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发展论文范文

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道路发展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现代世界有着三条通向立宪政治的道路。按照第一条道路，局外的革命者用宪法做出承诺，将他们的新政权立基于在此前革命斗争中所宣誓的原则之上。印度、南非、意大利和法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按照第二条道路，建制派的内部人运用宪法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以期在革命者夺取权力之前就瓦解革命运动。英国就是这一道路的典范。

第一篇：道路发展论文范文

道路客运转型发展路径分析

摘要：文中分析道路客运转型发展的路径。通过分析道路客运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结合实际情況给出推进道路课余转型发展的路径。希望通过文中论述，可以为类似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道路客运;转型发展;具体措施

近年来，我国客运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客运结构持续调整、竞争日趋激烈。随着高铁网络的快速发展，小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升，以及跨城拼车等新业态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道路客运行业，特别是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道路客运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1、道路客运面临的形势分析

1.1 行业发展遭遇巨大冲击

(1)行业出现全线亏损。 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交通运输行业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出行人次大幅下跌，道路客运行业上半年出现全面亏损，多数企业现金流严重短缺，部分企业已濒临倒闭。

(2)班次恢复进程艰难。 2020 年春节后，虽然全国各地行业企业陆续恢复运营，但受疫情的持续影响，客流并未出现修复式反弹，相当一部分恢复运营的班线因无法承受高额的亏损被迫减班或停运。

(3)转型发展深陷困境。 近年来，全国道路运输企业利用自身的车辆、线网、人力等资源优势，纷纷向交通旅游产业转型发展。 作为受此次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旅游市场将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处于浅度“休眠期”，给道路客运行业加速转型带来了较大阻碍。

1.2 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1)主导地位快速弱化。 当前，铁路建设的高歌猛进、线上平台的蓬勃发展导致道路客运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快速弱化。 全国“八纵八横”铁路线网的铺设给客运班线造成不可逆转的冲击;与此同时，线上平台历经多年发展已从单纯的拉新与补贴之战逐步演化为产业上下游的立体战争，竞争优势全面凸显。

(2)市场空间遭受挤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道路客运企业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严格落实暂停运营和控制性运营。 但是，刚性出行需求的客观存在给社会上一些非法营运车辆提供了可乘之机，部分互联网出行平台企业趁机利用社会车辆违规开展城际客运业务，以非正当手段抢占道路客运市场。

(3)出行习惯发生改变。互联网技术的运用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的需求方式、消费方式。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大众出行与消费习惯在很大程度上从线下转移到线上，从大容量、大空间出行转变为小容量、小空间出行，并趋向更加个性化、定制化、便捷化、灵活化的门到门客运服务。

2、推动提升道路客运质量效益

2.1 延伸服务，做好细分市场

坚守中短途客运阵地要扬短(短途)避长(长途)，积极发展中短途班线以及延伸某些班线至乡镇站点补员等;优化线路规划布局，定期通过线路评估，筛选、淘汰不合理班线;开展节点运输要求道路客运经营企业根据客流数据集中上下客站点，扩大站点覆盖面，消除“车归站、人归点”的管理影响，充分发挥道路客运的比较优势。

2.2 推进道路客运服务转型升级

(1)推进“运游融合”发展要加强综合客运枢纽与旅游景区交通衔接，鼓励开行旅游目的地与主要客源地间的旅游专线运输，依托旅游集散中心，鼓励在黄金周、小长假等重大节假日期间开通定制旅游线路。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运输企业开展跨区域旅游包车运营。

(2)发展城乡一体化公交，要有序推进城际、城市、城乡、农村班线客运四级网络的对接，把短途客运公交化做精做细。鼓励城市公交线路向郊区延伸，统筹协调城乡客运在票价、税费、补贴、通行等方面的政策，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推进道路客运一体化融合发展

3.1 整合道路运输资源，实现集约化经营

为增强道路客运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道路客运企业可借鉴民航的管理经验，组建道路运输企业联盟，实现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的融合，通过多种方式对区域内同业竞争的企业进行重组。

提升运输效能。为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道路客运企业可以组建线路公司的方式，对班线进行优化整合，整合线路资源。

统筹城市客运与道路客运协调发展。扩大道路客运覆盖范围，将城市客运与传统道路客运统一纳入道路客运中，形成新的道路客运行业。充分利用城市公共交通、城际客运和农村客运的各种站点设施，统一规划功能层次合理的换乘枢纽和城际、城市、城乡、镇村四级客运网络，道路客运网络衔接。

3.2 推进道路客运行业与其他

行业融合发展推进道路客运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深化、扩大运输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促进旅游交通网络互联互通，整合旅游信息化平台，实现道路运行状况、信息发布、智慧旅游服务联网管理和共享。推进区域道路客运融合发展。

依托城市群推动发展区域道路客运融合发展，促进沿线道路客运产业升级发展。积极推动区域道路交通资源整合，对传统道路客运班线进行改造以适应市场的需求，推动道路客运公交化改造，大力推进跨域公交线路和客运班线的开通。推动道路客运与“三农”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建设资源集约、服务便民的农村客运基础设施，建设与乡镇发展相适应的多功能、多用途、使用方便的乡镇客运站，推进农村客运和农村物流、农村邮政、农村电商的融合发展。

