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心得体会

在工作与学习的过程中，受到各种信息的启发，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些心得体会，将这些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可使我们更好的成长。怎么样写出好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乡村社会治理心得体会》，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篇：乡村社会治理心得体会

乡村社会变动与基层治理改革综述

彭澎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农民为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做出了平等的贡献，他们应理所当然地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从社会获得其所必需，以此保证其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这正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之一。这并非社会给个体的恩惠，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8]。市场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村民是农村社会的缔结者，理应平等地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和途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进行来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该是一个资源充沛、布局合理的社会，村民能平等地享有社会的基础资源，适应社会的发展，为村民个体在市场竞争中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依托。因为如果资源“不按照一种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础开放”，“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体验“自我实现感”的需要就被扼杀了，他们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9]。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乡土社会发展呈现多元的发展趋势、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多元的利益格局，必须注重公平正义制度与环境的构建，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性安排，应当使社会成员感到做出正当、善的行为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明智的”，即只有行善，才能获得利益，“如是，在社会大众层面上，正当、善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应当的且也是必然的。”[10]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实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就是要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制度性的强化对村民的民主、自治、平等等权利的保护，形成一个彰显公平正义的宪政框架。对于农村制度建设来说，没有比公平正义更能激发村民追求意志的了。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主体独立———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

