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界越来越关注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面貌。本文试图通过总结2011年媒体文化的研究现状概括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并分析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篇1：

网络权力的生成、冲突与道义

摘要：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尺度的改变影响了人类表意甚至文化”。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权力表达也日益活跃。文章在厘清网络权力发展的要义与旨趣的基础上，对权力网络与网络权力、空间权力与权力空间、权力秩序与秩序权力等问题进行了道义上的阐释与研究。

关键词：网络权力；生成；冲突；道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与政治权力的融合已被学界看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权力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数字化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产物，其权力构成、组织样态、构架结构不断出现新的范式与演绎。塞伦·麦克莱在《传媒社会学》中提出媒介权力这个概念，指出媒介权力即为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是媒体以特殊方式将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能力与力量。蒂姆·乔丹在《网络权力——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中则提出网络权力的概念，是组织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形式。[1]其既包括个人拥有和使用的权力之争的个人层面，也包括控制网络空间和因特网技术知识精英的社会层面。

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介的不断推陈出新，人类建构了一种有史以来最具有强大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对传统中世袭的崇高客体施以祛魅和世俗化的同时，用一套精心组织的富有弹性的话语判决置换了旧有的秩序，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印证着社会公民网络权力时代的到来。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一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网络政治随之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网络权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也推动着我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明转向。

一、网络权力研究及其意义

当前在西方，网络权力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曼纽尔·卡斯特首先提出了“网络社会的崛起”，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尼科·斯特尔、阿尔温·托夫勒分别用“数字化生存”、“知识社会”和“信息政治学”来形容这场社会权力结构转向，史蒂夫·琼斯宣扬一种“以计算机为中介”（ computer- mediated）的赛伯社会（cyber- society）的来临。而普拉特在《混乱的连线—— 因特网上的冲突与秩序》、斯劳卡在《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中也分别阐述了网络权力的冲突与矛盾。特别是美国学者尼克·迪尔和戴尔·维斯福特在2011年出版的《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一书中认为无产阶级新的革命时代的来临，并提出数字共产主义的思想。凯文·凯利也认为网络在技术上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社会化媒体，在新兴的2.0版本社会主义里，个体能通过群体的力量得到解放。[2] 226

我国国内学界当前也开始对网络权力这一全新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国内从事网络权力研究的学者目前主要是从知识与权力（刘邮，2002；林奇富2006；姚国宏，2007、2008），信息（网络）技术与权力（金文朝，2004；刘婕，2005；王冬梅，2010；李辽宁，2010；王昉荔，2011），福柯、哈贝马斯等人权力观与网络（陈炳辉，2002；吕振合，2007；周和军，2007）等维度来研究，但就总体上来看，现在我国学界对网络权力理解不够科学和全面，网络权力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没有完全厘定清楚。主要存在问题有：从研究力量看，由于我国的网络政治学、网络权力研究起步较晚，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相对较少，远远没有形成体系。从研究数量看，国内网络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多，每年网络权力研究方面的更少，国内的网络政治学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还未成为研究的显学。从研究质量看，目前国内网络权力研究仍然层次不高，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网络权力理论的推介上，与我国的实际结合太少，缺乏个性化与思辨性的诠释。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西方网络权力，并运用马克思的人学、政治学、科技知识观等理论和方法解析网络权力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有待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网络权力拓展了政治学和数字化技术科学的研究领域，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网络权力研究将会为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网络权力凸显数字化技术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建设有可攻玉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大力加强网络权力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网络权力有效实施的路径，这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网络权力的生成与演进

网络权力作为媒介进步与权力分化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权力格局的一种扬弃，是数字化技术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演绎。在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层级制的同时，网络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控制力量的技术社会体系逐渐形成了知识-权力社会结构，以一种沟通方式操纵的隐形的方式，弱化甚至摆脱了传统个人或政治集团的科层化的政治统治格局。通过社交媒介为软节点的人类智能联结和以CPU、服务器、通信工具、Wi-Fi热点以及卫星等为物理节点的人工智能联结的泛智（noosphere），特别是，Web3.0、物联网、云计算、超有机体（One Machine）等理念的提出，XML、RSS、API、RDF和CWL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自由应用，使得互联网以其海量数据、深层联系与自我延展等超智能应用进一步成为新型权力行动场域（field），政治信息知识与技术应用势必深入而广泛地参与到公民社会化的进程。

