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

2022-04-19

摘要：党的七大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历程发现，苏联因素在这一理论发展中起着若隐若现的作用。关键词：七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苏联1945年中共七大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篇1：

试析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历史命运的影响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是附加有前提条件的：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牵引拉动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两步走”策略、斯大林的“空地论”思想和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逐渐丢失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上述前提条件，随之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是：建国后，毛泽东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而是根据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形势，过急过快地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短期内从小农的社会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因此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理论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放弃

1938年7月至1948年9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在人类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之外，提出了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或“新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找到了落后国家由前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间站”，实现了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最大胆、最富于创造性和系统性，也最为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创新。然而，这一理论在建国后还没来得及展开实施，很快就被放弃了。其深层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理论嬗变，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东方社会理论的回溯及其反思

1.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原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谈到：“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俄国走新式道路的可能性时，他们主张以俄国革命促进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反过来支持和促进俄国革命，就能使俄国同西方一起走向社会主义胜利。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特别强调：“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但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3］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然后通过高级社会形态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嫁接到低级社会形态，才能牵引拉动前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2.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两步走”策略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战略的重大转变，即由西方社会主义战略转变为东方社会主义战略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逐渐走向低潮，“造反”的地火却在那些经济落后、社会矛盾尖锐的地方运行。列宁于是把世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东方人民的革命斗争之上。首先，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报告中指出，在东方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能够及时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4］列宁主张“二次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的“两步走”策略。其次，列宁判断，既然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已经成熟，那么在这个体系中存在着的不发达国家也就不会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障碍。他提出如果先进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东方国家人民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并从物质上对东方国家进行大力的援助，东方落后国家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关于东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两步走”策略和从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援助变成了取得革命胜利的苏维埃俄国的援助，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战略的重大转变，即由西方社会主义战略转变为东方社会主义战略。

另一方面，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时，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认识到 “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5］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只是政治上的暂时的战略退却，目的是向资产阶级发起新的进攻。

3. 斯大林的“空地论”思想对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共产国际对民族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论”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

与列宁相比，斯大林的“空地论”思想完全不提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东方落后国家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的观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长并形成，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以后由革命政权在“空地上”创造出来^［6］。斯大林实际上是认为，暴力不但可以解决国家政权的更替问题，而且可以成为创造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形态的“产妇”本身。可以看出，这种观点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有区别的。斯大林还提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论，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仅仅归结为通过阶级斗争消灭本国的资产阶级，抹杀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标准中通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消灭工农差别和一切阶级差别、阶级统治的科学内容。斯大林提出的标准大大降低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这就会导致在实践中的急躁冒进，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而不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共产国际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立刻走向社会主义，不允许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应有的发展。这种短期合作后即行破裂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策略，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时期犯四次路线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重创的主要原因。

4.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向东方落后国家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理论缺失及其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已经由列宁、斯大林根据具体革命实践进行了修改，特别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跨越的前提条件的观点发生了理论缺失。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列宁主义的传播。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强调不足。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未能真正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包含有前资本主义国家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加上长期受共产国际对民族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的“左”倾理论影响，建国后，毛泽东设想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在短期内从小农的社会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很快就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使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陷入了小农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或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基于维系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实际需要，也基于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民主党派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之间的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以促使和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走上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该理论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新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后才能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基础上，在各种必要的社会条件也已经充分具备的情况下，进一步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

1.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与发展的四个阶段

从1938年7月到1948年7月，根据中国革命的政治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复杂变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经历了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一个内容丰富、完整的理论体系。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世界学联代表团的柯乐满先生等5人。在会谈中，毛泽东首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诸方面比较全面地描绘了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蓝图，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诞生。在这一阶段，毛泽东提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横插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反对从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阶段，1938年7月至1939年 9月是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体系的准备阶段或酝酿阶段。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开始一年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与国民党二百多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相比，力量对比仍然很悬殊。共产党只有争取长期合作才能发展自己；只有共同抗战且共同建国，才能保持长期合作。那种不顾“我们的力量”的实际，生硬模仿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只能孤立和削弱自己。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7］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国家）的性质：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8］毛泽东指出：在政治方面“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在经济、社会方面，“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9］

第三阶段，1939年12月至1942年11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体系初步确立的阶段。到1940年初，我军人数已近五十万，根据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而国民党在对日正面战场上却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差距在迅速缩小。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新”就新在共产党的领导和非资本主义前途这两点上。毛泽东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地位：“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10］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在政治方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既不应当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应当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应当建立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但同时，它并不没收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1］在文化方面，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第四阶段，1942年12月至1945年10月，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体系长足发展和基本完成的阶段，也是这一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进行了经典性的表达，更加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历史必然性、重要性与长期性，“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2］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过渡时期或过渡性的社会，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独立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3］同时还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国家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与条件。