市场经济是一个主张个体利益合理化和宣扬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的存在前提就是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和独立自主的追求，而肯定与维护个人利益则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深深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市场，塑造竞争性市场关系，进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村民作为市场主体在社会中独立出来。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其直接指向在于利益，利益实际上就是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实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并不是出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利己心。”[13]通过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农村形成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权结构，培育出了平等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农民在市场机制的支撑和促进下其地位不断独立且日益发育成熟起来。独立的市场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效应目标，本能地存在着推进治理改革的动机，希望通过治理的变革谋取其在市场化发展中更多的机会。有学者认为，市场化发展轨迹下的利益丛生是推动农村基层社区民主体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基础[14]。源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个体利益冲动是推进村民积极参与民主选举和基层治理的原始动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市场化运行体制下的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一个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充满理性的行动者，并非蒙昧无知的普通民众。[15]“强大的基层、社区组织和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颇有价值的方面，它们同国家的关系可能是更加遥远的或‘不许国家干预’。”[16]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同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也展示其强大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会促成社会总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为他人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私利。这样，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达到和谐。”[17]利益的驱动使得主体在市场化运行中能够独立，不同利益的交汇使得村民个人在市场中主体地位发生交织，交汇的利益和交织的地位正好配发出市场化运行中的自发社会秩序，按照其内在的逻辑演进，社会秩序得到不断扩展，为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提供了动力。“那些被长期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因而也就不能以演绎推理暗示出的任何方式来加以重新建构。”[18]农村社会中的自发社会秩序需要基层治理为之互动与发展，“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19]在互动发展过程之中，农民主体成为了治理变革的推导力量，“渐进的技术师或工程师认识到，只有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设计的结果。”[20]当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治理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就成为可能。事实上，主体政治上的要求和市场上的需求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一种选择，一种交易，政治上的行为也是利益的交易。“‘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1]无论是现代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莫非如此。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合理算计实现整体的利益，这是市场交易的动机与指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2]现代政治参与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利的算计与实现，每个政治主体都是带着其相应的价值观念去从事这些活动的，这些价值观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联。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从利益的算计阐释政治运行过程的。村民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其所获得的丰富资源增强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会进一步强化其在基层治理模式中的迫切要求和参与愿望，会强化基层治理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由此与地方政府的支撑和干预相背离，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甚至支配性作用的角色定位和行为方式如果在基层治理中发生复制和移植的话，就会给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和行为模式带来相当深远的影响。“利益分化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23]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法治的保障既是一项经济权利，也是一项民主权利。它在公民身边建立起一道保护墙，保证他们在从事生产活动时无需畏惧政府。建立起这道保护墙后，那么民主制度中公民角色的先决条件———安全与独立也就有了保障。”[24]农村市场经济的利益观念促使村民个体地位的日益独立，同时个体独立又使得村民个人的行为能力、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传统的基层治理在农村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格调下显得不相适应，既因为市场化丧失部分传统资源，又因为自身的惯性而暂时无法接受市场对自治治理的新动力，使得农村的治理出现现实困惑，也预示着农村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基础的出现，基层治理会发生变革。市场化的农村内部关联具有外向性，村庄内的政治因素具有多元性，乡村内部的经济政治管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利益的关联基础之上。农村内部的利益关联提高了村民个体的经济价值和经济自由，也促使村民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更加注重发挥个人能动性，来实现个人经济价值的再次提升。日益变化的农村内部利益关联主导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市场化中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更加注重村级自治组织、农村协会以及其他农村社会力量与村民个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市场化发展中的基层治理日趋需要一种宪政化的治理秩序，使得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成为必然。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精神理念:政治自由———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追求 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村民通过经济的发展满足了自己的生活需要，实现了自身发展的自由。农村市场的不断发育，让商品交换变得自由、频繁和规范，“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25]，为满足村民的各种经济需求、满足村民与社会关系上的自由提供了中介。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交换是自由最重要的现实基础，这种意识深深影响和积淀于农民的心理，形成村民肯定个人产权、抗拒一切暴力的自由情结，即自由发展的观念。“如果说经济形式即交换从一切方面肯定了主体的平等，那么也应该说那既推动着个人又推动着物体去参加交换的内容或素材，同时便肯定了自由。”“交换价值的交换正是一切平等和自由在生产上面的真实的基础。”[26]市场启迪自由，发展着自由，市场是实现自由的基础。农村市场化发展下，自由是村民不受其他个人和组织及政府的具体干预而独立运用处分财产的自由。自由是由市场自身特性的决定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市场的自由竞争而不是政府的行政干预，市场发展基于市场主体的自由自治，而不是政府的计划安排。在市场内，村民的生产经营不再由国家操纵，而是还原为村民自主性权利支配的领域。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才使得主体之间的交换是自由自愿的。只有自由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激发、调动和保护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村民政治自由的实现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受社会的经济发展影响的。“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等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27]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从根本意义上说，都是村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享有自由的重要体现。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依据，同时村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程度制约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28]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催化了农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强化了农民的政治独立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与市场化条件下农民享有的权利义务高度统一，形成了农民政治自由的治理趋势。它“意味着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无意志的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与他人相处时，健康人格的态度像对自己一样，视他人为人，而非物或工具”[29]。农村市场经济尊重农民的主体自由，而主体自由包含经济发展自由和政治治理自由两个重要方面。农民在市场条件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即成为获得经济发展自由的主体，成为自由的个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要促进了市场交换的正常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农民经济发展的自由带来了村民政治主体的形成，即成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主体，能够独立自由表达自己或群体意志、自由选择社会管理者的权利，成为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惯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人民……必定是自由的，这样的人民永远不会因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团体能够抓住并控制住中央管理机构就让自己为他们所奴驭，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希望强使他们去做或者去经受他们所不喜欢的的事。”[3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价值不是妨碍人民自治而是要维护和保障人民的自治。保护村民自由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终极价值，“基于一种演化性世界观，并置公民自由和经济自由于很高的优先地位上。”[31]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制度基础:农村法治———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政府处于法律之下，或者说法律服务于法治，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良性发育的制度基础。”[32]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它是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在商品市场高度发展的条件下逐步被实践证明并被人们所认同、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并与市场经济共同成长起来的基本原则。“它通过完备的法律手段和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效的保障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并有利于给经济发展创设和维系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空间氛围，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促进经济的有序增长和繁荣。”[33]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场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场质的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嬗变，是包括器物层面，制度规范层面，思想文化层面各个社会领域的全方位变革”[34]。农村市场经济培育和造就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新型力量———农村市场主体。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农村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转变为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它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格局的打破，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消失以及新的社会格局与理念的形成之基础上”[35]。因此“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力量，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必要的”[36]。这是决定农村现代化进程最终命运和经济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农村法治是农村市场经济构建的制度基础，也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事实上是调控、协调各种利益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理性抉择的现代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村法治的健全和完备，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法治是一系列原则与制度，是一种现代的秩序模式与文明类型，是一种生活实践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关系评价与社会秩序治理的基本框架。它既指健全的法律体系，良好的法律运行状态，更进一步意味着整个社会成员对法律发自内心的遵守和由此而形成的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状态。健全的农村法治是转型期乡村社会一股崭新的权威力量，它能调整和规范政治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国家意志有效地贯彻到乡村社会、使国家能够对农村基层实行有效的规范和规制。有学者[37]认为法治是人类作为自由意志主体和道德主体对社会作出的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实践，是一种实现人类自由的行为过程，是一种遏制权势的最佳选择。法治是通过权利与权力的价值配置和理念规范来实现两者的和谐稳定与平稳格局，以达其最核心的本质特征制约权力[38]。由此看来，法治是“人们提出的一种应当通过国家宪政安排使之得以实现的政治理想”[39]，以控权为核心的宪政便是实现法治的制度选择。因此，法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选择，也应该是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与基本框架。基层法治的健全能够为转型期农村基层权力结构确立起新的合法权威。我国农村基层的法治实践，是民众对各种农村社会资源进行发现、重组及良性互动的过程，其本质是对农村社群各种制度运用国家意识去引导、控制和规范，以维持基层公共秩序，增进乡村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任何法律制度的根本目标都不应当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40]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注重结合农村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保障和促进农村基层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出发，始终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农村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即以基层群众性自治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的变革以及农村社会中自治治理空间不断拓展和明确化，始终应以国家法律的规范为前提。因为乡村基层群众性自治本来就是在缺乏民主法制传统的乡村社会推行，亟需国家提供健全的法律体系为其运作的规范化提供保证，这不但能够保证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合法性，而且也是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和制度权威的需要。乡村社会法治对基层治理变革起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基层治理组织就主要是注重通过法治的制度化优势来保障基层农民的民主选举权和民主管理权，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农村基层治理的真正和广泛实现。“一个社会制度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将人们在经济事物等方面的追求未被耗尽的过量精力引入合乎社会需要的渠道。”[41]农村法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乡村社会二元格局的现实，既要重点建构起农村基层政权的法治化权威，又要建构起乡村社会自治的法治化秩序，更要建构起二大领域秩序规则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是农村法治的重点，是农村法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国家在推进农村基层法治进程中实现农村社会有序管理的首要任务。在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发展视野里，法治不仅是一种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在法治的框架和维度下，村民自由、平等、权利才能真正实现。法治也是一种文化和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同时法治更应是一种境界和追求，成为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和精神灵魂，深藏于基层治理制度的价值深处，深深植根于全体村民的思想内涵。