自古以来，“权力”就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内在逻辑、构成要素、研究范式也不断的演进。亚里士多德、布劳、洛克等人从权力的本质内涵出发，认为权力是一种强制的能力或力量；帕森斯、吉登斯、哈贝马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读权力，将其视为社会不断再“结构”的产物；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则从人性维度将权力解读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工具。但总体上来讲，权力一般是指达到某种目的的能力，多指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征。可见，权力作为一种与理解的预测行为特别有联系的动机，它的实现必须有效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或权力网络，诸如代议制、科层制等，并充分地利用各种价值资源才能得以实现。

网络权力主要是指社会公众，特别是知识精英，以知识、技术、资本等资源为优势，通过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介交互参与的虚拟政治实践，对他人、群体以及社会产生影响、制约与控制的能力与场域，从而迂回达到利益的合理化与合法化 。每位社会公民已衍生为网民与公民的复合体，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政治意见，平等、便捷地参与政治，实现了“虚拟平等”的政治愿景。基于各方所拥有的异质资源，原子式线性权力演变为增权共振的利益场，网络成员之间在一定的网络技术约定下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支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现实社会、个体与虚拟共同体之间、虚拟共同体之间、虚拟共同体与现实社会之间权力关系呈现为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结构。当前我国网络权力组织形态主要包括政府、技术精英（公司）、社群、舆论领袖、公众等层面。其中既有政策决策、政府监督、电子政务、腐败治理等宏观公共网络权力表现，也有网络投票、网上论坛、微博问政、数字参政的个体利益诉求，形成丰富活跃多维交互的政治生活场景。现实社会权力网络与网络权力对比情况如下表。

但我们也要看到，相对传统社会正式组织在一定制度规约下的政治权力表达与实践，网络权力的复杂性、动态发展性以及不可控性，使得网络权力的构成与实现具有复杂的形态。目前就网络权力的类型来讲，主要分为知识共享型、技术耦合型、利益契约型、社会资本型等。尤其是我们注意到随着我国网络发展，网络社会的权力转移与分化加剧，出现科层化、集群化、公共化、扁平化的交融与激荡。

在网络权力分配模式上，主要表现为嵌入式增权共景结构。网络权力作为现实社会的虚拟演绎，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现实社会的功能。首先，网络自身的顶层设计在一定程度了维系了这一功能，诸如政府办公网站、会员制社交平台等等，往往通过准入、置顶、过滤、沉降等方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同时，知识技术精英也通过数字霸权、传播强势、舆论主导等方面的优势，建立并维护那些满足他们利益的制度安排与技术设计，成为一个技术集群化权力管理机制。而由于互联网技术支持扁平化、规制隐性化、人际互动离散化以及文本话语式微化，社会公众在网络权力表达与政治实践的动力机制、行为变量、文本语境都发生具大的变迁，虚拟社团、虚拟共同体代替了传统的政党、媒介组织、社会组织等利益集团通过一定的程序表达的路径。特别是智能软件和社交平台的不断的推陈出新，使得参与成本迅速降低，参与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从而提高了公众参与政治的兴趣，促进了民众参与的自主性和自觉性。[3]网络权力表达的时空性越来越强，社会公众关注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地不断加强，构成人与社会、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人与虚拟社会多元的符号景观，既有政府、产业的宏观管控，又有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网络水军、微博约架、网络营销等群体样态，使得当前网络权力处于社会治理和公众民主自治的杂糅与裹挟的大熔炉之中。

三、网络权力冲突与网络秩序

传统社会政府往往遵循着理性-科学原则的认知实践原则，以“现实”的知识建构社会权力合理性与合法性为轴心，探讨权力结构的利益集团、工会斗争和其他影响群体的作用，从而达到公共行政治理的科层制统治形态。媒介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刷新了人类认知体系，以其断裂、跳跃、快照式的填充不断延展着人类的“所知域”，通过选择现实多镜像的呈现而开拓和控制个体关于“现实”观念的藩篱，使人们的知识建构的“所知域”体验充满了其观念空间。权力的空间也由“现实”（所知域）向“暗晦域”跃进。社会公众正以强大的权力构造出一种意识形态语境，在多元话语实践的基础上，理性-科学原则的意识形态特性和“所知域”知识本身的认识特性相互配合，强化了“所知域”知识合法性的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借助“所知域”证实和理解“现实”的知识偏好。[4]麦克卢汉预测性地提出“媒介即讯息”，就说明媒介及其呈现的内容本身就是知识政治的一个重要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权力就是主客世界与身体主体转化为符号语境（ imaginary）非线性对象化编程“源代码”的实践，通过多元话语体系与实践模式的交叠并置而进行不同权力的博奕与张力，是对知识权力的扩张和再生产。

