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科学发展模式

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精选六篇）

库恩科学发展模式 篇1

关键词：科学历史主义,范式,科学发展

一、“科学历史主义”的库恩

按照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被看作是一种“累积和渐进发展”的过程, 是一种不断地向科学预设的某个目标接近的事业时, 库恩却在此时提出一幅不同的科学发展图景。他认为累积性是常态科学的特质, 通过“解谜”活动, 稳定地拓展科学知识的外延, 但这种累积不是为了去发现新的理论。因此也不会有新的科学产生。

科学历史主义认为科学哲学是描述科学家实际上在如何做, 强调科学的内容, 研究活生生的具体的科学理论是如何产生、变化, 在何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发展的, 认为科学理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存在论、世界观或形而上学的支配。在这些问题上它与逻辑实证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科学是逻辑的还是历史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科学的发展是不是渐进的积累过程?科学进步是否存在理性的标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得科学历史主义被认为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场革命。科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库恩, 正是掀起这场科学哲学“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

凭借扎实的自然科学功底和浓厚的哲学素养, 库恩着眼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引进了社会因素、科学共同体的要求和心理状态等进行研究, 同时还提出了一种连续和中断、渐变和突变交替进行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即“范式革命”的科学发展观, 是一种可以从科学研究的历史记载本身浮现出来的科学观。以下这一开放的图式就概括了库恩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

前范式科学→常态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态科学→新的危机……

即任何一门科学在形成公认的范式之前, 处于相互竞争的前范式科学时期, 相互竞争之后从而形成共同的范式, 随之就进入常态科学时期, 这时范式会指导科学共同体进行“解谜”活动, 随着科学的发展, 在常态科学中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在已有的范式中无法解决的反常现象, 这就引起了科学危机, 再次通过竞争, 实现了新旧范式的更替, 新的科学共同体也会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 这就是库恩的科学发展应有的模式。

在库恩看来常态科学时期, 科学共同体需要解决难题, 坚守范式, 不容许出现对范式的重大突破, 将范式视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常态科学时期有其重要的功能, 在这个时期科学家们不会去怀疑“范式”, 可能出现的反常现象还会被调整成为与范式预期相符的现象, 从而对范式提供支持。

根据库恩的解释, 范式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 表示一个科学发展经典的模式。他指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 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产品, 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特殊性, 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一种范式是, 而且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 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库恩认为范式是“代表这一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体”。范式能够把一批坚定拥护者吸引过来, 并组织起来提出一些可以解答的疑难问题, 它所包含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心理素质, 也正是科学共同体这一主体所具有的科学修养、哲学头脑和心理特征。

在库恩看来, 危机是科学革命的发端。“正是这种危机首先要求创新”。由此库恩得出结论:“科学中像制造业中一样, 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 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会这么做。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 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在他看来, “范式”是否转换就是衡量科学革命是否发生的判据。

三、评述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

库恩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的“范式革命”在科学哲学史上对传统的逻辑实证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在他看来, 科学发展不仅需要前范式的成果, 还要勇于突破, 在不断淘汰与汲取的过程中产生新的范式。他强调范式更替的重要意义, 启示科学共同体要敢于冲破旧范式的束缚, 以求真为本, 不惧挑战科学权威。库恩对危机的分析, 给科学家们更多启迪, 不但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在发现矛盾之后更应不断探索解决矛盾的方法。尽管库恩的科学观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但是他的进步意义还是不能抹杀的, 这也成就了科学哲学发展的“库恩时代”。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托马斯·库恩著.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变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张志伟.西方哲学智慧 (第二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论库恩科学革命的缺陷 篇2

论文关键词:科学革命;随意性;范式

一、他的发展机理是充满偶然的随意性

库恩科学发展模式 篇3

关键词 库恩理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随着计算机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程度及速度的衡量方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相关工作及研究人员的关注。库恩提出的科学革命模式就是一种以模式的形式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来的一种方法。①此论文基于库恩理论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1 库恩理论概述

