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视理论传播管理论文

摘要：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代大学生的传播场域、传播内容、传播心理、传播形式均产生了变革。社交网络的传播优势给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了新契机，即教育理念的创新，教育形式的多元以及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当代电视理论传播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当代电视理论传播管理论文 篇1：

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研究

【摘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代歌舞剧艺术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数字媒体成为当代歌舞剧传播的主要平台，本文从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的价值和难点出发，给出了其大众化传播的基本策略。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为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传播；数字媒体平台；模式；策略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那些遥远、高雅的艺术形式借助数字技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为了扩大这类艺术表演的传播范围，探究其大众化的传播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当代歌舞剧作为这类艺术中的一种正借助数字媒体平台逐步实现了其大众化的传播。

一、当代歌舞剧艺术传播的平台

（一）歌舞剧概述

歌舞剧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由戏剧演变而来，英文名称叫做“Opera”，也叫作音乐剧，是将音乐、舞蹈、戏剧、文字、舞台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歌舞剧一般由咏叹调、合唱、重唱、舞蹈等组成。世界著名的歌舞剧有《悲惨世界》、《西贡小姐》、《剧院魅影》和《猫》等等。

歌舞剧和通常所说的歌剧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虽然区别不是很大，但对于自身的看客来说还是能够区分的。比如，歌舞剧中的歌曲一般短小精悍、易于传唱，而歌剧一般依靠独唱的咏叹调引领全局，而且咏叹调会伴随着剧情的发展将整部歌剧作品逐步推向高潮。在歌舞剧中描绘男女主人公分别的场景一定是感伤的，场景可以杂乱无章，而歌剧中男女主人公总是保持着优雅而高贵的举止，场景一定是整洁舒适的。同样是表现爱情的独唱，歌舞剧的曲调可以是伤感的，而歌剧的曲调一定会保持热情洋溢。

歌舞剧没有追求卓越出众的野心，被视为是平凡而不平庸的创作。歌舞剧赞扬民主，赞扬平凡生活中那些追求爱与幸福的普通人，而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富人则充满了嘲弄与不满。

因此，歌舞剧是很“接地气”的艺术表演形式，正因为其具有这一显著特征，使其在大众中的传播范围很广、传播效果很好，深受大众的喜爱。

（二）歌舞剧艺术的传播平台

歌舞剧艺术自产生之初就是在各大剧院现场表演，这一传播模式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逐渐发生了改变。本文将这一传播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在歌舞剧发展之初，因为没有更好的传播媒介，要想观看歌舞剧表演必须到歌剧院进行现场观看；其次，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很多的数字媒体平台成为现代歌舞剧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模式，而去歌剧院进行观看逐渐退居二线。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去剧院欣赏一场精彩的歌舞剧又有成为新的潮流的趋势。鉴于数字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歌舞剧观看的主流，本文将基于这一平台介绍现代歌舞剧的传播。

所谓的数字媒体是指以二进制（0和1）的形式产生、传输、处理和獲取的信息载体，这些载体包括传输和显示数字信息的设备以及数字化的图像、视频、音频、文字、动画等数字化信息本身。在数字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所有种类的艺术表演的传播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渗透到艺术表演的整个过程，包括最初的作品设计、现场演出、现场录制、营销推广、数字制作以及发售与出版等。数字媒体与艺术的融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受众愿意依靠数字媒体平台获取所需的艺术表演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亲临现场去观看表演。常见的数字媒体平台有互联网（主要是各大艺术类的每户网站）、移动互联网（主要指手机、PAD等终端）、移动数字广播电视网、IPTV互动电视网等。

当代歌舞剧表演也如其他艺术表演一样受到了数字媒体平台的冲击，考虑到制作成本以及大众的观看习惯，现场演出的歌舞剧越来越少，即便现场演出，也会利用数字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或者重播，从这个角度讲，数字媒体将成为现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平台。

