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理论管理论文

摘要：档案文化源于档案及档案現象，是一种包括了物质载体和附着信息形成过程的管理规则。档案文化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为基础，根本价值是建构档案学理论与参与包括社会记忆、国家治理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核心内容在于认同，衍生部分包括档案职业大赛、档案展览和档案电视片等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电视文化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电视文化理论管理论文 篇1：

浅谈小学素质教育

一个人的素质应该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即：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其对外界事物感应、感知、应变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以及实践和创新等能力的综合体。素质教育则是培养和提高这个综合体的教育。小学素质教育是整个素质教育的基础，是决定整个素质教育成败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注重如何向学生传授文化理论知识，让其尽快地掌握和领会知识要点，以便在考试中夺得高分。这样的一种教育形式实际上是在考试指挥棒的指挥下实行的一种应试教育。在这种教育形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发展——高分低能。这样的学生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很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科技发达、竞争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要求劳动者不但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全方位的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素质教育形式的培育下才能成长起来。

爱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称颂和发扬。但这种美德也同时衍生出一种爱子心切的现象，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的家庭这种现象有增无减。一些家长将子女视为掌上明珠，百般娇惯，孩子要月亮绝不摘星星，全家几代人围着孩子转，久而久之，将孩子宠惯成小皇帝。这些孩子是温室的花朵，经不起室外的风雨，受不起挫折。对这样的孩子实施素质教育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推行素质教育。大量事实证明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害人匪浅。有关资料显示：应试教育形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70%缺乏胜任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工作能力;50%的人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30%的人缺乏独立分析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15%的人缺乏一定的应变和承受能力;5%的人缺乏必要的社会活动、适应环境、承受压力的能力。人们常闻的大学生杀人、自杀、出走、失踪、被拐卖等案件大多与大学生本人素质有关，如近年马加爵案和药家鑫案，都说明了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笔者本人是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小学教师，并且是先乡村后城市。我的感觉是：农村孩子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反应能力不如城里孩子;城里孩子身体承受力、心理承受力、自我约束力、独立自理能力不如农村孩子。现在城里小学生最大的两个毛病是贪玩、好吃。怪不得有关人士高声向社会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快革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教育工程。它要求全社会各个领域、各部门、各阶层形成一致的共识，通力合作。目前，有关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可供具体操作的素质教育措施却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想就怎样推行小学素质教育谈谈看法：

一、全社会要形成素质教育的共识，为推行素质教育扫清障碍。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素质教育的宣传力度，让全民认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并自觉摒弃应试教育形式，理解和接受素质教育形式，为教育工作者执行素质教育扫清社会认同障碍。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导要更新管理观念，改革管理措施，去掉以考分高低评价学生和教师的做法，为教育工作者松绑减负。更替年龄偏大、思想僵化、管理观念陈旧的管理人员，大胆启用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年轻人，为教育工作者制定可供实际操作的素质教育措施。教育工作者要树立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加强素质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不要过于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不要受传统观念、社会压力所左右，勇于创新，努力探索素质教育的新路子，为素质教育的推行不断地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社会各阶层公民要认真理解和接受素质教育这一新的教育形式，认同并支持教育工作者对其子弟实施素質教育的过程，不要随便非议甚至讥讽教育工作者执行素质教育的过程和措施，也不要以子弟考分的高低来评判某位教师的水平和能力。

二、加大财政投入，为推行素质教育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素质教育既然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身体和精神两方面诸种能力的综合体的教育，它就要求社会、家庭、学校、教师从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为了适应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形式，必须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教学条件。要具备这些条件，一定要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这个投入可分为明投入和暗投入。所谓明投入就是各级政府每年按国家政策向教育单位拨足各项经费，所谓暗投入，则是加强教育单位财政的管理，杜绝一切铺涨浪费，清除教育单位内部的浪费、挪用、贪污教育经费的违法乱纪分子，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发挥最大的作用。只有在保证必要的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施素质教育，才能不使推行素质教育形成走过场，搞形式的局面。