库恩理论主要是对科学的动态发展状况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述。该理论冲破了古典经验论，指出科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或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范式的形成的理念。库恩理论诞生之后，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有效地促使相关工作人员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科技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科恩理论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其实，库恩提出的理论主要包括：前范式科学理论，常规科学理论及科学革命理论，其中科学革命理论也称为新常规科学理论。而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新的范式来替代旧的范式的一个过程，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以通约的。②

2 基于库恩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分析

基于库恩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前科学时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常规科学时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革命时期。

首先，对于第一个时期来说，也可以大致归纳于三个阶段——计算工具的发展阶段、机械式计算机的发展阶段、继电器式计算机发展阶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前科学时期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而且各种思想和学派比较繁杂。不论是计算工具阶段、机械式计算机阶段还是继电器式计算机发展阶段都没有系统的结构，也没有相关的指导理论，所以整个的发展来看，方向非常地模糊，发展进度的衡量标准也不明确。而这些都是库恩的前科学时期的典型特点。虽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前发展阶段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但是这个阶段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是现代常规科学时期的电子计算机发展的基础。

其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常规科学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而且理想计算机理论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提出，为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标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形成，有效地促進了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在这个时期计算机的演变经历了电子管时代、晶体管时代、集成电路时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智能计算机等阶段。③

第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革命时期。这个时期虽然计算机的发展非常地迅速，而且功能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摩尔定律密切相关。有相关专家在回顾40年来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发展中提出在今后的几年里摩尔定律可能还可以适用。但是，如果晶体管电路的性能接近极限的话摩尔定律将走到尽头并有可能完全失效。所以，很多专家预言，一旦摩尔定律走到尽头，电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革命必然到来。

3 基于库恩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式其实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模式，一般来说一种范式要被彻底地推翻必须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要一定的量变才会引起最终的质变，一种旧的范式才能被一种新的范式替代。而单个的事实或单个事件通常不能证实或推翻一种范式。所以，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来说，只有当旧的范式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的时候，而且有更好地范式代替旧的范式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的更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新旧范式的转化、过渡或者更替。

同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潜在威胁性，所以很多相关工作者及科技研究人员，都在致力于研究一些新材料和新技术。如果这些新材料和新技术的研究能够在危机出现之前研究出成果的话，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危险的出现。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实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就可以从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常规科学阶段，直接进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而这必将加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现阶段人们正在着力研究的新领域包括：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等。

4 结语

通过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库恩理论的提出揭示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基于库恩理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以及科学与技术革命时期三个时期，而且基于库恩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很大。最后，希望论文的研究为相关工作者及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注释

① 杨玉成.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和经济学方法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2）.

② 陈红.科学哲学的演变和信息系统认识论[J].系统辩证法学报，2012，（4）.

库恩科学发展模式 篇4

关键词：波普尔,库恩科学发展模式,划界标准,内在动力,目标,研究方法

科学发展模式是从动态上描述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内在机理的主要形式, 包括从宏观上描述科学整体运动的规律以及从微观上阐述科学理论增长的过程, 从而在本质上认识科学及其规律, 推动科学进步和发展。科学发展模式主要包括: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发展的目标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在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科学发展模式, 主要有逻辑实证主义的直线积累模式、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模式以及劳丹的解决问题模式等。本文试从科学发展模式的四个方面对波普尔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作比较以说明二者的关系。

1 科学划界标准的比较

科学的划界标准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清科学不同于其他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所以在研究科学发展模式时, 所有的科学哲学家都对它非常重视, 不同的划界标准下就形成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

波普尔在《无穷的探索》一书中, 说到他也是从划界标准问题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他从划界标准问题思考到归纳问题, 否定归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提出著名的证伪主义理论, 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全面的批判。波普尔的划界理论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 却又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某些最基本的观点而与之对立的。波普尔认为:“不存在什么归纳。因此从为经验所证实的单称陈述中推出理论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所以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的。”。因此他推翻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可证实性的划界标准。同时他又提出:“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 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 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 即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由此看来, 波普尔认为科学是由全称命题组成的系列, 用经验不可能证实一个理论, 却可以否证一个理论。按照他的可证伪性原则, 凡是在逻辑上可以被证伪的理论, 就是科学理论;反之, 则是非科学理论。这个标准在形式逻辑上, 具有支持力:一个表示充分条件的理论, 否定后件, 必然否定前件。但是, 肯定后件, 不能有效地推出“肯定前件”的结论。这是可证伪性原则比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的明显长处。