二、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的价值和难点

（一）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的价值

当代歌舞剧艺术是一种集成了舞蹈、音乐和戏剧等艺术形式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一部优秀的当代歌舞剧往往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一个时代艺术发展水平的缩影。对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进行研究，在艺术传播研究和艺术传播创新等领域有重要的价值。它不不仅能够实现当代歌舞剧在群众中的普及，也可以收集到更多的关于当代歌舞剧的评论，这些评论将为当代歌舞剧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意见指导。在当代歌舞剧传播的过程中，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对歌舞剧产生兴趣，这些人中的部分将来很可能就会成为歌舞剧的爱好者、研究者，他们不同的专业特长，将为当代歌舞剧的发展注入新的素材，从而推动当代歌舞剧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当代歌舞剧艺术的大众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歌舞剧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促进了歌舞剧相关产业、延伸产业以及周边产业的发展，为整个歌舞剧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的难点

当然，当代歌舞剧的大众化传播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实现的，当代歌舞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总体说来，当代歌舞剧艺术具有演出人员多、表演时间长、剧情完整、场景变换多端、道具数量众多、表演场地要求高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当代歌舞剧艺术在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具有以下难点：

1.传播成本大

当代歌舞剧对人员、道具等要求很高，通常几个小时的歌舞剧从剧本设计到最终彩排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大量的人员成本、道具成本、舞台成本、乃至時间成本推高了当代歌舞剧的总体成本。而传统的当代歌舞剧传播模式是大众前往剧院现场观看，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做好宣传推广工作也很重要，而这方面的成本也不少。

2.传播渠道单一

传统的歌舞剧传播渠道就是观众到剧院现场观看表演，因为歌舞剧的演员是固定的，剧院的场地也是固定的，因此一次歌舞剧表演最多能够于人同时观看，为了扩大传播范围，歌舞剧演员不得不循环演出。

3.传播内容的信息量大

当代歌舞剧艺术动辄数个小时的时长，演员众多，信息量非常的大，其中穿插着故事情节、音乐、台词、舞蹈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除非专业的歌舞剧人员或者研究者能够一遍吸收这些信息外，大量的观众跟本无法一遍吸收所有的内容，而现场表演又不能重播，一旦错过就将成为历史。

虽然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高雅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但是由于高昂的制作成本、題材的限制等原因，当代歌舞剧艺术的推广工作做得并不太好，这成为当代歌舞剧艺术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借助互联网络，通过某种数字平台推进当代歌舞剧的大众化传播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

（三）利用数字媒体平台推进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的模式

正如前文所述，数字媒体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未来艺术传播的主要平台，通过比较各种传播平台的优缺点后，本文认为数字媒体平台能够解决上文提到的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它能够多角度的展现当代歌舞剧的创作和表演的全过程，观众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跳跃性、间歇性、多角度的浏览录当代歌舞剧数字作品。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随时随地观看当代歌舞剧成为可能，这也为当代歌舞剧艺术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崭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体来说，数字媒体平台打破了当代歌舞剧艺术在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性，打破了传播渠道的单一性，降低了当代歌舞剧传播的成本，拓展了当代歌舞剧的观众范围，实现了多角度、反复性、低成本、便利性的传播目标，基本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依靠数字媒体平台的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模式。因此，本文认为数字媒体平台在未来艺术表演的传播过程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有超越现场传播的可能性，依靠数字媒体平台能够基本解决掉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四、当代歌舞剧艺术大众化传播策略分析

既然数字媒体平台能够基本解决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那么就应该积极推广数字媒体平台的应用范围，实现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的目标。

（一）根据数字媒体平台的特点编制歌舞剧

数字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平台，因此，创作适应数字媒体平台传播的当代歌舞剧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今人们社交需求的主要集散地，因此，迎合当代人的观赏习惯，编制诸如此类的“微剧目”将会带来更好的传播效果。依靠数字媒体平台传播当代歌舞剧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大众的反馈意见，汇总这些反馈意见当代歌舞剧可以推陈出新。當代歌舞剧在编制时要对传统的编制风格与方法进行变更，因为数字媒体平台的要求和现场观看的要求是由差异的，镜头的录制视角的不同，就可以对歌舞剧表演的某些元素进行突出展现。

