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论文

摘要：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进一步升级。在西方媒体刻意渲染下，很多人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但在当前研究中缺少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梳理总结，仅靠语言与西方进行表层涵义上的辩论和规范性分析，很难进行自我证明。本文主张从史实出发，观察中国的实践行动是否存在实际威胁、是否给别国安全带来危险。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论文 篇1：

浅议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

摘要：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沐浴下，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提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开始担忧我国的发展对其自身发展的限制与影响，“中国威胁论”迅速蔓延。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与形势，我国逐步调整外交政策，确立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与战略。

关键词：和平崛起 和平外交 外交策略

一、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进行《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时明确阐释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要义。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使用了“和平崛起”一词。同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进一步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崛起”。2004年2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选择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以及其理论的论述，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确立。

（一）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对“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的延伸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时期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并在这一主题背景下，贯彻落实了改革开放政策，奉行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策略。

“韬光养晦” 的外交策略并不是意味着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不作为，不愿作为，更不是“不思进取”，而是强调在国际社会中担当独立国家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我国大国形象，在稳健中逐步提升国际地位。

中国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就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基础上，走一条和一些大国不一样的道路，不通过战争、掠夺、侵略等血腥方式实现国家的崛起，严格遵守国际法，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发展，在实现中国崛起的基础上带动国际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此看来，“和平崛起”与“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其出发点和归宿点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即维护我国国家利益，谋求我国发展以推动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其二者都是为人类的共同发展谋福利。但，就“和平崛起”与“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的实质内涵来看，“和平崛起”更加强调了我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推动世界的和平崛起。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1、“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符合我国国内外发展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2008年，在全球经融海啸的席卷下，我国经济仍旧保持着8．9%?的增长率，这表明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影响力增强。随着我国政治民主的不断推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软、硬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为“和平崛起”外交策略提供了良好的贯彻和发展的平台，政治的稳定，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事业的发展壮大，社会事业的有序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和平崛起”的发展，并且“和平崛起”的发展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反作用。

面对国际关系剧烈调整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共中央确立了灵活、务实的外交思路，以周边外交为首要，大国外交为关键，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的外交格局。

一方面，不断加强与东盟、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在推进周边外交的同时，我国也积极发展、稳定中美关系，加强同欧洲等国的伙伴关系，推进中日关系的协调与沟通……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和平崛起是中国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仅是一个承诺，而是一个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发展进程。

2、“和平崛起”外交策略是对“中国威胁论”强有力的回应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际社会中就存在一种反对中国发展的声音，“中国崩溃论”“谁养活中国”等演说甚嚣尘上。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国际社会上对我国的发展存在普遍的担忧和害怕，“中国威胁论”由此蔓延。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环境污染，到SARS疫情在中国蔓延时一些国家宣称的“中国一打喷嚏，世界就戴口罩”，好像中国在全方位威胁世界的安全。美国广播公司在200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有高达35%的美国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最大。①

“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及其肆意蔓延，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复杂多变、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发展存在敌意情绪，中国想要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环境中寻求独立和发展，就必须走一个不同于一些大国的崛起之路，这条道路就是“和平崛起”发展道路。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说：“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友好交往和各领域的合作。即使今后富强了，中国也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和平崛起”理论作为中国新领导人针对此种危机而提出的对策，不失为一种前瞻和务实作为。②

我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是对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的强有力回应，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的庄严承诺，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只有不断消除外部世界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打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一些不和谐的论调，使外部世界的人们真正以一种平和、包容的心态也对待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才可能崛起，中国才可能和平崛起。

3、“和平崛起”外交策略是我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的内在要求

我国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为国际社会树立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负责任大国的典范。

作为现阶段国际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一直在努力践行着社会主义发展要义，积极的为人类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进一步的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承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提出了“和平崛起”理论，进一步明确了在“和平崛起”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发展战略。③

“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注重国家形象建设，强调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设计和维护。中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倡导负责任的大国精神，要求我国以正面的、负责任的、受欢迎的的形象崛起，更多的承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等在内的全球责任。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而且也符合亚洲各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器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安全阀。④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在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传播的工具在国家综合国力中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中华民族享有悠悠五千年的文化史，中国文化一向有 “仁爱”和“和而不同”的哲学传统。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中国儒教文明具有和平本质，儒家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 ⑤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 “以邻为伴，与邻为善" ，再到“睦邻、富邻、安邻”，都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构成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和”文化直接影响着中国外交的基本策略，“和平崛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为“和平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和平崛起”。

