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变革

社会制度变革（精选6篇）

篇1：社会制度变革

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一、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三、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 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四、欧洲一体化的应对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五、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有限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若干挑战，但是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多重问题。选票政治在民族国家内已困难重重，而欧盟治理体系的局限及其权能的不足则将制约欧盟的未来发展。建立适应大市场的大政府，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欧盟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动荡。

篇2：社会制度变革

一、社会热点的文化透视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席卷全国，“------已被资讯泛滥时代的传媒翻了个“底朝天”，八卦当头、学术殿后、商业坐镇，中间还穿插上演了“低俗影射”与“民主预言”的猜想，------”。①大量的社会群体，纷纷以自己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一娱乐节目中，使其逐渐演变为一桩社会性事件。以粉丝为代表的普通观众以手机短信、论坛、博客等方式对参与了事件的进程。为捍卫自己的偶像，休闲、拉票，在网上摆开了“战场”，进行着云里雾里的斗架，说三道四，互相攻击，搞得热热闹闹。而另一方面，来自人文学术思想界众多名人围绕超女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个娱乐话题就此上升为学术问题。

一方面，有学者因“超级女声”的选拔机制和极高的参与性，把“超女”和民主有意识地联系起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超女对当代未成年人公民意识的催生和训练有相当正面的价值，超女正在成为一种对孩子们‘酸酸甜甜’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启蒙。”（徐贲：《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超级女生”的公众意义》，世纪中国，）另一方面，“与青少年的狂热、观众的热情参与相比，我们的主流文化却对‘超级女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愤怒’，‘叫停’的呼吁也由弱变强，以至于某些‘名嘴’在电视上公开斥责其‘低俗’，甚至频频出现‘封杀’的‘流言’。”②有趣的是，往往持支持立场的声音是大量的出现在大众文化的媒体上；而主流媒体不是刻意的保持沉默，就是大肆讨伐。不过无论是“贬”或是“赞”，双方对“超女”诉诸于快感的娱乐均表示了理解和认可。特别是其中的学者，面对超女的来临，不少人已放下了自恃清高的架子，认为“好的娱乐节目也并不总是容易得到的，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快乐。”《“超级女声”会使我们“娱乐致死”吗？》 何怀宏 新京报 2005-08-31）。从而表现出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事件中各取所需，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些共识，表现出一定相互宽容的倾向。

但是，随后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由“学术热点”演化为“文化事件”过程中。综合分析主流媒体的态度和大众消费类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对待“红楼超女”问题的态度上泾渭分明，其间缺少一个能起到缓冲功能的过渡地带。这种对峙几乎在开始就形成了，当《新京报》于2005年10月30日刊登出《胡文彬：刘心武应遵守学术规范》一文后，网络上迅速的掀起反对的浪潮。特别是各大主流媒体转载《艺术评论》10期“红学界集体反诘刘心武”一文后。支持刘心武的声音也日渐高涨，有网友指出“《红楼梦》不是某些人的‘独立王国’”；《北京娱乐信报》载文 “万余网友力挺刘心武‘揭红’”，力挺的理由是“有意思”、“长知识”、“平民挑战权威”等；更有《华商报》载文“文化名家为刘心武撑腰”，矛头直指红学界拘于“门户之争”，把红学“做成了生计，当然流于庸俗”。这些反对的指向实际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因此有人提出“人文学术如何才能不被当代文化所稀释？这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给人文学术研究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曾 军）

我们无意于参与讨论，却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文化深感兴趣。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为 1

什么主流文化会愤怒？为什么要斥其“低俗”、“不规范”？我们就先从超女事件来看，“解析‘超级女声’的‘超级’，不能只停留于娱乐的层面，事实上，一个单一的娱乐事件决不会引发这样大规模的关注。“超女”的本质在于，娱乐活动的边界“入侵”传统的非娱乐领域，直接侵入“未成年人”与“教育”这一向来被社会视为“必须固守”的领域。‘娱乐’与‘教育’两大‘社会版块’正面冲撞。”（《超级女声：超级两难的文化抉择之题》 中国青年报 2005年06月02日）就从学者们的支持来分析，实际上也是站在“体制内”对“民主的进程”感到欢欣鼓舞。何曾有站在大众文化的一边说一些大众的话。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媒介文化基本上是等同的，而流行文化往往又等同于青年文化。透过讨论的不同角度，各方实质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主流文化应该如何掌握对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和教育成长的导向权？

主流文化努力向社会传导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人应该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正所谓“一步一个脚印”。具体的途径是求学，求职，通过层层选拔。而且最终要获得一张社会认可的专业技能证书，表明社会个体初步具有了融入社会的资格。如果说对超女们的讨伐，因为有反对在“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冲淡了这种标准的话，那么红学界的集体“愤怒” 斥责刘心武“不规范”，使得这种暗含的标准表露无遗。相反，超女和刘心武受到热捧，体现了人们需要多元的趋向。反映了对读书、排名次、升学、就业，在长辈提携和奋斗中逐步成长这种主流轨道的抵触。而且不少人实际在向主流社会质疑：现代社会，标准是一元还是多元的？成才的道路是否只有一条？究竟谁才具有权威的地位？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

