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精选6篇）

篇1：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之路

——观《大国崛起》有感

《大国崛起》是一份沉甸甸的智慧，它以理性的态度、开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较为客观地解读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九国先后崛起、叱咤风云的辉煌历史，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一个国家的崛起是辉煌的，但在这荣光的背后，无时无刻不飘荡着战争的血腥与罪恶。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战争造就了一个个世界性的大国，一个大国的崛起历程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战争史。

大国的崛起在新时代可以不依赖战争，新的大国崛起的道路有待探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就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战争是政治博弈的延伸”，战争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国家间利益矛盾、打破旧国际秩序、建立新的世界格局的最有效的手段。战争固然是残酷的，但战争的胜利能极大地提高国家的地位，为国家获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与所需的发展资源，使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奠定了不可代替的基础。战争带来的红利是巨大的，因此，一个国家的崛起总是会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战争，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助推剂。

回顾过去5 个世纪大国的崛起历程，大国的崛起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荷兰奠定欧洲领先国家的地位是始于赢得抗击西班牙人战争的胜利并获得独立之后。法国的头号欧洲陆上强国的地位是通过三十年战争及1657年和1667年的两次对西战争的胜利获得的。英国的崛起始于16世纪末的伊丽莎白时代，但直到19世纪初通过联合其他欧洲大国击败拿破仑帝国后才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间，英国先后在军事上击败了当时欧洲的海上及陆上霸权国。英国海军先是1588年在大西洋一举歼灭西班牙“无敌舰队”，继而从1652年开始，又三次对荷兰开战，彻底剥夺了荷兰殖民及海上优势。18世纪英国又与法国展开激烈的霸权争夺战，从1689到1815年，先后与法国展开了7次大战。其中1805 年英国在特拉法加海战中的胜利，不仅标志着英国在海上彻底战胜法国，而且也确立了英国长达百余年的海上霸主地位。德国的崛起则是经历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次战争的胜利才最终完成，而日本则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后才获得了大国地位。美国的世界大国之旅始于1898 年的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正式确立了它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地位。

然而，战争却好比一把可怕的双刃剑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地位既靠军事力量的使用而赢得，也因它的过度使用而丧失。

为欧洲最先崛起的葡萄牙，通过1143年光复领土战争的胜利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然后在取得环球航海领先地位后，为了扩大自己的领地，继而展开对外扩张战争，最后随着战争的失败而将海上霸主地位让位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西班牙在伊莎贝尔女王的领导下，于1492年1月2日通过格拉纳达一战的胜利而结束了长达800年的土地收复战争。随后也展开了对外的征

服战争。最后随着英西海战的失败而将海上霸权让位于英国。于1581年7月26日赢得了独立战争胜利的荷兰，通过民间集资的方式成立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在海洋上彻底冲破西班牙的封锁，建立了全球殖民帝国。但最后也随着三次英荷战争的失败而将海上霸权让位于英国。

英国的崛起始于1588年英西海战的胜利。在随后的岁月中，英国首先通过三次英荷战争的胜 利迫使荷兰接受了《航海法》，其后于1763年打败法国赢得英法七年战争，又于1815年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英国最终通过战争建立了其庞大殖民帝国。不过最后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彻底将霸权让位于美国。法国通过1789年的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随后，当拿破仑民选上台当上皇帝后，便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征战，先后四次打破欧洲大陆的反法同盟，建立了一个几乎囊括整个欧洲的法兰西帝国。但法国最终还是被反法同盟击败。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却是法国走向衰败的真正开始，尽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但法国已是筋疲力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惨败于德国，尽管在盟国的帮助下获得解放，但战争却使法国散失了欧洲大陆第一大国的地位。1862年9月30日，普鲁士开始实行首相俾斯麦所谓的“铁血政策”，对外发动战争，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此后，为了取得全球霸权，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不过在两次大战中都被击败。日本1853年被美国强迫打开国门，开放横须贺港口并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等世界大国也纷沓而至，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从1868年开始实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向强大，并通过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与 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大国地位。但日本征战并不止于此，1931年攻占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1945年被同盟国彻底击溃。