二、“和平崛起”外交策略的内涵

（一）“和平崛起”外交策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和平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题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灵魂，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之一，没有一个和平的内外部环境，社会主义建设无法推进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⑥邓小平认为，“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期望通过正面的、优秀的大国形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双赢，共同繁荣，为谋求全人类的发展而不懈努力，这构成了和平崛起的终极内涵。

（二）坚持“和平崛起”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相结合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最根本的取决于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是，在成绩面前，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持续发展的现状。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现阶段仍旧面临诸多发展困难：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

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突破现阶段的发展困境，协调社会发展，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方法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2003年底，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自己。

（三）“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发展逐步迈向了“地球村”的发展理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更离不开世界。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一心一意的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对于现阶段注重国内发展的我国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2000年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标志着融入国际社会的任务基本完成。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加入国际组织了，而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中扩大中国的发言权，即制定国际规则的权力，就是“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平崛起”恰恰就是要求中国外交更主动地提高中国的影响力。⑦

2009年11月13日，胡锦涛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坚定合作信心振兴世界经济》的重要演讲，其中就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越是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和作出的贡献就越大。”我国的“和平崛起”外交策略在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同时，也注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四）“和平崛起”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和平崛起”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和平崛起”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外交理论，其建立与发展时间尚短，需要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实践，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会是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郑必坚在解释和平崛起的内涵时称，和平崛起是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找到的发展道路。⑧

可见，和平崛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去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将来时或是现在迸行时，而非现在完成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齐心协力下，我国必将实现“和平崛起”。

参考文献：

[1]江淮南.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意义.2002.

[2]江泽民.全面建小康小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3).

[3]阎学通.和平的性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08).

[4]王建萍．解渎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社会的影响[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6)．

[5]孙国俊.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研究[J].当代经理人，2005(15)．

[6]冯’正.软权力与中国的和平崛起[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13

[7]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Z]．文汇报，200-ll-3第三版．

[8]牛军．“中国崛起”：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思考[J]．国际经济评论，2003(6)．

[9]付霖.和平崛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J]．潍坊学院学报，2004(5)．

[10]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J]．教学与研究，2005(4)．

[11]余晓峰. 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9.(2)

作者：郭玲

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论文 篇2：

超越话语：中国对互动性和平的行动贯彻

摘要：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进一步升级。在西方媒体刻意渲染下，很多人对中国和平崛起持怀疑态度。但在当前研究中缺少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梳理总结，仅靠语言与西方进行表层涵义上的辩论和规范性分析，很难进行自我证明。本文主张从史实出发，观察中国的实践行动是否存在实际威胁、是否给别国安全带来危险。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基于其发迹史形成的思维定式，习惯性地将其他国家视为威胁，无视中国坚决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际行动，屡次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本文提出互动性和平的概念，认为仅讨论中国一方对于和平的维护没有意义，和平具有互动性，需要各方的共同构建。

关键词：和平崛起;实践;中国威胁论;威胁;互动性和平

2019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新时局中，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改换新衣，在西方层层升级。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和平崛起”持有误判。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辩论，但显然，仅用规范性语言对外阐述中国的理念说服力不够，西方难以信服。笔者认为，要想真正说服西方中国崛起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或说西方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中西双方应该抛开以往局限于各自语境进行理解和辩论的思维桎梏，将关注重点放在对中国的实在行动的研判解读上。

1 文献研究现状及其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界和媒体对“中国崛起”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但对“中国崛起”这一概念起源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基于中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态度迥异、争议较大的事实，要研究“和平崛起”必须追踪溯源、首先对“中国崛起”概念源头进行探索。

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更早产生于西方。早在19世纪，西方就已经开始重视中国崛起的历程。最早关注和研究中国崛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创始者之一巴枯宁，他在代表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提出“黄祸论”。1987年，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详尽讨论了中国崛起的起点和两大条件。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了积极转变和影响。中国的崛起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或者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引起了西方更强烈的反应，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在西方雨后春笋般出现。虽然有看好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观点存在，但结论大多集中在“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上，给中国的国际交往与活动带来巨大困难，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

