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动力与文化哲学论文

2022-04-15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根与魂，是城市文明的核心。一座没有精神和文化的城市，是一座没有灵魂的躯壳，犹如一个人来人往松散的驿站，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城市精神是城市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代表着城市人民的精神追求。所以振兴城市的关键是重建与弘扬城市精神，其中城市雕塑作为城市精神的载体，要体现思想性与文化性，展示浓郁的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与鲜明的城市性格。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文化动力与文化哲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动力与文化哲学论文篇1：

名校文化发展:内涵与策略

摘要：在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中，名校文化面临着艰难选择。名校文化发展意味着逐步克服文化与人的割裂与对立，形成文化与人的积极互动，促进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的同步优化。名校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在于办学者自身的文化更新，它迫切要求办学者跳出文化小圈子反观自身，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能力，同时善于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调控好稳定与改革的运行节奏。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２００５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１］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１２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２］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３］。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４］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５］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６］，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

文化学者曾试图将纷繁陈杂的文化概念分为两大类：功能性文化概念和主体性文化概念。前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的文化成果，即“客体文化”。后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内在素质，即“主体文化”。康德将两者区分为“文明”与“文化”：前者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性的外化形态，后者指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性的内在性的因素。因此康德将“文化”定义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７］，此种创造直接指向人的理性、道德和审美为标志的内在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世界出现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脱节、相失衡的局面，甚而导致“我们文化的灾难”。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外界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中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８］客体文化包围着我们，陷我们于越来越不自由的境地。眼花缭乱的信息，名目繁多的活动，应接不暇的检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轮番主宰着我们的现实命运，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对文化理想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与我们在物质上的非独立性一样，我们在精神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也日益加深。”［９］

马尔库塞强调，“文化”应是与“物化”相对立的对人的一种“肯定”，在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尺度。人的解放不仅表现为人的本能压抑的解除和潜能的开发，同时表现为通过艺术与审美追求实现真正的幸福——“文化应当关注个体对幸福的要求”［１０］。就学校文化而言，其价值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在于“唤醒生命”，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１１］。学校文化固然要全方位地体现在学校建筑设施上，体现在形成传统的教育与管理活动模式上，但更应该致力于将特定的文化要素内化为本校师生的文化品格。简言之，学校文化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有效生成，使物质、符号、制度承载的文化转化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文化。这至少意味着：学校中的课程教学、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体育器材、活动场所等所有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真正具备“为人的”的品格，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优化人的生命存在；学校的所有规章制度和传统习俗，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实际效果上都不应该成为人的发展的束缚，而是有助于人的发展的“弹跳板”；学校文化建设从重视人的文化符号（校徽、分数、证书、奖状、称号）到关注文化本体（人）的品性，关注全体师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直接目的。

学校文化的发展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向文而化”，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而其起始则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过程。文化世界优化与文化生命优化之间的动态循环，是从人“形成新的意识开始的。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的重新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新的人性规定和人格形象，重新形成新的伦理准则和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形成人对物质事象世界以及文化实体结构世界的崭新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１２］。因此可以说，名校文化发展当以办学者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程度”为起始环节。就是说，要发展文化，先得发展自己。只有以先进文化“更新”或“重建”自己，才能“更新”或“重建”学校文化，才能以一个全新的“我”去发展一所全新的学校。乌申斯基说：“教育的力量仅仅来自人的个性这个活的源泉。任何规章制度和纲领，任何人为设置的机构，不管它设想得多么巧妙，都不能取代教育事业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影响个性的发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１３］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深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办学者只有立足于自我意识和整个意识领域的变革，只有自觉地认识到对自己内心的文化世界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并自觉自愿地推进这种改造，同时形成相当的“文化能力”，才能有效地推进整个学校文化的进步。就推进素质教育而言，只有办学者真正具有对素质教育的深刻理解和迫切的内在需求，只有坚信素质教育是当代名校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素质教育才能在该校得到真正实施。在此之前，办学者为了显示“文化发展”，为了显示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陷入名不副实的形式主义，导致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恶果。