三、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素质教育的关系。

首先可以肯定，文化理论知识的教育也是素质教育，而且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它是整个素质教育过程的基础。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理论知识的学习始终是最重要的方面。撇开文化理论知识的传授的素质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试想：一个缺乏基本的的文化理论知识的人又怎么能成为一个能应付各种事物，适应复杂纷繁的社会环境，承担多项工作，有坚强意志和创新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者呢？没有一个文盲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美术家、音乐家的。事实说明：文化理论知识的教育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在文化素质越高的群体就越容易进行和接受其他方面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也需要一定的文化理论知识作指导，反过来，高素质的人才就更需要不断的用新的，高层次的文化理论知识教育来丰富自己，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这就是一些伟大人物成名以后还不断学习和进取的原因。

四、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的具体操作方法。

素质教育看起来复杂纷繁、千头万绪，致使一些教育工作者茫然不知所措，有些教师一说搞素质教育就来个全面开花，眉毛胡须一把抓，又是这个会议，又是那个活动，搞尽了花样，结果还是空空如也，毫无实效。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教师没有弄清素质教育的真正含义。事实上素质教育虽然是一个综合体的教育，但也可以分门别类，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

1、文化理论知识教育是最基本的素质教育。作为教师不应忽视向学生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而应努力教学，执行教学大纲，坚持教学原则，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

2、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组织适合各类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特长，培养专门人才。

由于每个人的爱好不一，精力、时间有限，因此不能千篇一律，强求一致。素质教育不是全面开花，培养和发展学生某一特长的教育也是素质教育。所以，学校可以组建打破教学班级界限的各种特长班或组，配合任教教师，统一安排教学时间。一个学生可以参加一项或多项特长教育训练。可以设计如下特长班：写作班、数学班、摄影班、书法美术班、音乐舞蹈班，乐器班、体育班、棋艺班、制作班、演讲班，社会活动公关班、班干管理班、电脑班等。

3、重视和利用社会、家庭对学生的正面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社会利用电视、电影、广播、报刊、文件书籍等途径向学生传授有关的道德品质、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政策法规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素质教育内容。家庭成员对学生的言语、品行、性格、意志等方面的正确引导也是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十分重视并善于利用社会和家庭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途径。

4、不断研究和改革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考查的方法。

施行素质教育，教学质量的含义不再是单纯的学科考试的成绩，而是某个学生各方面素质的综合评价。因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改变过去惯用的一纸考卷论成败的做法，变单纯的文化考试为综合的考评检测。每期期末由管理部门领导下到各校、各班级检验学生各项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情况，但这要求管理人员不断研究高超的和形式多样的检验方式。

5、有條件的地方应逐渐建设一批学习和生活设施配套的大型集团化的学校，这种学校具备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完善的生活设施，学校应该有各科教学的教师，也有社会生活方面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教师，让学生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五在校接受学校管理和教育培养，这样就会使学生有充裕的时间、精力、机会接受各项素质教育。在这种坏境里很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

总之，实施小学素质教育要动真的，要舍得大投入。在不断完善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设施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充分调动教学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广大教师要以民族振兴为己任，充分体谅国家的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夫，努力工作。也希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顾全大局，放弃本位主义，大力参与和支持祖国教育事业，为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而共同奋斗。

作者：刘和平

电视文化理论管理论文 篇2：

再论档案文化及其建构

摘  要：档案文化源于档案及档案現象，是一种包括了物质载体和附着信息形成过程的管理规则。档案文化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为基础，根本价值是建构档案学理论与参与包括社会记忆、国家治理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核心内容在于认同，衍生部分包括档案职业大赛、档案展览和档案电视片等等。

关键词：档案文化;档案职业;社会记忆;档案理论;学术评论

大约在16年前，笔者受邀参加了广东省档案新馆的开馆仪式，并在同期举行的《档案与文化》研讨会上做了与会议题目相同的发言[1]，其间也分享了档案学界和业界同仁的真知灼见。十多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而有关档案文化的话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特别是随着近些年档案机构改革的深入和档案职业的发展[2]，档案文化现象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2019年12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所属的国家信息中心邀请笔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题进行了一次讲座。在备课和讲授过程中，又一次强化了笔者对档案文化现象的认识。本文即围绕这些“认识”所做的进一步探讨，纯属个人观点，以求教于方家。

