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研究论文

“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提出的观点。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说出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新话”。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与发展方式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既不能只着重哲学方面，回归到思辨哲学上去，也不能只着重经济学方面，成为纯粹的经济学。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哲学；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关注方式的探讨由来已久。国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国际及本国内发生的重大问题，反思以往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派。在苏联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都先后按照俄国革命的做法发动了革命，随后却接而连三地都遭到了失败。反思这些问题，有些学者重新思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当代学者，更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特点，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在国内，回顾这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历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反思苏联教课书开始，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到当代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就研究的思路而言，也有几个不同的路径：一种是文本研究，一种是现实问题研究，一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源角度研究，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这一视角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的还不多见，本文试作一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科学方法是其实现对现实关注的重要方式

多少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人，都很熟悉恩格斯的如下论断：“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406这一论断精辟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出发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科学方法探索和研究现实问题。与所有其他的哲学流派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哲学，它不是在纯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社会历史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础，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础。按理说，这样的具有现实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会脱离现实的；不过，人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事实并非如此。稍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直接感受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远远地脱离了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思辨化”和“学术化”了，有意回避现实问题、直接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的“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主张正在成为一种时髦的理论旨趣。针对这种研究状况，重温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了解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具体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有必要对其作广义和狭义、外在和内在、经验和先验的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指导意义，因而在此广义层面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耦合、整合过程中，所以只能经验地研究广义层面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相反的做法只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思辨的形而上学，这是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作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不过，更重要的是在狭义层面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这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所内在决定的先行存在并敞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因而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先验地进行研究，并且所有这些已经由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展示出来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具体生动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是我们研究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根据。这种狭义层面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时俱进的内在根据。只有遵循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所展示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取得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进步。

如果借用马克思平生经常使用的“批判”一词，可以把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工作划分为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这样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哲学批判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批判并超越了一切旧哲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一阶段的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哲学批判向经济学批判的推衍，呈现并敞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有集中的论述：“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73

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既是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一切旧哲学批判并超越的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必然落脚点，是由其精神实质所内在决定的先行存在并敞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此做了更为明确的论述：“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3]307—308在这里，恩格斯说得很清楚，马克思主

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现实及其经济学当中。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所内在决定的，是由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所提供的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1859年在伦敦，马克思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4]32，这里，马克思用到了“指导”这个词。那么，马克思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呢?是在强调由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普遍和广泛的指导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吗?是在强调广义层面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意义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在这篇序言的开头，马克思谈到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谈到了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在退出《莱茵报》以后，为了解决在《莱茵报》时期所产生的使马克思感到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哲学，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32这就是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所提到的“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接着。马克思对这一总的结果做了广为人知的简要概述。在这篇序言的最后，马克思指出，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经过和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4]35这就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理论逻辑的必然推演，是由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以及从这种哲学批判中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在决定的先行存在并敞开的发展进路，是真正的符合其精神实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由此也可以看出，下述流俗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把它推广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又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没有根据的，纯粹是无稽之谈。

因此，即使是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也为马克思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这就是对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现实及其经济学的批判。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是由其精神实质所内在决定并先行敞开的，这种精神实质在如下的论述里得到了精确表达：“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2]92在这里，“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是指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现实。从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现实的研究出发，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以及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及其经济学的批判具体化了，马克思在这一经济学批判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二、从哲学批判向经济学批判的演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的形成过程也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特殊方式和方法，这产生于从哲学批判向经济学批判的理论逻辑推衍。通过哲学批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这就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消除已经发现的社会弊病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就在于“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响的发展。”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所特别反对的是以哲学的思辨的形而上学方式关注现实，他们指出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总的特征在于：“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5]15因而，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关注现实的方式充满了神秘主义，充其量也就是向人们提出改变意识的要求，并不会触动一点现实，因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2]66仅仅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兜圈子的青年黑格尔派正是这种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典型。

通过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关注现实的方式的批判，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7，只有改变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才能改变人们的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2重要的是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揭示出作为现实的社会过程的反射和回响的人们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73从人们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这就开启了马克思经济学批判的进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特殊途径和方式。

马克思写于1847年并于当年公开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第一次使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公之于世，这是一部哲学一经济学著作，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交织在一起。通过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及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变种——蒲鲁东的经济哲学思想以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初步确立了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

随着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思辨的形而上学在德国渐趋没落，但在法国却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复活。蒲鲁东模仿黑格尔，宣称他的蹩脚的虚假的黑格尔辩证法为经济学贡献了巨大智慧。初看上去，蒲鲁东十分深刻，他不愿局限于现象本身，而想深究产生

现象的根源，“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_^[6]139蒲鲁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这里，他追随黑格尔，“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6]140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6]140为此，蒲鲁东诉诸某些十分神秘的理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6]150这些理性是如此神秘，以致最后只能回到上帝和黑格尔的绝对理性那里去。

