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重整制度法律思考论文

摘要破产重整制度以社会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研究破产重整制度必须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基础，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从分析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论出发，总结目前我国破产重整制度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现状，从而提出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各种制度设想，克服《破产法》硬直性和片面性，促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公司重整制度法律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公司重整制度法律思考论文 篇1：

回归与超越

由于现行法律未能细致考虑，上市公司重整演化为分段式重整的实践模式。为将债务处理和企业价值恢复有效结合，应在《企业破产法》中对上市公司予以充分关注，以《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建立的会商机制为起点，研究确立上市公司重整与重组合并处理的制度方案。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整是企业恢复经营、重获生机的基本机制。同时，资产重组也是上市公司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做大做强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和重组之间的权力配置与程序衔接不畅，导致上市公司的恢复重建承担了较大的制度性成本。这一问题仍应回归制度本源，从法律层面予以思考和解决。

上市公司“分段式重整”的制度性成本

自《企业破产法》于2007年生效，至今已有13年时间。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有60余家上市公司完成重整。重整制度帮助这些上市公司走出债务泥潭，实现重建与更生。但是，通过归纳总结这些上市公司的重整实践，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特点：上市公司重建工作分为明显的两段，即法院主导下的重整程序和后续的资产重组程序。重整程序主要是债务重组和减免，资产重组程序则是优良资产注入。在我国，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需要由证券监管机构履行相应的许可程序。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两步走”。“浙江海纳重整案”是《企业破产法》生效后的首例上市公司重整案件，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证券市场案件之一。该公司首先制定了包括债权调整和偿付等内容的重整计划。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后，公司开始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行为。该案开辟了重整“两步走”的先河，为后来的上市公司重整实践所效仿。但是，这种方式有其弊端。在重整计划表决和批准阶段，法院和当事人并不能对资产重组的可行性作出有效的判断，形式上实施完毕的公司重整最终走向失败。虽然后来的实践做法逐渐发展，有的上市公司在重整计划中写入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如重组方的基本条件、重组基本内容等），但是仍然面临重组行政许可的不确定性。真正凸显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的案例是“咸阳偏转重整案”。该案中，公司在重整计划中写明了资产重组方案，并明确表示，由于公司重整计划包含资产重组等内容，若未能通过有关机关批准及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则公司会转入破产清算。这在当时被公众解读为对证券监管机构的“逼宫”行为。自该案以后，上市公司重整都采取了“分段式重整”的策略。

上市公司“分段式重整”的制度难题和有益探索

上市公司重整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衔接困难

不可否认，在公司上市地位（即所谓的“壳”）存在价值的情况下，通过债务减免使上市公司成为“净壳”有其实践意义。但是，“分段式”重建更加体现了我国上市公司重整制度的现实格局。无论是破产清算还是重整，都是在法院主导下解决债权债务问题的法律路径。上市公司作为公司法人，自然可以适用重整程序。然而，作为投资者众多的公众公司，上市公司有其浓厚的“涉众”属性。中国证监会对其依法实施行政监管。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者实施重组上市，都需要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许可。由于两种公权力的法律依据、行使条件、实施程序等都有差异，因而在目前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在司法重整程序中一并解决重组事项的难度较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上市公司重整会分为两段了。

改善既有格局的实践努力

最高人民法院與证监会的方案——会商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召开了座谈会，发布了《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2〕261号，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对上述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探索，规定了上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内容、制定、会商机制和后续执行。要点如下：一是上市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详细的经营方案。二是重整计划草案涉及证券监管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与中国证监会的会商机制。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出具咨询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参考专家咨询意见，作出是否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裁定。三是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重整计划内容涉及证券监管机构并购重组行政许可事项的，上市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行政许可核准程序。《纪要》的上述安排，为解决重整与重组分离实施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方案。

具有开创意义的案例——“舜天船舶重整案”。在2016年的舜天船舶重整案中，管理人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写入重整计划。2016年10月，南京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这是首次上市公司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同步实施。同时，本案也是首次启动《会议纪要》规定的会商机制。证监会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了肯定意见。南京中院根据重整计划表决结果批准了重整计划。该案成为上市公司重整与重大资产重组高效结合的“标杆”案例。但是，这一案例在重整程序之后依然履行了证监会许可程序，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一步走”，未能在制度意义上有所突破。

