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摘要]党的执政方式建设要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一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党的执政方式在党政关系方面要实行党政分开，在执政手段方面要实行依法执政，在执政保障上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篇1：

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考量

摘要：正确认识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准确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构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考量体系，探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应对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考验。

关键词：执政能力建设；价值考量体系；党的建设

作者简介：葛英儒（1991-），男，甘肃酒泉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1]。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面临突出的“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向价值层面发展，逐渐向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深化。

一、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2]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新形势下我们党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和执政努力都是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多种矛盾交织缠绕并且复杂多变，需要明确当前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以此顺应时代要求，使党在新形势下不断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庄严许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一承诺是新一届党中央执政理念的生动表达，是我们党新形势下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标、价值根基、价值准则，构成了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从六十多年在全国的执政来看，我们党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执政的核心要义，党持之以恒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所在就是要通过党自身的努力来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利益。有学者指出，“党的执政不是为了控制权力，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至上地位，而是为了谋求和实现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执政的终极价值所在，离开了这一点，谈党的执政就会失去意义”[3]。

对此，可以肯定地说，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在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上更好地运用执政党的权力，通过自身建设来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许下的诺言，赋予了我们党新形势下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体现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的统一。在执政能力建设中突出强调人民的重要位置，符合唯物史观把人民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观点和立场，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执政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目的和动力是统一的，因而在实践中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才能和实践能力，有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其次，体现了历史传统和现實需求的统一。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二者构成了我们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核心和根本遵循。但是，新形势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成熟的思想来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贯穿了党以人民为核心的执政立场和执政理念，以敏锐的思维找准了当前执政能力建设的切入点，开拓了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境界。

二、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考量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价值内涵要实现时代化和科学化，需要对整个执政能力建设进行系统思考和深入探讨。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标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盲目的，它基于一定的价值目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目标彰显了执政能力建设的目的和意义，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统一。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是解决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党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4]（P401），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树立了阶段性目标，提供了实践的切入点，即集中精力解决当前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下，经济新常态、社会深层次矛盾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对党的执政构成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要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党必须转变执政思维，强化法治思维、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把握好挑战中蕴藏的机遇，协调内部各要素关系，落实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要求，以解决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抓手，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长远目标是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让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提升执政水平，巩固执政地位，进而确保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经过长达九十多年的奋斗，从获得执政资格到巩固执政地位经历了长期的磨练和考验，为广大人民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5]，但是“从总体上看，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4]（P402）。本领不适应说明党的执政水平还不够高，人民的利益没有发展好，对于党的执政地位依旧构成挑战。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不懈地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继续朝着这一长远目标不断前进。

（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根基

当下经济社会急剧变革，各种社会思潮纷涌而至，罔顾发展与改革的大局而对主流思想造成了冲击和消解，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此，当前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多维价值根基来确保正确的价值取向，增进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

党的指导思想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指南。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石、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指导思想直接表达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理念、目的等价值内涵和价值追求，同时也为党如何实现这些价值诉求指明了实践方向。因此，在当前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守指导思想的根本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企图标新立异式脱离指导思想的做法，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二十四字”的内容，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价值规范和价值要求，同样也构成了党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遵循的价值规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确的价值取向，凝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追求。它是评判行为是非的标准和依据，能够引领和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影响深刻、作用效果明显。可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运用核心价值观来规范执政实践、关怀人民群众，提升执政能力建设的品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底蕴。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发展的历史意蕴和价值意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更是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党要在孕育丰富多彩文化的土壤上执政，实现执政的宗旨和目标，必须把执政能力建设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文化的积极作用。其一，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引领执政能力建设，为党的执政增添文化的魅力，形成良好的执政氛围和执政环境。其二，执政能力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深入人心，让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在优秀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发芽，有效促进执政能力建设并形成大众化的效果。

（三）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准则

我们党能够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取得显著成绩，这与执政能力建设内含的价值准则密不可分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集价值性和目的性于一体的实践活动，要保证这一活动能够彰显价值、达到目的，需要一定的价值准则予以明确和规范。

执政能力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党情国情、借鉴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找到的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与人民利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息息相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主题，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始终坚持的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集中体现了党的执政的核心和关键。党的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以来，明确表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是新一届党中央执政的基调。因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方向。