4、推进道路客运创新驱动发展

4.1 加快信息化服务互联互通

推动道路客运服务智能化升级。以实现查询“一网通”、订票“一点通”、出行“一票通”、结算“一卡通”为目标，加快客运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升级。鼓励第三方综合客运联网售票平台发展，积极推进不同运输方式间票务系统信息交换共享，发展旅客联程运输票务一体化服务。

健全道路客运智能管理和决策支持体系。推进部、省、市三级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探索建立基于一个门户网站的“一站式”网上政务大厅。推动实现运政管理与执法信息的跨区域协调联动，加强与车辆超速、超载等违规行为的信息共享。综合运用各类综合运输信息资源，加强道路客运服务能力与运行动态监测分析，研究发布道路客运服务的各类指数，方便行业决策和社会监督。

4.2 推进运游融合发展

推进交通旅游网络互联互通。统筹推进交通、游憩、娱乐、购物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构建“快进”“慢游”的综合旅游交通网络，布局“点-线-网”交通旅游，实现域内旅游公路成网连环、景点之间便捷联通。

优化旅游客运服务网络。结合铁路网络和民航航线网络布局，不断优化现有的客运班线、城乡客运线路，打造以旅游包车团体游、旅游专线等多层次的旅游客运服务网络，将公交延伸到景区景点。

4.3 实现车站运输服务向综合驿站转变

鼓励创新发展思路和商业模式，充分发挥客运站的资源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盘活现有站场资源和资产，拓展综合枢纽服务功能，提升其人性化、便捷化服务能力，推动各种运输方式互设自助票务设备。支持依托综合客运枢纽创新运营服务模式，探索开展旅客“行李直挂”和跨方式行李联程托运等业务。鼓励设置汽车租赁门店网点、预留租赁车辆专用车位。鼓励综合客运枢纽用地综合开发，适度拓展枢纽内多元化便民服务功能，打造集办公、休闲、娱乐、购物、出行、换乘于一体的综合驿站，实现站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道路旅客运输行业的转型升级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宗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加快各类运输方式融合发展为方向，持续提升一体化运输服务水平，以加强创新、科技驱动为引领，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创新组织模式、提升装备水平、激发市场活力，着力构建城乡均等、高效便捷、安全智慧、绿色经济的道路旅客运输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彭翊杭.新形势下道路客运的定位与发展[J].现代商贸工业，2020，41(23)：23-24.

[2]成华.运游一体化背景下的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策略[J].交通企业管理，2020，35(03)：9-11.

[3]龚露阳，刘振国.综合运输背景下道路客运转型发展趋势与对策[J].交通运输研究，2020，6(02)：1-12.

作者：孔祥乾

第二篇：宪制发展的三条道路

现代世界有着三条通向立宪政治的道路。按照第一条道路，局外的革命者用宪法做出承诺，将他们的新政权立基于在此前革命斗争中所宣誓的原则之上。印度、南非、意大利和法国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按照第二条道路，建制派的内部人运用宪法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以期在革命者夺取权力之前就瓦解革命运动。英国就是这一道路的典范。而在第三条道路的案例中，当政治和社会精英构建一部新宪法时，普通公民保持着消极无为之态度。西班牙、日本和德国则在这一道路上各有不同的案例。不同的道路会产生不同的正当性难题，但是，欧盟面临的却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欧盟成员国走的是三条相异的宪制道路，所以各国之间的分歧并不止于欧盟宪法难题的解决方案，而是深入至宪法问题的性质本身。就此而言，欧盟所面对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还是一场文化危机。

一、韦伯问题之新解?

法律让权力得以正当化。而宪制发展就是这一宏大工程中的一部分。然而，宪法本身是如何获得它所主张的权威的呢?

我将从韦伯的思想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众所周知，韦伯区分了权力得以正当化的三种方式：诉诸于传统、超凡魅力/克里斯玛、或者官僚理性。韦伯的著名分类在今天仍有意义，但是它却不足以解释立宪政治在当今世界上所具有的权威性。我们早应该超越韦伯，建构起一种新系列的理想类型，可以充分理解立宪政治所具有的正当化逻辑。

就此努力而言，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宪法政治的价值加以哲学意义的判断。我邀请你们同我一道开启一种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讨论，思考精英以及普通民众是如何开始相信，他们的宪法可以将纯粹的权力运作转化为正当的权威实施。

这项工作颇具雄心，但是，我们不应将它同另一项也许更有雄心的任务混为一谈。我所要做的并不是提供一种完整的因果关系叙述，解释立宪体制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历时而存续。即使一个政权的宪法正当性得到广泛的认可，它也可能为军事失利或经济危机所颠覆。或者正相反，即便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宪法是一个骗人的把戏，但只要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他们仍然会继续支持这个体制。

虽然如此，宪法的正当性是否得到普遍的承认，在塑造政治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有些时候甚至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可以产生出上述信念，值得我们持续加以研究。

二、三种理想类型

(一)革命宪制

我首先简单勾勒出通往宪法政治的三条道路。在第一种的场景中，局外的革命者在时段I行动起来，动员起了反对现政府的运动。许多革命者在这一时刻就遭到镇压，但是还是有一些推翻了现状，取得胜利。

这就搭建起了在时段II建设新政权的舞台。在反对旧秩序的斗争时期，这些造反者曾发表公开宣言，证明他们持续不断的抗争行为的正当性。现在既然他们已经夺取了权力，革命者就将这些宣言写入一部宪法，让新政权可以立基于他们的革命原则，同时在组织权力之时要严防过去滥权行为的重新发生。