三、名校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１．跳出圈子，以“他者”眼光反观自己

“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是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这对于名校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名校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一般而论，圈内人对于自己继承和创造的文化总有一种特殊偏爱，沉浸其间，怡然自得，在自享其成的同时发生着接受与同化，在自己身上留下本校文化的鲜明印记。此时的学校文化便具有了超越主体的客观形式，成为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外在力量，并且会以自身固有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反过来控制和束缚学校主体，使之丧失某种创造活力。学校文化越是强大，越有影响，便越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更，也就越难对它进行改进和超越。特别是它面临挑战时，圈内人会本能地作出“保护性反应”，“这种反应与母亲保护自己婴儿的反应没有区别”［１４］。例如在教育改革中，“校委会常常最保守，因为他们总是由那些在已形成的制度中一帆风顺的人所组成”［１５］。打破封闭保守的惟一出路是开放。“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自身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１６］这就需要名校有计划地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特别要善于以“他者”的立场反观自己的学校，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转变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形成自我发展的新的冲击力。这里既要求准确地看出本文化的深层缺陷与弊端，更要求善于汲取圈外的文化营养，为自己的文化生命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文化活力推进文化创新，实现新的自我超越。有时候，模仿借鉴的意义并不亚于无根基的“翻新”。当年蔡元培提出“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就是一次成功的借鉴和移植，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借鉴的是西方大学的精髓。

２．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

名校固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作为一个微型文化圈，一个不同文化汇聚交流的场所，文化的异质性蕴含着学校变革的潜在动力。学校内部新旧价值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社会主流文化与学校亚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校文化传统的冲突，围绕课程（教师与课程、学生与课程、课程内部等）的文化冲突，围绕组织机构制度的文化冲突以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等，常常不期而遇。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变革是在学校日常活动中自然产生的现象，而不是由外力强行施与的东西。成员每天在学校组织中与他人互动就会有新经验产生，而成员重组经验的过程就是组织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学校变革“产生于成员行动与学校情境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是学校成员与环境互动的生活本身”［１７］。师生员工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萌生的新思想和创造的新事物，都会构成变革的动力源。只要学校领导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保持对变革的开放灵活的心态，细心呵护新生事物的幼芽，就能抓住内部生成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因而，办学者要善于发现这些冲突中常常蕴藏着的新的文化元素和萌芽，善于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发展可能性和巨大的发展潜能，果断地不失时机利用其中的契机，促进冲突各方相互吸收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因子或文化体系；善于通过关联、联结、协调、平衡，逐步理顺各文化型式间的关系，形成一体多元，既有核心价值引领又有多元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

３．调控好稳定与改革间的运行节奏

文化因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延续，适应性是其天性。名校文化是师生共同创造的，师生置身其间会产生一种如鱼得水的舒适感。在这一相对和谐的“家园”、“港湾”、“诗性的栖息地”，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按部就班，日复一日，有如月落日升、斗转星移。文化的适应性维系着学校秩序的稳定，给每个师生以安全感、归属感和精神的滋养，同时实现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文化在总体上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人的躁动不安的本性决定他们不会长期安于现状，他们会逐渐发现文化环境中不如人意之处，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自己的新的需要和新的适应感。“人的文化精神的每一次新的觉醒，每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原有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在的文化模式的冒犯和超越”［１８］，表现为自觉的理性文化对自在的经验文化的革命和超越。

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两者之间的循环交替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现实节奏。在稳定状态下，建构和巩固文化规则是文化意向的总体趋势，而在文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文化规则（制度、学说、原理、规章、标准、规范等）因对人的发展产生日益明显的障碍和束缚而发生合法性危机，需要加以变革和创新。“这种创新性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人格的不断地重新塑造，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地重新组织，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不断地重新建设。”［１９］稳定与改革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的改革创新则会动摇自己长期积淀成的文化根基。“变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锁钥却在变中保持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２０］名校文化稳定健康的持续发展，需要办学者善于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空间和时间上掌握好改革的强度与节奏。

参考文献：

［１］傅国涌．过去的中学［Ｍ］．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７．

［２］［１２］李鹏程．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Ｊ］．哲学研究，１９９４．６．

［３］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Ｄ］．２００６－１０－１１．

［４］吴康宁．假如大师在今天当老师［Ｍ］．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封底．

［５］金生鈜．无立场的教育学思维［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２００６（３）．

［６］［１９］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８．２３６．

［７］【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１５３．

［８］【德】卡西尔．人论［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８７．

［９］【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文化哲学［Ｍ］．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１５．

［１０］【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１２５．

［１１］邹进．德国的文化教育学派［Ｍ］．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７３．

［１３］转引自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２卷）［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１４．