1 现象之源：档案

就像一切文化都有其来源一样，档案文化一定不能脱离其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档案或者称为档案现象。而探寻档案现象及其文化之源，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1.1 从概念到资源

讨论档案文化，一定不能离开一个特定的现象，那就是档案。在档案领域，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争论可以与档案的概念相比。在笔者的记忆中，仅大规模的讨论就有1960年代、1980年代两次。至于小规模和不同分支学科中的相关论题，应该不计其数。许多学界知名学者的成名作品，大多与档案的概念有关;甚至在档案学研究生的初创阶段，档案的概念则成为一些前辈重要的讲授内容[3]。即便在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版）的讨论中对所谓“本法所指的档案……”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频率，也远远高于其他条款。

平心而论，之所以档案概念的讨论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屡试不爽，是因为与档案现象在业界和学界的重要程度有关。也就是说，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如果连档案都说不清楚，那档案事业何称其为事业？档案学又怎么能够叫做学科呢？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况，事情的重要程度并不与其讨论的时间成正比;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很可能是与这问题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若干年前，笔者曾经提出一种“理论”，并自命为《胡氏定理》。其中第一定理是这样表述的：手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手是基于人体的一个器官。手如果离开人体，则作用和功能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当然，正是因为这些“随机和不确定”所构成的N种理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4]。里面的寓意已经非常清楚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伴生物，与“基于组织管理方式”的文件相比，具有了许多不确定性。如果人们希望十分准确地界定一种不十分确定的现象，往往需要更多的辛劳。最终的结果，不一定符合人们的预期。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近些年业界或者学界正在用档案资源的提法来模糊以往档案的概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们不再拘泥于档案概念的逻辑学辨析，而是希望将其作为一种有益于社会的资源来讨论和开发，这应当是一种进步。即无论“档案”是文件、是数据，抑或历史记录，只要能够对社会有用，便是一种可资开发的资源。与过往时期仅仅谈论抽象的概念相比，档案资源说的导向意味着一种社会需求;只要有了需求，不但可以进一步说明档案本身的潜质或者价值，还可以通过需求来建构档案资源本身。就学科发展而言，这种“档案资源说”也从客观上预示着档案学正在经历从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论研究，丰富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多维度研究。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业界和学界有了“档案资源说”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对资源有清晰的认识。许多论者不过是以档案资源简单替代以往的档案，套牌而已。至于为什么改称资源并没有深入的分析。

如上所述，所谓资源就意味着有用性，即“有用即资源”。档案资源的出现，其前提就是一种社会（主体）的需求。就如同人们耳熟能详的信息一样，它不过是一种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表征。其中，“能够消除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一种主体诉求：这种“主体诉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叫做选择，在管理活动中称为决策。因此，所谓信息不过是相对于“选择”和“决策”才可以被称为信息，不然的话它只是一种叫做“客观存在”的表征而已。同理，档案资源说就意味着这种被称为档案的“社会活动伴生物”有了新的主体诉求;不然的话，“档案资源”不仅成为了“档案”的套牌，还误读了“资源”一词的本义。

笔者认为，本文论及的档案文化或者称为“档案文化说”，是与档案的概念、档案的资源有一定连带关系的衍生品。即如果可以将档案表述为一种文化现象，那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活动伴生物”不仅有着存在价值，还有了新的社会（主体）需求。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档案文化”应该也必须有着其他文化现象没有具备的发展潜质和社会定位，才可能有生存和继续发展空间。

1.2 从一语到众说

如果以张昌山《学习<档案法>进一步提高档案人员的素质》中的一句，“档案是一种文化现象”为国内档案文化研究的发端[5]，那么在其后的30年里，档案文化研究用硕果累累来形容应该不算过分。

图1 “档案文化”论文量变化

在中国知网上以“档案文化”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可以查出相关文献4700篇（检索时间：2020年1月18日）。内容涉及档案文化、档案文化建设、文化机构、档案文化产品、高校档案文化、档案文化传播、文化建设、档案文化价值、文化传承、文化功能、文化价值、文化资源、文化属性、档案文化资源、档案文化产业、文化自信等方面。论文量变化如图1所示。

