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法律思考制度论文

【摘要】在当今世界，是实行政党“自治”还是“法治”、是“依规治党”还是“依法治党”？这存在很大争议。客观地说，当代政党治理涉及到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维度，存在党内规范、法律规范、社会规范三套政党行为规范体系;各国法律对党内行为规制有法律默认型、抽象规范型、择要规范型、全面规范型四种模式。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政党法律思考制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政党法律思考制度论文 篇1：

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法律权威维护之关系

摘 要：政党权威与法律权威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权威。同时，两者又围绕着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是树立和增强政党权威的过程，是作为权威主要承担者的政党发挥社会治理主体作用的过程。法律权威维护的过程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的法律发挥自身作用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为了树立政党权威，使党的意志借助法律权威得以贯彻和执行；法律权威是对政党权威的约束，同时也是对政党权威的肯定。可见，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法律权威的维护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两者是相互契合的。两者良性互动的契合点是依法执政。

关键词：政党权威；法律权威；党的执政能力

一、政党权威与法律权威：社会治理视角的解读

在界定“权威”概念时，马克斯·韦伯首先区分了权威和权力的不同。权力是指无视人们的反对与否，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是指人们处于自愿接受命令，权威不是靠强制，而是靠正确的建议和请求。权威可以分为神授魅力式、传统权威、法理型权威等几种。^[1]在韦伯看来，法理型权威是最好的一种权威形态。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权威的属性上对其作出阐释，恩格斯曾经指出：“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直行动。‘权威’总是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别人的意志；然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2]马克思主义从辨证的角度科学地指出，权威不仅带有政治属性，而且也有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认识到国家权力最终回归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在未来社会中，国家要消亡，因而政治也会随之消亡。权威的政治属性也必然会随之而消失。而上升为与以“自由人”为主体的社会自治相辅相成的社会权威。因此社会自治并不否定社会权威。而且，随着人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社会事物的能力越强，越会自觉地遵守社会制度和规范，也就是越加需要和尊重社会权威。社会自治不是绝对民主化。也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社会自治本事也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而有组织就会有权威，所以说社会自治本身就是一种权威。^[3]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权威的政治属性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政党成为公共权威最为主要的承担者。虽然卡里斯玛性的领袖可以暂时性地承担起填补权威和权力真空状态的作用，而可以长久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应该是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通过自身政党权威的发挥，领导和支持人民自治能力的发挥，逐步推动权力回归社会。^[4]学术界对法律权威比较统一和一致。以德国著名公法学家哈特穆特·毛雷尔的观点为例，在他看来，法治国家是指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也就是说，法律在国家和社会关系调整中具有至上性，任何国家权力及其机构必须受到现行法律的约束，不仅不得采取任何违法法律的措施，而且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相应的行为。立法机关受宪法和宪法制度的约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受法律、权利的约束。^[5]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点是立足于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解读，强调了权威的公共性，指出政党是权威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而在政治社会，权威的政治属性体现了强制性和服从性，政党权威本身也带有这些特征。而从对法律权威本质的解剖，我们可以得出，法律权威主要是着眼于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政党权威和法律权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政党必须借助法律权威来治理社会，同时，政党本身必须受到法律权威的统摄；而法律权威的贯彻执行需要政党本身具有权威。

二、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法律权威的维护：蕴涵与互动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就是使政党权威在法律权威的统摄下更加具有合法性，法律权威在政党权威的领导下得以有效施行的过程。

第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蕴涵维护法律权威的内容。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具体来说，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法治的内涵：（1）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创新执政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之一就是要维护法律权威。坚持理论上的创新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这体现在党在执政能力建设过程中的法律思想创新上。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的学科的总称，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的丰富成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内容。今后的法学研究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法律问题，探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人与自然等和谐发展的法理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理论的创新，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6]。（2）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宗旨是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必须坚持法治。在法治社会，只有保障公民权利，为公共权力的运行划定界限，才能防止国家权力的变态行使，也才能使权力服务于权利，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而这些需要法治的保障，需要维护法律权威，使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尊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得到切实的施行。（3）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提高党员素质，要提高党员的素质必须借助于民主和法治的方式。必须发展党内民主，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用法律来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权利与义务具有对等性，在保障权利的同时，必须对党员自身素质的提高提出一定的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依靠基层，依靠普通党员。基层普通党员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科学和民主的方式。而科学、民主的执政方式需要法治的保障，比如，如果没有法治的保障，权利运作过程中能否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就带有偶然性，科学的政策也可以因领导者个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

