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动力（精选十篇）
生态动力 篇1
对于技术创新的进化论解释有两种范式:一是严格基于进化论相关科学(如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等)的从行为、心理、生物性状乃至基因等视角解释技术创新;二是一种隐喻,“在许多方面,无论是技术变化的基本机制,还是宽泛模式,都确实使人联想起发生在生物进化中的那些方面。”[1]7从这两种强调环境与技术及其主体互动的解释路径出发,都可以得到创新过程中技术选择的生态适应反应、技术传播的生态分布以及技术生态位的构建模式,从这点来说,二者是殊途同归。
一 技术创新的进化选择:适应性的解释
传统的技术变迁理论强调创新的商业元素,进入20世纪之后,“创新的源泉发生了变化。”[2]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3]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演化与人类自身的演化发生着交互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分化、社会分工、政治流变、文化更新等表面现象,还深入到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心理感受乃至生命体验等方面。比如,在西美尔看来,“当文化变得越来越精致,所有感官的敏锐性实际上都被削弱了,相反地,人们此时却更加关注自身的好恶。”[4]因此,分析和探讨技术进化的生态选择与生态淘汰过程也必须充分考虑到作为有机整体的生态效应和生态偏好。
首先,技术创新的过程自始至终都与其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完整的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生态系统、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以及外在于技术的各种自然生态条件。其中技术创新的社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静态的社会结构系统、社会环境系统和动态的社会流动系统三个方面。[5]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人类,一方面,从思想、意识、认知能力以及心理能量等内在条件制约着技术创新的发展,“我们自始至终将会看到,每一种技术都是思想的物质体现,因此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6]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客观条件、进化速度、进化方向等外在条件也限制了技术创新的变迁。最后但绝非不重要而恰恰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技术自身也是并将永远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产物,因为自然生态不仅仅是决定前面两个条件的因素,同时也是技术逻辑得以成立并进化的物质基础。
其次,从技术的谱系来看,技术创新并不单纯是一个发明与创造的过程,除了传统理论中所提到的单纯的好奇、商业的动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经济运行的需求等因素之外,进化选择也是必须重点考虑和分析的动因。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技术创新的进化选择既是社会选择、文化选择、实践选择,同时也是一个生态选择。不论是相对于广义的自然还是狭义的自然,置身于其中的技术都同时具备信息载体和环境创造的双重身份。类似于生态学中的协同进化,即一个物种的性状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7]也就是说,技术既是自然生态进化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影响或干预自然生态进化的因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性的因素。
最后,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生态适应性。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获利经济学指导下的技术嬗变时指出,“正如商品的一切差别在货币上消失殆尽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8]152实际上,这种差别的消失对于技术创新后果具有一个毁灭性的生态延迟作用。因为生态学发现生态适应性绝不是简单的“适应-淘汰”过程,比如在不同的适应特征之间,还存有大量的类似于“拱肩”(spandrel)的副产品。[9]而技术创新的适应性可能更为复杂,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之外,还存在空间上的“场效应”。[10]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是巨大的,……但是社会为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所支付的代价也是昂贵的。”[11]24因此,衡量技术创新的效果必须是最广义的生态适应性,这就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充分考察其生态场的双向互动反应机理及其后果。
二 技术创新的基因型传播:
随机分布与定向漂移
糜母(meme)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用来表示相对于基因(gene)传递单元的文化传递的基本单元。[12]在探讨技术性状的可遗传性方面,对于实际受选择影响的表型(phenotypes)与对之进行编码的糜母型(memotypes)之间,同样可以独立地进行传递、存储、恢复、变异和选择。[1]6尽管在社会学的视野内,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诸多学者都强调了社会技术系统在复制、变异和重新组合技术以及技术产品中的作用,但是作为技术创新编码、解码的基因型根据依然是构成技术创新传播的生态路径。
生态进化学说认为,相对于基因型的遗传和变异而言,基因的流动和漂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不仅仅是适应性问题,还包括种群的规模、密度以及种群之间的遗传博弈和生存竞争,其复杂性很难用单一的种群分布规律来解释。人类本身就存在生物进化的技术替代,即以外在的技术或技术能力代替甚至强化自身的器官或功能。这种选择性替代方案的依据只能是一种事后的解释,而对于技术预测而言,不论是采用联想法、探测法还是规范法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13]其原因不仅仅是很难得到影响和决定事物未来发展形式所需的资料或数据,还在于我们对技术发展所以依赖的基因和基因型的认识很贫乏。如果用严格的生物学来考察人类的技术进化,会发现在每一个技术时代、每一个技术体系当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技术冗余。[14]如果像芒福德一样单纯用文化融合或技术融合来解释,[11]99-137那么还存在融合的路径依赖以及融合的“度”的问题。实际上,在现实的生态进化中,基因和基因型的分布都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因此,这种基因层面的技术交融必须放弃传统的“最佳设计”的观点,而代之以可理解的基因型与现实的技术实践的生活结构。也就是说,把人类的技术行为理解为在超越简单的文化结构之上的基因“渐成律”[15]影响下的广义自然选择的结果。
从生态学比喻来说,对于同一个技术目标的不同技术路径或技术方案类似于等位基因(allele)或拟等位基因(pseudoalleles)。这里面就涉及基因沉默、基因频次和基因替代的问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强调漫长的发生过程,更多的是从结果的倒推。这对于基因表达的理解来说,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技术的生命周期内,这种进化的缓慢性更多的是通过“自我-他人-物”的体系的重构来表现的,这些重构的结果使社会秩序、自然秩序以及技术主体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方面产生了变化。[16]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种内适应性思想更强调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特征对于基因变化的影响,[17]可以大致界定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基因漂移。特别是面对比较严峻的生态危机时,不可能有足够多的试错时间留给技术主体,那么对于技术自身而言,尽量减少偶然性的干扰就显得尤为可贵。因此,技术基因的流动必须基于广义的知识型的基础扩展其辨认能力,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强化其生态驱动力。
三 技术创新生态位:表现型的自我建构
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理论强调环境和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生物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而是环境的主动建构者,“它们能用外部世界的成分来构建环境。”[18]事实上,从古老的机械神话、汽车到个人电脑和因特网,在扑溯迷离的技术游戏中,已经有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外在的政治、文化乃至学术环境对技术进行设计、干预的失败。[19]尽管科学的理性并没有因为受到社会批判者的批判而改变,但是技术的逻辑却在酝酿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一个最基本并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所有与生态问题有关的反思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技术语境。与之相对的例子是科学的理性成为了对科学进行生态批判的靶子。对科学话语的批判不仅仅是局限于权力的范围,诸如福柯对理性权力机制的微观探究、利奥塔对科学叙事的合法性追问等等,“这样,对科学的系统分析本身——比如对科学方法的哲学研究——就限制了科学的认知权威。”[20]而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力分析、社会形态分析,熊彼特在后期分析企业主的创新动力时所作的技术推动经济的分析,芒福德对技术的社会控制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危害等等。这些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技术自主论并没有能够完全概括技术进化的特征,因为这里面缺乏技术进化中的完整的生态分析。实际上,真实世界中对技术的约束给技术带来的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技术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合法性已经被技术根植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之中: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对于人类而言,并不总是有利的,它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置人于死地,[21]人类只有借助于技术的力量才能够生存,哪怕只是最古老的技术,也不能没有技术。
从生态位构建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首先必须找到生态空间的语法规则。生态尺度的要求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技术进化的最小单位之间构成的关键单元的耦合必须符合最基本的生态价值尺度,否则,不要说人类与技术的协同进化,即便是技术自身不同基因的协同进化也无法完成。其次,技术创新还必须充分考虑技术进化的生态惯性,因为单纯的生态驱动并不能保证技术创新能够完成自身的生态建构。完整的生态建构除了技术创新自身的考量之外,还有复制、再生、选择、传播、扩散,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实现技术与知识、实践的双重多向度耦合。最后,技术创新的生态位构建必须考虑到技术场范围内的整个技术生命周期。技术的生命活力在于其实际的应用阶段,在产业生态学看来,生命周期评价(lifecycle assessment,LCA)的本质是检查、识别和评估一种材料、过程、产品或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22]技术生命的变异与创新都必须在稳定甚至是超稳定状态下的开发与变通的结合,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嵌入机制。
四 技术创新的生态进化模型
根据前面对技术创新生态进化的适应性选择、基因性传播以及生态位构建的解读,可以以自然生态通过对相关要素的影响及其双重整合过程为基础建立技术创新生态进化模型,如图1所示。
HIV传播的人群生态动力学模型 篇2
研究了HIV传播的动力学模型,描述了流行性传染病区域的.人群传播规律,特别是利用摄动理论对艾滋病的传播动力学非线性方程作了定量、定性的讨论.
