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驱动力

生态驱动力（精选十篇）

生态驱动力 篇1

对于技术创新的进化论解释有两种范式:一是严格基于进化论相关科学(如生物学、生态学、心理学等)的从行为、心理、生物性状乃至基因等视角解释技术创新;二是一种隐喻,“在许多方面,无论是技术变化的基本机制,还是宽泛模式,都确实使人联想起发生在生物进化中的那些方面。”[1]7从这两种强调环境与技术及其主体互动的解释路径出发,都可以得到创新过程中技术选择的生态适应反应、技术传播的生态分布以及技术生态位的构建模式,从这点来说,二者是殊途同归。

一 技术创新的进化选择:适应性的解释

传统的技术变迁理论强调创新的商业元素,进入20世纪之后,“创新的源泉发生了变化。”[2]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技术变迁被理解为一种对变化经济压力适应性反应的社会活动,而人类需求的变化是这种经济压力的主要内容之一。”[3]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演化与人类自身的演化发生着交互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分化、社会分工、政治流变、文化更新等表面现象,还深入到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认知方式、心理感受乃至生命体验等方面。比如,在西美尔看来,“当文化变得越来越精致,所有感官的敏锐性实际上都被削弱了,相反地,人们此时却更加关注自身的好恶。”[4]因此,分析和探讨技术进化的生态选择与生态淘汰过程也必须充分考虑到作为有机整体的生态效应和生态偏好。

首先,技术创新的过程自始至终都与其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完整的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生态系统、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以及外在于技术的各种自然生态条件。其中技术创新的社会生态系统主要包括静态的社会结构系统、社会环境系统和动态的社会流动系统三个方面。[5]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人类,一方面,从思想、意识、认知能力以及心理能量等内在条件制约着技术创新的发展,“我们自始至终将会看到,每一种技术都是思想的物质体现,因此一切技术都是人的理念的外化。”[6]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客观条件、进化速度、进化方向等外在条件也限制了技术创新的变迁。最后但绝非不重要而恰恰是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条件就是技术自身也是并将永远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产物,因为自然生态不仅仅是决定前面两个条件的因素,同时也是技术逻辑得以成立并进化的物质基础。

其次,从技术的谱系来看,技术创新并不单纯是一个发明与创造的过程,除了传统理论中所提到的单纯的好奇、商业的动机、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经济运行的需求等因素之外,进化选择也是必须重点考虑和分析的动因。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技术创新的进化选择既是社会选择、文化选择、实践选择,同时也是一个生态选择。不论是相对于广义的自然还是狭义的自然,置身于其中的技术都同时具备信息载体和环境创造的双重身份。类似于生态学中的协同进化,即一个物种的性状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7]也就是说,技术既是自然生态进化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影响或干预自然生态进化的因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性的因素。

最后,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生态适应性。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获利经济学指导下的技术嬗变时指出,“正如商品的一切差别在货币上消失殆尽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8]152实际上,这种差别的消失对于技术创新后果具有一个毁灭性的生态延迟作用。因为生态学发现生态适应性绝不是简单的“适应-淘汰”过程,比如在不同的适应特征之间,还存有大量的类似于“拱肩”(spandrel)的副产品。[9]而技术创新的适应性可能更为复杂,因为除了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之外,还存在空间上的“场效应”。[10]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是巨大的,……但是社会为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所支付的代价也是昂贵的。”[11]24因此,衡量技术创新的效果必须是最广义的生态适应性,这就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充分考察其生态场的双向互动反应机理及其后果。

二 技术创新的基因型传播:

随机分布与定向漂移

糜母(meme)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用来表示相对于基因(gene)传递单元的文化传递的基本单元。[12]在探讨技术性状的可遗传性方面,对于实际受选择影响的表型(phenotypes)与对之进行编码的糜母型(memotypes)之间,同样可以独立地进行传递、存储、恢复、变异和选择。[1]6尽管在社会学的视野内,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诸多学者都强调了社会技术系统在复制、变异和重新组合技术以及技术产品中的作用,但是作为技术创新编码、解码的基因型根据依然是构成技术创新传播的生态路径。

生态进化学说认为,相对于基因型的遗传和变异而言,基因的流动和漂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因为这里面涉及的不仅仅是适应性问题,还包括种群的规模、密度以及种群之间的遗传博弈和生存竞争,其复杂性很难用单一的种群分布规律来解释。人类本身就存在生物进化的技术替代,即以外在的技术或技术能力代替甚至强化自身的器官或功能。这种选择性替代方案的依据只能是一种事后的解释,而对于技术预测而言,不论是采用联想法、探测法还是规范法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13]其原因不仅仅是很难得到影响和决定事物未来发展形式所需的资料或数据,还在于我们对技术发展所以依赖的基因和基因型的认识很贫乏。如果用严格的生物学来考察人类的技术进化,会发现在每一个技术时代、每一个技术体系当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技术冗余。[14]如果像芒福德一样单纯用文化融合或技术融合来解释,[11]99-137那么还存在融合的路径依赖以及融合的“度”的问题。实际上,在现实的生态进化中,基因和基因型的分布都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因此,这种基因层面的技术交融必须放弃传统的“最佳设计”的观点,而代之以可理解的基因型与现实的技术实践的生活结构。也就是说,把人类的技术行为理解为在超越简单的文化结构之上的基因“渐成律”[15]影响下的广义自然选择的结果。

从生态学比喻来说,对于同一个技术目标的不同技术路径或技术方案类似于等位基因(allele)或拟等位基因(pseudoalleles)。这里面就涉及基因沉默、基因频次和基因替代的问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强调漫长的发生过程,更多的是从结果的倒推。这对于基因表达的理解来说,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在技术的生命周期内,这种进化的缓慢性更多的是通过“自我-他人-物”的体系的重构来表现的,这些重构的结果使社会秩序、自然秩序以及技术主体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方面产生了变化。[16]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种内适应性思想更强调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特征对于基因变化的影响,[17]可以大致界定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基因漂移。特别是面对比较严峻的生态危机时,不可能有足够多的试错时间留给技术主体,那么对于技术自身而言,尽量减少偶然性的干扰就显得尤为可贵。因此,技术基因的流动必须基于广义的知识型的基础扩展其辨认能力,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强化其生态驱动力。

三 技术创新生态位:表现型的自我建构

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理论强调环境和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生物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而是环境的主动建构者,“它们能用外部世界的成分来构建环境。”[18]事实上,从古老的机械神话、汽车到个人电脑和因特网,在扑溯迷离的技术游戏中,已经有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外在的政治、文化乃至学术环境对技术进行设计、干预的失败。[19]尽管科学的理性并没有因为受到社会批判者的批判而改变,但是技术的逻辑却在酝酿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一个最基本并且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所有与生态问题有关的反思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技术语境。与之相对的例子是科学的理性成为了对科学进行生态批判的靶子。对科学话语的批判不仅仅是局限于权力的范围,诸如福柯对理性权力机制的微观探究、利奥塔对科学叙事的合法性追问等等,“这样,对科学的系统分析本身——比如对科学方法的哲学研究——就限制了科学的认知权威。”[20]而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力分析、社会形态分析,熊彼特在后期分析企业主的创新动力时所作的技术推动经济的分析,芒福德对技术的社会控制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危害等等。这些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技术自主论并没有能够完全概括技术进化的特征,因为这里面缺乏技术进化中的完整的生态分析。实际上,真实世界中对技术的约束给技术带来的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技术的合法性,因为这种合法性已经被技术根植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之中: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对于人类而言,并不总是有利的,它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置人于死地,[21]人类只有借助于技术的力量才能够生存,哪怕只是最古老的技术,也不能没有技术。

