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特色论文

[摘要]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新成果，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必须要坚持时代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特色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特色论文 篇1：

解放思想与党建理论的发展脉络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几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对党建理论的发展先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解放思想：党的建设；党建理论

回顾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无一不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格与实践要求，对党建理论的发展先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并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风格。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思想建设为重点，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是毛泽东创建的，始于井冈山时期，成熟于延安时期，发展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

1　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毛泽东曾指出：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毛泽东党建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一以贯之的一个鲜明特色。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曾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谈到了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比如提到党内个人主义的纠正方法时明确指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评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时提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建国以后，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随后又指出：“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并告诫全党，“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要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　把党的建设定性为“伟大的工程”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突出贡献。 延安整风时期，是毛泽东党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是“伟大的工程”的重要论断，而且就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均作出了大量的论述，从而推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走向全面与成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使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指出了共产党组织工作的根本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已经包括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也是毛泽东称其为“伟大的工程”的重要客观依据。

3　开始重视执政党建设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中最具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局部执政的经历，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全国范围的执政实践，因此，党的建设也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阶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提出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初年的“三反”运动，毛泽东给出的意见是：“实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只有通过“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三反”运动“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几部重要法律，是党开始走向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和历史起点。1956年中共八大，不仅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而且鉴于苏联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以及对党所处地位和担负任务的清醒把握，第一次提出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主要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在纠正错误中不断发展壮大，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变化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党的建设紧密相关。

1　恢复和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邓小平重申了这一思想路线。1978年9月，邓小平

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他还提出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思想理论基础。“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论述，使广大党员干部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为我党获得新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一大贡献。

2　注重制度建设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第一，邓小平非常重视制度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制度建设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邓小平认为，在历史事变中，领袖个人的作用或责任与制度或体制的关系非常密切，体制或制度是决定性的，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种从制度上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二，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即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的各项制度建设。他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个好制度，是最根本的、最便利的、最有效的制度。要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使党的建设走出一条不依靠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依靠法规、制度的新路子。他要求制度建设要整体配套，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例如，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使党内生活正常化；加强党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按“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领导干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建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以便使党内生活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使党内生活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第三，邓小平还把制度建设与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他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党，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对党员及党的干部从严要求，按照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严格的管理、教育和监督。

3　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结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战略性思想。

邓小平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时，邓小平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党的领导置于首要地位。邓小平认为，“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在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上，邓小平在党的建设历史上首次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的光辉论断，敏锐地洞察到如果不改善党的领导，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态。改善党同人民的关系，就坚持不了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据此，邓小平论述了一系列改善党的领导的具体途径。例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等等。总之，“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弘扬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苏东剧变，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面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面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在党的干部和党员中产生的新问题，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

1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时期党的建设是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和平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会议提出，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推动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重制度建设，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生，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经验。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突出贡献。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规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高度，胸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深刻总结了我们党80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总结了世界文明变迁的历史，总结了许多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深刻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是推进中国社会伟大变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

3　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提出与时俱进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既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又通过时代性体现了先进性。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到“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指出只有解放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新的实际，才能在实践中创新、探索出新的理论成果和发展思路，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们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反复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倡导求真务实，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在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要求全党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在全党切实进行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规划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4年l 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就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胡锦涛同志指出：“要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各级党组织不断提高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党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报告对于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规划。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世隋、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关于党的建设的主线、原则和要求：“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关于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关于党的建设的目标：“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　提出并阐释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重要贡献。

2003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定要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2004年9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2005年2月，他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讲话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举措。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和规划。“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胡锦涛同志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共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

3　赋予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新内容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战略性思想。

2004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强调，在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他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同时，他提出要引导全党同志做到四个“求真务实”：“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四个“求真务实”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赋予了时代的具体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党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作者：程晋富

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特色论文 篇2：

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三个重要维度

[摘要]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新成果，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必须要坚持时代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要从积极推进“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时代任务客观要求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要在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在全面总结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点。

[关键词]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精神实质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科学回答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和国家发展起来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必须要坚持时代、理论和实践等三个重要维度。