俄国自1689年彼得大帝实施改革以后，也开始了对外征服战争，1702年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 发动第一次对瑞典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自此以后，俄国励精图治，改革军队，终于在九年之后赢得了对瑞典的战争。在彼得大帝以后，叶卡捷琳娜二世用了34年的时间，先后打败土耳其，瓜分波兰，领土扩张至北美洲。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打败拿破仑，成为欧洲神圣反法同盟的盟主。1914年第俄国被拖入一战的战争泥潭，内部矛盾也激化，从而导致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1945年，通过苏德战争的胜利，最终成 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1991年苏联走向解体，苏联的解体尽管没有通过战争，但疯狂的军备扩张却是拖垮苏联的关键原因。

1776年7月4日，经过8年独立战争，美国宣告独立，又经过南北战争而走向强盛，美西战争和一战而崛起，最后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终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不过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却导致了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威信的受损。

战争带来了灾难，却是大国摆脱落后，实现崛起的最彻底的途径。

战争带来了崛起，却是大国跌落顶峰，走向衰败的最致命的毒药。

可以说，九个大国的崛起充满了血腥，多建立在对别国掠夺侵略的基础之上，而今天我们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决定的。

在新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这不仅大大地降低了大规模全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同时也极大地提

高了战争的成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和普遍装备，也使得各国的当权者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此外，和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国际民间团体组织影响力的增强，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紧密，这些因素使得战争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和平的力量在渐渐增强。新时期的国内外环境，和平崛起成为中国人民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崛起之路。

中国一贯倡导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侵略和对外扩张不是中国人民的风格，现今的世界不是以侵略和霸权所能统治的。在现今的世界格局中要发展中国，就要找到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确认识和摆正我们的位置，还应看到我们在教育上存在的差距，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再教育等，经济的发展是提高国家地位的首要保证。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性大国，就要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唱主角，做弄潮儿，敏锐捕捉世界经济的脉搏，使中国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并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百年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更替启迪人们：崛起，随战争而起，也随战争而落，今天的中国决不能走过去资本国家发展的老路，陷入极盛而衰的循环。一个民族的崛起，应是以前瞻性的眼光瞄准事物变化趋势，立足创造性地化解难题，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的过程。进入二十世纪后，寻求摆脱危机的良策，保持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则是崛起的必然要求。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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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和平崛起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崛起的发展道路问题，我国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温总理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同年12月26日，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2004年3月，在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通路，不同于以往西方列强通过侵略、征服、控制的途径，掠夺、攫取别国的财富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自主创新，采取和平的方式，增加财富，实现自身的发展。

和平崛起，作为我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提出后不断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且这一决策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一）历史性

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重视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始终流淌着“和”文化的传统，有着“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宽大胸襟。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深深根植于“和”文化的底蕴之中，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所阐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的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曾经饱受战乱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人民从苦难经历中养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铸就了酷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中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首先用做战争工具。“自古知兵非好战”，成为历代军事家的格言。

二）现实性

一是我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也是基于对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正确把握。中国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由各种条件决定的。如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党的领导、人民的愿望等。中国越发展、越强大，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人类历史证明，任何民族要想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都必须以抓住机遇为前提。谁抓住机遇，谁就能争取主动，赢得发展；反之，就会丧失机遇，陷入被动和落后。

放眼世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的战略选择。俗说：“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所强调的，“能否顺应时代潮流，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

回看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成功的开辟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找到了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当代的中国正在步入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一个全面竞争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21世纪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也将是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难得，能否抓住这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关系到我国能否加快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二是我国今天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国内来说，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因为我国的独立和主权，是一国能否自主于世界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全有无保障的基本标志。从国际方面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时代的要求，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外交活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正是这一民族品格的承继和光大，所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这一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我们跟众多国家建立了伙伴或合作关系。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妥善解决同周边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同世界各国携手反对恐怖主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如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伊朗核问题上坚持促谈促和。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如在美国攻占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是坚决反对和批评，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高度负责感。

所以我相信中国的明天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明天。

长沙县一中k278杨灿

篇3：中国和平崛起与推展文化贸易

关键词：崛起,和平融入,文化贸易

21世纪以来, 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度发展, 中国崛起成为热议的话题。中国崛起, 是指中国迅速成长或发展为世界性大国。中国有着多方面的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和条件, 但中国能否崛起为世界大国, 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 涉及到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复杂环境及因素。其中最关键的, 还在于如何选择自己的崛起之路, 如何实施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战略。本文将从中国崛起道路选择的角度, 分析推展文化贸易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1. 崛起的含义与特征