众多学者针对档案文化的内涵、价值、层次、实践等进行了研究探讨。择其要者，有以下观点。

姜龙飞在《档案文化论》中对档案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档案文化的结构层次、基本框架，以及狭义档案文化和广义档案文化进行了逻辑区分，分析和阐释了档案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对其进行研究、建设、传播的重要性[6]。阿迪在《档案文化意识：理性的呼唤——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思考》中将“档案文化意识”作为了档案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认为其精神实质就是科学、民主和法律[7]。王英玮在自己的专著《档案文化论》中明确指出，档案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种概念，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档案文化一般仅指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记录与反映的档案信息及其载体，即档案实体文化;广义的档案文化，则除了档案实体文化之外，还包括人类有效管理和利用这种实体文化成果而采取的活动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档案事业文化[8]。任汉中则认为，“大档案文化”是某一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社会群体（如国家、民族等）的有关档案的文化现象，它包括社会的档案意识、档案传统、档案管理体制、档案法制建设、社会公众与档案有关的行为方式[9]。谢诗艺的博士论文《本体与空间：中国档案文化阐释》从“概念认知：档案文化之是”到“本体解析：中国档案文化之存在”，乃至“价值探索：中国档案文化之空间”对档案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标志着中国档案文化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0]。

上图也可以证明，档案文化的文章在2000年之后逐渐发酵，从1990年代的个位徘徊到2010年代的百余篇，2012年达到553篇的峰值，实现了从偶发话题到热门论题的发展过程。从文章内容方面看，档案文化正在经历从概念的移植到价值的共享、从理论的描述到实践的落实等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档案界在档案文化问题上正在经历从附庸风雅到自成一家的过程：从单向性的文化的输血、注水到正视文化冲突，再到主体性的文化建构，[11]进而达到形成的中国特色档案文化理论的境界。

2 理论之源：文化观

档案文化现象的出现为档案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就像并非所有现象都可以成为理论体系一样，对档案文化现象的描述并不能直接形成档案文化理论体系。档案文化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理论的集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有益于档案文化的发展及其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地继承康德、黑格尔的“文化史观”基础上，将“文化”用作特指，与“精神生产”“意识形态”“哲学”互释，把“文化”作为一种具有人类解放意义的启蒙力量。“文化”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无所不包，等同于“文明”，但在第二国际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论的“文化”约定俗成地在“精神”层面，实际上是特指学术、艺术、教育、美学等等[1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了中国的革命与社会的进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主义理论。具体到文化理论方面，几代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倡导与建构者。有论者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五个发展阶段。即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的文化诉求，分别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邓小平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逐步形成;江泽民提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成熟;胡锦涛提出的“和谐文化观”，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完善;习近平从“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三个方面架构了文化哲学体系。

毛泽东早在1940年代就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13]在毛泽东文化理论中，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邓小平不是以某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作为出发点建立价值观念，而是把与文化有联系的“人——社会——价值”作为一个整体去揭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自然条件与文化发展以及文化的历史传承性等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宏观的文化视野，邓小平才得以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确立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观，为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找到了新的思路[14]。江泽民在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讲话中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15]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概念，强调了和谐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阐明了对待“古今中西”问题的科学态度[16]。

习近平架构了文化哲学体系，即“灵魂论”“基因论”和“中心论”。其中，“灵魂论”是关于家庭、阶级、社会视阈下的文化灵魂作用的论述，指认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建设任务，旨在拒斥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基因论”是关于文化遗传、重组、进化过程中的基因规律的论述，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针，旨在打击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心论”则是关于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文化需要的论述，要求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旨在克服“文化工业”现象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三论”分别从三个侧面诠释人与文化的理论关系，而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的总体性认识，具有鲜明的超历史性[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是发展新中国档案事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档案文化理论是党和国家几代领导集体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档案界的体现和落实。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继往开来。