［１４］【美】克拉克·威斯勒．人与文化［Ｍ］．钱岗南，傅志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２５０．

［１５］【美】尼勒．文化的冲击［Ａ］／／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４７１．

［１６］【美】Ｃ·恩伯，Ｍ·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Ｍ］．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２．

［１７］操太圣．在实践场域中发现学校变革能力［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７（４Ｂ）．

［１８］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６．

［２０］金耀基．大学之理念［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５．

ＦａｍｏｕｓＳｃｈｏｏ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ＮＫｏｎｇ－ｙｉ

（Ｊｉａｎｇｓｕ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３，Ｃｈｉｎａ）

Key words: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ａｍｏｕｓｓｃｈｏｏ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作者：孙孔懿

文化动力与文化哲学论文篇2：

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根与魂，是城市文明的核心。一座没有精神和文化的城市，是一座没有灵魂的躯壳，犹如一个人来人往松散的驿站，缺乏足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城市精神是城市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代表着城市人民的精神追求。所以振兴城市的关键是重建与弘扬城市精神，其中城市雕塑作为城市精神的载体，要体现思想性与文化性，展示浓郁的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与鲜明的城市性格。城市精神是城市雕塑的灵魂，是城市雕塑规划的必需基质。

一、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灵魂，是一座城市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高度的凝练，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它是一座城市从外到内显示出的一种地域性的群体精神，包含着城市内生活成员秉承的共有价值观。它是一座城市被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的境界，是一座城市创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城市精神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高度的战略指导意义。

城市文化构建着城市精神的基础，涵盖了精神的内容。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提炼出的灵魂与意韵。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城市文化的实质与核心。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鲜明的个性和表现符号，并因此而散发出特殊的气质。

一座城市的人义精神，是城市文明演变的必然趋势，城市精神在城市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打烙着清晰的地域特点。目前国内一些发达地方已有意识地构建城市精神，如南京提出的厚德载物；上海市与时俱进地培育城市精神，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新形象；杭州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深圳提出的“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灾高效、团结奉献”；还有“诚信、博大、和谐、卓越”的青岛精神，既准确地把握了青岛的人文特色、思想胸怀，又充分反映了城市的天然特征、固有性格；而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在认真地总结与提炼自己城市的文化特征，认真梳理所在城市历史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文基质和精神特质。

在经济上，提炼城市精神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城市精神是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塑造与弘扬城市精神，培育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将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上海、深圳等围内较发达的城市都将城市精神的塑造视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一个新生长点，作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来看，这种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例如，三亚城市名片征集活动，其最根源的诉求就是，发掘深藏于民间的三亚城市精神，以这种精神为指引，构建二亚的核心竞争力，激发起所有三亚建设者的斗志，谋求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古今中外历史悠久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精神，即便是历史很短的城市也是如此。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说：“将一座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对一座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一种人文资源形态，是一种软环境，是一一种地域优势。

一座城市没有精神，就没有灵魂，就没有准确的核心理念定位，就没有奋勇争先的精神动力源泉。只有打造出自己的城市精神，才能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使全市上下团结一致、共谋发展。所以要从战略高度去把握城市精神的重要意义，促进城市先进文化的综合全面发展，形成城市发展的强大的软实力，推进我国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精神的培植与升华

城市精神是在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贯穿于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应当重视历史的传承，从根源发掘城，市精神的富矿，并紧跟时代的节奏与脉搏，才能最终引领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下培育城市精神已经成为政府、市民、建筑师、风景园艺师、雕塑家、人文学者等各路专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培育和塑造城市精神，是软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如广西南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城市精神建设大讨论；青岛先后开展的“培育城市精神，提高文明素质”、征集评选城市精神主题语、评选“感动青岛10件事”、青岛城市精神论坛等活动。可以说，城市精神的培育，已经得到了各界足够的重视，城市精神正转化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城市精神综合凝聚了一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精神积淀、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以及市民素质等诸多因素，在提炼与概括城市精神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这些要素。

打造城市精神一定要注重挖掘并彰显城市的个性。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每一种城市精神都是与众不同的，是其所属城市本身特有的，这种个性是城市精神的重要支撑。城市精神不能脱离历史遗传和地域特色，更不能脱离目前的城市现状，而应该是构筑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造和创新，若全盘摒弃原有的地域精神痕迹，也就丧失了其本身的特色，所谓城市精神也就变得“千城一貌”。因此无论是城市精神的内涵还是文字表述都要深刻反映出自身的特色，展现城市的独特魅力。