（二）研发适合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的数字媒体技术

当代歌舞剧的大众化传播主要传播的是歌舞剧的音视频文件，因此从数字媒体的技术层面上讲应该加大对音视频播放技术的研发，开发简洁易用的大众化收看终端，便于更多的歌舞剧爱好者接受相应的节目，更加流畅、舒适的观看当代歌舞剧。必要的技术支撑是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支柱，是实现的手段，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值得庆幸的是，歌舞剧数字媒体的传播技术与普通的音视频传播技术没有本质区别，而现今这类的视频播放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歌舞剧节目完全可以依附这类比较大的、比较先进的数字媒体技术平台，或者吸取这类数字媒体平台的开发技术，自主设计针对性的播放平台。

（三）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当代歌舞剧的大众化传播

数字媒体平台的参与者包括政府、高校、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他们管理、开发、研究、经营、使用着数字媒体平台，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才使得当代歌舞剧的大众化传播成为可能。因此，为了促进这一传播效果，可以强化社会力量在当代歌舞剧大众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通过产——学——研的方式，将最新的技术、理论、方法、模式应用到歌舞剧的传播过程中去，优化传播的环境、扩大传播者队伍、疏通传播渠道、更新传播技术等，从而使歌舞剧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

四、结论

本文主要基于数字媒体平台介绍了当代歌舞剧的大众化传播模式，认为数字媒体平台将成为艺术表演传播的主流媒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歌舞剧传播模式的消失，相反，随着数字媒体的普及，观众对那种传统的现场观看变得越来越感兴趣，我们正逐步面临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因此，在传播领域权衡好当代歌舞剧的传播模式与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庞宇.音乐传播“场域”中的当代原创音乐剧探析——以《金沙》为例[J].人民音乐，2013（02）：70-72.

[2]田钰莹.从歌舞剧型影片《歌剧魅影》谈艺术教学中类型影片的鉴赏[J].黄河之声，2013（16）：20-21.

[3]周耘.真山美保与新制作座对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的贡献——当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研究之二[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8（03）：24-31.

[4]沈勇.构建民族文化艺术传播传承和发展的新理念——《印象·刘三姐》的传播生态与启迪[J].大众科技，2013（11）：184-187.

作者简介：刘双，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作者：刘双

当代电视理论传播管理论文 篇2：

社交网络兴起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路径探究

摘 要：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代大学生的传播场域、传播内容、传播心理、传播形式均产生了变革。社交网络的传播优势给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带来了新契机，即教育理念的创新，教育形式的多元以及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新背景下要促进思政教育工作的实效开展，需要重视对话教育，增强自己人效应；注重隐性传播，多元化拓展成才教育；寻找学生意见领袖，无形设置议程；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及时发现潜在危机。

关键词：社交网络；思政教育；传播路径

社会性社交网络（SNS）是新媒体时代一种重要的应用模式。SNS，为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的缩写，直译为“社交网络服务”，从内涵上讲，就是社会型网络社区，社会关系的网络化。SNS集中体现了新媒体环境的传播特点，使得大众传播伴有人际传播和自我传播的某些特征。2005年12月，中国最早的校园SNS社区校内网成立。随后，开心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纷纷兴起并呈现出暴涨趋势。据CNNIC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使用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为2.75亿，较上年底提升了12.6%。”[1]10-29岁的人群是社交网络的主力用户。据调查，“全球用户每五分钟的上网时间当中，就有一分钟是花在社交网络之上。”[2]作为新鲜感强的当代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传播模式的影响下，学习环境、传播方式、接受心理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对新的环境，需要理性分析学生的传播现状以及思想变化，合理利用社交网络的优势资源，创新工作理念，寻求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展思政工作。

一、社交网络构建当代大学生新型传播模式

社交网络将人际传播引入了一个社交网络化的时代，给大众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体验。大学生们在社交网络中展现个性的同时不断进行着社会互动，完成社会化发展。