一、时代维度：从积极推进“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时代任务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浙江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1]。坚持“四个全面”既是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途径，更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重要时代使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必须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从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代任务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之后不久，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然而，巨轮行稳致远离不开从容驾驭的领航者;列车驰向远方需要强劲有力的火车头牵引。中国共产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自身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只有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够持续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才能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只有党自身纪律严明，团结统一，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领头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国梦扫清前进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克服党在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条件下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经受住“四大考验”，防范好“四大危险”，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保驾护航。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开放大幕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改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和时代的最强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然而，改革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远大的目标和科学的规划，更要求执政党必须具备推进改革的勇气、能力和担当。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到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好吃的肉都已经吃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P101）。面对世所罕见的改革攻坚任务以及大量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险，全面深化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要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坚持标准从严、要求从严、落实从严，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政治保证。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依法治国离不开从严治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使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依据党规党法管党治党，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真正做到科学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和带头守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治好了，管好了，党就坚强有力，就能够把人民群众团结聚集在党的周围，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内在要求。当前，党内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滋长蔓延;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败、大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这些问题严重败坏党的形象、透支党的信誉、损毁党的合法性基础，任其发展，党和国家的事业将非常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切实解决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治病树、扶歪树、拔烂树，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理论维度：在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为指导，深入开展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高度概括。我们必须要在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尤其要在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习近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系列论述精神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根本目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始终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必须采取严格的标准和严格的措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必须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的。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3]（P10）。要求全党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4]（P5），要“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进展、新成效取信于民，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4]（P72）。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把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受宪法保护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然而，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切实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5]“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6]（P60）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6]（P277）习近平要求“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6]（P80）。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是包括党中央在内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我们党是一个由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组成的，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离不开各级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6]（P131）习近平强调，“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6]（P351）。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2]（P381）。“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6]（P132）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6]（P132）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涵括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是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相互融合和协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一个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哪一个方面抓不紧、抓不好，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建设，影响党的建设全局。对此，习近平指出：“必须把从严治党贯彻和体现到从严管理干部、从严管理党员队伍、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6]（P350）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6]（P339）要抓好从严治吏这个重点。“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6]（P343）要抓好党风建设这个主题。“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不良风气就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6]（P313）要用好反腐倡廉这把“利器”。“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6]（P132）要抓好制度建设这个关键，“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度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6]（P135）。

第五，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坚持严格的要求，坚持把治党管党落到实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事实证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全面了、从严了，我们党就坚强有力。对此，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八项具体要求。一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二是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三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四是要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五是要持续深入改进作风，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六是要严明党的纪律，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七是要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交给群众评判。八是要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

第六，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破立并举，把治“病”和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标本兼治、破立并举既是我们管党治党的重要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党始终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并且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党的建设状况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基本适应的。然而，在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我们党自身也存在和积累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管党治党不全面、不严格引起的党的肌体上的局部性“病变”，如：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四风”突出和少数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等;有的是由于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不全面、不准确所引起的党组织的“功能性”失调，如：权力不规范，制度不健全，执行不到位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破立结合，要把及时“治病”和积极“治理”结合起来。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补好精神上的“钙”，治好思想上的“软骨病”;要加强作风建设，“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6]（P136）。要严明党的纪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6]（P132）;要坚决整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6]（P135）;要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6]（P136）等。

三、实践维度：在全面总结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点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集体在继承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新办法、新举措，开拓了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须要在全面总结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伟大实践新经验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特点。

第一，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党的建设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一个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如：毛泽东同志首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把党的建设称为“新的伟大工程”等。党的十八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全面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内容的全面性，强调要把从严治党贯彻和体现到从严管理干部、从严管理党员队伍、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二是更加注重党的建设主体的全覆盖，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贯彻从严治党要求;三是更加注重党的建设过程的全面性，强调要坚持劲头不松懈，加强常态化和制度化建设，把从严治党贯彻到党的事业发展过程的始终;四是更加注重党的建设要求的全面性，强调坚持从严治党必须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从严管理干部”、“要持续深入改进作风”、“要严明党的纪律”、“要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和“要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等。