从生态位构建的视角来看,技术创新首先必须找到生态空间的语法规则。生态尺度的要求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技术进化的最小单位之间构成的关键单元的耦合必须符合最基本的生态价值尺度,否则,不要说人类与技术的协同进化,即便是技术自身不同基因的协同进化也无法完成。其次,技术创新还必须充分考虑技术进化的生态惯性,因为单纯的生态驱动并不能保证技术创新能够完成自身的生态建构。完整的生态建构除了技术创新自身的考量之外,还有复制、再生、选择、传播、扩散,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实现技术与知识、实践的双重多向度耦合。最后,技术创新的生态位构建必须考虑到技术场范围内的整个技术生命周期。技术的生命活力在于其实际的应用阶段,在产业生态学看来,生命周期评价(lifecycle assessment,LCA)的本质是检查、识别和评估一种材料、过程、产品或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22]技术生命的变异与创新都必须在稳定甚至是超稳定状态下的开发与变通的结合,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嵌入机制。

四 技术创新的生态进化模型

根据前面对技术创新生态进化的适应性选择、基因性传播以及生态位构建的解读,可以以自然生态通过对相关要素的影响及其双重整合过程为基础建立技术创新生态进化模型,如图1所示。

“六廉”驱动 优化政治生态环境 篇2

中共繁峙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利民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北京、杭州、北戴河等地相继举办了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对全国县纪委书记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培训。这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作为一名参加培训的县纪委书记，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围绕“廉政与文化融合、倡廉与环境和谐、反腐与经济双赢”的总体目标，以“修德养廉、家庭助廉、制度保廉、活动促廉、警示醒廉、机制创廉”的“六廉”举措，营造了团结和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修德养廉，以教育净化心灵，文化陶冶情操，监督律己正人，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我们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形式多样的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如对新提拔的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任前廉政培训；选派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清华大学研修班学习；邀请市委讲师团为县委中心组学习工作专题辅导；对各乡镇、农村基层干部，则由县委理论组下乡专题宣讲。由纪委常委带队深入乡镇对300多名乡镇干部、1000多名农村干部进行培训。举办反腐倡廉现场书法大赛、“廉政之声”晚会、“公仆情”剧目进社区等活动，秧歌剧《村官》在13个乡镇和部分矿区村进行巡回演出。县电视台开辟“监督台”专栏，把行政效能建设活动推向了高潮。

二、家庭助廉，以营造廉洁、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规范领导干部八小时外行为

为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创造清洁安全的生活小气候，要

求各级领导干部有事到办公室批办，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在家里接待办事人员，有效地规范了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行为。

三、制度保廉，以坚持和落实各项廉政制度，保证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实效

坚持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推行卸任领导干部财务移交明细表报送县纪委备案制度、坚持双向述职、双向评议制度、坚持国家公职人员“逢进必考”制度、坚持公开招投标制度等。在项目管理中引入台账倒计时管理机制，实行“倒计时抓工作、倒计时促工作、倒计时验工作”的方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今年办结审批便民事项共计4000余项，无一例投诉；坚持集中核算制度，去年拒付不合理开支46笔，达9.4万元；坚持领导干部的限额消费制度，实行婚丧嫁娶申报制。

四、活动促廉，以开展反腐倡廉系列活动，营造廉洁氛围、和谐氛围、发展氛围

围绕廉政文化“六进”，开展一系列有声有色活动；以“创星树旗”活动为载体，紧紧围绕市委的工作安排，多方协调，为全县13个乡镇配备了专职纪委书记和专职纪委副书记，402个行政村都配备了纪检委员，特别是在资金上，政府拨专款13万元，每乡镇1万元，专门用于活动阵地的建设。每个行政村都做到了 “五统一”，即统一内容、统一规格、统一制作、统一活动、统一验收，并实行了“一述双评三卡”制度（一述是指村两委干部年终向群众公开述职、双评是指村干部接受组织评价和群众评议、三卡是指对存在问题的村干部区别不同错误性质发放“提醒谈话卡”、“警示告知卡”、“限期整改督促卡”）强化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监督，将“创星树旗”活动引向了深入。

五、警示醒廉，以查处案件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去年以来，对“创星树旗”活动开展不力的乡镇领导诫勉谈话12人，对私采乱挖、环境污染、公路“三乱”整治不力的单位，行政告诫31件。今年结合机关效能建设，对工作不在状态的干部进行了通报批评。利用查处震慑，今年以来，共立查各类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77件（次），结案77件（次），处分党员干部77人。其中，科级干部4人，撤职以上重处分26人，有力地震慑了腐败。发挥大案警示作用，在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对当地有影响的案件进行了通报和警示教育。

六、机制创廉，以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新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惩防腐败新体系

创新源头治理防范机制。全县401个行政村全部实行了村财民管乡审，13个乡镇全部实行了乡财县管，46个县直单位实行了国库集中收付和预决算制度。全县所有药品和大型医疗器械实行统一招投标，直接惠及广大患者。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县委、县政府、纪检委领导亲自带队，查处涉路案件5件，纠正违规行为17起。严肃查处涉农乱收费、乱罚款和集资摊派等违纪违法行为，两名直接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建立重点行业的规范管理机制。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工作按照省市的安排部署，全县116家单位进行了自查自纠。目前共收缴违纪违规资金611.65万元，追缴税款244.76万元，立查案件6起，处分党员干部6人。

通过上述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县惩防腐败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从05年开始，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急剧下降，由02年的204件逐年递减为去年的77件。以前发案较高的案件，如专项资金的侵占、挪用公款的案件，近年来没有发生

企业生态化动力机制研究 篇3

关键词：企业生态化;动力;机制

一、企业行为机理

本文认为，企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企业所有的功能均源自于其行为所得，而企业这个系统中最为能动、自由度最高的就是人，所以企业行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可以认为是人行为的耦合作用，当然这里的人不仅仅指企业内部的人，还有企业外部与企业相关的人，因此借用心理学中关于人行为的界定：

B=f(P,E)

上式中，B——个人的行为

P——个人的内在生理、心理因素

E——环境因素

本文认为，企业的行为也可以仿人行为的界定进行定义，即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企业发展生态化也是企业的一种策略行为，在这样的界定下，企业发展生态化的推动力就也应该是企业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激励要素的耦合作用，因此研究企业生态化的动力机制，首先需要明确其动力机制的动力源来自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二、企业内生动力

1.企业绿色价值观。价值观是一个企业所持有的信仰，是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观点、态度，也是企业进行一切行为最为本源的出发点和理由，因此绿色价值观是企业生态化最稳定、最持久、最有活力的内生动力。要想使企业在真正意义上开展生态化建设，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使企业意识到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员，培育和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企业认识到企业既是绝大多数资源的消耗者，又是绝大多数污染物的排放者，在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今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企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不是企业对社会的施舍和贡献。