崛起, 汉语意为“兴起”或“突起”;英语中相应的单词是“rise”, 词典的解释是“move up wards” (上升) , 或“become more powerful” (更有权力) 。这一用语, 西方最早是用来反映“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而现代意义则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 其实力的增强足以对地区或世界的格局和稳定产生明显的影响。

无论哪个国家, 都希望自己的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的实力能不断持续地发展, 在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加强本国军事保障、巩固本国社会稳定的同时, 缩小本国和其它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差距, 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 体现自己在地区或世界上的影响力。所谓崛起, 就是这种发展的特殊形态或表现。

崛起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发展。细究起来, 其特征有三: (1) 国家实力较大幅度的提升是和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 是实力差异明显缩小甚或反超的进步。因此, 从这个角度讲, 崛起的概念侧重于横向的实力比较, 没有其它国家作为参照, 就不存在崛起。 (2) 国家实力在一定时期内非常迅速有效地实现提升, 其过程是迅速的, 其进步是明显的, 其加速度有目共睹足以引起关注。 (3) 国家实力的提升足以影响地区秩序或世界格局, 其效果会影响到一定范围内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会影响到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政局的稳定, 也会影响到其它国家文化的进步或消退。总之, 崛起无论如何都将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明显的烙印。

所以, 崛起的概念, 刻画了国家追求期望状态或目标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反映的是国家的这种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2. 中国选择的是和平崛起

一部世界近代史, 西方诸大国此起彼伏兴衰交替,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大国能否和平地崛起, 崛起后能否维持和平”?西方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以为, 大国崛起必定要求修正现存国际秩序, 改变现有国际体系, 甚至不惜以武力重新排定座次, 发起反体系运动。中国是一个大国, 正在快速崛起。中国将如何使用快速增长的实力, 自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此, 我们的明确回答是: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中国将和平融入现存国际关系体系。最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 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世界史上不少国家都经历了各自的崛起过程。根据其过程的平稳与否, 可以分成和平崛起与武力崛起两大类。

武力崛起, 兴也武力, 败也武力, 且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霸权不能长久, 国运也会迅速萧条。以法兰西第一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例:军国主义体制曾经带动其综合国力一度迅速上升。但拿破仑、希特勒和日本右翼军人对外毫无节制地扩张, 企图推翻现有国际体系, 称霸地区和世界。实施军事暴力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兴也勃焉, 亡也忽焉”, 拿破仑法国只存在了16年, 希特勒德国也只有12年。这些国家从崛起到覆亡非常短暂的事实证明, 穷兵黩武导致分崩离析, 侵略扩张招来灭顶之灾。不正确的对外行为难以维持现有实力, 暴力大国挑战欲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 最终反消耗掉了崛起过程中积累的成功果实。

和平崛起, 其过程是和平的, 维持崛起之路是和平的, 崛起的目标也是为了争取世界的和平。英国的崛起, 在硬实力跃居世界第一后总体上仍和平对待现存国际体系, 对欧洲大陆则继续实施平衡战略, 而非寻求统治地位, 从而避免了在与列强的争霸中消耗掉自己的实力。通过成功的战略, 有效地维护了崛起之果至一战前夕。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是谨守孤立主义原则, 既不过早卷入欧洲的权力争斗, 也不主动挑战现存体系, 从而成功地将实力维持至二战前夕。二战及战后的冷战则给了美国另一个成为超级大国的机遇。可以说, 以平衡战略或有限孤立政策正确应对现有国际体系, 而不寻求以武力改变之;不过分卷入直接的战争和权力争斗之中, 以获得相对安宁的发展环境的和平崛起之路, 是英美成功的重要归因。

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 一国只有依靠和平方式实现崛起, 才能不断发展自身的实力;只有在崛起过程中致力于维持和平, 才能不断提升并保持国际地位。

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一方面, 过去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坚持了和平发展道路, 才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国得以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经济飞速发展,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人均GDP还排在世界90强之后, 东西部之间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中国的繁荣是否可持续, 正面临转型的压力, 所以今后中国崛起的重点仍在经济。另一方面, 二战结束了以武力殖民方式劫夺财富的时代, 当今世界, 已不允许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再通过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去获取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了。在现存国际秩序下, 经济问题只能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 谁也不可能通过武力威胁或战争方式来赢得贸易战。所以, 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并不断加大力度, 充分利用国际分工积极参与到现实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尤其是要学会利用现有的国际规则, 在贸易争端与反争端、制裁与反制裁、报复与反报复中发展壮大, 以世界贸易的成果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 保住崛起的胜利果实。