第二，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运用系统思维抓党建，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又一重要特征。一是更加注重与党的建设其他工作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一方面，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另一方面，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领域改革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二是更加注重党的建设内部各个组成部分和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强调坚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相互贯通和相互融合。三是在党的建设每一个方面更加注重各个环节的相互贯通和协同推进。如：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强调要把教育贯彻到作风建设的各个环节，坚持教育和整改相结合;在反腐败斗争中，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积极营造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等。

第三，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治理化水平。坚持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主要优势。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治党管党从紧从严，党的自身建设就成效显著，党的事业就健康发展，反之，党的建设就出现问题，党的事业就蒙受损失。因此，在党的建设实践中，认真查找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建设实践过程中不仅坚持积极“治病”，厉行“八项规定”改作风，以猛药去疴和重典治乱的决心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拔烂树、治病树、扶歪树。同时，高度重视党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功能性”失调问题，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治理化水平。如，在作风建设上，习近平认为作风问题一直在抓，但没有很好解决的症结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强调“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持续努力、久久为功，保障作风建设的制度化、长效化、常态化”;在反腐倡廉建设上，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抓”、“长期抓”，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把制度的篱笆扎起来”等。

第四，更加注重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导向。问题倒逼改革，问题倒逼发展。存在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有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新一届党中央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始终遵循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发展逻辑，坚持以问题整改开局亮相，以问题整改注入动力，以立行立改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突出强调如何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突出强调如何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问题;在作风建设方面，实施“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倡导“三严三实”，集中解决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四风”问题;在纪律建设方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衔接和协调，着重解决部分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不强，一些地方党的组织纲纪废弛的问题等。

第五，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全面而科学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实践难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加注重党的建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既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态势与客观要求、自觉运用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新办法和新举措，顺利推动了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序开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一项措施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在加强作风建设方面，中央颁布的“八项规定”及其随后一系列的举措中，从领导不剪彩、会议不摆花，到中秋不发月饼、新年不发贺卡，每一条都具体明确，每一项都切中要害;在加强组织建设方面，为了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央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十个“严禁”，内容具体全面，利剑高悬;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始终坚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的结合和配套”原则，先后颁布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等。

总之，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整体战略思想，是党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党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是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高度概括，是对党自身建设经验，特别是对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我们必须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来认识和理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的科学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首次公开提及“四个全面”：增加从严治党[EB/OL].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c/2014-12-16/132431291388.shtml.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

[5]习近平.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6-31.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朱天义

作者：龙秀雄

党的作风建设理论特色论文 篇3：

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几个特征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开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在党的建设方面体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等四个主要特征。

〔关键词〕　理论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科学性与价值性

〔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开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提出和阐发的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之一。可以预见，随着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党的建设理论也必然会受到关注并予以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从总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特征进行探讨，期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首先以理论的形态存在，具有鲜明的理论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有着自己特定的主题、范畴、内涵和逻辑结构。从特定的主题看，它紧紧围绕探讨和解决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而展开；从其特定的范畴看，最基本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基本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历史方位”，“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党内和谐”，“反腐倡廉建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型政党”等。在其特定的内涵上，它包括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党建思想和胡锦涛党建思想；当然，这一理论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它不是终极真理，还应包括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特定的逻辑结构看，它包括理论基石、理论主线、基本内容、理论精髓等方面。理论基石包括党的建设总目标、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理论、党的历史方位理论。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对“建设什么样的党”的科学回答。理论主线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理论基本内容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组织建设理论、作风建设理论、制度建设理论和反腐倡廉建设理论等。它们是以党的建设总目标理论、党的历史方位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理论为立论前提和基础，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基本思路，是具有中国特色执政党建设的基本方法。理论精髓，即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方面，正是由于把握和运用了这个精髓，才有党的建设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另一方面，这个精髓又体现在党的建设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理论来源和依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运用于党的建设实践，是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其理论的检验和发展，也是依赖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即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通过党的建设实践的检验而不断发展的。其理论的目的，并不在理论本身，而在于实践，即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1 〕 （P284 ）。一方面，实践使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理论要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也必须通过实践。另一方面，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又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二、继承性和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学说来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中，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基础。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这一理论“生动而具体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 〔3 〕，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二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自身的演进来说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过程中，相继产生了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党建思想和胡锦涛党建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是我们党励精图治、探索真理、开拓进取的结果，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3 〕。邓小平党建理论、江泽民党建思想和胡锦涛党建思想，在理论渊源、理论依据、理论主题、理论精髓、理论目标等方面一脉相承。其理论渊源，都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出发的；其客观依据，都是党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下党的建设面临的国情、世情和党情；其理论主题，都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理论精髓，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理论目标，都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又具体而生动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 〔2 〕，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建设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党的制度建设理论。1980年，邓小平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3 〕 （P33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使用“制度建设”概念，明确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此后，制度建设就和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建设的四大领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把制度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强调要“以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制度建设上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新论断，把制度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第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1999年1月，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束时讲话中，首次提出“党的执政能力”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并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出了五种执政能力的要求。这样，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成为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的重点。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内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以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基本途径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理论。