2.经济效益驱动力。企业生态化与企业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企业生态化强调在尽可能保护环境的情况下实现企业经济效益，这与企业降低消耗、增加利润的追求是一致的，企业生态化不但不反对效益追求，而且在兼顾生态效益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国内外实践证明，绿色技术确实能够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企业生态化和企业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是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其他方法将利益机制与资源、环境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生态化同企业利润追求形成新的统一；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会停止，更不会终止，为了响应一般号召或服从行政命令而采取企业生态化建设的行为往往是被动的、应付性的，只有通过一系列手段实现企业生态化建设同企业经济效益的共赢才能真正实现企业高效的生态化发展。

3.竞争力驱动力。当前企业参与的竞争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品竞争，当前的市场已经演变成较为纯粹的买方市场，企业的竞争力不再简单的表现为企业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竞争力中占的比重正在加大，企业生态化的实施将使企业同日益关注环境保护的普通民众联系起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企业的品牌效应，并使企业抓住机遇以一种先导的姿态应付对手的竞争，抢占竞争的制高点，并能最终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企业生态化的实施将使企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成本，包括资源开采、排污费、以及减少污染排放费用支出等等。

三、企业生态化的外生动力

企业生态化的外生动力来源于企业系统同环境的交互作用，在不断同环境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互的过程中，企业通过引进环境负熵抑制自身熵增，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系统有序度，这种提高的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高效适应，对环境需求的满足过程。当今企业所处的环境，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对企业生态化发展提出了迫切、高水平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在企业同环境的交互过程中，企业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可能对该要求没有反应，这就是环境的激励作用，这种激励作用的内部化过程就成为企业生态化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源表现为政府行为、资源与环境的约束行为、社会驱动力行为、创新驱动力行为。

工业化时代人类所秉承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已经将环境、资源掠夺殆尽，而企业发展的本质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多目标极值的问题，其中的约束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环境、资源约束，当前企业的发展已经不可能无视环境、资源的约束作用，遵循以往的掠夺方式直至无资源可用、无环境可保还是另寻他途牺牲眼前利益换来长远利益，这个问题已经无须争辩，环境对人类的惩罚已经十分严重。

四、结论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企业是一个由人、机、环境、管理四大要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该系统的行为以抑制系统内部熵增为第一要务，通过频繁的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以及通过调整系统结构来实现这一要务，企业发展生态化的动力也来源于此。通过对系统内生动力及企业外生动力的研究，明确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从而积极的采取相应政策，推动企业生态化的发展、深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黄 华:企业生态化、管理绿色化:21世纪企业管理新模式[J].上海企业,2005,(4).

[2]刘 玲 周扬培:构建企业生态竞争力初探[J].经济师, 2003,(2).

生态足迹的分析预测及其驱动力研究 篇4

本研究以生态足迹定量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 评价徐州市目前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计算分析了万元GDP生态足迹等相关指数。

除此之外, 预测了规划年内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的走势, 及人口约束力的发展趋势, 并对影响生态足迹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进行相关性分析。

1 徐州市生态足迹计算及定量分析

通过对徐州市2005的生态足迹进行计算, 阐述一个非常明确的计算过程, 为了简单起见, 其余年份的数据结论不再重复计算过程。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的生态足迹需求是生物资源和生态能源消费账户的汇总, 反映了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需求总量;而生态足迹的供给部分, 即生态承载力则反映徐州市土地资源所具有的生态承载能力[2]。 (见表1)

论文根据生态压力与可持续化程度的相关性原理, 引入土地可持续利用度 (the Degree of Land Sustainability Use, DLS) 弥补这一缺陷, 反映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3]。从整体上看, 徐州市土地处于绝对生态压力中, 人均生态赤字达1.993785, 生态压力指数为4.74;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讲, 可持续发展指数为0.515989, 处于弱可持续发展。

2 万元GDP的生态足迹指标分析

万元GDP生态足迹指的是万元GDP所占用的生态空间[4]。发展能力与GDP成正相关, 万元GDP的生态足迹越小, 说明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产出率越高, 城市生态系统及经济体系的发展能力越强。

万元GDP生态足迹=总生态足迹/万元GDP (单位:hm2/万元)

从图1可以看出, 徐州市的万元GDP生态足迹在1998-2008年期间处于下降的态势, 表明:单位土地的生产率增大, 人类对土地的利用已经开始向集约化、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 今后应因地制宜的实现集约利用土地结构的优化[5]。

3 徐州市人口约束力及生态足迹预测分析

3.1 总人口分析及预测。

人口预测指根据规划区人口变化的情况, 运用科学的方法预测规划期内的人口发展趋势, 论文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以2000年为规划基准年, 对徐州市2015年的人口经济指标进行预测, 借助spss软件进行了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

模型拟合结果与样本实际值、相对误差及拟合曲线图如图2所示, 拟合优度R2=0.9889, 平均相对误差为0.001%, 所以选用此模型对徐州市2009-2015年的总人口规模进行预测。

预测表明2015年徐州市总人口数将达到984.988万人, 2018年人口总数将超1000万, 徐州市人口数量呈机械增长, 因此, 控制人口增长率刻不容缓, 应当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坚定不移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2 总生态足迹分析及预测。

基于徐州市2009-2015年的人均生态足迹模型计算结果及人口统计数据, 可以得到总生态足迹。并通过灰色预测建模分析生态承载力发展趋势, 故预测得2015年内的生态赤字, 指导土地利用优化模型的构建。

由预测表明, 规划期内, 徐州市的生态足迹仍然会呈现加速上升趋势, 而相应的生态承载力却出现缓慢下降;区域生态赤字将随之逐步增大。在徐州市现有的发展模式基础上, 到2015年, 人均生态足迹将达到4.117888hm2, 总生态足迹为4056.07万hm2, 远远大于目前徐州市的实际面积, 人地关系十分紧张, 急需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改善现有土地利用的模式。

4 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在生态资源和土地资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随着人口基数的增长, 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 对地区总的生态需求也会增大。现在选取影响生态足迹的两个主要的因子, 分析它们与总生态足迹的关系, 一是表征经济水平的区域GDP, 二是表征人口约束力的总人口数量。

区域GDP和生态足迹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 生态足迹随着GDP的增长而逐渐增加, 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R=0.950978) , 即:

研究区人口数量和生态足迹的相关性分析表明: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 生态足迹也会增加, 两者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R=0.958044) , 即:

综上所述, 随着徐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生态足迹的需求日趋增加, 只有通过增强土地效益、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降低不必要消耗等发展方式才能提高资源的生态承载能力, 有效的减少生态压力。同时, 应当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减少人口基数, 在此基础上减缓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生态压力。

参考文献

[1]张林波.城市生态承载力理论与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1.

[2]刘彦随.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优化调控的机理与模式[J].资源科学, 1999, 21 (4) :60-65.

[3]王彦鑫.太原市生态城市建设及评价体系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 2009.

[4]倪绍样, 刘彦随.区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及其可持续利用[J].农村生态环境, 1999, 15 (2) :8-12, 21.