执政能力建设要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一关键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會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6]。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发展任务，是党努力推动的、与人民利益紧密联系的事业，因而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维护好、发展好、保护好人民的利益。

执政能力建设要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逐渐走上了通往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今天，中华民族要朝着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继续前进，需要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弘扬强大的中国精神，凝聚磅礴的中国力量，继续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时代篇章。中国共产党担当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效果直接影响着中国梦的实现程度，所以党要把实现民族复兴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的价值准则。

三、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选择

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价值内涵的深刻把握和价值考量体系的构建，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思考。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呈现复杂性、多样性和全局性的特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巩固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思想观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内在地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价值选择，即以创新发展理念为顶层设计，以优化战略布局为行动纲领，以巩固制度基础为基本保障。

（一）以创新发展理念深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规律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六十多年的执政实践，既有对前人成功经验的继承和延续，也包含对传统的超越和突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的衍化，深化了我们党对治国理政的探知，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宏阔视野，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合规律性和合价值性的路径选择。

促进发展理念与党的治国理政的实践相结合。党的治国理政实践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从今天的治国理政实践来看，五大发展理念是对治国理政实践的总结、发展和升华的科学理念，这一理念对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又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实现了发展理念与实践的深度结合，在彼此作用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发展理念与党的治国理政的实践相结合，以开放的思维和开阔的视野把党治国理政的事业发展好、完成好，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向前发展。

实现发展理念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际相契合。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贯穿到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的完善和发展当中，为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注入了新的价值内涵。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逻辑支撑和思想保障，实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优化和提升。

（二）以优化战略布局凸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效

衡量一个政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尺度是执政的有效性，即执政带来成效，较之以往有所进步。政党的执政要取得成效，不但要对现实问题有超越一般的认知，还要对执政实践统筹安排和战略谋划。当前，我们党以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优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凸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效。

以优化战略布局促进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一直以来，我们党强调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改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重要目标，有效实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化。从过去一段时期来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从加强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来推动的，这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完善。从今天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当前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为驱动，从根本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发展，使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加科学，形式上更加规范严谨，内涵上更加丰富提升。

以优化战略布局强化党的政策执行力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虽然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做到完善合理，但是在实践中难免被搁置、冷漠，处于“存在而不用”的尴尬境地，这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说是“硬伤”。当前，以优化战略布局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既有总体要求又有切实可行的步骤，总揽全局中突出重点、在统筹兼顾中协调推进、在把握矛盾中抓住要害，保证政策措施执行稳定、连续。从实效性上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优势明显、作用突出。

以优化战略布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基础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党的执政基础，那么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发展，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盼，使人民的生活更有保障、权益得到维护、把人民的希望变为生活的现实，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这一战略布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解决了执政能力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三）以巩固制度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水平

制度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的作用。邓小平曾强调制度的重要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7]。制度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广泛认同，以制度建设来保证党的执政水平是一种合法性的价值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制度建设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由此可见，制度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的重要一环，巩固制度基础，补齐制度短板，为提升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提供保障。

执政能力建设的保障在于制度完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党的执政活动据此开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党的制度体系，培育和建构国家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有效载体和价值依托。当然，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智慧设计，制度设计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依然会存在空白和漏洞，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完善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既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设计，既明确规定该怎么办，又明确违规该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8]。通过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制度设计与形势发展需求相对接，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制度体系，保障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富有成效。

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依靠制度的创新发展，需要科学合理、务实管用、符合实际需要和便于执行的好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保持制度的创新，激发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由于制度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尤其在当前社会急速变革的背景下，制度安排与形势发展要求部分表现出不配套、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升非但没有起到帮助，反而对制度建设和党的执政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就是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创新发展，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坚持废立并举，及时清理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制度，着力解决制度滞后、僵化老化的问题，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治理现代化提供助力和保障，从而有效提升党的执政水平。