问题本质：市场经济法律转型中的“阵痛”

在全球化、国际化背景下，法律移植的趋势成为法治发展的常见现象。然而，法律移植的实际效果未必理想。在完成移植后，需要经过一定的调整和适应。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证券法》和《破产法》的制定颁布，都是我国法律体系走向现代化、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两部法律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结合本国现实进行磨合与调试。在《企业破产法》方面，该法也是我国在比较研究外国法制经验基础上逐步建立的法律。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该法堪称一部“先进的破产法”。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取得满足人们预期的效果。其中一方面原因，即在于未能对上市公司这类特殊主体有前瞻性的充分考量。在上市公司重整方面，借鉴了美国的企业重整制度框架，但没有充分考虑到上市公司运行和监管方面的特殊性，从而导致了目前上市公司重整中的权力分离与程序分割。这就需要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和改善，从而使法律制度真正与本国实际磨合适应、良性互动。

美国公众公司重整制度经验不宜作为我国的样本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在美国也曾发生过，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美国破产法历史上，就发生过与上市公司重整密切相关的一段故事。

美国破产法改革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角色变迁

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推动制定了大幅改革公司破产重整制度的《钱德勒法》（1938年），该法将SEC置于公众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的核心地位，即必须先由SEC对破产重整计划审核，认定其是否具有公正性与可行性（Fairness And Feasibility），然后法院才能批准重整计划。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破产改革法（Bankruptcy Reform Act），最终以美国联邦破产法典（US Bankruptcy Code）的形式公布施行。《1978年破产法》不再要求SEC先行批准重整计划。目前，SEC在这类案件中的主要职责包括：一是审阅重整中债务人“信息披露说明”（Disclosure Statement），以决定债务人是否已经对投资人与债权人披露了他们所需要知道的重要信息;二是确保债务人股东的利益由正式委员会（Official Committee）代表和主张。通常情况下，SEC一般不参与重整计划草案的起草与谈判，但可以参与可能影响公众投资者的重要法律问题，比如SEC认为债务人公司高管在利用破产法来躲避证券欺诈诉讼时，可以积极介入。在破产法院与SEC的关系上，美国破产法1109（a）条规定了SEC向法院陈述的权利（Right To Be Heard），允许SEC在公众公司重整案件中提出法律问题、参与庭审、出庭陈述，但SEC不能就法院的裁判提起上诉。美国公众公司重整中，公司治理主要围绕股东、债权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权利分配，而这些主体的权利基本都受到破产法庭的裁量权约束。例如，在资产出售、资金借贷等事项存有争议时，法庭即应裁决。同时，法庭对重整谈判实施监督。美国证监会SEC对公众公司的资产重组豁免行使行政许可权。这是因为：首先，美国的证券发行注册主要针对公开发行，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售股份可以依据《1933年证券法》第4（2）条和SEC的506规则豁免注册;其次，SEC对公众公司有信息披露的约束，上市公司发生资产购买或处置等重大事件时，需要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向SEC提交Form8-K表格予以披露。

我国制度构建更应立足本土现实

美国的重整制度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债权债务处理机制，强调在法院居中主持下的意思自治，属于司法框架下的商业安排。而美国的证券监管体制也是基于同样的法律哲学，即政府不对企业作实质判断，而是关注企业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尊重市场的自主选择。有人主张借鉴美国的制度，将上市公司重组事项许可的“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从而实现的“完全式重整”，解决司法与行政的衔接问题。然而，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直接移植应当重视我国的本土条件。重大资产重组许可即是证监会行政许可规制的典型，其目的是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基于我国当前的市场发展阶段，取消或豁免上市公司重整中涉及的重组许可并非是十分可行的选择。特别是，证券监管机构即便不对重组进行实质价值的判断，也应当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作必要的审核，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根据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实行注册制。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行政许可依然会保留。当然，这种许可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政许可事项。这就决定，上市公司重整的制度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和回应这一现实。在我国今后全面推行注册制的背景下，司法与行政有序衔接与配合的愿望，即应当通过理顺重整程序与注册制的关系来实现。

制度改革的方向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与证监会的会商机制是在《企业破产法》一般规定下作出的特殊安排。这份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由于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更多具有参考的意义而非规范的意义。在“舜天船舶重整案”后发生的上市公司重整，尚未有采用这一模式或进一步创新的案例。因此，要真正解决上市公司“分段式”重建的问题，还应当在今后的《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中，对上市公司重整涉及重组时的权力分配与程序衔接予以规定。

