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廉费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论文

沪港两地有不少共同点：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皆缘起于100多年前；在严格的管制之下，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医疗保险的含金量都比较高，政府财政补贴可谓苦不堪言。近年香港私立医院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上海的私立医院也存在发展良机。沪港大牌医院都有不错的医疗技术，但在专业的“医疗旅游”市场同样少有作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低廉费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低廉费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论文 篇1：

医保工作：医、患、保三者如何平衡？

现行的医保工作，核心就在于医、患、保三者之间关系的平衡，医院要获得收益以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患者想要获得优质、低廉的医疗服务，医保需要维持基金平衡。其中，医院处于关键位置，患者通过医院获得医疗服务，医保通过医院实现基金的支配。由此可见，对医院的监管工作是医保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但从目前来看，医保对定点医院的监管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参保人群自付费用不减反增，医保基金支出逐年增长，定点医院不满约束条件越来越多。造成这样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一、医院的政府所有属性限制

现行制度下，绝大多数医院仍为公有制，医院的人事管理主要由政府决策，医院收入也主要由财政补助和医院自收构成。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公立医院所呈现的弊端逐步呈现，主要有：

1、医院管理者晋升主要依靠体制的垂青，而不是自身业务能力，必然会导致医院管理者花费较多的精力在于迎合、适应体制，而较少关注医院的技术、管理、效率的改进，关注上级部门在意的数据、规模、业务增长等内容，而忽视医生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忽视患者质优价廉的医疗需求；

2、管理体制僵化，机构人员臃肿，一线医务人员少，必然带来效率低下、分配不公、执行不力、合理晋升通道不畅等问题；

3、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未体现一线工作人员价值。现行制度下，医生的收入主要由两块构成，财政补助和医院自收按比例返还部分，财政补助是固定的，而医院自收按比例返还部分才是决定医生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由于机构人员臃肿，真正创造收益的一线工作人员往往只能拿到自身创造收益的较少部分，这就导致他们必须创造更多的收益以获取自身期望的薪水，从而增加了患者负担。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医生期望薪金是两万一个月，医院返还给个人比例為40%时，他只需要创造5万的收益，而医院返还给个人比例为20%时，他需要创造的则是10万的收益，增加的那部分收益自然由患者买单。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医生亦如此。但如果他的所得已达到了自己的期望值，绝大多数医生不会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而去冒更大的医疗风险，承受更多的道德谴责。

学医不易，一旦冒险失败，一生尽毁；如果他的所得未达到了自己的期望值，那么医生必然会染指灰色地带，方能对得起自己的付出。而一些基层卫生院由于现行改革薪资完全由财政负担，业务收入提成极少或无，回到了大锅饭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也就失去了接诊患者的积极性。同时为了防范医疗风险，一些基层卫生院往往推诿患者到上级医院诊疗，这也是造成小病大治，医疗资源浪费的原因之一；

4、医院权属归于政府，医院管理者仅为委托管理方，个人收益与医院自身发展关联不大，必然导致主动改革创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等主观能动性不足，更多着眼于眼前利益，缺乏长远规划；

5、医疗资源集中于公立医院，容易造成垄断，从而养成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店大欺客等恶习，给监管部门执行政策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民营医院无法获得这部分资源，不能和公立医院站在同一平台，难以形成有效地竞争力，市场调节失灵，医疗市场化改革失败；

6、处在体制内的公立医院，对医疗人才的吸引力远超民营医院。各类医疗技术人员即便知道公立医院的各种弊端，出于稳定收益、体制依赖、体制保护等考虑，也只能屈服于现行管理体制，个人创造力、提升医疗技术主观愿望不足，医疗服务水平难有提升。

处在体制内的公立医院，对医疗人才的吸引力远超民营医院。各类医疗技术人员即便知道公立医院的各种弊端，出于稳定收益、体制依赖、体制保护等考虑，也只能屈服于现行管理体制，个人创造力、提升医疗技术主观愿望不足，医疗服务水平难有提升。

二、医疗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

医疗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专业性非常高的系统，相关专业知识高度集中在医疗服务提供者手中，一般患者对各种治疗方式的潜在效益与风险知之甚少。由于医疗服务供给者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患者的代理人，提供各项诊断的信息与治疗的建议给病人；另一方面又是实际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使其容易面临病人利益与自身利益冲突的情况，即医疗服务提供者有可能运用其所享有的信息优势诱发病人需求，以满足自身的利益，而其产生的最直接影响即是医疗支出的增加。

三、监管措施执行不力

监管措施难以执行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公立医院和监管部门同属体制内单位，一些公立医院与监管单位平级甚至是级别高于监管单位，体制束缚、体制干预较常见；

二是监管机制不完善，对医院缺乏详细、科学、合理的引导、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医疗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准公共产品，不能仅考虑经济效应，还要考虑其社会效益；