然而,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并没有解决划界问题。“因为波普尔的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科学家的脸皮很厚, 他们不会只因为事实与理论相矛盾就放弃理论。他们通常要发明某种挽救假说以说明他们届时称为只是一种反常的东西。”说到反常, 我们不得不想到库恩, 库恩提出了“范式”的概念, 并认为范式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 “科学共同体取得了一个范式就是有了一个选择问题的标准, 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 这些选择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只有对这些问题, 科学共同体才承认是科学的问题, 才会鼓励它的成员去研究它们。别的问题, 包括许多先前被认为是标准的问题, 都将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然而, “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模式, 具有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 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共同理念。由此看来, 以“范式”为划界标准是非理性的, 科学革命也只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所以与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划界标准”相比, 库恩的划界标准无疑在逻辑上是落后的。

2 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比较

波普尔和库恩都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累积发展模式, 即经验的不断累积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相反, 二者都持“不断革命论”的观点, 认为科学发展是不断革命的结果。当然, 二者也有不同之处。

波普尔认为猜想与反驳是科学知识发展过程的本质。他声称:“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包括四个环节:P1—TT—EE—P2, 即1) 科学从问题开始。2) 针对问题, 科学家进行大胆的常识性猜测, 即提出假设和理论。3) 各种理论之间激烈竞争, 相互批判, 并经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 从而清除错误, 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4) 新理论被证伪, 又出现新问题, 开始下一个过程。

因此, 波普尔认为科学是创造性事业, 在科学内部存在矛盾时, 需要充分发挥人的大胆猜想能力, 主动尝试、反驳、纠错。他认为“美德并不在小心谨慎地避免犯错误, 而在于无情地根除错误。一方面大胆的推测, 另一方面无情反驳。”这就是波普尔的妙诀。

库恩认为, 科学的发展是从旧范式到新范式, 即范式的更替是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旧范式的指导下, 常规科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中, 会出现反常。起初, 科学共同体成员通过一些技巧性的转变使这些反常能被范式所同化, 后来尽管科学共同体成员一直不断努力去解决反常现象, 然而“解谜”最终是徒劳, 这使科学共同体成员对常规科学表示质疑, 危机出现。由此, 共同体成员对常规科学的信念不再是忠贞不渝, 而是另辟蹊径去创造新的范式, 试图消除反常现象, 科学革命便发生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如政治革命一样, 往往会出现无数具有竞争力的范式面对反常展开竞争。而最终范式的确立取决于科学共同体。当新的范式确立之后, 新的常规科学便产生了。

3 科学发展的目标比较

波普尔受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的影响, 认为科学是相对真理, 具有可证伪性。人们不可能发现和占有真理只能无限地逼近真理。他在《猜想与反驳》中阐述“理论不是别的, 它仅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各种尝试”。他引入了“可证伪度”的概念, 认为一个科学理论的可证伪程度越高, 那么它越能够解释的经验内容越多, 可信度就越高。波普尔认为科学发展的目标不在于获得琐屑的真理, 而在于获得普遍的、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可证伪度高的理论。

与波普尔相比, 库恩则另辟蹊径, 他认为新旧范式的转换只是工具的转换, 没有什么标准来判断一个工具比另一个工具更有进步性, 因为两者无可比拟, 即不可通约。他说:“我没有看到本体论的发展具有首尾一贯的方向, 相反, 在某些重要方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亚里斯多德的理论, 比牛顿理论更接近些。”这样科学理论的选择就没有了理性基础, 而是取决于历史、社会等偶然因素, 于是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都成了问题。

4 科学研究的方法比较

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科学家处理科学理论的方式。正如波普尔所说这些方法和规则可以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 帮助科学家进行科学发现。因此, 要比较二者的科学发展模式, 需要对二者科学研究的方法做一个系统的比较。