第二，法律权威的维护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用德国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于1927年提出“法律上的人”来分析我国可以看出，当代“法律上的人”是现代社会的更高程度的“集体的人”，法律是社会法。其产生途径不能使用西方自由权利时代那种立法的方法，即由少数社会精英或立法者个人思构的办法，而必须通过与社会法时代相匹配的民主的方法，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建构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政党制度。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真正好的法律必须体现公意，而公意的获得不是通过个人之间选举“人民代表”的办法，而是通过“集体人”的政治组织即政党这个中介组织的活动来完成的。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政党是民主集中的一个中介性组织，她负责着收集和向立法机构转达民情民意的任务。这意味着执政党就是许多政党中最有资格承担这一角色的“集体人”的政治组织，或者说执政党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里“集体人”在政治上的最大代表。这也意味着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时，她就会失去执政党的地位。“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的重要，从而为其保持执政党地位和建设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党指明了方向。^[7]法治社会中，“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这时的规则既用来约束权威，也用来肯定权威。”^[8]法律权威发挥约束党的执政行为，肯定党的执政地位的作用。

维护法律权威首先要要做的就是在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在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之后，需要面对的是党执政的具体方式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41年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更多运用“以党治国”的思想。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搞清楚执政党与政府（政权）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虽然在谋求和实现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一目标上是共同的，但二者也存在着许多重大的不同。如党的领导主体是党组织本身，党的执政的直接主体不是党组织本身，而是党的代表们。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无私的工作同人民群众形成的一种事实性关系，它不是靠法律规定，不是靠强迫和武力。党的执政却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力地位，它表现为党的代表们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又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所以它是一种既定的法律状态，一种既定的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9]

要按照维护法律权威的要求，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党治理国家的权力的产生和具体运作都要具有合法性。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根本在于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党必须借助法定的制度和程序执掌国家政权。同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宪法和法律得到切实遵守。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党要使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法律必须“通过国家机关相关权力主体中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来实现”。

第三，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维护法律权威的契合点。依法执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的制度创新。^[10]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应当与宪法改革同步互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全局性作用。^[11]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所谓依法执政，概括起来，就是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变成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同时，通过各项制度的实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其实质上看，就是要使执政权力的行使进入法治状态。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需要进行制度建设，突出依法执政的主体，明确依法执政的具体内容，落实依法执政的实现方式。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必须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坚持和保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的政治指导。这是依法执政的基本政治前提，是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具体体现。其次，党要在国家体系内而不是在国家体系之外执政，更不是在国家体系之上执政。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执政活动，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新时期党的依法执政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实现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最终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决定、指示等是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的具体体现，但非党员公民没有遵守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法律义务。通过提出立法建议，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党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上升为宪法、法律，成为全体公民包括全体党员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这些治国主张依照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之后，就成为对全体公民具有约束力的处理国家政务的依据，成为依法执政的根本依据和法律基础。依法执政就要使党根据宪法、选举法、国家机关组织法的规定进入国家政权组织，使党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改变过去那种在国家机关之外另设党的对口机构行使国家权力的做法。具体而言，通过选派党员经过选举进入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保证党员居于人民代表的多数；通过向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在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支持下，依法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是党的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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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孙国华.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C］.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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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恒山、李林等.法治与党的执政方式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4.

［11］ 夏 勇.宪政建设——政权与人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930.

［12］ 徐亚文.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Z］.光明日报，20041020.

