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分析论文

摘要：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影响广泛,中国政党制度选择也曾受其影响。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能消极回避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必须克服其消极影响,打破其话语遮蔽。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分析论文 篇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路径研究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形成至今在国际上话语地位不断提高。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能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权垄断，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政治文明增添色彩。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面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权霸权的制约、中国国内尚未形成权威的学术体系、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时存在幻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着手，在建设学术话语体系的同时，加强对外话语输出和对内积极宣传。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路径;体系

0 引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小康程度，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文化水平也应当处于更高的层级，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国际话语掌握权而言，是达不到小康社会标准的。现在国际地位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之争，还包括了政治、文化、话语权的争夺，话语地位越高，在国际上也就越会得到尊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是在2018年提出的，目前还处在发展和完善之中。

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

1.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是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简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1949年提出的，但是将这一制度认定为是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2018年，“新型”就“新”在，它时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各党派联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1.2 话语权的内涵

“话语”指的是一种思维符号和交际工具，包括语言、符号等形式。“权”指的是权力或者权利，前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影响力，后者是一般是指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力，是主体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力。当今社会，话语权能够控制舆论走向，甚至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话语权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话语权历来是各个国家、各个政党争夺的中心。

1.3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

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话语权的内涵，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内涵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力，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制度、道路、方向等的权力表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属于政党政治话语权范畴，具有意识形态的政治意蕴，对内具有一定的政治话语引导权和主导权，对外代表着一个国家政党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内核。”所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还属于意识形态建设的范畴，代表了国家上层建筑的建设。

2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面临的困境

2.1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制约

首先，西方的价值观念与中国的不同，西方为宣传自我价值观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西方一直以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一切利益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西方的政党制度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产物，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党执政，其本质都具有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同时他们一直宣传普世价值观，认为西方的政治文化才是最优越的，是其他一些文化价值的领导者，所以在面对中国优秀的文化价值时，西方国家和政党首先想到的是借助各种手段进行打压，让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瓦解。

其次，西方借助其理论的优越性，遏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发展。西方民主理论倡导的是世界各国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认同，但是却不赞同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存在，甚至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刻意抹杀在西方国家的眼中，社会主义中国一直是他们的对抗者，他们不容许中国对他们的霸权地位进行挑战，所以在面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时，利用很多手段进行压制。他们刻意曲解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放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宣称中国是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忽视参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他们也不承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独特性，认为是一个“怪胎”，不属于任何一个理论体系，一直将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边缘化。

最后，西方国家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政治，企图将中国民主政治“西方化”。“西方一些学者看不到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认为非西方的政治发展最终将会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演进。”他们国家一直采用渗透式的方式向中国传输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借用网络、电视等媒介，将自己的真正意图用精美的包装来掩盖，从内部开始瓦解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自信和认同。同时也在国际交流平台上公开对中国进行“宣战”，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带来极大的挑战。

2.2 中国国内尚未形成权威的学术体系

一定的政党制度需要有权威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支撑，虽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得到了飞速发展，但目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学术理论还在建设之中，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学术体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的基础，倘若一直借助西方的学术话语解释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势必会产生不契合的情况。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的政党制度文化基础上的，符合西方国家的发展和实践，而中国和西方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之间的相同处也很少，所以这是不符合中国政党制度发展情况的，不能完全解释自己的特殊和优势，这样中国的话语就无法正确向外传播。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学者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但是还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现在是处在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加上受到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影响和打压，目前的进展较小，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目前我们亟须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理论。通过面向国际的话语转化，向国际社会清晰地阐述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解释新型政党制度的人类贡献和世界價值。”

2.3 新型政黨制度话语体系建设时存在幻想

一方面，一部分中国人民盲目自信，唯我独尊。作为仅剩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有着优秀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历史积攒，发展至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并且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国人民一直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而后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此时有一部分中国人民会沉浸于中华民族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忽视了世界的发展，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中国政党制度是独一无二的，理应被世界人民接纳和认可，这就忽略了话语体系建设的曲折和艰苦，成为盲目自信、封闭自我的人民。