作 者：莫嘉琪 MO Jia-Qi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芜湖,241000;上海高校计算科学E-研究院,SJTU研究所,上海,40 刊 名：生态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ACTA ECOLOGICA SINICA 年，卷(期)： 26(1) 分类号：Q141 关键词：HIV传播 艾滋病 非线性 摄动
生态动力 篇3
摘要：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是近几年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但其演进动力的研究却仍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同我国大力发展产业集群的愿望是不相符的。文章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借助其中的系统演化思想，以生物群落的进化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产业集群演进的主要动力，总结出产业集群内模仿、规制、规范是集群演进的最重要动力，
关键词：产业集群；演进；组织生态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硅谷、第三意大利等众多集聚形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卓越表现，产业集群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之一(Staber、Morrison，1999)。我国的产业集群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后也开始迅速发展，但由于所经历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绝大多数产业集群还未发展成为像硅谷、第三意大利那样成熟的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所以对于它们来说如何发展是首要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但在国际上因为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比较成熟，所以现有的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获取和集群内知识扩散以及集群的特征、形成条件等方面，少量的涉及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的研究也因为是基于个案的微观分析而限制了它们的普遍意义和实践价值。事实上，产业集群是一个有机的具有生命力的产业群落，本身有一个形成和演化的过程。由于产业集群在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是由多个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在某一区域集聚，并辅之以相关的支持性机构和组织。这些企业、机构和组织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它们之间具有类似于生物种群的行为特征。因而，我们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以组织生态理论为基础，借助其中的系统演化的思想，以生物群落的进化为背景，系统地分析了影响了产业集群演进的主要动力。
二、现有产业集群演进动力研究述评
对于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直接地或间接的研究，比如Porter(1990，1998)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有：历史文化、需求刺激、上游产业或其他相关产业存在、新企业的创立、辅助机构、企业战略与结构、竞争和机遇。Brenner(2001)认为促进产业集群演进的动力因素有：人力资本、技术溢出、合作、公共意见、政府政策和风险资本。而Saxenian(1996)通过对硅谷和128公路的对比研究则强调了分工、竞争和企业文化对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性。另外一些第三意大利的研究者则强调社会文化尤其是相互之间的信任对产业集群演进的重要性。少数学者还关注到了危机对产业集群演进的作用(Sabel，1992)。笔者通过文献阅读，从空间维度对这些先前的理论进行总结，总结出了社会、公司间和公司内三个层次12个主要的动力因素。社会层次的动力因素一共有六个。它们分别是产业传统、地理位置、信任文化、创业氛围、政府政策和机遇。产业传统是最为容易被关注到的动力因素，如果一个地区在历史上就在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显然在发展相关产业集群上先发优势就比较大。类似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会使企业更加自然地向某一特定区域集中。产业集群内的信任文化，也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信任的存在减少了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很好地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作。使整个产业集群形成了非常紧密的分工，从而整个集群获得了协同优势。创业氛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许多学者认为创业者的不断涌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此如果一个地区有较强的创业文化，那么这个区域就比较容易形成产业集群。虽然大多数学者把产业集群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但在实践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案例表明政府政策对产业集群的成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台湾的新竹高技术园区、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集群。机遇也是在集群中实践经常关注到的，根据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它是促进一个系统不断进化所必须的。在这里本文要强调的是机遇不仅仅是正面的机遇，还包括负面的危机，许多产业集群能够成熟同负面的危机的促进是有很大关联的(Sabel，1992)。公司间的动力因素总得来说可以分为竞争和合作两大动力，其中合作包括合同合作(它和分工有很大关联，本文把合同合作统一到分工中)、信息交流和共同行动(Meyer Stamer，2001)。分工是产业集群获取协同优势的基础，信任关系的存在常使得这种合作变得很频繁。信息交流是研究产业集群中的创新的学者所最为关注的，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企业集群在信息交流方面的优势使产业集群比较有利于创新，进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共同行动是指集群内的企业共同去游说政府、制定质量标准、成立自我约束的行业协会等行动。共同行动可以增强企业对外界的影响力，另外还可以规范集群内的竞争。同合作紧密关联的是竞争。虽然大多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并没有给与竞争多少关注，但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它仍是经济实体成长的最根本动力。它从根本上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和经营效率，进而增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
综上所述，先前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基于个别产业集群的微观分析，由于每个产业集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具有很大的区域特性(Rabellotti，1995)，因此总结出来的演进动力没有普适意义，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义有限，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演进动力因素，而不是基于个案的微观分析。由于产业集群与生物群落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其间在结构功能、运行机理、演化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众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生物群落的进化动力分析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
三、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理论研究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指某一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区域内大量集聚。发展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而在生态学上与此对应的是种群，组织生态学在形成的早期集中研究的是种群(Population)问题。具体而言，种群是由在一个特定边界内的、具有共同形式的所有组织构成的集合，即存在于特定系统中的组织形式，或者说种群是指进行类似活动的一系列组织，它们在经营中利用资源的方式类似。其经营结果也类似。因此那些同处于一个种群中的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同，同一种群内的组织为了类似的资源或相近的顾客展开竞争，由此影响着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结构。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主宰生物群落命运的绝对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环境下而彼此条件类似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着相同的环境限制与压力时。自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致使彼此的形式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在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般学者将这种组织趋向与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形”(Isomorphism)，根据Buchko(1991)的看法。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主要可概分为“竞争”与
“制度”两大类。前者来源于环境中有限的资源诱发了激烈的竞争。各个组织为了争取相同的资源。会修正其习性(策略)，以求最有效地取得资源。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具有生存特性的组织得以留存，反之则被淘汰，所以，生存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企业的同质性。在此，“市场”扮演着自然淘汰机制的角色。但是，竞争力量并不能完全地解释所有的组织同形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才是迫使组织同形的主因。依照DiMaggio和PoweH(1983)研究指出，来自制度环境的同形力量有三。即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强制同形(Coeercive Iso-morphism)、和规范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也即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是不同的，因此。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的产业集群演进具体有如下动力：
1，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这种力量源自于组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行为。当组织面对的环境呈现高度的变动率与不确定性时，经理人员不能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策略。于是只好假定成功竞争者的策略，在此环境下至少是“有效的”，而决意加以抄袭，这种于生态学于称为“拟态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规避了风险，一方面还能避免对手建立优势。由此可知，模仿同形未必是为了改善绩效而来，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与无力感的回应而已，但是却在无意中促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
在现有的文献中，基于历史事件所形成因果积累的“路径依赖”往往被认为是集群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Brown＆Menaughton，2002)。这种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主要是针对配置在某个地区的先入者而言的。因为基本的经济均衡模型意味着企业的区位配置取决于资源、要素禀赋和运输成本等，但是，一个地区在多种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回报率相同是可能的。在这种多重均衡都可能发生的条件下，该地区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模式?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此。初期企业在哪里投资设厂正像偶然出现的历史事件一样，这表明了历史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中的关键性作用，许多学者把“先人者”作为是主导企业概念，并用它来解释集群的出现，这成为从历史的路径角度解释集群起源的关键点。浙江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嘉善木业产业集群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了尝试创业、规模扩张、结构调整三个阶段，以及1996年和1999年两次发展高潮，生产规模由小转大，所有制结构由单一转为多元，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由小变大，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区域性的特色产业集群。1986年。台资企业——中兴木业落户嘉善，揭开了嘉善木业发展史的第一页，然而正是因为台资的介入。不仅使中兴木兴再创辉煌，而且还为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兴起播下了火种。中兴木业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在它的带动下，木业企业户从1家～10家，为嘉善木业产业集群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因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跟随者的行为中，模仿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即跟随者对先入者的模仿构成了集群产生的主要动力机制，集群生成是先人者与跟随者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仿机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不确定的时候，各个企业不知道怎样做才是最有效的时候，通过模仿那些已经成功了的企业的做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模仿被认为是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反应。