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针对“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2003年11月3日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的演讲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崛起”的概念。他指出“和平崛起”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 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此后这一议题受到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

1.1 国内研究现状

“和平概念”提出后，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产出较丰富的成果。其中，笔者接触到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1.1.1 对“和平崛起”内涵的探究

一些学者认为，“和平崛起”是针对“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种政治话语。其目的是想向西方和世界表达积极友好的态度，减少外界的质疑和制约，从而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另一些学者如庞中英，通过探究“和平”与“崛起”的关系来进行定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对于“和平”的理解并非一致，谈之“和平崛起”，中西方都站在自身立场进行解读，而没有进行概念上的规范统一。中国学者常基于儒家文化传统进行解释，更强调“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这让与中国存在文化差异的西方社会难以理解，甚至产生“和平”概念界定的冲突。

1.1.2 对“和平崛起”可行性的研究

第一，论述和平崛起实现的基础或困境，简单来说即研究是否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第二，阐述实现和平崛起的措施，即如何实现和平崛起。第三，阐述和平崛起的意义和影响。

国内学界对西方所持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但大多还是将重点放在对“和平崛起”的规范性（normativity）探讨上，比如研究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或是展望和平崛起能带来的积极影响。而问题在于西方不一定认可中国的这一套语言逻辑，中西方在各自都能自圆其说的逻辑中进行的讨论是空洞单一的。

1.1.3 对“和平崛起”的历史性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有说服力的话语。原因在于：一是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崛起抱极度防范警惕的心理，很大程度源于其历史记忆。二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历史上能够提供的契合背景的启示和经验有限。

1.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二是中国崛起之后对其他国家和世界产生的影响;三是默认中国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面对这样的情况，各国应采取的措施。

但西方学术界所持主流观点为“中国威胁论”，对中国还不够了解甚至存在较深的误解。西方学界更多立足于如权力转移理论、进攻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和大国崛起伴随战争的历史记忆将中国视为威胁、否定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非将目光着眼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实际操作和行为，关注是否存在实际威胁。

1.3 結语

国内对“和平崛起”研究具有一定成果，推动了和平崛起战略的发展。但国内研究较多是从政策层面来进行探讨，学理程度还不够深刻。庞中英曾总结，认为目前关于“和平崛起”的讨论还相当初步、肤浅和空泛。比如“中国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口号式的而非科学的话语。他认为应将“和平崛起”的问题具体化。

此外，学者在研究中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都较为笼统，未就当代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提出具体有针对的建设性建议。

从国外现有研究成果看，由于学者占比较小，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职业身份是政客或是媒体记者，学术性研究并不多见，研究者受其国家所持立场或所立足的利益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西方媒体和学界主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很少真正试图去了解和理解中国或是关注和调研中国的实践行动。

對于“中国崛起”，中西方都局限于在各自的语境中来理解和表达。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崛起”是否是和平的，中西方应该跳脱出各自语境，从中国实际操作和实践行动本身来进行研判。

2 中国的实践行为是否具有威胁性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在解决任何一个国际问题时，从未主动使用过任一强制性手段去处理与其他国家的纷争、始终未干涉别国内政、给别国带来上述任何一种安全威胁。历史上，中国建国后从未颠覆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中国和平崛起后更加没有运用过上述任一手段对待别国。例如，中印之间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争议，在印度方的错误估计下，1962年10月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作为原则性大国，中国边防军为避免战争升级，依然克制退让、坚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印军步步紧逼、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行自卫还击，将印度侵略军逼退在传统习惯线附近后即刻停止行动，并未乘胜追击、运用强制性手段压迫印度方。冲突过程中，中国政府一直为停止武装冲突、进行和平谈判做出努力。在印度政府坚持武力解决问题后，中国政府为了表示和平谈判的决心和诚意，主动将中印边界东段的边防部队撤退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并停止了巡逻。虽然中印之间存在结构性冲突，但是中国从未公开将印度视为敌人，始终坚持既争取又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在中国走上和平崛起道路之后，更加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尊重他国、重视和平。比如在南海问题上，中菲矛盾由来已久，但双方自1995年到2011年陆续签署了六个共识文件，从而达成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两国之间领土归属和海洋划界争议的共识。2002年达成的《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也明确规定，有关领土和管辖权的争议应由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然而，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出尔反尔，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提请申请，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有关争议提起强制性仲裁，并成立临时仲裁庭。直到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后转变对华态度、试图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立即搁置与菲律宾的领土纷争，淡化“南海仲裁案”，积极开展双边实质性合作。