波普尔首先看到了归纳法的不足, 采用证伪法。证伪法的逻辑根据是演绎推理, 根据三段论, 演绎推理推出的结果是可靠的。从逻辑角度考察, 证伪法比起归纳法严密得多。波普尔否定了归纳法的证实能力, 认为科学理论必定是全称命题, 经验观察到的是具体事物, 经验证明的命题也只能是单称命题, 不能通过肯定个别从而肯定一般。但是, 可以通过否定个别, 来否定一般。

库恩首先是一位科学史家, 他研究历史的观点直接影响其进入科学哲学的方式。库恩的历史观, 与历史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说库恩是历史主义者。他认为, 证伪主义方法是科学发展的合理重建, 却违反了科学的实际历史。证伪主义虽然动态的研究科学, 但由于不是从科学史出发, 而仍然坚持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路, 因此对于科学本质的揭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与波普尔相比, 库恩作为一名历史主义者似乎没有什么方法论和评价标准, 似乎是“反对方法”的非理性主义者。正如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所表述的那样“方法论的指导法则本身不足以对许多类型的科学问题提供唯一的实质性的结论。一个奉命去考察电学或化学现象却不知道电学或化学为何物, 只知道什么是科学的人, 他可能会合理地得出许多不相容结论中的任何一个结论。在那些合理合法的可能性之间, 他所得到的特殊结论可能是由他研究中的偶然事件决定的, 也可能是由他个人的性格决定的。”他重视与科学进步有关的历史因素, 社会因素和科学家的个体因素对科学进步的重大影响, 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

5 结语

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在科学哲学发展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和无可替代的贡献, 二者的科学思想也被应用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当然, 对二者的观点, 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虽然是对逻辑经验主义证实论的否定, 动摇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宏伟大厦, 然而他过于强调科学发展的质变, 而忽视了量变的过程, 也忽视了社会因素以及人文规约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库恩的科学革命发展模式虽然强调科学的历史主义传统, 以及社会因素的作用, 然而对逻辑主义过分否定, 不免矫枉过正。通过从以上四个方面对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进行比较, 使我们对科学发展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方面, 我们了解到求真是科学的本质属性, 任何科学都是以探索大自然的真实面目为目的的。另一方面, 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 也要重视社会因素、人文因素对科学发现的影响。对于二者的科学思想, 我们既要将其还原于当时的科学背景、历史背景中客观的分析, 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时俱进的对其批判继承, 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科学实践。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卢鹏好 (1988.06—) , 男, 汉族, 河南洛阳人,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研究生,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 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科技创新。

参考文献

[1]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8.10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纪树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3]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库恩科学发展模式 篇5

库恩的新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动态发展进行了论述, 认为科学是一种知识制造厂。在问题的评价上旧科学哲学思想具有两个特征:被评价的东西是静态的命题实体;对一种评价结果产生影响的是根据命题之间做出的阐述。也就是在命题主义前提下理论整体论产生了, 在论证主义前提下唯我论产生了。而库恩认为要用现在具有动态态度的新科学哲学替代具有静止态度的旧哲学。要想在真正理解创新必须在动态或发展的与境中, 所谓的创新就是旧的信念体系被新的信念体系取代。库恩理论的核心是范式, 可以理解为“意见一致”, 也就说对某一研究论点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具有一致的看法。

2 从库恩理论的角度分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

通常一种范式不会被单个的事实推翻或证实, 因为相对稳定性是范式具有的特点。范式的更替、过度和转化是科学革命的事实。

2.1 前科学时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这个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 (1) 计算工具的发展阶段; (2) 机械式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3) 继电器式计算机发展阶段。