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国人民崇洋媚外，自我矮化。在西方文化无形的渗透中，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思想被影响和改变。“自16世纪以来西方率先发展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创新和世界治理体系中形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还在发展和进步当中，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转向认同西方国家的政党和理论，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起源于西方，并附属于西方政党制度。同时在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产生了“太阳是西方的亮、月亮是西方的圆”的思想。而且有一部分人因为受到西方国家侵略中国、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认为自己就是比西方国家弱，所以我们建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的。

3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的路径

3.1 从理论维度分析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向。首先在建设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时，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话语权最重要的就是弄清方向和根源，中国共产党和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征，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国家。在建设话语权时，应当从“四个自信”着手，用道路自信加深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可，用制度自信加强群众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赞同，用文化自信坚定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用理论自信激发群众对政党理论体系的兴趣。破除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依赖和崇拜，能够认清西方政党制度话语权的欺骗性和隐蔽性。

第二，着力建构学术理论体系，强化话语意识。建设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必须清楚自己的理论支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形成并发展成熟的，是世界政党理论和政党制度的一大创新，是政党实践的话语自觉。”建设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学术体系并不是要摒弃西方关于政党制度的学术话语，而是要形成体现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我们要认清我国话语权体系尚未建设成功的事实，吸收借鉴西方专业话语可以帮助建设我国的话语权，“我们要科学合理地批判和吸收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的优点与经验，做到为我所用”。在着力建设学术体系的同时，也要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结合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内容夯实好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构筑好丰富的理论涵养。

3.2 从实践维度分析

一方面，从对外宣传途径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领导人之间加强话语输出。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流是频繁的，同时都是代表着自己所在国家的利益和追求，所以领导人之间的交流也是话语权建设的一个途径。这种建设方法并不是要求领导人在进行话语输出时，进行刻意的灌输式的宣传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而是需要以一种渗透式的方法，借用事例或者古语结合新型政党制度进行传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才能让其他领导人接受，习近平的很多著作中能够看到这种方法，比如在2012年和美国副总统交流时借“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比喻目前中美之间关系的建设，还引用了中国的流行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等。对国家领导人进行话语输出，也将有利于对其国家的人民进行输出，自上而下的建设有时是事半功倍的，会加快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建设。

第二，借用国际平台展现话语体系。国际平台是各国互相交流、互相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国际平台相对于国家之间的建交来说更加公平公正，能够给予成员国更多发言的机会，这样有利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建设。除了国际公认的平台，比如世界卫生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我们还可以利用我国主张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平台进行对外交往，当然也可以通过国际官方组织举办的活动或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平台，展现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

第三，要创新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在“互联网+”的信息时代，我们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一传播媒介，互联网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广的优点，但也存在信息鱼龙混杂的缺点，所以在利用互联网对外进行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时，一定要谨慎监督集中的话语表达。想要讲好“中国故事”还可以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思想传播的方式，比如美国的电影中隐含的普世价值观就是一种无形的话语传播和话语权的建设，我们在掌握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建设时，可以创新利用一些新兴媒体，比如电影、电视、短视频等，这样可以创新的方式和手段能够拓宽受众群体，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内容，从而使更多国家和人民通过更多的途径认识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同时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应该转换话语表达，采用符合西方人民所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这样利于他们接受和理解。

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对内的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

第一，创新官方媒体话语表达。官方媒体一直都起着传达国家上层话语和命令的作用，在普通群众眼中，官方媒体是庄严的、肃穆的、不苟言笑的，所以在建设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时，与群众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无法完全被群众理解。官方媒体应当通过建设符合群众喜好的文化，向群众传输新型政党制度的理念，面向广大人民，反映人民的利益和呼声。比如可以利用具体事例说明新型政党制度的内涵和优点，用小品、电视剧等形式人民会更加容易接受。