2，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组织所依赖的客户、厂商或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对组织有许多期待或规范，组织为了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并配合上、下游的要求，必须逐渐同形。例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划行归市，就是把市场内所有摊位的三大类一万多个品种商品，划分为划分为服装、针织、小百货三大块。分门别类归口到13个交易区经营，在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内，共分服装、鞋袜、针棉内衣、线带、纽扣、箱包袋、小五金、工艺品、玩具、花、文体用品、日常用品、电子产品、音像产品、化妆品、电器等20余类，按行业申报登记，集中安排摊位就市。通过此举使商品系列化、多样化、专业化，既满足了客户和经营者的需求，又归范了市场。提高了管理效率。经商户需要以市场丰富的商品和合理的价格才能吸引更多的客户。要吸引更多的客户，就要降低客户的成本。正是通过系列化和多样化的范围经济，市场能为客户和经商户带来交通运输费用和信息费搜索用等方面的节省：范围经济越明显，专业化经营的规模就越有效，就会有更多商品种类的专业化方向分化出来，并在市场体系中集中，这样规模会越来越大，品种越来越丰富，对客户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促进了义乌小商品产业集群的繁荣与发展。
3，规范同形(Normative Isomorphism)，组织生态理论认为由于时下教育体系与专业知识的统一，使得各组织的管理人员或研究人员大都受过相同的训练，而具有类似的背景(此举有益于协调成本及转换成之降低)。由此，这些人员所做出的理性决策及策略选择也就大同小异。另外相同的一批管理人员，经由工作交流。用人与升迁、转职而散布于不同的组织当中。因此，也将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传递到不同的组织当中。因此也将相似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传递到不同企业中，在相同的压力下，这些企业自然会有相同的反应，而趋向同形。嵊州领带产业集群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嵊州的领带产业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一位嵊州籍港商回乡，与嵊州两家服装企业合资创办了浙江佳友领带有限公司，嵊州市第一家领带生产企业由此而生。开业的第一年(1985年)销售领带28.8万条，获利15.4万元，第二年再创利润31万元。佳友公司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一些嵊州籍港商和曾在深圳服装企业打工的嵊州人纷纷回到家乡，办起了一家又一家领带企业。特别是曾在佳友公司工作一部分员工也离职创办领带企业，如今在嵊州发展较大的企业和知名品牌的企业老总都曾经在佳友公司工作过，有人戏称佳友公司是嵊州领带的“黄埔军校”。佳友公司的成功。不仅使企业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懂管量、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正是这些懂管理、懂技术的专业人才散布于不同的领带企业，才带动了嵊州产业集群的兴旺发达。目前，嵊州领带生产经营企业逾千家，加工、营销人员3万多人，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领带生产基地。
四、实证研究：以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进为例
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中部以大肚山为中心，南倚彰化。北靠台中，形成一个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自行车产业聚落。这个聚落是全世界最大的。外籍人士称之为“台湾自行车村”。台湾的自行车产业1950年代后崛起，历经装配生产、推动零组件的国产化、小厂纷立充
斥、扩大输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与外移、产业国际化等七个阶段。经过40多年努力，由于不断在设计、制造、管理、销售成本控制力求精进达到国际水准，至1990年代更执全球自行车业之牛耳，享有“自行车王国”之称。
但是最近几年来，台湾许多产业快速移向大陆，其中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迁移尤其明显，回顾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将是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分析的最好例证。自行车产业是属于精密装配的工业。每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二十余种主、次要零件进行组装。故自行车的生态系中有两大共生种群，任何一家成车厂均需结合多家零件厂，方能完成最终产品。在1958年-1969年间。因为台湾自行车需求量增加，许多小厂以低廉低质的产品模仿。使仿制车充斥市面，此为模仿同形的力量。
在1975年-1977年间，因为美国政府公布CPSC的自行车安全标准，从严要求品质，故台湾也拟定了地区标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品质分等。不合格厂商禁止出口等政策，结果，成车厂开始重视品质，对零件厂的要求提高，零件厂若不能达到标准，就转向日本进口，此为制度同形的力量结果。
1980年之后，成车产品不断在创新。车材朝向“轻量化”的特色发展。台湾两大自行车企业巨头巨大与美利达两家公司开发出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其带领下，其他成车厂也开始进口或生产铬钼合金、铝合金或碳纤维的登山车、变速车及多功能车，同时。零件种群也在设计、结构改良上配合成长。1982年，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将自行车成车业列为主要扶持行业之一，相关专家轮流驻厂，改进成车厂的生产技术并加强质量管理。使各成车厂在管理上一致成长。1984年，巨大、旭光、太平洋与四十家零件厂登录为中心与卫星工厂体系，接受政府指导。其他如美利达、功学社、正道等厂虽未登录。但也推动中卫体系，派员指导重要的配套厂。引入同样来自日本的中卫制度，使厂商间指导与评价体系的模式大同小异。此时是模仿、规范、依赖同形的力量。共同推进演进。
生态毒理动力学函数优化方法 篇4
函数优化问题在工程中大量存在, 然而由于所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优化问题中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往往不可微, 有时连函数表达式都无法写出, 传统的基于函数连续性和可导性的非线性优化方法[1]无法对该优化问题进行求解。为了解决此类优化问题, 人们已发展出了群智能优化算法, 已有的群智能优化算法有:遗传算法 (GA) [1]、蚁群算法 (ACA) [2]、粒子群算法 (PSO) [3,4]、鱼群算法 (AFSA) [5]、生物地理学算法 (BBO) [6], 差分进化算法 (DE) [7], 免疫算法 (AIA) [8,9]和进化策略算法 (ES) [10,11]等。
环境污染对生物种群的影响问题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很引人注意问题。现代工业发达的同时, 大量的有害于生物种群的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中, 对生物种群所带来的影响已日益显著。污染会给生物种群的生长带来多大的影响呢?目前, 人们已提出各种数学模型来研究这个问题[12,13]。尽管环境系统中存在污染现象, 但是生活在其中的某些生物种群却能够抵抗得住污染带来的影响而获得继续生存, 另外一些生物种群却因无法抵抗住污染带来的影响而逐渐消亡。这就是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的道理。
在20世纪80年代, T.G.Hallam等人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14,15,16], 用于研究污染环境中的毒素对种群的影响, 为人们在数学领域里研究该问题揭开了序幕。之后, 大量的研究工作不断涌现出来。环境污染对生物种群的影响是属于生态毒理动力学研究的范畴, 该理论是研究释放在环境中的毒素对生物种群、群落、乃至生态系统的影响, 其着眼点是种群[12];该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 通常从毒素向环境的输入去研究其对种群的影响, 从一个受毒素侵蚀的种群系统去研究另一个种群系统可能遭受的影响, 发现毒物在环境中的传播过程以及受影响种群的变化规律。由于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对毒物在环境中的传播过程及其对种群影响具有很好的描述, 若我们把一个种群看成优化问题的一个试探解、种群可遭受环境污染毒害的特征 (器官) 看成是试探解中的变量, 则该理论既有利于描述优化问题的众多试探解之间的信息交换, 又利于采用效率很高的部分变量处理策略。因此, 将该理论用于复杂函数优化问题的求解将具有独到的优势。
本文提出的基于生态毒理动力学的函数优化方法EDO (Ecotoxicology Dynamics-based Optimization) 算法采用与现有群智能算法完全不同的设计思路, 着重解决了如下3个问题:
(1) 如何将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转化为能求解复杂优化问题的函数优化算法, 即EDO算法;
(2) 如何使得EDO算法中的算子能充分反映环境污染对种群的影响以及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以便体现生态毒理动力学理论的基本思想;
(3) 对EDO算法性能进行了比较研究。
1 环境污染下种群生存动力学优化算法设计原理
设我们要求解的某些函数优化问题具有如下形式:
式中:Rn是n维欧氏空间;X= (x1, x2, …, xn) 是一个n维决策向量;S为搜索空间;F (X) 为目标函数;gi (X) ≥0为第i个不等式约束条件, i∈I, I为不等式约束条件集合;hi (X) =0为第i个等式约束条件, i∈E, E为等式约束条件集合。
计算时, 若某试探解X不满足约束条件, 则令F (X) =+∞。
1.1 算法场景设计
考虑一存在污染源的环境系统, 其中生活有N种生物种群, 即{P1, P2, …, PN}。污染源向环境系统排放的污染量 (称为污染强度) 是随时间随机变化的。环境系统中污染的消解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被环境系统自身吸收掉了, 另一种是被环境系统中的生物种群吸收掉了。环境系统中生存的生物种群一方面也向环境系统排放污染, 另一方面生物种群因吸收环境系统中的污染而对其自身的生长造成负面影响。
每个生物种群Pi用其特征表示就是Pi= (pi1, pi2, …, pin) , 其中pij就是生物种群Pi的第j个特征, n为生物种群Pi的总特征数。环境系统中的污染对生物种群Pi的毒害就表现在对其特征的影响上, 而且这种毒害是随时间变化的。也就是说, 在某个时候, 污染会一次对生物种群Pi的某些特征同时造成影响, 但不是全部n个特征;而在另外的某个时候, 污染却一次对生物种群Pi的另外一些特征同时造成影响, 当然也不是全部n个特征。总之, 在某个时候, 污染会对生物种群Pi的哪些特征同时造成影响完全是随机的。生物种群Pi被毒害后, 其生长状态就发生变化了, 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随机的。
下面将上面的论述与求解优化问题 (1) 全局最优解的过程关联起来。
在优化问题式 (1) 的解空间S中随机选择N个试探解, 即S={X1, X2, …, XN}, 其中Xi= (xi1, xi2, …, xin) 。显然, 解空间S与环境系统相对应, 该环境系统中N个种群就与优化问题 (1) 的N个试探解一一对应, 即Pi与Xi一一对应, i=1, 2, …, N。更进一步, 种群Pi的特征向量与优化问题试探解Xi向量完全相对应, 即种群Pi的特征pij与试探解Xi的变量xij相对应。
综上可知, 种群与试探解在概念上完全等价, 以后不再加以区分。种群Pi受到毒害后, 其生长状态会发生变化, 将这种变化影射到优化问题的解空间S, 就相当于试探解Xi从一个空间位置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位置。为简单起见, 将一个空间位置称为一个状态, 并用其下标表示。
假设种群Pi的当前状态为i, 即相当于在解空间S中所处的位置为Xi。若种群Pi受到毒害后, 从当前状态i变化到新状态k, 即相当于在解空间S中从当前所处的位置Xi转移到新位置Xk。按式 (1) 计算, 若F (Xk) <F (Xi) , 表明新位置Xk比原位置Xi更优 (因新位置Xk的目标函数值小) , 则认为种群Pi的生长能力强。反之, 若F (Xk) ≥F (Xi) , 表明新位置Xk比原位置Xi更差 (因新位置Xk的目标函数值小) , 或没有什么差别 (因新位置Xk与原位置的目标函数值相等) , 则认为种群Pi的生长能力弱。生长能力强的种群, 可以得到更高的概率继续生长;而生长能力弱的种群, 则可能停止生长。
此外, 在环境系统中, 生物种群因相互争夺生存资源或互利共生而存在相互影响, 这种影响必然也体现在种群特征间的相互作用上。这种相互影响影射到优化问题的解空间, 就是某试探解与其它若干试探解存在相互影响。
环境系统中随机生成的N种生物种群, 因各自特性不一样, 对污染毒害的承受能力当然也不会相同。由于不同时期污染源向环境系统注入的污染强度是随机变化的, 这使得N种生物种群的生长状态也跟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影射到解空间, 就相当于N个试探解的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移动。
EDO算法就是采用上述这些搜索策略来实现对优化问题式 (1) 的全局最优解的搜索。
1.2 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
考虑一个存在污染源的环境系统, 其中生活有N种生物种群, 环境污染会影响种群的生长, 而种群的存在反过来又会影响环境的污染程度。例如, 种群不但吸收环境的污染物, 而且种群的排泄将反过来又会污染环境, 其机制如图1所示[12]。
图1中, u为污染源向环境排污的强度, 0≤u≤1;Ki为环境污染种群Pi的效率, 0≤Ki≤1;gi为种群Pi向环境排泄污染物的效率, 0≤gi≤1;h为污染物在环境中通过其他路径消除掉的部分;mi为种群Pi吸收、净化所消除的污染物的效率, 0≤mi≤1。这时相应的关于环境污染物的浓度e (0≤e≤1) 以及种群Pi体内污染物的浓度ci (0≤ci≤1) 随时间而变化的规律的数学模型为[12]:
式中:xi为种群Pi的数量;ri为种群Pi的增长率;rici为种群Pi的死亡率, 死亡率的大小与种群Pi受污染的程度ci成正比;ai为种群Pi的自然死亡率。
式 (2) 就是本文要使用的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由于xi表示的是种群Pi中个体的数量, 显然xi≥0。虽然式 (2) 描述的生态毒理动力学规律适用于种群的数量, 但由于污染首先是对种群中个体的特征造成影响, 使得强壮的个体继续存活并生长, 而虚弱的个体则死亡, 从而影响到种群的数量。因此, 可将式 (2) 所描述的生态毒理动力学规律映射到种群的特征上, 种群Pi的数量xi到其特征j的映射函数为xij=Q_F (xi) 。经Q_F () 映射后, xij的取值被延拓为-∞<xij<∞。
为了增强搜索的随机性和广泛性, 我们随机选择种群的一些特征来应用式 (2) 。也就是说, 在优化问题式 (1) 的解空间, 我们将式 (2) 所描述的生态毒理动力学规律应用于从 (xi1, xi2, …, xin) 中随机选出的某些变量上。
将应用到种群Pi的特征j上, 经xij=Q_F (xi) 映射后, 我们有:
上式表明, 映射函数Q_F () 的作用是随机选择种群的特征, 并将种群的数量xi变换成该特征的状态值, 该状态值的定义域被延拓为-∞<xij<∞。而Q_F () 的具体函数形式我们无需关心。
1.3 演化算子设计
EDO算法利用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来构造演化算子实现环境与种群、种群与种群之间信息交换, 进而实现对优化问题解空间进行搜索。
(1) 污染算子
该算子描述的是在环境污染下, 种群Pi (i=1, 2, …, N) 的特征j因受到污染而导致该特征发生变化, 使得种群生长发生变化。由式 (2) 并经过函数Q_F () 映射并按时期t离散化后, 可得:
式中, vtij和xtij-1分别为时期t和时期t-1种群Pi的特征j的状态值。
式 (3) 中的参数rit, ait, ci0, e0, ht, Kit, git, mit, ut均在[0, 1]区间内随机取值。因为增加或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可减少或提高种群的某个特征的状态值, 也就是降低或提高试探解变量分量的大小。更简单地说, 就是污染物排放量可以控制试探解变量分量的大小,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特性。