生态驱动力 篇5

生态消费与我国企业推行ISO14000的内在动力分析

生态消费是指人的生态需求的满足与实现，其中生态需求是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平衡关系的确定和生态平衡的创建的一种需求。而生态消费现实化是指生态消费这一行为成为事实，从而使消费者的`生态需求得到满足。当前，我国生态消费现实化程度很低，这是有其根源的。

作 者：张剑青 Zhang Jianqing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学院研究生部刊 名：中国标准化英文刊名：CHINA STANDARDIZATION年，卷(期)：2000“”(10)分类号：F27关键词：

生态驱动力 篇6

【关键词】生态化；数学；课程建设；问题驱动

【中图分类号】G62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32-0086-02

【作者简介】宋敬宝，江苏省句容市二圣中学（江苏句容，212400）副校长，高级教师。

一、困局·机遇：课程建设的背景

作为农村薄弱初中，多年来数学教学已成了学校质量全面提升的羁绊。表现在：教师教法机械、手段单一、教科研能力弱、新课程观未能得到有效落实、效益低下；学校有大量外来务工子弟，其素质总体差强人意，学生缺乏良好学习习惯和方法，兴趣不浓且意志品质薄弱；现代化教学设施设备较强校明显滞后。故切实改变现状，提升学科教学层次，走上轻负高效优质之路，成为学校毋庸置疑的使命。2012年学校成功申报了“建设生态化数学课程”的省级项目，以夯实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学生学习力、切实贯彻新课改理念为意旨，拉动学校课程建设的全面展开，构建校本特色的课程文化，推进学校办学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

二、思辨·明晰：课程的理性解读

“生态化”课程以自然、自由、自主、生本为基本特质，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指向生活性和实践性，以主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为基本形式，是质朴、自然、和谐的课程形态。

波尔茨曼说过：理论是思考的根本、实践的精髓。为了搭建课程建设的理论架构与支撑，我们深入研学了大量教育专著，觅寻到本课程适切的指导性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其自主感知世界、理解世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认知发展理论与建构主义思想：教育、教学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必须因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而异，知识的学习是依靠主体的活动主动建构而完成的；迪恩斯的四个学习原则：运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与教具、学具，并遵循活动原则、结构原则、数学变化原则、知觉变化原则；杜威的“做中学”：教学过程就是“做”的过程，知识的获得应与生活中的活动相联系；新课改相关理论。

三、追寻·求索：课程的实践与探究

1.营造生态数学化的文化氛围。

浓浓的数学文化味道在校园飘逸、浸润，不仅彰显出人文底蕴和教化功能，让理念深入人心，而且让精神处处在场、目标时时在心，极大增强了课程建设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潜移默化地培育出学校精神。

首先，学校建立了数学家陈景润的雕塑和文化墙，大师的学术成就和执着精神、世界著名数学家及其成果、数学发展史等的展示营造出浓郁的数学文化特色氛围，有效激励了学生学习探究数学的浓厚志趣和专注热情。

其次，为了凸显数学特点的学科环境，彰显生态特色，学校开辟了数学主题探究乐园，让学生充分探索、体验学以致用及数学与生活的密不可分，使抽象的數学概念变得形象灵动生趣，习得效果显著。如学三角函数时，让学生利用工具测量学校旗杆的高度；学三角形外接圆时，让学生搜集破残的圆形材料并研究确定破损圆的圆心，进行补圆比赛。学校各班还开辟数学角，用板报和展牌展示师生教与学的研究成果，汇聚师生的精思妙想。每班还建立各类数学研究合作学习小组，有的重基础应用，有的重创新反思，让学生始终置于数学文化的熏陶和数学实践的探索中。

第三，建设数学实验室，凭借信息化平台大力配置数学硬件实施、教学软件、教具学具、书籍等。数学课彻底改变了单纯以教师讲解或师生口头应答、学生纸面操作的方式，利用教具学具指导学生动手操作，在做中学、思考、探究。如学视图投影时，学生利用各种模型在白板上获得平行光下的投影，充分获得了感知经验，概念理解透彻，立体感也同步提升。在学函数时，学生利用几何画板软件通过鼠标键盘游戏般完成了函数概念性质的探究、归纳与建构，使极抽象的函数知识直观地获得正迁移，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体悟到了情境中的数学探究、经验中的原理发现。

2.优化师资队伍，夯实专业能力。

我校教师在课程目标的引领下，深谙“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努力从专业素养的优化做起，赢得了学生的敬爱、信服，让教学有了源头活水。在学科专家引领下制定成长规划并务实有效地实施，向学习型、研究型甚至专家型的教师迈进；深入研习生态化数学课程理论和实践路径，提升课程开发和实施能力；结合“农村初中学校教师发展共同体的构建策略”的课题研究，寻求强校帮扶，通过协作教研、合作攻关等形式建立互助互动“共同体”机制，成功构建我校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改革教研组、备课组建设，创新校本教研载体，凝聚团队合力，提升研究实效，形成以问题解决为出发点，以案例研究为重点的教、研、训一体化的校本教研机制。

3.构建生态化问题驱动数学课堂。

学校提出了以“问题提出与情境创设→问题解决与新知建构→问题重生与拓展提升”为主要步骤的“生态化问题驱动数学课堂”创新模式。即基于课堂教学的特殊生态特征，以生本化、生活化、情境化为基本要素，将高度抽象的数学知识以问题为驱动，依托学生熟知的自然、生活经验及固有的心理特点，借助师生双边有效活动，使知识呈现和新知建构、学生能力提升和个性张扬等以形象、生动、直观、和谐、简约的方式展现出来。让学生从数学规律的本源出发，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机械地背公式、做习题。

由于课堂具有独特的生态主体（师生）和生态环境（师生活动下的知识生成与建构），是师生、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故实现与生活的关联，让学生动手“做”、“游戏”，契合学生身心特点并利于知识建构的就是“生态”。如学轴对称时创设以下活动情境：组织学生用卡片、纸板等来比赛制作轴对称图形，感受创造的乐趣；让学生设法将一幅非常熟悉又滑稽且眼睛不对称的大头娃娃头像变成对称，“寓知识于游戏，化抽象为形象，变空洞为具体”，达到让学生动手做数学而不是用“耳朵听数学”；再如学图形变换时，让学生利用电脑进行“俄罗斯方块”的游戏积分限时比赛，先感知图形的几种变换，再利用几何画板探索蕴含的性质，最后进一步拓展提升，利用下发的拼盘和小方块构造包含图形变换的几何图形，学生通过脑手并用，思维的品质获得较好培养，事实证明以后学生在解决图形变换的相关问题时正确率高了许多。

数学课堂是“问题”的课堂，故问题的提出与设计是关键。但让学生自己提出或设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循序渐进，可先由师生共同协作再逐步放手，围绕问题目的、方式、原认知几个维度进行设计。譬如依据问题目的设计，理解型——要求学生对新概念能自主表述、解释、比较、揭示区别和联系，从中判断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内化程度；运用型——设计一个简单问题，让学生运用新旧知识结合来解决。

四、收获·展望：课程建设的成效与反思

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经济驱动模式研究 篇7

生态酒店实施过程中, 不理解的还包括酒店顾客, 因建设“绿色客房”、“绿色产品”增加的成本, 最终转嫁给消费者。但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远高于普通产品价格的生态账单实在难以消化。究其原因在于, 酒店“节能减排”建设绿色生态酒店强调企业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 都是从企业或环境的角度出发实施, 忽略了对顾客利益, 顾客价值的研究, 这种单方面企业行为必然导致顾客方的不理解、不赞成不配合。

为了解决生态酒店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方积极性不高, 缺乏动力的现实问题, 我们需要现实的、切实可行对各方都有利、有力度的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经济驱动模式, 以推动我国绿色生态酒店建设方向和原动力问题, 并设计出完整的成体系的驱动模式, 使酒店绿色生态建设走上不断循环上升道路。