三是医疗行业专业性非常强，而监管部门相关专业人员缺乏，外行监管内行，信息不对称，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四、医患关系恶化

医患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主要有：

一是医患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患者缺乏医疗相关专业知识，对医护人员不信任、不理解。现行条件下医护人员缺乏，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缺少时间向患者详细解释专业性非常强的医疗知识；

二是部分医护人员医德缺失，误导患者或刻意隐瞒侵犯患者的知情权，造成信息不对称以获取利益，引起患者对这一群体的不信任；

三是患者要求过高，以购买普通商品的标准来衡量医疗服务，无视由于科学技术的局限、患者个体差异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医疗高风险；

四是部分媒体煽风点火，为吸引眼球以娱乐八卦方式不求真相，大肆渲染，甚至弄虚作假。医生救死扶伤是责任所在，哪怕再苦再难也是应该的，媒体不予报道。而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哪怕过错方是患者，媒体也只是站在道德高点，以患者为弱势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医生的合法利益，报道有失公正、客观。

正是如上原因，造成了目前医患保三方均不满意的局面，医疗改革难言成功。现行的医疗改革，多在医疗项目价格、医疗保险政策调整等方面进行变革，属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治标不治本，未深入地触及到完善医疗市场所需要的因素。笔者认为，要促进医疗市场的良性发展，必须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医院属性

医疗改革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医院改革，而医院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医院属性的变化。一个简单的例子，某县医院在当地医疗市场处于主导地位，病源不愁，次均费用高，每年收入占据该县医疗市场的近一半，却仍处于亏损状态，每年需不少财政补助。与此同时，某民营医院病源少，次均费用低，无任何财政补助，每年却有不菲的分红给予股东。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崇尚公平。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样应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将医院置于一个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在政府主导和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政策下制定合理的管理政策，使医院在医疗服务竞争中生存发展，因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理顺政府与非营利性医院间的关系，强化政府在非营利性公立医院改革与管理中的政策主导作用，弱化政府改革后的管理职能，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遵循市场规律，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去做；

二是政府要防止医疗服务垄断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型国有医院仍保留产权国有，但要明晰产权，采用灵活的管理制度强化竞争、激励、制约和监督机制，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三是深化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摆脱体制的束缚，优化臃肿的人事结构，推动合理化薪酬分配；

四是公立医院要进行成本核算，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要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培养职业化管理队伍。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其核心内容是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分割与制衡。

当前，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模糊不清，甚至混为一体。大部分醫院的院长虽然是名义上的法人代表，但实际上却无法名符其实地行使法人代表应当行使的权力，也未真正承担起法人代表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五是应该继续推进医院分类管理，落实相应的财政投入、价格和税收政策，政府集中财力办好需要政府办的、也只有政府能够办好的那部分医疗卫生服务。民营医院的最大特点就是逐利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医疗市场有些行业如预防保健、流行病、传染病、急救等，因其风险高、收益小、社会效益差等缘故，不是民营医院愿意投入的。这些行业只能由政府主办，也必须由政府管理；

六是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督，保证其真正的非营利性，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2、鼓励民营医院发展

当前民营医院面临的最大困局是医疗市场的不合理竞争。政府将大部分资源向公立医院倾斜，包括人才配备、财政补贴、政策配套等，管理上实行两种模式，必然会造成不合理竞争局面。民营医院缺乏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各种基础设施、器材设备等需要自筹资金，导致一些民营医院无法做大做强，难以形成对公立医院的有效竞争。政策上的歧视性也是民营医院发展的一大阻力，对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有两套标准。如医保定点、土地税收、资金贷款、人员培训、社区服务，甚至医疗事故的鉴定，都与公立医院差别对待。

部分执法部门总是以改革开放之前意识心态对待民营医院，认为民营医院资本主义产物，轻教育，重罚款，严处理，一刀切。对待民营医院总是戴有色眼镜处理问题，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但是却处理出截然不同的结果。相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对医疗人才的吸引力不够，难以引进和留住人才。医疗机构是科技含量极高的产业，技术水平和医务人员业务能力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效果，同时也是医院发展、创新的根本保证。

多数医务人员把民营医院当做跳板，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一旦公立医院扩员，便跳槽进入公立医院，成为公立医院梯队基地；民营医院的医务人员晋升是非常艰难，职称评定都与公立医院有很大的差别；民营医院病源少、收入低，难以提高医护人员福利，不能提供如公立医院一般的社会保障。多方面导致了民营医院医务人员流动性大，医疗服务质量的下滑，紧随其后的就是来院就诊的患者数量再减少，如此恶性循环，严重制约民营医院的生存和发展。