总之, 和平发展, 通过经济贸易融入世界体系, 以寻求全球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是中国唯一可行的崛起之路。

3. 中国要和平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摒弃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对外扩张老路, 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崛起理念。中国决心走一条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全新道路。

有人认为, 成为世界性大国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得到自由伸张。正是这种错误的看法屡屡给世界带来危险。其实, 越是强大的国家, 越需要节制。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解决世界性的问题, 因此更需要世界性的合作。一个大国, 只有自我节制并为国际体系提供公益, 才能够存在。历史上那些一味伸张自家主张、动辄以暴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国家, 都好景不长。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即使它很强大, 可以经受大多数国家的联合抵制。当年, 俾斯麦采取了一系列联盟策略, 以避免所谓的“联盟梦魇” (即周围国家联合抵抗德国) 。但俾斯麦之后, 德国放弃了这项策略, 结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 曾经的荣耀转变为苦酒。

中国决心以和平方式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 是基于对世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规律性认识。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加速、相互依赖程度提高、相关国际制度作用增强的背景下,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 决定了中国不愿挑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而是要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实现崛起。中国认为自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并引以为自豪;中国致力于通过交流、沟通、融会的方式完全走向世界, 而无意于通过非和平方式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或颠覆现存国际体制, 无意于发起反体系运动。正是出于自身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和“万物并育不相害, 道并行不相悖”的共存共荣价值理念, 中国毫不动摇地选择了和平崛起之路, 选择了在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基础上, 实现自身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因此, 中国的崛起自然是以和平方式融入现有国际体系。

和平融入是中国对现存国际社会的体制、体系和秩序采取维持现状并积极参与的基本行为取向。中国之所以在对待现有的国际体系和规范上不作革命者而做修正者, 是因为现存的国际秩序虽有不公正、不合理之处, 但中国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和发展, 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到这一体制之中, 成为现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通过对现行体制和体系的参与,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提升方面也已成为受益者。在此情况之下, 如果通过革命的、激进的方式来挑战现有的国际体制和秩序, 不但会引起霸权国的猜忌, 也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 从而无端消耗现有的实力地位和社会资本资源。

和平融入外交战略表明了中国对待国际社会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善意态度, 展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 以和平手段最大程度争取国家利益的诚意。

4. 和平崛起不可或缺文化贸易

无庸讳言, 中国要追求世界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国际影响力。但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以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为前提的。中国既然选择的是和平崛起, 就不会以武力征服和暴力胁迫的方式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 而要以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去实现。文化的力量虽然潜在和无形, 但却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影响甚至改变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 从而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文化手段相较于政治和军事手段, 其选择更为灵活多样, 可接受性更强, 作用更为持久。可见,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在当今多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 我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不仅要有硬实力的支撑, 还必须通过文化软实力的运用。

和平崛起要运用软实力, 软实力的发挥要通过文化传播。文化的传播是张扬国家吸引力, 赢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化的传播实现和平崛起, 圆大国之梦, 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内在规定, 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因为它将证明人类能够以理智与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大国崛起引发国际冲突这一千古难题。

传播能否达到转化的功效, 方式具有决定性。在当今的现实世界, 传教士的福音传播往往被看作是文化侵略, 而文化产品的贸易则不然。在世界市场上, 自由贸易是公平公正、自觉自愿的, 绝无任何强制和胁迫的因素。因此贸易才是最好的文化传播方式。堂堂屹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应有足够的自信, 完全可以通过友善的公平交易方式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价值体系弘扬到全世界。

5. 推展文化贸易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作用

毫无疑问, 无论是从实现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方式来讲, 大力推展文化贸易将在中国和平崛起中起着不可忽视、无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作用。

(1) 发展文化国力, 实现世界文化大国地位。

世界大国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 也是其他国家的一种尊重。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兴衰更替的规律表明, 要成为世界大国不仅要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 也要拥有强大文化国力, 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于国家来说, 一方面,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 是一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组织和动员、能否发挥最佳效能的保障因素。另一方面, 文化也是世界大国能够吸引世界其他国家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强大力量。拥有强大的文化国力, 才能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 才能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因此, 世界大国必须拥有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及文化理念, 必须提供能对国际社会具有引导力的文化形态, 否则不仅难以被世界其他国家所认可, 而且其自身实力的存续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证之战后, 相比美国, 前苏联不仅略输于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 更稍逊于其源自文化的吸引力。所以文化的 (政治哲学、官方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 失去活力而日趋僵化, 是导致前苏联迅速走向衰落直至超级大国地位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至于日本, 因为缺乏足够强大的文化国力, 缺乏一个大国应当具有的富有魅力的民族个性和国家形象, 虽则早已是经济大国, 但却终究难成世界大国。所以, 在一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 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着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 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 关乎着崛起之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

