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

摘要：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动用社会资源的程度，及政府公共职能的重点和发展变化。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 篇1：

浅析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滞胀”现象

〔摘 要〕 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相关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呈现“中低增长、较高通胀”特征，正处于“浅度滞涨”时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呈下行趋势，CPI涨幅明显、潜在通胀压力较大，劳动力市场就业乏力、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

〔关键词〕 滞胀；宏观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

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舞台的新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最具生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这得力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和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但走向繁荣之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新常态成为当下我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不足，潜在通胀风险较大，面临着“滞涨”危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长期陷入经济衰退期，最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初发生在西欧的严重经济滞胀，各发达国家都未能幸免。有人断言，滞涨现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新形势下认真研究滞胀这一现象在我国产生的可能性及其表现形式，对于我国今后的发展道路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一、 滞胀的定义

滞胀在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中，主要指经济停滞、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滞胀作为混成词最早由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于1965年在国会的演说中提出，用以描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本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最先给出滞胀定义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他的著作中曾先后这样定义：滞胀是“增长着的失业与价格膨胀同时发生”；“生产和就业的停滞伴随着爬行式的价格膨涨”；“失业与通货膨胀”。这表明滞胀最基本的特征是“滞”与“胀”的同时并存和相互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萨缪尔森的定义有所改动，如R.G.LIPsey和P.0.Steiner在1981年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滞胀定义为：“发生在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时的通货膨胀。”还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用“减速器”来定义滞胀。[1]

我国学者在引用滞胀的定义时也在不断改造。有人认为滞胀是指“经济周期中的危机和萧条阶段与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上涨并存的现象”，是为狭义的“滞胀”；有人认为滞胀是“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的并发症”，不仅存在于危机和萧条阶段，而且存在于复苏和高涨阶段，是为广义的“滞胀”。赵春明（1989）认为完整意义上的滞胀应同时包括这两种涵义，因为狭义和广义的“滞胀”现象，不仅在客观上存在，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2]。肖琛（1986）根据滞胀客体特征给出的定义是“滞胀是长期普遍持续地并存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停滞趋势与通货膨胀趋势二者的综合”[3]，并强调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有机联系着的特征：第一，滞胀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第二，滞胀是持续的，而不是间歇的；第三，滞的本质是造成经济增长减速的那个作用力，胀的本质是造成货币信贷紊乱的那个破坏力或膨胀力；第四，滞胀是普遍的，带有全国性或国际性[4]。

但滞胀是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呢？学术界莫衷一是。熊彼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实事，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和所谓的历史经验，就不可能指望他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5]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尽管滞涨现象最初产生于西方国家，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深度融入到国际市场中，建立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时，就有可能发生滞胀危机。由于各国实际情况存在很多差异，滞胀在不同国家会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多样的形式。

二、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滞涨危机

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波澜中前行，近年来遇到了很多困难，诸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潜在通胀压力较大、改革遇到瓶颈之类。这时有人会问：中国会不会发生滞胀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存在滞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15）认为，经济正常发展要求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我国从2007年开始工资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大幅提高的话就会带来滞胀[6]。刘伟（2015）从我国经济条件的供给和需求方面发生的变化分析，认为从2010年到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既有通货膨胀的巨大威胁，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风险的双重风险阶段，也就是西方国家所谓的滞胀阶段[7]。郑德珵（2013）强调，“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迅速复苏难望、通胀压力持续，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继续高企，中国将面临“中国式滞胀”与“中等收入陷阱”两大重要挑战[8]。周建元（2010）认为，我国经济可能面临独特的“中国式滞胀陷阱”，该陷阱的主要特点是实体经济中长期停滞不前，虚拟经济不断泡沫化并带动价格全面上涨[9]。另外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所有的通胀率上升、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都认为是滞胀，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是暂时性和结构性的，中国经济不存在滞胀风险。澄清这一问题，应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做出分析。