［编辑:华 阅］

作者：魏崇辉

政党法律思考制度论文 篇2：

政党治理规范体系纵览

【摘要】在当今世界，是实行政党“自治”还是“法治”、是“依规治党”还是“依法治党”？这存在很大争议。客观地说，当代政党治理涉及到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维度，存在党内规范、法律规范、社会规范三套政党行为规范体系;各国法律对党内行为规制有法律默认型、抽象规范型、择要规范型、全面规范型四种模式。

【关键词】政党治理 政党规范体系 政党治理模式 政党观念 综合治理

当今政党治理而言，党规党纪固然重要，但仅仅强调党规党纪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强调国家法治;必须把政党放到国家与社会之中、放到一国政治体制与法治体系之中，根据党情、国情、民情、法治情况，结合整个政党规范体系，来系统思考政党治理的模式与方式问题。

政党治理的三套行为规范体系

现代政党政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既要处理党内关系，还要处理政党与社会（民众）、政党与政府、政党与政党关系。故政党治理至少涉及到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维度，政党行为规范必然涉及到党内规范、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三套规范体系;这三套规范体系由不同主体制定、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规范作用，共同构成政党行为规范体系。

所谓党内行为规范，主要是从政党自身角度而言的，是指政党根据自身发展要求而制定的、仅对党内成员具有约束力的一系列内部行为规范，既要靠实体性规范，也包括程序性规范;既包括原则性规范、也包括具体性规范。政党亟需内部规范，任何政党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必须依规治党，使自身有效运转起来。具体而言，党内行为规范主要包括党章、党规、党纪等制度性的“刚性”行为规范，如党的组织制度、会议制度、选举制度、干部制度、工作制度、党的纪律与奖惩制度等各种规章制度。同时，也包括政党纲领与政党意识形态等“原则性”或“软性”规范，还包括党内伦理与党内文化等道德性规范。

所谓政党法律规范，主要是从国家角度而言的。其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或认可、通过法律条文表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关于政党的正式规范体系。这里的国家权力机关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也包括地方立法机关，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国家立法、也包括地方立法。

从内容上看，政党法律规范既包括“实体性”法律规范，主要涉及到政党性质与地位、权利与义务、功能与作用等具体内容;更包括规范政党行为关系的程序性法律规范。从形式上看，概括说来，政党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宪法、政党法、选举法及相关法律规范、专项政党立法四种形式。其中“政党入宪”是战后政党政治国家的一个基本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一般也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今世界几乎所有成文法国家，都在宪法中专门对政党地位与功能、政党民主等作原则性规定;一些“不成文”宪法国家如英美等，则不属此列。

政党法，严格意义上说，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针对国内所有政党制定的基本法律，是宪法对政党原则性规定的具体化，具有专门性与综合性相统一的特点。从形式上看，一个国家的政党法既不针对某个特定政党、也不出现具体政党的名称，也有别于宪法、选举法、社团法中关于政党的法律条款。那么，当今世界多少国家有专门的政党法？对此学界说法不一、也无准确说法。经笔者考证发现：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有或曾经有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法”，其中，欧洲有19个国家，如德国、芬兰、瑞典、西班牙以及苏东剧变后的各国等;亚洲有20个国家，如泰国、韩国、土耳其、印尼等;非洲有19个国家，如埃及、莫桑比克、几内亚、索马里、苏丹等;南美洲有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三国;北美洲有墨西哥1国。世界上最早制定专门政党法的国家是阿根廷，阿根廷1944年就制定了《政党组织法》（未实行）、1949年9月贝隆独裁政权又公布实施了政党法律。

选举法及其相关法律，这是政党法律规范的传统形式，也是基本形式。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选举法都与政党直接相关，不但规范政党行为，而且直接影响政党制度与选举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法及其相关法律并非只有一种法律文本，而是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美国既有联邦选举法、总统选举法，也有各州的选举法，还有关于竞选筹资、竞选经费使用的法案。

专项政党立法，是指由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通过的、针对特定政党或特定政党活动而通过的特殊法律。这与宪法、政党法、选举法等法律中的政党条款不同。一般说，专项政党立法可分为两种，一是支持性专项立法，如缅甸1974年通过的《保障党的领导作用法》;二是限制、禁止或取缔性专项立法，如德国1878年国会通过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美国《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等。可以说，在专项政党立法面前，所谓的政党民主、平等、自由等，不攻自破。

所谓政党社会规范，主要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从严格意义说，它与法律规范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类似于有的法学者所言的“行为中的法”，是指在政党政治实践中约定俗成，或人们共同制订的未上升为国家法律的政党行为规范，主要包括政治惯例或政治习俗、政治契约、政治伦理等三种形式。在当今政党政治世界，尽管政党社会规范具有“潜在性”、属于“软约束”、容易被忽视，但其客观存在，对处理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对处理政党与政府关系、党内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对政党而言，党群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是政党政治的根本问题，民心向背决定执政地位、决定执政成败、决定政党兴衰;世界上从来都是民众在选择政党，而非政党选择民众。