因为革命者挑战既存秩序，所以他们通常只有经过一场军事斗争才能赢得统治地位。例如，若是没有历经“民族之矛”数十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就不可能得到掌权的机会。同样地，那些创设意大利以及法兰西第四、第五共和国宪法的政治领袖之所以赢得他们设立战后宪法的民主权威，根据也在于他们在反对墨索里尼和贝当政权的军事斗争中所付出的努力。

没有“民族之矛”的游击战争，曼德拉就不可能掌权

当然，革命运动也可以采取更为和平的公民不服从的形式——印度的尼赫鲁和国大党以及波兰的瓦文萨和团结工会就是这种形式。革命宪制的关键在于，革命者在时段I做出了持续的自我牺牲，由此生成了民众对其正当权威的广泛承认，得以在时段II以人民的名义去创设一部新宪法。

(二)内部人改革宪政

宪法还可能产生自另一种迥异的道路。在第二种理想类型中，新政治秩序的创建者并不是来自外部的革命者，而是务实的建制派。当面对着要求根本变革的民众运动时，局内的建制派回应以策略性的让步，以此将局外者分化为温和阵营和激进阵营。如果这一策略奏效，局内的建制派就可以重振其权威，他们可以制定出里程碑式的改革立法，引诱“识时务”的局外人抛弃他们更激进的同党，加入政治建制派来治国理政。

英国为此理想型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统治精英否决了革命作为一种正当变革模式的路径。但是，待到下一代执政者上台时，建制派制定了1832年的《改革法案》，以此接洽“识时务”的局外者。在此之后，每当出现民众对抗的时刻，英国统治精英就诉诸于更进一步的策略性让步的行动。在20世纪，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1911年的《议会法案》，正是通过这部改革立法，现代福利国家所特有的再分配政治得以正当化。

这些改革立法里程碑代表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元素，但如果对比像是《南非权利法案》那样的文本，它们中间找不到铿锵有力的原则宣示。不仅如此，这些立法之所以得以采纳，也并非因追求从根本上重塑政治身份的动员起来的民主运动，而是作为策略性的让步而出现的，其路径是对既存立法体制的务实主义调试。

这些重大的改革立法看起来同革命宪法史如此不同，以至于学者经常会认为英国根本不存在一部宪法。如果将“宪法政治”标签化为一种“四海皆准”的正当化模式，那么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种对宪制的理解恰恰是我所要反对的。走内部人轨道的立宪国家确实非常看重如英国《议会法案》这样的成就。当子孙后代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成为统治精英时，他们也受到了训练，每当面对着他们所处时刻的民众挑战时，要运用这些责任政府的先例(precedents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作为正当行为的参照系。

英国相对成功地实践着务实调适的政治技艺，而它的成功也影响到英联邦的许多国家——最著名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同样轻视抽象的宪法原则，却非常看重审慎调适的意义。

(三)精英构建的宪制模式

上述两种理想类型都发生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但却形成了不同的结果。在内部人宪制的场景中，政治建制派做出了策略性的让步，以此破坏了外部挑战者的势头;而在外部人宪制的场景中，当局对革命者既无力镇压，又拉拢不成，最终臣服于革命者的宪法秩序。

但有些时候，即便没有大规模的民众反抗的压力，政权更迭也会发生，因此，我们就有必要补充第三种理想类型：精英主义的宪制模式。在这一场景内，旧政府体制已经开始解体，但是普通民众却以相对消极的态度置身事外。在旧秩序内受排斥的政治和社会精英将起来填补因此出现的权力真空，在新宪法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他们将担当起一支主要力量。

有些时候，新精英的宪法会允许旧精英保留一定程度的权力份额，而有些时候却不会如此。但是，无论具体情形如何，关键点都在于新体制是一种精英的建构，而不是革命的创造。

英国通过1911年的《议会法案》，现代福利国家所特有的再分配政治得以正当化

精英构建的宪制也有别于内部人改革宪制。在内部人宪制的场景内，政治当局仍可以维持对局势的掌控——他们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从而挫败造反运动。而在第三种场景内，现政权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政治当局唯有希望通过同外部精英达成精心设计的协议，才可能保留一席权力之地。

如果同内部人模式中作为责任政府之先例的务实改革立法相比，这种内部人-- 外部人的交易会形成一种看起来非常不同的宪法。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宪法通常是一部精心设计的文件，新老精英双方都在文本中定义并且承诺遵守新的游戏规则。

在起草这些文本时，政治家经常会大量地借鉴源自于他处的宪法条款——通常是那些出自于革命道路的宪法文本。精英建构的宪法沿袭革命宪法的模式，通常也会宣称表达着人民的意志。但是，尽管他们也会诉诸于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精英建构宪法的存在事实上无法追溯至任何可以相提并论的革命运动。

西班牙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佛朗哥的去世使长枪党的政权陷入一场继承危机。西班牙内战的痛苦记忆萦绕不去，由胡安·卡洛斯国王所领导的温和派决定先发制人，他们同佛朗哥的死敌形成了和解，以此避免另一场革命性的颠覆。年轻的卡洛斯国王顶住强硬派的压力，任命阿道夫·苏亚雷斯为首相，新首相则向诸多激烈的政治对手伸出橄榄枝——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当时尚属非法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洛。在陆军参谋长和西班牙教会主教的支持下，苏亚雷斯说服了长枪党的议会，通过了一部《政治改革法》，拉开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自由选举的序幕。由于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势力在选举中得票寥寥无几，温和派抓住有利时机，起草了一部民主宪法，在随后的全民公投中，这部宪法得到了选民压倒性多数的支持。