转型期农村政治发展的文化理念:以人为本———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基本精神

社会主义政治始终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权具有人民主权性质，这就注定以人为本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政治理念，注定以人为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位立场、发展原则和价值主张，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发展的目的是“以促进该共同体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44]以人为本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包括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原点和理论支撑。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市场化经济运行条件下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农村基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变革组合与选择更新。经济社会转型使乡村基层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是乡土利益的重新配置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分层化、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基于乡村经济转型和社会背景的变迁，农民政治参与作为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在利益多元和分化的条件下，保障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实现农村基层真正的自治治理，是保证农场市场化改革深入进行、政治局面稳定、社会生活常态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特别是尊重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农民的发展利益和自治权利，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是宪法的首要价值。”[45]以人为本与立宪主义的指向具有同一性。“宪政理论试图通过降低政治的地位和限制政治权力来减少和防范其侵犯个人自由与尊严的风险。”[46]“真正民主制的真谛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47]宪政本身就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它承认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独立追求的个体，尊重人的尊严和保障人的利益。“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位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48]“离开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离开人类意识，人的价值尊严和人类本质，一句话，离开人的主体性，来谈论应有权利的问题，那是不可思议的。”[49]宪政是保障权利的最好制度设计，它建立的基础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说明的是对人的价值的认可，表明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程度，主张的是人本主义本位的权利价值模式。“关于权利的语言是一种特别有力的表达方式，它表达的是尊重个人，尊重他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尊重他作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的地位。”[50]“形成某种政治制度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文化在其中的作用，维持政治稳定、促进政治发展，同样需要建立相应的政治文化，并使之符合政治体系一体化的要求。”[51]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带来利益的分化与组合、权利的博弈与重组，需求更加成熟理性的政治参与模式，要求更加稳健凝重的人本制度文化。“现有制度安排总会有些不能满足人们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所预期的报酬，当人们得不到满意的报酬时会产生失落感，会千方百计去寻找新的制度安排来代替现行的制度安排。”[52]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对人本理念、人本文化、人本思维、人本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市场经济改革与基层治理体制的融合应当尽可能寻求两者之间的共同要素逐步展开，以避免被动整合产生的机理排斥而造成的社会振荡，因此，寻求两种不同规则之间的共同价值所指成为基层治理宪政化建设的核心重点。这就需要在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中，整合基层政治文化发展的理性思维、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将以人为本的宪政精髓纳入基层治理的现有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发展取向，倡导和构建一种人本的基层治理精神、人文的基层治理体系，为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提供一个可以为农村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政治规范。2010年10月2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中鲜明的增加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的内容。“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在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中的确认，意味着基层群众性自治已经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自治制度本身追求的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更加明确化了。人本文化理念指导下的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抉择、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53]。农村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应当要显示人本的政治情怀，形成政治参与中农民与政府关系的互惠、互动、互控机制，真正实现农民的民主选举和自治管理权利。实行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自治和政治参与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政治变革，形成农村基层治理和政治文明现代化发展的双赢局面。

第二篇：腾讯为村,用互联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腾讯为村

用互联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目录

一、“腾讯为村”的立足点 ............................................................................................................. 2

二、“腾讯为村”的产品服务结构 ................................................................................................. 3

三、“腾讯为村” 从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发展历程 ....................................................................... 4

四、“腾讯为村”的政府服务采购模式 ......................................................................................... 6 附一：“为村课堂”影像资料 ....................................................................................................... 7 附二：腾讯为村案例“为村故事会” ........................................................................................... 7

一、“腾讯为村”的立足点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腾讯，作为中国服务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2014年开始，腾讯将“连接一切”作为自身战略，“腾讯为村”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借助月活跃用户超过9.8亿的微信，开发出适合乡村管理者和村民低门槛入门互联网的村庄微信公众号——为村，并将之打造成面向乡村的互联网社交与服务平台，用互联网+的方式为乡村的社会治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为村”重点关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需求，首先是是基于村庄这一社群，围绕“家务”，满足外出打工村民和留守村民间基于亲情、乡情诉求的高频互动，让外出务工者能通过互联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其次是围绕“党务、政务、村务、商务”的刚需信息连通，重点通过互联网提升基层村两委及党员干部工作效率，展现其在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精准扶贫等方面的工作成果，通过强化沟通密切干群关系，创建乡村和谐社会。

在用互联网助力乡村发展的场景中，“为村”更注重扶志与扶智，鼓励村庄自主开通属于自己村庄的微信公众号，为村庄整合腾讯及合作伙伴内外部资源，面向乡村管理者和全体村民展开乡村移动互联网能力建设，为乡村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助村自助。

二、“腾讯为村”的产品服务结构

“腾讯为村”积极用互联网手段助力国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在乡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建设中，为社会治理智能化提供互联网解决方案。搭建村、乡/镇、区/县、市/州、腾讯为村多级公众号平台，协助地方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以各村独立运营且接受上一级管理、监督的村级为村微信公众号为基础，通过村民实名加入本村微信公众号、共同关心村庄事务，建立起外出打工村民、本村留守村民与村庄的情感连接、信息交流的纽带;通过村两委、基层党员、村庄公众号管理员成为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广泛动员村民关注、参与与村庄事务和与村庄发展相关的互联网话题。

以上一级地方政府为村公众号为政府管理抓手，组织各单位为村传递政策、下达通知、提供服务。通过地方组织部组织基层党员在线展开两学一做、三会一课，推动基层党建智能化;通过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记录扶贫脱贫轨迹，干群协作挖掘村庄一村一品，以社交电商的方式整合本地力量推广本地产品，发出家乡特产和宣传村庄旅游文化的移动互联网名片，破解精准扶贫面临的信息鸿沟难题;通过乡镇及区县各级干部，为村民下达政务及服务通知，展开政策宣传，受理村民反馈社情民意服务，密切干群关系、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助力政府增强公信力、执行力，向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转型，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搭建政府与群众的沟通桥梁。

以腾讯为村公众号为全国为村交流入口，实现跨区域村庄信息共享，推荐优秀的移动互联网使用村庄案例，让更多村庄的管理者和村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进入其他各村交流、学习;整合社会资源，为村策划、为村设计、为村传播，放大村庄影响力。

三、“腾讯为村” 从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发展历程

2014-2015年，“为村”在贵州试点，整合运营商资源，示范出光纤宽带及4G进村后，村民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时，村庄及地方政府可以借助互联网展开的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连接的各种场景。在乡村社群沟通、社区治理、基层党建、山货出村等方面，呈现出通过能力建设及指引助村自助，由社群连接创造乡村凝聚力、激发村庄内生动力、焕发乡村活力;区别于其他互联网企业电商下乡扶贫的、创新的乡村促发展模式。