国家法律規制党内行为的四种模式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政治与法治情况不同，政党法律规范的形式有所不同。在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如英国等，只用选举法及其相关法律来规范政治候选人行为，并不针对政党;有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有宪法、选举法两种政党法律形式，美国则有选举法、专项政党立法两种政党法律形式;有的国家如俄罗斯、韩国等，有宪法、政党法、选举法三种法律形式;有的国家如德国等，有四种政党法律规范形式。进一步而言，当今世界各国用法律来规制党内行为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概括说来，主要有法律默认型、抽象规范型、择要规范型、全面规范型等四种模式。

所谓“法律默认型”，即国家宪法与其他法律对政党组织原则、活动原则、内部行为等不加干涉，党内事务完全由政党自主、自决，这属于典型的政党自治型，英国可谓此类典型。在英国，视政党为私人组织，国家对政党党纲、政纲的制定，对政党组织原则、机构设置、党员资格、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政党提名与内部选举、党费收支等，均无法律规定，政府与法律不干涉党内行为，党内事务完全由政党自主、实行政党自治。尽管英国对政党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与国家补助有所规定，但针对的是公职候选人，而非政党。就英国两大政党内部关系而言，尽管两大政党均属于中央集权式、封闭型政党，政党地方组织、中间组织均受中央组织的领导，党员需要注册登记;但二者的治理模式也有所差异。比较而言，保守党更加集权、实行寡头统治，党内规章制度并不完善，主要按惯例来处理内部关系与内部行为。英国工党则属于群众型政党、坚持党内民主，党内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组织纪律性比较强，注重按党内规章制度办事、依规治党。

所谓“抽象规范型”，即国家宪法对政党组织原则仅作原则性规定，如要求政党民主等，但对党内活动不作具体规定，政党的纲领制定、机构设置、党员资格、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政党提名与内部选举、决策程序、纪律要求、党员活动等党内关系与党内行为，由政党按民主原则行事，国家法律与国家机关不加干涉。这类国家一般为成文法、且无没有专门政党法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宪法对政党的规定非常原则、非常简略，一般只有一条。比较而言，这些国家对党内行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如法国政党可以自由地组织并进行活动，但需要向内政部登记;政党违法基本上只针对个人、而不针对整个政党，法院也不审理党内纠纷。意大利宪法则规定，所有公民均有不经许可自由结社的权利，但其目的不得为刑法所禁止;意大利宪法附则第十二条还明确规定“禁止法西斯党成立与活动”。

所谓“择要规范型”，即对政党主要行为用法律加以规范，而不及政党其他内部关系与内部行为。美国可谓此类典型、也是惟一特例。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只是选举工具与政治标签;“两大政党”都属于的典型的分权型、开放型政党，组织松散、党内关系松懈，党员无须登记、无须交纳党费、甚至无入党退党之说。可以说，美国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政党提名，但视政党提名公职候选人为“州政府行为”，实行初选与政党大会相结合的混合提名制。其中，初选由州法规定，两大政党需严格按照州法办理初选、不能自决。而且，美国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扩大适用到政党内部，对政党侵犯党员基本权利的行为由法院裁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有关政党法律规范很少，但其相关政治法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针对特定政党的专项立法，如通过《1954年共产党管制法》对美共实行全面管制与压迫、限制或禁止。

所谓“全面规范型”，即国家法律不仅对政党组织原则、内部活动原则等有原则性规定，也对政党内部机构设置、活动程序、权利与义务关系等有明确规定，可谓国家法律全面规范或干预政党内部事务。这类国家一般为大陆法系有专门的政党法的国家，德国、俄罗斯、韩国可谓此类型的典型代表。比如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对政党组织原则等有比较详细的规定，而且德国政党法将这些宪法原则具体化，其内容不仅涉及到党内财务，也涉及到政党章程和纲领、政党组织、政党机构、党员集会和代表集会、党员权利、执行委员会、总委员会、代表集会构成、党的仲裁法庭、内部机构意志的形成、对地区分支机构的管理措施等等，而且规定的比较详细;甚至对党名不能雷同、不得强迫入党脱党、不得设置入党障碍、党内要设仲裁法庭等都有明确规定。总之，德国法律对党内关系与党内行为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规定，各政党必须按照法律要求实行自下而上的党内民主;尽管如此，国家法律也无法完全取代党规党纪，政党中央仍具有一定自主权。