由上述可知, 各种学派和思想繁杂、时间跨度大是前科学时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特点, 三个阶段没有统一的体系结构, 其发展特点对应了库恩理论中前科学时期, 但是为现代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2 常规科学时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子计算机研制条件是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熟。美籍物理学家J.Atanasoff是最初的电子算计尝试者, 在一台包含30个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电子计算机的试制中,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费, 只有一个部件制作成功。美国的莫希利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者和设计者, 他设计设计的机器简称为ENIAC。冯·诺依曼于1945年初通过度ENIAC的缺点进行总结, 提出了EDVAC通用电子计算机逻辑方案, 这个方案具有完整的存储程序, 程序内存的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 图灵是这个思想的首先提出者。1936年, 文章《关于理想计算机》由图灵发表出来, 通过数学证明, 图灵认为是存在理想计算机的。常规科学时期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由图灵和冯·诺依曼奠定了基础。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中, 他们提出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理想计算机理论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计算机在这个范式的指导和约束下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

2.3 科学危机和革命阶段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以上两个发展阶段都和摩尔定律有关, 在该定律中认为微芯片上每12月晶体管的数目翻一倍, 并且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都得到了验证。但是当半导体晶体管的尺寸向纳米级逐渐接近, 不仅难以控制电子的运行, 而且会逐渐显出出芯片发热等副作用, 半导体晶管的应用将出现危机。在下一个四十年摩尔定律不会继续有效。电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随着逐步走到尽头的摩尔定律必将迎来发展的危机时期。

3 从库恩理论的角度分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3.1 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潜在性已经被人们已深刻地认识了, 所以新技术和新材料正是现阶段科技工作者们深入研究的对象。如果拥有足够成熟的新技术和新材料, 并且有足够快的发展速度, 那么这些新研究在没有出现潜在危机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以上所说的可能出现的危机将被跨越过去, 直接迎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是目前科技工作者正在研究的新领域。

3.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先阶段可能的发展结果及发展格局

革命时期的科学研究和常规科学的发展同时存在, 这是目前这个领域发展的总体格局。作为范式标准的电机计算机的常规科学还在持续和发展, 摩尔定律依然适用。可能会有两个结果在今后的发展中, 目前正在进行的新科技领域的研究对这个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潜在的危机来临之前如果目前的技术与科学研究能够发展成熟, 而且一个新的范式被确定, 那么新的常规科学奖直接替代现在的常规科学。这个领域的革命和危机两个时期在时间上不用经历, 否则就会面临库恩理论中的第四个时期就危机时期。不管哪种发展结果会出现, 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上, 库恩理论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该领域应用库恩理论对潜在的危机进行分析, 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在革命时期之前就可以着手进行, 为跨越式发展做好准备, 从而对其发展起到加速的作用;可以促使科技工作者在常规发展阶段统一思想, 按照范式所指明的方向集中精力和时间从事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M].范岱年, 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307-308, 288, 310, 前言x.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 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2, 164.

[3]杨玉成.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和经济学方法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 (2) .

科学哲学:从库恩到后库恩时代 篇6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来自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具有理性凭证,非内在的思想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他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对科学知识的理性的说明是科学哲学家的专利。

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所谓实证,有两点含义:一是指科学理论的概念、定律和假设都要具有逻辑上的证实性;第二点含义是指一个科学理论的概念、定律和假设必须有一部分已得到证实,这种证实是可重复的,任何人都可以来验证。否则,这个理论只能算是假说。当然,假如仅以上面的条件作为判断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不够的,证实和证据有时非常廉价,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甚至像占星术这样的伪(非)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找到经验证据的支持。科学哲学家们还发现,科学定律大多数以全称判断形式出现,人类不可能作为无限次观察或检验,如果按照可证实性标准,这些定律是无意义的。科学哲学家享普尔随后又注意到这个标准还存在这样内在的缺陷,如这样的一个全称句,“所有的鹳都是红腿的”,按照可证实性标准,它是无意义的(不科学的);按照一条给定的认识意义标准,句子S无意义,那么它的否定句～S也必须如此;但是并非一切“鹳都是红腿的”等于“至少存在一只不是红腿的鹳”,后一个句子却是能用经验检验的。享普尔在分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标准后发现,要谈论单独句子是否有意义是办不到的。他最后的结论是认识的意义只能赋予整个的理论系统,这样的观点等于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分析的方法论立场。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补救语句分析方法,他注意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无论多少证据都不足推导出一个全称陈述或者说完全确证一个全称陈述,这是休谟早已发现的问题;但一个反面证据就能推翻一个陈述,无论它是全称陈述还是非全称陈述;可适用到所有科学判断的这种后件式否定推理恰恰反映了科学陈述的根本特征,这种特征波普尔称之为可否证性。波普的理论面临的挑战是,科学理论自身有很大的补救能力,能通过修改或调整回避反驳和证伪,自我持存。波普也注意到了这点。他为此区分出了特设性修改和非特设性修改。但即使如此规定,仍不可能完全制止科学理论对反驳或否证的防御问题。这个问题最终以“迪昂-奎因论题”的形式被明确地揭示出来,奎因在他的著名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31)一文中通过详尽严谨的分析后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是整个科学,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由于物理学家迪昂(Pierre Durham)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整体论的观点,因此上述整体论思想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