(2) 互扰算子
该算子描述的是种群间的相互影响, 种群Pi (i=1, 2, …, N) 与环境系统中其它若干个种群存在相互影响, 这种影响在某些特征上表现出来, 其表述为:
式中, sk为从{1, 2, …, N}中随机选择的A个其抗污染能力高于种群Pi的种群 (即其目标函数值低于种群Pi的目标函数值) , 用其编号表示就是{s1, s2, …, sA};, sk≠i;A为与种群Pi产生互扰的优良种群数, 称为良性互扰种群数, A≥1, 称为良性互扰率, 且;uk为从{1, 2, …, N}中随机选择的B个种群, 用其编号表示就是{u1, u2, …, uB};, uk≠i;B为与种群Pi产生互扰的平凡种群数, 称为平凡互扰种群数, B≥1, 称为平凡互扰率, 且计算时取;Rand (a, b) 表示在[a, b]区间产生一个均匀分布随机数。
(3) 侵汰算子
该算子描述的是种群间的相互侵汰现象, 即一些种群的特征侵入种群Pi (i=1, 2, …, N) 的对应特征中;以前已经侵入的另一些种群的特征从种群Pi的对应特征中被淘汰;再一些种群的特征从种群Pi的经过互相侵汰后被植入种群Pi的对应特征中, 其表述为:
式中, ∀s∈{1, 2, …, N}, is, i2s, i2s-1为从{1, 2, …, N}随机挑选出的种群的编号;i≠is或i≠i2s≠i2s-1;αs, βs, δs0和δs1为侵汰常数, 0≤αs, βs, δs0, δs1≤1, 计算时取αs=Rand (0, 1) , βs=Rand (0, 1) , δs0=Rand (0, 1) , δs1=Rand (0, 1) ;C为实施特征侵入的种群数, C≥1;D为其特征被淘汰的其它种群数, D≥1;E为特征被植入的其它种群数, E≥1。
(4) 生长算子
该算子描述的是种群的生长, 即若种群Pi能承受环境污染对它的毒害, 则该种群将继续生长下去;否则, 该种群将停止生长, 即:
式中, Xit= (xti1, xti1, …, xtin) ;Vit= (vti1, vti1, …, vtin) 。
1.4 EDO算法
(1) 初始化:a) 令t=0;按表1初始化EDO算法涉及到的所有参数;b) 随机确定N个初始种群:X10, X20, …, XN0。
(2) 执行下列操作:
(3) 结束。
EDO算法中的相关参数取值方法如表1所示。
1.5 的时间复杂度
EDO算法的时间复杂度计算过程如表2所示, 其时间复杂度与演化次数G、种群规模N、变量个数n以及各算子的时间复杂度以及其他辅助操作相关。
2 EDO算法的特性与全局收敛性
EDO算法的特点如下:
(1) 演化过程具有Markov特性。从污染算子、互扰算子和侵汰算子的定义知, 任何一新试探解的生成只与该试探解的当前状态有关, 而与该试探解以前是如何演变到当前状态的历程无关。
(2) 演化过程具有“步步不差”特性。从生长算子的定义便知。
演化过程具有Markov特性, 则表明新一代试探解的生成只与当前代试探解有关, 老的试探解无需保留, 故可以使本算法的空间复杂度降到最低。
从当前位置出发, 下一步可能的搜索方向有三个:向比当前位置更好的方向搜索、留在当前位置不动、向比当前位置更差的方向搜索。文献[17]已证明, 若上述三个搜索方向等概率发生, 则搜索过程收敛到全局最优解的概率为0。
但是, 若从当前位置出发, 下一步搜索方向只保留两个, 即要么向比当前位置更好的方向搜索, 要么留在当前位置不动, 这种搜索策略简称为“步步不差”, 则文献[18]已证明, 搜索过程收敛到全局最优解的概率为1。
由于EDO算法的演化过程具有Markov特性和“步步不差”特性, 根据文献[18]可得如下定理成立:
定理1 EDO算法具有全局收敛性。
定理1的证明方法可参见文献[18], 本文不再赘述。
3 例子研究与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EDO算法的有效性, 现选取16个著名的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如表3所示。这些基准函数优化问题是f0 (X) ~f15 (X) , 其中包括BUMP函数优化问题f15 (X) 。f0 (X) ~f15 (X) 形态极度复杂, 能对算法的性能进行全面测试。这些函数优化问题的数学模型参见文献[4]。f0 (X) ~f14 (X) 中的绝大部分存在大量局部最优解, 它们用于测试EDO算法发现极其复杂函数优化问题最优解的能力;BUMP函数f15 (X) 是一个公认的极难求最优解的函数优化问题, 它用于测试EDO算法发现极难求解的函数优化问题的最优解的能力。
3.1 用EDO算法求解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首先, 我们用EDO算法去求解16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其结果如表4所示。计算时, 依据表2, EDO算法参数的取值选取G=60 000, ε=10-7, n=50, N=300, L=A=B=C=D=E=3, E0=0.05, WR0=1/3, HR0=2/3, QT0=1。
3.2 用其它群智能优化算法求解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为了获得EDO算法与其它智能优化算法的性能对比, 我们选取8个求解函数优化问题的常用群智能优化算法, 即遗传算法 (GA) 、蚁群算法 (ACA) 、鱼群算法 (AFSA) 、粒子群算法 (PSO) 、生物地理学算法 (BBO) 、差分进化算法 (DE) 、免疫算法 (AIA) 和进化策略算法 (ES) 。计算时, 这些算法的参数取值如表5所示。这些参数的确定来自文献在表5中已指明。
求解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时, 每个群智能优化算法的种群数和最大演化次数分别等于表4中求解对应基准函数优化问题时的种群数和实际演化次数, 精英保持数为2;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的变量数n=50。对于表3所示的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采用表5所示的参数取值, 所获得的最优目标函数值如表6所示。
表6中的数据是按下列方法得到的:对于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分别用8个群智能优化算法对其进行求解, 但计算时间和演化次数不超过表4所示的EDO算法的计算时间和演化次数。若一个算法在EDO算法的计算时间内未能获得全局最优解, 则记录其实际获得的目标函数值;若一个算法用少于EDO算法的计算时间就能获得同样或更高精度的全局最优解, 则记录其实际获得的目标函数值和实际所用的演化次数和计算时间。例如, 对于BUMP函数优化问题, EDO算法花了400秒, 迭代了29 912次才获得全局最优目标函数值-0.831165956316607, 但DE算法只花298秒, 迭代了21 192次就能获得最优目标函数值-0.83502, 在表6中后者记录为-0.83502 (21 192, 298) 。
为了评估EDO算法与8个群智能优化算法的性能, 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打分:对于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 性能最好的算法记9分, 性能最差的算法记1分。一个算法的性能差异定义如下:
(1) 在相同的计算时间内, 一个算法获得的最优解离理论全局最优解越近, 其性能越好, 得分也越高。
(2) 一个算法获得全局最优解所花的时间越少, 其性能越好, 得分也越高。
根据上述两个规则, 基于表4和表6, EDO算法和8个群智能优化算法求解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的得分如表7所示。
从表7可以看出, EDO算法和8个群智能优化算法的性能排序如下:
EDO>DE>BBO>PSO>AIA>GA>ACA>ES>AFSA
EDO算法求解每个基准函数优化问题的平均得分为8.875分。
4 结语
本文运用生态毒理动力学理论构造出了可求解复杂优化问题的优化算法, 算法中运用生态毒理动力学基本模型提出了污染、互扰、侵汰和生长等算子。该算法的优点如下:
(1) EDO算法中相关的算子是通过利用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来进行构造的, 完全不需要与要求解的实际优化问题相关;
(2) 因生态毒理动力学模型不需要毒理知识的支持, 故EDO算法也不需要毒理知识的支持, 该特点有利于EDO算法的研究与改进;
(3) EDO算法利用污染、互扰和侵汰算法从多种角度实现种群之间的交换信息, 种群间信息交换充分, 既促使了种群加速向最优解移动, 又避免了种群陷入局部最优的概率, 同时又扩大了搜索范围;
(4) 因污染影响的是种群的很少部分特征, 当种群交换特征信息时, 只涉及到很少一部分特征参与运算, 种群的绝大部分特征不参与运算。由于被处理的特征数大幅减少, 所以当求解复杂优化问题, 特别是高维优化问题时, 收敛速度可得到大幅提升;
(5) 演化时, 强壮的种群能继续生长, 而虚弱的种群却停止生长。该特征可确保EDO算法具有全局收敛性。
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是:
(1) 如何将生态毒理动力学中的稳定性理论用于算法参数的选取, 以便提高收敛速度;
(2) 如何针对具体的优化问题选择合适的污染物排放量来控制试探解分量的变化, 以便使收敛速度更快;
生态动力 篇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艾比湖沿岸生态环境问题分析及对策
艾比湖沿岸作为新疆干旱区生态系统中内陆封闭绿洲子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脆弱,随着大规模的水土开发的`进行,产生了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系统动力学的思想和原理为指导,构建基本生态环境系统结构和生态环境问题因果反馈关系,在结构和关系的基础上,对艾比湖沿岸绿洲子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
作 者：陈强 陈正江 CHEN Qiang CHEN Zheng-jiang 作者单位：陈强,CHEN Qiang(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西安,710069)陈正江,CHEN Zheng-jiang(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西安,710069;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乌鲁木齐,830011)
刊 名：水土保持研究 ISTIC PKU英文刊名：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年，卷(期)：2005 12(2) 分类号：X171.4 关键词：系统动力学 艾比湖沿岸 生态环境问题 对策生态动力 篇6
一、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现代科学技术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给人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结构。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在信息方面, 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 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使全球成为了一个“地球村”, 方便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在航天方面, 航天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从太空来审视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 进而激发人类探索外太空的强烈欲望, 同时也更加珍惜这个唯一的地球。另一方面, 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 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也在大大增强, 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自然发展规律, 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导致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 引起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近年来森林的大量砍伐、植被的大面积破坏和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 致使大气中CO2的浓度上升了15%, 土地沙漠化日益严重, 物种灭绝加速等等。刚刚公布的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 发表《气候变化2007》报告中指出, 随着气候变暖, 两极海冰面积减少, 北冰洋到世纪末可能没有海水;到本世纪末, 全球水位会上升18至58厘米。若情况持续, 一千年以后, 整个格陵兰岛的冰块都会融掉, 令全球水位再上升7米。如此显赫的数字, 令我们人类不甚堪忧。我国的生态环境也不容乐观, 同样面临着危机。官方数据显示, 2006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 远远超过环境总量。全国七大水系检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 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2007年5月份在华东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也引起了震动,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当地大规模发展化工业和轻工业, 造成了湖水污染, 使200万人的生活用水中断
面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如此严重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人们若要持续、健康的发展, 就必须转变科技的生态观, 建立和谐生态科技, 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上, 保护自然环境, 加强生态建设, 节约资源能源。在人们正确思想的指引下, 兴利除弊, 让科技更好的为人类服务, 最大限度地减小科技对生态的负效应, 让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科技进步提供便利条件, 使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在中国, 党中央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 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广泛开展经济技术的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同时, 大力提倡自主创新, 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走新型工业道路, 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全球问题面前, 我们必须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文明的“天人合一”, 人类对自然社会的完全依赖顺从, 到工业文明的“人定胜天”, 野蛮、残暴地掠夺大自然, 从大自然中获取利益, 再至现代社会人类生态文明观的确立。追根究底, 即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 思想观念的转变。一次次的洪水泛滥、沙尘暴袭击及大量地砍伐森林, 导致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等一系列生态危机问题, 深深的教育了人们, 也促使人们不得不一次次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及高新技术的开发, 人们影响、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人类生产也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因此, 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持久利益、永恒利益, 创造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则必须构建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发展的统一, 即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地球村”已逐步形成, 生态环境问题已不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独立性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 西方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给生态环境酿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而且, 这种恶果不仅损害了本国的利益, 还影响到他国的生态环境, 损害他国的利益。发达国家的生态破坏经验使得世界各国认识到, 要想走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 就必须走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如1972年, 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 呼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等, 都是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所作出的努力。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做十七大报告时, 指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其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涨方式、消费模式。”