由于此时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即，日寇已成秋后蚂蚱；国民党军队继续溃退，人数减至150万左右；中共则有了121万党员，91万正规军，220万民兵和近1亿人口的解放区。从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变成了具体的政治要求，那就是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行将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必将是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总之，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总体上达到了这一理论发展的最高峰^［14］。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既是积极总结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经验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为指导中共在可能到来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展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所预做的理论准备。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要求，比较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是毛泽东曾提出的一种最为马克思主义化和最接近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直接前途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其表述的理论内容和理论逻辑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社会形态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是高度一致的，它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准备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理论指导：即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允许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前途创造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突破性的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这一重要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和实践便过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过早放弃的历史命运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由西向东传播过程中“不断革命论”和急于过渡的“左”倾色彩愈来愈浓重，加上东方国家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一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基本理论长期缺乏正确的了解和理解。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误读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误读为要求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兴无灭资”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农业社会主义或平均主义的社会诉求。这不能不长期影响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看法，并且毛泽东一贯擅长使用阶级力量对比、政治力量对比的社会历史观来分析问题，面对建国后风云诡谲的国内外政治风潮和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建国方略开始动摇、转变，很快就出现了离开“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向列宁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理论”靠拢的趋势^［15］。

1.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的理解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之间的关系

首先，“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缺陷是：早期社会主义者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只是在于造就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既然无产阶级通过建立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能够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形成一支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力量，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也就不再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形成，而只是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其所决定的斗争结局了。其次，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两步走”策略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提出的，所以列宁这一理论传入中国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战时共产主义”的烙印，即不提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意义，认为仅仅依靠政治和思想的力量就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又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这就必然在中共党内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左”倾思潮。

当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限性和毛泽东本人长期生活的农村环境的落后性，也使毛泽东未能真正地接受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他虽然认识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批判过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他也认为在同一性质的生产力基础上能够形成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认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取舍实际上并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而是取决于当前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因为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必须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不同意关于生产关系只是被动地适应生产力、而不能人为地预先改造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不是等到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旧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程度再来进行变革和革命，恰恰相反，一旦有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条件，就应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创造条件。在毛泽东看来，由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带来的能动的反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过渡是完全合理的^［16］。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毛泽东一旦觉察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势或历史机遇出现，便很快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设想，急遽向社会主义过渡。

2.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社会历史观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之间的关系

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中国革命胜利后，究竟要首先实行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要直接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却并不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是由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际、国内政治力量和阶级力量对比形势和发展走势来提出自己的建国思想，然而抗战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动，却又从根本上堵塞和否定了这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在阶级力量对比、政治力量对比于我不利之时，毛泽东十分警惕“使自己孤立”的“左”倾错误，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孤立一小撮最顽固的敌人进行打击，在政策上相应地要扩大统一战线，直至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战对象；从而在理论上也较多地肯定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较多地强调资本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以满足党内统一思想和党外统战工作的实际需要。当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建国这样一种历史可能性时，毛泽东为了说服党内同志，使他们相信他为全党所指出的这条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同时也为了使国际国内的其他进步力量相信中国共产党走这条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完全是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而采取的真诚的政治行动，他又尽可能地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来论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反之，当阶级力量、政治力量的对比于我有利时，毛泽东就开始缩小统一战线，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手段，打击或改造过去的各种同盟者，让资本主义乃至小生产绝种，尽可能地使整个社会向着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相应的在理论上也就愈来愈多地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他一切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贬低以至完全否定为消灭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必要性和前提性^［17］，以制造舆论，实现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

1948年9月，蒋介石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开始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纳入议题，点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8］。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对党内打招呼说：“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19］并指出，让民主党派代表参加政权，是为了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性，“让他们充分暴露”，从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随着国家经济顺利恢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诸项斗争节节胜利，眼见建国后一些投机资本继续囤积居奇,巧取豪夺,许多商人为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在中共中央内部很快就开始用过去谈论商业资本家的那种口吻来谈论整个资产阶级了。特别是以政权掌控经济的有效尝试，令共产党人自信心大增，毛泽东认为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的时机渐趋成熟。1952年6月，他明示党内：“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20］}1952年和1953年毛泽东连续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发起“五反”斗争，给资本主义一个沉重的打击，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有力的社会主义步骤，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已从根本上被毛泽东放弃，被“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取代了。

诚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过早放弃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分析的理论方面的原因，龚育之曾谈到，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当时在物资短缺而需求紧迫的严峻形势下党和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总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历史命运是多种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3．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0．

［5］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7．

［6］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 4 2-5 4 3．

［7］［8］［9］毛泽东．论新阶段［J］．解放，1938，（57）．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638-639．