城市精神必须以人为本，一切服从于唤醒人的自知、提升人类素质的需要，关心人的长远发展的全过程，侧重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这样才能够引领市民奋发向上，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同时城市精神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要考虑城市所在的区域位置、作用，以及时代潮流、文化走向等因素，并具有一种广阔的全球化视野，引导外界全面准确地了解城市，加深对城市的印象。在城市精神的提炼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意见，争取全民参与。要让市民意识到自己对城市负有的义务和责任，作为城市中的一员不仅是城市精神的接受者，同时也是一位精神文化的参与者和维护者。无论如何，城市精神是只有通过市民的精神气质、道德素质、生活方式以及规章制度才可以体现出来的公共价值。

城市雕塑作为城市精神与文化的艺术载体，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代表着城市的文化创造。它永恒的生命力量带动了城市脉搏的跳动。城市雕塑是城市精神之魂，是城市的名片。如何升华城市精神是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者的重要任务。要通过多途径来发现、开发和发展城市精神的主要载体，在众多的载体如道路、广场、雕塑、建筑、公园、山体、水系等等当中，应该说雕塑留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只有把握住城市精神的精髓和特质才能使城市雕塑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才能发挥城市雕塑的最大功用。城市精神是群众在多姿多彩的社会实践中培育和生长起来的。一次次重大活动、重大事件、一项项重大工程，都是城市精神的催生点和生长点。2008年奥运会的承办就是一次难得的城市精神发展与升华的契机，历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都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地位诸方面得到或多或少的提升，而各国知名的专家更为举办城市提供积极向上且富有建设性的文化瑰宝。

三、城市精神的当代意义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一面旗帜，它的气质和特点不在于这个城市有多少高楼广厦，而是在于这个城市具有多大的对内凝聚人心、对外树立形象的双重导向作用和现实意义。从外在看，城市精神表现为一种风貌、气氛、印象；从内在看，城市精神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市民精神，是这个城市民众群体集体所拥有的气质和禀赋的体现，这种气质和禀赋透现出市民群体的价值共识、审美追求和信仰操守。城市精神印记着古老岁月的过往，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展示时代人的风采，描绘一种直面时代的到来，憧憬着未来的崭新风貌。

城市精神引领市民奋发向上，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城市精神是广泛存在的，分布和蔓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发生灾难与危情的时刻，城市精神会起到中流砥柱般的作用。在抗洪、抗疫、抗雪、抗震面前，人们显示出大无畏的果敢作风，听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与调令，能够团结一致共度难关。例如，在这次百年不遇的汶川大地震灾害面前，党和政府动员社会一切力量支援、救助、服务汶川人民，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震”精神，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的团结协作精神。

城市精神能够真实地反映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而且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和演进产生很大的影响，对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某种牵引、推动作用，通过不断地总结、提炼、培育和发展城市精神，无疑将引领城市不断走向新的辉煌，因此城市精神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发展催化剂和推动力量。城市精神受到城市活动的影响而相应地发生变化，大事件的辐射力最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方式也能够影响到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小的时刻如一个商业性的新节日，实际上是在为一座城市制造着假想的城市形象。一座当代城市可以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口，人们的知识、认知、兴趣爱好、精神境界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达到同一标准的。然而如果经营成功的话，这个假想的城市形象本身也会成为城市市民的一种认同方式。人们通过这个假想的形象去重新认识和体验这个城市，从而形成新的城市凝聚力。“小吃一条街…‘庙会…‘赛龙舟”等等具有民族历史特色的活动恢复，重新点燃市民们旧有的情绪，重新唤起传统节日那种狂欢节式的一体化体验。商业性质成功地得到市民的认同而成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并反作用于人们的生活。

四、城市精神和城市雕塑

城市精神是城市雕塑的灵魂和血脉。没有城市精神的城市雕颦是一具没有思想的空壳。城市精神是城市文明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凝聚而来的，它含有一座城市的性格特征与人文特质，具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性。所以城市雕塑不只是雕颦本身的事情，它首先是一座城市精神的主观实体表现。