借鉴与思考：当代中国从严治党的综合治理

在常态政治下，政党法律规范、内部规范、社会规范三者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互相配合，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政党规范体系。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情况看，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都试图强化国家政党立法、规范政党行为;同时，许多政党也都加强党内规章制度建设，世界政党政治朝着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方向发展。但在不同的国家，国情、党情与政治体制不同，对上述三种政党规范形式的运用有所不同，世界各国政党治理的模式与方式也有所不同。如何处理好政党法律规范、社会规范、政党内部规范之关系，既能保证政党民主与政党政治有序發展，又能防止政党假民意而营“一党之私”、“一己之私”，还能防止政党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这是政党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比较而言，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政党法律规范具有权威性、主导性与底线性，要求一国之内所有政党都必须遵守，违法则必究、直至取消政党合法资格;要求当党内规范与社会规范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党法制化”，这一方面因为，“政党法制化”本身意味着政党权力化、国家化、行政化，这必然导致政党固有功能的弱化或丧失。另一方面因为，对政党乃至其他政治与社会组织而言，具有“法不禁止皆自由”的政治权利;国家法律只能或宽或窄地界定政党行为边界或底线，却无法、也不能限制政党依法自主活动、在法律底线之上进行“政治舞蹈”;政党要发挥其政治作用，必须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再一方面是因为执政党既可以遵守法律，也可以操纵议会、修改法律，要想仅靠法律来完全控制执政党、规范政党政治，这是不可能的。总之，当代政党政治的复杂性、系统性、多样性决定了单靠任何一种行为规范都无法有效维护政党政治秩序;只有正确认识国家民主、政党民主、社会民主之关系，正确认识政党法律规范、内部规范、社会规范三者之区别与联系，使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协同作用，方有利于政党之治、有利于政党政治的秩序与发展。

进一步而言，各国政党治理模式之所以千差万别、没有统一的模式，这与一个国家的国情、党情、民情与法治情况有关，与一个国家现实的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有关，更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有关。简言之，一国采取什么样的政党治理模式，与其政党观念有关。

概括說来，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观念大致有三种：一是“社会团体说”，认为政党是结社自由的产物、是社会组织乃至私人组织的一种，与国家权力机关有根本区别。另一种是“国家机关说”，认为政党在国家政治与政府运作中起关键作用，政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国家的一部分。再一种是“国家—社会中介说”，认为政党处于社会与国家之间，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组织。上述关于政党属性的三种说法，客观地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政治市场，既可以在政党政治史上找到例证，也可以在当今世界中找到实证，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关键取决于各国的不同选择。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若视政党为“社会组织”、“私人组织”，而非国家权力机关，则理应实行“政党自治”。若视政党为“国家权力机关”，则理应奉行“法无许可皆禁止”及“政党法治”。若视政党为“国家—社会中介”，政党治理模式则复杂的多，既需要法律规范，也需要社会规范，更需要政党内部规范，理应实行“综合治理”。

具体到我国，政党从政治本质与组织属性看，中国共产党既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更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殊领导地位、特殊组织属性以及中国特色的政治逻辑等共同决定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规党纪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严于、高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既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党规党纪来管党治党，即“依规治党”;也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对执政党最大的保护，也是对权力滥用与私欲膨胀的最基本规制;还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纳入依法治国整体框架中进行系统思考，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综合治理”。这要求我们：既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更要求党员干部增强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甚至也要求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抓党的建设，从而促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的前期成果）