2.2 档案文化的理论线索

按照目前档案界有关档案文化的基本思路，狭义的档案文化以档案实体为依托，即档案的内容和档案的载体;广义的档案文化是附着在实体/载体之上的信息。按照姜龙飞的观点，广义档案文化是除却档案实体之外、依托和围绕档案信息展开的一种生活方式[6]。推而广之，档案文化可以表述为或者蕴含在档案的本身、档案的管理和档案的间接影响力之中。这些观点既代表了档案文化理论的基本成果，也反映出档案文化理论的局限性。一言以蔽之，这种局限性恰恰是沒有明确指出档案文化的价值。

按照习近平提出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理论，文化是可以“文而化之”的一种“建设任务”。“文”可以理解为客观存在的“肌理”，“化”则可以理解为传播等行为方式。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什么是肌理”？相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以及“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笔者曾经提出一种较为通俗、可视的说法，即文化中的“文”（肌理）不过就是一种规则的描述和体现。如此一来，风俗、习惯是规则，精神、法律是规则，道德、伦理是规则，艺术、传统更是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实施和流传过程就是“文而化之”。按照这种思路，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伴生物，它一定是在特定规则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档案的管理过程也一定产生着特定的规则。这就是文化与档案的基本关系，即文化的档案和档案的文化[1]。档案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是通过一种包括了物质载体和附着信息形成过程的管理规则，并以此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活动和国家治理，在民众及特定群体中形成认同。

在组织层面，档案的文化是指档案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特定规则，它是通过文化形态体现的：一方面，档案管理通过对一种管理资源——文件的重新整合实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使组织的管理活动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档案管理通过管理程序的不断演绎，揭示了管理活动的规律。从早期的文书档案发展到中期的科技档案，再到近期包括“民生档案”“实物档案”在内的所谓专门档案，无不体现着档案文化对不同领域的影响力。其中的要旨并不在于让广大民众理解档案的概念，而是接受档案文化的理念和运行模式。这才是文化即“文而化之”的本义。在社会层面，档案馆作为集中保管和提供档案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可以用整体的形象向社会公众展示档案文化的存在价值。档案馆的存在一方面使档案与其产生的环境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脱离”，档案已经不再是一种现实的管理要素;另一方面，使档案以“集合”的形式介入管理活动和社会活动，档案即将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社会要素。档案馆的存在完成了档案文化功能的转变：使档案从组织文化向社会文化过渡，使档案文化在社会领域得以延续。正是从这个意义看，档案馆的存在标志着档案文化的里程碑。

3 建构之源：档案文化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所讲的“改变世界”是相对于“解释世界”而言的。应该包括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即在理论方面是指应当有所建树——形成新的观点和学术体系，在实际方面是指理论观点应当转化为现实（或曰改造现实）——不能光说不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文化已不止步于对历史的记载和固化，更增添了“建构”意义，并且，这种对过去的建构，受控于现在，而影响却在于未来——所涉因素更复杂，所具意义更深远[19]。也就是说，档案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诠释理论观点，更应该成为档案学理论和档案职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3.1 档案文化的核心内容

如果将文化建构的根本任务界定为认同，那么包括档案文化在内的文化形态就应该以此确定自身的结构，是档案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档案文化的结构，即功能决定结构。

在档案学和业界的通常认识中，档案的文化应该构成社会记忆的有机部分[20]。档案学界与档案业界一起，参与了各级政府或者国内外组织的有关“社会记忆”的活动和项目，并出现了一大批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成果。社会记忆的形成，是一种“始于仿生，终于认同”的组织行为，其最终目标是强化和维系群体的凝聚力。除了包括档案在内的“刻写”之外，更多“社会记忆”的获取方式在于“演练”，其最终的指向是“权力决定规则”。[21]包括传统的档案提供利用以及“口述档案”等运作方式，在一定规则（文化）下为某些特定群体形成若干被称为社会记忆成果的出版物，进而标记和强化特定群体的认同感，显示特定群体的凝聚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的“特定群体”，可以是组织、族群、部落乃至国家。比如，由陈祖芬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项目号11CTQ031）及包括理论篇和实践篇在内的同名学术专著，通过研究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存现状、当代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中的关键问题、当代妈祖信俗口述档案的建立等内容，为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理论、拓展妈祖文化的研究范围、唤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做出了贡献[22]。《档案春秋》杂志发表的《健桥听风日志——听米士奇讲红墙里的故事》[23]也属于此类作品。目前，档案界参与完成的此类成果数以百计，不胜枚举。其共同的特征是通过“社会记忆”的方式，传播或者建构档案文化，维系群体的凝聚力。