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有这样的共同特点: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科学,认为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元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第二,抽象掉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科学进行理性重建,将科学哲学局限于辩护的范围,不涉及科学的发现问题;第三,重点研究科学划界、本质主义与相对主义、理性与非理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然而,这种正统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除了上述的问题之外,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还是波普的“可证伪性原则”,都没有实现对科学的划界。波普的学生拉卡托斯根据“迪昂-奎因论题”的启示,认为只存在进步的科学与退化的科学的区分,不存在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标准。于是他试图把划界问题转变成理论的评价问题,[1]这对科学哲学似乎是一个进步。拉卡托斯提出了一套区分理论进化与退化的标准。但拉卡托斯的做法后来被批评为“事后之明鉴”,不具有可操作性和方法论意义。另一种思路就是遵循奎因的提示,在理论之间作整体评价,因为奎因认为命题是互相关联的,但是这个总体的范围很难限定。整体论的思想似乎很完美,同样不具有可操作性和方法论意义。科学哲学似乎遇到了困境。

二库恩的突破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了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诸多思想和他之前的科学哲学大相径庭。

把科学看做是一项知识英雄在没有先见和权威影响的情况下对上帝作品或自然之书的解读,这样的活动无疑“成了一种单人游戏”和个人消遣。库恩的突破,首先在于他发现科学研究活动更应该说是一项集体事业: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条化的学习活动是科学研究的铺垫和准备;同时对发现的评估也依靠惯例和范例为基础的集体判断。为此,库恩首先提出了有着社会内涵的概念“范式”(paradigm),用以指示科学家集团围绕着某一学科或专业所特有的理论或方法上的共同信念。范式既具有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s)又具有规范功能(normative functions)。范式既是科学家观察自然的向导,也是他们从事研究的依据。库恩又用“常规研究”表征科学家团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库恩把常规研究比喻为解谜(puzzle-solving),意思是指这类研究需要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去解决该领域涌现和建制出的难题。

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研究只要一启动,其作者已经拥有了相当完整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这就是“范式的优先性”。而方法论不足以充分说明科学活动,一个学习了方法论的学者不一定能胜任科学工作。学习科学理论的过程依赖于应用性研究,学生不可能完全从教科书中理解“力”、“质量”、“空间”这些词的意义,他们是“通过观察和参与这些概念应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到的”,也因此,“范式比能从其中明白地抽象出来进行研究的任何一组规则更优先、更具约束力、更加完备。”[2]常规科学的确立过程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规则和假定的表述,科学的活动还需要借助于“意会知识”,它是由实践获得但是又不能够明确阐述的部分。规则和假定之外的空间造成了科学研究的随意性,这也是科学研究的创造性和魅力所在。但科学活动的随意性不是无限的,否则科学活动将成为一门单打独斗式的个人秀,科学总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约束。(这里我们就能明白库恩为何没有定义“范式”概念,他后来对“范式”概念的定义也是出于对众多没有真正理解他的学者的指责而不得已之举,而定义并没消除误解,并且引起了更多的争执。)