2016年，“为村”面向100个来自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甘肃陇南市康县、湖南湘西州、内蒙古扎兰屯市、浙江温州苍南县等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村庄展开推广尝试。2016-2017年，依托项目的创新模式、试点区域的显著成果，获得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共青团中央等部委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为腾讯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的作用，提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项目、案例及数据支撑。吸引了包括新华社(先后报道七次)、人民日报(整版刊发湘西为村调研报告、共三次相关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周刊、十九大献礼节目《辉煌中国》、《绝不掉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级媒体及法制周末、中国视窗、山东日报、内蒙日报、四川日报、菏泽日报、成都日报、川报观察等地方党报官媒深度报道。媒体站在“为村”对创建乡村和谐社会、推动乡村社会治理高效率和透明化、地方政府借助互联网平台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基层党建“两学一做”智慧化，基层党员干部借助互联网平台与村民高效互动融洽干群关系、精准扶贫发挥乡村社群凝聚力，社交电商推动乡村脱贫致富等等方面展开深度报道。

2017年，从1月100个村1万个认证村民起步，一年时间，“为村”共吸引来自16省地方政府组织超过5860个村庄加入(包括18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山东省菏泽市、四川省成都邛崃市、四川省德阳广汉市等地区为全域覆盖;超过199.8万村民实名认证加入本村公众号，与上级领导展开沟通、与社会各界建立联系、在互联网上寻找商机，互动超过1.6亿次。

其中山东菏泽市(地级市)，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大力推动下，由当地商务局牵头，以全国电商重镇的身份全域推广为村，不到一年时间已有4000余村加入为村平台，菏泽市面向全市召开超过1500名乡镇村干部和为村公众号管理员参与的“为村故事会”分享当地村庄互联网使用经验，引发各村的学习热潮;四川成都邛崃市(县级市)、四川德阳广汉市(县级市)由当地组织部牵头，全域加入为村，并借助为村平台展开“微治理”、“微反腐”工作及十九大精神学习活动，充分展现了“为村”的社会价值，凸显腾讯“为村”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在互联网电商企业大手笔投入农村电商之外，所展现的政府资金小投入，干群互动大效益的独特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

扫码了解媒体“为村发声”

四、“腾讯为村”的政府服务采购模式

2017年，“为村”项目完成了公益模式探索实践向政府服务采购输出的转型，组建“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全面实现公益项目自我造血与可持续发展：所得利润全部用于设立“加油为村基金”，奖励各村公众号优秀管理员，培养在乡村中推广和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为村助教”、“为村讲师”，更为村庄整合腾讯内部及更多企业、高校及专业资源，搭建用企业核心能力助力乡村发展的便捷平台。

未来，为村将以成为“最受中国农民喜爱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为目标，更广泛的与政府合作，服务农村，造福农民。 附一：“为村课堂”影像资料

附二：腾讯为村案例“为村故事会”

(一)贵州黎平铜关村：互联网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铜关村是 “为村”项目的第一个试点村。铜关村地处云贵高原，曾是极其贫困的一个侗族村寨，2012年人均年收入不足1800元，全村共有410户，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其经济收入主要是靠外出务工。经过2014-2015年一年试点，该村从一个只通2G网络、智能手机拥有量不足5%的村庄，现在全村留守人员使用智能手机超过80%。 如今，村口的小卖部可以用微信支付购买生活用品农具种子;老人到小卖部门口蹭WiFi与远在广东打工的儿子视频聊天;不识字的侗族老人也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听歌、看侗戏，用微信喊家人吃饭，召集队友唱侗歌，歌队长用微信给队友发放唱歌的劳务费。留守妇女们更是成立了自己的绣品合作社，通过为村公众号销售。村民吴定芝利用农闲时间织自己的侗布，一年能创收5000元。村里的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大型民宿项目，2016年投入运营，通过为村公众号宣传展现移动互联网村风采，2016-2017年间，接待游客超过4500人次，村民直接增收超过100万元。老支书在为村公众号中撰写“支书日记”，记录村庄两年来的点滴变化，广受村民好评。(扫描了解《互联主义新农村，菲菲妈这一年》)

(二)湖南龙山比耳村：互联网让农产品优质优价

比耳村是龙山县里耶镇下辖的小山村，距离镇政府还有5公里行程，是脐橙专业村，全村有1260人，脐橙种植面积4000多亩，2016年产量800多万斤。在开通“为村”之前，比耳村没一家农户开网店，2015年，村民与外界联系甚少，脐橙销售全部依靠等待批发商，橙贱伤农。2016年，全村110人开通微店，通过为村公众号推广，吸引了近50个外村经销商为比耳脐橙分销，更引来很多线下收购商。比耳村民以每斤6.8元的价格网销脐橙12万多斤，批发价提升到每斤1.8～2.2元，较去年每斤1.2～1.5元均价提高0.6元以上，全村仅价格增收就达500多万元。

比耳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06户370人，有120人通过村公众号申请成为认证村民，其中有35人开通了微店。为鼓励贫困户开网店，由村公众号管理员和5位在北京、深圳、长沙工作的村里年轻人组建的比耳为村团队，给所有贫困户免费提供网销用的包装盒、剥理器、一次性手套、宣传单、Logo贴标。为村公众号商城总号里得到的订单全部下给贫困户，其中贫困户张勇的4000斤脐橙，以每斤3元的价格作为春节网销品全部订完。村民对为村平台的评价：联络了情感，村里平时在外不认识的都通过为村有了联系;在这里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国家政策;交口称赞今年为村的宣传让橙子卖出了好价钱!2017年4月19日，总书记发表《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讲话一周年，《新闻联播》头条便以比耳为村为例讲述互联网为乡村带来的变化。(扫码了解《农民网络卖橙，登上新闻联播，“去年保守一点，就挣了一百万。”》)

(三)甘肃康县冯家峡：互联网推动乡村治理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康县2/3的村庄都是美丽乡村，而冯家峡村却因民风彪悍，年年盼美丽乡村而不得。原本村民民心涣散，对集体事务都漠不关心，公路修到冯家峡，村民阻挠多次，还需要武警开道，路修好了村民为了能收点买路钱，偶尔还会丢只死鸡到公路上，拦下过往车辆。村民之间人情淡漠，一位老人在家里去世三天才被发现。 自从热心村民冯宝贤协助村干部开通“冯家大院”微信群之后，村民之间的交流大大增加，也越来越热衷公益活动，村子的凝聚力得到极大提升。如今村群“冯家大院”已经有200多名村民，成为连接邻里、改善干群关系的纽带。2016年，村里打算修一条上山公路，在群里发起捐款投工倡议，一夜之间便收到村民捐款3万余元，在村干部带领下，村民积极投工响应，仅用十天就修通了一条长1.5公里，宽4米多的上山车路。管理员冯宝贤介绍：“为村”给村庄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人的改变。