三、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途径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又积极主动地保护客观世界。这一过程的合理实施, 需要科技进步作基础。人们借助于科技的发展, 兴利除弊, 科学合理地开发资源, 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 那么资源的缺乏或稀缺问题就会缓解, 甚至从根本上解决。确切地说, 是在高水平的科技发展中寻求出路, 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来看, 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能力, 发展高新科技
21世纪国际的舞台, 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 各个国家充分挖掘潜力, 发展科技, 比拼科技实力。科技的竞争最终又是人才的竞争。所以, 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能力, 并把这种创新能力摆在全部工作的核心位置, 贯穿到科技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是重中之重。在日常工作中, 科研工作者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将推动自主创新作为学术交流重要任务, 切实加强学术建设, 扩大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加大自身建设力度, 加强发展创新能力。在加大更深层次的技术引进及开辟更广泛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基础上, 完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 使科技更好地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增强科技工作者及普通群众的伦理道德意识
由于森林的过度采伐、荒地开垦, 草地退化及人类的过度捕捞, 使大量的动植物生存环境逐渐缩小或分解, 种类数量减少或物种消失。我国的野生生物栖息地丧失率已达61%。据有关资料估计, 我国野生动物约有4000种处于濒危和受威胁状态, 大约有398种脊椎动物处于濒危状态, 占脊椎动物的7.7%, 处于濒危状态的高等植物1019种, 占高等植物总数的3.4%。近50年来, 约有200种植物灭绝。由于每一个物种都是一个基因库, 物种的迅速减少和生态系统的大规模破坏, 必将导致遗传多样性的急剧损失。人类的不自觉的或错误的行径, 导致了在这个地球上人类将失去许多伙伴、甚至是永远地失去。因此, 在开发运用科技的过程中, 加强科技工作者和普通民众的伦理道德意识, 势在必行。
3、政府要加强执行相关法律政策, 约束生态破坏行径
目前, 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一些治理生态破坏的法律条文及相关政策, 但是一些执法人员在工作中也会有“疏忽漏洞”。因此, 一些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往往“疏忽”对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我国的生态保护工作基础薄弱, 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不能对生态环境现状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一些生态产业在税收政策等方面缺乏国家的政策支持。面对此情景, 政府应积极作出相应的法律政策作支撑, 并积极倡导群众加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执法人员也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政策, 约束生态破坏行径, 积极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4、贯彻新的科技发展观———“和谐科技观”, 更好地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和谐科技观”———科技的发展进步与人类、生态自然、经济和谐发展, 以更好地协调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准则, 强调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单一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要注意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避免生态负效应的发生。以生态平衡取向的“和谐科技观”作为指导思想, 发展21世纪的科学技术, 实现21世纪人类共同的主题———和平与发展, 把人类与自然变为伙伴关系、共存关系, 使人类生态环境更好地和谐地发展下去, 为子孙后代造福。
总之, 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思想观念和态度去指引和规范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科技的进步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科技对生态的负效应, 生态环境也会越来越好。只要我们积极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新能源, 以和谐科技观作指导思想,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就一定能为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发挥巨大的作用。
摘要：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 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问题, 例如: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等。而解决这些危机, 又不得不依赖科学技术的支持。面对这样的情形, 我们人类若想健康、持续的生活在地球上, 实施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和谐的科学技术观——科技与人类、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观, 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科学技术,生态可持续发展,和谐科技观
参考文献
征跷姆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观的确立【J】广西社会科学2003 (48) 征跷姆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观的确立【J】广西社会科学2003 (48)
生态动力 篇7
关键词：供应链网络,集成管理,动力机制
供应链网络组织管理是以供应链网络为纽带,成员企业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纵向或横向产业关联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包含着目标、组织和文化的接近乃至融合的深层次内涵。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得传统管理理论与方法难以适应其动态复杂的特点,因此,运用集成管理和协同管理理论来研究供应链生态网络的内在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并解决组织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目前网络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方向,是指导管理实践的策略思想和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效方法。
1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内涵
詹姆斯.弗.穆尔(Moor.J.F.)运用生物学原理于组织战略研究,形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在产业界限日益融合的情况下,竞争来源于企业所属的商业生态系统间的对抗,单个企业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定成员[1]。企业生态系统的观点强调:企业自身是一个生命系统,同时它又是高一级、它所栖息的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与社会有着全方位资源交换的而且不断在作内部调整的动态系统,具有企业自身所没有的新的特性和功能[2]。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不同于生物学上的生态系统,它是一种范畴,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横跨社会、自然、经济众多领域的空间范畴。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该生态系统的形成是根据一定的目标和要求将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资源)集成在一起,而将不相关的因素排斥在生态系统之外。因此,它既充分开放又相对有界,是一种适度开放。
商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组织思维模式,其竞争力可以由其运营价值的大小衡量:处于不同“活性结点”上的企业在生态系统协作框架之内,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所创造和增加的价值总和[3]。因此,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如下的思维模式,即把各项生态元素纳入客观的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中,并着重考虑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与各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别是各集成元素的演变规律等,不能仅考虑单个元素的状况,更不能把复杂事物或复杂关系的整体性能等同于各要素性能的直接简单相加。相反,只有把各种元素纳入到其有系统性质特征的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之中,才能揭示出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时的作用机制,也就是所谓的集成动力机制。
2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形成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形成就是一个由混沌走向相对有序的过程:在生态系统形成之前,大量的单个企业散布于四面八方,且各自按自己的目标进行自主运动,单个企业之间可能各不相干,偶尔有联系,多属于交易关系而不是有目的的组织关系,各自以自身的运作模式运动变化着,此时的状况类似于一个混沌系统。在由许多企业构成的混沌运动中,会出现混沌学中称之为“奇怪吸引子”的核心企业,在共同目标、利益联盟等诱因的作用下,其他成员企业都被核心企业所吸引,体现着吸引的一面;而成员企业由于自身的目标、条件、价值取向等因素不同于核心企业,则又倾向于远离吸引子(核心企业),体现着排斥的一面,从而使得混沌系统成为一个由吸引和排斥、稳定和失稳交织混杂在一起的统一体。当成员企业在与核心企业的相互作用(协商、共识、利益均衡)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均衡稳定的关系时,原先那种无序的混沌状态便演化为一种相对有序的结构态势,核心企业与所有的成员企业(严格来说,是成员企业中参与组成供应链网络的那部分资源和功能)集成为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便是我们所说的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1)生态元。处于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之中并构成生态系统的元素称为生态元。生态元是生态系统的最小基本单元,是生态系统形成的基础。生态元包括范围很广:人员、资金、设备、专利技术、分销渠道、品牌、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原材料等资源,均可作为生态系统集成的元素。
(2)功能体。为了适应供应链网络中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功能体是由一系列生态元按一定技术规则动态地组合在一起,能够实现一定功能的集成体,是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功能单元,如设计、制造、运输、分销和服务等。
(3)基核。它是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要有基核,才能吸引和聚集各种生态元,从而形成生态系统。基核本质上也是由一系列生态元构成的功能体。功能体必须具有一定条件才能演变为基核,具体来说,基核(属于核心企业)应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够发现或提出构建供应链网络的共同目标、共同愿景,能够吸引各种功能体(属于成员企业)并聚集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基核能够对备选的各种功能体进行震荡筛选,形成优势互补的供应链网络;还应当具有很强的集成能力,能够担负起统摄整个供应链网络运作的重任。
(4)集成键。供应链网络中生态元与生态元之间、功能体与基核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集成键来表示和反映的。集成键是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纽带,它所包含的关系有两类,即吸引和排斥。二者的共同作用表现为元素间的协同效果。集成键的性质和结构决定着其强度,根据集成键的强度,可将成员企业之间的集成关系区分为紧密集成、半紧密集成和松散集成。
(5)生态边界。尽管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是开放性的,但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的吸引是有一定条件和范围的,因此,生态系统中集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力(互补匹配程度)也是有限度的,这就决定了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是有边界的。我们可以相对地界定出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边界”。这种边界相当于生物体的细胞膜,它是生态系统与其外部空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界面。它一方面抵御对已形成的供应链系统有破坏作用的元素的侵入,如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对手的破坏;另一方面又阻止系统内有益元素及能量的散逸,如合作伙伴间的不信任、不配合等。