基本原则——回归本源，各司其职

在理论上，完整的重整程序应当既包括债务重组，又包括资产重组。资产重组属于企业重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在重整程序中一并实施。这样，重整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解决财务困境、重建生产经营的基本途径。重整是在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其本意是通过法院履行居中裁判角色，公平处理当事人的债权债务问题。同时，法院行使重整监督权，仍然尊重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自主谈判，不过度介入商业判断之中。虽然一体化重整是法院主导的司法程序，但是证券监管机构在上市公司重建中应当发挥其有效的作用。所谓“有效”，是指法律应当要求证券监管机构对自己的监管职责履行到位。法律应当在此基礎上，进一步简明程序，理顺机制。否则，如果在重整程序中实施资产重组的实质标准降低，则会产生制度套利的空间，导致重整程序破坏上市公司监管体系和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

具体思路——超越既往，融贯程序

基本设计方面，首先，应当要求上市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包含相关的资产重组方案。这是对《纪要》关于重整计划草案要求的确认和提升，有利于督促上市公司将重组方案纳入重整计划中，从而一并予以规范。其次，应当规定法院向证券监管机构征求关于重组的意见。以征求意见机制来替代原有的行政许可，这是实现上市公司重整与重组有效结合、司法与行政有序运行的关键。即上市公司的重整计划涉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原有的行政许可事项的，人民法院应当书面征求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意见。证券监管机构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予以回复。这样，既保证了法院对重整的主导和监督，又保证了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重组事项行使必要的监管职权。再次，应当明确司法与行政衔接的时间和顺序。按照现行《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各组表决之后，人民法院依据申请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在上市公司重整中，应当为法院向证券监管机构征求意见留出必要的时间窗口。即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后十日内，向证券监管机构征求意见。根据“舜天船舶案”的经验，会商机制耗时大约三个月。同时，新《证券法》关于证券发行注册的时间要求也是三个月。可以借鉴上述经验，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在三个月内出具意见。最后，证券监管机构出具同意意见后，人民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实施后续的表决和批准程序。批准重整计划后，无须再经证监会的行政许可程序。这是精简程序的重要一环，能够体现将重整和重组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宗旨。这当中有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首先，会商主体是否仍为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先前的会商机制中，是由中国证监会的并购重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具体负责研究会商案件，并出具专家咨询意见。而在正式规定征求意见机制后，由于无须另外履行行政许可程序，可由证券监管机构依据内部职责划分实施相关工作，无须再具体指定为并购重组专家委员会。其次，证券监管机构出具否定意见时的重整计划草案处理。证券监管机构对重组事项表示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推进下一步程序。但若证券监管机构对相关事项表示否定意见，那么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债务人或者管理人调整重整计划。重整计划调整完成之后，债务人或管理人可以直接向证券监管机构报请答复意见。若无法在规定的三个月期限内完成修改并取得监管者同意，则法院应当依法终止重整程序。再次，当事人表决与征求意见的先后顺序。本文认为，法院向证券监管机构征求意见的环节应当置于重整计划表决之前。舜天船舶重整案中，即是先启动会商机制，然后由各组当事人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无论是会商机制还是征求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为了确定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唯有在重整计划具有可行性的前提下，重整计划表决才有其基础和意义。最后，法院否决重整计划后证券监管机构意见的效力问题。在之前的制度格局下，确实存在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乃至相互“否定”的弊端。但若真正建立起征求意见制度，则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因为征求意见是一种较具弹性的机制，如果证券监管机构出具肯定意见，法院最终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则证券监管机构的意见自然生效;若法院由于其他原因而最终否决重整计划，则证券监管机构的意见不生效力。

由于现行法律未能细致考虑，上市公司重整演化为分段式重整的实践模式，这属于一种制度性成本。为了真正将债务处理和企业价值恢复有效结合，应当在《企业破产法》中对上市公司予以充分关注，以《纪要》建立的会商机制为起点，进一步研究确立上市公司重整与重组合并处理的制度方案，解决司法监督与行政许可的衔接问题。这将是推动市场经济法律转型升级，使其更加契合我国市场现实的有力举措。当然，也需要司法机关和证券监管机构等各方力量共同探索。