因此，在蒲鲁东那里，看似科学的开始却没有得到科学的结果。相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蒲鲁东是有其高明之处，他“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6]320他也相信社会还会向前发展，人类还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这都是他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高明的地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最后、最完善的阶段，“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6]154与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比，蒲鲁东的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更高，更具有科学性，但是，软弱无力的思辨的形而上学导致了他在科学上的无能。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甚至以一种带点责备的口气写道：“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远不会错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6]320这就表明蒲鲁东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6]320

三、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

通过对思辨哲学及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变种——蒲鲁东贫困的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成为马克思直接批判和超越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更加具体化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第一，由一定的生产力所决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第二，人们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出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原理、观念和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不变的，它们也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两个基本结论是科学的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离开了对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历史的实证研究，原理、观念和范畴就会成为没有现实意义的空概念，既不能理解现实，也不能指导现实。“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4]6此处标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式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式的根本区别——唯物辩证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形式理性的归纳概括方法的区别，这是由其精神实质所内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特殊方式。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对分工、竞争、垄断等经济范畴的分析，说明了唯物辩证的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运用归纳法所得出的概念与判断，缺乏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证明，但人们却习惯于向前无限地追溯、向后无限地外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这样做的典型。在这方面，蒲鲁东完全无批判地接受并模仿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方式，“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6]159不是要完全否定运用归纳法抽象概括出分工范畴的一般规定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形式理性的方法根本就不能够说明各个不同时代形式和性质各异的分工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6]159—160

“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6]157可以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述集中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但是，如果不是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所提供的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出发，不运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所提供的供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危险在于，如果人们不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而是把对过去时代的研究结果理论化、体系化起来，并用于理解现实、指导现实，那就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思辨的形而上学那里，回到了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可是，却又没有青年黑格尔派那些口头上的革命家的批判性，因而就连青年黑格尔派都不如，是等而下之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并不是枝节之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方面的属性，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产生于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过程，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中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理论逻辑的必然推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的具体化。因此，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可以更加明确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哲学，经济学批判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方式，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是由其精神实质所内在决定的并先行存在和敞开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既不能只注重哲学方面，回到思辨哲学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只注重经济学方面，降格为纯粹的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批判地考察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经济现实及其经济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途径，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途径。应该看到，一百多年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得到了巨大发展，相关的经济学研究也已经有了巨大的开展，尤其是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以后，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也因此使市场经济具有了席卷全球之势。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面前，研究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复杂的。通过对经济学和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分析，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责任编辑　王华生]

作者：陈志生　吕世荣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研究论文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提出的观点。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事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说出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新话”。比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适合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话”。邓小平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日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伟大贡献。

1.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的事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对象。

对经济学对象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时期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是马克思提出的对象的典型性的观点；另一种是恩格斯提出的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例证”。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通过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人们能够透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提出了对象特殊性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学国别特色的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强调的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因此，它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前提，以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性运用。

2.整体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马克思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经济制度本质。《资本论》第一卷以“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对自身的否定”为最后结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就要敲响了”，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指向。《资本论》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从属于经济制度本质研究。

与上述研究侧重点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集中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以对经济制度本质研究为基础，着力探索经济体制、经济运行规律。换言之，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必然展开形式。

3.确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理论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生产力问题，即怎样评价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性质和本质中的地位、怎样理解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由此前进一步，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结合起来。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要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就不只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创新的根本所在。

解放生產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是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清楚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理论，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清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相适应的战略规划和战略步骤的基本内涵；清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关系多样性现状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特别是关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基本格局的理论；清楚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列宁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确立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视阈，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力的水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4.讲究“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的方法论要义。方法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方法创新显现于重大理论创新之中。马克思就是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革命中，实现了经济学方法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创新，最显著地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创新。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首先必须突破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天然联系”的传统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剥离下来”就是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这一具有体制性规定的抽象范畴。1979年11月，邓小平提出要从“方法”的角度搞清楚市场经济和社会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就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法”所具有的体制性的规定，认定市场经济是一个体制性范畴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传统观念。

但是，抽象范畴只有在思维的一定层面上才有意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性范畴，只有与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才是充分的、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我们要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下来”，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要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与一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观念、新实践。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在回顾改革开放30年经济体制改革宝贵经验时，胡锦涛同志指出：“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

5.重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是以改革理论为先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要全面系统地进行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价格体系改革和计划、财政、金融、分配、流通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根本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问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的重大任务。