城市雕塑以唯美的形式诉说着城市最动人的故事，使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城市的特色与闪光点·览无余。通过城市雕塑就能很快地读懂一座城市，读懂它丰富的内涵与内在风韵，感受到城市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传承。优秀的城市雕塑作品小光造型给人以美感，裸露在大自然下，任何视角、任何地点都带给人美的倾诉。城市雕塑作品符合大众共有的审美观，并且，其内在思想风韵也是至真至纯，符合人类最彻底、最核心、最本真的人文精神，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体。例如美国位于纽约港内的贝德洛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它象征着自由、进取、热情奔放且一往无前的美利坚人民，成为美国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质的象征，是美国最有地域性和象征性的雕塑作品。

城市雕塑是城市发展史中城市精神的承载者，是城市灵魂的主要铸就者，与城市血脉相连，息息相关，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雕塑一定要表现城市精神，传播城市文化，反映时代的心声与时代的要求。城市雕塑的出现客观上弘扬了城市的人文精神，两者相辅相成，以人文精神为鉴可以有效防止垃圾雕塑的生成。城市雕塑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的特殊性在干，它与一座城市的文化与精神密不可分；城市雕塑艺术相对于城市精神来说，只算是一个分项，它永远都是从属于城市精神的；城市雕塑其实是被城市精神所决定、所制约、所选择的。所以，城市雕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只有把它放在城市文化的框架中来进行整体的考察，才能真正解释城市雕塑的内涵和韵致。如果仅仅从艺术的角度看城市雕塑，往往抓不到思想的核心。

城市是随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高级聚落。城市雕塑是城市公共艺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他对城市建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雕塑的灵魂，城市雕颦要以城市精神为核心，展现城市未来发展的构思。一座杰出的城市雕塑体现着该地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精神，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品位，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是艺术地记录国家与城市的历史、文化的最有效方式。

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涵是表达出人类共同关注和向往的思想情怀与精神境界，同时力求能够创作出代表绝大多数民众意志和人民普遍能够接受的审美样式的作品。同时，兼顾弘扬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的共同体现。一件好的标志性雕塑设计首先应该结合当地的城市文化在艺术美观与精神含义上达到相同的高度。城市雕塑凝聚了城市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精神面貌，反映了城市居民在不同阶段的信仰和追求，也印证了不同时期居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同时，城市雕塑也提高了城市的文化气质，满足了居民的文化需求，是城市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只有将城市精神融入到城市雕塑中，尊重艺术规律，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将城市文化活的灵魂展现出来，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为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为城市文明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促进我们的社会全面和谐可持续地向前发展。

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之歌，是城市艺术之魂，是城市雕塑永恒的光芒。

作者：白　一

文化动力与文化哲学论文篇3：

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回归之路

摘要：人文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优良人文素质为使命的教育类型，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体现出教育对人的全面关怀，真正接近了教育的本质。人类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在对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文化生态。然而，目前高校在践行人文素质教育时的非文化生态观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这就要求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本文就其产生的冲突提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文化生态；高校

加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各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在探寻开展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方法与途径时，不少学者将目光投向生态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文化生态为视角解决教育的问题成为教育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化生态？非文化生态观导致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何种冲突？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的根本途径何在？本文就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文化生态的定义

文化生态不是简单的文化+生态，而是文化与生态的耦合。文化生态是借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存在、性质、状态，解决人与文化关系的问题。人类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环境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是文化生态。斯图尔德在《文化的变迁》中从人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文化生态定义，认为文化生态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戢斗勇在《文化生态学论纲》一文中指出“文化生态指的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状态；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认为文化生态学要研究文化系统、文化环境、文化资源、文化的状态、文化的规律”[1]。司马云杰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2]。王东昕认为，“文化生态学理论给予环境和文化充分的重视，并强调了文化自身及环境发展的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3]。邓先瑞指出，“文化生态旨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它是生态学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与文化嫁接的一个新概念”[4]。

综上所述，对环境选取的角度不同，其文化生态的定义就有着不同的定位。不论是从哪个环境角度定义，文化生态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保障，能够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持[5]。其核心都是作用于人，其目的是为了调节社会、自然、人的关系，使“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达到动态平衡，使之和谐发展。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

文化生态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视域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结构，文化生态的层次结构是由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方式受文化生态的制约。根据人自身文化生态的存在可以划分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个层次系统。

二、非文化生态观导致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冲突

和谐是文化生态的本质规定。和谐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都在呼唤着构建和谐社会，企盼世界和谐。但今天的世界是不和谐的，在社会文化的转型之际、经济全球化时代，现实社会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冲突。在高校人文素质的教育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冲突。人文素质教育的非文化生态观导致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