［11］毛泽东选集：下册［M］．中共晋翼鲁豫中央局，1948．628．

［12］［1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A］．毛泽东选集［C］．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315-316，316．

［14］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82．

［15］于光远，韩钢．“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9．

［16］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416-417．

［17］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 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3．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5．

［ 19］［2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15，231．

责任编辑:吴涌汶

作者：吴　茜

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篇2：

党的七大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的苏联因素

摘要：党的七大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通过梳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历程发现，苏联因素在这一理论发展中起着若隐若现的作用。

关键词：七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苏联

1945年中共七大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此时此刻，毛泽东等党的高层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对形势预测和分析，借鉴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经验，探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出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两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便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苏联因素）若隐若现地发挥着作用。下面，本文就这一议题进行论述。

一、党的七大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的依据

在国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世界历史变迁频繁、动荡较大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已退出历史舞台，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和灭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之间的尖锐斗争，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在两大阵营的激烈竞争中，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

在国内，抗日战争已取得了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日益临近。此时，国民党统治者阴谋夺取革命胜利的果实，中国社会矛盾从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变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所面临的矛盾和找准中国的出路，并带领全国人民取得解放事业的胜利，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面临的重大而首要的问题。

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4日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分析后，对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比较，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两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关于新民主义社会的思想，毛泽东在1939至1940年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就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他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写进自己的政治报告之中，并使其成为党的政治纲领。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到最高峰。为何这样说？其依据是什么？一是继续坚持孙中山先生的在工商业问题上的主张，如银行、铁路之类的私人力量不能办者，国家进行经营管理。二是对私人资本实施比较宽松的政策，使其能够自由发展。三是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中，着重强调说明了“国家经营”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四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五是提倡发展资本主义，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这些说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资本主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在七大结论中，毛泽东着重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七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到最高峰，而影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的各种因素中，苏联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关心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二、党的七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参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提出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别，二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理论所处的历史时期及所面临的国情不同，必然使其在保持许多共同点的同时也存在差异。虽然它们最终都被放弃，但总的来看，这两个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两个国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了实践效果。

苏维埃在取政权后，列宁根据俄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直接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行不通的。所以，列宁以与时具进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胆识，采取了以新经济政策来“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工业企业非公有化，用商品、货币来活跃市场，允许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与合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国热情。他用合作化形式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用租让制的方式，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发展经济，就像他所说的：“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3]从而有效地扭转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局面，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列宁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学习和利用资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对于与俄国相似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来说，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用新经济政策，后来用斯大林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到1936年，苏联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因列宁过早逝世，新经济政策中断，被斯大林僵化模式取代。斯大林上任后，他认为当时的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有效地防止和反击帝国主义的入侵，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用极快的速度赶超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把工业化速度问题看成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他觉得如果苏联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工业化问题并把社会主义巩固起来，苏联将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当时他认为，只有高速度、优先发展工业，才能使苏联处于不败之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挺进。他并没有依据列宁的工业化思想，完全忘记了列宁后期有关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教诲，而是制定了高积累、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他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所以，苏联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克服了工业化道路上的资金短缺问题及速度问题，还有效解决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中国和俄国的基本国情相似，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报告中，以俄国为例，说：“俄国十月革命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很大一部分。”[4]他还批评党内有一部分人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集体农业发展了，粮食己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太急了。”[5]而且他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积极的一面：有革命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以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有益继承和发展。所以在七大以前和七大上，毛泽东一直提倡发展资本主义，以新民主主义为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俄国既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又实现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从而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有必要向苏联学习，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与完善，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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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0.

〔3〕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C].人民出版社，1955.48.

〔4〕〔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3，384.

（责任编辑张海鹏）

作者：伊日格其

社会论新民主主义论文篇3：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的影响

[摘要]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原创性理论成果形成的最根本的依据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但这一理论成果从形成到在实践中被过早地放弃，苏联因素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具体地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滑轨与嬗变过程中，毛泽东认识的变化是第一位的，苏联因素（苏共和斯大林）对毛泽东认识的转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理论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经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共产国际；斯大林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苏联因素。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超过很多大国关系。通过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被视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的成功典范，苏联经验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学习、借鉴。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围绕着建国等一系列问题，中共积极寻求苏联的指导，在与苏共的互动中，中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如何评价苏联影响？认清这些，对于正确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有重要的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毛泽东从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衔接问题作出的创造性回答。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指它是人类历史上有可能出现的一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经济形态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可以建立起来、也应该努力使之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经形态。毛泽东凭借理论思维与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实践，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其性质来讲，是新资本主义的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将要经历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学说、观点和理论。于光远1988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命题，认为“它是过去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所从来没有涉及的”，“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是崭新的东西。”[1]P11这一观点在国内党史学界得到广泛地认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毛泽东思想中极具创造性的内容，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发展到最高峰。社会论认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应当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出现过，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然延伸和逻辑结果，被视为民主中国的典型。建国后我们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主张在政治上，“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这个社会建立以后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3]“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4]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特点。但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5]