1 国内外旅游生态酒店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与生态酒店的实地调研, 了解到目前总体来讲, 国内外高星级绿色生态酒店的常见形式有, 通过对入住顾客体验价值有一定影响的节能减排措施, 初步划分为减少资源耗费、废物减量化、生态环保、提供特色服务与产品、酒店进行节能宣传方面三大类。

1.1 关于生态酒店概念

所谓“生态酒店”, 在国际上被称为“green hotel”, 也可称为“eco-efficient hotel”, 即“绿色饭店”或“生态效益型酒店”, 国际上倾向于“green hotel”, 用来明确酒店在环境管理、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方面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来, 生态酒店就是用“合理化”取代“最大化”, 以多目标取代单目标, 实现酒店住宿、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平衡。

1.2 国外绿色生态酒店与节能减排研究

上世纪80年代末, 欧洲发达国家率先意识到饭店对社会的责任和对环境保护不可推卸的作用。1987-1989年间, 以德国为主的一些欧洲国家首次提出绿色饭店的概念且进行了细致的研究。Shark Lin (1993) 认为饭店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对环境保护的职责, 应该在经营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环境生态与污染问题, 减少水、电等能源的浪费与垃圾的减量化及对生产流程中的循环的再利用。Avala (1995) 通过对饭店业者的调查, 发现国际饭店业在节能环保上并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根据作者的大量调查, 结果显示世界上至少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适用于饭店业的强制性节能标准。

美国等国家通过种多样的节能减排新技术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机制及采取税收政策, 推动绿色酒店有关节能方面的良性发展。与此同时, 西方国家在酒店建筑生态性的要求下, 绿色生态酒店在选址, 周边环境和谐问题、酒店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等方面有着严格要求与规定。

1.3 国内绿色酒店及相关方面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国外绿色生态酒店的观念传入我国。首先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的外资、合资酒店和一些由国外管理集团管理的旅游酒店开始实施绿色行动。1999年“中国生态环境旅游年”活动的开展迅速掀起了我国旅游酒店业建设的“绿色浪潮”。

总体来讲, 国内对绿色生态酒店的研究已经涉及从酒店设计、建设、经营以及酒店产品不断创新, 绿色生态酒店文化各个层面, 但是却没有真正触及绿色生态酒店各项措施执行的自驱动问题, 及时有所探寻, 也是将绿色生态酒店措施或生态旅游诉诸旅游者环境责任, 社会理性、集体理性与情感互惠, 即将绿色生态酒店建设与生态旅游建立在社会与个体的内在的责任和理性。理性的讲, 环保主题下的绿色酒店或生态旅游需要社会与个体的责任和理性, 但仅仅需要理性是无法有力、有效推进旅游酒店建设的全面展开。只有当旅游生态酒店建设全产业链具有经济利益可图, 酒店顾客参与其中有相应经济刺激时, 即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的经济驱动力, 所有的研究成果才能快速有效的运用与实践, 并产生实际经济效益, 有效保护自然环境, 合理有序利用自然资源, 实现社会循环发展。

2 绿色生态酒店建设中存在问题

我国酒店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接受绿色酒店或生态酒店, 直至今天, 在很多酒店, 绿色酒店产品分布虽然范围广泛, 但内容却非常有限。虽然在国家层面上出台完备的关于绿色客房生态酒店行业规范和标准, 但在实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主要包括两点。

2.1 酒店绿色生态建设成本高昂, 回收慢, 酒店方积极性不高

对一般酒店来说, 建设绿色生态酒店或产品造价高, 实用性弱, 酒店为了集团整体战略要求而建设的相应产品, 也因此对生态产品的创新积极性不高。以酒店一次性用品为例, 一套客房6小件批发价一般0.18元, 而同样的使用可降解材料其批发价为5.1元。再如洗涤剂, 纯天然原料洗涤剂同样远高于一般工业原料洗涤剂;再如, 绿色无公害食品原料的售价也数倍于普通食品原料。

酒店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或酒店担负起保护环境责任, 采用环保材料, 那么酒店客房价格、菜价则因原材料涨价而涨价, 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对于价格敏感的特征短期内还是无法改善, 这就导致环保产品很好, 酒店经营者愿意, 消费者也愿意, 但是价格成为核心障碍。如何在酒店建设绿色生态酒店中解决好酒店经营者、消费者之间利益, 是绿色生态酒店必须要面对的瓶颈。

2.2 酒店绿色产品对顾客来说, 价格高, 且使用意义不大, 缺乏使用积极性

即使酒店愿意采购环保材料, 顾客愿意使用环保产品, 但对于大多数酒店顾客来讲, 环保材料的使用舒适度却差强人意。例如某五星级酒店客房6小件提供可降解大豆蛋白产品, 但其中牙刷缺乏硬度, 一使劲就弯, 梳子更是柔软, 对长头发的女顾客来讲, 几乎可以说没法用。与此同时因酒店客房内很多环保材料应用, 客房价格高于普通客房, 如此环保体验, 确实让消费者无法真心实意的支持。

绿色生态酒店设计与建设还需要在产品环保性能与实用性上做更好的提升才能获得消费者最低认可;整个社会与酒店还需要对消费者使用绿色生态酒店产品积极性采取积极态度, 运用更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对绿色生态酒店产品的态度, 只有这样绿色生态酒店产品的社会和酒店良好愿望才能实现。

3 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经济驱动模式构建

酒店全面建设绿色生态系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酒店与顾客在环保生态建设的积极意愿通过经济利益的合理调整和分配, 使双方利益得到满足, 同时环保措施亦可顺利实施并扩展。为了更清晰、明确的建立生态酒店经济驱动模式, 我们在这里假设酒店只有客房部, 酒店仅出售客房一种产品。

顾客是绿色生态酒店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顾客支持, 绿色客房没有市场, 也即没有收益。我们假设当顾客在购买酒店绿色客房后, 积极配合酒店各项节能减排措施:例如住店期间减少甚至不进行床上用品的洗涤, 每天只需要整理房间, 为了鼓励顾客这种意愿, 酒店在进行相应核算后, 将部分利益让渡给消费者, 例如以费用形式从客房住宿费中减掉或返还给顾客, 也可采用优惠券形式返利给顾客, 优惠券可以是购物券, 也可是酒店其他服务券, 总之, 为顾客节约酒店各类资源给予经济上的鼓励, 这样对酒店顾客来讲就有了经济上的驱动, 实行起来必然得到消费者支持。

作为这项措施的另外一方酒店, 从根本上来说, 是这一措施的最大受益者。我们借用一项调查数据为例。2014年, 中国旅游研究院进行了一项关于经济型酒店顾客消费行为的调查, 数据显示经济型酒店顾客因公出差平均住宿天数为7.99天, 因私住宿平均天数为6.67天。以经济型酒店顾客住宿最低天数6.6天为基数进行计算, 假设某位顾客在该绿色生态经济型酒店住宿6.6天, 按酒店行规, 中午12点结账, 0.6天超过6小时, 按一天收取房费, 即7天。顾客住宿7天期间床上用品及卫生间毛巾浴巾等都没有按常规每天清洗而是在顾客离店后一次性清洗。期间节省的酒店客房服务员更换床单等物品劳动力是第一项, 节约运送脏布草去洗衣房 (假设该酒店服装是自建洗衣房) 费用是第二项, 第三项是减少洗涤剂使用量, 减少水污染量;第四项是节约用水。对于酒店来说每天这些资源和费用的总和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更何况是7天, 当然我们这里使用的是平均数据, 没有考虑每位顾客的具体数据,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最终结论。这些节约下来的资源和费用酒店可以与顾客共享, 这样经济上的补偿以鼓励这种节约行为的继续保持, 这一过程是双赢的。