（一）人与社会的冲突

社会是人自己的构建，是在文化生态的“基地”上形成的。我们不仅是社会的构建者，同时也是社会生物生活在其中。社会与文化生态是诗意的契合。文化生态与社会在本质上可以达到和谐，但文化生态主要是借用生态学研究文化及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各种因素在交互作用中产生矛盾。文化生态是社会进步、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社会虽然与文化生态密不可分，但社会主要是指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一词实际上是“利益”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离不开利益。文化生态是生存智慧，是文化的“动态”，文化的“动态”就是文化的生态。文化生态是一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非文化生态观下，社会的发展偏离了文化生态的核心价值，这种偏离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上也显现出来，人与社会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传统的教学观从过于狭隘的个人竞争价值及其利益出发，忽视了如果人脱离社会就不能成为人自身。而未来社会却有着对教育、对人素质的要求，其价值天平的重心有所偏移。故而应将其价值天平放在利于未来世界的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上。因此，“关心社会”反映了新世纪的伦理要求，是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文化生态柔性思维的体现——就是以动态逻辑为基础的复杂性思维模式，通过多视角、多层次、多模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应对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发展所产生的动态性、复杂性、创造性的问题和情境。它体现出人类更广阔、更深沉的情怀。因此，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学会关心社会，关心社会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

（二）人与自然的冲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生态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人文化生态存在最基本的关系。文化生态所有关系都是从这一关系发展而来的。

人类永远超越不了“二律背反”的困境。人类永远难以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自然并没有提供现存的东西，人类必须对自然进行改造索取，也就是所谓的掠夺。但是人类长期以来，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发展到今天，似乎不是受制于自然而统治于自然，当代社会不和谐，道德滑坡、精神失落、生态受到破坏而出现了生态危机。而工业文明的出现使许多支撑文化精神家园的文化在失落。工业文明使得科学技术得以发展，却极大地刺激了一直生活在原始的，古老的农业文明中的人们欲望，“利益”问题使许多人的道德底线破碎。人们的心中到处是矛盾，特别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使人们的心灵难以平衡，这种多元性的矛盾正是社会文化转型的突出表现，也是严重的文化生态危机。

总之，人类对于自然，先是恐惧和崇拜，后来提出“征服自然”的口号——以人类为中心，把自然当做人类的敌人，并且无限制地索取自然资源，如果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定越来越紧张。但是，人类自身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新作用以及它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出现人类文明的全球性危机。究其原因，即人类一直以来不认为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且没有把其他的生物和人类自身等同看待，不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命。在此背景下，若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要有敬畏生命的意识，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让自己能主动地融入到大自然的生命之中。而“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恰好能指导人类完成这一建构，并能建构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之共同发展。

（三）人与人的冲突

人首先是为了自己而生活，而不是为了社会而生活。但是，社会虽然是为了“生活”的手段，社会这种文化生态系统是有自己的生命力的，社会是人的生命意识，是生态智慧的结晶。在社会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关系中，道德与法律的结合才是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能够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法律与道德的结合能够使人的情感得到发展。在理论上，道德与法律是容易统一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顾此失彼，道德与法律难于统一。道德与法律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关系不是动物的本能关系，而是受道德与法律支配，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着道德与法律的构成。

非文化生态观是重视法律而道德较弱的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使法律得到“强化”而道德得到“弱化”，从而使得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顾此失彼”的关系，即一种不和谐的关系。文化生态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也是文化生态智慧的体现。但是在非文化生态观下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使人得到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没有走向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并不是情感的升华，而是形成了没有温情的利益关系。

总之，人与人的关系经历“类”概念阶段的自然关系，即人与人是生命意义上的关系。进入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压迫关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一种不和谐的分化生态关系。但这些关系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场所。社会是人活动的场所，人之所以生活在社会当中就不可避免地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衣食住行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这些需要的实现都离不开他人、家庭、集体和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发展的关系，任何个人孤军奋战、单枪匹马、创造奇迹的时代已不存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的人才培养具备以下素养：“尊重他人”、“善于合作”、“协作精神”、“关心他人”、“注重和发展公益事业”、“奉献精神”等，而这些素质主要是在文化生态观的“庇护”下才使得人文素质教育得以完成，从而弱化人与人的冲突，使人与人之间和谐、友爱相处。