6.坚持社会主义两个根本原则。邓小平在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两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内涵。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不过，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就是其中一种主要实现形式。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坚实的、可靠的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分配理论的创新，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二是统筹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解决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以效率为前提，加重公平的分量，规范分配的方式，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7.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四大之前，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目标模式的选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作出了具体规定。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出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任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推进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创新，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问题，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全会和历次代表大会研究最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8.紧抓科学发展主题。改革开放以來，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阐明了发展观念、道路、战略、目标、方式和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科学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我们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科学制定并适时完善“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新的中国风格和时代特征。

9.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行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的基本国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放理论。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包括沿海、沿边、沿江地带、内陆城市和地区的开放。当然，我们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发展。

10.构建有机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对象方法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突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研究，把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基础地位、以“剥离下来”和“结合起来”为方法论要义；在理论结构上，以经济改革、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科学发展和对外开放为主导理论。这些主导理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主导理论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生成一系列衍生性理论。主导理论和衍生性理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过程。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另一方面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程，即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使得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称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两个方面，前者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是理论运用和探索的过程，后者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螺旋式地发展。□

（作者：教育部党组成员）责任编辑：叶再春

作者：顾海良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世界市场理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中居重要地位，在国际与国内发展新形势下，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意义与价值逐渐凸显。结合时代要求对该理论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研究首先应从该理论本身出发，以全面把握其理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该理论在当前背景下所具有的时代内涵。这既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又赋予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以新的时代意蕴。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市场;形成动因;时代意蕴

世界市场形成于新航路开辟之际，发展于资本主义崛起时期。它既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因素，也是资本主义不断扩张的外在表现，因此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的探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分散于他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尽管没有通过专著进行系统阐述，但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的相关论述包含丰富的内容，值得深入研究。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双重语境

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语境中，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市场内涵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语境，可将其区分为两种概念，一是作为流通过程要素的“世界市场”，二是作为政治经济研究中总体概念的“世界市场”。前者多出现于马克思早期文献中，而后者作为发展较为成熟的概念，主要代表是“六册计划”最终册——“世界市场”册的内容。

（一）作为流通要素的“世界市场”

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世界市场”多作为商品流通过程的要素而出现。就商品流通来说，它不同于直接的物物交换。由于货币的媒介作用，时间与空间因素被引入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流通允许交换过程中时间的延伸与空间的拓展，当空间拓展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世界市场。马克思曾对其有所说明，“使东方产品更出名的十字军征讨，大大增加了西欧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凡是这些产品汇集以便进行交换的地方，都变成了世界市场的城市。”[1]382其中，“市场”是指商品流通与交换的场所，“世界”在这里仅作为一个范围的界定。可见，这时的世界市场还未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关联，而是仅作为满足不同国家与地区消费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商品交换的场所。这一“世界市场”形成的重要动因是人的需要，它要比資本主义的产生时间更早。而马克思所着重考察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因此狭义的“世界市场”并不作为理论探讨的重点。

（二）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市场”

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世界市场”也随之被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马克思将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扩张的过程，“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一种标志而出现。因此，广义层面的“世界市场”是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与唯物史观立场所阐发的一个综合概念。

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市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411“六册计划”中“世界市场”作为最终册，是该结构中最复杂、最具体的范畴。马克思不仅对世界市场本身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总体框架，在此之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考察。马克思的“六册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但他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该计划，之后的著作以及笔记中仍能看到马克思对该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如《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伦敦笔记》等，为进一步探讨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市场”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具体内容

作为总体概念的“世界市场”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世界市场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的多重因素。

（一）世界市场形成的多重动因

1.以大工业发展为基础动因。大工业发展是现代世界市场产生的基础动因。首先，大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动力基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进程相一致，在生产力得到最初发展的阶段——新航路开辟时期，“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3]411。随着机器大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为进一步发展而“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联系。”[3]190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其次，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打破了各国之间的壁垒，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3]234，部分国家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各民族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人们必须通过与他国建立联系才能满足消费需要，其生产和消费都带有世界性，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了世界市场。

2.以资本扩张本性为根本动因。资本的扩张本性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根本动因。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结果，它形成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必然与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有密切联系。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当本国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达到极限值时，它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通过采取一系列扩张性手段，打破地域限制，以实现其剩余价值的积累，即他们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世界市场形成与资本扩张性突显的历史过程相一致。资本主义在最初发展阶段还没有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性，此时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也没有正式形成，二者之间尚未产生密切联系。但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决定其扩张性，因此，“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538

世界市场形成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对世界市场形成动因的分析除上述因素外，还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生产需要对世界市场形成产生作用，马克思认为，“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5]87其次，国际分工的出现也进一步催生了世界市场。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曾讲道：“他谈分工时，竟完全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6]480，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二者密切相关，国际分工细化使人们的消费需求必须通过世界市场才能得到满足。因此，分工的产生有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