基于竞争优于管理的理念，应该放开医疗市场，引入合理化的竞争。鼓励民营医院的发展，本质就是鼓励竞争以促进医疗市场的健康发展。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医院有其优势，最重要的就是机制灵活、重视成本控制、管理效率高、注重服务满意度。

民营医院市场化程度更高，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竞争需求。应弱化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身份差异，各级卫生部门对不同投资渠道、不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医疗机构要一视同仁，创造公平、开放、有序的竞争环境，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打破制约民营医院发展的障碍。

针对民营医院的人才匮乏问题，打通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间人才的双向流通渠道，营造平等的医务人员相互流动氛围；将民营医院引进人才纳入各地人才专项流动计划，支持民营医院派人到公立医院培训进修。加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间的人才流动，还应该提供更灵活的政策和完善的配套措施，真正放开医生多点执业。

当前应多措并举支持和鼓励民营医院发展：

一是在审批程序、土地开发、医护人员技术职称评定、税收政策、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资格等方面，尽快出台可操作性措施，提供政策保障；

二是建立民营医院分类管理的核定机制，明确界定与划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营医院，解决配套政策和实际操作问题，给予民营医院申请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资格和相关的税费优惠政策；

三是除国家规定须依法专项审批许可的医用设备外，民营医院可自主确定其他设备的购置；

四是鼓励银行业进行产品创新，解决银行融资层面的担保障碍，设计适合民营医院发展的融资产品，对接其融资需求。

一旦民营医院获得与公立医院一样的平台，民营医院的优势将充分发挥出来，甚至是取代公立医院。公立医院自上世界八十年代开始放入市场后，其收入呈现出爆发式地增长，与此同时其公益性的缺失一直为人所诟病。

一方面要发展，一方面要保持公益性，这本来就是非常矛盾的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主导下很难做到两者兼顾。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大胆进行改革尝试，除了民营资本不青睐也无法做好的如预防保健、流行病、传染病、急救等科室外，将医院的业务科室全改为民营资本经营，形成诸如专科诊所性质的多个执业点，将人事权、财政权还给业务科室，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保留的医院框架为各专科诊所做好政策引导、提供基础设施、耗材设备、基础检疗支持以及其他服务工作，以弥补民营资本的不足，促使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诊疗服务能力提升，操作标准化，竞争差异化，服务满意度提高。在市场竞争中，那些能提供价廉优质医疗服务、操作规范、效率高、环境好、服务佳、专业能力强的诊室必将更受青睐，从而在竞争中获得先机而保留下来。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诊室只有不断完善自身，适应政策变化和市场规律，才能避免淘汰。这样形成的竞争，给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是医疗市场良性发展的必备条件。

3、普及医疗知识

造成现在医疗市场中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医疗信息的不对称，患者往往对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不理解、不信任或是盲目信任。通过系统传播医疗知识、普及健康技能，一方面营造浓郁的健康支持性环境，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促使人们养成健康的行为、优化生活方式，从而有效预防控制疾病；另一方面增强城乡居民科学就医意识，引导公众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推动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尊重科学、尊重医学和医务人员的社会风尚，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4、强化监督、执法必严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医疗服务具有供方垄断性、委托代理双重性和需求刚性，过分强调医疗卫生公益性或单纯推行市场化，都不利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在引入市场机制时，必须以政府主导来纠正市场的缺陷，因为市场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市场化的医疗对低收入阶层具有排斥作用。卫生改革需要的市場机制对供求、价格和竞争等要素之间有相互联系和制约的作用机理，竞争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这是医疗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政府应尽快转变公共服务职能，集中人力和财力，综合运用规划、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引导和管理市场，完善体制建设，严格履行规则、准入、监管、经济政策调控和信息发布，促进医院医疗服务多样化和有序竞争等。

当前，政府责任的着眼点应当放在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和价廉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上。要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人群之间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要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要加快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要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要推动和深化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医疗保障制度、医药市场监管机制和财政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要加强医疗政策执行力，制定标准化操作流程及实施细则，有法可依，执法必严，一视同仁，规范市场。

来源：《中国医疗保险》

低廉费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论文 篇2：

沪港医疗:“国际医疗旅游”呼之欲出

沪港两地有不少共同点：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皆缘起于100多年前；在严格的管制之下，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医疗保险的含金量都比较高，政府财政补贴可谓苦不堪言。近年香港私立医院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上海的私立医院也存在发展良机。

沪港大牌医院都有不错的医疗技术，但在专业的“医疗旅游”市场同样少有作为。考虑到医疗旅游是现代服务业分支，上海政府有意推动，加之医疗价格相对低廉，吸引内地富有阶层应不算难事；香港如果“内地孕妇赴港产子”事宜处理失当，则可能会把一手王牌打飞。

策划／主持：《沪港经济》执行总编　唐晔

嘉宾

李杨，学者，上海资深财经评论员，供职于中欧工商学院。以下简称(L)

卫裕峰：教育家，香港理财专家，上海中原理财儿童财商教育部总监，以下简称(W)

上海：优质资源高度集中

上海的公共卫生专业服务源于旧时租界，并建设性地推广到整个城市。虽经百年变迁，至今仍是内地最有公信力的医疗服务中心城市，本地市民享受着丰厚的医保服务，三甲医院扎堆布局，有着长年积累的良好口碑。虽然高端医疗服务市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上海还是同时具备了“对内开放”和“医疗旅游”的技术实力。

专业服务源于租界

上海的现代公共卫生服务源于何时?