执政能力建设的实现在于制度遵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与执政能力建设的程度与制度遵循密切相关。党的制度是依据党的理想、目标、价值诉求设定的规范党内活动的准则，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的鲜明特征。分析执政能力建设低下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不按照制度规定的范畴、程序、方式进行，制度落实和执行不能完全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制度是为了落实和执行，而不是为了摆设。制度一经制定就必须严格执行……确保各项制度规定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8]。党的制度是规范、是标尺，是客观的准则，制度建设特别要强调制度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制度管权管事管人”[9]，“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9]，要杜绝舍难求易、“打折扣”、对人对事“双重标准”的现象，自觉维护制度的效用和权威，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任务。在新形势下，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内涵是贯穿执政能力建设的主线；价值考量体系是支持执政能力建设的框架；价值选择是实现执政能力建设的行动方案，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支持，形成完整统一的协同体，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形式和内容。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各种复杂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但是，我们只有相信人民，直面挑战，正视困难，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好，把人民的利益发展好，才能有效应对全新的、多方面、深层次的风险和挑战。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

[2] 施雪华，胡祥.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举措、问题与对策[J].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012（08）：04-16.

[3] 张恒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4（1）：04-17.

[4] 習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01.

[6]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09.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8] 习近平首论补齐党内制度短板[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13/c1001-28274043-2.html，2016-04-13/2016-04-23.

[9]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

作者：葛英儒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篇2：

从“三统一”看党的执政方式

[摘要]党的执政方式建设要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一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规律作用下，党的执政方式在党政关系方面要实行党政分开，在执政手段方面要实行依法执政，在执政保障上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

[关键词]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党内民主

[文献标识码]A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三个要素既各有特点，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这三个要素在保持各自的特点并存在相互间的差别或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即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差别是统一性之下的差别。三要素的统一性在于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目的和归宿。江泽民曾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都必须适应人民民主及其发展要求，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三个要素的统一性还可以理解为它们在保持各自特点基础上的“三位一体”，即党的领导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而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也同样内含着其他两个要素的含义，这样，所谓党的领导，是指党尊重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力，充分发动群众，制定反映群众愿望，符合群众利益的宪法和法律，通过依法治国正确引导人民为实现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党代替人民“为民作主”，而是党组织发动群众制定人民的法律，党依法执政，支持群众通过法定的各种渠道和方式、程序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进行才是现实的。所谓依法治国，就是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是人民运用法律手段和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当家作主，保障自己的权利。所依之法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体现的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我们对三个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是紧密联系其他两个要素来理解，这三个要素的任何一个身上都凝结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精神，这样我们就可以深化对三个要素统一性的认识。

三个要素的差别表现在它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在三者中是能动的要素，它既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坚力量，是执政的主体，又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践行者。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属于党领导人民实行当家作主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层次，要做到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党在执政过程中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掌握并运用好国家权力管理好国家事务，做到依法执政。这样，党的领导作用如何发挥就成为了三要素在矛盾中达到统一的关键，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如何使党更好地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和工具?这既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问题，也是党创建科学执政方式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贯穿于民主政治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一般规律，在党的执政方式建设这一特殊领域则表现为坚持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这一特殊规律。

执政方式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概念，主要是指一定政党制度下政党控制和运作国家政权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手段、途径和方法，以及体制、机制等，党政关系即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它的主要矛盾，但政党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和运作要涉及到多个领域，如党是排斥还是吸收其他党派和政治力量共同治国理政，这是“民主型”和“专制型”执政方式的区别标志，这涉及到党际关系问题、政党制度问题；又如，执政党如何处理党员和组织，下级和上级，民主和集中，党内决策等问题，这是党内民主和党的建设的问题，但这些又从根本上影响着政党执掌政权的思维和决策方式；再如，政党执政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确定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安排，这就涉及到党群关系，而党群关系更多的是党的领导方式的内容。因此，执政方式既以党如何运作国家政权为中心问题，同时又关涉政党如何处理党际关系、党内关系、党群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执政方式是政党运作深层次理论问题的反映和折射，把党的执政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建构党的执政方式需要遵循的基本方针，是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基本规律。江泽民指出：“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围绕党的执政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党能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检验执政方式是否科学的根本标准。党执政是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执掌和运作，是党与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政府和司法部门在内)关系即党政关系的展开，党在这个空间内的行为，直接决定着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党的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往往从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中体现出来，因此党执政要实现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必须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在创建党的科学执政方式过程中实现党的执政、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关键环节，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历史来看，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关键在于要实现党政分开，防止再出现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情况。