第三，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命题，深刻阐述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科学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指导原则、实现途径、衡量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以新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思想。

第四，反腐倡廉建设理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腐败的危害，产生原因，预防和惩治方针和措施，都进行了阐述，也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但过去一般把反腐败列入党的作风建设之中，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概念，并把它与党的其他方面专项建设并列在一起，构成了党的建设五大领域，将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一个更为显著的地位。

第五，“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努力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尊重和运用科学规律，发扬民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些提法和概念，我们党过去都提过，但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与执政联系起来，并作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这还是第一次。

另外有些新观点，是在深刻汲取了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内的外国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如：“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4 〕 （P5 ）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性和创新性是辩证统一的。它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主导，在实践中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新时期共产党执政规律、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三、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4 〕 （P536-537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所在的历史方位，科学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的基础上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深刻反映了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新经验的提炼和深化，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首先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自觉适应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当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加入WTO而面临新的挑战，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呼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改善党的领导之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复杂、严峻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战略思想。在适应时代的变化中，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实现了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是在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不同的时代对一个政党提出的任务和要求也不同。当今时代向党提出的全局性、战略性的课题是，如何适应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如何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如何适应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何适应世界范围内的政府管理革命、科技革命和新的民主浪潮的挑战。这四个课题归结到一点，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已经成为党的建设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产生了三个基本问题：党政关系问题，即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党内关系问题，即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党群关系问题，即如何在新形势下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每一个基本问题又派生出一系列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就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新观点，并由此逐步深入和展开，把握各个观点的有机联系，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而形成的科学体系。〔5 〕 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完善自己，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鲜明特色，也是党的理论不断发展创新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理论主要不是回答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问题，而是回答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新鲜经验，是它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历史和现实依据。同时，这一理论对其自身的范畴和原理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品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时代性是以民族性为基础的，党的建设理论，只有与中国国情和党情相结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才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有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民族性要以时代性为发展导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党的建设理论，必须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永葆“时代精神的精华”本色。

四、科学性与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7 〕 （P253-254 ）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和政治性（价值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性和根本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 〔8 〕。作为这一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同样是科学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敏锐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新变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党的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党的建设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价值性。主要表现在：

其一，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为人民谋利益。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上。” 〔3 〕 （P128 ）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他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党的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指出：“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明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阐明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就是在这一价值原则的指引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二，理论来源，在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党的建设做出的每一个重大部署、出台的每一项重大措施，都要先行试点，放手让基层大胆探索、大胆试验，以便创造经验，为发现规律、实现理论创新提供充分的实践依据。同时，每一个思想和理论观点，都是在调查研究，总结基层创造性实践，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集中全党智慧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践表明，亿万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的实践，是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是辩证统一的。其中，科学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不讲科学，无视客观规律，无视实际情况变化，就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就不可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价值性是科学性的目的。离开价值性，科学性是脆弱的，就不可能产生物质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习近平.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科学决策，2008，（9）.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姚桓.谈谈党建理论创新研究的方法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1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J〕.求是，2008，（7）.

责任编辑　孟永华

作者：吴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