（姜沅伯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经理。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本文编辑/秦婷）

作者：姜沅伯

公司重整制度法律思考论文 篇2：

浅议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

摘 要 破产重整制度以社会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研究破产重整制度必须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基础，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债权人利益保护。本文从分析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论出发，总结目前我国破产重整制度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现状，从而提出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各种制度设想，克服《破产法》硬直性和片面性，促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 破产重整 债权人利益 利益平衡 破产法

2006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使我国商法体系构建起了破产清算、破产和解、破产重整的三大破产制度体系，但在重整程序的立法设计和运行环境上还不够完备。公司重整目的得以实现，在重整制度的设计上始终应以利益平衡作为理论基础。 因而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实现《破产法》力倡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如何避免因企业破产以及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力而造成社会问题等是研究的重要方面。

一、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论分析

（一）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破产重整制度多元化的价值目标使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等多种利益并存。 因而债务人和债权人及其他社会利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笔者认为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冲突并非不可调节。社会公共利益是破产重整制度存在的意义，但是不能把破产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立起来。现代破产法不再仅仅是单纯的清算法，更是企业救助法；它的立法宗旨不仅要保护债权人公平受偿的利益，同时还要兼顾债务人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担负起救助债务人尤其是拯救困境企业的任务。 和解制度的重点是消极预防债务人被宣告破产，；而重整制度却正好相反，通过积极预防破产，充分调动各方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债权人的积极性。破产重整制度设计的理念与和解制度迥异，应该用创新的思维来思考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

（二）信息不对称与“结果不公”

在重整程序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债务人了解自己的经营状况、业务能力，而债权人却知之甚少，因而债务人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操纵重整程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相对于作为债务人的经营者而言，债权人的信息量不能够与债权人相抗衡。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的信息披露制度也是基于对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考虑。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信息的掌握与发行人和上市公司无法比拟，投资者处于弱者地位。市场上的信息决定证券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到证券价格和资源的配置。在破产重整制度中，信息之于债权人而言同样十分重要。但是，债权人的弱者地位使其无法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所以看似“公正程序”的背后隐藏着“结果不公”。对于债权人而言，债务人的各种有关经营状况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的被披露是维护其利益的重大进步。

二、 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一）债权人利益受忽视

清算是一种集体性概括执行方式，和解以意思自治为基础，法律的强制性处于弱化地位；重整作为司法内的公司拯救手段，直接用国家的强制性规定维持大多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性，最能体现国家的强力参与，法院的主导地位自始至终贯穿于企业重整的全过程。 因而相比于和解制度，破产重整更多了体现了公权力的主导和干预。权力本来是人类为了保障其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与自由，而赋予统治者的，其目的旨在要求他们能够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保障和促进社会人的权利与自由。 在破产重整制度中，法院的主导型地位对债权人的利益兼顾不够，权力失去了保障公民权利的良好品质。所以法院公权力的行使应该特别注意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充当好“守夜人”的角色，不断弱化政府的权利，使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凸显。

（二）重整清偿率与清算清偿率的比较

《破产法》第87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法院强制批准的条件就是直接将重整清偿率和清算清偿率比较，只要重整清偿率不低于清算清偿率就应该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极易导致人们的误解。既然在买壳上市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重整的经济动因在于“壳”资源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同时债权人对保壳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法院在考虑对普通债权人重整清偿率的比较标准时就不应设为清算清偿率。 因为在买壳上市的破产重整中，“壳”资源的巨大价值利益未被债权人充分享受到，即使重整清偿率高于清算清偿率，但由于重整制度中的债权清偿期限往往比较久，并且延期支付的利息不在考虑范围中，所以不能当然的得出债权人利益就未受侵害的结论。

（三）担保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

在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担保权人因对担保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是，我国《破产法》第75条 规定担保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受限。重整将使担保债权人的担保权受到法律的强制性限制，为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担保物重新回归到债务人并由债务人控制使用。我国破产法规定只有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所以在实践中，债权人要想证明担保物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很困难，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所享有担保权的财产被纳入重整程序而无法优先受偿，一旦担保物重新回到债务人的手中，担保权人就需承担担保物价值贬低或者受毁损的风险，这样变相的损害了担保权人的利益。