选民投票是很重要的，但如果同作为革命立宪之主要动力的那种群众动员相比，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应当记住，正是卡洛斯国王的决断，在1981年挫败了一场将矛盾指向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这才开启了长达一代人之久的宪法巩固的过程。

我之所以在此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精英构建的宪制同前两种理想类型的宪制面对着非常不同的正当化难题。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诊断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三、不同宪制类型，不同的正当性难题

我们还是从革命宪制开始讲起。通过对一系列的案例加以深度研究，我将要阐释出由20世纪革命留给我们的丰富宪法遗产。

以印度为例。在印度，贫困、文盲和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看起来应当是威权主义治下的社会气象。事实上，印度这个国家甚至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然而，它的宪法秩序，尽管带有这种那种的瑕疵，还是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内维持了一种充满着活力的民主生活。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任何明智的回答都必须承认国大党的关键角色——由甘地和尼赫鲁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1950年颁行了印度宪法，确立革命的成功果实。虽然南非宪法和印度宪法在具体细节上存在诸多不同，南非也呈现出一种类似成功的故事场景。这些案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让我们可以理解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欧洲国家的革命宪制。随着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不断推进，一种普遍的模型也将会出现。

我将这种普遍的模型称为克里斯玛的宪法化(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arisma)——在此，它会让人联想到韦伯所描述的克里斯玛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of charisma)，这是一种有所类似但却不同的过程。

(一)克里斯玛的宪制化

就当前的讨论而言，我们只需要勾勒出这一宪制动力的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政治的，另一个是法律的。

我们先看政治面向的动力。在第一代执政期间，宪法只是强化了革命领导人的正当性，他们最初之所以赢得权力，是因为为革命而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在战胜旧政权之前，他们要多年身陷囹圄或流亡他国。而随着第一代政治家先后谢幕，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机会主义者，他们将此前的革命政党当做通向权力之门的跳板。当然，这些日渐老迈的运动政党还是会吸引第二代的积极分子，他们致力于重振此前的革命理想。但是，即便是他们也无法主张由革命先辈所获得的那种克里斯玛型的权威。

毕竟，第一代政治家并不只是空谈革命，他们是真刀实枪地赢得了革命的斗争。但是，第二代政治家却无法获得这样的权威。除非是发生了非常特殊的例外情形，政治权威将朝着革命政治之常规化(norma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的方向继续发展。

相反的发展将出现在法律人以及其他职业人士中间，他们尝试着解释宪法传承至今的含义。在第一代政治期间，这些职业人士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宪法文本是一种陌生的法律创制，他们尚且没有通过数十年的专业论证而将其驯化。这也就驱使他们避免同站在共和国之巅的革命领袖做正面的对抗。但即便如此，法律人试探性的法律解释还是会为后来人奠定基础，在后世法律人看来，宪法法律将成为他们的职业技能中传承而来的看家本领。

就这样，一方是一个日渐自信的司法分支，另一方是一个日趋常规化的政治体制，当双方发生碰撞之时，双方就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争夺谁才是革命宪法遗产的最终的守护者。在不同的国家，这类斗争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

但是就现在而言，我们只需要强调指出关键一点：在革命宪制的类型中，这种对宪法解释最高权威的政治--法律争夺，同走其他两条正当性之路径的政治体中出现的权力斗争是完全不同的。

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

(二)精英主义的症候

我们现在思考内部人范式中的责任政府。在此框架内，宪法法院如果主张他们是由建国宪法所确立之革命原则的守护者，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这种类型中，人民可以在革命剧变的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观念本身即被视为一种民粹主义的煽动宣传。

因此，法院所承担的适当角色就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法官之责，并不在于保护人民的意志免受政治投机分子的败坏，而应当让自身成为有作用的合作者，共同阐释精英统治的不断演进的传统——面对着当下的挑战，提出富有洞察力的调整历史先例的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这种合作主义正是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法院所追求的道路。

内部改革宪制的权力运行还会遭遇到不同的挑战。不同于革命宪制，此处的威胁并不是政党的专政。危险在于，公众对政治精英治国能力的信心会发生逐渐衰退——与此同时，草根运动却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他们将政治当局看成是总是会犯错的蠢货，根本不值得尊重。近年来，全民公投在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的兴起很可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危险信号。

现在，让我们开始思考前述第三种理想类型所面对的特有难题。首先，精英建构的宪制缺乏由革命宪制或改革宪制类型所提供的正当性资源。一方面，他们不可能指望着由革命宪制所争取的那种广泛的民主正当性;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长时段成功治国理政的历史，政治建制内的精英可以通过这段历史获得民众的尊重。那么，精英创造的宪法如何可能确立起它相对于更广泛范围内的民众的权威呢?

这是一道难题。

我将它称为真实性难题(authenticity problem)。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难题就在今天的西班牙上演着。虽然后佛朗哥宪法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内有着相对良好的表现，但是它始终未能让许多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信服宪法的正当性——正是因此，现在围绕着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的公投条件，形成了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之间的冲突。

概而言之，上述的僵持同近期发生在英国议会和苏格兰之间的对抗很有些类似，后者也是围绕着一项有关民族独立的公投而展开的。但是，在不同的理想类型中，全民公投的法律形式却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英国的政治当局通常总是可以跌跌撞撞地达成妥协，使得公投得出了在独立问题上说不的表决结果。

而马德里政府在宪法法院的支持下，坚持认为举行全民公投本身即是违宪的。而加泰罗尼亚政府则针锋相对，以其自身的权威宣布要进行一场“非正式”——也即非法的——全民公投的计划。如果这次自行公投的结果独立获得支持，那么巴塞罗那政府是否可以运用此次公投作为一种信号，主张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民已经动员起来，他们要求革命性的突破以寻求新的宪法身份?