二、苏联因素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做出“不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的战略调整给各国共产党松了绑，使中共独立自主探寻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可能。毛泽东在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中集中论述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使之达到顶峰，上升为建国纲领。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七大以后的历史有向前发展和向后退步两种倾向，从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到1952年9月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这种两重性一直存在，总的趋势是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面越来越弱，放弃的一面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苏联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这种影响是在中苏两党互动中实现的。应该说，1947年中共在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中占优势，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共更加积极主动地与苏共接触，寻求苏共指导。作为苏共的最高掌舵者，斯大林的意见具有主导性，所以，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中的苏联因素，重点是考证斯大林对中共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态度。

首先，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泽东是“半个铁托”[6]P120。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及后续一系列做法，表明苏联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管控，对于急需苏联支持的中共来说，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为了减少苏联的疑虑，中共主动与南斯拉夫划清界限，批评南斯拉夫的做法，坚决站在与苏共一致的立场上。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曾讲到：“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先是不准革命……。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7]P42作为中共“一边倒”战略的成果，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虽然从形式上把中苏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可是并未消除斯大林的怀疑。

其次，斯大林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存在某些疑虑和误会。斯大林认为，既然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就应该像苏联一样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苏联认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上升为当权的统治阶级，“中共给城市无产阶级自由过多，在农村有指望农民即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因而中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严重危险。”[8]P110-111斯大林明确表示，“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9]P55

第三，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向斯大林递交了《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等问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斯大林建议中共恢复和发展经济，举行选举，并通过宪法，以代替《共同纲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同样的建议，这个建议清楚地告诉中共应该改变原有的思路，实际是在督促毛泽东改变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按照苏联模式迅速走向社会主义。

第四，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说：“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10]P262毛泽东在刘少奇访苏时之时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刘少奇对“一边倒”方针进行解释：“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若干党外人士曾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对此，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11]。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12]P1473-1474他说：“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13]P1474“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14]P1475”可见，毛泽东把苏联作为对中国最有力的外部条件加以争取。党和毛泽东制定“一边倒”战略，旨在借助苏联支持进行建设。在1949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还出了单行本，表明斯大林对中共“一边倒”极为赞赏。

第四，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时向斯大林递交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提纲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没有在“一五计划”草案中列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斯大林对此不满意。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共在1952年9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一五计划”时，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此后，中共积极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背景。

最后，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借鉴苏联经验的结果。苏联经验主要是指苏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对苏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斯大林对苏俄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总结集中体现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将之视为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15]P802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均以苏联过渡时期作为参照，如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提出用10年到15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长的测算就是根据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进行的。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根据苏联过渡时期的经验，几次提出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十八年的时间。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影响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全过程，经济援助的依赖，意识形态的吸引，使中共过于看重斯大林的态度，影响到毛泽东对原有战略的坚守。中苏两国结盟后，苏联通过多种渠道援助中国，中苏贸易迅速发展，推动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建国初期，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对苏联援助的依赖，无疑会对中共建国方向及重大决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已经发生演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来说，必然产生积极的催化作用。

三、对苏联影响的评价和启示

苏联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建国思路转变发挥作用，这与新中国经济恢复对苏联的依赖有关，与苏联工业化建设成就折射出苏联建设经验的影响有关，与苏联革命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革命的指导和示范作用密切相关。同时，苏联影响体现在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的互动过程中，苏联影响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理论指导；二是是苏联经验；三是意见和建议。影响方式并非是苏共和斯大林直接干预，多为中共和毛泽东对苏方意见的领会、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主动调整政策，而这些只有当事人更能领会到对方的真正意图，所以少有直接资料证实。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的选择，但是在选择的背后有巩固中苏同盟的考量，有对苏联经济援助倚重的不得已，有减少斯大林对中共疑虑的成分，所以，虽然毛泽东认识的改变是第一位的，苏联影响是第二位的。这里既有意识形态一致的要求，也有中苏对各自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考量和权衡。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演变的过程中，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阻扰，但是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质疑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中共建国思路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是与苏联商量的结果，中共一边倒、中苏结盟是一个大的背景，它对中共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苏联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物质基础，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亟待改变贫困落后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加快工业化建设成为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夙愿和追求。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性创造，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产物，但是因为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最终被放弃，而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给中国社会带来深远影响，所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教我们学会正确处理立足国情和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M].武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2]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12][13][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鲍里索夫·特罗斯科.苏中关系[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

[9]（日）不破哲三著，王树本等译，斯大林与大国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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