我们将上面的双赢过程总结为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经济驱动模式绘制如图1, 用以更明确的描述该过程。整个模式是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实行, 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的经济驱动模式主要在酒店绿色生态系统中运行。

具体过程是:酒店设计并建设绿色产品并推向市场面向顾客, 顾客在住店期间配合酒店使用或选择绿色生态产品, 节约酒店及社会资源, 酒店与顾客共同享受节约资源利益, 即顾客获得酒店给予一定补偿, 酒店因顾客选择绿色生态产品而节约部分资源和劳动力, 减少污染。酒店在积极参与建设绿色生态产品时获得酒店外部社会在技术、环保型资源或产品支持, 在运行中获得相应经济效益, 同时向外部社会输出良好的行业生态运行机制与生态经济效益, 从而形成整个行业良性生态运行模式, 完成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的经济驱动力问题。

该经济驱动模式的最大亮点在于:对于参与者而言, 双方都获利, 同时又保证整个行业的生态性, 即减少或不向外部体系排放污染或增加资源消耗, 是对生态经济建设的最好诠释, 也是生态经济在酒店行业的可执行的、有效的经济驱动模式。

当然, 现阶段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的实践可能仅在客房产品上可操作, 在其他产品上的操作可能性较差, 这可能需要整个社会在绿色生态、节能环保类产品的发明和创新上不断努力, 相信绿色生态酒店建设客房经济驱动模式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导作用。

4 结论

绿色生态酒店建设经济驱动模式需要整个社会提供节能、环保技术, 酒店积极应用各项有效技术与措施, 并在建设过程中将节能环保利益部分让渡给消费者, 提高消费者配合意愿, 使整个驱动模式有最原始动力。

在该经济驱动模式中, 社会、酒店企业与消费者都得到经济上的补偿, 同时绿色生态酒店建设和实施并未受影响, 也正因此, 绿色生态酒店才解决了最基本的经济驱动问题, 并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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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金福, 汪侠.饭店绿色营销博弈[J].观产业观察, 2005, (2) :101-103.

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探析 篇8

1 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概述

国内学者对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研究, 主要从推动方面和制约方面进行研究。

1.1 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推动方面

徐建中, 马瑞先 (2007) 认为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企业利益, 外部环境动力来自于政府行为、市场需求、资源与环境约束、技术发展, 并构建了企业生态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吴航 (2009) 认为推动我国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有:不断健全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和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生态转型。李文超 (2011) 认为生态规制、生态消费和生态创新三个子系统协同作用构成高技术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系统。鲁雁 (2011) 认为产业进行生态化发展主要受环境保护及清洁生产的要求, 同质产业间的竞争驱动, 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推导。余芳, 秦成逊 (2012) 认为政府宏观产业规划与政策的引导调控和国内外产业调整转型的战略机遇是推动昆明工业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动力。谢丽, 徐波 (2013) 在梳理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生态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后, 指出生态文明是产业生态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徐增文 (2013) 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主导力量;政策法规引导是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制度保障。韩斌 (2014) 指出循环经济和创新是促进资源型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

1.2 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制约方面

白小虎 (2010) 认为制约产业生态化的制度障碍有:环境保护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的特点, 而负外部性会导致生态化效益大大低于经济效益;正外部性难以内部化而使产业生态化的内在动力不足。田昕加 (2011) 认为林业资源型城市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制约因素有:认识障碍、成本障碍、制度障碍和技术障碍。廖文华 (2012) 指出贵州省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生态环境脆弱, 基础设施不完善, 交通网络不发达, 人才设备缺失, 这些都是制约贵州资源型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要素。王倩雅 (2013) 认为制约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要素有:体制缺陷、技术瓶颈掣肘、融资能力不强。

2 生态文明———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源动力

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 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就是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在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 资源型企业实施产业转型已是必然的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生态化的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是以深化产业结构为战略基点, 是通过产业生态化而实现的。在生态文明背景下, 产业的生产要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的消耗, 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就必须对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这要求对传统产业进行创新改造, 要进行产业创新改造就要有技术创新的支撑, 这无形中推动了产业向生态化的发展转型。我们可以建立出生态文明对产业生态转型的推动作用力的传导机制 (如图1) 。

3 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要素构成分析

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化转型的动力就是指在资源型企业产业转型过程中, 对产业生态化转型起到推动的各项要素, 包括市场、技术创新、政策。本文要培育“政策推动———技术创新驱动———市场拉动”的动力要素机制, 推动资源型企业产业的转型, 使产业的发展符合生态化的要求, 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 达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的要求, 最终实现经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及可持续发展。

3.1 政策推动

第一, 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涉及到整个资源型地区生态系统的构建, 以及产业生态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资源型企业进行产业生态转型的过程中, 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需要政府要从宏观层面对产业的未来进行设计和规划, 要在战略层面制定出资源与环境的政策标准以及环境的质量标准, 要以生态化的标准对产业转型进行全程监控, 要在政策上对产业生态转型进行引导、鼓励和规范。第二, 政策法规的引导, 这是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制度保障。产业生态转型需要良好的法律法规的激励和约束, 完善以前的生态保护法、节约能源资源和环境质量等评价法, 使之适应产业生态化转型的要求。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出台新的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推动产业生态转型。

3.2 技术创新驱动

技术创新是影响环境质量和企业进行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 (大部分工业化都是资源依托型工业化) , 越来越多的资源被开发和消耗利用, 而在开发和消耗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又是粗放的发展, 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和回收率低下, 造成污染废弃物的数量大幅度的增加, 使环境的质量水平不断降低。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 产业生态转型必须依靠技术的创新, 推动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转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 (环保产业就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集合体) , 环境的污染就会减少, 这就是技术创新对环境的影响。第二, 资源型企业要对产业进行生态转型, 就要实现资源、物质的节约, 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再利用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 这些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撑, 只有通过技术的进步, 工艺的改造, 依靠技术创新, 才能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废弃物的排放和环境的污染。

3.3 市场拉动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的生存环境的重视, 消费者相应的市场需求结构和层次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 消费者开始追求绿色产品、生态产品等, 企业为了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客户以及利润,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那么产业的经营就应该适应消费者的绿色需求及生态消费观念, 抓住机会, 以一种新的经营观念应付对手的竞争, 抢占制高点并最终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另外, 随着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人们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 消费者会优先选择那些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 而那些破坏环境的企业将会失去市场, 企业只有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纳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之中, 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赢得市场, 赢得竞争。资源型企业与市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 市场的“倒逼机制”使得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4 动力要素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模型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经营和低碳生产成为了时代的主题。首先, 生态文明建设引导不管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各项有关环保、减排的政策法规, 使之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这些政策法规反过来又进一步的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建设, 同时这些政策法规对于市场起到了规范的作用以及对于科技的创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其次,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高效技术的支持, 为了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引导技术的进步, 这又反过来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 同时技术的进步使得企业核心力增强, 减少了市场的竞争。第三,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的提出, 引导人们逐渐改变了消费的观念, 逐渐转向对绿色产品、生态产品的需求, 这使得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 而改变生产经营观念, 使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融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之中, 以便生产出符合消费者的生态消费观, 这种生产观念又反过来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由上我们可以建立出动力要素与生态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如图2) 。

5 总结

通过对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动力研究, 找出驱动其生态转型的动力要素, 能够使资源型企业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更加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也能在发展资源型企业时,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保护青山绿水, 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摘要：生态环境的恶化是资源型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产业生态转型是资源型企业一个重点和难点。资源型企业要实现产业生态转型, 必须寻找驱动其转型的动力, 生态文明是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的原动力, 分析了“政策推动——技术创新驱动——市场拉动”的动力要素, 认为这些动力要素是资源型企业成功实施产业生态转型的关键, 建立了生态文明、动力要素和产业生态转型的关系模型。

关键词：资源型企业,产业生态转型,动力,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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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雁.产业生态化动因机制及其模型构建[J].统计与决策, 2011 (4) :60-62.