45岁的村民冯定贤是一个内心封闭的村民单身汉，在村里一直少与人交往，没什么朋友，整天窝在家里睡大觉，村里加入“为村”后，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爱参加村里的公益活动，还学会了唱歌，虽然只有小学一年级文化，可他的一副好嗓子在“全民K歌”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互联网上放声歌唱，让他唱出了3000多个粉丝，人也变得乐观开朗，融入了村庄。 村民冯关贤是村里出了名的懒汉单身汉，认证加入为村公众号后，变得积极参与村内事务，成为“为村”活跃分子，还通过“全民K歌”找到了一位喜欢听他唱歌的贵州媳妇。2016年9月底，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冯家峡村也已顺利成为了美丽乡村。(扫描了解《我的为村我的村——冯家峡为村记》)

(六)有事就上“为村”找支书(村委日记、书记信箱功能使用案例)

第三篇：马良灿：主体重建：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四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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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主体重建 乡村政治 社会治理

● 马良灿

从“官政自治”到“专政劣治”、从“集权统一”到“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对于历次治理转型与巨变，应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加以认知。“官政自治”突出国家治权与村治的对接，彰显乡村治理的主体性。“专政劣治”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依靠赢利型恶棍推进村治，使农民遭受双重剥夺，乡村治理恶化。“集权统一”通过纵向协调机制和运动型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总体支配，造成村社组织、农民主体性消解，乡村关系更加紊乱。“乡政村治”脱离村落文化传统，村治被融汇到乡政中，沦为权威自治，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引发新的治理危机。历次乡村治理留下的经验教训，是对农民主体性的漠视。将农民社会权利置于乡村治理的核心，重建农民主体，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实现国家治权与乡村治权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

一、基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乡村治理溯源

封建帝国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图景传统封建帝国建基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礼俗制度、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是这一帝国时代最典型的特征。面对数以万计的村落和亿万民众，封建皇权可谓鞭长莫及，无法延伸至每个村落。皇权不下村，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脱节，更不能由此推断封建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无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中间阶层或曰乡绅、或曰族长、或曰乡保、或曰村老，该阶层作为链接国家与社会相互交织的“第三领域”和“第三区间”，是“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的存在”[1]，他们作为乡村社会的自治主体和“国家权力与村庄共同体之间的重要交接点”[2]236，在乡村社会与底层国家之间进行斡旋，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角。通过利用乡村精英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将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有效结合起来，既是封建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突出特征，也是这一时代乡村治理的独特之处。这种“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两千多年超乎寻常的稳定，期间尽管经历了农民的反叛、王朝的更替、帝国的轮回，但乡村社会秩序依旧。

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有效对接是“官政自治”的鲜明特征。封建帝国时代，国家治权一般只延伸到县衙门即所谓“国权不下县”，皇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想象。只有在交粮交租、征兵充军、治水、赈灾时，老百姓似乎才会领略到国家的在场。即便这样，国家和老百姓也不直接打交道，而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如族长、乡绅士绅、长老等群体来完成国家对乡村的汲取、摊派与公共事务分配，由此形成“官——绅(长老、族老)——民”的乡村治理结构。国家尽可能将管理事务交给民间，尽量减少对民间事务的介入。因此，“在满足国家对地方控制和财政税收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最理想的治理方式，是尽量减少官府的直接介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流弊，转而依靠民间力量管理地方，听民自便”[3]102。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国家治权尽可能不干预村庄自治与村庄公共秩序，这既是儒家仁政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更是历代帝王追寻的乡村治理图景。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官政自治”模式称为“双轨政治”。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在自上而下的中央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之间通过乡绅阶层的中介性角色寻找契合点，实现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有效对接，进而确保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公共事务的有序展开[4]。因此，国家治权与非正式的民间自治相并行的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封建帝国时代乡村治理的特色，也是其优势所在。

突出乡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彰显乡村自治的价值，是这种“官政自治”模式的核心。传统帝国时代的乡村治理主张将中央集权的无为而治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治理结合起来，遵循乡村治权的自主性治理逻辑。乡村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调适与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不是靠皇权的威慑与专制权力，而是靠乡村礼俗、村社伦理、非正式的村规乡约。因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家尽可能把地方治理的很多功能让渡给民间乡村精英和基层组织，让乡村精英依照乡村礼俗和乡村伦理来解决纠纷，遵循的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5]路径。这种路径中，国家将乡村治理的权限下放到村庄，由村民推选和认可的乡村精英来自行行使治权，只有在民间调解机制失效时国家权力才介入，可谓“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国家既赋予乡村社区较大的自治空间，又保留介入乡村社会的必要治权[6]。国家、村内精英、乡民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支配——服从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因此，村庄的自主与自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它意味着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依靠”[3]80，意味着皇权的“官政”与民间的“自治”的结合，体现的是“乡村精英和农民合作的自治”[7]。

总之，封建帝国时代所形成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使国家治理成本大为降低，确保了中国乡村社会两千多年的和谐稳定。这种社会稳定的前提，建基在国家政治制度高度统一性、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小农经济的滞后性、居住空间的固定性和土地政策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晚清帝国的腐朽没落、清末新政与民族救亡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都在激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王朝。随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建基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的“官政自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也逐渐走向了终结。然而，“官政自治”的终结，并没使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民国年间国家治权的不断深入和各大军阀对乡村社会的掠夺，致使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乡村治理进入“专政劣治”时代。