此外，一个国家若视另一个国家为威胁，并采取手段进行遏制，即说明该国对威胁源有着强烈威胁感知。斯蒂芬·沃尔特在《联盟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威胁制衡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沃尔特归纳了四个威胁来源，包括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实力和进攻意图。其中，综合实力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因素，一国所拥有的综合实力的强弱与其对他国造成威胁的可能性高度相关。而进攻实力与综合实力关系紧密，尤指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上升;但是需要清楚认识到的是，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实力差距还非常大。根据2018年的军费数据显示，中国国民人均国防费为118美元，而美国高达2210美元。从中可见，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进攻实力远未达到可以威胁西方、威胁美国的水平，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难以达到。中国提高国防水平的目标非常坚定和清晰，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缘毗邻性关注地理位置与威胁感知的关系，中小国尤其关注这一点，因为毗邻的大国更易带来威胁，威胁感知更强烈。但是纵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可以发现并非所有国家都将中国视为实际威胁。虽然泰国对中国有所防范，但同时也积极进行合作，采取的是典型的中等对冲战略，而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亲华态度。如南海争端问题上，柬埔寨在东盟外长会议等场合下多次阻止将南海问题变为东盟框架内的议题，主张南海问题是双边问题，是少数对菲律宾持明确反对态度的国家之一。而缅甸表态呼吁各国保持克制，主张用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端。因此，地缘毗邻性并不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的决定性因素，周边小国的态度更能体现中国没有给小国带来现实威胁。

进攻意图作为观念性要素是难以量化、也是难以客观评判的因素。中国主张走和平发展道路、从未有过可以解读出主动进攻意图的行为。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从权力转移理论的视角，认为崛起的中国必然会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并因此采取很多干涉措施;西方学者和媒体的主流观点也多是“中国威胁论”。不过，并非所有国家的学者都习惯性认为中国具有进攻意图。例如印度学者阿嘎瓦拉在其代表作《中国的崛起威胁还是机遇》中提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西方媒体中，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专栏记者丹尼尔·伯斯坦也在其著作《巨龙》提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观点。英国记者詹姆斯·金奇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世界而言正释放出了“一股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共同繁荣的驱动力。”因此本文在威胁感知问题上不对进攻意图多作探讨和研究，而将重点放在实践行动的研判上。

综上所述，中国从未对他国政治和国家安全进行实际上的威胁举动，不具有威胁性。

3 互动性和平

上文已经对中国是否具有威胁性做出讨论，接下来本文将继续立足中国实践活动谈谈“和平”。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和平与威胁是行为体国际交往的其中两种呈现模式，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可是以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习惯性将两者作为极端对立的概念，它极端地将中国会带来威胁性的猜测当做结论，而忽视了中国与别国包括西方国家的和谐相处，也不考虑中国和平发展的可能。国内一般认为美国故意宣扬中国威胁论是政治上遏制中国的一种舆论手段，但某种角度上讲，其实可以说是美国基于自身崛起路线而形成的惯性思维的呈现。简言之，美国自身的崛起就是非和平的，所以惯用自己的思维定式来考量其他国家，认为别国也决不可能和平崛起，从而容易将别国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总之，美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充满扩张与征服的帝国主义侵略史。美国从发迹史出发，用单一的思维模式将中国视为“黑箱”式的国家，而忽视中国的内外政策都是以讲和平为基础的。

美国学者米尔茨海默将中国视为威胁，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仍然能很大程度上保持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很快中国将会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势，如今中国的军事建设就隐藏着可能的霸权意图;他主张美国应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历史上，美国也确实对中国贯彻过遏制政策。朝鲜战争战败后，美国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在军事上采取战争边缘政策威胁中国。对于美国的敌视以及侵略，中国在国际上建立起反对美帝侵略和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在坚决反对美国遏制政策的过程中，中国主动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31日，中印代表团进行正式会谈。经过四个月谈判，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中印两国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明确将中国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双边关系的原则。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之后，此原则成为中国和平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这个原则是“和平”的，此后几十年中，中国实打实地用行动贯彻并发展了此原则，落实了“和平”。