[5]余芳, 秦成逊.生态文明背景下昆明工业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探析[J].环境科学导刊, 2012, 31 (6)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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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昕加.基于循环经济的林业资源型城市产业生态化发展研究[D].黑龙江:东北林业大学, 2011.

[11]廖文华.贵州省资源型产业生态化发展路径研究[D].贵州:贵州财经大学, 2012.

生态驱动力 篇9

关键词：供应链网络,集成管理,动力机制

供应链网络组织管理是以供应链网络为纽带,成员企业之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纵向或横向产业关联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必然包含着目标、组织和文化的接近乃至融合的深层次内涵。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复杂性使得传统管理理论与方法难以适应其动态复杂的特点,因此,运用集成管理和协同管理理论来研究供应链生态网络的内在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并解决组织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是目前网络组织管理研究的重要方向,是指导管理实践的策略思想和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有效方法。

1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内涵

詹姆斯.弗.穆尔(Moor.J.F.)运用生物学原理于组织战略研究,形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在产业界限日益融合的情况下,竞争来源于企业所属的商业生态系统间的对抗,单个企业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定成员[1]。企业生态系统的观点强调:企业自身是一个生命系统,同时它又是高一级、它所栖息的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企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与社会有着全方位资源交换的而且不断在作内部调整的动态系统,具有企业自身所没有的新的特性和功能[2]。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不同于生物学上的生态系统,它是一种范畴,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横跨社会、自然、经济众多领域的空间范畴。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该生态系统的形成是根据一定的目标和要求将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资源)集成在一起,而将不相关的因素排斥在生态系统之外。因此,它既充分开放又相对有界,是一种适度开放。

商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组织思维模式,其竞争力可以由其运营价值的大小衡量:处于不同“活性结点”上的企业在生态系统协作框架之内,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所创造和增加的价值总和[3]。因此,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如下的思维模式,即把各项生态元素纳入客观的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中,并着重考虑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与各对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别是各集成元素的演变规律等,不能仅考虑单个元素的状况,更不能把复杂事物或复杂关系的整体性能等同于各要素性能的直接简单相加。相反,只有把各种元素纳入到其有系统性质特征的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之中,才能揭示出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时的作用机制,也就是所谓的集成动力机制。

2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形成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形成就是一个由混沌走向相对有序的过程:在生态系统形成之前,大量的单个企业散布于四面八方,且各自按自己的目标进行自主运动,单个企业之间可能各不相干,偶尔有联系,多属于交易关系而不是有目的的组织关系,各自以自身的运作模式运动变化着,此时的状况类似于一个混沌系统。在由许多企业构成的混沌运动中,会出现混沌学中称之为“奇怪吸引子”的核心企业,在共同目标、利益联盟等诱因的作用下,其他成员企业都被核心企业所吸引,体现着吸引的一面;而成员企业由于自身的目标、条件、价值取向等因素不同于核心企业,则又倾向于远离吸引子(核心企业),体现着排斥的一面,从而使得混沌系统成为一个由吸引和排斥、稳定和失稳交织混杂在一起的统一体。当成员企业在与核心企业的相互作用(协商、共识、利益均衡)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均衡稳定的关系时,原先那种无序的混沌状态便演化为一种相对有序的结构态势,核心企业与所有的成员企业(严格来说,是成员企业中参与组成供应链网络的那部分资源和功能)集成为有机的整体。这种整体便是我们所说的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

(1)生态元。处于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之中并构成生态系统的元素称为生态元。生态元是生态系统的最小基本单元,是生态系统形成的基础。生态元包括范围很广:人员、资金、设备、专利技术、分销渠道、品牌、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原材料等资源,均可作为生态系统集成的元素。

(2)功能体。为了适应供应链网络中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功能体是由一系列生态元按一定技术规则动态地组合在一起,能够实现一定功能的集成体,是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功能单元,如设计、制造、运输、分销和服务等。

(3)基核。它是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中,首先要有基核,才能吸引和聚集各种生态元,从而形成生态系统。基核本质上也是由一系列生态元构成的功能体。功能体必须具有一定条件才能演变为基核,具体来说,基核(属于核心企业)应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够发现或提出构建供应链网络的共同目标、共同愿景,能够吸引各种功能体(属于成员企业)并聚集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基核能够对备选的各种功能体进行震荡筛选,形成优势互补的供应链网络;还应当具有很强的集成能力,能够担负起统摄整个供应链网络运作的重任。

(4)集成键。供应链网络中生态元与生态元之间、功能体与基核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集成键来表示和反映的。集成键是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纽带,它所包含的关系有两类,即吸引和排斥。二者的共同作用表现为元素间的协同效果。集成键的性质和结构决定着其强度,根据集成键的强度,可将成员企业之间的集成关系区分为紧密集成、半紧密集成和松散集成。

(5)生态边界。尽管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是开放性的,但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的吸引是有一定条件和范围的,因此,生态系统中集成要素之间的作用力(互补匹配程度)也是有限度的,这就决定了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是有边界的。我们可以相对地界定出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边界”。这种边界相当于生物体的细胞膜,它是生态系统与其外部空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界面。它一方面抵御对已形成的供应链系统有破坏作用的元素的侵入,如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对手的破坏;另一方面又阻止系统内有益元素及能量的散逸,如合作伙伴间的不信任、不配合等。

4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集成动力机制

从本质上讲,供应链网络生态网络是一种非平衡非线性的自组织系统,这种系统的演化发展是通过不断振荡实现的。造成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由混沌转为有序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生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基核与生态元及功能体的交互整合作用。

4.1 生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态元的本质就是一种要素,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构成中的基本要素种类很多,如人员、资金、设备、专利技术、管理经验等几类要素。以组成符合要求的功能体为目标,生态元之间会发生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作用关系,这是生态系统的基本运动,是生态系统作用机理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每一个功能体都是由众多的生态元所组成的。也就是说,功能体内包含了多个生态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4.2 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集成键的作用下,生态元集成为具有一定功能的集合体——功能体后,其性质也大不一样,有的甚至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功能体的功能作用不能简单地从生态元之间的关系中推导出来,是一种集成突变的功能,具体来说就是成员企业根据供应链组织的要求抽取必要的资源组成特定的作业小组来完成供应链组织要求的新任务。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类混沌系统。混沌系统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存在非线性的交互作用,因此生态系统中生态元之间、功能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就是非线性的。