笔者始终认为，档案学理论是档案文化的高层次体现。《档案学经典著作（丛书）》是档案学理论集大成之作。目前这部丛书收录了1890年代至2010年代31位作者的30部作品，内容涵盖民国时期的13部“旧著”、台湾地区的代表作、大陆地区的“学史”和“学论”部分，以及欧美档案学的早期著作。正如冯惠玲所说：“中外档案学经典之作，是不同历史时期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记录了中外档案学诞生、成长的足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中外经典，需去除偏激与盲从，以温情与敬意，接过前贤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领略其中的学识智慧和创新精神，以解决时代发展面临的新的学术问题，建立新的学术典范。”[24]其中建立学术典范，就是为了实现档案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档案文化在学术领域有效传播和建构方式。而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的成立则是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25]展开建设的学术研究平台，是档案文化传播从个体意愿变为组织行为的有效尝试。

之所以将档案业界参与社会记忆和档案学界的理论研究作为档案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因为文化的价值及其生命力在于建构。毋庸置疑，档案学的理论研究之建构，不论是理论的原创性还是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都是一种认同的结果[26]，这就是文化的本义。参与社会记忆的项目，不仅是对档案本身的一次整合，更是一种“演练”，而“整合”“演练”不但是社会记忆的要旨，而且是档案文化的精髓。

3.2 档案文化的衍生部分

档案职业就是通过向社会提供职业产品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在这些档案职业产品中有相当的部分都属于档案文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除上述3.1的内容之外，档案文化的衍生部分还应该包括档案职业大赛、档案展览和档案电视片等等。

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档案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我国档案、图书以及秘书等领域女同胞们健康阳光、爱岗敬业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美好职业形象，提升社会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档案意识，2011年8月15日，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北京航星永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首届“航星永志杯”兰台风韵大奖赛（以下简称大奖赛）在山东大学成功举办[27]。作为我国档案、图书、文博、秘书行业展示职业形象平台，大奖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高校档案学、图书馆学、秘书学等专业的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馆（室）工作人员报名参加。此后大奖赛每隔两年举办一次，自第四届起赛制分为选拔赛和总决赛两个阶段，选拔赛进行理论知识、实务操作、情景展示、口语表达、才艺表演等选拔环节，总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此外还有“最佳形象”“最佳业务”和“最佳才艺”三个单项奖和14个优胜奖。参加现场决赛选手的水平之高、表演之精彩，赢得了众多领导和专家的普遍赞誉，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近十年的时间可以证明，大奖赛是一种既符合档案界生态，又可以传播和弘扬档案文化的有效形式。

2000年9月，主题为“档案与休闲”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西班牙召开[28]。作为新千年的第一次档案界盛会，其主题自然预示了在新世纪所关注的焦点，探讨的问题当然与档案工作者现在或是在未来所要面临的工作重点密切相关。这对于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中国档案人士，自然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尽管时间已经过去近20年，在中国知网上用“档案与休闲”的篇名进行检索，依然可以找到71篇文章（检索时间：2019年12月27日）。论题涉及中外比较、档案利用方式、休闲产品的开发、审美意识、档案编研等，不一而足。更有积极的践行者，在某省档案馆开办了“档案休闲中心”，店铺的牌面上“兰台足浴”赫然在目[29]。笔者不愿揣摩这些论者和践行者的动机和初衷，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尝试都可能成为档案文化的传播渠道。

此外，近些年在档案界流行的档案展览、档案电视片等档案衍生产品，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档案文化的载体，向世人展现了档案文化的魅力。

4 结论

如果借用村上春树的句式“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那么本文的结論就只能是“当我的谈论档案文化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了。这绝不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调侃，而是笔者始终认为，不论是先贤学者还是当代达人，都无法穷尽档案文化这个现象。他们很可能与笔者一样，根据自己的阅历和学识，触及到档案文化的一角，然后如瞎子摸象般地阐述了一些貌似正确但又可有可无的观点。