二、文化冲突后的社会变革

这种挑战是否只是一种文化的冲突，还有没有一些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把05年、06年两年的一干社会文化事件和“超级女声”、“红楼超女”一样做逐一的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孕育的巨大变革才是这些文化冲突的幕后推手。

由于随着信息化的程度加深，工业部门中大量的应用信息技术，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体力劳动的强度日益减轻，单纯的体力劳动正在被更带有知识性和脑力性的生产劳动（如机器的操作、维修、监视）和设计、研究、组织方面的工作所取代。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计算机控制系统以及它与信息高速公路互连的信息控制机，作为新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不仅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开始模糊，而且大大的降低了工作的地域性要求。特别是信息资源与物质、能量资源相结合，创造出各种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信息控制生产工具，与动力机械工具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复合生产工具，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产品和信息化工业产品。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加快由物质型向“非物质化”的信息型转化。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还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含量的增加，客观上人们在生活中寻求信息技术支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如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据预测到2020年美国只要用2％的劳动力作为工人，仍可保持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服务业将会成为社会的“第一产业”。

而许多的服务行业主要是根据引起的人际关系加以确定，比如各种专门知识、技术监视或技术咨询服务、金融、教育等等。但无论何种服务行当，信息和交流活动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迅速的发展，信息的获得、使用、阐释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的个别群体。排开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公众只要愿意，几乎可以做到信息的产生和接受同步。基于个体的立场问题，公众对信息的接受、阐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现在的信息化的服务要求，重点以个性化的方式为某个确切的项目或个人，捕捉和处理特定的信息。

而知识总是遵循着一种复利法则：知识推动科学发明，科学发明反过来极大的促进知识增长。这条法则的效果在今天这个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种形势下，个人对信息的接受、判断、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越来越重要。这种能力主要是基于行为表现而非基于系统的知识，它不仅仅只是拥有高级文凭或职业资格的人士才可以具有。因此，所谓的“专业资格”，并不是过去认为的那样，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个人培养发展，取得一定的职业资格，能够从事一项特定的具体工作。而是需要把工作的专业技能和“生存技能”融合在一起。即要求将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资格和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冒险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构成时代需要的能力。由于“非物质化”的服务业日益发展，这些素质中与人交往、与人共事、解决冲突等能力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已经开始超越工业社会的专业资格概念，更加强调能力概念。恰恰是这种全新的发展，给那些文凭较低或者没有什么文凭的社会个体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取得一定的资格资历并不能够保证有相应的职业权利。

社会多元化的变化，客观上将会促进社会民主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不仅是社会进步为这些变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也是社会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样的前提下，在传统社会中因地位和名望建立起来的权威不再是不可撼动的。信息化的推进，使得社会竞争，打破了横向的模式，向着纵向代际之间的趋势发展。权威建立在能力和与其他人的坦率、开明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需要更清楚的了解自己，认识世界。真正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反应。但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这种竞争不会即刻地推进社会的民主，反而会可能激化潜在的关系，转化成冲突。这并不符合人们对人类社会进步寄予的希望。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特别是年长的人和年轻人的交流无论对于双方增进知识和丰富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就代际之间的冲突讲，责任主要在于年长的人，毕竟他们年轻过。换言之，成人要想向年轻一代传授所学知识和发号施令，他就必须充分的接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年轻人的变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像年轻人那样去学习，去了解时代。发生于同辈之间的冲突，如果能像体育竞争一样，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氛围，在共同的目标和计划中，依据各自角色承担一定的任务，相互分工，又相互协作。那么实际有可能认清自己，了解对方，从而消除敌对和偏见情绪，甚至产生出友谊。

而因为社会正以几何级数速度更新变化，人们步入社会时，会发现在童年储备起来的知识、形象，一切已经不合时宜。依靠他们应对社会挑战时，会让人觉得无能为力。人们必须以动态的方式来处理和应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必须充分参与这一次社会变革，否则将会在日渐变化中被逐渐边缘化，从而失去自我。但是，信息化的今天，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个人又处在具有强迫性的宣传气氛中。如果个体在行为上服从外界强加与他的推测，损害了他的真正意图，长期以往，不仅会使人疲于奔命，而且会严重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由此，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保证，以及尽可能可以牢牢掌握自己命运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而且事实表明，个性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甚至是冒险和挑战的精神，正好是社会创造和革新的保证。

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我们回过头来再看05年和06年的社会事件。其实会发现：与其说主流社会愤怒，还不如说当有些事件“越位”揭示出主流社会全方位“失位”时，主流社会用“愤怒”掩饰自己脆弱。