在信息社会，信息知识成为决定权力的重要因素，而网络的沉浸性（immersion）、交动性（interaction）、远程展示（telepresence）、拟人性（Astificiality）等特质的张扬也将打破国家权力的权威地位， 最终也有可能突出毫无内容的原子统治和以形式为主的时尚政治，这种统治方式不只是对归于杜绝专权的温和政治的暗示，在以阶级关系为首的各种级别结构弱化的同时，以超主体化的个人为对象形成的计算机统一，以微观权力为基础的计算机统治时代的国家机构，如果背离原来的公共技能而钻营所谓的同意公法 （ engineering of consent ），也可能导致与过去以被动大众为对象的精英专制相类似的网络专制体制（ network despotism），而不能完全确保内部自由度日益提升复杂社会的秩序。哈贝马斯就曾批判西方大众传统媒体的发展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迎合公众的消费群体的娱乐与消闲需要，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5]。

此外，互联网实现了社会公众的数字化生存与社会实践技术化，人们的交往不同于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交往方式的农业社会，也不同于以业缘关系为主要交往方式的工业社会，而形成以网络虚拟技术为依托的网缘交往方式。互联网也加快了社会权威权力的转移与分化，组织结构由科层制向扁平化发展，权力结构由控制型向分权型发展，决策结构由垂直式向交互式发展。[6]虚拟社区作为一个松散的联合体，网际共主体性体现在虚拟社区核心理念和共同旨趣上，是社区成员交往的一个心理和文化空间，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意地出入于社区中，“游牧部落式”的生活和“鲁宾逊式独白”的跨时空传输与交互式沟通使得个人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与吸纳信息。

自马克思以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譬如吉登斯就从结构主义维度提出社会结构是社会实践运行或再生产所遵循的规律，而重复性的交往实践的结构，即形成特定的制度。[7]而这些维护社会体系结构化运行的规则、制度、组织等可称谓网络秩序。福柯通过“系谱学”的方法揭示了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指出了各种惩罚技术如何从外部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8]从形式上看，互联网的发展打碎了传统线性制度化控制的秩序，形成跨时空的多元化、非线性的力场，通过对人们信息接收渠道的解放导致人们意识的解放和自由的提升成为可能，如微博问政热。早在1969年麦克卢汉就曾讲到“在即时电子通讯的软件世界里，政治从旧模式——通过选举代表推出政治决策人，转变成为一种新模式——人们可以随时并即时共同参与到所有决策领域中”[2]381。约翰·奈斯比特也提出“在立即可分享信息的时代，代议民主制已过时，参与式民主变得重要”[9]。德鲁克提出“知识社会”认为信息和知识取代资本，自然资源及劳动力成为基本的经济资源，并创造出社会得以共处的原则。[10]

从本质上看，社会公众借助网络等新媒介集结成力量，媒介使普通民众可以知晓更多的决策信息，增加人们参与民主机会的同时，这种力场的逻辑断裂与结构的无序、微小叙事与多利益的杂糅、非中心化的宰制与意义场的缺失，却又使得现实社会的有限定向解向网络“无究解”转向，使得媒介范畴的客观技术的规定性以及网络表达的感受技术身份定位的理性规约衰落。约书亚·梅罗维茨就曾指出“媒介的演化通过改变我们收发信息的方式重塑了社会地点与物理地点的对应关系，从而改变了社会秩序的逻辑”[11]。在互联网中，人们有如不知疲倦的演员，同时参与许多不同剧幕，不停地变换角色与场景，学习并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行为规则。麦克卢汉曾提醒我们，“民众在民俗的创造中既不担任角色又不主宰命运，这些民俗的诞生地是演播室和广告公司”[12]。互联网的无中心、无等级、无向度的对话机制，表面上看实现了技术层面的程序正义的可能性，但社会公众囿于技术与政治专业知识、参与程度以及决策能力的限制，大多局限于私人领域或政治体系的外围，特别是，网络的离散性使人们难以达成一致的价值体系与秩序，而形成各个“部落格”。