4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集成动力机制
从本质上讲,供应链网络生态网络是一种非平衡非线性的自组织系统,这种系统的演化发展是通过不断振荡实现的。造成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由混沌转为有序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生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基核与生态元及功能体的交互整合作用。
4.1 生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态元的本质就是一种要素,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构成中的基本要素种类很多,如人员、资金、设备、专利技术、管理经验等几类要素。以组成符合要求的功能体为目标,生态元之间会发生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作用关系,这是生态系统的基本运动,是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每一个功能体都是由众多的生态元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功能体内包含了多个生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4.2 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集成键的作用下,生态元集成为具有一定功能的集合体——功能体后,其性质也大不一样,有的甚至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功能体的功能作用不能简单地从生态元之间的关系中推导出来,是一种集成突变的功能,具体来说就是成员企业根据供应链组织的要求抽取必要的资源组成特定的作业小组来完成供应链组织要求的新任务。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类混沌系统。混沌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存在非线性的交互作用,因此生态系统中生态元之间、功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就是非线性的。
4.3 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的交互作用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最终取决于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的交互作用关系,也即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协调的程度或称耦合度。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之间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主要作用方式。没有这种联系,即使生态元之间、功能体之间的作用再紧密,也只能形成局部的集合体,而无法形成有机联系的、有序的生态系统,即各种要素内部的功能、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依然处于混沌无序状态。当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发生联系后,在基核的统一协调下整个供应链网络中的各种要素就被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能量、有序性均达到最佳。
4.4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竞争协同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本质上是混沌系统,因而网络节点之间的竞争和协同永远存在。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当协调的因素(共同目标、利益联盟、相互信任)成为竞争和协同双方的主导因素时,生态系统便处于相对稳定态,形成相对稳定的有序组织。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振荡(市场的不确定性、利益分配矛盾、信任危机等),振荡引起联锁反应后,会得到放大,产生牛鞭效应,竞争的因素便变得日渐突出,于是,生态系统打破稳定进入否定的相变阶段。经过相变(战略目标调整、供应链优化、利益分配调整),协同的因素重新确立,是对失稳的再次否定,重新进入稳定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此外,生态系统中的供应链集结方向的准确性和核心企业引力强弱决定了各集成要素能够经过有目的、有意识的比较选择,最终以一种既能发挥各要素的最大优势,相互之间又能以充分实现功能及结构优势互补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从而使供应链网络发生质的跃变,并最终决定了供应链网络集成的效率和质量。
5 利丰贸易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集成的案例分析
利丰贸易组建与运作供应链网络的组织模式(如图2)中,利丰贸易的产品事业部(如LF/C3)是供应链网络的运作管理中心,由LF/C3的一个工作小组(以V3为例)与质检(QA)、工厂评估(FE)、船务(Shopping)三个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建工作小组,负责组建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设计供应链的业务流程,按流程要求对任务进行分解,提出完成子任务的功能要求。供应商、生产商在各自所具备的生态元(人才、资金、设备、技术等)的基础上组建基本组织单元(BOU)如设计、生产、仓储等,并按子任务的功能要求集结BOU组建功能体,形成相应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在V3的协调管理下基于业务流程有序运行。
利丰贸易组织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营而形成统一的系统,必须组织协调好各种工作小组,以支撑供应链网络的业务流程:
(1)清晰地界定流程目标以及各工作小组在流程中的角色作用和责任分配,使工作小组意识到只有使自己的“内部客户”满足,才有可能使供应链网络最终满足外部客户的需求,自己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工作小组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组织的使命,其结构特点是扁平化、网络化和精简的模块化组织。
(2)工作小组要树立客户的观点,通过信任机制、承诺管理使工作小组构成客户和服务关系网,使物流和信息流等通畅。以承诺链为纽带把外部客户、合作者、内部基本工作单元甚至竞争者连接成一个整体,提高工作小组的主动创造性和责任感,提高了供应链网络的应变能力和运作效率。
(3)面对变化的环境,外部客户的需求可能变化,各工作小组之间可能改变承诺关系或进行重组,以保持流程的灵活性和完整性。因此,保持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应变性和协调性是至关重要的。
6 结论
要提高供应链集成管理运作效率和质量关键在于推进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升级,关键在于促进生态元、功能体、基核之间的协同与竞争关系。一方面要提高集成元素的自身素质,保持其竞争性,才能达到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协同,才能达到优势互补,功能放大。即只有调整、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竞争性互补关系,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运作机能才能实现动态最优化。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弗.穆尔.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刘志坚.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生态网络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61-64;
[3]李维安.网络组织——组织发展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王兴元.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意义[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2):175-177.
生态动力 篇8
海南文明生态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内部机制
1. 生态资源基础好
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是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最基本要素。海南自然生态资源的最大优势在于丰富的热带资源, 集中表现为热带土地资源、水力资源、植物资源、南药资源和水产资源, 为多种类型文明生态村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基础。以植物资源为例, 海南岛有维管束植物4000多种, 约占全国总数的1/7, 其中630多种为海南所特有;在2000多种乔灌木中, 经济价值较高的有800多种, 热带观赏花卉及园林绿化美化树木200多种。
2. 村落能人出现
村落能人或村庄精英是学界一直所关注的问题。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 无论是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 还是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带头人”, 往往是一些在村里声誉较好的、热心于村庄建设的或者是见多识广的人、村干部等。有了带头人, 大家就有了凝聚力, 思想上容易拧成一条绳, 同时也便于上级政府联系了解创建进展和实际困难。比较典型的有, 儋州市那大镇力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桂妹, 海口市大致坡镇美偶村在外经商的村民郑有布、郑子龙父子, 三亚市田独镇荔枝沟村支书吴海育。以黄桂妹为例, 她把发展农村经济、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 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经济, 整治村容村貌, 农民收入节节攀升, 全村人均收入连续两年递增10%, 村民住进了“南瓜楼”、“橡胶楼”。
3. 自觉的模仿效应
“模仿”最初是社会心理学概念, 现代经济学家把“模仿”引入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现实情况看, 有效的模仿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起步阶段海南农民文明生态村建设积极性普遍不高的现实, 各级政府着力抓好典型示范, 重点选择群众基础好、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规划基础、有较好干部条件的村落开展探索实践, 保证选定一个建成一个, 建成后文明生态村面貌的巨大变化, 吸引了大量村落的申报加入。短短三年内, 文明生态村示范点迅速发展, 从2000年的十几个到2001年底的近400个、到2002年底的1000多个。目前, 海南全省文明生态村示范点已接近12000个。
4. 农民的广泛参与
农民是文明生态村的直接受益者, 也是文明生态村的主要建设者。没有农民广泛、深入、持久地参与, 文明生态村建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能人带头”、“典型示范”下, 农民投身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积极性不断高涨, 责任意识不断强化, 普遍形成了人人参与、出钱出力的良好局面。比如, 文昌市东阁镇福田村, 全村38户228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人人投工投劳, 个个参与创建。700多米的挡土墙、35平方米的文化室和300平方米的排球场, 都是村民出工出料完成的。
海南文明生态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外部动力
1.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自2000年提出建设文明生态村以来, 海南省委省政府几乎每年都明确把创建文明生态村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是明确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 做好发展规划。比如海南“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战略目标;二是健全文明生态村建设的领导责任体制, 并作为干部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 定安县把“百里百村”文明生态村创建与新农村建设统一起来, 从县委书记、镇委书记到村支部书记履行创建第一责任人职责, 从组织上确保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把文明生态村建设的资金投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制定多种措施, 加大财政的倾斜性支持力度。
2.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
在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中, 海南省坚持全社会积极参与, 形成了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广泛开展城乡共建、工农共建、军民共建、各党政机关“包点”共建等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 形成了岛内干群共同努力建设文明生态村的发展态势;二是充分发挥海南侨乡优势, 积极努力争取海内外侨胞支援文明生态村建设。比如, 文昌市是著名的侨乡, 目前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共有120万人, 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 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已成为该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广大华侨对该市文明生态村建设慷慨解囊, 倾力相助, 共计捐资2030万元。
3.市场需求的迅猛增加
生态动力 篇9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深入推进, 我国社会经济正快速发展, 人民对物质、精神和生态的需要日益增大, 对资源与环境的使用开发力度也日趋加重, 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在1992年提出并在1996年由其博士生Wackernagel完善的一种量化手段[1], 被广泛应用到环境保护和生态发展等领域。近年来, 各国专家学者应用生态足迹方法从全球到国家、地区到城市乃至企业到个人等空间尺度上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从静态分析发展到大跨度基于时间序列的分析, 其研究对象也从农业用地、森林、草地、建设用地、能源用地扩展到水域[2]。如WWF的研究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生态足迹演变以及全球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国内生态足迹应用研究最早见于2000年, 徐中民、谢高地、刘宇辉等通过计算生态足迹对中国的生态占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3,4,5]。但生态足迹方法存在生态偏向性特点, 忽视社会经济领域的可持续性, 需要相应的生态—社会—经济协调分析来弥补[6]。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 大多限于单指标分析, 而且大部分研究重点是针对生态足迹静态分析, 动态预测研究不多。