科学理论总是受制于科学家的先行把握和先行拥有,所以在不同范式下成长起来的理论,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解释学循环回路。两个不同理论或范式不会留下完全相同的未解问题,范式理论总会涉及哪一个范式遗留下来的问题更值得去研究,这就是一个无法由常规科学的标准来解决的问题,因此,范式的选择不能单凭逻辑和实验明确地解决,对范式的评价和选择问题必须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其中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库恩更是注意到,知识的更替是突发式的、整体性的,它既是范式同时又是世界观的改变,自然规律的不变性和物理过程的永恒性只是在特定范式和共同体中有效;理性重建无法还原科学革命,科学哲学对于科学革命只能进行描述。科学哲学如果关注科学革命问题,必然要染指科学发现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学派都坚持发现与辩护的区分。这个区分同时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心理学、科学社会学区别开来。询问我们怎样得到科学的主张以及何种社会因素促成这些主张的接受,是科学史、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范围;然而询问何种证据和什么样的客观规则支配着科学主张的检验、确认或否认和接受或排斥,则属于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这种研究仅仅和逻辑有关。[3]曼海姆认可这种区分,默顿也认可这种区分。他们都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考察之范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已经违反了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区分。库恩试图从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方面来表现一门科学在它盛行时代的“历史整体性”(historical integrity)。在这里,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不可分割的局面被打破。库恩掀开了科学哲学的新篇章,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科学看法。罗森伯格在他的新著《科学哲学》一书中评论道:“库恩引入了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考虑,重塑了科学哲学的风景,并使它严肃地考虑这样的思想:科学并不是一种在确定性与可观察检验引导下的与利益无关的对真理的追求,不是一种沿着愈加接近真理之方向的连续累积。”可以说,库恩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科学作为一种人的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这个侧面,把科学哲学从认识论范畴放大到社会学和史学范畴,从而使得其后的科学哲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科学哲学由此步入后库恩时代。

三库恩之后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存在许多歧义之处,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柔性的解释资源”。[4]库恩之后出现了保守和激进两种思想路线。但走保守路线的新历史主义者没有取得什么新颖的成果,走激进路线的研究者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时显示出活跃的气象。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是后一种研究路线的代表。库恩的历史情结使他钟情于重建过时的科学传统的整体性,而社会建构论者把研究当下的科学活动作为突破点,因为当下是现实的历史。他们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通过个案研究进一步解构科学的传统形象,一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对社会建构论的兴起,人们称之为“社会研究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是彻底实现科学的情景化和地方化(locazation),并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划界问题等)进行社会学求解。这一纲领的创始人是巴恩斯和布鲁尔。按照他们提出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的观点,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起来的,无论它的真理性还是谬误都要诉诸社会的法则来解释。“强纲领”自提出伊始便引起争论,学者们普遍认为仅凭社会因素还不足以解释科学。80年代后,拉图尔和乌尔伽等人以“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的纲领替代了“强纲领”。他们认为“科学事实”的构造不仅有赖于社会因素,还须求助于仪器与设备等物质文化的条件。在研究风格上他们更注重现场考察而不是历史追溯,把重要放在知识在实验室内部的生成过程上。但实质上拉图尔和乌尔伽只不过把“强纲领”进一步细致化罢了,因为仪器设备如果广义地看做是社会要件的话,他们和巴恩斯、布鲁尔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