篇3：社会制度变革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改革

在社会建设中, 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引入, 政府和学界等对社会管理“治理化”的认识日益清晰。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被公认为当今社会治理的三大力量。因此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促进社会组织发育, 成为推进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社会组织改革是新形势下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 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公共安全形势严峻;民众与政府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或对抗。

二、社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

就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而言, 整体数量上有了蓬勃发展, 但水平不够高,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的社会组织总数为431069个, 其中社会团体为238747, 民办非企业190479, 基金会1843 (1) 。到2012年增至49.9万多个, 此时我国每十万人口拥有的注册登记社会组织仍不到38个, 而在一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成百上千。因此我国社会组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仍然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究其根源:

一是对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上存在偏差, 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 对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意义、发展趋势以及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 还没有把社会组织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 没有把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二是社会组织规范不够健全。目前社会组织的法规和规章主要以程序性规范为主, 实体性规范明显不足, 现在还实行的是1998年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法律法规的滞后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导致很多社会组织无法登记注册。有的社会组织规章制度不完善, 有些甚至只有不规范的口头规定, 或虽有完善的制度, 但由于专职人员过少、财力不足等原因, 其目标和宗旨难以有效实现;有的社会组织无论从章程的制定、人事权、日常决策权, 还是内部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 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三是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国家目前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体制设计, 这种设计造成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的门槛过高, 使许多具有“合理性”的组织无法取得“合法性”外衣而游离在制度保护之外, 影响了社会组织的设立和作用发挥;大量社会需要的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登记;在监管方面, 存在监督力量薄弱、监管乏力的问题。

四是社会组织存在“政社不分”。目前我国大量的社会组织从政府部门中脱胎出来, 其机构、人员、设施等大都来源于政府, 主要领导大多由政府部门的领导或政府机关改革分流出来的官员担任, 导致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自治程度较低;同时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有的未经过专业训练, 具备公共管理知识、具有宏观协调能力的高素质专业人员短缺。

三、社会组织建设的对策

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为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活力, 营造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一, 政府职能转变上的突破。“市场能办的, 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 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 要加强社会管理, 更要根据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要, 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服务重于管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二, 在社会组织规范上有新突破。目前政府对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团体存在以“管”代“监”这样一个误区, 主要表现在严守组织注册“入口”和对组织活动的过程缺少“监督”。政府对社会组织, 应本着宏观管住、微观放活的原则, 一方面推进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 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下放登记权限、对暂不符合登记条件的民政部门或授权社区灵活登记备案;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要尽快从注重入口管理转移到注重过程监管, 加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 通过健全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第三, 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上有新突破。国外社会组织发展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密切合作, 并提供财政支持。整体上讲, 我国社会组织实力弱, 在自足性、公信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更需要政府为其提供资源支持, 以实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第四, 健全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明确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权利与职责, 完善决策、执行和监督相对分离的法人治理机制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运作机制, 要落实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以提升社会组织的活动和服务能力社会公信力。

第五, 大力倡导公民志愿服务。推动构建以城乡基层为重点、涵盖各领域和层次的志愿服务网络, 统筹志愿者协调服务工作, 健全服务机构和协调机制;支持广大志愿者有效开展服务城乡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各类活动;探索实施社会工作制度, 健全对专业社会工作者服务管理和扶持激励的机制, 推动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红云.《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基于治理与善治的视角》.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0年第5期.

篇4：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挑战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迄今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是国家主导下的单位保障制，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等特征。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与发展则是针对这种传统社会保障制度而进行的制度变革与创新，即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条件下，虽然由政府主导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但企业、社团与个人等必须共同分担责任，同时通过社会化方式来加以实施，社会保障成为一个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系统。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路径，即是由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发展。

回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保制度变革历程，可以发现，迄今为止，除公职人员退休制度仍基本保留着原有制度的框架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障制度都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从社会保障观念更新到制度结构、责任承担方式、财务模式的调整，在总体上几乎重塑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社会保障观念革新。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经济社会转型中选择了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认识到了国家或单位单方承担全部社会保障责任的做法不可持续，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中，强调了个人责任回归，促使人们从传统体制下对国家与单位的过度依赖转向认可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事实上为重塑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相应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扫除了制度变革最重要的观念障碍。

第二，构建了责任分担的机制。在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建立多方共担责任的机制是核心目标之一，实践中已经体现出了政府、企业、社会、个人等主体各方共同分担社会保障责任。例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建立在用人单位与参保人缴费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政府补贴，实质上是三方分担责任；在强调政府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同时，民间的慈善公益事业也在不断发展；在各项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中，福利彩票公益金成为重要资金来源，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动，个人亦须支付一定的成本，等等。这种责任共担机制的构建，不仅使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助共济功能得到了巩固，也为这一制度实现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社会化取向替代了单位或集体保障制。社会化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又一核心目标，它是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板块结构与封闭运行的否定。例如，社会保险已经由单位包办、彼此分割的劳动保险变成了开放型的社会化保险机制，社会救助从只针对传统的鳏寡孤独救济对象转化成面向所有低于一定收入标准或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老年福利事业摆脱了官办福利院的局限而步入社会化发展阶段，等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彻底矫正了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事务与单位负责的职业福利严重错位的现象，既为这一制度走向公平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第四，法制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从习惯于按照“红头文件”办事，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制定《社会保险法》《军人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还有与社会保障直接相关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使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更加明确。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与经办机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民政部，到1998年国务院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企业与乡村社会保险事务，再到2008年将劳动保障部与人事部合并组建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使全国的社会保险事务进一步集中监管。同时，将经办社会保险等事务的机构从政府序列中独立出来变成事业单位，成立非政府机构性质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利用邮局、银行等提供发放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服务，这些重要变革都标志着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与经办机制正在走向成熟。