三、 健全破产重整制度中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一）完善破产重整的原因

破产重整制度是一种破产预防制度，在破产重整中应该涤除这样的误解：破产重整必须达到破产界限。一旦公司完全资不抵债，重整的成功率很低，此时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破产重整制度如果能够将企业这匹"千里马"通过重整程序救活，对于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而言不失为一件幸事。有学者认为结合《证券法》和《公司法》以及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建议在未来的有关上市公司破产重整原因规定为：（1）公司最近3年连续亏损，已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2）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或业务遭受重大损失；（3）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查处，非通过重整不足以解决的；（4）法院已受理破产申请。 作者认为将这四个原因纳入破产重整的原因具有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防止重整程序被滥用，避免不符合重整条件的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二）构建债务人清偿的客观标准

诚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破产法》第87条第3款规定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笔者认为必须构建起债权人清偿的客观标准，促进重整清偿率与清算清偿率比较的科学化。在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中，上市公司的地位也即“壳”资源具有重大的利益，简单的将重整清偿率与清算清偿率比较不合理，因为债权人并未充分享受到上市公司的"壳"资源给债权人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此外，重整制度是通过重整计划促进企业的再建，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不将延期支付的利息计入债权清偿的范围则是对债权人利益的变相侵害。笔者认为在计算破产重整清算率时，必须构建债务人清偿的客观标准，将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纳入债务人应当清偿的范围，促进债权人对破产重整程序的积极性。

（三）构建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权制度

在破产重整制度中，担保债权人承担更大的风险，应该构建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权的制度。首先，应正确计算担保物的价值。若以担保物的清算价值为基础，显然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引入市场价格机制是较为客观的计算标准，能够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既保护了债务人不因担保物的缺失而导致公司日常经营的不力，也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权利。其次，我国《破产法》限制了破产重整期间担保权人担保权的行使，仅仅规定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作者认为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有必要增加有担保债权人行使担保物权的其他情形，如当担保物对重整程序无任何实际意义时；或者担保物的价值大大超出担保权益等情况。

（四）建立健全个人责任追究机制

董事作为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公司的日常营运中必须履行好勤勉忠实义务，特别是在破产重整中，更应如此。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董事的勤勉忠实义务是基于与公司间的委任合同关系而产生，在委托关系中，董事应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谨慎、认真的行使权利。作为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其是重整计划的具体执行者，必须在企业濒临破产边缘时谨慎行使管理权，保护债权人利益。帮助企业摆脱财务困境，按照破产重整计划继续营运。但是在强调对董事等高管人员责任的同时，也不应该将董事的责任无限扩大，引起责任追究的泛化。追究董事个人民事破产责任是一柄双刃剑，在破产法中对董事的个人责任进行合理的规定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如何出台相应的配套规定，对董事的公司行为给予有效监督、节制并提供相应的抗辩理由也非题外之论。

四、 结语

在公司重整程序中，为保障破产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债权人限制了自己的权利，因而在追求利益平衡理念的指导下，笔者根据现行破产重整中的问题，提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措施：从完善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原因开始，构建债务人清偿的客观标准，建立担保权人优先受偿机制，并不断完善董事等高管的责任追究机制，从而确保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同时也注意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注释：

汪世虎.法学视野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公司重整[J].法治论坛，2008（3）：54.

贾纯.企业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1）：37.

徐睿.破产重整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博弈[J].劳动保障世界，2012（5）：82.

汪世虎.我国公司重整制度的的检讨与建议[J].现代法学，2006，28（2）：135.

毕惠岩.论法院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较色和地位-以美国破产法律制度为中心展开[J].山东审判，2009（1）：69.

郭道晖.认真对待权力[J].法学，2011（1）：4.

袁嘉.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实证分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9.

《破产法》第75条："在重整期间，担保权人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

马存利.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的金融创新手段初探[J].中国商法年刊，2008：168.

