提供法律保障。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是建立在相应的法律基础上的。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说, 现阶段我国政府职责在法律框架方面的体现就是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其次就是通过专项立法以及地方立法, 进而从法律方面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顺利发展与改革。

3. 提供财政支持

众所周知, 社会保障不仅需要完善、有效、科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 还需要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只有有了社会保障资金, 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而这就需要以政府作为坚强后盾。因为社会保障资金数额巨大, 只有政府的财政专项拨款才能成为其主要的来源与渠道。

二、政府责任在社会保障中的不足之处

1. 财政职责混乱

以养老保险为例, 原先养老保险由单位包办, 其再向现代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在成了政府财政职责混乱, 导致政府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分不清楚, 政府对自身责任的认定也比较模糊。

2. 社会保障覆盖的范围较小

我国的社会保障重点一直在城镇, 而人口基数大的农民享受社会保障的范围却非常狭窄, 虽然现在社会保障工作已经在农村展开, 但是其力度与范围还有差距。

3. 立法滞后

根据前文所述,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离不开法律的支持。而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下,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可借鉴之处, 只能通过实践、摸索。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滞后, 缺乏权威性, 而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也只是少数。这不仅使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和支持, 还使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缺乏有效的评价。

三、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的责任的措施

1. 加强财政投入的力度

众所周知, 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与渠道就是政府的财政拨款, 因此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责任主体地位, 需要在财政投入方面给予社会保障制度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作为后盾。我们可以欣喜的看到, 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这对于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的支付风险、缓解保险基金统一筹划的问题都有显著的作用。

2. 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社会保障并不是说是那一部分群体的专属保障, 因为具有普遍性与公平性, 社会保障最终目的是惠及全国人民。因此, 我国政府就需要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 逐渐扩大能够享受社会保障人群的范围, 从而达到最终消灭有无保障的差别。

3. 健全相应法律法规, 完善法律框架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框架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最为迫切的需要, 只有建立了健全的法律法规, 才能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所以, 为了能够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进程, 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4. 合理分工、相互改善

政府责任固然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府必修坚持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 在社会保障事业中, 如果政府对于市场过于放纵或者政府行为过于强势, 都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实事求是地根据经济发展, 以科学、理性的观念与策略引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总结

综上所述, 自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以来, 政府对其影响就非常显著与重要。而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需要政府支持与落实。因此, 只有政府真正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 才能真正使我国全体国民享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过程与措施。

参考文献

[1]李绍光.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05) .

[2]杨方方.中国转型期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J].中国软科学, 2008 (08) .

政府保障 篇9

一、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中政府职能的问题分析

(一) 政治职能不足———政策法规效果偏离预期

第一, 优惠政策门槛高。主要是其中的硬性条件使得一些中小型养老机构达不到优惠扶持标准, 从而无法享受政策所带来的优惠条件。第二, 缺乏立法保护。敬老院既然作为一种服务性行业, 一旦发生意外, 养老院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第三, 优惠对象范围窄。条件设施相对较好的公办社会福利机构尽管挂着“福利”二字, 但并非所有的老人入住都是免费。第四, 政策回应度偏低。大部分老人只了解很少一部分优惠政策, 更别说其他的养老服务政策。

(二) 财政保障职能有限———硬软件体系“短板”凸显

第一, 民办机构难挑大梁。目前, 民办养老机构已成为各地养老服务行业的主力军, 但场地限制, 造成设备简陋、空间狭窄、环境较差、功能单一等问题。第二, 社区设施供不应求, 目前很多地方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星星点点, 服务能力较低, 有的社区甚至没有相应的公益性服务用房。第三, 软件体系亟待配套提升。

(三) 社会及文化职能缺失———主体服务职能的缺陷

第一, 特殊弱势群体面临养老困境。“空巢老人”是老年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第二, 热线遇冷和网络宣传滞后。

(四) 监管职能缺陷———申请审批漏洞待补

第一, 资格申请不公正。实际操作中, 没有做到“应保尽保、动态管理”。第二, 审批机制不健全, 致使一部分民办养老机构举步维艰。

二、提升政府职能推进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老有所养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问题, 可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 主要依靠作为权威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来应对。

(一) 发挥政治职能健全政策体系

第一, 健全法律维权渠道。应尽快研究制定《养老机构管理条例》, 颁布养老服务管理标准, 界定法律责任, 或者其他的法律保障手段, 形成有效的维权渠道, 确保养老机构顺利经营。第二, 加强落实优惠补贴政策。政府通过建立长效性财政投入机制, 逐年加大对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的基本建设性补贴份额, 对所有补贴进行监管, 保障其用于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的用途。第三, 民主参与结合评估机制促政策实效。为充分了解掌握老年人的需求情况, 应采用梯度养老需求评估法, 将各种需求按不同层次进行划分, 针对各个层级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 就能充分尊重老年人的独立性, 尊严性, 维护他们在参与社会事务时受到公平待遇和尊重的权利。