（一）传播场域：集体狂欢

社交网络平台的非中心化、互动化、社群化等优势使人们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的回归，每个人都是传播主体，每一种意见都有可能被关注，实现了一种双向共通的传播形态。经过大量的SNS交往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性网络服务是在人类通过互联网及相关技术手段重新部落化的进程中，帮助人类由单纯地拉近技术信息距离，到真正走入鸡犬相闻、人际互动的地球村、实现部落里“技术信息”、“人际关系”内外共进的完善与进化过程。”[2]大学生们摆脱了无条件的沉默，挣脱了传统高校思政教育单方话语权的禁锢，通过新平台表达认知、体验教育、宣泄情感。他们不再是俯首接受教化的学生，他们的呼声通过新平台在社会中产生了有影响的可能，挑战着传统思政教育的高度权威性。大学生们发挥网络人际传播的强大攻势，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实现自身社交的心理诉求，从而使得个人情感与意志需求得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人的感性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最终获得集体狂欢的快感。

（二）传播内容：话题的集散

社交网络具有巨大的传播力，是热点话题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扩音器”，其威慑力和辐射力不容小觑。CNNIC数据显示，“社交网站用户更新内容最常见的方式是分享和转贴，占比为49.2%。”[1]它可以用数以万计的转载量火速捧起一个热点话题，也可以用无法预计的分享数量再掀起另一话题的热潮。当代大学生利用社交网络的实时传播去获取信息，了解世界，并通过不断的转载分享以及互动交流去参与传播，扩散信息。这些迅速分享与转载的信息形成一股信息流，不断刺激更多其他大学生用户的传播行为，将话题蔓延开去。大家在拥有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就身边的或者社会上的时事热点展开交流与讨论，这种开放式的平等对话容易达到更好地交流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话题很快被集中。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新鲜话题与新闻热点，活跃的大学生们又会迅速转移注意力，即使曾经惹得满城风雨的新闻热点也可能在顷刻间又被接踵而来的的新鲜话题取而代之。

（三）传播动机：晒“自我”还是“本我”

“社交网站上讨论的内容主要是较为个人化的信息”[1]。社交网站上大学生通过自我资料的填充、语言的表达，心情的分享等展示个性，塑造形象，极大地满足了“晒自己”的心理。SNS的实名制在一定程度上对真实性回归，人们纷纷赞扬社交网络使人类在重新部落化的过程中，找回了村落里的亲近感。传播双方身份真实、背景资料真实等等呈现出真实的社会属性。物理世界的人际交往一定程度上在网络中得以延续，形成自己的社交网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大学生们在网络里终于找到一片真土。然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熙熙攘攘的学生们真的与物理世界一致，还是会刻意回避或者放大自己的交往行为，表现出物理世界中不曾出现的个性特征，孰真孰假？游走于虚拟与真实之间，这似乎有几分不可名状。

二、新型传播模式带给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新契机

（一）教育理念的提升：平等对话意识的崛起

保罗·弗莱雷曾说，“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3]社交网络突破了传授的界限，也就突破了传授的限制，教育对话的领域前所未有的扩展。思政教育绝不可能是灌输式的接受模式，而是师生之间人性化的对话，是师生间相互理解后的教育共识与融合，是教育双方在经过有效论证的内容基础上的理性对话。思政教育者深入社交平台，成为参与者，与学生融合并彼此接纳，争取成为学生健康成长之路上指导员、协调者、引路人的角色。新环境下，师生之间的交流成为“你-我”之间平等的商讨，共同探索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教育观。“这种平等、民主本身既是教育陶冶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民主精神的一种宣扬，是对民主能力的一种培养。”[4]立足于这个层面，高校思政工作者在与学生沟通中需要积极营造自由民主的交流情境，对学生个体尊重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真诚表达，构建开放式的话语模式，开创新的对话式教育。

（二）教育形式的拓展：“因材施教”的新诠释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独一教育模式。传统的思政教育不会那么合胃口，当代大学生们甚至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获得信息，寻得知识。现阶段，高校大学生数量较多，物理世界的交往涉及面相对小，对于很多问题只能是“点到面”的宏观教育。社交平台使得“点到点”的教育对象得以扩展，有效利用新媒体，发挥多媒体化的教育形式，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与沟通平台，形成信息网络的及时互通，不但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现状，而且有益于深入挖掘每个学生的深度个性，形成“点对点”的工作特定式服务模式。例如，关注特殊同学日志、状态更新，追踪观察，有利于抓住关键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能够一定程度上掌握学生个性，找到教育的突破口，迅速有效的解决问题。