二、民国年间乡村社会治理的“专政劣治”图景

从清末新政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及其“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国社会掀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如何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通过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意志，成为各种政权当局者必须应对的问题。民国年间，国家治权逐步向村落共同体延伸，各种政府试图通过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来达至截取更多财富和资源的目的，“强人和暴力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性力量”[8]42。它们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蕴含着国家对底层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压榨和剥夺。这些政府通过将乡村地方自治纳入政府的治权掌控之中，最终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对乡村物质资源的索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依靠乡村劣绅和无赖之徒来推进乡村自治，致使乡村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农民成为土豪劣势、痞棍恶徒的鱼肉，农村的衰败与乡村治理的恶化是当时乡村社会生活的常态[9]。

民国年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等各种政权都先后推行了各种类型的乡村自治运动，都企图将乡村治权纳入国家管控中。因此，各种政府推行的乡村自治运动，尽管披上了一层现代民主政治的外衣，但有自治之名却无自治之实，名为自治实则官治，其目的不是为民众造福、维系乡村秩序，而是最大限度地从乡村索取资源。民间社会所认可的保护型乡村精英被官府安排的赢利型乡村恶棍取代。这些乡间无赖既是国家在最底层的代理人，又是村社领袖，这种双重角色使他们成了典型的“官之差役”，扮演了“外界政府”向村庄“要钱、要粮、要人”和索取更多资源与利益的“赢利型经纪”，他们早已将村庄公益建设抛之脑后。延续两千多年的国家治权与“乡民治乡”相融合的“双轨政治”出现了断裂，乡村政权“痞化”、无赖土豪痞棍充任公职，乡村治理危机日益恶化[10]。

国家一方面尽可能将权力延伸到乡村并依赖土豪痞棍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一方面又无从对这一群体的乡村治权进行有效监管，造成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的脱域，使底层民众遭受到各级政府和乡村恶棍的双重剥夺，国家政权建设在人民心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普遍质疑，“村庄与国家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之中”[2]34，国家威信更为降低。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渗入与赢利型经纪相互作用，加之土豪恶霸滥用职权践踏村庄，最终导致旧日的乡村关系发生质变，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在土豪劣绅和国家权力渗入的双重压力下瓦解崩溃了。因此，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治权与乡村自治建设运动，非但未树立国家在底层民众中的权威，反而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新的困扰，出现杜赞奇所说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将乡村治权转交给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掠夺经纪”;由于这一群体本身就是乡村社会的吸血虫，他们充任政府公职不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村庄利益，是为了追逐私利;由于乡村治权落入这群贪求名利的地痞恶棍之手，因而“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1]。

总之，民国年间各种政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运动，破坏了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之道，使乡村治理陷入“专政劣治”的困境，导致底层农村社会更加混乱。这样的乡村治理局面的出现与各种政权的掠夺性和赢利型土豪劣绅的贪婪性直接相关。因此，要改变乡村治理的“专政劣治”局面，就应当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政权性质、根除土豪劣绅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伴随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民国时代形成的“专政劣治”的乡村治理模式走向了终结。

三、集体化时代“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图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普通民众的压榨，而且重构了乡村社会与国家、国家与农民、乡村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阶级权力关系。随着新生政权的稳固、土改运动的完成、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逐步确立和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展开，乡间土豪劣绅被彻底铲除，广大农村社会的发展能量得到了充分释放，中国乡村社会治理迈向“集权统一”的单轨治理阶段。集体化时代，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每个毛孔之中，乡村社会成为高度行政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单元，“政治权力的高度渗透和严格的计划经济使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自由”[12]。作为国家与农民之中介性存在的乡村精英阶层，要么作为土豪劣绅、权贵阶层被打倒，要么作为地主、富农被进行政治改造与批斗，乡村精英的中介性角色被彻底颠覆，传统乡村社会形成的双轨治理模式被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控制型治理模式所取代。国家通过采用“控制型治理”的单向度控制策略，形成了以集权主义和政治运动为基础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8]218。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通过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使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如何消解传统小农的私有化生存逻辑，如何将传统分散的个体化小农组织起来，如何将以家户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因此，新生政权通过一系列的农民合作化运动，通过在广大农村先后成立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村社会被彻底改造了，农民被成功融合在国家治权的体制之中。农民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打破了常规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先后指派了政治忠诚、阶级立场坚定、代表国家“专断权力”[13]的工作组(队)直接主导了乡村社会的改造过程。通过常规权力与专断权力的有效配合，通过一系列的乡村政治运动，新生政权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集体化改造。随着农村高级社的建立和合作化运动的持续展开，国家权力强制性地嵌入乡村社会，这不仅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格局，而且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乡村社区组织，使乡村社会形成了“村社合一”的政治结构。可以说，到了高级社阶段，国家专断权力和国家权威已经彻底摧毁了原有乡村的社会组织基础，乡村社会已完全整合到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然而，农村高级社的建立不是农民合作化运动的终点。新生政权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广大农村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最终，迈向人民公社成为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归宿。因此，“人民公社的建立，将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与乡村社会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政社合一”[8]261。

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直接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底层国家治权代理人的角色。人民公社组织结构中，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三者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整合机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与改造[14]。在这种纵向秩序整合机制中，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呈现出组织规模扩大化、日常管理军事化、社会生活政治化、行政体制科层化等特征。以人民公社制度为基础，新生政权形成了以集权统一为特征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与单轨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格局下，农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人民公社作为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全面支配着农民的社会生活，任何农民都不可能离开公社而独立生存。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更是严格限制了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造成农民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高度组织性依附。

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泛政治化是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农民社会生活的常态。从人民公社的成立直至终结，各种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从未停止过。农民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革命、斗争和红色恐怖的阴影，农民参与政治运动表现出较强的盲从性、被动性和非理性。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通过红色暴力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治理体系，它不仅抑制了农民的首创精神与农民的自主性、消解了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而且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乡村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紧张。