L：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缘于租界与教会的努力，继而通过租界与华界的冲突与认同，示范效果得以传播，最终推动上海成为国内医疗服务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

早在1870年代，上海已经开设了仁济、同仁、公济等10多家医院。19世纪束，上海人口已近百万，公共卫生成为事关城市形象、城市安全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对应，189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卫生处。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独立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

在精细的管理下，租界成了上海城市卫生的窗口。以防疫为例，1910年10月，租界靠近闸北的边界出现一例鼠疫患者，经过及时的防御，租界区几乎没有再发现有传染病的老鼠。

华界的卫生行政管理有何特点?

L：华界的医疗服，务体制建设，包含了“见贤思齐”与“知耻后勇”两个激励因素。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卫生局，标志着华界卫生行政的独立。到1934年，已经有54所学校建起了医疗站，200名学生以上的学校都设有医疗室，服务免费。在贫民窟，接种免疫是强制性的，护士有警察陪同。这一系列措施，使得上海很少遭受到当时频发的流行病的伤害。

1910年鼠疫流行，租界为检查防疫情况，与华界居民发生激烈冲突。之后的谈判既维护了华界民众的利益，也推动了华界传染病医院的筹办。次年双方再度碰撞，最终合作追查疫情取得成功。建设性的冲突，提高了华界人民的防疫意识和医疗服务水平。

“举国体制”下三甲医院扎堆

1949年之后，上海的医疗服务水准处于怎样的水平?

L：1949年后，上海并未丧失公共卫生领域的领先地位。发展至今，上海拥有近3000家医疗卫生机构，其中包括300多家医院；医生超过5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约10万张。

“举国体制”在医疗领域的体现之一，就是在上海集中了一批高、精、尖的三甲医院。全上海共有三甲医院38所，相比其他大城市，数量不算特别多，但是，上海有一批享誉全国的著名医院，如中山、仁济、华山、瑞金、国际妇婴、第一妇幼等，品牌效应非寻常可比。

为了均衡分布高等级综合医院，上海市发布了“5+3重点实事工程”，计划在宝山、闵行、南汇、浦东、嘉定等区域新建五家三甲医院，让主要人口聚集区的居民都能享受便利的医疗服务。

优质医疗资源在哪里更容易获得，市区还是郊区?

L：虽然郊区有新建项目，但优质医疗服务资源仍然扎堆在中心城区。优质资源扎堆有利于“增强上海医疗卫生领域对长三角和全国的辐射能力”，当局整合、布局的手笔不可谓不大。

优质资源集中到哪里，哪里就是病患眼中的圣地。一大批三甲医院集中在上海，本地病患往返医院只需要坐地铁公交，明显降低了各种成本。以搬迁到闵行区顾戴路的上海市儿科医院为例，由于吸引了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疑难患病儿童及家长，导致临近社区涌入了大量病患家庭。

私立医院补充“应保尽保”

列普通上每市民来说，医保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如何?

L：医保是社保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的医保覆盖面广，含金量颇高。

“保基本、全覆盖、多层次”的上海医保改革，先后把城镇从业人员、近200万沪郊农民、330万外来务工者纳入其中。2004年上海实施了医保综合减负，对城镇参保职工年自负医疗费超过个人年收入一定比例部分减负9％，每年有4万多人享受到这项政策，减负金额逾2亿元。2005年起，4，5万名退职回乡老职工的住院医疗也纳入了城保。“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覆盖了支内、支边、支疆等退休回沪定居人员及其原外省市籍配偶。2006年起，“应保尽保”的目标转向高龄老人、少儿学生、重残人员、老年遗属等“边缘群体”。

2008年1月，上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正式实施，覆盖1350万户籍市民和300多万外来从业人员的医保制度体系形成。随着历史沉疴被一一化解，医保制度体系成为上海市民的后盾。原本每年报销数千元医药费也困难的市民，一旦享有医保就可以直接去做十几万元的心脏手术，其绝大部分费用由医保按规定支付，手术患者一般只需支付一到两成的费用。

由于计生政策执行到位，上海的老龄化趋势十分严重，导致医保和财政的压力非常大。上海社保基金已经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便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这个窟窿今后20年都不会缩小。上海医保刷卡系统的设计量为每天80万笔左右，高峰时段可达100万笔左右。但使用量依然超出预期，2011年3月下旬，连续几天交易量都达到了140万笔——大量的中老年病患都把医保系统“刷爆了”。

对于富有阶层，其特定的医序需求怎样得到满足?