（一）如何界定是否发生滞胀？

有的学者依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增长着的失业与价格膨胀同时发生”，将经济停止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发生作为滞胀的标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有生搬硬套之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滞胀现象将会有更加复杂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单凭此点不足以界定滞胀是否发生。还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式滞胀”概念，认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使得滞胀呈现出典型的中国特征，如经济增速下滑、物价持续高涨等。个人认为这种观点不够完整，因为经济生活中有时存在着“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10]，特殊情况下通货膨胀不以当期物价上涨的显性形式表现出来，物价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和政策干扰而被压制，以隐性形式反映。

郑德珵对滞胀出现以定量分析的逻辑颇有见地。他的表述如下：“当观察期显示出经济平均增速缓慢甚至停滞，而同期 CPI 的增幅明显高于同期的 GDP 增长率，这称为‘标准滞胀’；当经济平均增速虽高于 CPI平均增幅，但观察期经济平均增速显著低于过去较长比较期的平均增速，并且观察期 CPI 平均增幅大大高于过去较长比较期的平均增速，这称为‘准滞胀’”[11]。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还需补充以下几点：其一，为了应对经济下滑趋势实施刺激措施换回的高产出水平是否意味着一个好的经济形势？如果GDP处于不稳定的非均衡增长状态，如财政赤字加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产能过剩的加剧等，可能激发各种矛盾，进而孕育一段更大的经济衰退。其二，尽管观察期内物价指数（CPI）增幅较过去比较期不大，甚至有下降趋势，但这并不能代表真实的物价指数，还需考虑是否受到外界因素和政策干扰，是否存在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或潜在的通胀压力。必须还原真实的通胀指数，因为一旦这些价格限制解除以后，物价就会反弹甚至飙升。其三，必须考虑到失业的问题。观察期的失业率是不是高于比较期的失业率；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即出现大量失业人员和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此外，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值得特别关注。

（二）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走势

注：2015年的统计数据尚未生成，表中借用2015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数字。

首先从表1来看GDP的增长，从“九五”到“十二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总体趋势是增速放缓。“十一五”期间平均增速最高，数值为10.02%，恰值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这段时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了许多短期刺激政策，主要依靠投资来维持增长，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表2显示，从2008年开始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增速开始放缓。其时官方的统一解释是：一方面受外部环境影响，一方面是政府主动调控所致。然而2012年的统计数据出台后，很多人感到意外：出台了那么多政策为什么还是不能“保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当年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道出实情“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部因素发生了变化”[12]，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从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就再没有回到8%以上，并逐步走低，从2013年的7.7%下滑到2014年的7.4%。而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增无减，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GDP总值29.6868万亿元，同比增长7.0%（一季度与二季度GDP增长均为7.0%）。这是二十余年来的最低增长数值，用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的话说，“这样的增速来之不易”[13]。

其次来看CPI的增长，从“十五”开始CPI指数稳步上升，“十五”的平均增长率为1.36%，到了“十二五”数值达到3.12%，CPI的平均增幅较过去10年的增幅达到130%，平均增速翻了一倍有余。尽管表面上CPI数值并不高，但实际物价并非如此，这是由于现行统计方法中食品类消费所占权重过高，居住类消费权重过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并没有真实显现。值得关注的是，CPI的增长是在GDP增速下滑的情形下发生的。根据凯恩斯理论，经济萧条阶段，物价下跌；经济繁荣阶段，物价上涨。但上世纪70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亦由此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持续上升。这种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就是“滞胀”。类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物价指数出现相反趋势变化，呈现“滞胀”特征。