网络权力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网络的投射，是权力与知识技术的耦合，而网络产业、平台空间、技术规避等限制以及网络成员网络应用、个人拥有资源的不同，譬如源代码和程序编写识别的能力、搜索引擎应用熟练程度、智能协定共享程度，社交平台技术的改版升级、网民利益兴趣点的变化等因素使得网络权力和权力关系不断地发生扩张、分化与变异，形成非对称化的权力结构，出现网络权力价值链的差序格局、知沟以及内卷化等现象。特别是互联网应用个体或虚拟共同体动员和使用网络资源能力的强弱、占有或支配网络资源能力的差异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网络空间中权力位置的核心要素。互联网产业在最初阶段主要是以强制性、奖赏性、法定性权力等为主，其权力结构是对称的。但伴随着生产网络的不断建构，技术参照性以及专家性权力出现等影响因素使网络权力关系逐步发生分化。特别是为应对竞争，资本、技术、信息、品牌、市场等资源在网络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譬如网络技术研究公司为控制价值链高端的研发，逐渐形成一个权力公司与广大网民不断跨越社交平台自身边界向外延展的进程，从而发生技术权力、渠道权力与权力塌陷区。其次，互联网在公司研发或社交平台内部由于时空凝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现象，不断出现内卷化与极聚的现象。美国学者研究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已从农业社会的自然节奏，工业社会的“任务时间”转向信息社会的“技术时间”（ 或者说资本时间），时空凝缩进程已经成为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会更加强烈且全包围。[13]现有权力结构解体的同时， 将伴随分权化的加速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而网民社会性的元意识运动，网民在参与现实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时，追逐那些不被承认的利益构成，而这些具体利益的误识（mis-recognize）构成了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所以网民相信并试图通过公开暴露这些利益将会摧毁其合法性，开启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布尔迪厄认为自主性的利益免受所有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这种呼唤需要个体的以及集体的行动。[14]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是让个人从统治的压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工具。但我们也要看到，个体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习性（action of habitus）、现实历史以及特定群体的符号资本，社会区隔和符号分类形成竞争性的分层等级与利益表达的场域。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和帕尔在《数字化民主》中认为，网络情境下要评价和确定各种利益集团和各个选民选区的意见的方式，信息处理机制中的价值取向式偏见产生的作用。阿伦特也认为“在缺乏一个普遍原则的条件下，不可能确立起任何秩序”。[15]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而网络虚拟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演绎，整个社会及每个社会单位自然秩序被不断动态的重构与再生产，规则自治单位系统内部及之间自发增长的群体秩序和智能化规约，是非对称网络权力结构与组织结构的空间耦合。而网络权力何去何从，其中心要旨如何实现？特别是，在技术层面上实现社会主义的互联网，网络权力表达公共治理构架的顶层设计与道义构建，是边沁空间辐射状的圆形监狱、抑或是福柯知识技术权力的规训与嵌入（encastrement），还是哈贝马斯所谓话语民主的（discourse democracy）逻辑与价值共识，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商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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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丽萍，赵宬斐.新媒介视阈中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症候及其纠错[J].政治学，201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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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大新方向[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53.

[10][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张星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37.

[11][美] 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98.

[1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自序.

[13]Robert Hassan.Network speed and Democratic politics[J].World Future，2008，（64）：18.

[14][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288.

[1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出版社，1999：8.

（责任编辑 木 宸）

作者：宋红岩

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篇2：

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研究的多棱透视

【摘要】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界越来越关注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面貌。本文试图通过总结2011年媒体文化的研究现状概括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并分析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媒体文化；媒体生态；微博

从2009年的微博控宣告自媒体时代到来至今，我国的媒体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回看2011年，媒体文化①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保持着惯有的“理论热情”。媒体文化研究的话题一贯以来就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有囊括一切的势头。这一点应该予以理解，毕竟在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媒体这张大网几乎已经覆盖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世间万物似乎都与媒体沾边。伊尼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发现，一种新的媒体可能会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依据媒体的形态、性质为人类文明史下注脚的方式也启发了无数后来者。显然，媒体文化现已成为参与、塑造我们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复杂文化形态。在我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媒体文化就成为理论界的显学。回到2011年，媒体文化研究有哪些关注点？参看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章以及同年出版的著作就能略知大概。自媒体文化研究、微博研究是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大部头”，除此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沿袭过去媒体文化的研究思路，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阐释、批评。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梳理。