L：上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志之一，是医疗服务的多元化、国际化。

三甲医院始终是社会各阶层的首选。2005年底，上海建成227所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都被纳入了医保。但是病患的消费习惯并未改变，医保费仍然主要流向三甲医院。上海的医保费用(额度)配置，也还是朝着三级医院倾斜，政府仍然力保大医院。

对于富裕阶层而言，经验丰富的公立医院医师和诊疗设备可以提供医疗保健基础服务，而服务便捷的私立医院则提供了有效的增值服务。说白了，过度检查如果成本不高，没什么副作用，还是能够为病患接受的。这些方面，内地人士比港台人士不怎么讲究。

上海有数量庞大的高收入阶层，高档医疗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其市场容量推算在百亿元以上，而实际发生不

过10多亿元。而面向欧美日韩籍人士和港台人士的，更有着不太一样的要求。以和睦家等外资医院为例，此类私立医院并非常规民营医院，一般提供有境外专业背景的医师，其语言能力和医疗技术同样重要，收费也明显高于公立医院。一般门诊挂号费500到1000多元，明显高于公立医院的特需门诊，剖腹产更要上万美元。很多专科小诊所在上海的特定人群中也颇有市场，收费虽高，口碑不错。此类诊所通常在别墅区、高档写字楼内运营。

医疗服务面向“两外”

在“对外开放”方面，上海的医疗服务机构有何举措?

L：“病人无国界”。医疗服务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阻挡。由于内地医疗服务被严格管制，造成了当前优质医疗服务定价过低，很自然地吸引到两外(外地、境外)病患。比如说，质子刀治疗肿瘤的一个疗程，在美国需要15万美元，还要排队四个月；在上海做的话，也就约15万元人民币，而且无需等候。那些参加医疗旅游的顾客。过去其亚洲区的目的地通常是泰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今后也可能包括上海。

虽然严格意义上的医疗国际旅游在上海还没有出现，但已经有一些医院主动从事此类服务，发掘这一潜在市场。官方把医疗旅游当作现代服务业的增长点来对待，这推动了跨部门、跨地区的“上海市医疗旅游平台”的诞生。有望率先启动的有心脏搭桥、质子刀治疗、伽玛刀治疗、骨科、牙科、整形和中医等。此类床位都属于各医院的特需病房，不会超过总床位的10％。

除了医疗旅游，上海有哪些医疗服务适合于“对内开放”?

L：相比于专业的医疗旅游，即使在技术含量不太高的生儿育女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也已悄然展开。

2010年以来，香港放风对内地孕产妇赴港产子“不堪重负”，随后的限制措施反映了当局辗转于各种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纠结，心态。事实上，当今非独生子女的内地女性，绝非只有赴港生产一个选择一在上海的公立医院一样可以生产，还省去了赴港签证的麻烦。当然，套餐收费也多在3万元以上，逼近香港公立医院的价码。今后香港的实质性限制，将加剧上海各大妇幼医院的繁忙与拥挤。

香港：免费医疗的过去与未来

请问，香港的医疗福利事业，发轫于何时?

W：从香港开埠至1960年代，香港医疗福利事业主要由华人社团和教会兴办，港英政府基本上不参与。华人社会开办救济性质的医疗福利事业，是基于社会功德。而慈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华人社会对于医院和西方医学的认可与理解。在很长的时间内，华人视慈善性质的医院为一种提供贫困救济、免费殓葬和收容难民的慈善组织，而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疗机构。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使更多华人开始认识、理解与接受西式医疗空间。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香港民间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主要靠向社会募捐、埠内外捐赠以及教会产业收益为主要的经费来源。直至1970年代，这一情况才发生变化。经历1969年的香港暴动，港英政府开始关注民生，试图解决因人口激增与贫富悬殊产生的社会矛盾，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仿效英国本土的做法，把慈善医院都纳入政府的公共医疗体系，不容有市民因缺乏金钱而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

据悉香港医疗系统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港人只要支付很少的钱就能得到超值的医疗服务。你能说说具体情况吗?