当前发生在西班牙半岛上的对抗，只不过是我们进入困扰着精英建构型宪法的真实性难题的引子而已。不管怎么说，西班牙宪法还是由本土精英所制定的。反观德国和日本，它们二战后的宪法都是在军事占领状态下由盟国所制定的;不仅如此，此类精英宪法在批准之时也没有经过任何通过公民表决而获得普通选民之同意的努力。在此类案例中，在军事占领状态结束之后，普通公众有什么理由要去尊重占领宪法的正当性?

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军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占领结束之后，其占领宪法也就随之寿终正寝。

还有些时候，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潜伏期之后，这个问题才浮出水面。看一下现如今的日本——安倍政府正在挑战由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战后强加给日本的宪法和平条款。如果安倍此举得逞，这就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安倍由此可以发起更大的攻势，彻底将麦克阿瑟宪法贬斥为是对日本价值观的虚假表达。

这就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德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去清算其《基本法》?

在德国，盟军占领的角色并不像在日本本土那样是压倒性的。但是，盟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从一开始就是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在《伦敦协定》中所规定的条件。

欧盟宪法之父：前法国总统德斯坦

《伦敦协定》载有两项关键的要求，首先，议会理事会应起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其次，理事会应将宪法议案提交给德国人民，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加以批准。这些要求的关键用意正在于保护宪法以避免日后受到真实性的指控。

《伦敦协定》是发给每个军事占领区的新组建政府的领导人的。但是，联邦德国新一代的政治精英拒绝了这些要求。为了强调宪法文件的临时性，他们将这部法律文件称为《基本法》，而不是“宪法”。事实上，德国《基本法》的最后一条也宣称，只有当东德和西德人民在一次新的制宪会议联合起来之时，才可能颁行一部真正的真实宪法。

西德政治精英还公然违抗盟国的要求，拒绝将他们的《基本法》提交给全民公投，原因有三：(1)公投在巴伐利亚州可能无法通过;( 2)希特勒已经败坏了这种诉诸于大众民主的声誉;( 3)他们担心此举可能会让苏联获得了相同的为东德制定一部宪法的理据。

这些抗命行动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如唐纳德·考玛斯教授所言，“民意调查显示出……大多数受访者甚至并不知道议会理事会的存在。1949年5月，一项调查也发现，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无法确定基本法为何物……西德选民被剥夺了批准宪法的机会，也因此被剥夺了(如果组织起批准宪法的民主运动)他们本应当获得的宪法知识”。

在这一语境内，《基本法》中著名的“永恒条款”就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特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对立，一部特别强调其临时性的法律文件却又宣称人性尊严的“永恒价值”?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基本法》既宣称“民主”为一项永恒的价值，同时其支持者却拒绝该法交付公民表决?

《基本法》的真实性难题在1989年再次呈现出来。当东德的游行示威者高唱“我们是人民”时，西德宪法法院的副院长恩斯特·戈特佛里德·马伦霍尔茨曾坚持主张，政府肩负着一项崇高的义务，要召集代表着全体德国人民的制宪会议，商讨出一部真正的宪法。虽然马伦霍尔茨对此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论证，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许多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兑现《基本法》的最后一条，通过一种真正的人民主权行动将《基本法》转化为一部宪法。

但是，赫尔穆特·科尔却不在他们之列。科尔总理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就是，会有大批的东德共产党人和西德左翼分子进入制宪会议，挑战其政府的正当性。因此，科尔拒绝兑现《基本法》最后条款，而是通过在法律史上最为怪诞的一部国际条约操作了西德和东德的重新统一。通常说来，国际条约是由主权国家所协商的，用以规范缔约国之间在未来的关系。但是，《统一条约》却在民主德国签署该协议的那一刻起就取消了民主德国的存在。

然而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后，德国人已经成功地遗忘了这个事实，无论是在1949年，还是在1989年，德国的政治精英都拒绝将宪法提交给人民，让人民在深思熟虑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何解释这种集体失忆的行为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究竟是什么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纳粹浩劫的废墟中得以正当崛起，答案在于经济奇迹，而不是《基本法》。如果说在此期间要找到一个代表新德国的最重要的符号，那答案就是德国马克，而不是“永恒条款”。但随着时间的经过，德国宪法法院成功地将《基本法》塑造为德国政治身份的核心要素——以至于到了1990年代，欧元取代马克并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动荡，若是同样的变革发生在1960年代，势必会伴随着全民族的创伤。

同样地，德国宪法法院所担当的角色，也是非常不同于此前两种类型的法院的角色。德国宪法法院并没有将《基本法》植根于宪法历史上的革命成就中，因为德国根本没有革命。它也并没有像英国和英联邦其他国家的法院那样，参与到一种适度的同政治分支建制的合作事业。事实上，德国宪法法院投身于公共领域内，将自身塑造为新德国对根本权利和启蒙价值之根本承诺的主要守护者。当然，宪法法院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了德国人民对其主张的最高解释权的承认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当得到持续不断的讨论。