以党代政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党撇开或取代国家政权机关直接执政，这混淆了党政各自的性质和职能，于理不通，于法无据。党是政治组织，党组织本身没有治国理政的行政权力，国家政权机关才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这就决定了党要执政只能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才能实现，邓小平指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才能发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另一种表现，党执政虽然是通过运作国家政权机关来进行，但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命令、指挥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和方针政策，国家政权机关成为党的执行机构。从公共权力的授受机制来看，“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在权力所有者和权力使用者之间就形成了相应的法理关系，公共权力是按照这种法理关系的要求进行运作的，政党可以通过各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手段对其运作施加影响，但其

底线必须是不改变这种法理关系。”国家政权机关作为公共权力的承担者，它由民众授权产生，是民意的代表机关，只能依民意而为，党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党的意志毕竟不同于人民的意志，党的意志只有不仅在内容上与人民利益真正相符合，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人民及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才能因其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并表现为国家意志而被国家政权机关执行。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就是凌驾于民众及民意之上，这就不仅破坏了国家政权机关只能依人民意志运作的法理关系，也违背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

以党代政的危害性首先在于它使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导致党组织行政化，权力化，官僚化，党忽视领导作用的发挥而热衷于搞行政命令，不再能很好地融入群众，凝聚群众，代表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就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次，从政党政治理论看，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是向国家反映社会愿望的中间环节，实行以党代政，把党放在与国家权力机关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这就割裂了政党、国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机联系，失去民众监督的公共权力的运转就可能偏离甚或脱轨于公共权力所有者——民众意志和利益的轨道，造成公共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政治统一被破坏。在国际共运史上，苏东国家正是由于执政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扩张导致权力变异，导致人民权利的丧失和人民国家权威的沦落。这揭示了以党代政的致命问题：党在根本上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但以党代政却制造了党脱离群众的可能，这种执政方式实质是党代替人民作主或“为民作主”，它与共产党执政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当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是不同的。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执政的一切理念、形式和内容，都应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因此，共产党执政必须实行坚决的党政分开，从而实现由党代替人民作主，“为民作主”向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由民作主”的转变，这是党的执政本质的必然要求，又体现着党的执政方式建设的基本规律。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根源于党在理论上混淆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以党的领导代替了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另4的两个概念。党的领导的实现靠的是权威，它根源于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赢得的群众对党从内心的崇尚和普遍认同，自觉授权和自愿服从，而不是权力性的胁迫或强制。党的执政靠的是权力，执政是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转就是行使公共权力，以强制力为依托来治国理政。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党的执政是以党充分发挥对群众的团结凝聚，激励感召，代表引导作用从而建立党的权威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党的执政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手段，党的领导必须立足于通过党执政即党作为国家制度内的领导力量运作国家制度来实现。党应增强执政意识，将领导活动纳入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制约下。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才建立的，党在长期革命历程中赢得了民心、民信，牢固树立了党的权威，这使党在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习惯于从党的领导的角度治国理政，它以党的权威为保证，以党的政策而不是国家法律为主要手段，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要途径来治理国家。执政过程中党是“凭借政治上的绝对领导地位而不是凭借法律上的执政地位来主导国家生活。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党不是作为执政党，而是作为不依赖于国家法律和制度而存在的领导力量进行领导，它要么撇开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要么代替国家法律和制度进行领导。传统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的高度集权就是在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下形成的”。由于党的领导没有纳入法制轨道，法律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国家法律(包括宪法)被虚置，宪政缺位，不能对党及其领导活动进行有效的法律制约，导致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使得党客观上具备了撇开国家机关和法律制度直接执政的能量，这正是党的领导所以能代替党的执政的原因所在，因此，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对策在于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规范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分开的基本途径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依据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活动，它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主要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法治要求党的执政权的取得和行使都应以法律为依据，党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与国家政权机关发生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关系，依法对国家实施领导。