W：1990年，港府成立医院管理局，接管了香港所有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统一和强化整个公立医院体系的管理，使资源灵活调配，运作更具成效。《医院管理局条例》规定，医管局不得被视为政府的雇员或代理人，亦不得被视为享有政府的地位、豁免权或特权。所以，香港医管局其实是一个为香港市民服务的综合机构。

以2003年公立医院调整收费和引入新收费项目为例，当病人首日入院时，一般需进行较多的诊断程序，但只收取50元入院费。如果病人经由急症室入院，入院费将豁免，往后每天住院费为100元。领取综援人士可以继续豁免公营医疗服务的收费。此外，为保障没有领取综援的三类人士——低收入人士、长期病患者及贫困年长病人，政府制订措施加强现行的医疗费用减免机制，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香港公立医院及卫生署的门诊部提供门诊服务，处理一般的疾病，如伤风咳嗽以及常见的慢性病，收费低廉。但由于供不应求，一般有支付能力的市民，都会到私家诊所看病，每次看病基本消费在200元左右。香港90％的门诊服务由私家诊所提供，私家门诊的服务多元化，在医生分科方面，没有公立的那么界限分明。

在香港，免费医疗与收费医疗体制之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W：最大区别在于诊断病患的方式之上。由于香港公立医疗几近免费，香港医生一般提倡使用化繁为简的诊断及治疗方式，加上十分公平透明的医疗服务监督机制及严谨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医生都倾向使用对病患损害最少，相对最自然的方式去治疗。当然，香港的廉洁风气及廉政监管，对病患能享受最佳医疗保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知道，内地医院在诊断普通伤风感冒时，医药费有时竟会开上万元；孕妇剖腹产比率极高；但逢开刀医护必收红包等等。这些现象，都让初次接触内地医院的港人感到难以置信。在港人的逻辑中，只有患重病的人才需要验血、拍片、做B超、吊水；公立医院除非诊断出自然生产会对孕妇或胎儿产生危险，不然孕妇没有选择剖腹产的权利；由于误诊的代价太高，医生对诊断结果都会反复推敲，对作出开刀等关键疗法的决定慎之又慎。

因此，一般在内地工作的港人，遇有重要医疗决定，会选择返港寻求第二医疗意见。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到，唯有免费医疗体制加上严谨的监管，才能让民众真正享受到令人感到安全的医疗服务，才能真正建立起医患互信的关系。

你认为香港的医疗福利是否可持续发展?

W：站在服务市民的层面上，香港医疗制度已相当成熟；然而站在财务角度上，香港医疗体制正面对不少挑战，例如政府在卫生方面的经常开支，已占去经常公共开支总额的15％以上，医管局近年出现庞大赤字。

港府提供的廉价医疗服务，让市民越来越依赖政府资助，不但一般市民使用政府的医疗服务，即使是有支付能力的市民，也不愿放弃这项社会福利——经常出现滥用医疗服务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滥用急症室服务——政府门诊开支只占医疗开支的15％，药费更只占7％。以一个人住公立医院的病人计算，每天只需支付100元，但政府则要补贴3000元，病人负担与政府负担的比例大约是1：30。

这种医疗制度，在经济高增长的年代，没有改革的迫切性。但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高增长，加上受人口老龄化和医学科技的发展，以及市民对医护服务的期望日渐增高的影响，香港公立医护服务的经常开支占经常公共开支总额的

比例将逐年上升，最终可能令政府无法负荷。因此，港府近年试图研讨医疗改革及融资，希望透过提高医疗收费，把病患从极度依赖公立资源转向鼓励运用私营医疗资源，并大力发展“医疗旅游”，及引入颐康保障户口计划等改革措施，解决未来的难题。

什么是颐康保障户口计划?

W：关于颐康保障户口计划，曾引起极大的争议。2008年3月，香港政府出台了六套医疗融资方案征求意见。但是，金融海啸后，这些方案的强制医保部分变得十分敏感，引发十分激烈的讨论。2011年，港府公布医疗改革第二阶段公众咨询报告，各界普遍支持政府继续强化公营医疗系统，并引入“自愿医保计划”(而不是强制医保)，进行私人医疗保险和私营医疗服务改革。为了吸引市民投保，政府提出年轻人投保有优惠、投保者可终身受益、预留500亿港元预算作为赔付“保底”等建议。

香港的私家医院，发展有何难处?

W：香港一共有公立医院41间，私营医院12间，护养院20间，留产院9间。公立医院所提供的服务占94％，私营医院不到6％。由于大部分病患选择公立医院，让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在医疗经验方面，差距甚为明显。私立医院仅靠更舒适的环境，无法有效吸引病患付费使用——毕竟住院是为了治病，病患当然希望到医疗经验更丰富、治愈率更高的医院。

还有，香港有一项很特别的法规：禁止医生打广告。这是希望医生不要把宣传成本转嫁到诊费上，集中精力以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吸引患者，而市民也能更客观地依靠医疗服务的水平去选择医生。但是，这项规定却严重限制了私营医疗机构的商业化发展。1990年代后期，私家医院便开始埋怨生计被公立医院“赶尽杀绝”。然而，近年却因为一个特殊情况，让私家医院业务突飞猛进一大量内地孕妇到港产子，让香港私家医院“起死回生”。

香港的医疗市场有没有针对富豪就医的策略呢?