但是就本文而言，我们最好还是就此打住，重新回到我所主张的更重大的命题，也就是，通向“立宪政治”有三种不同的道路，而不是只有一条。为了将我的论点讲得更透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欧盟当下的脆弱时刻，我的三种道路论是如何造成了欧盟所面临的独特三难困境的。

四、欧洲联盟的危机：一种文化的分析

欧盟的性质为何，争议持续至今。有些人相信，概而言之，欧盟同其他的大型联邦是可比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欧盟是独特的。

我的论点让我身处欧盟独特论的阵营内，但是我的理据却与众不同。欧洲的主要国家是沿着不同的道路结成了现在的欧盟的：德国和西班牙的宪法是精英建构型的;法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宪法则是革命的成就;而英国宪法则出自于一种内部人改革的传统。

这样看来，也无怪乎这些国家难以找到一条走向更完善联盟的共同道路。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乐于将这种转型诉求诉诸于欧洲人民;英国人则更愿意走一步看一步;而对于德国人来说，面对着政治精英或民众运动可以正当地否决根本性的宪法承诺这一观念，他们已经完全不知所措。

美国内部并不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从建国到内战，直至新政和民权革命，在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以及马丁·路德·金与林登·约翰逊同盟的领导下，美国人民每每动员起来，反复推动了美国宪法的转型——这就是我在《我们人民》多卷本中所论证的。

那么，且看这么一个悖论：虽然现如今的美国人对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关于如何以适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日渐激化的争议，美国人并没有分歧。事情很简单，如果共和党内的茶党候选人赢得了2016年的总统选举，新总统就会同他在国会内的右翼盟友联起手来，通过改造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事组成，以此彻底改变宪法。一旦有自由派的大法官退休，他们的继任者就将加入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阵营，他们可以做出一系列的七比二的判决，扫荡那些在罗斯福新政和民权革命时代来之不易的宪法成就。

“欧盟人”这一身份认同能够宪法化吗?

如果美国选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决定进一步推动这场司法革命，我当然会加入进步主义法律人的同道阵营，尽我们之所能限制最高法院司法学说的影响力。但是，作为一名学者，我却不得不承认，若是茶党总统用斯卡利亚的门徒去填充联邦最高法院，那么这同罗斯福总统要任命法兰克福特和杰克逊这样的进步主义者，通过法院填塞的策略来改造最高法院的行为看起来是非常相似的。

此处当然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反讽——如果共和党人在2016年入主白宫，我们可以预见，他们会通过任命身负转型使命的大法官这一技巧而否定新政。想当年，罗斯福总统也是通过这一技巧将新政宪法化的。但是，福利国家的守护者与其纠结于历史的反讽，不如用这段时间去做更有益的事。如果他们希望保卫新政的革命成就，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最好是可以赢得2016年的选举。

欧洲人则身处一种非常不同的处境。就眼下看，他们并没有向欧洲的社会民主遗产发起根本的挑战。但是，因为欧洲人来自于迥异的宪法文化，他们在处理地区间再分配的政治时就会陷入困局，而这种地区间再分配也正是所有联邦或邦联系统的典型特征。比如在美国，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长期以来就对联邦资金的分配而展开持续斗争。但是，此类争议归争议，经由数世纪所建立起来的革命宪法遗产并不会因此分崩离析。

与此相反，当南欧的草根运动将人民动员起来，反对由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所强加的紧缩计划时，欧盟确实有可能分裂。

欧洲人的处境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当前并没有向其社会民主遗产发起根本性的挑战。然而，由于迥然不同的宪政文化背景，他们往往苦于应对区域之间利益再分配的政治事务。这种再分配政治是联邦或联盟的典型特征。例如，在美国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因联邦款项的分配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但是，这些争论不存在使历经两个世纪建立起来的革命宪法遗产解体的风险。如果面对着希腊极左翼联盟和其他左翼运动自外部的挑战，欧盟的政治和银行机构无法做出建设性的回应，那么由此造成的僵局将会使得欧盟更难以面对在即将到来的英国和法国选举中来自民族主义运动的分裂挑战。

如果欧洲的晚近历史能够发生一次不同的转向，那么这些正浮现出的斗争就呈现相当不同的样态。十年之前，欧盟成员国齐聚布鲁塞尔，向欧洲人民发出呼吁，通过批准《欧盟宪法条约》以追求欧洲人政治身份的宪法化。如若这一运动当时获得成功，欧洲将有更丰富的制度资源来处理当前威胁着全联盟正当性的草根运动的挑战。

学者们往往只看到，作为当下规范欧盟之基本框架的法律文件，《里斯本条约》已经基本上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的实体条款，而他们却忽视了前述的观点。无论是《里斯本条约》还是其他更为晚近的协议，都是精英建构的法律文件，它们尽其所能地回避了由欧洲各国人民通过公投所做出的自觉审议和判断。过去的十年是回避的十年，也正是因此，新兴的抗议运动可以将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说成是由冷酷的技术专家所主宰的外部势力，而欧盟的政客们只不过是充当着伪民主的装饰品。

有没有方法可以走出这一僵局?