（三）师生关系的搭建：亦师亦友的新呈现

传播学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曾强调，“人是根据‘意义’（关于对象事物的认识）来从事行动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是由人来‘解释’的。”[5]大众传播包含传者和受众的互动，传播关系的形成是传受双方互动的产物。良好有效的传授关系才能够促进传播效果的达成。教育其实是传授双方沟通、交流、商讨的过程。传授者在彼此尊重、平等、接受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思想交锋，促使双方发挥创造思维，实现教育效果。思政教育工作者是良师益友，积极利用社交手段，构建自由交流的场景，正确引导大学生的话语权，创建与学生思想引领、成长成才紧密相关的话题，并在对话、共享中建立信任与认同感。将这种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延伸，体现出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这区别于传统主客形式的师生关系。

三、社交网络兴起背景下思政教育路径探究

在教育的新契机前，高校思政教育需要努力探究资源的深度整合，通过思政教育手段的完善，寻求积极地渗入式教育路径。

（一）重视对话教育，增强自己人效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快感往往来自于对意义的控制和进程的参与。”[6]教育加入互动的元素，可以让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切入点，产生各自的意义空间，形成传授双方间的意义沟通，达到传授之间的深层互动，反过来影响着教育内容的不断更新。思政教育者利用社交网络增加温情效应，能够使其在虚拟空间里与学生近距离的接触，增加自己人效应，增强教育者的权威性。高校思政教育者着眼于意义空间的开发和思政教育资源的有效挖掘，在社交平台上以学生好友的身份出现，适当加入互动元素，通过与社交平台的嫁接增强对大学生的粘性，帮助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注重隐性教育，多元化拓展成才教育

隐性课程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后来学者们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阐述。“所谓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的，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自觉运用潜性课程理论，注重开发利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比较隐蔽的形式，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间获得某种思想或经验的教育方式。”[7]隐性教育通常采用渗透式教育方法，将教育存在于环境以及生活中，让受教育者自我感悟，自我吸收，自我提升从而自我成才。社交网络一定程度可以促进教育内容渗透给教育者，使得受教育者在不经意之间接受、消化、模仿，积淀。例如：奋斗在高校思政工作一线的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心灵导师，可以经常发布鼓舞人心的状态，分享令人深省的视频，或者根据阶段性学生特点发布知识信息。辅导员潜移默化的塑造积极向上的形象，感染学生，引领价值观、世界观的正确趋向，有利于帮助学生在无意识中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

（三）寻找学生意见领袖，无形中设置“议程”

“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5]新媒体时代，信息分散，思想分化，文化分流，舆论分裂，无不腐蚀着大学生的思想。面对大量的信息流，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不仅需要高校教育者亲身关注与引导，有针对性地加大正面宣传，也需要培养一批“学生意见领袖”，把握同学思想动态，引导舆论方向。这些意见领袖可以是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学生干部；可以是社交范围广，拥有大量好友的活跃学生。学生意见领袖来源于学生群体，自身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群众性，亲近性，往往可以为学生提供信息，传达建议、分享感受，无形中推高信息的影响力，形成全方位、立体的传播攻势，扩大讯息或者思想理念。教育者重视学生意见领袖的威力，借助草根力量，为教育埋下伏笔。

（四）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及时发现潜在危机

很多学生不愿在现实世界排解忧愁，却愿意在网络上倾诉发泄。社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思政教育者及时甄别问题。教育者坚持通过人人网、微博去观察学生的状态更新，日志分享，话题焦点，不断更新数据库，加强线上与线下的互通，一定范围内能把握学生思想状态，发现危机。例如，发现情绪异常的学生状态先观察，后连续追踪，根据连续异常情况展开线下教育与深入了解，对症下药，处理矛盾危机。另外，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上，高校思政教育者利用社交网络公开发布权威信息，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舆论宣传的主动权，澄清错误言论，及时让学生了解真相，通过线上线下的信息互通，形成一股合力，争取将危机扼杀在萌芽阶段，进行渗透式管理与服务，做好学校维稳工作。