第二，思政课教师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学生的思想动态是最值得关注的，在目前教育普及的情况下，学生的人数也在增加，占据全国人数的半数，而且学生的传播能力是很强的。思政课老师从根源上抓起，对学生进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普及，更加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政党制度，了解是非对错，在有正确价值观的指导下，学生群体也是建设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的重大助力。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证明，需要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一路径建设也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一个人的责任，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努力，一起克服困难才能加快建设速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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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沙阳欣（1997-），女，汉族，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沙阳欣

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分析论文 篇2：

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 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摘 要：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影响广泛,中国政党制度选择也曾受其影响。今天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能消极回避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必须克服其消极影响,打破其话语遮蔽。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西方政党制度；打破遮蔽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任何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都难与其抗衡。这就是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效应。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嬗变同样受到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只有正确回应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彻底廓清这种遮蔽,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历史考察

政党政治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模式,是近现代中国史引人注目、意义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过程中,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遮蔽性影响始终存在。

（一） 对西方多党制简单模仿、照搬照抄

辛亥革命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不仅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政党,而且为各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历史舞台,使中国跃入政党政治时代。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作为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从此政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力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五个政团集会于北京安庆会馆,就合并为国民党一事达成协议。8月13日发表宣言说：“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人于使人不忘其义,故颜其名曰国民党。”^［1］民国初年,中国各种政党、政团多达300多个,众多“主义”纷纷出笼,一时热闹非凡。议会选举陷入革命派、立宪派、各地新军、会党势力和北洋派等多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党派同主张君主立宪及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派进行了激烈竞争,虽然国民党在议会中得到392席,超过其他几个大党的总和,但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时,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随后,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不久又复辟帝制。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在中国的首次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二） 走向一党制的极端

国民党一党制并没有真正走出西方政党制度遮蔽,它偏离了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初衷,以矫枉过正的偏激路线,把中国政党制度的选择引向另一种极端。孙中山“训政”思想虽然体现了对民国初年多党制失败的深刻反思,但并没有真正完全走出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应该说,孙中山正处于寻找过程之中,并预见了将来政治体制的某种结果,但并没有直接寻求建立一种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政党制度模式。为此,孙中山设计了当时中国民主政治的“路线图”：他把“训政”设计为民主宪政的必要准备环节,通过“训政”启蒙人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其政治能力,为最终实行宪政作准备。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借“训政”而总揽政权、独揽治权,推行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这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制”的独裁统治,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残杀革命党人和民主人士,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历史表明,窒息民主的一党制是彻头彻尾的倒退。

（三） 重拾“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政党制度对近代中国政党制度选择影响的延续。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团结抗日奔走呼号,希望抗战胜利后实行多党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民主人士曾经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民盟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来实现这一主张。他们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道路。然而,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也不能容忍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使民主党派“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归于破灭。历史再次证明,西方政党制度模式虽然对中国社会精英影响较深,但这种影响只囿于知识集团的政治理想,而不能与中国社会实际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在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实行西方多党制。

二、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辩证分析

西方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对中国政党制度的遮蔽作用主要体现为否定本土探索的必要性,简单移植西方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终于在打破西方政党制度遮蔽的道路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如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中国多党合作制为了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而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作出防御性回应。

（一） 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消极影响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中,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其中,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多党合作制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理念侵蚀和价值瓦解。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把西方文明作为衡量其他文明的标准,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认为人类文化围绕西方文化而展开,西方文化形态、理想与价值观具有普世性的意义,代表着非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我们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共性的普世价值,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学的代言人故意模糊二者的界限,借此强化资产阶级民主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削弱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普世性。

2.以西方民主理论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理论攻击和思想倾轧。西方民主理论主导世界各国对民主理论的研究探索,不能容忍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以西方民主理论为包装,打压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的生存空间：一是否认中国多党合作制与资本主义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不承认中国多党合作制的独创性和民族性；二是以西方政党观衡量中国民主党派,否认中国多党合作制的参政党概念,否认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三是以西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四是以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随意曲解和诋毁,大肆丑化和贬低,将其边缘化。