与“社会研究”稍晚的是“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深化和延伸。美国新一代的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是这一研究的领军人物。按照劳斯的说法,通过科学的文化研究能够“使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具体化,使之维系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并向新的文化情景转移和扩展”[5];并且劳斯指出,只有用“文化”这样的术语才能表达一种实践的、非表象的科学观,才能表达科学活动场景中的种种实践要素——包括物质、社会实践、语言传统、社会交往、社会组织以及文化自身的结构和意蕴。劳斯的视野明显比社会建构论者更广阔。其实对于社会建构论者,库恩也颇有微词,1986年在日本所作的演讲“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中的最后,库恩提醒大家说:历史主义转向似乎就是不再把科学理解为由方法、逻辑、理性所串起来的东西,而是看做共同体新进成员从初始所抱信念出发,通过研究工作和评价性批判而进化成的成熟信念体系;其次把科学评价从理性个体转移到信奉既定科学标准的全体集团成员那里;这种认识看起来很彻底,但这种认识遗漏了一个重要因素:语言。[6]库恩对语言问题的强调,显示出他的卓越见识,因为语言问题就是一个文化问题。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一种“反思性方案”(the reflexive project),因此它更接近于科学评论。“社会”在这里不再是建构科学的终极基础或无批判的实在,它开始成为反思的对象。科学的文化研究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化”研究,区别在于它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7]第一,重视对科学知识的地方性的、情境化的分析;这方面和建构论者有类似之处。第二,重视性别研究,知识与权力等问题的研究,通过援引福柯对规训权力的研究,试图确立科学的政治维度,从而实现了对科学进行政治批判的可能性。不过劳斯的社会批判特色不同于马尔库塞的科学批判,也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两种旨趣的思想,他更多的是采用描述和叙事的写作方式,强调科学自身的历史、文化实践,以及围绕科学知识的政治斗争。第三,参照其他价值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这是劳斯区别于建构论者的鲜明之处,体现了劳斯的多元文化、民主文化的视野。西斯蒙多在其新著《科学技术论导言》(2004年版)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的功绩在于,它给以地方性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实践留出了空间。”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劳斯的研究工作也是对库恩思想的深化和发挥。

同为库恩思想的继承者,但是建构论者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些问题域,劳斯显然撇开了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避免在科学划界、实在与反实在等问题上的无休止争论。按照劳斯的说法,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到社会建构论都共同怀有“合法化方案”的企图,它们认为科学知识的权威和自主性是需要辩护的,“一经放弃合法化的要求,我们就能发现,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的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像法因和哈金这样的实在论者其实与反实在论者都共享了一些前提。科学是否在合法化上到了满足,科学活动还会照样进行。”[8]

库恩之后,虽然费耶阿本德预言“科学哲学是一门有着伟大过去的学科”,但是科学哲学并没有消失,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就是传统科学哲学的继承者。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本质主义并提倡对语言进行客观描述的影响,分科化的科学哲学放弃了普适化的道路,对科学进行分科化的独立研究,特别是对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等非生命学科的生物学进行研究。它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描述性,这是对以前的科学哲学走方法论路线的反动。同时,生物学哲学也不同于传统的“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更多的是对生物学的基本概念作历史性的追溯和描述,所以有科学史的痕迹。这也体现了后库恩时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互渗透的特点。美国的大卫·赫尔是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曾任美国科学哲学联合会会长。从1968年赫尔发表《生物学哲学不是什么》一文起,他就开始了为生物学哲学独立于物理学和传统的科学哲学不遗余力地工作。几十年来,赫尔为生物学的自主性和构建生物学哲学的学科框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赫尔的论著涉及生物学哲学中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只要理清了赫尔的思想,就能够对西方现代生物学哲学的重大问题及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作出深刻的剖析。

比较来说,分科化的科学哲学的研究没有劳斯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体系宏大,但是细微之处见精神,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同样继承了后库恩时代的思想主旨,可以说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的文化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体上讲,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和指导思想比较库恩之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现象明显,甚至很难用“科学哲学”来界定这种学科群的名称,国内学者提出改用“科学技术学”来称呼这一学科群是有一定道理的。最后,我们借用小怀特(Jr.Lynn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评价20世纪科学史的研究风格的一段话作为对后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总评,小怀特在分析20世纪科学史的研究风格发生变化的原因时讲到:“主要原因是一种对于科学生态的深刻的兴趣的出现,也就是说,对于在任何阶段和地区的理论科学每样形成了其总体的与境,以及客观存在怎样由其环境、文化和其他因素所相互形成的兴趣。近代科学的历史不是对利用伽利略的方法而得到的一个无限系列的对绝对真理的发现之记录的成功过程,它与所有其他的历史成为整体,在类型上决非与所有其他种类的人类经验有所差别。”[9]

参考文献

[1]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6-48.

[2]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3-44.

[3]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1980:56.

[4]Pinch.Kuhn:The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s[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1997(27):465-482.

[5]Rause.Engaging Science[M].Cornell Uni.Press,1996:238.

[6]库恩.科学知识作为历史产品(演讲稿)[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5):16-25.

[7]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69-70.

[8]盛晓明.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