责编 / 张晓

作者：刘红凛

政党法律思考制度论文 篇3：

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

西方所讲“法治”。在中国官方文献中通常被称作“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从广义上看，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这个概念在内。但是从狭义上看，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的战略方针，它的内涵主要有两个：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的理念与指导思想，即国家的富强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因素和条件，主要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主贤君，而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权威的法律和制度；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的行为准则，即国家必须依照符合事物规律、时代精神、人民利益、社会理想的法律来治理，不能权大于法，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是一项治国的战略目标。它的主要内涵在于，它是现代社会在政治法律制度上的一种模式选择。是近代以来一种最进步、最文明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因此。它应具有一系列具体的、明确的标志和要求。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而不能有两个或多个。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还有“以德育人”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等等。迄今为止，党和国家从未将它们称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何在?这是由“治国基本方略”的四个基本特性所决定的。一是全局性。国家的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各种法律法规是治国安邦的具体章程。各种具体战略都只是涉及治国的某一个方面。它们总的精神往往写进宪法或者各种法律；它们所引发和要求的种种具体政策和措施，都必须规定在各种法律之中。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必须“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各项工作决不可离开法治的轨道运行。这种治国安邦的全局性，只能是宪法和法律才具有。二是根本性。除了种种具有方针政策性的战略构想之外。宪法和法律还涉及一系列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基本制度，它们共同组成国家的基石及构成部分，否则国将不国。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是一种明确、具体的行为准则，它们怎么制定、怎么执行、怎么遵守、怎么适用，都有自己的规则。以道德为例，在现代法治社会里。绝大多数道德观念都已融入法律之中。各人有各人的道德观念。道德也不能像法律那样由国家统一制定和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拿道德判断各种纠纷和行为何者合法、何者非法，何者有罪、何者无罪。尽管以德育人对治国安邦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能像依法治国那样成为“治国基本方略”。四是长期性。各种发展与改革的战略和具体方针政策，有其空间性与时间性，而法律却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毛泽东说过：“一万年以后还会有法庭。”有法庭当然就会有法律，尽管那时法律的内容和形式会发生很大变化，但人们仍然需要依法治国，或者说实现高度自治的人们仍然需要某种规则才能维系那个社会“共同体”。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通过法治国家的各种具体标准、原则和要求表现出来的。各国学者对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有不同的概括与表述。如英国宪法学家戴雪认为，法治有三条标准，即法律具有至尊性，反对专制与特权，否定政府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相同邮差一样要严格遵守法律；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美国学者富勒曾提出过法治的八项原则。它们是：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公布、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要明确、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法律要有稳定性、官方的行动要与法律一致。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新德里宣言》，则把法治原则归结为四个方面。

中国自1979年开始，学者们即已提出要实现现代法治并探讨其主要标准。当年发表的《论以法治国》一文提出的法治原则是三项：全面加强立法工作，尽快制定出一套完备的法律，实现有法可依；所有国家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公职人员和公民都严格依法办事；认真搞好党政机关的分工与制约，切实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1996年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依法治国”课题组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法制讲座，提出五个方面的法治原则。1998年8月29日，笔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讲座，所提法治原则也归结为五个方面。1999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人民日报约笔者撰稿并发表了《依法治国的里程碑》一文。在此文中，笔者提出了法治国家的十条标准、原则与要求。笔者认为，这样归纳和表述，符合中国国情，又比较全面、扼要、简明，容易为广大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所掌握。下面，笔者将简要阐明这十条标准的科学内涵，以及中国目前有哪些尚待完善与解决的问题。

(一)法制完备

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门类齐全(一张“疏而不漏的法网”)、结构严谨(如部门法划分合理，法的效力等级明晰，实体法与程序法配套)、内部和谐(不能彼此矛盾与相互重复)、体例科学(如概念、逻辑清晰，法的名称规范，生效日期、公布方式合理)、协调发展(如法与政策、法与改革协调一致等)的法律体系，实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有内容与形式完备、科学的法律可依。有法可依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在西方的法治概念中，通常没有“法制完备”这一条。原因是，现代西方的法治国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有法可依不成其为问题。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法律虚无主义倾向，以政策代替法律、领导说的话就是法律。这样的观念和做法曾盛行一时。因此，尽管“法律完备”这一条是实行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但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况且，所谓“法律体系”有它自身的要求。它表明，一国的法律规则成千上万。但并非是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而应是一个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际法)统一、协调、和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前面提出的“二十字”就是对法律体系基本特征的概括。只有具备这五条，才能做到“法制完备”。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作出了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二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现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执政党提出，要在2010年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十届全国人大提出的立法规划为67件(包括制定与修改)，尚未包括新聞法、出版法、结社法等重要法律在内。这些法律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十分密切，因而难度很大。二是在立法中如何避免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与利益平衡。三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要注意“法律制裁”的设定。违反某法而可以不承担法律后果的“软法”作用不大。立法应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和公民参与度。