尽管中国自建立起就奉行和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用行动贯彻和平，但美国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有违国际道德的方式来干涉我国内政、激发矛盾、挑拨战争。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及其他反华势力曾利用中缅边界问题炮轰中国，污蔑中国好战而不支持和平。很多国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附和美国，对中国产生误解。面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睦邻政策，和平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用事实有力回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论调，打击了美国对华遏制政策。而且需要认识到的是，美国的这种身份判断方式并不是仅针对中国，也常常针对其他国家。2018年7月，特朗普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对于“谁是美国的敌人”这一问题，特朗普脱口而出：“欧盟！”历史上它基于这种思维定式，频频介入地区性争端和干涉他国内政，如美苏冷战、越南战争等。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任何行为都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带来显著影响。所以它的这些有违国际道德的行为常常引起区域性的不稳定、带来区域性的矛盾和冲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有意挑拨所导致的“不和平”现象，很多时候是导致产生中国和平崛起带来不稳定和威胁的错觉的元凶。抽丝剥茧来分析，出现在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非中国主动造成。

因此，脱离互动对象而单独讨论中国本身的和平行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将中国这个国家行为体还原于国际关系互动网络中。任何国际活动和结构，无论是权力政治结构亦或是国际制度体系，都涉及多个主体、多个问题领域，和平亦是这样。布赞曾提到，安全是相互依赖的，过分强调“自我”的安全政策最终会导致失败。西方与中国的互动不能太过于自我，和平决不是中国单方面就可以实现的。我们所要实现的和平，是一种处于国际互动网络中的交互活动，笔者将其定义为互动性和平，这种互动性和平的实现需要通过交互性的理解和构建才能实现。例如，习近平于2013年秋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成为中国“品牌”，在推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构建互动性和平上成果颇丰。以中俄关系为例，在全球治理中，中俄以上合组织、金砖组织等为平台，携手参与全球治理;在涉及两国的重大事件中，中俄也秉承着互相信任与协作的态度，2017年两国在双方“敏感地区”南海和波罗的海进行了联合军演来表达对彼此的支持，向世界展现了中俄的高度战略互信关系;两国元首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两个崛起的大国是无法和平共处的，但中俄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到2019年6月初，中俄两国关系上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了全球国家合作典范。换言之，西方如果真的希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实现和平就决不应该主动捣乱挑拨局势、随意插手别国事务、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別国发展的权力。虽然中国坚持和平崛起，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受到原则性侵犯时中国不进行反击。只要西方不进行上述有违国际道德的行为，中国的崛起将一定是和平的。和平是两方或者多方构建的，并不是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左右的。

4 结语

国内外学界和媒体对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有着较大差别，且在各自语境中都有一定局限。在中国威胁论于西方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和平发展道路。但国内学界在阐述和平崛起时更倾向于将其作为规范性概念，而国外的学界和媒体更少关注中国的实际行为，双方都容易纠结于话语传达上，各自局限在自己的语境里来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做出判断。本文认为，研究“中国崛起”是否是和平的，中西方应跳脱出各自语境，研判中国实际操作和行动本身。中国学者应谨慎不要落入西方语言圈套、恋战文字游戏。

从中国建国以来的实践活动来看，中国从未给别国带来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威胁、从未干涉或颠覆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中国和平崛起后更加没有运用过任一强制性手段对待别国。从斯蒂芬·沃尔特“威胁制衡理论”的角度出发，中国也并未满足成为威胁来源的条件。综上所述，结合事实，中国从来没有做出具有实际威胁性的行动，也未曾给别国带来现实危险。

然而西方，尤其是美国习惯性地将别国特别是中国极端地视为威胁，而忽视其行为是和平的事实。中国方已经通过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落实了和平。但“和平”本质上是一种互动性概念，这种互动性和平的实现是建立在双方乃至各方共同构建的努力基础之上的。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再随意干涉中国内政、不再对中国采取有违国际道德的措施、不再损害中国发展自我的权利，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一定会是和平的。

本文期冀，中国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点应不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言语阐述或规范性论述上，我们应更多关注中国的实际行为，以及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性和平善举上;通过对这些具体表现的关注，增强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说服力、对西方针对中国的消极言论进行强有力的反击。此外，通过对互动性研究的贯彻和发展，在互动中体现中国的和平理念与行动，从而更好地塑造中国的和平大国的形象、构建与别国的互动性和平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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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董坡）