本文从生态需要的视角, 运用生态足迹衡量人的生态需求, 以无锡市为研究对象, 利用系统动力学建立包括生态、经济、人口、资源等子系统在内的生态足迹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仿真研究, 并对无锡市的生态足迹进行动态预测, 为无锡市“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发展规划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2 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提供资源和消纳废物且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它从具体生物物理量角度研究自然资本消费空间, 即可描述出任何地区生产所有人口消费资源和吸纳人口产生废物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它具有概念形象、内涵丰富、理论思想角度全面、可操作性、统一单位等优点[7], 其具体计算方法为[8]:undefined。式中, EF为总生态足迹, N为人口数, ef为人均生态足迹, ai为种物质人均占用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 ci为i种物质的人均消费量, Pi为i种物质的世界平均生产力 (全球平均产量) , n为物质的数量。
在生态足迹计算中, 一般把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化石燃料用地、水域、建筑用地6种类型, 折算出人类消费各种资源和能源对应这6种类型的生物生产性面积。由于6种类型的土地生产能力差异很大, 要对每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乘以均衡因子 (其大小为某类土地全球平均生物生产力水平与全球土地平均生物生产力水平的比值) , 从而转化为统一、可比较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所以人均生态足迹的最终计算公式为[8]:undefined。式中, ef为经过均衡处理后的人均生态足迹, rj为均衡因子, aaj为各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 j=1, 2, …, 6表示6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由于篇幅问题, 本文不对生态足迹的具体计算展开讨论, 详细数据参考文献[2]。
3 基于系统动力学生态足迹的系统分析
立足于研究目的——从生态需要视角探讨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的动态趋势。根据生态足迹的介绍可知, 以生态足迹衡量人对生态自然的需求是可行的。
3.1 生态足迹系统中的经济驱动因素
经济发展不断推动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 政府财政收入提高, 增加了对城市基础和公共设施的投入, 使各种市政、生活设施日益健全和完善。城市的运行机制日趋优化, 改善了人民生活质量, 居民从单纯追求物质满足发展为向往愉悦而美好的高质量生活, 这种生活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基础之上, 从而相对提高了人民生产生活的生态需要, 改变了生态足迹, 进而影响到环境和生态质量。本文利用GDP这一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因素, 以2001年的数据为基准。无锡市2001—2007年的GDP由1328.65亿元增长到3858.54亿元, 年均增长42.65亿元, 将无锡市建立为“高科技产业城”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 可知在未来一段时期GDP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 它对生态足迹也会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
3.2 生态足迹系统中的人口驱动因素
人口构成了城市要素中的活跃因素, 人口数量的增加推动了城市商业、住宅、工业、交通运输、休闲娱乐等产业的建设, 加大了人类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与消费, 从而影响着生态足迹变化。无锡市2001—2007年的人口数量由435.9万人增加到461.74万人, 呈现波动型增长趋势。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无锡市的人口仍将维持逐步增长态势。
3.3 生态足迹系统中的收入和消费驱动因素
可支配收入直接影响着居民消费力。随着可支配收入增加, 居民将增加各种商品和服务消费以满足自身各种需求。同时, 消费需求增加势必提高各种产品供给, 造成各种生产资料消耗而影响着生态足迹。无锡市2001—200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454元快速增长到20898元。根据无锡市发展规划, 未来会继续致力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提高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指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额,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商品购买力和市场繁荣程度。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衡量无锡市居民对各种资源的消费情况, 无锡市2001—2007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478.15亿元迅速增加到1134.75亿元, 且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会持续走高。
综上所述, 生态足迹与居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区域社会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资源消费、收入情况等都深刻影响着生态足迹, 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复杂的反馈系统。无锡市作为中国东部经济重镇,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与生态建设。本文利用VENSIM PLE软件, 通过系统综合分析、系统结构分析、确立规范模型、模型试运行与调试、模型检验等步骤建立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 对无锡市生态、经济、社会进行动态分析, 以期为无锡市创建人居环境城市的目标提供理论指导。
4 建立模型
4.1 建立因果关系图
按照系统边界确定原则, 以无锡市为例, 建立无锡市生态足迹系统, 其中包含环境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资源子系统, 见图1。
根据系统动力学基本原则和现实情况, 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因果关系。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软件绘制因果关系图反应各系统之间的关系, 见图2。主要反馈回路为:①GDP→+生活水平→+人口→+劳动力→+GDP;②GDP→+居民可支配收入→+资源消费量→+生态足迹→+消费污染→-环境质量→+GDP (环境质量对GDP影响具有时滞性) ;③人口→+资源消费量→+生态足迹→+消费污染→-环境质量→+人口 (环境质量对人口影响具有时滞性) 。
4.2 建立系统流程图
基于因果关系图, 绘制生态足迹系统流程图, 见图3。该模型加上系统内部时间变量共24个变量和常量。其中包含5个状态变量, 即生态足迹、GDP、总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可支配收入;6个速率变量, 即生态足迹增长率、GDP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1个辅助变量, 即生态足迹增长量、GDP增长量、物价指数、人口增长量、人口减少量、人均GDP、人均GDP与目标值之差、人均GDP因子、消费品增长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量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个常量, 即人均GDP目标值。
4.3 确定模型方程及量纲
在建立模型和确定参数过程中, 利用了无锡市历史数据, 分析了系统结构和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方程。模型中参数部分是由历史统计资料和政策目标直接得到, 部分是由系统预测方法根据预测结果和经验推算得到。本文采用无锡市2001—2007年的各相关统计数据和人均生态足迹值, 以2001年为基准年进行仿真, 人均生态足迹数值参考文献[2]。
模型中的出生率、死亡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GDP增长率、物价指数均为时间的表函数, 2001 —2007年的值来源于《无锡市统计年鉴》[9] (或对年鉴中的数据进行处理) , 而2008—2015年的值根据经验和2011年无锡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为“十二五规划"设定目标取得。由于篇幅限制, 论文未将模型中各变量和量纲一一予以展现, 仅以GDP增长率为例, 在软件中设置图形见图4。其中, 2001—2010年的数据根据《无锡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2011—2015年的数据根据无锡市“十二五规划”并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计算。
4.4 系统仿真运行
取时间步长为1, 仿真时间为15年, 以2001年为基准年, 设定好模型初值和参数估计值, 运用Vensim仿真程序, 模拟无锡市生态足迹系统运行情况, 将生态足迹、GDP、总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仿真模拟结果显示在同一图形中, 见图5。
5 模型检验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检验工作是贯穿于模型建立和不断调试优化的整个过程中。本文通过对环境、经济、人口、资源的分析与把握, 并参考其他可持续发展模型, 可看出系统反馈结构符合实际情况, 参数的确定具有现实意义。软件本身具有编译检错和跟踪功能, 检验可知模型具有量纲一致性, 表达正确。灵敏度分析显示模型具有强壮性, 适用于政策分析。
将历史统计数据与模型模拟的数据进行比较, 可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本模型主要从生态足迹、GDP、总人口、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个状态变量指标入手, 检验模型与无锡市实际生态足迹系统的拟合程度, 部分数据见表1。系统动力学模型允许误差范围为15%。由计算结果可知, 系统误差率全部控制在8%以内, 模型运行结果满足系统误差要求, 说明模型的结构合理, 仿真得出的预测值和历史数据拟合程度较高, 能较真实的反应实际系统。由此得到生态足迹的系统预测值, 见表2。
6 结论
论文构建了无锡市生态足迹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 分析了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等影响因素和内在联系, 在检验模型合理有效的基础上预测了无锡市2008—2015年的生态足迹。由图6可知, 在未来五年中,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人均收入提高和资源不断消耗, 无锡市生态足迹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以2001年为基准年, 2015年无锡市人均生态足迹预测值为6.18hm2/人, 增加近2倍。生态足迹不断增加一方面反映出居民对自然和生态将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城市系统面临严峻生态和环境考验;另一方面说明居民对生态自然需求在不断加大, 这其中不仅包括对自然生态可提供的物质资源需要, 还有对城市生态系统特有的休闲娱乐、科研教育等功能的追求。
无锡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实现普惠于民并保障和发展民生是“十二五”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 而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态需要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元”动力, 只有同时满足这三种需要, 才能切实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指数, 从根本上改善民生, 赢得民心, 凝聚民力。面对居民生态需要不断增加的情况, 无锡市应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增强科技实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核心产业 (如光伏产业、软件与服务外包行业、物联网工程等) 竞争力, 同时注重政策引导、改变居民消费观念、优化居民消费理念等手段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更应加大环保投入、注重环保资金合理配置、坚持治污增绿、增强居民生态保护意识等手段多管齐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推进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 争取在保持经济较好较快发展的同时, 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构建生态制度体系, 营造良好生态文化氛围, 变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建设绿色、环保的生态宜居城市。
参考文献
[1]Wackernagel M, Rees W E.Perceptual and Structutral Barriers to Investing inNatural Capital:Economics from a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J].Eco-logical Economics, 1997, (20) :3-24.
[2]唐建荣, 张荣荣, 王博.无锡市生态足迹的动态分析与灰色预测[J].统计与决策, 2010, (6) :98-100.
[3]徐中民, 张志强, 程国栋, 等.中国1999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能力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 2003, 14 (2) :280-285.
[4]谢高地, 鲁春霞, 成升魁.中国的生态空间占用研究[J].资源科学, 2001, 23 (6) :20-23.
[5]刘建兴, 顾晓薇, 李广军, 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J].资源科学, 2005, 27 (5) :33-39.
[6]赖利, 黄贤金, 刘伟良.区域人均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驱动模型——以1995—2003年江苏人均足迹为例[J].资源科学, 2006, 28 (1) :14-18.
[7]王书华, 毛汉英, 王忠静.生态足迹研究的国内外近期进展[J].自然资源学报, 2002, 17 (6) :776-782.
[8]赵先贵, 肖玲, 兰叶霞, 等.陕西省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动态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 2005, 38 (4) :746-753.