首先，部分研究者承继媒体文化研究中的批判传统，采取文化研究的策略，揭示媒体文化中呈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特性，对具体媒体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意识形态批判。这类文章从媒体文化研究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就一直存在，颇有“旧话重提”的意味。具体来看，有些研究者回到西方媒体文化理论中，阐发具有原创性理论家的思想，像法兰克福学派、麦克卢汉、道格拉斯·凯尔纳、约翰·菲斯克、莱文森等在媒体文化研究中的视野、方法是被关注的对象。译著《去西方化媒介研究》通过研究一系列来自亚洲、非洲、南北美洲、欧洲、中东地区和澳洲的案例，在回顾传统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体、权力和社会的关系，挑战了盛行的全球化理论；有些研究者关注媒体与青少年亚文化、女性文化的关系，其中，由青年政治学院、北师大文学院、文艺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了青年亚文化的学术源流，涉及酷儿理论、消费理论、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批评的文化批评等议题，其中，手机、微博、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影响是热议的话题；还有些研究者侧重于文本分析，分析电视剧、电影、广告或者具体的媒体事件，在媒体、受众、社会之间进行互动研究。《读书》杂志开设了专门的媒介批评专栏，即用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媒体文化研究。其中蒋原伦的《今夜星光灿烂》通过分析年轻人上电视，阐述了伴随电视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他们习惯在电视中扮演自己，他们是名副其实“身披电视屏幕”的媒体人。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分析的就是造成社会影响的重大媒体事件。另外，热播韩剧、网络游戏、电视娱乐节目、网络视频等都是媒体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对其研究往往涉及受众心理分析、政治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性别对抗、权利关系等传统文化研究的话题。

其次，本年度最具中国特色的媒体文化研究，是探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如何利用媒体有效传播。如徐康的《红岩文化与媒体传播》、徐会乐的《中原武术文化媒体传播的现状与对策研究》、顾苏的《中德媒体2010上海世博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从媒体政治、跨文化视角分析自我与他者形象》等，这些文章提倡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把传统文化打造成适时的文化产品，推动其传播与发展。问题是，当传统文化在新媒体中重现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介入，它们已改头换面，被“去传统化”了。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原生态性，是这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本年度媒体文化研究的热点当数自媒体文化。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媒体的生态环境，致使媒体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过去传播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基础上形成的媒体文化研究已经无法对自媒体文化的新特性给出合理解释。基于此，自媒体文化成为中西方媒体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早在2002年美国专栏作家Dan Gillmor就已提出自媒体概念，把以博客为代表的个人媒体看做是“新闻媒体3.0”的象征与代表(其中1.0是指传统媒体或旧媒体，2.0指新媒体)，2003年，美国报业协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里斯（Chris Willis）合著的自媒体的研究报告，拉开了中西方学界关注自媒体研究的大幕。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里斯的报告研究了美国公民利用电子邮件、博客、论坛等，在美国公共事件中（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参与制作并报道新闻的重大影响，这种“自己动手做新闻”的热情就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在过去那种批判性的媒体文化研究中，媒体文化被看做是以种种形式诱使个人认同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表征等。当然它也为个人能够获得反抗社会的力量提供了种种资源。［1］传统媒体文化的掌控权，交织在政客、商业集团、传媒机构的相互牵制之中，它与大众的关系是自上而下的。而今，自媒体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传播模式，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参与信息的创造与传播。这样大众部分获得了媒体文化控制权，推动了传播民主化的趋向，促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从2005年开始，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开始关注自媒体的影响，当年仅两篇文章谈及这一话题。2009年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薄弱，零星有研究者分析自媒体时代可能出现的媒体文化特征、动向及其对传统媒体的挑战，那时的研究颇有前瞻性的意味。毕竟“人人都能动手做新闻”，不是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科技发展作为坚强的后盾。在我国，当博客开始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全面上市，网民才成为随时“寓居”网上的、名副其实的网人。另外，各大门户网站，如搜狐、新浪、腾讯等都全面打造自媒体式的平台，电子邮件、论坛、腾讯QQ、MSN、博客、微博等都发挥着自媒体的功能。尤其是2009年微博控的流行，正式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来临。总体来说，从2009年起我国对自媒体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自媒体研究的论文明显多于前几年，这的确是自媒体时代来临的症候。

而在本年度自媒体文化研究中，微博是最热的话题，中国知网中题目出现微博的文章有上千篇，微博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2010年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第四辑）的核心话题就是微博，涉及的话题有微博与公共领域、微博言说方式、媒体生态等。2011年微博的话题依旧火热，除了直接以微博为题的文章之外，探讨自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微博，我想是因为微博的确宣告了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研究微博的文章中，有些把微博作为新的教育途径，倡导通过微博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些阐释微博的出现对其他媒体（报纸、广播、电视）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媒体该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中国报业》、《新闻知识》、《新闻记者》、《新闻爱好者》等很多杂志都刊登过类似文章。这类文章特别提到在新闻界，报刊、电视不再是唯一能进行“权威发布”的中心了，微博中大量涌现的公民新闻已经斩获了部分创造与传播新闻的话语权，甚至传统媒体有时需从微博中采集新闻。如“辫子新闻”就指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社会性媒体相融合的趋势。看来，未来传统媒体发展的前景必然是与新媒体的融合；还有些文章着重探讨微博对突发事件的介入及微博问政等情况，像宜黄拆迁、上海火灾、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的微博报道、两会的微博问政等。杨琰的《以两会微博为例谈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刘卉的《从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看微博传播的特点》、吉卫华的《微博客的媒介生态研究》即认为微博以其传播的自主性、互动性、扩散性、及时性推动了我国民主化的进程。