中国文化国力的发展担负着中国崛起的历史使命, 它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崛起, 也有助于确保中国崛起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实现。中国要崛起, 要和平崛起、和平融入世界体系, 就不能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要想建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 就必须承担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具有的全球文化责任, 不仅在国际秩序的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且能对世界文化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强大且富有亲和力的文化存在, 将不会有对世界文化的足够贡献, 将不会成为世界大国。

然而现实是, 当前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远逊于中国经济政治的世界影响力, 与其国际地位颇不相称。文化贸易长期处于巨额逆差, 决定了中国文化难以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究其原因, 是文化产业化进程刚刚起步, 许多文化还未成为产品、还难以走出国门。要实现中国文化国力发展使命, 就要推动丰富悠久的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促进文化的产业化、产品化, 通过推展文化贸易实现中国的世界文化大国地位。

(2) 传扬中华文化精髓, 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五千多年的丰厚历史土壤, 涵养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和合与中庸思想乃是其精髓和主要内核, 它包纳了我们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和合强调和而不同与多元共存, 崇尚和为贵、反对战争和征伐;中庸主张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 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种中和内涵的特征和本质必然是和平主义、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统一。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空的阻隔, 这种原本极具亲和力和吸引力的文化精髓和内核却“养在深闺人未识”, 未能广布寰宇泽被天下, 影响力远未达到其应有的程度。酒好也怕巷子深, 对于文化来说, 传播不到位, 何谈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 贸易、投资以及其它国际交往中的矛盾、摩擦乃至冲突增多呈现, 中国威胁论也一再被提及, 一方面虽属正常, 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中国文化精髓和核心理念传播得不够, 中国文化的许多要素还没有建广泛的世界认同, 这种局面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地位是不相称的。大力推展文化贸易, 必将促进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加深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精髓的接触和了解。当然, 文化的传播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中国文化也要在传统的基础上, 结合当前世界形势和中国崛起的发展需要增进普世性, 融入公正、平等、正义等价值取向, 使中国传统文化也能为当前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而增强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助力中国崛起目标的实现。

(3) 推动国际文化的多边合作与对话, 参与国际文化机制的建设。

一方面, 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尊重、平等相待, 是建立在世界文化多姿多彩, 不同形态并存共生的基础之上的。它们各自都有其特定的生存条件和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合理成分, 而没有高下之别、贵贱之分。因此, 只有求同存异、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才能共同发展。另一方面,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既有的国际文化格局和文化秩序被文化全球化日益明显地改造着。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要素冲破民族国家边界, 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领域, 极大地加速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或碰撞。

中国一贯秉持多元共存、平等竞争的价值观对待国际上的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 愿意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 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为我所用;同时也注重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从而使其具备普世价值共同观念, 促其走出国门、惠泽全球。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众所周知的外部原因, 和自身传统文化的保守、内敛、谦和退让的特质, 中国曾长期疏离于国际机制的创建与管理, 在大多数国际机制中的反应都比较消极, 亦被排除国际文化的多边合作与对话机制之外, 致使中国对他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及相关安排只能做出被动的应急式反应, 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中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话语权和影响力受到消解, 难以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和应得的文化权益。

中国要发展自身的文化国力, 当务之急一是要在文化领域真正建立起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各种文化———尤其是西方及美国文化的战略对话关系;二是要参与国际文化规范、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一方面要强化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领域里的南南合作, 共同倡导一种更为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要在同西方及美国的文化对话中为自身文化发展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在参与国际文化机制建设中反映中国的文化主张, 这既有利于中国在崛起进程中维护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利益, 也能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不同民族间的互信与理解贡献中国的文化力量。大力推展文化贸易, 既有利于推动国际文化的多边合作与对话, 加强与促进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交融, 实现多元文化共存的目标;也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文化机制的建设, 从而改善中国的文化安全环境, 使中国文化在与其它民族文化的共生共存中实现自身的文化权益, 获得安全与发展, 从而增强中国的文化国力。