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我国经济中物价的显著特征是：潜在的通胀压力较大，存在“受到抑制的通货膨胀”。第一，流通中货币M2存量过大。2008年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向经济领域中注入了大量货币，截止2014年底流通中的货币M2存量达到122.84万亿，而2014年我国GDP总量为63.6万亿，远远超过国际通行的GDP与货币存量的正常比（0.8：1）。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只要这些存量货币一旦流转起来，就会很快传到CPI上来。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表示“这些钱出去以后早晚会传导下去，经济开始复苏以后，钱一旦转起来首先开始冲击物价”[14]。况且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央行极有可能再度“放水”，以刺激经济。巨额的存量再加增量，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第二，国民经济供给成本全面上升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动压力，如土地、劳动、能源、原材料、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价格大幅上升。“这时如果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就会陷入低效率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变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高通胀的同时经济衰退。”[15]第三，国际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持续增加。2014年底外汇储备达到3.84万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央行被迫放出大量基础货币，由此形成大量“外汇占款”。李克强总理表示：“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因为它要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会引发通货膨胀。”[16]

与此同时，有人怀疑中国经济不是存在通胀而是通缩，并列出今年持续走低的CPI指数来佐证。今年1—6月份CPI指数分别是0.8%、1.4%、1.4%、1.5%、1.2%、1.4%，均未超过2%，似有通缩走势。对此，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特殊的条件和成因，不被偶发性因素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幅度较低的假象所迷惑。CPI走弱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受到“乌克兰冲突”等事件影响，国际原油的价格大幅下降；二是由于农业丰收致使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三是由于我国产能过剩导致PPI（生产价格指数）持续下降并进一步传导影响CPI，产生向下的牵引力。稍加分析可知，这些因素是不稳定和偶然的，并且此类价格极易发生逆转，如石油、天然气、农产品的价格在可预见的短期内将有可能出现大幅反弹。今年四月份李克强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伯时讲到：“中国不存在通缩问题，因为中国CPI指标三分之一以上由食品价格决定，而去年中国农业大丰收。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给中国生产价格指数（PPI）确实造成了很大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被通缩’了。”[17]

最后来看失业率的情况。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失业率近十年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保持在4%左右。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后劲不足，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理应相应减少，所以失业率应该增加才是。因此，许多学者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示质疑，认为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我国真正的失业率。对此，专家解释这是由于公布的数据是基于登记失业率的统计，依赖于就业者失业后到相关劳动部门的登记或者办理失业状态，调查统计的对象往往是所在城市的户籍人口，对流动的劳动力（如农民工）的关注并不够。如果把社会中其他的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应不止4%。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日益显现，“用工荒”和“就业难”现象同时并存。专家认为，“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在今后将会进一步加剧。同时，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继2014年毕业生人数突破700万后，2015年达到749万之多，“最难毕业季”连续被刷新，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愈加严峻。数以万计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和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因具有流动性大、群体规模大的特点，容易成为社会中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结构矛盾分析，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面临的整体就业困难和结构性失业并存的状态不易疏解。

根据以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经验，预警线定在经济增长率8%、失业率4%和通货膨胀率4%比较合理，当宏观经济在政府干预下仍偏离这个区间时，就可能已经陷入滞胀危机。上文分析的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已有突破预警线的现象，出现了“滞涨”的苗头。厉以宁表示：“中国经济最怕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滞胀，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率降低到6%就会产生滞胀，因为降到6%，失业就会大量出现，这就是‘中国特色’。”[18]

三、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呈下行趋势，CPI涨幅明显、潜在通胀压力较大，劳动力市场就业乏力、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宏观经济呈现“中低增长、较高通胀”特征，处于“白银时代”；同“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代相比，中国经济正值“浅度滞涨”时期；如果在这期间没能处理好经济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将有可能坠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深度滞涨”时期，走向“青铜时代”。为了走出“滞涨”危机，实现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关键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当务之急，也是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3][4] 肖 琛.美国滞胀问题初探[J].经济科学，1986，（02）：60-61.

[2] 赵春明.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滞胀”现象的思考和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04）：94.

[5]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

[6] 楼继伟：中国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J].商周刊，2015，（10）

[7][14] 刘 伟.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经济形势发展展望[N].四川日报，2015-04-08.