我没有答案。

我在本文中的目的是提出诊断，而不是开药方。

但是，如果意识到我的分析存在着一个基本限度，这多少起到些安慰作用。正如韦伯所特别指出的，任何真实世界的政体都不可能完美地表达出任何一种理想类型。某一种类型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比如欧盟就是精英主义的宪制——但是特定的历史经验也会产生出来自不同范式的反命题。我希望，本文可以激发欧洲人更深入地思考当下流行在这片大陆上的多种宪法文化的独特混杂——发展出跨文化的宪法主旋律，在欧洲历史上这一危险时刻，只有这么做才最有可能维持欧盟的正当性。

现在看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自觉意识到欧盟宪法文化的三元困境，要好过寄望于自上而下的强行干预即可奏效的盲目前行。

(本文原刊于《英国政治学杂志》2015年5月号，原题为Three Paths to Constitutionalism-and 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作者已授予本刊中文首发权，在本刊发表时，文章有所修改)

(译者单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1.韦伯未能将宪政纳入其理论体系，对此根源的深刻分析，参见Kalyvas(2008，65～78)。

2.关于这一进路的努力，参见Ackerman(1980)。

3. Murkens，2014.

4. Fernandez-Miranda与Fernandez-Miranda，1995;Linz与Stepan，1996，Maravall(1982)强调大规模的罢工对这一进程的推动作用，但其并不否认我的基本观点。

5. Ackerman，即出.

6. Gardbaum，2013;Stephenson，2014.

7. Ackerman与Matsudaria，2014.

8. Ackerman，2008.

9. Kommers，即出，1，第三章。

10. Mahrenholz，1992.

11. 对此强有力的批评，参见Jaggi(2012).

12. Collings，2016;Hailbronner，2014.

13. Ackerman，1991，1998，2014.

14.Ackerman，2014，311～40.

15. Ackerman，1988.

参考文献：

1.Ackerman， Bruce. 1980.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1988. Transformative Appointments. Harvard Law Review 101： 1164～84.

3.1991， 1998， 2014. We the People， Vols. 1～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2008. Populismus heisst Angst vor dem Volk. In Die Alte und die Neue Welt， edited by Bernd M. Scherer and Sven Arnold， 127～37. G?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5.forthcoming. Three Paths to Constitutionalism.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author.

6.Ackerman， Bruce， and Tokujin Matsudaira. 2014. Dishonest Abe. Foreign Policy. Available from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6/24/dishonest-abe/， accessed 6 February 2015.

7.Collings， Justin. 2016. Democracy’s Guard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Fernandez-Miranda， Alfonso， and Pilar Fernander-Miranda. 1995. Lo que el Rey me ha pedido. Madrid： Plaza & Janes.

Gardbaum， Stephen. 2013. The New Commonwealth Model of Constitu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Haibronner， Michaela. 2014.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2： 626～49.

10.Jaggi， Stefan. 2012. The Forgotten Revolution?， J.S.D. disser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11.Kalyvas， Andreas. 2008.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xtraordina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Kommers， Donald. forthcoming. Germany’s Constitutional Odyssey. Manuscript available from author.

13.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4.Mahrenholz， Ernst. 1992. Die Verfassung und das Volk. Munich： Siemens Stiftung.

15.Maravall， Jose. 1982.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6.Murkens， Jo. 2014. Unintended Democracy. In Constitutionalism， Legitimacy， and Power， edited by Kelly Grotke and Markus Prutsch， 351～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Stephenson， Scott. 2014. Dialogue to Disagreement， J.S.D. dissert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作者：[美]布鲁斯·阿克曼/著 霍晓立/译 田雷/校

第三篇：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摘 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珠海市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率先承接外资企业进驻的门户，外资企业在珠海市的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珠海市的经济规模的膨胀。然而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大量外资企业出现经营难以为继的局面，成为了珠海市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本文以珠海市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外资企业中现存的问题、机遇和挑战，帮助其寻求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提出合理的转型升级的建议。

关键词：外资企业；转型升级；珠海企业；发展道路

一、珠海市外资企业发展道路中现存的问题

1.外资企业长期的贴牌生产经营模式难以支持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珠海市吸引了诸多的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珠海市的运作模式也逐渐成为固定的“国外技术、外企接单、珠海生产、海外销售”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所利用的只有珠海市的区位优势、成本优势和出口的政策优势，多数外企在珠海只是设立加工工厂进行贴牌生产，即为OEM模式，虽然这种运作模式的操作简单易行，所聘用的劳动力也是知识水平较低的工人，在价值链中处在较低端的位置，价值分割所得较少。这种盛行的OEM模式的经营模式导致珠海的外资企业在销售和技术上都处在非常被动的位置，客户和目标市场出现问题都会对企业造成巨大打击，在低成本且较多优惠政策的环境下，外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尚且能够获得微博利润，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外部市场需求大量减少，出现了不少外资企业半停产或者破产的情况。随着我国生产企业原材料和劳动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税收优惠的减少、国际贸易壁垒的增加，外资企业的OEM经营模式更加难以为继，难以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2.原材料价格上升、资源和劳动力短缺使得外资企业经营成本大幅增加

珠海的外资企业中，从事纺织、服装、轻工、塑料、玩具和电子等行业的加工贸易的企业占较大比例，这些行业大多数为资源密集型企业或者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近年来，国际市场石油、金属等原材料的价格不断攀升，使得很多外资企业的原材料和辅材料的成本也大幅上升。除去不可用土地，珠海市的实际土地资源储备较为有限，新增的建设用地较少，土地竞价上升，土地供给的紧缺使得外资企业的土地资源成本也在上升。