生态动力 篇10
关键词：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
一、当前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构建的提出背景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美丽中国”战略用蕴涵诗意的语言把我国的生态建设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学校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骨干力量, 其生态素养培育水平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和结果。因此, 加强校园生态文明的培育功能,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培养其良好的生态道德素养, 对于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从当前我国各类学校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看, 普遍存在着注重生态文明的理论知识灌输而忽视生态建设的实践引导现象;对于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缺少组织依托;学校组织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类型多、时间短、不系统, 导致其效果不显著等问题。从学者们对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探讨现状看, 关于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顶层设计———诸如生态素养培育的基本目标、原则、内容、步骤、措施、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实践蓝图绘制日臻完备, 而对“美丽中国”语境下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研究层次有待提升, 对学校生态实践动力机制构建方面的研究亟待进行。然而, 描绘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实践蓝图与如何使该蓝图产生积极的实际效应显然是两回事。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说, “知之不若行之, 知之不行, 虽敦必困” (《荀子·儒效》)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说, “论先后, 知为先, 论轻重, 行为重” (《朱子语类》卷九)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认为, 管理归根到底是关于实践的学问, 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 执行应当是管理的中心环节。因此, 要增强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实效性, 提升学生生态实践的积极性, 关键就要在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蓝图完美绘制的基础上系统构建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的动力机制。
二、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及其构成要素
1. 动力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各要素的功能
动力本是物理学的专业名词, 意指推动事物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各种作用力。随着学科的逐渐发展, 不同学科领域的专有名词也开始相互借鉴、融合, 时至今日, “动力”也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在社会科学视域中, 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和促进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内外动力构造、条件的总称。“动力机制理论是从机制的视角研究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 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 使得组织自动运行、‘无为而治’, 这在经济学、管理学和新兴交叉学科都是热点问题。”[2]可见, 动力机制的稳健运行和发挥作用, 可以使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从被动转化为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动力机制自然不是盲目运行的, 其产生首先要有一定的建构原则做导向, 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 保障个人或部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组织目标。动力机制的内因显然就是动力机制中人的因素, 这是动力机制的执行主体。动力机制的外部因素包括动力机制运行所要依托的一定的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动力机制运行的载体, 不同的组织机构也就决定了不同组织单元的职能分工。此外, 要使机制长期、有序、稳健地运转, 一方面, 需要运用相应的制度激励或约束个人和部门在许可的范围内行事, 另一方面, 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场润物无声地熏陶。综上所述, 动力机制就是在一定建构原则的指导下, 相应的执行主体依托一定的组织机构, 在相应的制度规制和文化浸润下, 所形成的能够推动系统长期有效运转的各种构造、功能和条件的总和。
2.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构成
按照上述动力机制的理论分析, 我们不难看出, 所谓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动力机制, 就是指在一定的动力机制建构原则的指导下, 确保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在组织机构、执行主体、制度轨导、激励机制和文化条件等方面拥有充足的“资源供应”, 并且这些“资源”按照一定的机理相互作用, 所形成的能够促进校园生态文明不断提高的各种构造、功能和条件的总和。为确保动力机制拥有足够的驱动力和持续的活力, 需要将高效的组织机构、优良的人才队伍、合理的执行制度以及特色的执行文化等因素进行精心的设置。设置一种良好的动力机制重要的是把握好两个关键点:其一, 必须使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建构具体化, 既有制度规制, 又有制度实施和操作的具体规定, 还要有监督、反馈、奖惩机制, 非如此不足以确立完备的执行系统。其二, 更为重要的是, 必须将有关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执行体系有效地整合在整个学校的基本制度和学校管治的大系统之中, 不能让其成为孤立的、附加性的, 甚至是应景性的“临时机制”, 更不能将其置于从属于校园管理制度的次级制度地位。概括起来说, 就是通过完备的、长效的执行体系的建立, 将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实践蓝图切实地转化为学校相关部门的政治责任和全体师生的基本义务分配, 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培养学生较高生态素养的宏伟目标。
三、“美丽中国”语境下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构建原则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构建首先需要以一定的原则为导向, 这既是促使个人或部门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组织目标的基本保障, 又是指导我们建立动力机制的基本准则。生态素养培育实践动力机制应该坚持参与性、学生主体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等原则, 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参与性原则
参与性原则即是要求广大师生要亲身参与生态建设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 这对于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如果没有广大师生参与, 校园生态文明的培育就必然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首先, 缺少开展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行动主体, 难以将高层次的生态素养教育活动的最新成果及时有效地运用到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一线活动中来, 进而使得生态文明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 高层与基层缺少及时的沟通, 难以把基层师生有关生态文明培育的最新状况、紧要诉求畅通及时地传达给高层次生态环境教育研讨者, 进而难以保障高层的有效决策。所以, 动力机制的构建要充分考虑组建多方协商、沟通的平台, 制定相应的措施保障, 确保广大基层师生能够参与生态建设实践活动的各个环节。
2.学生主体性原则
学生主体性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学生自治原则, 即是在坚持学校主导作用的前提下, 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己策划、组织和实施各种各样的生态建设实践活动。在校园生态文明培育的动力机制的构建中, 应当充分认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保障他们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 激发他们的创造性, 引导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考评、自我发展, 这样既能锻炼他们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又能使他们的生态体验更为直观, 自然有利于他们最终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观。二是指学生自律原则。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3]如果缺乏自律意识, 一切外在的道德规范均难以内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信念, 也就不可能实现道德人格方面的升华。因此,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构建要坚持强化学生的生态道德的自律意识, 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在生态素养、生态意识方面的自我陶冶、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作用。
3.实践性原则
实践性原则是指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构建要以促使学生在具体的生态建设实践中提高自身的生态道德素质为目标。这是由生态环保精神的特点决定的:生态环保精神是深层次的观念, 而生态环保知识只是生态环保精神的一种载体, 一个没有生态环保精神而只是铭记生态环保知识的人就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储器。正如有学者所言:“道德只能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产生。”[4]因此, 生态素养培育不能只是局限于课堂的知识灌输, 还要引导学生在参与具体的生态建设实践中, 将生态环保知识内化为其自身的生态环保精神, 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和完善自身行为。坚持实践性原则必须增进实践客体的生态体验。通过生态体验把知识学习与体验者的生命意义关联起来, 更利于对学生生态素养基本品格和人格的培养。如果缺乏深刻的、现实的生态实践的情感体验, 自然就很难拥有坚定的道德信念来支撑实际行动, 更无从谈起投身到具体的生态建设实践中去。
4. 发展性原则
发展性原则是指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应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等特征, 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完善自身。动力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既要立足国内当下的实际情况, 站在时代前沿审视人类遇到的各类生态问题;同时又要科学协调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及时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具体而言, 从空间上看,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除了要密切关注和及时更新国内环保的新动向和新手段之外, 还要紧密关注并广泛借鉴外部世界环保的新动向和新手段, 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素养培育模式, 形成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长效机制;从时间上看, 既要根据当前学生的思想实际, 突破校园生态文明传统培育模式的局限性, 及时调整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向, 又要根据时代进一步发展的新特点, 充分认识生态道德观教育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感, 提出前瞻性的目标、手段和内容。
四、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具体构成
1.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基础层面:健全高效的组织机构
(1) 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组织机构。“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议程, 而研究议程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语境。”[5]在“美丽中国”语境下, 我国的生态建设已经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 相应地, 对校园生态文明培育所依托的组织机构的设置也必须尽快地进行与之匹配的提升与创新。这种提升与创新应该在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 可以设置专门的学生生态环保社团组织, 也可以在各级团委或团总支、学生会中设置专门的生态部, 这些生态环保组织或机构应当与学生组织中的其他组织或部门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 学校应该充分激发环保类型学生社团的积极性。学生社团的组织者往往是学生中态度积极、经验丰富的实践者, 又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一定的号召力, 所组织的活动可参与性较高, 所形成的学生社团因此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同时, 环保社团能够结合专业优势发挥其作用, 进而能够带动相关专业的更多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
(2) 搭建网络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平台。网络的方便、快捷、信息量大等特点, 会对校园的生态文明培育实践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普及, 我国的网民队伍越来越庞大, 学校已成为网民的主力军。学校可以在校园BBS或学校主页上设置生态文明教育专题模块, 开展学校生态文明知识的宣传普及;促进生态文明网络社区的建设, 充分利用网络的自由性、虚拟性、互动性等特点, 建立各校独立的生态文明网络社区, 并在各学校间形成友情链接, 以方便学生共享信息、交流心得体会, 扩大网络社区的影响面, 增强生态文明教育社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此外, 应及时借鉴各国各民族的生态道德教育的理论与技术, 创造出符合学生需要的生态道德教育方案, 使学校生态道德教育在更大范围更有效地实行。
2.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核心层面:以广大师生为主体的执行队伍
以学生为主体的素质过硬的执行队伍是保障学校环保社团组织持续高效运转的核心因素, 但学校社团组织的自发性决定了行政作用在社团中相对薄弱,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一方面, 应精心选拔培育一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学生社团精英作为学校社团组织的核心成员;另一方面, 可以给专门的学生生态环保组织或各个自然班设置兼职的生态指导员, 生态指导员由班主任、辅导员或其他热心于环保的老师兼任。
为了保证学生社团干部和生态指导员带领学生持续有效开展生态环保实践, 必须认真对待学校生态环保组织学生干部和生态指导员的选拔、培育和使用工作。首先是要做好选拔工作。在选择标准上, 既注重被选拔人的环保热情和环保知识储备, 又注重其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不能片面强调专业化。选拔拥有坚定的生态环保信念、工作纪律严明、作风扎实、大家普遍推崇的学生和老师担任生态组织的学生干部和生态活动指导员。其次是要做好培养工作。主要对学生干部和生态活动指导员进行思想道德素质、思维方式、组织管理、专业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同时, 可尝试将学生社团干部和生态指导员纳入社团干部体系, 进行系统地常规培训和指导, 培养他们高度敬业的工作态度, 民主平等、率先垂范的工作方法, 善于团结同学、精于协调合作和乐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 有效增强其组织执行力。三要做好使用工作。不断地把学校相关部门关涉生态建设的决策目标分解给各级各类干部和生态指导员, 一方面给他们分配责任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指导和帮助他们克服和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3.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制度层面:明晰生态考评、督查和奖惩制度
(1) 生态考评制度:建立完善的生态素养培育的考评制度是生态文明培育实践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标志, 也是促进活动的组织者不断提高活动组织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生态考评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活动多而质量低的问题, 从而促使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工作务实有效。同时, 考评的反馈结果也是生态文明教育组织者进一步开展和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决策依据。从考评对象上说, 学校生态道德考评主要涉及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教学人员和学校自身两个方面:对生态素养培育实践的教学人员的考评主要涉及学校制定的生态道德教育计划的实施情况;对学生自身的考评主要包括德育成绩和生态道德实践参与情况。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的评价体系应该坚持以师生为本的原则, 充分考虑学生对活动的开展是否满意;在评价内容方面, 注重考察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是否有所提高、行为是否有所改观;在评价方式方面, 为了避免一刀切, 可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2) 督查和奖惩制度:对学生生态素养培育过程的全方位监督检查是增进学生提升自身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 让学生组织的纪律监督部门切实地肩负起监督重任, 把对学校和学生组织生态环保计划的落实情况列为督查的重要内容。同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 可将激励机制与文明宿舍的创建、优秀学生的综合评比或单项评比相结合, 促使学生把生态文明的理念与行为全方位落实到自己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之中。对于表现突出的集体或个人要加以奖励和宣传, 甚至可以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以突出示范作用;对于执行不力、公然违背相关纪律的集体或个人给予及时的教育批评和一定的惩罚;建立学生不良行为和不良信用档案, 将这些考评结果作为学生评奖评优、发展党员、就业推荐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
4. 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文化场:特色鲜明的校园生态文化
高品位的校园生态文化具有潜在的教育功能和巨大的熏陶作用, 营造浓郁的校园生态文化氛围, 是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隐性构成部分。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所包含的非正式的、约定俗成的共同价值标准, 为师生在评定各自的道德品质、行为方式等方面提供了内在的尺度, 这些尺度和规范虽没有强制执行的特点, 但在促进生态道德情感的内化和自律化方面比任何说教更有效, 它对师生产生的影响将是终生的。首先, 注重进行生态校园建设, 在校园中进行生态环境的系统构建, 从校园空间格局、绿化面积、结构特征等方面确立建设指标体系, 充分发挥校园绿化的功效, 努力创建和改进各项指标内容, 实现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美学效益, 使校园生态文明成为校园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 将各学校的生态文化培育与自身的环境特色、专业特色、文化特色等相结合, 走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之路。最后, 应当多措并举, 将生态文化全方位渗透到学生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
对于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的动力机制构建的探讨, 既是为了弥补当前对校园生态文明教育实践的研究缺少动力机制、系统建构不足的一种尝试, 又是为了纠正当前学校生态教育重理论而轻实践偏向的一种努力。本文仅对校园生态文明培育实践动力机制的基本内涵、构建原则、组织机构、执行主体、制度轨导、激励机制和文化条件等因素做了尝试性探讨, 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引起更多学者对该问题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求是, 2012 (22) .
[2]郝英奇, 刘金兰.动力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6)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高国希.道德哲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