[8][11] 郑德珵.中国“十二五”经济发展特征、转型与对策——兼论中国式滞胀和中等收入陷阱[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01）.

[9] 周建元.大滞胀理论：谨防“中国式滞胀陷阱”[J].经济学动态，2010，（11）.

[10]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0.

[12] 王健君.中国经济新常态大逻辑[J].瞭望，2015，（09）：8.

[13] 上半年GDP增长7%超预期 统计局：这样的增速来之不易[N].北京晨报，2015-27-16.

[15] 刘 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N].人民日报，2011-5-13.

[16] 罗 兰.外储10年涨10倍须消肿减肥[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5-19.

[17] 李克强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伯专访实录[EB/OL].人民网，2015-04-16.

[18] 厉以宁.中国经济最怕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滞胀[J].时代经贸，2010，（01）：9.

责任编辑：苗全优

作者：刘文虎

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 篇2：

中国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剖析

摘 要：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政策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支出反映政府动用社会资源的程度，及政府公共职能的重点和发展变化。本文首先分析了财政支出的重要性，然后从中国财政支出总量，以及财政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角度出发，细化分析中国公共财政支出内部结构，并介绍政府所实施的与财政支出相关的财政政策，最后将中国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细化分析，为中国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运用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政策;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

前言

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职能，推动社会发展所花费的总合，体现了政府对国家发展宏观上的经济调控，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效应，如何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或调减政府在不同方面的公共开支，对适应国际形势，把握国家发展时势，稳定社会结构构建，建立长期有效的经济体制有重要意义。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政府有关财政支出的划分调整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研究与财政支出有关的财政政策，分析财政政策对其的作用，同时财政支出也会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二者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推动经济转型，中国的财政支出以及配套的财政政策，都是为了适应国情来推动经济发展，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经济里乘风破浪，独占鳌头。

一、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1.财政支出的含义及分类

陈共给出的财政支出含义是：财政支出，亦称公共支出或政府支出，系指政府支配使用和资金的活动。根据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购买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或用于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或服务支出，前者包括各部门的事业费，后者包括政府部门的投资拨款，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国防支出等其他支出。转移性支出，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主要政府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体现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

2.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

财政支出结构，即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也称财政支出构成;其不仅反映了政府动用社会资源的程度，还反映政府公共职能的重点和发展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所支持经济发展的模式、公平性和创新能力等方面。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的发展模式;经济模式顺应时势灵活转换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惯性导致孤立的市场自我调节周期较长且不确定性强，而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果的方式，能够有效引导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资源集中优化，有效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財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发展的公平。以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社会公平如何实现以及多大程度的实现，决定着国家的基本制度架构，而在现行的国情和国家发展阶段下，社会分配制度一定程度上的不成熟使得社会分配问题无法完全解决，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如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体的创新能力;知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持续的创新能力是获得竞争优势的不竭动力源，激励各创新主体自主创新、实现创新成果的市场转化成为了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调整财政支出的角度，可以通过在科学技术支出上增加创新基金提取和建设比例的方式激励创新行为，加强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支持力度，从而实现各主体持续的创新动力。

3.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现代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财政支出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消费和投资的重要保障。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合理利用财政支出，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例如合理配置资源，提供充足的资金，集中优势高效展开科研成果建设、教育发展和社会基础设施构建等工作，既为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为人民提供了不断优化的美好生活环境。但是若是经济增长小于财政支出，说明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之间的不协调性，资源不合理的配置，导致负增长现象形成，需要在合理控制的基础上消减财政规模，调整财政支出范围。可见，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二、中国近年来财政支出及财政政策现状