(二)主权在民

要求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法制应以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并实现民主的法制化(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等)和法制的民主化(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环节要民主)。主权在民是主权在君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的核心和基础，因而也应是现代法治的灵魂。在一个政治不民主的社会里，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法治国家。法律的人民性是主权在民原则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的集中体现，而民主的法制化与法制的民主化则是主权在民原则在现代法律制度中的具体实现与展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具体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如何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必须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和要求。“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坚持司法中律师的作用以及检务公开、审判公开。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等等。

(三)人权保障

人权是人作为人依其自然的和社会的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人身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人权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人的需求和幸福的综合反映。否认人在社会中应当享有本属于他自己的权利，就是否认其做人的资格，使人不成其为人。人不是为国家与法律而存在，相反，国家与法律是为人而存在。法律主要是通过规范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来保障和调整各法律主体的利益。权利与义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权问题，法律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全面地、充分地实现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律的根本目的。这同古代法律的作用与目的有原则区别。“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规定在宪法中，从而开辟了中国保障人权的新阶段。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提高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以及贫困市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减少死刑；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进一步完善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提高各级选举的自由度；制定新闻、出版、结社、信息公开等法律；认真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尽快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

(四)权力制衡

在公法领域，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职权和职责。“衡”指权力平衡，即执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事业组织之间。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应按分权与权力不可过分集中的原则，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制”指权力制约。其主要内容是以国家法律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如公民的参政权，议政权，检举、批评、罢免权，新闻、出版自由权，等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如立法、行政、司法权之间，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制约以及检察、监察、审计等方面的监督)，以及以社会权力(如政党、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的权力)监督国家权力，来达到防止和消除越权与不按程序办事等权力滥用现象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徇情枉法等权力腐败现象。这同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的古代法治是根本不同的。在古代，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都集中在君主和地方行政长官手中。在权力监督上，中国虽然有御史一类官职的设置，但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至于以公民的权利制约国家的权力，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当前。建立权力制约体系的工作仍然需要全面加强。其中，建立以违宪审查为主要内容的宪法监督制度刻不容缓。这是中国宪法制度一大缺失，是未来提高宪法权威、监督政府权力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就“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国家权力正确行使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詳细的规定，如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都必须认真研究落实。

(五)法律平等

法律平等包括分配平等和程序平等。实体法应体现与保障社会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公平分配。程序法应体现与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民事、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原告与被告双方的诉讼地位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适用法律平等包括对任何人(无论其受保护或受惩处)都适用同一法律规则，不因其性别、民族、财产状况、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而有区别。在分配平等方面。十七大报告对近年来实行的“民生工程”予以政策化、制度化。“民生工程”实际上是全体公民应共同享有平等分配的权利。报告指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关键在农民。农民问题实质是八亿农民如何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问题。目前中国执法与司法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大量存在。是现在诉讼当事人难以享有平等权利保护的关键所在。对此问题，十七大报告十分重视，要求“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六)法律至上

这是指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至上不是说法律不能修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法律至上是指宪法和法律被制定出来后，在尚未修改之前，任何组织特别是任何个人都必须切实遵守。法律至上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它的体现和保障。如果国家没有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这种法律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是无从体现和保障的。法律至上原则适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但其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是反对少数领导者个人权威至上，反对权大于法。在任何社会里，影响法律权威的主要障碍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往往不愿意和不习惯按法律办事。他们总是不喜欢用法律来束缚自己。这有人性的脆弱性和容易异化的深刻根源。我国长期以来影响和妨碍法律权威的主要因素是权大于法，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当前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需要运用政治法律等多种手段方可解决。如何对各级国家机关、执政党各级组织的“一把手”加强权力制约和加大监督力度，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七)依法行政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归纳未免有失偏颇，但也足见其重要。为了适应现代经济、科技、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日益发展与复杂多变，国家的行政职能有扩大趋势。政府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必须实行首长负责制，故而同立法机关相