无疑，微博对公共领域的构建、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微博研究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微博开启了信息传播的新纪元，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模式，加速了公共领域的构建；也有研究者认为应对微博“热”进行“冷”思考，因为微博中的信息庞杂、碎片化导致信息真假难辨。另外，由于网络使用地区不平衡、社会阶层、年龄、学历结构形成的数字鸿沟，会造成边远地区、农村和其他不接触互联网的弱势群体在公共领域构建中“失语”。总体来看，微博有效改善了人际关系，有了微博，大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他们同时还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大众的主体性获得了彰显，他们的社会热情与政治热情就会被调动起来。当大众的信息在碰撞与交流中形成公共舆论时，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由传统媒体文化诱使个人所认同的那种占优势的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样公共舆论在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突发事件中就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当然，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微博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让大众通过这一平台发出的有社会意义的声音不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这是理论研究尚需解决的问题。另外，媒体、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环境、经济发展都会制约媒体文化的发展，所以关于微博的进一步研究，还需更多关注如何保持自由、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

除微博之外，还有些研究者探讨了我国自媒体文化发展的进程、特征及其影响。如周晓虹的《自媒体时代：从传播到互播的转变》、王长潇的《播客平台的商业模式、监管自律与播客自媒体公民意志的再传播》、尹章池等的《刍议“自媒体”的兴起与少数民族文化网络传播策略的创新》等，这类研究侧重通过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来谈自媒体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如夏德元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媒介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来形容，认为传统媒体因其沉淀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是新媒体的唯一参照系，具有历史价值，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必然是共生共存的。邓若伊认为自媒体中的公共领域已不同于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中难以再现俱乐部、咖啡馆中的美好、真诚的交流情景。另外，保罗·莱文森的《新新媒介》对美国新新媒介（本文称自媒体）有全面介绍，书中谈到的兴盛于21世纪的自媒体有博客网、优视网、维基网、掘客网、聚友网、脸谱网、推特网、第二人生、播客网，莱文森分析了这些不同媒体的各自特征，并认为这些媒体在过去其他媒体优势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他称赞新新媒介的民主化特征，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个人能选择适合自己才能和兴趣的新新媒介，新新媒介没有自上而下的控制，新新媒介使人人都能成为出版人、制作人、促销人。当然，他也看到了新新媒介潜在的危险，如知识产权受侵犯、信息垃圾、留言、攻击、煽动、盯梢、恐怖、欺凌等在新新媒介中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他呼吁网民理性参与、回应新新媒介。尽管莱文森是针对美国自媒体来谈问题的，但同在“地球村”，我们也定能从中受益。

总之，2011年我国的媒体文化研究中，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与自媒体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自媒体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尚需以传统媒体文化研究为参照。此外，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媒体生态环境也有相应改变，如何构建积极健康的媒体生态环境，是今后媒体文化研究的关键点。

注 释：

①本文依照学界的流行观念把媒体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三类，传统媒体指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媒体，新媒体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上出现的第一代媒体，自媒体特指与新媒体相对的20世纪末出现的人人都能创造和发布信息的个人媒体。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09级博士生）

编校：施 宇

作者：郑二利

电视剧文化研究论文 篇3：

《文化研究评介》中的通俗文化之我见

【摘要】 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孰重孰轻一直是文化研究界争论的焦点。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互联网时代，文化流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笔者以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西蒙·杜林对通俗文化的解读为理论基础，深入分析了中国通俗文化的现状。笔者发现，以“颜值”“商业价值”“欧美风”“日韩风”等关键词为中心的现代中国通俗文化正不断腐蚀着大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交流没有使得中国流行文化更多元，反而呈现更单一化的趋势。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加强传统艺术和高雅文化在通俗文化中的比重，有效地中和通俗文化中低俗和单一的部分，使之成为提高大众品味水准和鉴赏能力的沃土。