第五，实践效果非常明显。一方面，新旧制度已经整体转型，并部分地实现了制度创新。一个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化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替代了原有的国家负责、单位（集体）包办、板块分割、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险等方面还部分地实现了制度创新，即构建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模式。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受惠于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全民医疗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基本实现，社会救助直接惠及1亿以上的低收入人口及天灾人祸中的不幸者，保障性住房供应规模持续扩大，各项社会福利事业亦获得了较大发展。正因为此，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巨大社会风险才得以基本化解，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才具有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明显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增强了人们适应时代剧变的承受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存在的一些不足与失误

然而，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仍未最终全面完成、新制度的建设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历程并非只有成功与成就，它还同时存在着一些不足与失误。

第一，城乡分割与地区分割的推进方式，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及特定功能的全面发挥。例如，在养老保险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处于地区分割统筹状态，农民工很难完全融入这一制度，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分别由不同的政策规范；在医疗保险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轨并存；在社会救助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样是城乡分立，其他专项救助亦在城乡之间差异巨大；即使是针对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也是城乡分割实施，在城市是通过公办老年福利院来满足其生活保障需求，在农村则通过是五保户制度来规范，等等。这种城乡分割与地区分割的推进方式，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限制了社会保障特定功能的全面发挥，使社会保障社会化发展的正向效应打了折扣。

第二，社会保障主体各方责任划分的模糊化，直接影响着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例如，传统制度下的历史责任与新制度下的现实责任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它必然影响到化解历史负担的责任在相关主体之间的合理分担，并对新制度及其运行效果造成严重影响。目前难以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各地社会保险费率高低不一等问题，其实都和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划分不清密切相关。再如在新制度的实践中，政府责任与企业、社会、个人的责任边界也是模糊不清的，即主体各方所负责任的大小并不明确，甚至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即使是政府责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亦是责任模糊，虽然中央财政自1998年以来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在大幅度增长，但并非法定的固定机制，地方财政的责任更缺乏规范。社会保障责任划分的模糊化，直接损害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有计划性和可预见性，同时也给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各方带来权利和义务的不确定性，并增加了劳动者代际负担的不确定性和每届政府应负责任的不确定性，进而损害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弱化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因此，用明确的责任划分来替代现实中的责任模糊，用分级负责的固定拨款机制来促使各级财政到位，客观上已经成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endprint

第三，改革不同步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改革原则未能很好贯彻，滋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企业职工早已建立了统账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还停留在原有的退休制度中，这种不同步导致了两大群体在养老金权益上的差距持续扩大。同时，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为未真正贯彻“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改革原则，造成企业退休人员普遍觉得权益受损，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却明显获得较企业员工更为优厚的养老金待遇，结果滋生了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尖锐矛盾，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年轻人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择业偏好。因此，不同步的改革直接放大了不同群体的福利权益差距，而不分新人、老人的做法，既是对同一代人追求公平权益的损害，亦使深化改革难度显著增大。

第四，现行制度安排的设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致使优化制度安排的任务异常繁重。例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停留在地区分割状态，制度结构亦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医疗保险依然是城乡分割，责任负担失衡；失业保险与工伤保险制度均缺乏预防风险的功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样存在着只考虑收入状况而不考虑资产状况以及非专业化实施的缺陷；老年人福利事业、残疾人福利事业城乡分割，有的甚至是将救助、福利与保险相混淆；灾害救助只体现出政府责任，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住房福利将住房救助与公共房屋供应混在一体；整个制度体系表现出经济保障项目与服务保障项目失衡，管理体制中多龙治水的格局仍然存在，等等。如果不能尽快全面优化现行制度安排，随着投入规模的持续扩张与路径依赖的惯性强化，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将陷入极为不良的状态。

此外，社会保障立法依然滞后，急切需要制定《社会救助法》等基本社会保障法律；相关配套改革必须同步推进，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公共财政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都是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不可缺少的配套，只有同步协调推进，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

前已述及，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而最核心的问题则是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资源配置等直接影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性及其整体功能的全面、正常发挥。