(4) 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拓展中国文化的战略疆域。

文化战略疆域的拓展, 是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疆域一词, 在一般的词典里解释为领土。然而战略疆域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领土, 而是指国家在战略上的影响力或影响作用范围。一般来说, 地区大国战略疆域是其周边地区, 而世界大国的战略疆域或势力范围则超越了本地区遍及全世界, 战略疆域的范围正是这两类大国的分野。大国战略疆域的拓展其实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客观外显。文化战略疆域就是文化的战略影响力所及范围。把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范围扩展至世界, 是中国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必有之义。随着和平崛起的不断实现, 中国需要适时建立和不断拓展自己文化的战略疆域, 使世界在尊重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同时, 也尊重中国关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文化有必要也完全有能力走向世界。然而如前所述, 当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还主要局限于自己的周边地区。大力推展文化贸易, 加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 是拓展中国文化战略疆域的有效途径。

(5) 形成文化产业化的倒逼机制, 推动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应用, 世界各国都明显加快了文化产业化步伐。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文化贸易发达程度成了衡量各国外贸能力进而影响其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相形之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一是文化产品贸易额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偏小, 二是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存在着巨大的逆差。这表明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规模严重不足, 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提高。

导致中国文化产业不发达、文化产品竞争力不强的原因之一, 是中国文化的商业意识淡薄, 文化的产品化程度低, 文化产业化机制不健全, 政策不配套。只有文化产品真正走出国门, 文化国力得以真正壮大, 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才能得以迅速提升。因此, 应适时地强调文化走出去战略, 通过大力推展文化贸易来形成文化产品化、产业化的倒逼机制, 推动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化。

(6) 实施文化输出与扩散, 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话语权。

文化产品是特殊产品, 其特殊性不仅表现在文化产品的价值上, 也表现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业价值, 而且传播并建构着文化价值, 对社会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化产品的发展与传播, 不仅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更多的贸易利益, 而且可以随之输出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 从而使国家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得以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扬, 使各国民众有更多的了解和接受, 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美国学者约瑟夫也曾精辟地指出, 国家“软权力”受到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文化内容的强烈影响。实际上, 文化娱乐市场是一个思想、意见市场, 并最终是一个身份认同市场。而文化产品的消费对消费者偏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 各国文化产品在这个市场中的竞争,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间话语权力的竞争。

大力推展文化贸易将能有效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话语权, 从而推动大国地位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胡宗山.大国经验与中国崛起的应对战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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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自成.中国迈向世界大国之路[J].国际政治研究, 2003 (3) .

篇4：西方和平衰落与中国和平崛起

三大困境加剧西方衰落

西方文明的魔力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魔力在于极大创造物质财富。“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发展，让经济从政治与社会的附属中游离出来，并成为政治与社会的基础。然而，资本的虚拟化发展，使得产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在国民经济中，不创造财富的金融服务的比例越来越大，而创造财富的生产制造则不断萎缩。这种虚热实冷的态势使国民经济失去了重心。资本在虚拟化的同时，也在加速国际扩张，这就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全球化下，企业全球布局，跨国避税，如此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企业利润去国家化，就业形势不断恶化。如今，发达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达到两位数，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40%，这些无所事事、牢骚满腹的荷尔蒙分泌过剩者，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源头。

长期以来，“自由”与“民主”一直是西方张扬于世界的旗帜。但是，正是自由经济，直接引发了世纪金融大危机。危机爆发后，英美政府以“国有化”重拳出击，挽资本主义狂澜于既倒，与此同时也终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经济的旗帜滑落了。民主不仅不能有效应对危机，而且还是危机的滥觞。民主政治靠选票，而选票靠广告，广告则靠钞票。政治家一面为讨好后台金主，减少对资本节制、监管，导致投机、敛财肆虐，埋下危机的种子；一面为讨好选民，直接导致公共开支不断增加。政府支出不断增加而收入持续减少，由此债台越垒越高，最终不堪重负，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所谓“民主政体”越来越捉襟见肘，无法有效应对市场的变化、危机的变化。正是所谓的民选政府，为集团与党派利益而无止境恶斗，让危机持续焖烧与延烧。民主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制度双双失败，显示西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困境。