【关键词】 文化研究;通俗文化;高雅文化;全球化;互联网时代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探讨的问题泛而不专，以致多年来一直在原地踏步，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寥若晨星，但这个领域所具有的魅力使它一直吸引着学术界和理论批评界的目光。在文化研究领域中，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孰重孰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随着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的到来，这两种文化的发展及其对大众的影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发展和世界文化交融加速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交织共存，创造出了一个多元的现代通俗文化空间。据此，笔者选择以西蒙·杜林的《文化研究评介》中对这两种文化现状的介绍及解读为理论基础，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现状，来探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通俗文化对大众的影响，以及叩问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可行的发展方向。

一、文本概要

《文化研究评介》的作者西蒙·杜林现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文系的教授，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任教，出版过大量文化研究相关著作。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言中所言，不同于大部分文化研究导论，该书不仅囊括了每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方法的历史发展，还考虑到读者的兴趣，根据不同的主题谈到了诸多文化研究领域的话题，如女性文学、性别差异、多元文化主义、葛兰西思想、流行音乐、酷儿文化等，并结合相应地经典著作对其进行阐释说明。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对文化研究涉及的理论方法的历史发展以及所探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提出西方文化研究带有政治倾向性;第二章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文化研究对过去（历史）、现在（当代）文化的研究分析状况，并据此预测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章杜林从空间上说明了文化研究既以全球化的思维对文化进行研究，又以不同的思维对地方、国家、全球文化形成的差异三角进行了分析。

第四章谈到了媒体和公共领域，分别说明了文化研究在电视、流行音乐、互联网和技术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并在最后着重强调了网络在现在及未来对于建构社会和文化关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五章讨论的主题是身份，作者认为“身份不是根据个体的整体特点（如性别）定义的，而是由他们所特有的个人特质所定义”

（During， p145），随后两小节中分别探讨了文化研究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方面的研究;第六章谈到了最容易激起讨论的性相和性别话题，首先简单说到了女性主义，而后讨论了对当今性别以及酷儿文化的研究，最后坦言，即使学者们在酷儿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但在酷儿文化研究热已退潮的现在和将来，要有新的进展甚为困难;最后一章作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释了“价值”的含义，区分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花了不少笔墨阐述了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通俗文化的特点，并说明了文化的性质。对于文化研究的未来的方向，杜林在结论中如是说道：“我可以在此轻易列举出一堆值得研究的主题……但是我认为与其在如今尚未确定的主题上空折腾，倒不如等待即将进入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告诉我，未来我需要了解哪些东西，以及一直以来，我真正应该了解的东西是什么

（During， p215）。”

二、现代中国的通俗文化

的确，文化研究可以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可以说，任何一个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都可以纳入研究范畴。初拿起这本书时，翻开目录看到众多熟悉的研究主题，笔者发现书中提到的研究对象就在身边，俯拾皆是。而这众多主题中，最能引起共鸣和深思的是最后一章的第一个主题——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低俗文化（Low Culture）。虽然杜林以此为小节标题，但真正提到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地方不多，所有的讨论都是围绕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展开。

究其原因，想必是为了方便读者讨论，毕竟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受众只是少数人，通俗文化才是主流。而引人深思的是，这种对通俗文化的讨论，又可以拓展到对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反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所讨论的虽是西方通俗文化，但是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现在的中国的通俗文化中也包含很多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因此杜林在书中提到的大部分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但有一些还有待商榷。

在第二段中，作者谈到通俗文化和学术之间的争论，他认为“对通俗文化进行学术批评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在通俗文化自身内部，知识分子的自尊常常受到令人泄气的嘲弄。既然大多数形式的通俗文化都承诺给人带来直接的快乐，它就把严肃性隐藏于娱乐之中” （During， p193）。由此可见，杜林对通俗文化的看法并不苟同于许多其他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但是作为通俗文化的参与者，纵观中国近年来通俗文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笔者不禁发问：如今的中国通俗文化，褪去娱乐的外衣还剩下些什么？在中国，通俗文化也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娱乐为主要目的，但在这娱乐背后，我们却极少看到严肃性。

当然不可否认，有极少数文化产品确实有陶冶情操、引人向善的品质，可大部分都是以利益为驱动，与其说是“娱民”不如说是“愚民”。互联网的发展助长了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这些社交平台的兴起，在得到陌生人关注的同时，人们却忘了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欧美风、日韩流在年轻人中颇受追捧，本应审美多元的时代，本应充满个性的年轻一代渐渐不知如何辨别美丑，所谓的”颜值”仿佛只有一种标准来衡量;外表跟风无可厚非，思想似乎也毫无二致，面对不一样的声音，如果心灵鸡汤式的劝导不起作用，便群起而攻之，让其屈服于这”权威”的大多数;电影作为现在大众最为追捧的通俗文化之一，为了圈钱通常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经典的旗号，内容却空洞庸俗，有些观众可能会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但大多数观众都只是欣然接受……