(二) 财政投入整合资源改善服务条件

第一, 扶持民办机构促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服务设施, 政府要采取多种方式予以扶持, 在土地征用、资金补助、设施建设、市政配套、人员配备等方面提供有效到位的条件, 引导服务项目的更新和拓展, 以促进整个养老服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于服务机构经营中的资金短缺困境, 应设立专项基金, 多渠道、多形式加大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实际经营补助。通过细化运作模式, 完善经费补偿机制, 以及项目招标、委托经营等形式向民办养老机构购买服务, 对其进行补贴。第二, 授权并投资设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通过授权基层组织, 既能保证养老服务提供中的权责, 又能使政府提高管理效率, 促进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推广和提升。第三, 增强“物化”服务的便捷功能.可考虑借鉴“一卡通”模式, 将现有老年人爱心卡和优待证等与服务券合为一个卡, 方便老年人使用。

(三) 改进社会及文化职能确保服务质量

第一, 要使越来越多的空巢老人更好的享受晚年生活, 应对他们投注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如以社区为依托, 发挥基层群众组织———居委会的作用, 发挥文化职能, 提供如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急救助、卫生保健、文体活动等内容丰富的服务, 排解空巢老人内心的空虚感和孤独感。第二, 加强信息化服务平台的宣传力度。为满足便捷需求而设立的信息化服务平台, 如热线、门户网站等, 应明确服务目标, 切实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到位的服务。同时, 也要应用网络的快速传播特点, 加大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 对模范人物、规范机构和典范事迹进行报道, 弘扬社会尊老风气, 让更多的个人关心身边的老年人, 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四) 加强监督职能让养老服务无缺憾

第一, 规范资格申请程序.对于低保户等特殊救助群体资格的确定, 应建立科学的审评量化标准, 培养高素质的工作人员队伍, 规范其审查工作行为, 使审批工作公开公正, 科学合理的开展, 更好的为困难及特殊群体服务。第二, 严把审批和评估关.政府及相关部门是养老服务保障体系的主体, 要树立“大养老观念”, 加强队伍建设, 完善组织体系, 促进市场良序运行, 建立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更好的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一方面对将要进入养老服务行业的机构, 严格实行行业准入制度, 依据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标准, 做好养老机构的规划设置、资格申请和登记审批工作, 确保服务机构的从业资格, 维护行业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对已经成立的服务机构实行规范的行业管理办法, 并通过制定养老行业服务标准, 指导民办养老机构按规定为老人提供康复保健、医疗护理、营养膳食、精神慰藉等服务。

政府保障 篇10

1. 立法和制度设计责任。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很大程度是由长期以来法律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 立法和制度设计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法律依据。第一,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层次。第二, 强化法律责任机制。第三, 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调整因农村社会保障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 使农村社会保障有法可依, 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 提高农民维权意识。第四, 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 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 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第五, 强化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 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诉讼费用。

2. 组织责任。

社会保障组织机构是承担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职能的主体,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组织体系, 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因此, 首先, 要理顺各方关系, 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组织建设, 组建一个权威性的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管理机构, 包括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和社会保障经办及服务机构。其次, 各级政府要根据人口分布、工业化程度、经济和自然的条件与人群流动等情况, 制定符合本地区特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总体规划及相关保障项目的具体规划, 并将其纳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使各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有据可依, 并为考核其工作绩效提供标准和依据。再者, 针对农村的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具体组织实施。按照政事分开的要求, 对农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等农村社会保障进行行政推动;对农村救济、优待抚恤等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则由政府全面组织和实施。最后, 要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提高农民的社保意识, 提高他们参加相应社会保障项目的积极性。

3. 经济发展责任。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履缓慢,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农村生产力落后, 农村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够高。帮助农村发展经济, 提高农村生产力, 提高农业生产率是政府帮助农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和前提。

4. 财政责任。

政府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最根本的就在于扩大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 确保社会保障资金落实到位。农村社会保障对财政的需求大致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村社会救助部分。它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部分与农村五保户供养部分;二是农村社会保险部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需要大量的资金, 农村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要依靠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国家固然可通过适当的政策实现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能够按一定比例缴费, 但就中国农村现实情况而言, 由于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和个人的缴费能力比较有限, 因此由国家出面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就变得非常关键。针对中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实际情况, 国家需要明确自己的责任, 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压缩部分行政事业性经费支出, 杜绝各种形式的浪费, 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5. 监管责任。