资本主义原本就是一类社会形态，然而在冷战中，在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抗中，资本主义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原本也因富有弹性，在危机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修复而被神化，成为一种信仰。但是，资本主义竭尽放大人类理性，而忽视人类感性、文化的影响，将资本贪婪推向极致，将道德、良知、秩序、环境等人类一切积极、美好因素，纷纷卷入市场这个“撒旦的磨坊”，碾个粉碎。在大危机的作用下，被资本牢牢绑架的政府，在无力从富人那里征税以维持巨额开支的同时，只有不断削减公共开支，拆散福利社会，退却安全保障等积极外衣，回归原始资本主义的本真，这样，资本主义的信仰在西方发达国家大众那里动摇了。

西方将和平地衰落

周期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一个文明，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东方的儒教文明，南亚的佛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东南欧的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等，都在地球上刻下了自己的灿烂辉煌而由今人考古研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革命，使西方文明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载体上，以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为动力，以物质财富创造为核心，以工业化、城市化为路径，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赢得了对其他文明近乎绝对的优势。

但是，西方文明的胜利，本身包含着衰退的因子。当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动力丧失，工业化、城市化走到尽头，被物质财富包裹的精神越来越贫乏的时候，西方文明的内在活力便不断衰减，外在表征不断衰落。长期沉迷于安逸享乐、寅吃卯粮引发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新老帝国主义不仅难有能力、也无意愿发起大规模战争，而且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也表明，战争也无法有效促进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新兴大国谋求和平崛起，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内崛起。因此，西方非常有可能在和平中衰落。

西方和平衰落的重要体现就是当今去全球化日趋抬头，民族主义、新孤立主义日益兴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但是在美国企业从全球化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美国政府、国民却成为全球化的大输家，双双陷入债务泥淖而难以自拔。欧洲、日本，同样也多半因全球化而把债务的悬河越抬越高，欧洲因此陷入持续的金融、经济与社会动荡，至今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金融危机爆发后，长期以自由经济卫士自居的美国，第一个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在其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特别规定了“购买美国国货”条款。而后，不惜操纵舆论，像演电视肥皂剧一般，搬出一连串包括“丰田门”在内的贸易摩擦，无所不用其极地保护美国企业，增加国民就业。其他发达国家则纷纷效尤，甚至出台驱逐外国劳工等极端措施。

西方将阻止或延缓中国和平崛起

在金融持续动荡、经济持续低迷、制度困境难以解脱、信仰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形下，资本主义显然身处总危机的火山口。如若国际社会一团漆黑，那么满腹怨气的大众只有在黑暗中忍耐和摸索。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得光彩靓丽，这势必对身处火山口的资本主义构成最大威胁。熄灭中国灯塔，打掉“中国模式”，阻止或延缓中国崛起，未来很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主要目标。如此，积极向上但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江河日下而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由此滋生。

首先看贸易战。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中国对外贸易势头最盛，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灾区。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世界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西方加剧对华贸易摩擦，这是正在进行时，而且很可能数量越来越多、节奏越来越快。不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贸易战总是双刃剑，在损害中国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会损害美国消费者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个零和、至少是西方没有多大赚头的博弈。同样，从世界经济史尤其是近30年的经济史来看，金融战、货币战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来说不仅胜算大，而且收益也大，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金融业上占有绝对优势，近几十年来，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攻城略地屡屡得手，由此金融资本获取丰厚的财务收益，而国家则获得战略收益。综观当今中国复杂的经济态势，未来西方若选择从中国急速大规模撤资，让中国陷入一场金融危机，则可以较好地实现金融家财务与国家战略的“双赢”。

透视国际金融史，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两个阶段的运动，才有可能令东道国陷入危机，完成对一国财富的转移。美元资本进入中国，经由人民银行结汇，逐一形成人民币资产；相应地，中国增加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美元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内容是要求中国尽量对外开放，降低美元资本流入门槛。当美元资本完成投资周期、布局到位、吹起资产泡沫后，就要实施反向操作，急速大规模撤离中国。在这一阶段，美元资本的主攻方向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资本项目实质性开放，使得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尽量多地换取美元而顺利撤离。美元资本急速大规模撤离，在南美、东南亚等国，都引发了经济金融危机。