1.中国近年来财政支出总量及内部结构现状

（1）我国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共支出总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1978年为1132亿元，到1999年超过一万亿，达1.14万亿元，到2011年达10.39万亿元，在2017年突破20万亿元，达到20.30万亿元，2019年为23.89万亿元。财政支出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原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升，有能力为财政支出提供更多的资金，且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总体展现缓步攀升的状态。从2000年开始至2019年，占比由15.8%增长到24.1%，其中2015年达到25.5%峰值，短暂回落再度攀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加强了在公共基础设施上的建设，国家需要管理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其职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国家提供更多的购买性支出。另一个原因与中国自身的国情有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前提，新的制度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渡的过程，在此期间，新建立的与旧有的社会机构、体制等彼此界限不够清晰，彼此发生重叠，必然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

（2）我国财政支出内部结构更加合理

从财政支出的内部结构看，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国防支出为购买性支出，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转移性支出。因为国家2007年对财政支出分类进行了改革，所以一般采取2007年作为界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逐渐步向市场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较好，一般公共服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渐下降，由2007年17%下降到2019年8.6%，2015、2016年跌至7%;中国的教育支出，从改革开放以来总量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国家对教育支出的投资金额随着GDP增加而上涨，但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稳定在14%和15%的左右区间，只在2012达到了16.9%的峰值，其中有落实了教育法三个增长规定的原因;中国的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起初稳定在4%以上，随着国内企业对科技的不断投资参与，减缓了政府压力，基本稳定在3.5%到4%之间;医疗卫生市场化失败和2020年中国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验证了坚持医疗卫生公有制的正确性，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连年不断增加，由3%增长至7%，对医疗卫生的大力投入，有利于国民健康社会和谐;国防支出在各类支出项目中具有特殊性，对于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防费增长的幅度较小，在财政支出总量中所占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6%以内，国防费的增减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着密切相关，稳定的国防支出即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环境，又不会占用大量财政影响经济发展;转移性支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的社会保障支出缓慢增长，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2.中国转型经济下影响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分析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

（1）上世纪九十年代积极财政政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直接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市场萎缩，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失业压力大、国民收入增长放慢等现象说明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为此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即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来带动投资、扩大内需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增加调整社会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的公平性，同时也减轻社会负担，刺激消费。具体的政策实施有：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经济建设支费，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通过转移支付来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三是规范收费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与政策性补贴支出，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四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提高社会文教费，加大教育投资来培养人才，顺应人才强国战略，消减行政管理费用，促动国有企业改革，鼓励私有企业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

（2）新形势下财政政策定位和功能提升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财政政策定位与功能不仅仅是传统上的集中刺激经济增长，实现供求平衡，还要肩负起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宏观任务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和谐的具体工作，财政政策定位的提升带来功能的多样化诉求。中国政府根据国情和国内外經济形势的发展，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基调，辅助以稳健的财政政策，两种财政政策共同实施，面对经济转型的压力与挑战，与公共支出有关的稳健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财政财政策，应推动改革，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公共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经济建设费。国际国内形势严峻，政府应实施更加灵活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降费，加大政府支出。当形势改善后，可以再调整财政支出比例，把剩余的经费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适当宽松的市场环境，建立适应于经济转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3.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基础。我国财政支出加大了对基础设施投入，财政政策保证了资金投入精准有效，中国基础设施构建基本完善，不仅克服了市场中公共产品的不足，也为突破国民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提供了条件。中国的科技创新进程，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不只是科学家、企业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调增财政支出、实施鼓励性的财政政策也是实现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基础。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是周期性的，从研发、得出成果到转化应用，是需要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有效地对经济起到推动作用，中国制度很好地实现了高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对科学技术的投入通过推动社会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最后，财政支出连续上升的教育医疗投入改善中国的人力资本、社会生活保障，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改善了医疗卫生程度，直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教育的财政支出改善了各个年龄段的受教育程度，义务教育的普及更是保证了未来人力资本的最低学历水平，提高了潜在的人力资本知识技术水平，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随着精准扶贫等政策的落实，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道路。总体上，财政支出及相关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三、中国财政支出及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保持对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持续增加的公共支出投入，不断发展科技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完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其次，通过财政政策，使用税收手段来大力扶持发展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的企业，对进行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实行重税，尤其对房地产行业要严格把控，坚决禁止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和谐社会，促进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地区间居民消费差距，努力实现消费公平，严格实施财政转移支付的标准，减少财政转移资金的随意挪用和滥用，减少不必要的公共支出。中国政府要灵活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及其相关财政政策以提高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促进作用，适应全球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郑海艳.浅谈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7（33）：55.