珠海市主要的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注定了其生产成本受人力资源市场的波动的影响较大。珠海市成为吸引外资之后，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了各类人才的主要就业地之一，劳动力需求较大。但是随着人工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出现，珠海和其他沿海城市一样出现了用工短缺的局面，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不仅仅单位人工成本在上涨，甚至出现了招工难的局面，生产规模难以保证。这些成本增加的叠加效应就是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大幅增加，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外资企业的生存面临着较大危机。

3.人民币升值以及宏观环境压力变大

从2005年7月，我国逐渐放松对于汇率的管制，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不断攀升，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成本上升的同时，出口竞争力也在不段的减弱，汇兑损失加剧，外资企业在珠海市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外资企业的宏观生存环境压力也在增加。一方面，中国对于加工贸易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正在逐步取消，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要生产和销售对象的外资企业所能够得到的补贴和优惠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不仅仅使得外部市场的需求减少，目标客户群体减少，还使得贸易壁垒增强，增加了外资企业的销售难度。例如欧盟在2006年开始实行的电子电器环保指令，提高电子产品环保要求的同时，增加了珠海市电子行业的外资企业向欧盟出口的生产成本和销售压力。

由以上分析可知，目前珠海市外资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紧缩，只有寻求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被市场所淘汰。

二、珠海市外资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之路

1.经营模式从“生产车间”向“企业总部”的转变

2016年7月，珠海市市政府出台了《珠海市鼓励总部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用于吸引国内外大型企业集团在珠海设立总部。为了吸引总部企业落户，珠海市政府在企业办公用地和用房、技术研发与技改、专项资金扶持及高级管理人员住房补贴、工作人员出入境便利等方面均给以优惠政策支持。对于符合要求的大型企业总部落户珠海，还会给予高达数千万元的奖励。外资企业总部落户珠海，不仅仅能够充分利用珠海的基础建设和人才，还能够利用这些优惠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经营模式从“生产车间”向“企业总部”的转变，能够帮助外资企业提升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摆脱外资企业以往的重生产轻管理的局面。

2.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靠拢，由贴牌生产商转为设计或品牌生产商

在“微笑曲线”中，附加值高的在两端，也就是设计和销售的附加值较高，制造正好在附加值低的底部。对于珠海市外资企业来说，之所以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是因为其利润空间本来就很狭窄，只有帮助企业完成转型，提升珠海市外资企业在价值分割中的地位，才能够扩大其利润空间。为了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靠拢，珠海市外资企业需要将生产模式从“生产”转变为“设计+生产”或者“设计+生产+销售”，由原本的贴牌生产商“OEM”转型为设计生产商“ODM”甚至为品牌生产商“OBM”，这就是珠海市外资企业朝着“微笑曲线”两端进行转型升级的路径，帮助在珠海的外资企业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创造方面取得成效，推动其自主品牌的建立，或者鼓励外资企业将其海外的设计和销售部门转移一部分到国内，帮助国内外资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3.销售方式由外销转内销，积极占据国内市场份额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企业都注意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在国外市场需求乏力的背景下，外资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销售订单，将销售模式由外销转为内销很有必要。一方面，珠海市政府举办了多次“外博会”、“台博会”等内销平台通路协助外资企业扩大内销渠道；另一方面，外资企业自身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制定转型升级的路线，打通国内销售的道路，减少外销转内销的学习曲线。外销和内销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区别，对于珠海外资企业来说，其外销订单的客户要么是客户上门，要么是其海外关联企业，而内销则是需要企业自己研究市场环境，出门找客户接订单。外资企业在珠海要从外销转内销，必须要转变自身商业模式，从原本的“重生产销售轻经营品牌”转变为全面兼顾，重视品牌宣传和渠道建设。

4.由政府牵头大力推动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

产品附加值低是珠海外资企业的普遍缺点，在珠海的外资企业中，多为加工贸易企业，产品附加值低直接导致了企业生存空间的狭小，因此珠海市市政府需要推动产学研合作，引导外资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优化自身生产线，鼓励企业研发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和产业关联度高的产品，推动外资企业在原有的只注重生产的局面上加强自主创新，向科技创新型企业转型。加强创新不仅仅能够优化生产工艺和生产线，还能够提高产品附加值，在用工量降低的同时增加销售额和创造的生产值。从2007年起，珠海市就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并为此成立了专项资金管理会，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提升竞争能力，外资企业要想在珠海市长期发展，可以积极利用相关政策优惠进行自主创新，优化生产线和生产产品，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减少生存压力，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

三、结论

珠海市外资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复杂，原有的贴牌生产的OEM模式能够获得的利润非常薄弱，原油、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上升、用工成本增加和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因素增加了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宏观环境的变化也是外资企业追求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的推动力。本文论述了以下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转变经营模式，鼓励“企业总部”落户珠海；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靠拢，由OEM模式转为ODM模式；转变销售方式，由外销转内销，积极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由政府牵头大力推动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提升产品附加值。这些转型升级的举措均从降低成本、扩大销售空间入手，帮助外资企业实现在珠海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洋.经济特区扩大后珠海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J].特区经济，2012（02）：12-14.

[2]邓佐明.珠海产业结构现状分析与思考[J].特区经济，2012（11）：25-27.

[3]陈明森.产业升级外向推动与利用外资战略调整[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

[4]隆国强.加工贸易工业化的新道路[C].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9月.

[5]杨建梅，冯广森.东莞台资IT企业集群产业结构剖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2（3）：33-34.

作者：徐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