（四）人与自我的冲突

人与自我的关系既是文化生态关系，同时也是生态智慧的张扬。人经过启蒙运动，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得到协调发展，被宗教压抑的“自我”则被科学理性的张扬而使自我得到拯救，如果说人成为人就有了“自我”，“自我”是构建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使自我得到了发展。人类创造了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则造就了“自我”，自我是所创造的文化生态的产物。自我就是欲求的利己主义的存在。没有“利益”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就没有“利益”。利益激发欲望，欲望追求的东西无非是利益。资本主义文化生态中所构建的自我，就其本性就是自私性的自我。人与自我的关系由自然性变化到自私性。自私性的自我所构建的文化生态，是一种享乐主义和（或）利己主义的。人与自我的关系被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所支配，整个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同时人也发生了异化。

在高校，学生在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心理的不完全成熟，同时又受到复杂的多变社会环境影响，以及多元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利益冲击，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自我认识的偏差——“自我中心”、“利己”、“从众”；（2）消极的自我体验——孤独感、自卑、自负；（3）消极的自我控制——自我放弃、懒惰、逆反。这些问题的出现易导致高校学生人际关系交往困难、社会适应性差、学习动力不足、享乐主义等不良后果，进而会影响到高校学生的人生发展道路。那么，如何帮助和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的理性、情感、意志方面的矛盾、冲突，使人具有正确的理性，高尚美好的情感和顽强不拔的意志？这就需要通过文化生态这种柔性法则，使得人自身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不偏离某一意识。同时在情感凝聚的作用下，正向引导学生，化解冲突。这是人文素质教育所致力于完成的目标，同时也要求我们自身对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视。

三、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的根本途径

人文素质教育在其生态环境下如何维持本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如何以人文素质为价值取向，在高校实施人文素质教育？通过高校在实施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的非文化生态观导致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中分析，高校在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时应该践行文化生态观。回归生态，以文化生态观这种柔性的思维模式指导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具体来说，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有以下途径。

（一）以人为本——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的理念前提

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发展的完整性，而不是把人仅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工具。人文素质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文化”过程，将人从自由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在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要摒弃“技术至上”的观念，要把人作为“主体”，而不是“附庸”，一切都从人出发，一切都为了人，一切都服务于人，真正地确立起“人”在人文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目前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总是以学生认知发展为中心和着眼于知识传递的教学，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操作、软件、设备、知识上，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人，忽视了学生作为一个个体，在选择资源、在自己对原有的知识背景和社会文化的条件下进行意义建构的个体化的、独立的过程[6]。人们应从只关注利用教育来传授知识、进行训练，转变为如何利用人文素质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智能、塑造人的精神、价值，培养人的情感、情趣，使人从异化中走出，成为大写的“人”。

（二）和谐发展——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的必然追求

和谐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个人才与德的和谐发展，即高科学修养与高道德水平的平衡，确保教育培养的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要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人类只能改造和利用自然，而不能创造自然。所以，要维系人类种族的长远和延续发展，必须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行动准则是人之为人的最高表现。现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类对于自身主体性的过度发挥。对于自然的过度改造，例如：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问题。为此，强调人文素质教育极为重要，当今的人文素质教育必须加强受教育者的环境意识、生态意识，懂得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以确保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另外，要使受教育者对能源危机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自觉节约资源。因而，追求人的最高本质，以“类”的生存与发展为最高行动准则，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的必然追求。

（三）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素质教育回归生态的终极旨归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发展的教育观、教育模式，特别是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为分数作为衡量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由此可见，素质教育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何谓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就是要使教育把求真、求善、求美统一起来，在传授教人求真的高深专业知识中，教人如何做人辨物明志、标新立志、陶冶情操、求善、求美，熏陶出一种人文素养、人文关怀、人文追求的人文精神和专业气质”[7]。事实上，一个人基本素质如果没有一定的全面性，那么也就在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形成特长的条件和选择的个性，也就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前提，只能被迫地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畸形、片面地发展。其后果不仅仅是个性的凸现，还是个性的扭曲。任何一种创造性才能都是人的知识、能力、道德、审美、意志和身体等各方面素质的有机组合，是一种合力。因而，在实施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的需求为人文素质教育的终极旨归。

参考文献：

[1]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5）.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7：1l9-120.

[3]王东昕.环境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文化生态学反思[J].云

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6）.

[4]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5]徐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研究——基于文化哲学的视角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6]皮武.数字化教育发展的人文价值取向[J].教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