第一，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城乡分割。例如，在养老保险中，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向城镇职工，农民工参保客观上还面临着一些障碍；国家对城镇无业居民与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采取同样的财务模式，而政策依据却是分割规范；失地农民迄今缺乏统一的政策规范，处于非城非乡状态。在医疗保险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采取的同样是政府补贴加个人缴费的筹资机制，但前者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后者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社会救助中，最重要的项目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城镇居民的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面向农村的依据则是国务院发布的政策性文件。因此，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现实，明显地表现出城乡分割的特征。

第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城乡分割。与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紧密联系的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尽管通过多次机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一些管理体制中的城乡分割痕迹，但迄今仍未真正得到彻底根治，传统体制的惯性依然强大。例如，同样属于医疗保险事务，城镇人口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农村人口由卫生部门（现在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即使同一种社会保障业务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也会设置城乡有别的内设机构，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养老保险司专司城镇人口养老保险管理之职责，农村社会保险司专司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管理之职责；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幼救助，在许多地方也是由两个不同的内设机构来分别管理。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运行中的城乡分割经办也是普遍现象。例如，医疗保险由于是不同部门分割管理，在绝大多数地区也处于城乡分割经办状态，即同一地区往往并存着城镇居民与职工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并运用着相互分割的两套信息系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镇基层由居民委员会代为实施，在农村由乡村组织代为实施，并无统一的专业经办机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构的城乡分割，既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城乡分割的现实反映，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并必然带来社会保障资源配置的城乡分割。

综上可见，城乡分割构成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实质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延伸，是社会保障改革不彻底、不成熟的具体表现。

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分割的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已历30余年，国家已步入工业化时代，而社会保障体系在经历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变革后，依然未能超越城乡分割的历史局限，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的观念与路径依赖，亦有重城镇轻乡村的发展取向和城乡利益冲突的影响。

第一，传统户籍制度的藩篱不易突破。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严格区分城乡居民身份的标识，而社会保障权益又长期以来都与户籍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户籍制度决定着城乡居民不同的社会保障权益，背后隐藏的是城乡利益分歧与冲突，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城乡分割又进一步固化了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因此，传统户籍制度实质上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总根源所在。

第二，传统观念障碍依然深厚。在一些人（包括一些决策机构、政策制定者、立法者）的意识里，城乡二元分割不是可以逐渐改变的现象，而是一种已经固化的历史。在考虑政策措施、进行制度设计甚至立法过程中，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农村居民与农民工视为另类，一些貌似公正的观点与主张透出来的依然是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旧思维与价值取向。包括主张为农民工维权单独立法，提出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就是不考虑如何与现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接轨。传统观念的障碍，直接影响到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理念与目标设定。因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分治的观念、意识与思维定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将很难超出城乡分割的困局。

第三，体制性障碍影响巨大。在这方面，主要表现有二：一是职能部门的相互分割，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相关政策的不协调，即使同一项制度亦存在着被多个部门分割的体制缺陷；二是职能部门职责紊乱、责任不清的局面并未得到扭转，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社会保险制度的管理职能进行不当分割，让劳动部门管理国有企业职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管理集体企业职工、人事部门管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民政部门管理农民，所造成的不良后遗症迄今还在影响着养老保险改革的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更是由两个部门分割管理，直接演变成了一种部门利益之争。而城乡孤寡老幼之所以在民政部门统一管理下也在实践中分割实施，主要原因是财政资源配置一直延用着原有的拨款方式，用于城镇孤寡老幼的财政资金与用于农村五保户的财政资金不能混用，是财政拨款体制的城乡分割导致了这一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的城乡分割格局难以改变。因此，体制性障碍使一些看起来容易改变的现象变得很难改变。

第四，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缺乏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采取的是局部地区、局部领域、个别项目试点先行的渐进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设定与发展战略思路，更缺乏应有的整体设计与统筹安排。在这样的情形下，单个职能部门不可能超越本部门职权去统筹考虑非自己主管的社会保障事务，从而使得城乡统筹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大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即使一些地方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体现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取向，也只是依靠地方领导的自觉，而这种自觉还往往要受到上级职能部门的干预。因此，缺乏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便只能沿着历史路径前行。

第五，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成熟也是重要原因。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在近30年间进展迅速，但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就业结构的工业化并未真正带来人口的工业化，经济的城镇化、物质的城镇化并未同步带来常住人口的城镇化，如亿万农民工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却无法真正融入城镇化进程。虽然有关部门公布我国人口的城镇化率超过了50%，但真正拥有城镇户籍身份的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35%。这表明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并不成熟，这种不成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势必影响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体化。

篇5：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http://.cn 2010年04月27日11:42 法律与生活

强拆者依仗着什么

——中国拆迁制度变革20年

文/王才亮(著名拆迁实务专家)

中国的拆迁制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法律制度，它本身应当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而不是过去大家所理解的民法范畴。如今，这种在政府主导下强令老百姓搬家的制度，成为急需依法废止并重新设立的制度。