W：其实，港府希望发展香港的医疗旅游。不过，香港虽拥有世界顶尖医疗技术，在癌症和糖尿病治疗方面更是世界知名，旅游业也十分成熟，可惜偏偏在医疗旅游发展上，远远落后于邻近地区。医疗旅游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的发展已有一段日子，成为新兴热门行业，每年为国家带来数十亿元收入。

然而，香港要发展医疗旅游，除了配套设施要改善，更重要的是改变现有公私营医疗机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商业化的医疗旅游业务，是公立医院不宜染指的。因此，必须让更多有支付能力的市民光顾私营医院，让私营医院在医疗水平及服务经验上能大幅提升。如果连香港的富人也不认同本地私立医院的服务，又如何去开发海外市场，吸引周边地区富人来香港进行医疗旅游?

低廉费用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论文 篇3：

荷兰医改镜鉴

更多些竞争,更少些政府管控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同时,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全科医生史黛拉大夫还要接患者的电话。“明天上午11时20分怎么样?好,明天见。”放下电话,史黛拉解释说,她的一位病人身体不舒服,想约个时间来找她看病。

在荷兰,像史黛拉这样的全科医生有大约8000人,平均每名全科医生要为2000多位荷兰居民提供全科医学服务。

全科医生不像大医院的专家那样只精专于某一类疾病的诊疗技术,而是对各种健康问题都有所了解。他们的服务内容,包括健康教育与咨询、初级的诊疗、简单的外科手术等。据统计,他们至少提供了荷兰人80%的医疗卫生服务;一名全科医生平均每天要接待30位患者和10个咨询电话。

与中国的做法不同,而与英国类似,荷兰政府赋予了全科医生相当重要的角色。按照规定,荷兰人生病后,必须要先找全科医生——几乎每个荷兰人都有与自己签约的全科医生,医生的资料会放在网络上供大家选择。如果全科医生认为自己处理不了患者的疾病,就会为患者联系医院,将患者转诊过去——这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社区首诊制”。

当然,如果患者有急症或者出现了事故,他也可以直接到医院的急诊室就诊。

全科医生在荷兰的任务就像是“守门员”,把大量不需要到医院就诊的轻症患者“截流”,既减轻了医院的工作负担,又为患者节省了医疗开支。“如果去医院,有些诊疗项目很昂贵。”史黛拉说,更重要的是,患者可能并不需要这些诊疗。

除了全科医生,荷兰还有几十家医疗保险公司和一定数量的医院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大多数医院和卫生服务机构由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拥有和管理。荷兰居民每年需缴纳医疗保险费,此后,他们几乎不用再支付其他费用。

虽然荷兰的医疗卫生体系已经相当完备,荷兰男性、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在2003年分别达到76岁、81岁,但荷兰政府仍然在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医疗体系改革,推行了一套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用荷兰健康、福利和体育部官员盖勒·伊金克(Gelle Klein Ikkink)的话来说,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改善公平和效率,其原则是“更多的竞争”与“更少的政府管控”。

被“分割”的旧医保体系

2006年之前,如果第一次接触荷兰的医疗保险体系,可能会被它搅得头晕。

那时候,荷兰的医疗保险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额外医疗费用保险”,内容包括老年人的长期居家照料、精神残疾的照料等。这部分保险费与收入相关,由政府税收部门向所有人强制性征收。中央政府每年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

第二层次的医疗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险”,包括住院、专科医疗服务、全科医疗服务、理疗、助产和18岁以下青少年的牙科服务等一系列内容。基本医疗保险有三类:以2004年为例,年收入低于32600欧元者,被强制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计划,该基金由非营利性组织经营,并受到政府的管控;年收入较高者,则只能参加由私人公司提供的商业医疗保险,这约占荷兰人口的30%;此外,专门为公务员提供的公务员医疗保险计划也属于这一层次。

第三层次的医疗保险则为“自愿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包括牙科服务等昂贵项目。有统计表明,在1999年,有93%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成员购买了这一保险。

独立运作的健康关怀保险委员会(CVZ),负责管理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在它的董事会中,有三名代表由健康、福利和体育部指派。另一个机构——健康关怀保险监督委员会(CTZ)负责监督医疗保险体系的运行。健康、福利和体育部则在颇多领域管控医疗体系的运行,包括服务收费等。有统计表明,荷兰2005年的医疗保障筹资中,政府和社会保险筹资占了约70%。