从党政分开的内涵看，党政分开一方面是要明确党政各自的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特别是要明确党的执政职能，即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究竟应有哪些职权责任，要划清执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另一方面，党政分开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党运作国家权力机关的合乎法理关系的党政联系机制，实现党政之间在制度、功能和政治过程上的协调和耦合。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都有赖于法治，首先，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无论是发文件，还是领导什么工作，都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党不能把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和监督之外，不允许越过宪法和法律另搞一套。这实质上是解决“党的权威大还是国家意志大，党的政策大还是国家法律大”的问题，确立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政治生活一切方面处于至上地位，改变以党代政中党的领导权威畸形膨胀的状况，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全面加强党政关系的法律基础，运用法制把党的执政行为控制在符合政权运作法理关系的界限内，达到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其次，依法治国要求党必须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把自己的方针政策国家意志化、转化成法律后，再出国家权力机关实施，禁止党的决议、方针政策未经政权机关国家意志化就要求国家和社会执行的行为。这就界定了党运作国家政权机关的党政联系机制在于党按照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依法执政。党执政的重点和运作公共权力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立法工作，争取把本党的主张和决定被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家立法机关接受和通过，上升为法律。

法律化、制度化是民主得以实现和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和基本保障，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上分析说明，

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现党政分开的现实路径是把党的执政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党政关系获得充分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正是我们提出依法治国是完善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制保证的重要依据和理由。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一方面要求在法制层面上健全权力运作，特别是党政分开的具体法律法规，为依法执政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层面上党要自觉地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执掌国家政权，把依法治国精神贯彻到具体执政过程中，真正做到依法执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我国国家权力的法定运作方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党通过法定的政权运行方式进行执政，主要是指党通过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过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或作出决定，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国家行政机关贯彻执行。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把执政重心转到支持和配合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上，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高效持续运转起来。

在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过程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党的意志要转化成国家意志，必须经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并通过；二是党如何才能使自己的主张和意志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而实现执政。前者意义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人民的意志一般是经由党的整合和提炼后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党的意志与本来意义上的人民意志可能有差别甚至背离，在以党代政条件下，党的意志无论在事实上是否与人民意志相符都可以直接付诸实施，但在依法执政条件下，党的意志要经由人民代表大会转化为法律后才能被实施和执行，这个转化过程实际是人民及其代表机关对党的意志的合人民性的审查，通过审查，否定那些不符合人民真实要求和意志的部分，使其不能上升为法律，从而防止它们借人民意志的名义被实施而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依法执政对以党代政中党可能脱离群众，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政治平衡和政治统一可能被破坏这一风险的有效防范。党只有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执政，才能使自己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取得合法性，而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法定程序，直接把党的主张视为国家意志加以执行的做法，只能是“替民作主”。这就说明，党坚持依法执政，就是要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活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统一的基础，也说明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归宿和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个问题实质是依法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党的领导提出的挑战，因为党的意志只有取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在体制上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转变为国家意志后，才能产生执政效能，进而实现执政。所以党在领导和执政过程中就必须建立保证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决策行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体现人民的要求，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的机制，这属于党的领导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即党如何联系群众，凝聚群众，代表群众，引导群众的问题。一般说来，执政党可以通过其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党组织、党员、担任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来保证党的意志国家化，但是，他们行使自己职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他们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具体职位，如果他们在行使职权时因遵从党的意志而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就会被人民代表机关罢免，所以共产党执政把优势仅建立在权力之上是靠不住的，它的优势更应在于引导和服务。这样就必然要求提高党集中民意、服务民众、赢得民心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有赖于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生成。

在依法执政条件下，执政党必须建立并完善自身的内部民主机制，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基础上使党内的各种意见都充分发表出来，正常地开展讨论、争论、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能充分反映民意和集中民智，做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认同并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最终才能回应依法执政执政方式的价值内核——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一党长期执政、不存在竞争性政党，缺乏异体监督力量条件下，如果没有党内民主，必然功能衰退，执政能力衰弱，失误频繁，丧失生机和活力，最终将在人民的选择中被淘汰。党内民主“主要价值就是通过党内的民主参与、监督和选择，保证党的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自觉坚持人民利益，从人民利益出发，以正确的决策回应人民的参与、监督和选择，回应人民代表机关对国家权力的行使，从而在机制上保证党的领导适应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机制是一个“为党的决策接受人民参与和监督，为党所输出的理论、路线、政策和国家权力组织活动经得起人民选择，得到人民群众及其代表机关认同和支持，提供内部保证”的机制。党内民主通过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党内民主以及由此带来的组织活力是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党内民主具有开放的内在结构，它不仅接受党员，而且要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党的主张的形成过程和变成国家意志的过程，就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过程。这种开放性的党内民主结构是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关键所在。