拆迁制度的三阶段

中国的拆迁制度出现的标志，是1991年3月22日公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此前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城市规划法》，为了确保《城市规划法》的实施，产生了它的配套法规，也就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实事求是地说，诞生于20年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非议。它的制订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有了一定财力，需要通过拆迁加快从“文革”以来停滞不前的城市和住房建设，同时通过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内需。这个“条例”出台时，里面有两个十分关键的字，就是后来日益被淡化的“安置”二字。这个“条例”的补偿原则是根据被拆迁人居住人口，按照人头给予补偿“安置”。而当时拆迁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拆迁人多是当时的城开公司、房开公司，大部分是政府直属企业。当时，政府在拆迁中是亏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拆迁就受到了

公众欢迎。这是中国拆迁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上述局面好景不长。由于拆迁带来的房地产开发包含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导致国情发 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中国有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发商。上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行，其中的房屋制度改革，从过去国家全部承担房地产的建设和开发，转变为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加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建设，由此许多国有房地产公司改制，由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商人们买下。再加上新成立的房屋开发企业，形成了一个新群体开发商。开发商在立法制度上，赢得的第一个战役，是1994年出台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此，中国拆迁制度进入第二个阶段。《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有一个非常蹊跷的规定，就是住房建设需要房地产开发资质。从那一天开始，全国的单位和个人丧失了建房权，住房建设成了开发商的特权。从此，中国的住房建设被开发商垄断，拆迁方向也因此改变了。到了1998年，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国的房地产制度基本建立。

在上述制度下，形成了三个垄断特点——

第一个垄断，是土地的公有变成了政府所有，由政府对土地市场一级垄断(现在延伸到二级市场的垄断)。政府垄断土地即政府通过土地的出让来谋取土地出让金这一巨大的土地级差，从而弥补财政的不足。

第二个垄断，就是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老百姓没有自己建房的权力，单位有钱也不能自己建房，只能购买开发商的房子。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意味着垄断了住房价格的话语权，买房人、被拆迁人，成了弱势群体，永远和它处于不对称的状态。

近几年随着情况的发展，形成了第三个垄断，那就是大开发商垄断了住房建设的话语权。政府招拍挂的面积越来越大，设置的门槛越来越奇怪，其结果是剥夺了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平等自由竞争，小的开发商没有资格参加竞争，而且随着土地招拍挂的猫腻越来越多、水越来越深，具有官方背景、权力背景的开发商，越来越频繁地在全国各地拿地，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更进一步的垄断。

由于上述三个垄断，中国房价失控——失控的背后是暴利。

为了利润最大化，开发商在登上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后，就不太愿意按照老的拆迁制度进行公平的补偿安置了，从而推动了拆迁条例的修改。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305号令，对《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并于同年11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条例修改了什么呢？

首先把原来的“补人头”改为“补砖头”。过去是按照住房人的居住条件、居住人口来解决补偿安置，现在是按照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的市场估价，意思是房子值多少钱我补你多少钱，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它不是以市场的真实交易价格为标准，标准是以市场估价。

第二个修改，加大了行政裁决和执行的力度。修改后的新规规定，在拆迁期限内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没有达成协议的，可以申请裁决。可怕的是，虽然规定对裁决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诉讼，但是规定不影响执行。

第三个修改，取消了房屋使用人的被拆迁人地位。这一做法虽然可能降低拆迁成本，但打乱了’’拆迁法律关系，闹出很多笑话。例如，国有企业、机关使用的房屋，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拆迁谈判找所有者还是使用者？搬迁和补偿找谁？又如，房屋的承租人也是使用人，拆迁时能回避他们的合法利益吗？

现在全中国有20%以上的人(被拆迁人及其亲人)经历过拆迁，尽管有这么巨大的人口，但无论在人大还是国务院，在制订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地方没有明确的话语权。相反，开发商不仅有代表，还可以找代言人，从而拥有较强的话语权。

修改后的《拆迁条例》实施以来，开始进入了中国拆迁制度的第三个阶段。这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阶段，就是人民群众以生命和鲜血来反抗拆迁制度，反抗对财产的剥夺，同样也推动了这个制度的不断变化。

从2003年的翁彪、朱正亮等，到2009年11月成都的唐福珍、北京的席新柱等人，也包括这期间反抗拆迁的苏州的马雪民、本溪的张剑、大连的周颖智等人。民众在面临暴力拆迁且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或是自焚，或是对那些实施暴力拆迁的个别人实施了反抗。这些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悲剧，印证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道理。需要反思的是：谁把兔子逼急了？废除拆迁制度的三次浪潮

为了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改变整个拆迁制度，近年来先后掀起三次要求废止和修改《拆迁条例》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以修改宪法为标志。2003年，全国人大对现行《宪法》进行了修改。这个修正案有两个亮点，一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二是国家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宪法修正案(建议稿)》在一定范围公开之后，民间希望《拆迁条例》尽快修正。加上这期间发生了翁彪、朱正亮等自焚抵抗拆迁事件，国务院发出了国办发(2003)第42号文，希望规范拆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掀起第一波废除《拆迁条例》的浪潮。杭州116位公民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废除《拆迁条例》，全国人大领导给予了足够重视。