（二）世界市场扩张的双重作用

1.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发展与基本矛盾深化。资本主义所建立的世界市场必然对其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首先表现在世界市场促进资本主义向更高层次发展，为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世界市场的拓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生产资料、廉价劳动力以及更大的消费市场，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7]409。同时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又吸纳了剩余人口，挖掘出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了可变资本的数量。其次，世界市场的扩张从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提升。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总伴随着政治上的进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驱使它这样做。为了有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它就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使一切其他的利益服从自己的利益。”[5]65于是，资产阶级通过提升其统治地位以维护既得利益，并不断扩大其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世界市场的持续扩张对资产阶级来说还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它将不再单纯受资产阶级控制，反之它将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阻碍。世界市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危机，但同时它也掩盖了更大的危机。马克思认为，通过世界市场来缓解危机，“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3]406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面临的将是更全面、更深层的特大危机，资产阶级再无法寻求该危机的解决途径，其最终结果将是走向自我毁灭。

2.社会主义国家苦难加重与发展契机凸显。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扩张过程中，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到了世界市场体系，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或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同样有两方面影响。

在世界市场发展初期，落后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的直接目的就是寻求廉价原料、劳动力以及更大的消费市场，较为落后的国家就成为其主要掠夺对象。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讲道：“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是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3]852但是，这并不是世界市場扩张给落后国家带来的最坏结果。马克思曾讲道：“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3]849落后国家所遭受的不仅是原料与劳动力的流失以及市场的缩小，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同样受到影响。因为资产阶级在对某国进行商品输入过程中如果受阻，他们“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的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3]843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夺取他国市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多是强硬而残酷的，必然使得一部分人受到深重的苦难。

但同时世界市场的扩张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其实现共产主义的契机。首先，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出于“卑鄙的利益”迫使落后国家打开国门，但在这一冲击下落后国家所产生的社会革命具有历史性作用，它引发了传统封建制度的崩溃，为落后国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使其迈出了建立新制度的第一步。其次，世界市场的扩张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在晚年探讨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时提出，在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市场扩展为世界市场的背景下，较为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对较为先进国家科学技术的学习与模仿，利用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创造出发达国家经历几个世纪才创造出的成果。因此，世界市场的形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迈向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最后，世界市场的扩张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世界市场使所有国家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3]409这意味着，在世界市场扩张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扩展为世界范围内的联盟，对抗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成为实现共产主义坚实的阶级基础。

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时代意蕴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准确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指南。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适用性有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需结合当下历史条件展开合理论证，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当代价值

1.深刻认识与准确应对全球化的实践启示。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形势，社会上各类问题凸显，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于我国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启示作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有利于我国深刻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该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资本扩张与剩余价值掠夺的本质，世界市场最初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存在，同时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当前的世界经济仍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剩余价值掠夺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没有改变，它仍然有着较强的资本主义标签。然而面对当前形势下的世界市场与经济全球化，资产阶级已“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这正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世界市场中性属性的逐渐展露。在此基础上认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能够发现，经济全球化并非始终由资本主义主导，随着历史的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逐步跻身世界经济发展前列，世界市场将不再单方面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从这一实质出发，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机遇。

2.政治经济学方法与体系研究的理论启示。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研究的方法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世界市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六册计划”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体现。马克思将世界市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终研究对象，该逻辑设定值得深入研究。在此之前，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始终存在较大争议，多数学者从《资本论》出发对其进行界定，但这一界定存在片面性。对世界市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本论》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重新探讨，突破了原有认识上的局限，增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创新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丰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内涵的重要依据。马克思时代的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符合其阶级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市场的主导者不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主体力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世界市场发展的目标由资产阶级单方受益，逐渐向各国共赢共享的方向转变。

1.世界市场参与主体的扩展。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当前时期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中，世界市场的主体力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当前中国的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能够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推动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这为各发展中国家争取在世界市场中的话语权提供契机，使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已有显著提升，“中国力量”的崛起表明世界市场逐渐发展为世界各国共同推动的世界市场。

2.世界市场发展目标的转变。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本性。反观当前我国选择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参与到世界市场中，其目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即逐渐打破民族界限，实现共同发展，这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世界市场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

基于世界市场新的发展趋势，我国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定义世界市场的存在意义与发展目标。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世界市场的主要目标，不是某个国家或国际集团的资本扩张，是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的共同需要。其次，人類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的出发点是“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目标是“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因此，这一要求下世界市场的发展，致力于为世界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并将我国实践探索的经验同世界各国分享，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是实现世界市场有序发展的载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市场扩展为世界市场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和内在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间将逐步消灭旧的分工和交往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市场，必然是各国共建、共享的有序市场。

总之，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值得深入研究与挖掘，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环境下，世界市场理论的研究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张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