篇5：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在此，我就“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这个总命题，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我的一些思考：――怎样看中国的发展，――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怎样看中国崛起与中欧关系。(一)第一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远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面临一系列大规模发展难题的发展中国家。什么叫“大规模发展难题”呢?这可以用两道最简单的数学题来说明。一道乘法题，一道除法题。乘法题是：无论看似多么小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点，只要乘以13亿(我这里指的是中国的人口)，那就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规模的问题。而除法题是：无论绝对数量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相当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实践证明，中国活跃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愈益充分地调动起来，那么中国人的劳动力、创新力、购买力，中国的凝聚力和增长动力，以及由此而给世界带来的增长动力，又是联系于13亿的另一道数学题。总之，中国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从领导层到全体人民，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单单这件事，就够我们从现在算起的两到三代中国人，很忙很忙的了!(二)第二个方面，怎样看中国的崛起道路。这里根本之点是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5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征的战略道路。这就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关于这条道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战略抉择。这个抉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时，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兴起，中国领导人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把全部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又一次历史性战略抉择。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同反全球化两股潮流的对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领导人果断地确定了进一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又“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新的水平。关于这条道路，其次我要强调一点：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像中国这样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不应当也不可能设想依赖任何别的国家，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主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就是说，更加充分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并以此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来解决我们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关于这条道路，我还要强调一点：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和平地崛起。就是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围绕这条道路，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最后，我还要强调指出：义无返顾地坚持和发展这条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就是21世纪中国人的使命。(三)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欧洲意味着什么?这是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欧洲以及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这样说主要有三点依据：首先在发展的问题上，欧洲和中国一样，都处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欧洲和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付出过沉重的血的代价，因而更加深知和平的珍贵。欧洲正在走向联合和统一，欧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中国希望，和平崛起的统一的新欧洲，特别是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次是在国际战略观上，欧洲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点。欧洲与中国都希望营造一个和平发展、互信互利、造福人类的国际环境。我们都赞成多边主义，主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要求维护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以法治的精神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以长远的眼光推进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三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我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为中欧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些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欧盟国家对华投资也不断扩大，中欧贸易发展迅速，中欧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的潜力已成为双边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和基石。中欧之间发展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无论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还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在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不仅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将交相辉映，共同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篇6：和平崛起

一、“崛起论”的定位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

中国“崛起论”就国内来说，具有把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从过去的政党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这里涉及一个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转向，如何凝聚 几近崩溃的人民的政治认同，用国家形态来重新塑造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从这个理论中读出的潜在意义，我认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些文章，有利于推进 政治改革从一般行政领域上升到国家政体的层面。现代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近百年来，我们不乏民族意识、政党意识、阶级意识，但国家意 识、国家利益却只是限于一个狭窄的被垄断起来的外交领域，还没有深入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灵。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执政者的对外关系 的考虑，但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利益问题的探讨，来整合目前混乱的社会政治意识。它的潜在的内政意义大于外交意义。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 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 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 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所大致走过的历程。

但是，问题在于面前的世界格局和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政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而这个 所谓新时代所面临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我们的国家主题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社会早已经走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它们主 导的世界格局正进入一个后国家（post——state）的时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步纳入一个后国家的国际新秩序 中加以解决，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首要问题，国际机制、国际联盟和跨国经济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而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密切 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显然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构建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交往中，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可 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建设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必须但又没有时间可以从容完成的补课内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国际的主导趋势，加 入世界秩序的去国家化的议题之中。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长期保持的话，它作为一 个地区性大国的位置显然无可争议，甚至在今后还具备了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是也正是因为此，我们面临的两难困境也就格外严峻。一方面，我们要构建我们 的现代国家，真正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国家来凝聚人民的认同，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使中国成为与其历史、地域、人口和 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势必对现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与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发生利益冲 突，因此难免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出质疑。

二、“和平崛起论”的战略意义大于政策意义，它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政治家们提出的和平崛起，或许难免有欺骗的意义，但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其实开启了一个新思维的空间。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和平崛起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论调，不过，这个论题远远大于上述的国家间关系的政策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 为这里涉及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根本考量。

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贯理论，国家间利益的获取主要依靠各自的实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能力，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国际秩序和利益格 局的变革，对现在的大国构成挑战，冲突，乃至剧烈的冲突就是势所难免的，所谓和平的崛起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修辞。所以他们的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着战争，中国目前的崛起也不会例外。政治自由主义在如何看待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民主化好战论”，一种是“民主和平论”。按照第一种理论，中国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论便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理论暗含着一个前民主大国崛起的“和平悖论”：它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 起；而民主化将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为泡影。这等于说，中国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会和平。“民主和平论”与之相反，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国家 不会或很少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这个理论如果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可能的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个不可能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