不过,这一医疗保险体系在历史上一直为人诟病,其中第二层次的基本医疗保险是焦点所在。

首先,基本医疗保险的“分裂”影响了医疗保障的公平性。一部分人能享受价格相对低廉的社会医疗保险,另一部分人却只能购买价格相对昂贵的私人商业保险,引起了民众不满。

其次,整个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着“效率不足”的问题。民众难以更换保险提供者(尤其是加入了社会医疗保险);同时,政府要求,社会医疗保险应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签订合同。这便使患者、保险提供者、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化”,医疗保险提供者之间、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均缺少竞争。

其结果是,医疗保险提供者缺少动力选择优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服务提供者则没有动力改善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致使患者常要花费很长时间等待就诊;患者则因为缴纳保费之后无需再支出医疗费用,而认为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也失去了控制医疗开支的积极性。

凡此种种,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医疗新技术的应用,荷兰医疗卫生费用在2005年达到627亿欧元(人均近4000欧元),占GDP的比例约10%。而在1960年,这一比例仅4%。

“有管理的市场竞争”

在荷兰,很早就有改革医疗保险体系的呼声。1974年,时任卫生、福利和体育部副部长的亨德里克斯(Hendriks)就建议制定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计划,但并未落实。

“关于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一向有很多争论。”盖勒伊金克称,争论的第一点在于谁来为医疗卫生服务埋单,“是政府、患者,还是保险公司?”争论的第二点则在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引入竞争,包括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他们不喜欢竞争,更习惯依赖政府的调控。”

经历了数年的争论后,荷兰政府终于下决心开始改革,其方向可以被称为“有管理的市场竞争”。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医疗保险体系中第二层次的基本医疗保险。

从2006年1月1日起,原本只接受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不再“公有”,而是被放在与其他私人保险公司相同的位置上参与竞争。各家保险公司不能拒绝任何投保者,不论其年龄、健康状况如何。所有保险公司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包都应该是相同的,包括全科医疗、专科医疗、住院、22岁以下者的牙科服务、药物、理疗等。

荷兰所有公民以及主要在荷兰工作的人士都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否则将会被罚款,并自己支付医疗费用。民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保险公司,如果不满意,可以更换。这便在保险公司之间带来了竞争。

在这个体系下,年满18岁者都需要支付一笔保险费。保险费分为两部分。名义保险费取决于保险公司和他们的保险服务包(其中必须包括基本服务包),而与投保人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收入无关。荷兰政府预计改革第一年的人均名义保险费为1100欧元,不过,实际为1038欧元。此后每年略有增长。

第二部分保险费则与收入相关,为居民收入的6.5%,上限为3万欧元,由政府税务部门直接向雇主收取。以养老金为收入者、自雇者则缴纳个人收入的4.4%。与改革前相比,荷兰居民亲自缴纳的名义保险费有所增加。政府认为,这会促使人们关心医疗开支。

低收入群体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险津贴。在2009年,单身、年薪低于32502欧元者,可获得最高每月57.66欧元的津贴;已婚或同居者,如两人收入加起来不足47880欧元,可获得最高每月121.75欧元的津贴。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家庭获得了津贴。

在这次改革中,政府放开了部分服务的价格制定权,允许医疗服务提供者和保险公司通过商议决定。2006年,放开的比例约10%。

这一套改革措施,被认为是将原本分裂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合而为一。政府负责调控这个体系,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但是,政府并不是保险的主要提供者,它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法规政策和监管体系运行。提高医疗体系效率的任务,则交由市场竞争完成。

截至2006年5月1日,荷兰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约24万,占荷兰总人口的1.5%,其中包括4万名儿童。2006年,有18%的投保人更换了保险公司。这远比2005年的数字要高,证明民众确实拥有了更多选择权。

全科医生的诉求

谈起荷兰的医改,全科医生史黛拉认为,这一改革赋予了保险体系过大的权力,对于医院和全科医生是不利的。如果医生的诊疗不符合保险公司的要求——保险公司往往要求最便宜的治疗方式,政府可能会没收一部分医生的收费。不过,这种保险公司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制约,显然正是荷兰政府所期望的。

全科医生的收费标准由政府制定。除了根据与其签约的人数获得人头费,全科医生为每位患者提供一次(平均大约10分钟)咨询服务,还会收取9欧元。虽然全科医生多次向政府要求上调价格,但政府坚持不变。“政府希望我们做更多的工作,这有时很难。”史黛拉无奈地表示,全科医生只收取医疗卫生支出的4%,却提供了80%的服务。

据统计,2003年,荷兰全科医生的总服务收费约19.8亿欧元。2004年,初上岗的全科医生的工资为每月3305欧元,最高可达每月5070欧元。“如果全科医生整天工作,他们就能获得更多报酬。”不过,史黛拉表示,很多全科医生其实是兼职,“不至于整天做同样的事情”。 ■

作者：《财经》特派记者 刘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