3.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民主制度,企图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进行“西化”,对社会主义政权进行颠覆。西方一些学者把西方民主政治奉为理想模式,看不到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认为非西方的政治发展最终将会向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演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各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日益摆在突出位置。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上的强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灌输,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纳入国家软实力范畴,经过巧妙包装和精心营销而向其他国家输出,得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今一些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造成政局不稳、社会矛盾激化,又恰好为西方民主模式的输入提供了借口。如2011年初以来蔓延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给各国社会团结与政局稳定带来强烈冲击,不少国家局面失控,陷入一片混乱,在其背后不难看到西方国家的干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的首要目标和重要突破口,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

（二） 中国多党合作制对西方多党制的防御性回应

当今开放条件下世界不同类型政党制度的并存与竞争是客观事实,但对于其负面影响,则必须作出积极的防御性回应。

1.理性对待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目前,西方政党制度处于攻势,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暂时处于守势。对西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我们固然要保持高度警觉,防止其“西化”图谋,但也不能过于绷紧神经,草木皆兵。特别是不能像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那样,奉行极“左”路线,重拾斗争哲学,大搞阶级斗争,错误地把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对于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一味封闭式的消极防御、抵制和反对,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事实证明,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我们要使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切实提高多党合作制度的软实力。

2.倡导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世界政党制度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政党制度的多样性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体现。事实上,当今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德、意、日本等,尽管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但其政党制度各有特色,不完全一样。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和政党制度模式也应各有特色,不应盲目追捧西方多党制。一种政党制度如果不符合本国国情,就无法在本国生存发展。冷战结束后,许多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结果导致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3.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近代以来西方政党制度对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是客观的存在,我们既不能否认其存在,也不能夸大其危害,应该正视这种影响,对其进行正确估计和深入研究,作出恰当的回应。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既是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产物,也是排除世界上其他政党制度模式干扰的结果。^［4］另一方面,至今我们对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的学习借鉴还在继续。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主权在民、人性为恶、分权制衡等重要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西方以宪政为基础的政党制度规范化运作,各政党对“游戏规则”的恪守,民主机制的有效性,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相互监督以及社会对政党的监督,政党注重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对于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无借鉴意义。

三、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破”与“立”

打破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是为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理论体系的“立”。我们要正确处理这种“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打破西方民主政治的话语霸权,跳出西方政党制度模式的窠臼,努力探索形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

（一） “破”的要诀：改变思维定势,攻其要害

对西方政党制度话语遮蔽的“破”,过去的做法主要有：1.揭露本质。用大量事例揭露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表明西方国家的政党实质上都是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选举工具,西方国家的民主竞选是被金钱、财团、媒体等影响和操纵的“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虚伪的民主”。2.说服教育。运用思想教育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人们不要被西方民主政治的假象所迷惑,帮助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3.广泛宣传。通过媒体宣传西方政党政治模式的弊端,让人们“耳闻目睹”西方民主的一片乱象,认识到西方民主的局限性。4.郑重抉择。党和国家领导人郑重表示,必须进一步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区别,绝不照搬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那一套^［6］；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决抵御西方多党制和两院制的影响。^［7］这些“破”的方法,具有明显效果,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要从根本上破除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还必须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建构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二） “立”的关键：构建特色理论,重在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西方政党制度理论的生搬硬套,而是从中国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的实际出发,树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新思维,把中国具体情况与世界政党制度一般规律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特色鲜明又开放包容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必须坚持理论创新,必须打破思维定势,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必须摆脱西方政党制度模式及民主政治理论的习惯性束缚。这种“立”,需要在继承、吸收、批判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进行新的理论建树。

（三） 重要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以其重要性、政治性和全局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制度支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遮蔽,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不拒绝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发展道路,走稳、走好自己的路,更好地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更充分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全面超越资本主义民主政治。

总之,只有站在人类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勇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勇于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勇于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话语遮蔽,善于深入总结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经验,充分认识其发展规律,善于进行理论升华、理论创造和理论建设,才能真正构建起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与西方政党制度分庭抗礼,在实践中有效指导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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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华 阅