社交网络的兴起，给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但是思政教育者要保持清晰的头脑，一方面利用新媒体进行深层辅导时注意“度”的把控，另一方面也需意识到，回归物理世界的教育与引导应始终摆在首要位置。

参考文献：

[1]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3，（1）.

[2]2011年社交网络市场十大重点微博是生力军，[EB/OL].http：//news.sina.com.cn/m/2011-12-23/111123682138.shtml

[3]保罗·弗莱雷，顾建新.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

[4]龚涛，徐建军.新媒体与主体间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社会科学家，2010，（11）.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彭吉象.数字技术时代的中国电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

[7]龚涛，徐建军.新媒体与主体间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社会科学家，2010，（11）.

作者：彭春雪

当代电视理论传播管理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述要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新时代五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指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研究;主流思想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4.004

一、引言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1]。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已经一百多年，不断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和历史经验，对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及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百年的传播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2]。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为创见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近代有识之士探寻救亡图存道路和实现民族振兴的选择。

1.晚清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896年，孙中山先生留居英国期间，在大英博物馆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时，曾敦促中国留英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刊载节译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的《大同学》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印在中国的报刊上。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来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在译介西方思想时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朱执信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民报》发表两篇文章向读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并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段文字和第二章的十大纲领全文[2]。1908年，留日学生创办的《天义报》发表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英文版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同年，出版了第一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2.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朝田亩制度、师夷制夷、中学西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种种救亡图存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后，先进的中华儿女都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但这些通过传教士和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所作的零星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李大釗先后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集会演说等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刊发《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篇章，进入了自觉传播的新阶段。

3.五四运动到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设专栏，连载《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宣传民众联合的思想，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预言，全国各阶层的大联合最终必定成功。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先后出版，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杨匏安发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浅说》等文章，李达翻译《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20年8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出版，多次多处翻印，供不应求，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充分的宣传发动和思想理论准备[3]。

4.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迫切需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1920年8月，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相继在北京、长沙等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有组织、有领导的传播新阶段。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共产主义者中秘密发行。这份月刊正式树起共产党的大旗，阐明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成为全国共产主义者交流思想的重要平台，成为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沟通信息、酝酿建党的重要纽带。1920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致蔡和森的信中称赞《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陈独秀在改版后的《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等人的主导下，《晨报》副刊更加自觉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觉悟》开设各种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关知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创办马克思主义刊物，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反映工人真实境况，深受读者欢迎，促进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二）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深入传播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1.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以中高等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为平台，在学生、工人、农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宣传部门在1922年7月以前出版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的书籍20种以上。在这个时期，我们党印行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先驱》《向导》《前锋》《群众》《中国青年》等，重印《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出版《马克思主义概论》等通俗理论图书，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人撰写了大量著述，如，毛泽东同志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董必武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恽代英发表《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李大钊著《史学要论》，瞿秋白著《社会哲学概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革命实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出版社，提出要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者丛书等，供各地党员同志学习研究。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奠定党的理论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2.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党建立起组织严密、分级实施的宣传体系，创办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等学校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时期，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113种，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重要著作。在中央苏区，组织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通俗理论读物，创办《红星报》《红旗》《红色中华》等报刊，在党员、红军战士、工农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大家提高阶级觉悟，激发革命热情。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发行进步刊物和红色图书，教育和引导进步青年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工农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遭遇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3.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思想从多方面展开并走向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此时，在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思想的同时，开始注重传播毛泽东思想。1938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120周年诞辰，党在延安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马列学院，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院专门设立的编译部集中翻译修订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版革命导师经典著作，在根据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当时干部战士和群众身边的马克思主义。随着边区的稳固，出版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在全党全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兴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和边区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最终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4.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毛泽东思想在继续探索中不断发展。这一时期，解放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初步建立起一支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富有研究精神和传播能力的工作队伍，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4]，为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随着解放区快速扩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中国迅速传播，极大地团结凝聚了建立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全党同志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需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