这本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是在专家学者论证时出了问题。专家论证意见认为，《拆迁条例》是《土地管理法》的配套法规，《土地管理法》第58条规定，可以收回公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既然都收回使用权了，房屋当然可以拆迁了，所以《拆迁条例》不违宪、不违法。这样就错过了一次中国拆迁制度通过行政机关来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改革的绝好时机。

第二轮浪潮来自《物权法》的制订。2005年，《物权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按照《宪法》的相关规定，越过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个人住房的，要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要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这在法律上是一个突破。在这期间有了第二波浪潮，以《物权法》为依据，要求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阶段从公民上书，到国内外1000多家媒体、2000多位记者关注重庆钉子户事件，掀起了第二次修改《拆迁条例》的高潮。

这次从2007年2月到8月的浪潮，以公民的胜利为结局，标志是2007年8月24日，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理由是《物权法》从10月1日执行，而《拆迁管理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将停止执行，要求修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授权国务院制订《城市拆迁管理办法》。这是最高级别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相抵触，承认《拆迁条例》违反《立法法》的规定。2007年春节过后，建设部开始起草《征收条例》。起草工作完成后，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于当年5月将草案发到全国的建设厅征求意见。在这个背景下，后来出台的条例(草案)更多吸纳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意见，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变成了《拆迁条例》的翻版，无非是“拆迁”变成了“征收”。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否定了这个草案。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毫不留情地打回一个法规草案，是很少见的。

此后，有些地方政府在新的《征收条例》将取消商业拆迁的背景下，加快了步伐，加大了拆迁力度，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拆迁血案。2009年11月，四川成都发生的唐福珍事件，北京海淀区发生的席新柱事件，都是公民以生命和鲜血抵抗拆迁。这时，北京大学的五位教授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拆迁条例进行违宪审查，就此掀起了第三次修改《拆迁条例》的浪潮。

五位教授的联名上书，作为对中国法制的贡献将会载入历史。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浪潮还没有过去，《拆迁条例》还没有彻底废止，这场争论还在延续。

影响拆迁制度的几类重大案件

在上书和媒体关注之外，典型案例对推动拆迁制度的改革和进步，作用也很重要。中国拆迁的第一大案，应是湖南的嘉禾事件。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嘉禾事件处分了5名县级官员，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腐败，而是因为他们的违法行政，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搞连坐、株连。“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是湖南嘉禾县的拆迁口号。2004年6月24日，国务院做出决定处理嘉禾事件，法律意义在于，告诉大家政府用公权力进行拆迁，损害群众利益是不合法的，是不符合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尽管现在很多地方还在这么做，但是嘉禾事件树立了一个标准，人民政府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用公权力去搞商业拆迁。

第二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是从翁彪到唐福珍等一系列自焚案件。我不赞成自焚的做法，但不得不承认翁彪等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敢于牺牲。南京市民翁彪是个残疾人，他用自己的房子开了个小店作为全家的生活来源，给他的补偿不足以买新的房子，他一家人就断了生计。翁彪以自己的死亡和拆迁办有关人员的负伤，换来家人的生计。

我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当事人，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不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该起诉的就起诉，尽管可能败诉，但是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但是，唐福珍没有去诉讼。2007年，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法》对她的房子下达了拆除违法建筑的决定，唐家提出的行政复议没有见效，就放弃了。当地政府说这不是拆迁，而是拆除非法建筑。理由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非本村村民不得在农村建房，所以唐家是暴力抗法。其实，该案所谓的拆除非法建筑，是不成立的。第一，唐福珍的建筑建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地方当时是农村，《城市规划法》是不适用的，不需要乡级以上的规划部门发规划许可证。第二，此前成都市委市政府有文件规定为了发展村级经济，鼓励市民到农村建房投资，只要村委会签了合同，就视为合法建筑。唐福珍一家去了城市，村委会将他们请回来建房，而且有乡政府的批准，房子怎么成了非法建筑呢？即使依据《城市规划法》将唐家的房子界定为违法建筑，责令其限期拆除，当事人不拆，也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而不是由城管强拆。

第三类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是以辽宁本溪的张剑案为代表的以行动来反抗非法拆迁。张剑案十分具有典型性。这关系到当自家的财产受到不法侵害时，公民是否有正当防卫的权利。通过这个案子，使公民捍卫自己财产的防卫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从而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判

例，支持老百姓依法行使自己的防卫权。西方的谚语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其实我们的刑法也是有规定的，非法侵占他人住宅是要受刑罚制裁的。