建立在集权主义政治基础上的人民公社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协调机制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管控。农民合作化运动中，“社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物，社会的活力被大大地抑制了。”[12]36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一系列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原来建立在集体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经济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经济取代了。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和以追逐理性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市场观念对农民生活的渗透，使人民公社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广大农民逐渐摆脱了集权主义政治的羁绊，期盼着个体化、自主化和自由化时代的到来。因此，破除人民公社制度，成为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在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背景下，国家对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公社重新改建成乡镇，将生产队大队改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村民委员会。从此，国家权力收缩至乡镇一级，国家尽可能减少对农民社会生活的干预，建立在集权统一基础上的农村单轨治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乡政村治”图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释放乡村社会的发展能量、搞活农村经济，决定废止人民公社，建立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来行使国家治权，而在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自行选举村干部组成村民委员会来自行管理乡村社会事务。从国家制度设计的初衷看，这种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体现了国家对农民政治参与权利的尊重，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组织化的进程，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8]419。然而，国家治权与民间自治的分离并未使乡村社会走向“善治”，乡村自治的理想图景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乡政村治”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名实分离。

“乡政”即国家将原来的公社建制改造为乡镇建制，通过设立乡镇人民政府来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社会管理。以乡镇政府为基础的农村基层政权既是国家在基层农村社会的政权代理人，又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行动主体，这种双重身份使其既可能成为国家与农民之关系的协调者，也可能成为两者之关系的离间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镇干部在国家制度的保护下已蜕变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5]，他们兼具经济角色和政治身份为一体，通过利用政治身份直接从事经营活动，为自身营造更大的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乡镇干部的这种经营活动直接损害了其政治权威，使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权威的分割结构”中。在这种关系结构中，“国家总是一个力不从心的被动者”[16]，国家利益和基层社会的利益被基层政权所绑架，国家与农民之关系被离间了。乡镇干部不仅利用政治权力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利用国家政权代理人的公共身份直接向农村社会索取资源。

“村治”即撤销原来的生产大队的国家权力，将之改造成具有村庄自治性质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乡村自治是国家力量强行推动与建构的产物。由于这种制度不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一开始便缺乏内生性的社会组织基础，暴露出先天性的组织缺陷。在急速变迁的乡村社会中，村民自治已无从承载起社会治理的重任。由于这项制度并未真正根植于村落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中，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的现象较为常见。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由于村民缺乏自治的主体性，处于被动、单向和内敛的弱势地位[17]，乡镇干部通过对村党支部和村落选举过程的操纵，使村两委直接受控于乡镇政府，使村治融汇于乡政之中，成为受乡镇政府控制的半行政组织。最终，“村治”中的“自治”与“乡政”的“官治”合二为一，蜕变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自治”，这种自治抑制了农民公民权利的发展[18]。

以“乡政村治”为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由于缺乏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乡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基层政权的利益共谋行为引发了新的治理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村干部不是将精力花费在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建设事业上，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掠夺，各种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盛行，广大农民形象地将基层政权的掠夺本性比喻为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政府。乡村干部的掠夺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在农民心中的形象，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农村干群关系恶化，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加之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和乡村混混充斥乡间社会，致使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基本上处于失序、甚至无序的状态。

21世纪初，为调和干群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缓解日益突出的“三农”问题，解决乡村社会治理危机，中央先后采取了全面取消农业税费、国家政策与项目下乡、新农村社会建设等一系列惠农举措，试图使乡村社会秩序重新整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农业税费的全面废止和取消切断了基层政权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的可能，使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民再次感受到了国家给予的实惠，乡村干群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农业税废止后，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由汲取型向与农民关系较为松散的“悬浮型”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该组织非但未转化为服务农村的主体，而且正在脱离与农民旧有的联系，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陷入财政空壳化、社会管理职能单一化的半瘫痪状态[19]。基层政权职能的弱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断，中国乡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萧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启动了以项目制为基础的农村社会建设，其目的在于通过财政资金的专项划拨和涉农项目投入的方式来重建国家、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新型关系，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然而，农村涉农项目由于受到基层权力利益关系绑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社会团结，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和治理风险，致使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更加复杂。

总之，在农民生活个体化、农民行为理性化、乡村社会组织碎片化、人口流动超常规化、村落共同体空心化、农村社会“过疏化”背景下，以乡政村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以说，这种较为僵硬的治理模式已无从应对和适应当今急速变迁的乡村中国，它所制造的治理问题远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多。

结语

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验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教训，便是缺失对广大农民群体主体性权利的保护与尊重。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如若缺失对农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一味地向乡村社会索取资源，这种治理最终必然走向劣治，必然遭到底层民众的唾弃与抵制。民国年间各级政权与赢利型经纪对乡村社会的剥夺、大集体时代国家对乡村社会财富的无条件汲取、改革开放时代基层政权对农村资源的掠夺，均只重视如何向乡村社会获取资源，而置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于不顾。这种只注重国家利益或基层政权利益的治理逻辑而无视农民主体性需求的做法，背离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文化传统和生存道义准则。因此，将农民群体的主体性权利置于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从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出发改善当前乡村治理的困境，是确保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权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不可或缺的条件。

尊重农民主体性、重建农民主体，就是要树立农民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直接受益人的价值理念，就是要将尊重和实现农民基本的社会权利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在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国家和基层政权组织应改变自上而下的思维逻辑，应当从乡村资源的索取者转化为乡村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应当多关注一下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治理、他们对治理有什么要求，该群体面临的主要困难和实际需求是什么，面对农民的具体困难和需求国家和政府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实际上是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它要求从农民群体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将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就业权和社会福利权置于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通过国家与社会、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合作共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善治目标。

同时，尊重农民主体性，就应当重视村落内生性组织的培育，使之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基础和重要治理主体。面对乡村公共性衰落、村落空心化、农民个体化、社会组织松散化的困境，国家应当重视乡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内生性社区组织的培育，并通过社区组织的建设，来提升乡村社会的治理能力、重建乡村社会团结。与悬浮在村落共同体之上的村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不同，乡村社区内生性组织是植根于村落社会文化、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的乡村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是村落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灵魂。通过社区组织能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国家、与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协调能力，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治权与自下而上的乡村治权之间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这既是对封建时代形成的“官政自治”的双轨治理模式的借鉴，又是对旧有模式的超越。如何通过“新双轨治”重建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新局面，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组织保障。