孙宏友，昝俊敏.英美董事个人在破产中所担民事责任及对我国完善<破产法>的启迪[J].现代财经，2010：96.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作者：朱娟

公司重整制度法律思考论文 篇3：

破产重整环境下债务重组利得确认问题探讨

【摘 要】 2007年6月1日开始施行新《破产法》所设立的破产重整制度,为越来越多的ST类上市公司摆脱财务困境提供了一把“利器”。但是,在破产重整环境下如何确认债务重组利得一直存在争议,文章基于*ST宝硕破产重整的案例分析,对债务重组利得确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破产重整;债务重组;利得;确认

随着新《破产法》于2007年6月1日施行,ST類上市公司主动通过破产重整确认债务重组收益,进行“保壳”重组的情形越来越多。2009年5月21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证监会铁腕监管*ST宝硕吐出20亿利润”的文章,文中指出“正是迫于监管威慑力,*ST宝硕2008年三季报确认的20亿元债务重组收益,不得不在2008年年报中全部‘吐回’,导致其年报最终打回原形”。*ST宝硕破产重整的中途“挫折”给证券市场带来了强烈反响,对正在或即将进行破产重整的ST类上市公司起到了警示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引起了人们对在破产重整环境下债务重组利得确认问题的思考。文章在分析*ST宝硕案例的基础上,对破产重整环境下债务重组利得的确认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关于*ST宝硕的数据和资料,来源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和其他媒体公开披露的资料)。

一、破产重整和债务重组

破产重整是我国新《破产法》在积极借鉴西方破产理论和实务的基础上,新引入的一项制度,是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但又有希望再生的债务人,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协商,并借助法律强制性地调整其的利益,对债务人进行生产经营上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上的清理,以期摆脱财务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它的实施对于弥补破产和解制度、破产整顿制度的不足,防范大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破产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法律规定,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依照破产法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进行重整,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申请符合规定的,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并予以公告。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期限届满,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请求,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期三个月),同时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划中常会涉及债权调整方案和债务受偿方案,债权人一般会对债务人的债务作出豁免(让步)。因此,破产重整通常引起债务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简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债务人在重组过程中将豁免的债务按照公允价值确认为债务重组利得。

二、*ST宝硕案例

(一)背景介绍

*ST宝硕(股票代码:600155)全称是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是1998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股份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冀股办[1998]第24号文批准,由河北保塑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由于大股东占用资金、对外巨额违规担保等原因,导致公司2005、2006两年连续亏损,2007年主要通过非经营性损益实现了公司盈利。但是,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业绩并没有起到根本性改善。从2008年初开始走上破产重整道路。

(二)破产重整进程

2008年1月2日,公司股票开始停牌,筹划破产重整事项;2008年1月3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公司重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08年1月25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公司《重整计划草案》。2008年1月26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案。2008年1月28日,破产管理人向保定中院提交了批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申请。2008年2月5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有关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执行破产重整计划,执行期3年。2009年2月5日,公司未能按照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时间和金额偿还第二期债务。

(三)债务重组内容

*ST宝硕对优先债权组、税款债权组、职工债权组、普通债权(10万以下部分)、普通债权(10万以上部分)的债权分别清偿,清偿期限最长为3年,存在履约的不确定性。

(四)债务重组利得的确认与冲回

1.确认:公司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2月5日裁定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后,根据债务重组准则第七条的规定,将修改债务条件后债务的公允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即在2008年一季度确认20.22亿元的债务重组利得。

2.冲回:根据重整计划,*ST宝硕应在2009年2月5日偿还第二批破产债务,但公司未能履行,且在承诺延期偿付后仍未能履行。因此,*ST宝硕能否筹集到资金,按重整计划偿还破产债务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据此,公司于2009年3月2日发布了,编号为临2009-008的2008年业绩预亏公告,称:“由于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与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部门沟通,公司不能在2008年度确认破产重整债务重组收益”。即在2008年年度报告中全部冲回原在一季度确认的20.22亿元的债务重组利得。

3.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看出,确认20.22亿元的债务重组利得能够显著改善*ST宝硕财务报表的重要数据指标,不确认则又使公司回到亏损和巨额资不抵债状态。

(五)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1.确认重组利得时:因公司讨论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从2008年1月2日开始停牌,直至7月2日才复牌。所以,4月2日因确认债务重组利得而发布的2008年一季度业绩预盈公告对股价的影响无法直接观察。