作者：王远启

政治文明与政党制度分析论文 篇3：

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生态特性研究

摘要：本文以一种新的视角，即通过政治生态理论的生态多样化、和谐与宽容、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交互主体四个特性来研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通过分析我国政党制度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可以证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适应我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基本政治制度。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政治生态特性

政治生态学借助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1]。政治生态理论则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政治体系及其行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它具有生态多样化、和谐与宽容、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交互主体四个特性。政治生态理论把政治系统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视作有生命的系统[2]。因此，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看作一个具有生命的系统来研究。当前，虽然学术界对我国政党制度的政治生态有所研究，但运用政治生态学和政治生态理论来具体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章还很少。我们可以借鉴政治生态理论开辟的新视角，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进行研究。这有助于弄清我国政党制度与社会环境的适应问题，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一、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生态多样化特性

政治生态理论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遵循多样性的价值准则，尊重和坚持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在多样性中求得政治制度的不断创新，在多样性中寻求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平衡。政党制度虽然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政党制度也各具特色，有所不同。世界政党制度的现实，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现实，它们是在不同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合乎政治生态的多样化特性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西方的政党制度，我们会发现，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背景和文化决定了不论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它们的建立和发展是西方经济、政治、文明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史发展的产物[3]，也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华势力把“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推广，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视为“洪水猛兽”。从政治生态理论来看，他们的这种做法就是对生态多样化的否定。他们不懂得也不愿意了解人类政治生态和文明的多样性，无视世界各国政党制度是各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遵循政治生态的多样化特性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适应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既能够避免一党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又可以避免多党竞争、相互拆台导致的社会动荡，还能够保证集中领导与广泛民主、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有机统一。我国的政党制度由于实践时间比较短，有些机制还不够完善，并且受到过苏联政党模式的影响，因而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当前，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来否定我国的政党制度，从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图谋在政治上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因此，我们既要尊重人类政治生态和文明多样性的成果，不能以不适应“中国国情”为理由拒绝学习和借鉴，又必须保持清醒，始终坚信我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胡锦涛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立足国情，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绝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制。”

二、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和谐与宽容特性

政治生态理论认为，任何事物彼此之间都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事物之间的和谐相生是事物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史上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关系，这种新型政党关系开辟了我国党际关系和谐与宽容的新境界。

（一）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和谐具有法律保证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是在多党合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是对我国多党合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我国政党关系和谐的真实写照[4]。但是，多党合作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遭遇的曲折和坎坷告诉我们：要真正保证政党关系的和谐，必须要从法律上明确这一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从而为党际关系的和谐提供法律保证。

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中国政党制度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迈进。1993 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了宪法，将多党合作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这使我国政党制度发展取得质的飞跃。这种政党社会地位的法定性为政党关系和谐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中国特色政党关系的和谐具有动态过程

随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功能的发挥，和谐的政党关系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看，政党关系的和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不仅要求在政治参与中体现和谐、在利益表达中追求和谐、在民主监督中营造和谐、在维护稳定中保持和谐、在社会整合中实现和谐，而且要求在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

在促进政党关系和谐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进行政治领导的领导机制，优化党际关系；要正确处理好政治领导与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关系，不过多干涉民主党派的具体事务；要确保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法律平等地位，实现政党关系的实质和谐；要不断健全政党的监督机制，完善多党合作的保障机制。政党关系和谐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要互相提意见、做批评，使各政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要经常与各民主党派进行交流，鼓励他们讲真话；鼓励他们增强建言献策中的超前意识、宏观意识；鼓励他们多提警世之言、醒世之言，当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只有保持这种动态的和谐，才能使我国政党关系的和谐达到更高境界。