[3]汪利锬.基于可持续经济增长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分析与优化管理[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5]高新雨，王叶军.财政支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18（07）：109-117.

西南民族大学 徐美华

作者：徐美华

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政策论文 篇3：

浅析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摘要：财政政策在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经济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我国当今出现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对国内通胀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是一国进行经济干预的重要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运行体制存在的缺陷，导致经济的大衰退，并在凯恩斯学派的倡导下施行政府管理体制下的自由经济体制，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对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政府依靠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参与也为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学原理

1.西方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启示

西方经济学家尝试了多种方法治理通胀问题。凯恩斯学派在治理通胀过程中采取降低有效需求的理论，认为可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减少投资和消费，降低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控制通胀压力。新古典学派认为要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经济平稳发展。

西方国家在治理通胀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上世纪经济波动时期普遍采用压缩总需求的方法来治理通胀，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另一方面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其中运行效果较好的是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的“松紧”搭配的政策取得较为有效的成果，特别是在滞涨时期，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政府支出、消减赤字等，重视通过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抑制通胀。

2.我国采用财政政策加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我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胀压力，对缓解国内通胀压力导致的经济下滑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适当合理的运用财政政策对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1)财政政策的运用有利于在短期内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对国内商品的需求状态来调节经济发展效果。对于国内出现的较高通胀压力，政府可以采用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结构性调整，在短期内有效的改变商品市场供应，淘汰一部分落后产业，积极推动前沿产业的发展，对加快经济合理化调整和持续稳定长期发展具有较高的影响作用。

(2)综合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适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抵御通胀压力，又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政府实现在新形势下的双赢目标。一方面紧缩货币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国内需求水平，另一方面扩张财政政策可以适度的提高国内居民的社会需求，当两方面的力量相平衡的时候既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可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

(3)财政政策可以对货币政策实行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进行弥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出现资金流通困难，更加促进经济的萧条，损害经济运行的动力。然而如果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例如对企业进行税收上的优惠和补贴，则可以有效的对其产生的不利方面进行弥补，帮助企业降低损失。

二、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建议

财政政策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矛盾相互交织下，我国政府更要重视财政政策的运用。财政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有效降低企业高成本运行的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等具有积极影响。为了保证财政政策的有效运行，取得较好的效果，可以在多方面进行考虑和实施。

1.加大财政政策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防止农产品受国际市场影响价格大幅度波动，在粮食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给予一定的倾斜如对粮食实行最低保护价政策、蔬菜等农产口免收过路费、超市进场费等。农业是一切工业发展的基础，其稳定发展对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作用，因此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和价格的平稳对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具有关健作用。政府在对农民进行财政性补贴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进行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政策，提高农民抵御市场变化风险的能力，对促进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对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和生产补贴相结合的政策，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促进中小、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对保证我国经济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后劲具有重要影响。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其对推动国内技术创新和延长经济繁荣周期，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极高的推动作用。因此，当前对中小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实施出口退税政策对于减轻国内外需求萎缩、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影响具有积极作用。运用财政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改造、新产品的开发应用具有指导作用。此外，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具有极高的推动作用。

在新形势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国内经济通胀压力具有明显的作用，但其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抑制作用可能会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抵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要采取适当适度搭配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学理论、西方国家实施经济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当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财政政策的建议，在保持国内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庄佳林：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2]邓力平 胡 巍:可持续财政:国内研究现状与基本分析框架[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6).

作者：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