作者：马淑娴

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研究论文 篇3：

“和合”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哲学诠释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的核心。“和平崛起”则是当前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战略。本文试图用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从哲学的维度来对这一伟大理论进行诠释，为当前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和合；和平崛起；和谐社会

曾煜（１９６２─），女，江西信丰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员；刘志飞（１９７５─），男，江西永新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２００３级硕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２７)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积淀丰厚，任何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无不受其熏陶和影响。和平崛起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的理论渊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本文试图用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从哲学的维度出发来诠释和平崛起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论述“和合”文化对和平崛起战略的哲学诠释之前，有必要先理清其源头。“和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最早确立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各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一致’和‘同归’之所在。春秋时，晏子以做羹为例论“和”与“同”之异，两者经调理后能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故《诗经》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接着史伯论“和同”，更加突出了两者的不同，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在这里，“和”蕴涵着“他”与“他”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因素、不同事物间的相互差异、相互作用、冲突融合而达平衡；“同”则是排斥差异的简单同一，从而事物难以相互生存与持续发展。

先秦诸家也崇尚“和合”。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礼之用”与“和而不同”的为人为政之道，揭示了“和”的本质内涵。孔子的“和”实际上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而不是简单同一，其实质就在于统一体内多种因素的对立与统一。道家也重“和合”，老子以“道”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墨子则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将“和合”视为处理家庭、社会、国家间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能和合，则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将陷于一种交相恶的状态之中。故有“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和合。天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和”可以说是万物生存之基与万物的恒常性之所在，人类要像万物恒常不绝，就必须知“和”，始终处在和谐相处的统一体中。

可见，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和合”主张不一，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内在联系却有着殊途而同归的看法。因而，我们要按照和合原则来处理家庭、社会、国家间的各种关系，才能使人相互爱护、相互帮助，天下而归同，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分合变奏，全面映射出中华民族的深沉忧患。可以说，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主要形式和生命智慧之所在。

二、“和合”文化的现代承接与突破创新

和合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传统和合思想需要承接，更需要发展与突破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在对国内外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寻找一条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艰辛的探索，我们坚持这条道路义无返顾。新一代领导强调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水平，实质上就是决心把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进行到底。中国之所以要选择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和蹂躏，深知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己所不与，勿施于人”，这就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根本目的乃在于实现中国１３亿人口之根本利益，唯有和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唯有发展，人民才能丰衣足食。实践还表明，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崛起发展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且发展很不平衡，面临一系列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加上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国土广袤、市场广阔，具有小国不具备的物质条件，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崛起的根本基础。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不仅人口多，而且可耕地少，资源人均量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民族众多；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崛起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了中国和平崛起困难的方面和动力的方面，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现实国情而又放眼未来。和平崛起的基本特征有：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以平等包容的精神寻求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核心，避免因物质和偏见引起冲突，妥善处理因利益引起的冲突，争取国家间的双赢或多赢，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说，和平崛起已成为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尽管这是中国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来描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但笔者认为，这一思想并不是当今中国为了让世人接受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与我国现今社会制度赋予中国的特殊禀赋，它提出的理性趋向在一定意义也是向“中庸”、“大同”、“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文化传统的一种回归，是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主权观念和外交理念中的一种再现，这一深层变化趋势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和合”文化与和平崛起

中国正在和平地崛起，中国必须和平地崛起。但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和平崛起，将面临“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从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上看，目前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还较复杂，下面就“和合”文化对中国和平崛起来进行哲学诠释：