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看党的执政方式，我们看到党的执政方式只有实行党政分开，才能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奠定基础；只有实行依法执政，才能在划清党政职能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党运作国家政权的机制，做到党政分开，而只有立足于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执政。党内民主是依法执政和党政分开能够实现的支撑点，也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结合点和立足点。党内民主、依法执政、党政分开是构建党的执政方式必须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一民主政治建设基本规律对党的执政方式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　李秀华

作者：李发铨

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分析论文 篇3：

提高党的执政成效：探索、挑战与对策

[摘 要]党的执政成效是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对提高执政成效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当前，提高党的执政成效依然面临着能力不足、执政转型以及外部环境复杂等诸多挑战。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提高执政成效、实现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

[关键词]执政成效；探索；挑战；科学发展观

执政成效是指执政党通过合理地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执政资源所取得的执政成果和效率，究其实质就是执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最终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执政成效正是衡量一个政党建设科学化水平高低的标尺，是政党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基础，也是体现一个政党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的关键所在。

一、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为己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的灵活性，经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执政地位，开始了新的征程。

1.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高党执政成效的艰辛探索。1949年初春，毛泽东把即将开始的执政称为“进京赶考”，誓言要向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说：“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毛泽东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提出要注意抓好经济建设，管理好城市，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务必谦虚谨慎，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执政的，蒋介石说他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了毛泽东，建设经验匮乏、人才短缺等诸多困难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在极其复杂的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党领导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反对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了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彻底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污泥浊水，树立起新的社会风尚等等。到1952年底，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和重托，执政成效令人瞩目，党的威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提升。

1953年，我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领导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党的领导下，到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目标，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转变。在这场困难、复杂、深刻的大变革中，党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不仅避免了在社会变革中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破坏和生产下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我们党以自己的执政成效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执政能力，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共产党而言，并不是很清醒。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当中，再加上不利的国际环境，社会主义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经济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原子弹、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等等。综合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1976年），我们党走了不少弯路，执政成效总体不高。党执政后取得的经验，固然需要总结并发扬光大，党所犯的错误和教训更需要认真反思，如恩格斯所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丰富、深刻，对于党执政成效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数，值得借鉴。

2.改革开放以来党提高执政成效的新成就。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系统地审视并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合时宜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并把民主作为解放思想的前提。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等。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化，标志着党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始步入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新轨道。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准确定位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且深得民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执政成效明显提高。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路子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等执政成效，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的重要合法性基础。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新的历史重任，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改革的方向愈加明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顺利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祖国。上世纪末，我国提前实现了第二步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求真务实，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也是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快车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密切联系群众，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坚持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敢于“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改革促进新的发展；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分子，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清除害群之马，纯洁党的队伍，使我们党更加得民心，顺民意，更加清新的党风政风正在蔚然形成。党的执政成效正以骄人的成绩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二、党提高执政成效面临的现实挑战

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成本居高不下，社会环境严重污染；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各种矛盾凸显；一些领导干部搞掠夺式执政，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地方执政成本使用不合理，导致发展的成果分配也不合理；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充分说明，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依然面临着进一步提高执政成效、取信于民的严峻挑战。

1.能力不足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残酷的战争环境对每一个党员而言都是严峻的考验，长此以往，我们的许多党员干部形成了战争状态下固化的思维模式。革命成功以后，面对全新的执政环境，我们仍试图采用过去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等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一度使我们党陷入到“格瓦拉困境”当中，党的执政成效受到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此遭受重大挫折，党执政后的“本领恐慌”问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自身的状况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党面临着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新课题。我们正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明显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致使一些党员干部因不注重学习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时常陷入“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窘境中。“本领恐慌”问题是我们党执政过程中始终都会面临的课题，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是党在新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党忧患意识的体现，也是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必然抉择。

中国共产党目前承担着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素质的提高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关键。我们应诚恳地向群众学习，不仅问需于民，还应问计于民，要甘于做群众的学生，虚心向群众求教，在向群众学习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向其他国家取得较好执政成效的执政党学习，尽管国情千差万别，政党的性质可能不同，但在执政体制、执政方略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破解“本领恐慌”难题，建设一个学习型政党，是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和根本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成效面临的重大挑战。