4.3 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的交互作用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最终取决于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的交互作用关系,也即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协调的程度或称耦合度。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之间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主要作用方式。没有这种联系,即使生态元之间、功能体之间的作用再紧密,也只能形成局部的集合体,而无法形成有机联系的、有序的生态系统,即各种要素内部的功能、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依然处于混沌无序状态。当基核与生态元、功能体发生联系后,在基核的统一协调下整个供应链网络中的各种要素就被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生态系统的能量、有序性均达到最佳。

4.4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竞争协同

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本质上是混沌系统,因而网络节点之间的竞争和协同永远存在。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当协调的因素(共同目标、利益联盟、相互信任)成为竞争和协同双方的主导因素时,生态系统便处于相对稳定态,形成相对稳定的有序组织。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振荡(市场的不确定性、利益分配矛盾、信任危机等),振荡引起联锁反应后,会得到放大,产生牛鞭效应,竞争的因素便变得日渐突出,于是,生态系统打破稳定进入否定的相变阶段。经过相变(战略目标调整、供应链优化、利益分配调整),协同的因素重新确立,是对失稳的再次否定,重新进入稳定态,形成新的有序结构。此外,生态系统中的供应链集结方向的准确性和核心企业引力强弱决定了各集成要素能够经过有目的、有意识的比较选择,最终以一种既能发挥各要素的最大优势,相互之间又能以充分实现功能及结构优势互补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从而使供应链网络发生质的跃变,并最终决定了供应链网络集成的效率和质量。

5 利丰贸易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集成的案例分析

利丰贸易组建与运作供应链网络的组织模式(如图2)中,利丰贸易的产品事业部(如LF/C3)是供应链网络的运作管理中心,由LF/C3的一个工作小组(以V3为例)与质检(QA)、工厂评估(FE)、船务(Shopping)三个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建工作小组,负责组建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设计供应链的业务流程,按流程要求对任务进行分解,提出完成子任务的功能要求。供应商、生产商在各自所具备的生态元(人才、资金、设备、技术等)的基础上组建基本组织单元(BOU)如设计、生产、仓储等,并按子任务的功能要求集结BOU组建功能体,形成相应的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在V3的协调管理下基于业务流程有序运行。

利丰贸易组织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运营而形成统一的系统,必须组织协调好各种工作小组,以支撑供应链网络的业务流程:

(1)清晰地界定流程目标以及各工作小组在流程中的角色作用和责任分配,使工作小组意识到只有使自己的“内部客户”满足,才有可能使供应链网络最终满足外部客户的需求,自己才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工作小组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组织的使命,其结构特点是扁平化、网络化和精简的模块化组织。

(2)工作小组要树立客户的观点,通过信任机制、承诺管理使工作小组构成客户和服务关系网,使物流和信息流等通畅。以承诺链为纽带把外部客户、合作者、内部基本工作单元甚至竞争者连接成一个整体,提高工作小组的主动创造性和责任感,提高了供应链网络的应变能力和运作效率。

(3)面对变化的环境,外部客户的需求可能变化,各工作小组之间可能改变承诺关系或进行重组,以保持流程的灵活性和完整性。因此,保持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应变性和协调性是至关重要的。

6 结论

要提高供应链集成管理运作效率和质量关键在于推进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升级,关键在于促进生态元、功能体、基核之间的协同与竞争关系。一方面要提高集成元素的自身素质,保持其竞争性,才能达到优胜劣汰;另一方面,又要实现协同,才能达到优势互补,功能放大。即只有调整、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竞争性互补关系,供应链网络生态系统的运作机能才能实现动态最优化。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弗.穆尔.竞争的衰亡——商业生态系统时代的领导与战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刘志坚.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生态网络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61-64;

[3]李维安.网络组织——组织发展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王兴元.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意义[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2):175-177.

生态驱动力 篇10

海南文明生态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内部机制

1. 生态资源基础好

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是建设文明生态村的最基本要素。海南自然生态资源的最大优势在于丰富的热带资源, 集中表现为热带土地资源、水力资源、植物资源、南药资源和水产资源, 为多种类型文明生态村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基础。以植物资源为例, 海南岛有维管束植物4000多种, 约占全国总数的1/7, 其中630多种为海南所特有;在2000多种乔灌木中, 经济价值较高的有800多种, 热带观赏花卉及园林绿化美化树木200多种。

2. 村落能人出现

村落能人或村庄精英是学界一直所关注的问题。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 无论是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 还是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 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带头人”, 往往是一些在村里声誉较好的、热心于村庄建设的或者是见多识广的人、村干部等。有了带头人, 大家就有了凝聚力, 思想上容易拧成一条绳, 同时也便于上级政府联系了解创建进展和实际困难。比较典型的有, 儋州市那大镇力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桂妹, 海口市大致坡镇美偶村在外经商的村民郑有布、郑子龙父子, 三亚市田独镇荔枝沟村支书吴海育。以黄桂妹为例, 她把发展农村经济、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 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经济, 整治村容村貌, 农民收入节节攀升, 全村人均收入连续两年递增10%, 村民住进了“南瓜楼”、“橡胶楼”。

3. 自觉的模仿效应

“模仿”最初是社会心理学概念, 现代经济学家把“模仿”引入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从现实情况看, 有效的模仿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针对起步阶段海南农民文明生态村建设积极性普遍不高的现实, 各级政府着力抓好典型示范, 重点选择群众基础好、有一定经济基础、有一定规划基础、有较好干部条件的村落开展探索实践, 保证选定一个建成一个, 建成后文明生态村面貌的巨大变化, 吸引了大量村落的申报加入。短短三年内, 文明生态村示范点迅速发展, 从2000年的十几个到2001年底的近400个、到2002年底的1000多个。目前, 海南全省文明生态村示范点已接近12000个。

4. 农民的广泛参与

农民是文明生态村的直接受益者, 也是文明生态村的主要建设者。没有农民广泛、深入、持久地参与, 文明生态村建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能人带头”、“典型示范”下, 农民投身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积极性不断高涨, 责任意识不断强化, 普遍形成了人人参与、出钱出力的良好局面。比如, 文昌市东阁镇福田村, 全村38户228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人人投工投劳, 个个参与创建。700多米的挡土墙、35平方米的文化室和300平方米的排球场, 都是村民出工出料完成的。

海南文明生态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外部动力

1.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自2000年提出建设文明生态村以来, 海南省委省政府几乎每年都明确把创建文明生态村列为“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是明确文明生态村建设的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 做好发展规划。比如海南“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创建文明生态村的战略目标;二是健全文明生态村建设的领导责任体制, 并作为干部年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 定安县把“百里百村”文明生态村创建与新农村建设统一起来, 从县委书记、镇委书记到村支部书记履行创建第一责任人职责, 从组织上确保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把文明生态村建设的资金投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制定多种措施, 加大财政的倾斜性支持力度。

2.社会资源的有机整合

在文明生态村创建活动中, 海南省坚持全社会积极参与, 形成了两个突出的亮点。一是广泛开展城乡共建、工农共建、军民共建、各党政机关“包点”共建等多种形式的创建活动, 形成了岛内干群共同努力建设文明生态村的发展态势;二是充分发挥海南侨乡优势, 积极努力争取海内外侨胞支援文明生态村建设。比如, 文昌市是著名的侨乡, 目前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共有120万人, 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文明生态村建设中, 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已成为该市文明生态村建设的重要力量, 广大华侨对该市文明生态村建设慷慨解囊, 倾力相助, 共计捐资2030万元。

3.市场需求的迅猛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