总之，当我们将农民的主体性需求嵌入乡村社会治理逻辑中，将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视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时，这就无疑跳出了“就治理论治理”的思维陷阱，进而从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来探求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之道。然而，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何去何从、缓解当前乡村危机的出路何在、能否找到一种更合理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来替代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这依然是一个在理论层面、特别是实践层面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SH0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840004)

作者简介：马良灿(1979—)，男，教授，博士，从事社会学研究。从封建帝国时代的“官政自治”到民国时代的“专政劣治”、从集体化时代的“集权统一”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政村治”，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四次转型。历次村治转型与巨变，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种转型与巨变，直接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都紧密相连。因此，有必要将这四次转型放置在农民、基层政权与国家之多维互构关系的场域中认知，并从中探索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变动规律，提炼其中的经验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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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卫东.“双轨政治”转型与村治结构创新[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0]渠桂萍.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基层政权代理人的“差役化”：兼与清代华北乡村社会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2013,(1).

[1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52.

[12]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03.

[13]周雪光.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J].开放时代,2012,(9).

[14]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2,(7).

[15]杨善华,苏红.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J].社会学研究,2002,(1).

[16]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93.

[17]程为敏.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18]张静.村庄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华北西村案例分析[C]//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14.

[19]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12,(1).

第四篇：社会实践心得-乡村旅游

经历了10天的社会实践,我感慨颇多,我们见到了社会的真实一面，实践生活中每一天遇到的情况还在我脑海里回旋，它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社会实践活动给生活在都市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们提供了广泛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

我们这次的社会实践主题是“新农村建设之乡村旅游”，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10天内我们分别去了南岳明心寺、天府花城奇石艺术馆、天府花城展览交易中心、国色天香乐园、鱼凫古城遗址。在这之中我们对很多游客和居民进行了采访、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商户，通过这些来了解了当地农村的旅游经济发展。这次的实践活动虽然很短暂、但也很充实，我认为对我我们以后走向社会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的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一个重要步骤，对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也有着很大帮助。这次实践也让我深刻了解到，和团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做事首先要学做人，要明白做人的道理，如何与人相处是现代社会的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次的实践是我们15名队员一起努力的成果，途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大家都没有放弃，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都很轻松的解决了这些困难，偶尔也会有一些意见分歧的时候，但是通过积极的沟通交流最后都很愉快的达成了一致意见，通过这些我们更深刻的学会了如何去理解和尊重他人从而更好的与他人沟通相处。向他人虚心求教，与人文明交往等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都要在实际生活中认真的贯彻，好的习惯也要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培养。这一段时间所学到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一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我们这样一群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而团队中的队员就是最好的老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从彼此的身上都学习到了很多知识、道理。

通过这次的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逐步了解了社会，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对自身价值能够进行客观评价。这在无形中使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增强了自身努力学习知识并将之与社会相结合的信心和毅力。对于即将走上社会的大学生们，更应该提早走进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磨练品格、增长才干、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舞台。在这里我们真正的锻炼了自己，为以后踏入社会做了更好的铺垫，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更加积极的参加这样的活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这次实践活动是通过调查来了解万春镇及周边景点的旅客对新农村的乡村旅游建设情况的满意度，在之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进行了谈心交流，从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理解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真正涵义，认识到只有到实践中去、到基层去，把个人的命运同社会、同国家的命运的发展联系起来，才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正确之路。

这次实践活动，丰富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使我们通过这次实践更加了解社会，这次实践活动意义深远，让我们深刻的理解到了实践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运用所学知识实践自我的最好途径。亲身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飞跃。增强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认识社会，了解社会，步入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还需我们在以后的学习中用知识武装自己，用书本充实自己，为以后服务社会打下更坚固的基础!作为一个21世纪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并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我们要抓住培养锻炼

才干的好机会;提升我们的修身，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与意识。同时，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明确自己的目标，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第五篇：社会治理思考认识体会

坚持源头治理，由“事后解决”延伸到“事前预防”。基层是问题滋生的“原始地带”，如果不能及时处置化解，就难免会“由小变大”，产生更大的破坏力。越是靠近源头治理，不仅付出的成本代价越小，而且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弱，基层治理尤须把重心向源头偏移。

要打破基层干部单打独斗局面，充分调动社会居民、社会志愿者、驻地机关等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新格局，组建党员服务队、矛盾纠纷协调组，及时化解邻里纠纷，促进邻里关系融洽;定期开展法律咨询、健康体检等志愿服务，增进居民获得感;就地解决居民生活实际困难，不把问题上交，不让矛盾搁置，第一时间化解在萌芽状态。

坚持综合治理，由“矛盾化解”扩展到“综合服务”。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外延”不断扩展，不再是替群众化解矛盾、解决困难这么简单，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居民有需求的地方，几乎就有治理的责任和义务。

要求广大基层干部必须与时俱进，打破“无事即为平安”的守摊思想，既要全力解决现有的治理困难，更要主动出击、统筹谋划，全面摸清人、地、事、物等基层社会要素情况，将行政管理、综治防控、监管执法、公共服务有机整合为“一张网”，努力创造条件，改进居民生活环境，增强社会安全，改进日常出行，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通过更多前瞻性服务杜绝矛盾纠纷产生。

坚持阳光治理，由“人治思维”转变为“多治合一”。随着社会新问题、新矛盾的出现，靠经验习惯早已显得捉襟见肘，必须依靠系统、科学、阳光治理来破局。

一方面，要建立程序公开、标准公开、结果公开的基层治理规范，坚持在居民监督之下，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治理任务，增进基层治理公信力;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火车头”作用，牵头组建居民委员会、议事会、事务监督委员会等，推动基层自治水平提升，进一步完善村规民约、治理章程，让法治思维逐渐深入人心，并大力宣传先进典型，引导居民创先争优，释放德治教化效应，形成“多治合一”的善治体系，增强基层治理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