1.系统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根据理论传播的需要，系统化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著作，并根据传播对象的情况编辑出版各类专辑和单行本。1949年11月，在北京印刷苏联外交出版局出版的收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全部7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纪念本。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编译出版了39卷（41册），从1979年至1985年，又陆续编译出版了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还出版了《列宁全集》39卷，以及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单行本和专题言论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现出系统性和全面性。1964年，根据德文并参考英法俄等文本校订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71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卷本，重印《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1972年5月，出版新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

2.深入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年5月，党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10月出版，到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四卷出齐。在国内传播的同时，1953年《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俄译本出版。外文出版社陆续出版毛泽东著作中部分著名篇目的多种文字版本。为了提高学习的有效性，为领导干部出版《毛泽东选集》（甲种本），为人民群众出版《毛泽东选集》（乙种本），并大量出版發行《毛主席语录》，让普通百姓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老三篇，大大增强了毛泽东思想普及程度[5]。毛泽东著作被译为17国语言的外文版在国外发行总计达567万余册。

3.在党校和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党着力加强各级党校和团校建设，建成了一大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专门学校，培养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骨干队伍。1951年2月，党中央作出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按照理解能力将党员的理论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教育部门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在高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并对每门课程的学习时数作出明确规定。

4.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

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在华夏大地蓬勃展开，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钻研掌握毛泽东思想。一些工厂成立工人哲学小组、哲学学习班、工人业余哲学班，一些农村成立农民学哲学夜校、田头哲学小组，在部队普遍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工农兵群众自觉自发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等重要党媒党刊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书报之外，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理论传播媒介扩大到音频和视频领域，从1950年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艾思奇、于光远等在电台做关于社会发展史的系列讲座，通过广播电台传播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千家万户。

5.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

根据不同社会群体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人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翻译出版工作，强化学校教育，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戏剧、电影、文学、艺术、读报组、标语、演讲会、赛诗会等媒介和手段，全方位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四）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來，我们党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断实现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广泛传播[7]，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方面的大量文章。人民群众普遍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在解放思想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于1977年复校，成为对高级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机构;高等院校1977年恢复招生后，迅速布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青年学生中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科院等各类研究院所走上正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逐步展开;许多报刊复刊，许多经典书籍重新出版，一批经典红色剧目重新上映，更为重要的是，广播电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

2.系统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78年以来，中央编译局组织出版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资料性刊物。1995年6月，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对收载的文献作了较大调整，并按原著文字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1997年8月，人民出版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第一卷中新译文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199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共产党宣言》纪念版。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之后，马克思主义学科确立为一级学科[7]，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组织地系统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也被中央编译局进行重新编译校订，于2009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3.系统出版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

毛泽东同志一生著述非常丰富。早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就印行了多个版本的选集。50年代和60年代，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90年代组织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第二版。此外，还先后出版《毛泽东文集（1—8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卷，甲种、乙种本）》《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中下卷）》《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下册）》《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艺论集》等著作。与此同时，组织出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四部书总计近650万字，历史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4.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鲜活的理论内容。这期间，理论传播手段进一步创新，理论图书和报刊出版快速恢复并创出新高，广播电视事业快速发展，网络等新媒体不断涌现，理论传播形态日益多样化。有组织地、全面系统地开展理论传播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干部定期培训、民主生活会、“三会一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学习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学术论坛等方式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长足的发展。1992年，中央宣传部开始实施“五个一工程”，先后推出一大批人民满意的优秀理论作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创造了新鲜载体。2004年，中央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启了新的重要路径。