１．“和合”文化与坚持统筹兼顾，做到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

（１）“道中庸”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传统“和合”文化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曰：“不偏之谓中，不易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指人们非常稳定的发展状态和行事的最佳状态，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也指人们做事时要依据一定事物在时空上的运动变化，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确定一定的质，从而找出事物发展的新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和抑制人们的个性发展，即并非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与社会规律，从而使社会发展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庸”思想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力。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以及新时期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辨证地协调了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强调了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也是解决当前中国一切矛盾问题的关键。我们正处于２１世纪的头２０年，这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和利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到２０２０年国内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么中国就能实现和平崛起，就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２）“兼容并蓄”与对外开放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与社会共呼吸的和谐状态，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采取学习借鉴、兼容并蓄的态度。《易经》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认为大地具有宽厚载物的德性，君子应效法大地，养成宽厚兼蓄的品格。《中庸》也讲：“万物养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认为包含不同成分的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实生物，土、木、金、水、火杂以成百物”，君子应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应兼容并蓄。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强调和谐宽容、兼容并蓄的民族与崇尚权力与对外征服的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民族特性的原因，这也决定了我们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中国要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率，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把基本实现现代化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加上大胆借鉴吸收当代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有益文明而又弘扬中华文明，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融合问题，为中国和平崛起开辟全新的领域。

（３）“协和万邦”与社会稳定，实现各民族团结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思想的普遍性原理，它贯纵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横摄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协和万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中：“克明克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明于变时雍”。“亲九族”，就是指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宗族；“平章百姓”就是要进一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进而使各邦各派团结起来，进而协和万邦。它体现了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使各民族和谐共存的原则和理想。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强调了“人和”与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和合就能达到和谐，和谐就能团结而社会有序，按照和合原则来处理家庭、社会、国家间的各种关系，就能使人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而天下归同。

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复杂特点，各民族、各阶层追求的利益多元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多民族国家的复杂国情与境外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等交织在一起，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国内形势使得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也决定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中国的稳定繁荣，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贡献。如何来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确保国家秩序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公平分配，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满足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利益就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与最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

可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改革而又统筹兼顾各方面的战略关系和利益关系，做到改革、发展、稳定相结合，形成实现和平崛起所必须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２．“大一统”与坚持祖国的和平统一

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永远珍惜“和为贵”的道德传统，自古就崇尚和谐统一的“大一统”思想。《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基本理念就是“天下一统，和而不分”。到了汉代董仲舒时期，“大一统”理论基本成熟，成为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和广大人民所表达的政治理想。可见，维护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价值取向，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借鉴了传统文化中求统一的价值取向，开创了国家和平统一的新气象，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和平顺利地先后实现了香港、澳门的主权回归。但中华民族目前尚未完全统一，我们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它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曾做了大量的努力，以最大的耐心和信心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２００５年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中提出的“只要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我们决不放弃和平努力”。然而，目前的“台独”分裂势力对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进行单方面的挑衅行为，已构成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台独”分裂势力将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将严重干扰中国顺利实现和平崛起，也将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违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面对“台独”，和平应当是目标而不是现实，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求一隅偏安，争取和平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我们的国防。正如毛泽东所说，“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偏安则和平亡”。中国的崛起必须是和平的，我们的战略是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崛起并不意味着软弱，放弃保障自己的手段。

３．“和而不同”与坚持独立自主，实现世界和平共处

中华民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历来信奉“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和平共处理念。早在春秋时期，史伯论“和同”（如前文所述），强调各种不同因素、事物间相互差异，相互作用而冲突达和合。孔子强调“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为人、为政之道。墨子则从“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出发，将和合视为人与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指对自然、社会、他人、其他文明，以宽容温和的态度待之，使双方或多方能够和平共处；强调在坚持自己的信仰、规范与价值时，也能够允许与自己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他人的信仰、规范与价值的存在，只要这种信仰、规范与价值不构成对自己的伤害。可见“和而不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和合”精神在民族、国家、文化等层面上的重要体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和而不同”理念在现代的运用，它已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也为我们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按照和平共处的原则来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如邓小平所说，“要特别妥善处理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了，就等于处理好了我国一半的国际关系”。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界，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和平崛起。“永远不争霸、不称霸、广交友、不树敌，和平共处”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选择。

总之，“２０多年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实践表明，我们摈弃了近代以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以为离开世界也能自我发展的封闭式发展道路；又摈弃了近代以来世界后兴大国依靠武力打破原有国际体系，依靠集团对抗扩张以争夺霸权的崛起道路。我们已经、正在，还要下决心继续走的，仍是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后兴大国和平崛起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摆脱大量可能引起的对抗和冲突的矛盾与摩擦，从而赢得宝贵的发展时间和行动空间，抓住本世纪头２０年的战略机遇期，以实际行动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双赢”或“多赢”，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建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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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莉茹】

作者：曾　煜　刘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