2.冲回债务重组利得时:2009年3月2日发布2008年业绩预亏公告,引起公司二级市场股票连续两天开盘立即跌停,证明债务重组利得的冲回给公司股价带来强烈影响。

三、相关分析

(一)确认重组利得的依据

经分析,*ST宝硕在一季度确认20.22亿元债务重组利得的主要依据如下:1.2008年2月5日,法院裁定的破产重整计划中的债务豁免条款;2.债务重组准则第七条的规定;3.对自身履约能力的估计。在200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盈公告(临2008-028号)中指出“本公司将严格按重整计划草案执行本公司债务重组事宜”。此外,还有重组方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为重整计划所须偿还的债务提供担保。4.依赖注册会计师的判断。临2008-028号公告指出,确认债务重组利得已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初步进行了沟通。

(二)冲回重组利得的原因

1.公司公告,冲回利得是由“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与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部门沟通”导致的。2.监管当局的监管压力。2009年2月23日,中国证监会会计部以会计部函[2009]60号发布的《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09年第2期](简称《监管问题解答》)中指出,由于涉及破产重整的债务重组协议执行过程及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上市公司通常应在破产重整协议履行完毕后确认债务重组收益,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上述重大不确定性已经消除。中国证监会会计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财务报告监管问题答记者问时,曾不点名地隐含指出了*ST宝硕的“违规”会计处理②。

(三)*ST宝硕是否涉嫌违规会计处理

通过上述分析,*ST宝硕在一季度确认债务重组利得没有不符合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违反债务重组准则的行为是不存在的。那么是否遵循了会计谨慎性原則呢?通过分析公司确认债务重组利得的四个方面依据(见本节1),可以看出在重组方提供履约资金担保和咨询会计师的情况下,是作出了谨慎判断的。后来不能履约是发生了前期判断时不可预料的客观情况,如国际金融危机恶化影响了履约担保人的现金偿债能力。因此,公司冲回前期确认的债务重组利得是应该看作一个新的事项进行会计处理,而不能定性为前期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和追溯处理。从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和会计谨慎性原则来看,*ST宝硕并不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行为。

四、启示和建议

(一)何时确认债务重组利得存在争议

在破产重整环境下债务重组涉及后续履约的,何时确认债务重组利得是一个最为关键问题,是本案例争论的焦点,也是监管层和公司作出判断产生差异的原因。目前,除证监会会计部发布的《监管问题解答》,提供了一个监管政策导向外,还没有明确的、正式的法规予以规定,建议财政部将此问题以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的形式进行规定。

(二)确认债务重组利得容易成为一些公司操纵利润的手段

在破产重整计划通过法院裁定时确认债务重组利得,有助于体现破产重整的目的和立法意图,但也容易成为ST类公司操纵利润的手段,达到避免退市或暂停上市的目的。从表2可以看出,确认债务重组利得能够显著改善困难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而能够改善公司的内外部经营环境,为公司筹资或寻找供应商提供支持,可以促成公司早日改善经营状况,起到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也是我国新破产法引入破产重整的目的所在。但是,如果存在后续履约的情况,重整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涉及专业判断,确认债务重组利得有违会计谨慎性原则,有可能为一些“假重整”的公司提供利润操纵的工具,会误导投资者。

(三)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确认债务重组利得也存在不足之处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确认债务重组利得虽遵循会计谨慎性要求,但是从社会效益和及时性角度来看也存在不足之处。就本文例子来说,三年的执行期限,第三年执行完毕再确认债务重组利得,尽管改善了资产负债状况,但是意义不明显,没有为公司在重整的艰难时期提供支持。另外,在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壳资源紧缺,地方政府大力保壳,因重整失败而宣告破产的上市公司目前还没有,如果等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再确认重组利得,则不能及时向投资者提供客观的信息。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时,如果存在有实力的担保方为后续履约资金提供担保,且公司能够基于当前的情况对履约风险做出合理判断的,笔者更倾向于在重整计划开始时确认债务重组利得,同时,强化后续履约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如果管理层在前期确认债务重组利得时,就明显存在后续不能履约的风险因素,且理性的管理层有能力识别出这些风险因素而没有做出谨慎判断的,则在后期出现不能履约的情况时,应将前期已确认的债务重组利得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和追溯调整,这样就可以防范公司管理层以重整之名恶意操纵利润的行为。●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年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56-58.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经济法(2009年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256-269.

[3] 初一.证监会铁腕监管 *ST宝硕吐出20亿“利润”[N].上海证券报,2009-05-21(B1).

[4] 李建兵.从S*ST海纳看破产重整的会计处理和税务调整[J].财务与会计,2008(11):11-29.

作者：刘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