三、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特性

所谓自组织是指事物（系统）通过自己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形成有序结构的动态过程；他组织是指环境因素对系统施加外部影响，促使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政治生态理论认为，自组织与他组织一起共同构成系统赖以发展的动力体系[2]270。在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既拥有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给政治发展带来的很大空间，也面临着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我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准则，进一步加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一）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引领力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引导和带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维系多党合作格局、发展政党民主的原动力和牵引力[5]。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方面群众联系、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调整转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既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提升中共引领力既顺应了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也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引领，中国政党格局才愈加稳定，政党关系才愈加和谐。提升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引领力，首先要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其次要更加注重创新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思想引领、组织引领、制度引领、作风引领等方式，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再次要有宣传舆论的强力支撑，提高中共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民主法制意识与人格魅力。

（二）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能力

经过六十多年的实践，中国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不断提高，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等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民主党派的界别分布更加广泛，并凸显了政党趋同的现象；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世俗化、功利化、实用化倾向。这些变化使得民主党派建设难度增大、任务更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

面对上述问题，民主党派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提高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能力。首先，要适应时代要求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应坚持“三个为主”，注重政治素质，做到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实现有计划的稳步发展。对于六种新的社会阶层，民主党派要以自己的政治特色来吸引他们，要以各自主要界别为主保持各民主党派的优势和特色。其次，各民主党派要组织力量进行理论建设，使各自特色的党建理论对本党派成员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同时，要加强对民主党派成员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进一步激发民主党派成员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再次，要根据民主党派性质、目标、任务的要求，把加强制度建设和建立健全民主党派的工作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建立一套适合民主党派自身特点和组织运行需要的制度。虽然我国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坚持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复杂环境。我们必须结合各民主党派的实际情况，把民主党派建设好，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能力，以展现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特魅力。

四、当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交互主体特性

以前，我们习惯把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放在一个封闭的模式中进行静态研究，并且用泛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去批判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从而拒绝了西方政党建设的许多有益成果。政治生态理论中所提到的“交互主体”是指可以被看作人类的存在。主体与主体之间，只能是交互的，或曰互为主体。体系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对称、相对独立与平等、相互开放与交流，体现了政治生态理论对社会政治体系的本质要求[2]271。同时，这种交互主体还需要体系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此，在研究我国的政党制度时，我们一方面要研究世界政党变革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对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一）世界政党变革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影响

当前，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党本来的功能和空间正在萎缩，政党制度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下，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等各个方面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社会信息化在政党政治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西方国家民众投票率持续下降，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感不断降低，政党党员人数不断减少。西方各国的主要政党都在努力变革来应对挑战，西方政党的生存方式与政治运作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面对世界政党制度的这种变革趋势，若只强调我国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而忽视我国当前政党制度建设所处的世界背景，必然不利于我国政党制度建设。面对信息化的发展，我们要不断扩大和容纳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和各方面的政治参与，不断吸纳和整合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规范民主参与制度等。这样才能在世界潮流和政党变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政党制度。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运行的文化因素分析

文化让世界上任何一种政党制度都不能不在文化的包围中设定，又在一定的文化中生长。政治生态理论认为以交互主体为前提的体系间的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一种自然进程，是人类生存、进步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晰地说明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它的基本制度设计，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

同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讲“和谐”胜于讲“对立”，重“和”而不重“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影响了我国政党制度运行的内韵风格。讲究“和谐”的文化精神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它是整个人类的文化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但是，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对“和谐”的解读和阐释不尽相同，于是就形成了各有差异的“和谐论”思想范式。另外，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着重“中”、守“中”的思想传统，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党制度运行的结构模式。当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遵循世界政党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前提下，也充分适应我国的现实环境，不断调试、发展和完善自己。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适应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长期合作形成的政治创造，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源。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中，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积极借鉴人类民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又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模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动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良性发展，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327.

[2] 刘京希.新时代的政治——政治生态理论界说[G]//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复旦政治学评论第3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71.

[3] 戴玉琴，刘诚.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发轫和形成的国内政治文化生态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0，（11）：75-80.

[4] 金刚.政党关系和谐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的新境界[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23-26.

[5] 陈升东.顺应时代潮流 提升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引领力[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2）：47-51.

责任编辑：张成明

作者：周志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