比较，行政部门较易违法。司法机关具有中立性，它在诉讼双方之间做出公正的裁决，不涉及自身的利益。行政机关同行政行为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这也使行政机关在遵守法律方面更为困难，而且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都必须通过行政机关执行。在我国。大约有80％左右的法律法规，需要通过行政机关具体贯彻实施。每个公民经常要同行政机关打交道，其利益同行政措施息息相关。因此，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依法行政要求一切抽象与具体的行政行为都要遵循法律。古代也有广义上的行政法，如官制。但以权力约束与权利保障为特征的现代行政法，则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它的出现反映了依法行政对于现代法治的重要性与作用。2004年，国务院做出了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定，内容全面，并争取10年内实现这一目标。现在的关键是要下大力气实现决定所提出的具体目标。

(八)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治原则。它建立在近代分权理论的基础上。是权力分立与互相制衡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其成效已为100多年来的实践所充分证明。它本身并非目的，其作用在于保证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同时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机构或某一部分人之手而滥用权力，并对立法权特别是行政权起制衡作用，后者如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实现这一体制，除须建立内部与外部的有效监督机制、提高审判人员素质、完善科学的司法组织与程序外，杜绝来自外界的任何组织与个人的非法干扰是决定性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质和状况，防止某些领导人非法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成了特殊的难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在各方面利益配置发生剧变的情况下，诸如权钱交易、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也是一个需要在很长时期里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其中。笔者认为修改现行宪法第126条是很必要的。因为“干涉”是个贬义词。“行政机关”不能干涉，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各级人大也不能“干涉”。对此，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恢复以前曾经有过的“大区”法院的建制，可能是重要措施之一。

(九)程序正当

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下，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适用与执行等)没有一定过程、规矩、规则，这样的法律制度将是僵死的，这样的社会将充满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恣意妄为。公正的法律程序体现法律的正义。它既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程序约束，也体现公民权利在程序中应有的保障。同时，程序正当也是科学制定与实施法律的重要条件。就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规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办案程序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决与裁定。重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是西方法治社会一大特点。在中国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特殊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将程序正当列为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十分必要的。程序正当包括：民主、公开、公正、严明。明显违反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的法律、法规或判决、裁定。不应具有法律效力。中国现在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法学家们的研讨。促进决策部门将它们修改好，程序正当原则有望得到进一步落实。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如强调民主政治要“程序化”，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等。这些都表明执政党的程序意识在加强。

(十)政党守法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实行政党政治。将政党制度规定在宪法中或者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政党的活动，这种情况虽然相对较少，但是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活动要受法律的严格约束则已成为习惯。否则选民就不会投票予以支持。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执政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黨代政、以党代法。认为党的优势是建立在权力之上，认为党掌握的权力越大、越集中执政党的地位就越巩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执政党的政治优势应当建立在群众拥护基础之上。执政党是在国家机构之内掌握领导权，而不是在国家机构之上或之外或完全撇开国家机构实施领导。那种认为执政党的政策高于国家法律或能够代替国家法律的看法同样是不正确的。党的政策是党的主张，国家法律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执政党的政策只有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严格的民主程序被采纳，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变为法律。我们党已经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理论和方针，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这次十七大报告又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如果能够依照这些原则与方针，制定与落实改革执政方式的各种具体措施，真正做到“党要守法”是完全有可能的。

归纳起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以上十条标志和要求中，前五条讲的是需要有完备(前一项)而良好(后四项)的法律；后五条讲的是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严格遵循。它们涉及一系列理论、观念的更新和体制、制度的变革。要使其全面而切实地得到实现，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法律的实施。更不容易。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又强调“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全面落实”，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加快”。这说明。我们党对此已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法治国家需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上：一是政治基础，即民主政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二是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包括以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等)；三是思想基础，即理性文化(包括先进的政治、法律理论，健全的民主、法律观念，良好的政治、职业、社会道德，高度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准等)。目前，这三个基础还不完全具备。而且法治国家的充分建设还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因此，在中国要完全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还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但是，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理想一定会实现。这是因为：首先，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所在。而现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其次，市场经济建设已不可逆转，它必然带来社会关系和人的观念的变化，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社会和思想基础；再次，由国际经济一体化所决定，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已不可改变，这是建设现代法治的国际环境；复次，现在我们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完全正确，这是实现现代法治的国内政治条件。从主观上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法学家们的独立与理性的思考。取决于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与胆略。

作者：李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