（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进入了新时代和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帮助国内外读者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相继编辑出版了习近平总书记多种论述摘编、专题文集，中央宣传部在2014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组织出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党的十九大后组织编写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重要教材。各级党校着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工作。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龙头，持续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中央党校等多个全国知名研究单位，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组织编写出版了有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读物，希望通过充分的合作与研究，不断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和解读，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坚实学理支撑。适应移动互联时代要求，打造全国贯通的“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县市区普遍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乡村三级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普及工作，让党的科学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2.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传播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海内外的不断传播[8]，使得世界人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4年以来，先后组织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在面向全国党员干部群众发行的基础上，扎实做好出版发行、对外翻译、研究阐释和宣传推广，不断扩大出版语种和发行覆盖，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领导人著作，成为各国政要、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读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选读本，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和平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全球广泛发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向了世界，绽放出科学真理的光芒。

3.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说服力、战斗力

在社会思潮日益活跃的时代，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成为新时代研究的重要新课题。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工作，用贴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话语，编写《马克思靠谱》等理论读物，创作《马克思是个九零后》等歌曲，让年轻人穿越时空与马克思对话，引导更多人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会在实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出通俗理论读物《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图书，回答干部群众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引导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版《西式民主怎么了》《资本主义怎么了》等读物，帮助干部群众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深化对有关重大问题的阐释引导，用正确声音占领舆论制高点，挤压错误观点的传播空间，进一步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2020年4月，《共产党宣言》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编写的《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进一步加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小学生中的分量。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启示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一步步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并在其指导下开始了引发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伟力来源于思想伟力、理论伟力和真理伟力。理论传播积累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性认识。

（一）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党成立之前，在知识界传播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先进的中国人通过反复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断加强对理论传播工作的领导。党的领袖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推荐重要著作，提出重要要求，对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始终注重推动全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9]。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要利用好大众传媒这一重要渠道，坚持把大众传媒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在做好大众传播的同时，高度重视通过组织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着力加强各级党校建设，大规模建立各级各类干部教育学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在高校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中小学在教材和教学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将马克思主义寓于教育教学全过程。通过接续开展党内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新的重要载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的教育和培养，引导理论传播者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真情传播者。

（二）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传播被受众接受的程度，不仅和传播主体的素质和传播方式的创新等密切相关，更主要的是取决于所传播的理论自身的理论品质。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只有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事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理论传播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把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10]。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主要方式是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在这个基础上，要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近百年来，在领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学以致用，在实际中运用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创造世所罕见的人间奇迹，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加强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两支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种机，通过理论传播吸引、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使其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更加紧密团结。在真诚信仰的基础上，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践，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特点和时代特色，使之更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信仰。一代又一代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之中，成为用马克思主義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生动范本，用身边榜样的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发现和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为落脚点，扎根中国大地，扎根中国人民，努力把理论传播到群众的心坎里。

（四）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

理论传播总是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和传播载体，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传播方式。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在不断创新和发展。早期，主要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撰写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在革命时期，逐步创造性地运用传单、横幅、布告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群众集会发表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主张，运用红色电影、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者的模范事迹等新的重要传播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教育活动、形式多样的学习小组等新的传播方式不断被创造出来，电影、戏剧、广播、电视等新的传播载体获得广泛运用，创作了许多经典的视听作品，理论传播方式更加丰富，理论传播效果更为显著;进入新世纪，以网络为载体、以新媒体为依托，建立各种网站和网页，拍摄各种微视频，推出各类手机App，新兴媒体理论传播的信息量更大、速度更快，理论传播的时效性、趣味性、便捷性大大增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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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敬煊，金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学习与实践，2020（5）：5-13.

[3]  仲帅，徐文.五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内在契合[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6）：23-27.

[4]  党绥梅.新中国七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启示[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81-86.

[5]  李殿祥.从三个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红旗文稿，2019（24）：22-23.

[6]  张晓路，谢玲.新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基本经验与启示[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6-9.

[7]  王骏.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J].探索，2019（6）：5-16.

[8]  金民卿.党的理论建设的传道视角探析[J].前线，2020（7）：4-8.

[9]  卢毅.中国共产党诞生纪事[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7）：14-16.

[10]   王凤祥，安维复.科学性和价值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自觉[J].理论导刊，2020（6）：56-60.

（责任编辑：易晓艳）

作者：熊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