这样的通俗文化不胜枚举，不能说这些是低俗的二流文化，因为这是得到大众认可并消化了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给社会带来的负能量不容小觑，它们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足以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通俗文化及传统艺术的交融

当然，通俗文化中也包含很多宝贵的民间传统艺术，如京剧、皮影戏等，但这些文化通常难以进入大众视野，只为少数人所传承，因此对人们的影响远不及上面提到的那些。正如杜林所说，这个时代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传承不断减少。 历史之于现代文化，更多地被看作是“娱乐”，这个时代是越来越不被“过去”所负累的时代（During， p57） 。难道通俗文化就完全没有内涵和可取之处吗？当然有，现在很多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相結合，如《红楼梦》，作为文学上的理论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加工以电视剧、喜剧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大众能够以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了解经典。不过，引用杜林的话，“高雅文化的经典作品失去了它的某些功能。人们不再要求它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对此，社会具有更为有力的手段）或者指导当今文化生产” （During， p196）。

也就是说，大众对文化有了新的定义，以前被用以区别阶层的文化活动，如戏剧、音乐会等在维持社会等级这个阶层方面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一些诸如芭蕾舞剧院这种高雅文化产出平台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消费主义文化的流行使得快餐文化成为备受推崇的主流。所以，目前来看，高雅文化，抑或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化交融的可取之处对大众的影响不可虚夸。

另外，随着互联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通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交融不仅受到了消费主义速食文化的冲击，还受到了来自外来文化的阻碍。作者在书中提到，我国有些保守理论家们 “已经求助于需要训练与学识的传统艺术，把它当作抵御美国化或者至少是商业化的大众文化的堡垒” （During， p196）， 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抵御文化入侵。

很显然，一些外国通俗文化不仅变成了中国通俗文化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中国本土文化。可惜的是，大众身处其中当局者迷，对促进本土文化宣传的政策和产品并不买账，这些努力大多付诸东流，网友们还是选择一边看着美剧韩剧，一边发帖指责政府”闭关锁国”。现代通俗文化的熏陶，让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诚然，发达国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盲目推崇未必是好事，电影院里放映的美国大片除了在视觉上给人以快感，真正触动心灵的品质又有多少呢？外国也有经典，但是这个商业运作、消费文化的时代使这些经典无立锥之地，许多文艺、致敬经典的外国电影在中国遭遇票房惨败，这些都足以看出大众的偏好。以美国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欧美商业片正影响着中国观众的审美，一些诸如“个人英雄主义”这类刻板的价值观也在这些受众中流行开来。个人主义的盛行在互联网上掀起一阵又一阵“个性”风，但是这些“个性”更多地是以“无厘头”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极少有值得深究的价值和内涵。来势汹汹的文化冲击对大众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通俗文化载体中的体现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现在很多中国电影和好莱坞合作，旨在拍出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大片，最后特效不尽人意不说，剧情还不如温情小电影，也失去了中国电影的特质，而这些电影的制片人却在一片骂声中赚得盆满钵满。这些“失败”和“成功”与通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充分表明通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毫无疑问，这些被杜林称之为“全球流行”（global popular）的大众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大众心中的地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接受和理解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如何维持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及历史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化中的平衡是文化研究者和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首要问题。

四、结语

至此，笔者并非一叶障目，一味诟病中国通俗文化，而是想通过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提醒大众不要“低估趣味能在不同群体间流动的程度”（During， p 206）。毋庸置疑，中国通俗文化中有值得推崇的正能量，但是这些正能量远不能与负能量旗鼓相当。在互联网和全球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中国通俗文化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元素，还未来得及仔细审视。这些文化的强势入侵导致中国本土文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进则不被接受，退则会助长外来文化的肆虐。如何在这进退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用合理的方式使大众接受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通俗文化是文化研究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根据杜林的观点，通俗文化应该是介于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并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高雅文化的存在，但我国占主流地位的通俗文化却似乎与之相悖。因此，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发现中国通俗文化的症结之所在，让它回到本来的位置上。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出台相关政策来有效平衡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在通俗文化中的比例，以期在为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还能提高民众的鉴赏能力和品位水准。

参考文献：

[1]During， Simon. Cultural Studie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2]曹又亲.通俗文化在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表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6.

[3]吴青青.早期中国电影对通俗文化的依存——通俗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发展之一[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

[4]邹广文.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6.

作者简介：

黄安琪，女，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专任教师/助教，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文化。

作者：黄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