对于这样一个“大家说的都不错，但又不全对”的开放性论题，最好的态度就是将其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语境。就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相信终究会有一天，“档案文化”将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结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档案学经典著作评价研究”（编号：17ATQ011）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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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莆田学院管理学院、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职业与学术评价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9-12-27）

作者：胡鸿杰

电视文化理论管理论文 篇3：

浅议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路径

【摘 要】兰州法治文化已经具有保护民族性和多元交互性等特质。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加快转变、强化认识、健全法制、依法而治、鼓励创作等路径，推进兰州法治文化建设。

【关键词】法治 文化 兰州

近年来，兰州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通过不断完善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就业、住房保障等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树立法治文化的权威；将普法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打造全体市民共享的法治文化传播平台，组建了市、县（区）两级普法讲师团开展法治巡回宣讲，开办了“警花说交通”、“零距离”、“今日关注”等广播电视和报刊栏目以及“12348”法律服务热线，宣传和倡导法治文化；举办法治论坛、法治书画大赛和开展平安县区（街道、社区）创建活动，激发市民的法治文化创造力。经过不懈努力，兰州初步产生了与法治紧密关联、从城市规划建设到人际关系与活动安排以及人文教育都有衡量标准的法治社会行为方式和法治秩序，并通过地方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执法组织机构、地方政府和市民的法治价值观、法治意识、行为方式等反映出来，继而引领、示范、辐射周边地区。

目前，兰州法治文化雏形除具有法治文化的民主、开放、普遍、稳定、长期等共性外，还具有一些区域性特质：

1、保护民族性。兰州有常住人口360多万人，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近18万人，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东乡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群众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已经根深蒂固地内化在兰州各族群众的法治文化心理中，并渗透在当前兰州市民法治思想意识中指导行为方式。如，2012年为纪念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遇难231周年活动的顺利举办，兰州交通管理部门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活动举办期间的农民巷进行了交通限行管制，管制区域内的市民对限行予以了很好地配合，保证了纪念活动的圆满成功。可以说,，无论是地方立法，还是群众语言行为，都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给予了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

2、多元交互性。随三线建设迁入兰州的上海、山东、北京、东北等沿海和东部地区的各方面人才，为兰州带来了工业文明之风和“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为兰州法治文化吹入了平等、尊严等先进思想。尤其是近几年，兰州市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兰州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前瞻性的地方性法规。其中，兰州市的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五个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开发区产业布局与园区发展规划、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城镇供热计量管理暂行规定、城镇最低收入家族廉租住房管理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的办法等，对当前兰州法治文化建设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但是，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受传统“人治”文化和不良法治环境的影响以及经济因素的制约，兰州市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一些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还缺乏法治文化的建设意识。一些部门及领导干部构建法治、服务、有限型政府的自觉性不够，缺乏依法办事和自觉维护公民权利的自觉性和能力；尽管有中央机关以及高级政府机关相关政策、方针的颁布，但一些部门认为法治文化是软指标，为减少工作投入和工作量将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形式化，缩减工作量，减少工作环节，仅有的工作也只是应付上级检查；在干部与公务员教育培训中法治宣教要求很低，还停留在简单、零碎了解法律规范条文和遵守法律法规上。

2、社会各阶层对法治认识存在偏差、法治权威尚未树立。很多人一说法治，就说依法治市、治县、治乡（镇）、治村……，而没有准确掌握“依法”的意义，仅仅是为“治”而制定一个法律依据，把法律当做权力行使的工具，轻视公民独立人格尊严，忽视群众合法权利的维护；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诉讼意识、公民意识还普遍缺失；遇到涉法问题，人们总是优先考虑如何通过各种关系和人情资源解决问题，而缺少对法律应有的关注和信任；发生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多数人认为“信访不信法”，“法不责众”。

3、地方性立法和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存在一些欠缺。为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推动兰州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兰州地方性立法活动增多，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了明显增量。但是，个别地方性立法活动因准备时间仓促，缺乏个体化、细致化思量，导致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与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存在不统一、不协调、清理不及时、法治文化精髓没能很好体现等问题。