对社会保障运行的监管, 是通过具有监管权力的监管体系来实现的, 一般包括司法监管体系、行政监管体系、专门监管体系和社会监管体系。政府对社会保障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行政监管体系实现的。

6. 协调责任。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会产生很多相关的利益主体, 它们之间的利益和相互关系需要政府来协调, 也只有政府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主要包括要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责任, 对它们的关系要协调好, 尤其是在财政方面的责任关系;协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协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就业政策的关系;协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人口政策的关系;协调农村社会保障与其他部门政策的关系。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发展过程

1. 集体保障阶段的政府责任隐性化。

农业合作化时期到1978年以前, 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农村集体经济取消了家庭的剩余支配权, 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转向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国家予以适当扶助的保障轨道。例如, 对“五保户”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的方式, 集中供养即将“五保”对象集中在社队提供经费的敬老院里;分散供养即通过集体补贴的形式, 由专门的农户负责“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政府在这个阶段虽然没有承担直接责任, 但无论是集体供养还是分散供养, 都是由政府通过政权组织集中实现的, 因此可以认为政府实际上承担了组织责任, 但是呈现隐性化的特征。

2. 家庭和土地保障阶段的政府责任缺位。

1978年,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 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丧失了经济基础, 于是, 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成为农民们生活保障的主要途径。例如, 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合作医疗逐渐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 农民医疗保健费用由集体支出为主转变为个人支付为主, 再加上政府既没有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 也未加强对合作医疗的监管, 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 政府连最初的组织责任也难以实现了。因此, 这个时期, 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政府严重缺位。

3. 社会保障试点阶段的政府责任逐渐归位。

随着农村居民对于社会保障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农村社会保障开始进入试点阶段, 在一些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逐步开展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避免大范围的失误。这一阶段, 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责任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政府责任也进入归位阶段。例如, 在农村“五保”供养领域, 政府责任的归位体现在财政责任、组织责任、监管责任以及制度保障责任等各个方面。为了规范农村“五保”制度, 国务院于1994年颁布了《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并把它作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农村“五保”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

三、落实与强化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的建议

1. 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履行政府责任的根本基础。

中国没有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规范来明确农村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的。因此, 社会保障, 立法先行, 2010年10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将于2011年7月1日实施, 必然对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在具体实施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化的过程中, 我们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建设;二是农村社会保障法规、规章、制度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完善;三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监督管理等三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尽快制定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村社会保障法规及具体实施细则, 以法律形式规定农村社会保障的原则、性质和组织结构;规定保障基金的筹集、管理和运行办法;规定政府扶持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方式等等, 使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有法可依, 从而要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2. 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是实现政府责任的重要前提。

切实增加政府投入, 进一步推进由财政支撑的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这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在资金筹集上, 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 多渠道筹集保障资金。要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 根据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 在财政支出中公平地划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才能确保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足额到位。另一方面可以接受社会对保障事业的捐助、部分罚没收入、土地的转让费、彩票公益金收入和投资收益等, 都可以吸收充实到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中来。政府应通过各种形式加大投入, 达到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目的。

3. 将农村社会保障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目标是政府履行责任的有效途径。

农村社会保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政府人事变动难免带来的负面影响, 保持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延续性, 就应当把农村社会保障的成效纳入每一届政府绩效考核目标之一。首先, 确定对此项工作的各种考核指标, 但应注意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整个体系的可操作性等;其次, 对农村社会保障中的政府绩效的考核应当是动态的、连续的一个过程, 应当对政府参与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整个过程进行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定期予以公布, 接受群众的监督;最后,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效是最有说服力的考核目标之一。因此, 根据科学考核指标对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工作进行客观全面的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政府是否合格或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升迁的一项重要依据将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其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责任。

4. 社会各方共同监督是政府履行责任的重要保障。

加强管理和监督, 使农村社会保障纳入规范化轨道, 需要发挥社会多方的监督力量。如政府自身则主要通过一般、职能、监察和审计等形式进行监督;权力机关主要采用听取审查报告或者审查政府制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规章制度及实施办法或者质询、检查政府工作或者罢免政府组成成员以及受理人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检举控告等方式来进行监督;司法机关则主要通过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法纪检查、提出司法建议和审理相关案件进行监督;非官方组织和人民群众则采用书信、上访、监督电话、直接电话、检举、控告和申诉等直接进行监督。

摘要：农村社会保障中政府具有立法和制度设计责任、组织责任、经济发展责任、财政责任、监管责任、协调责任等;农村社会保障的政府责任发展呈现隐性化、缺位、逐渐归位等过程;可以从法律体系、资金投入、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目标、社会各方共同监督等方面确保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的落实与强化。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责任

参考文献

[1]唐德龙, 冯英.中国农村医疗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分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 :36-40.

[2]杨小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分析[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 (8) :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