2.执政转型的挑战。政党转型，是指一个政党随着其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任务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对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调适的过程。党的执政转型，强调的是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并不是要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任何一个政党都处在不断变动的环境中，适应变化与时俱进则强，拒绝变革保守僵化则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就世情而言，目前整个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与文化多元化交互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正在更深层次地融入并影响着世界。就国情而言，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的转型必然要求执政党的转型，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多变，可以预见和难以遇见的挑战在时刻考验着我们党，保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非易事。

党的转型能否成功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成效，甚至关乎党的存亡。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变化，积极适应新的执政环境并主动创新，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保证。党的转型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标准，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作为执政党转型的总要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党为目标，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执政党转型成功与否的试金石。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能力以及执政成效等诸多方面需要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设计，积极回应人民的期待，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有效利用宝贵的执政资源，把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

3.外部环境的挑战。外部环境的挑战，是指我们党处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而局部战争、冲突又绵延不断的复杂环境中，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推进的态势下，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国际的各种考验。

开放战略改变了我国过去半封闭的局面，我们正在以积极而又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之中。随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的渐次形成，我们充分享受到了走向世界的益处，在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了外部的资金、市场、技术和人才等优势资源，促进了我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然而，开放战略又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它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往往同时并存。一方面，当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党的战略目标一致时，它有助于党执政成效的提高；另一方面，当外部环境向着不利于党战略目标实现的方向转化时，就会影响并考验党的生存发展能力，阻碍党执政成效的提高。当前，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西化、分化进而弱化的战略图谋未变，党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颠覆、渗透的严峻挑战。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敏锐的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它们政党制度存在的一些优点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蛊惑人心，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人们很容易接受外来信息，用比较和挑剔的眼光看待党。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多变的新时代，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保持足够的敏感度，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同时，需要我们党正视我们党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成效，进行“自改革”，要坚信只要我们党自身的肌体健康而有活力，任何外部力量都摧不垮我们。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党的执政成效

1.把科学发展作为提升党执政成效的重要路径。不断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的必然抉择。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部分国家政局不稳，甚至发生动乱，归根结底都与发展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作为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党的执政成效主要通过发展业绩体现出来。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也是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与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我们党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进而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着近14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党，党执政的合法性，体现在人民的拥护上，也体现在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上。发展并不意味着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应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6]统筹兼顾既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又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国际影响力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这些发展成就充分证明，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提升党执政成效的重要路径。

2.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7]，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8]。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党执政地位的取得、保持和巩固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了主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反映了党的执政理念和党性，关乎党执政成效的高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关键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在执行过程中需不需要修正，应该通过民意来检验。以人为本，就应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提高党执政成效的根本判断标准，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以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同样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更高层面的利益。“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让人民群众参与利益实现的整个过程，不能不顾人民的意愿由党代替包办，更不是党给予人民的小恩小惠，而是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为人民谋利益，进而提高党的执政成效。

3.切实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是指党掌握、运用国家政权实现党执政目标的方法、形式的总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即党的执政方式问题。历史证明，按照什么方式执政，体现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影响到党的执政成效。理性应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成效，要求我们党必须树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新理念。所谓科学执政，就是要摒弃“左”倾意识形态狂热和个人崇拜，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减少直接管理具体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工作，使党的建设纳入科学化轨道；所谓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党内民主，以政党转型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我们既不能抄袭西方的政党制度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畏缩不前。只有坚持民主执政，才能使我们的党员干部时刻树立公仆意识，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跳出“执政周期律”怪圈，避免出现人亡政息的悲剧；所谓依法执政，就是要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习近平强调：“任何人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9]。改变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过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10]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加强党内规章建设，重视制度建设，从法理的视角来治国理政。现代国家的竞争是政党执政能力的竞争，党的执政成效则是党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而政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执政方式的优劣。实践表明，依据政党执政规律推进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提高党执政成效的重要保证，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69-137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3]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穴2？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

[6][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1.

[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81.

[9]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3-01-23.

[10]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责任编辑 董瑞军

作者：纪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