4、依法而治在执法、司法中还存在认识与理解的偏差。一般而言，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理性的制度去调整社会，可以减少和避免仅仅依靠人控制社会时因个别人一定会有的缺点和缺陷，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作为个体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现实中，政府及公务员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由于在法律适用、自由裁量等方面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判决也就容易引起市民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容易使市民对法制的敬畏感和信赖心理发生动摇，继而产生对政府、法治的不信任，法治文化的心理认同感的降低或者丧失。

5、本土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创作传播的力量还很薄弱。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法治文化艺术创作传播，是吸收借鉴先进文化、推动本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虽然，兰州作为甘肃省会，云集了众多法治教研和法治决策实践人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传播机制以及系统的组织构架，致使本土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创作传播的力量还很薄弱，凝聚社会各界法治文化建设力量存在困难。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⑴”因此，法治的精神、理念、思想等精神文明成果和法律规范、制度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政府、公民依法办事的行为方式都应该成为兰州建设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兰州法治文化建设路径主要是：

1、加快转变，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步伐

一是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服务。只有以群众为本、以民生为重、以民愿为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服务缺位问题，才能形成有人管事、有人干事的法治环境。二是从法治宣教转变为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建设工作作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群众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宣教仅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加强地方立法文化、司法文化、法学教育与和研究的提炼工作，搭建法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三是从守法培育转变为综合培育。将以往普及和掌握法律知识为目标的各级领导干部守法型培育转变为全面提高法律素质为目标的综合型培育，破除高官高管特权思想，强化公仆、法治、服务、责任等意识，引导和强化高官高管对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认同，形成良好的法律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上，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2、强化认识，形成法治文化社会土壤

一是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在市民心中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市民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事物的知识技能和对兰州的归属感、认知感，养成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习惯，自觉遵从和运用法律，并将法律信仰转化为兰州市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二是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使兰州市民把法治作为一种精神从上、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行为方式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指南；三是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不仅通过法律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而且需要公民充分认知、行使、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四是将法治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兰州建设目标，与其他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同推进，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弘扬兰州法治文化精神，积极担当富民兴陇的促进者、保障者。

3、健全法制，提供法治文化制度基础

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重心在于规范公务员行为和促进兰州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个方面规范公务员行为，有相应的法律监督规定，以从而提高制度的实现程度、限制任意裁量和权力滥用，减少和避免管理、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体现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促进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法律文件，要针对兰州转型跨越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结合兰州新区和兰白经济圈建设以及今后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广开言路，合理规划地方性立法、统一协调地方性法规、及时清理修订规范性文件，并在地方立法中掌控好立法时机、加强立法民意、严格立法程序、善用立法技术、增强可操作性和法规文件的协调发展。

4、依法而治，营造法治文化社会环境

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法而治。为此，必须通过严格执法，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让权力得到保证、损害得到救济、扭曲的利益分配得到纠正。这主要通过两方面工作实现：一是依法行政。通过行政实体法的授权、行政程序法的限权，增强行政的可操作性，防止因行政权过度扩张而侵犯公民正当权利。二是完善司法。严格司法职业的准入机制，依法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人员中选拨人才，推行遴选、培训一体化的制度，使司法队伍趋于“专业化”、“精英化”，重树司法队伍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保障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

5、鼓励创作，凝聚法治文化建设力量

一方面，要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利用好兰州汇集甘肃省法治教研和法治决策实践人员多、理论素质高的优势，通过法治论坛、专家学者座谈、专家在线答疑甚至学者在执法部门挂职调研等多种方式，深入实践探索具有兰州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路径。另一方面，要加强法治文艺作品的创作，根据时代要求凝聚社会各种法治文化建设力量，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各级专业、业余文艺团体以及文化馆站的作用，鼓励、引导和支持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努力扩大法治文化创作队伍，拓宽法治文化创作渠道，调动全社会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

良好健全的法制影响和塑造着市民的法治价值观念，法治价值观念又决定着市民的社会行为，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在重视健全法律制度的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市民法治价值观的塑造、市民行为方式的规范，从而提升兰州法治文化整体水平，推进兰州转型跨越发展。

注释：

⑴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作者：徐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