一系列的拆迁血案唤起了全社会对拆迁的关注，唤醒了一大批文化人的良知，倒逼了拆迁制度的改革。

第四类，是我们一直关心但社会关心不够的非住宅即企业被拆迁的案件。中国的拆迁制度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大家对住宅拆迁关心，但对非住宅拆迁不太关心。非住宅拆迁的补偿中，也是按照评估价格来补偿，是补偿看得见的财产损失。但是，政府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老百姓都买完了房子，这个国家靠什么来生存呢？国家应该靠的还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了房地产之外的金融服务业、旅游业等。房地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行业，绝不能是支柱产业。美国不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而是将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建筑业创造了财富。房地产业本身不给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不能单靠开发商不断炒地、政府不断卖地来维持社会的运行。

福建省有一个好规定，对企业进行拆迁的，除了要给财产评估损失作为补偿之外，还要将这块土地出让收益的50%以上给被拆迁企业，使其能发展生产。我们希望，这个经验可以推广到全国。

对于住宅改成非住宅，在2003年国务院42号文已确定给予适当补偿，但给多少是适当没有明确，引起了许多矛盾。从“拆迁”发展到“征收”，条例的规定是否科学关系到能否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民族能否繁荣富强的大事。

2009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但是各地政府依旧热衷于拆房卖地，有的城市已经将2006年竣工的房屋视为旧房而列入旧城改造范围。

所以，要真正维护公民的房产权，终结拆迁引起的悲剧，仅修改或废止《拆迁条例》是不够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许多谬误是当前拆迁矛盾的源泉之一，而非全部。当前，不仅仅要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修改，而是应以对整个拆迁制度进行修改作为突破口推进房地产制度改革。我认为，尽快要做的事有三件：

第一，废除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而制订符合《宪法》规定的不动产征收法律法规。按照《宪法》、《物权法》的规定对《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底消除地方政府通过拆房卖地牟利的渠道。如果仅仅是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并不能改变目前拆迁扰民的状况。

第二，真正做到让人民在政策和法律制订、官员选拔任用上有话语权、监督权。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就能减少拆迁扰民现象的发生。依法保护群众的正当防卫的权力，遏止暴力拆迁蔓延的势头。

第三，坚决废止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理念。这就需要在“精兵简政”的同时改革财税制度，使基层政府减少财政压力带来的拆迁冲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下半月期)

篇6：社会制度变革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部队的管理工作在增添许多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当前，部队管理工作着重强调“严格”管理，由于部分管理者的曲解本意和思想保守，导致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严重存在“严而出格”的“自我封闭”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片面强调部队的特殊性，忽视官兵需求的正常性；片面强调保持传统，忽视顺应形势；担心耳闻目染就塞耳蒙眼，担心部队不适应就让部队不接触；警营驻地禁区化，规定要求重复化，“严禁”、“不准”泛滥化。封闭的结果如何呢？官兵的共同语言少了，营区外违纪现象增多了；战士活泼好动的天性减弱了，封闭意识增强了；人员管住了，观念落伍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管理模式，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很难经受实践的检验。面对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会大环境，我们的管理工作在主动探索、大胆创新、超前思维上还欠缺很多。

要想适应社会变革，正确处理社会变革给部队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就要不断创新管理思维，就必须坚持在管理注重与时俱进，崇尚科学，尊重人才，注重时效；牢固确立“依法管理、知识管理、素质管理、效益管理”的意识。

一、与时俱进，注重“依法管理”

要在管理的思想、方法、手段上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即要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又要具有时代的特点。新的历史时期，江总书记十分重视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他指出“发挥优良传统，保持红军本色，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必须始终注意和认真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部队的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内外环境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扬我军管理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认真研究部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适合时代发展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使管理工作更具时代特点，更加符合新时期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宪法》都把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由此可见，“人本”思想和“法治”观念已成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的大气候。但部队中的“人治”重于“法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市场。主要表现为：一是作决策、发指示、处理问题习惯于“拍胸脯、摸脑袋”，政出个人意志和好恶；二是以行政命令代替政策，以讲话代替法规；三是只讲“合情合理”，不讲“合法”，以“情”代法，以“理”代法；四是游离于法规之外动脑子、想点子、找路子，并视之为有能力，水平高。如此种种，带来的是部队管理上的随意性、非正规性以及各种“土政策”、“土规定”、“土章程”的泛滥。古语说得好：“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奋智者治法”，存在于我军管理工作中的“人治”思想和做法既不明智，又与“法治”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很不合拍。因此，要想适应社会变革，就必须坚持“依法管理”，这也是新时期我军管理工作的大趋势。

部队管理工作的“依法管理”，就是要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指挥，依法治训，依法管理，依法带兵。对基层管理工作而言，“依法管理”就是要依法施管。条令条例是治军的基本法典，是军人行为的基本准则。坚持依法施管，就是要依据条令条例实施管理，把官兵的思想统一到认真贯彻落实条令条例上来，把一切管理活动置于条令条例的规范之下，一切以条令为依据，一切以条令为准绳；坚持依法施管，就是要强化管理者的法规意识、条令意识，既要对被管理者强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又要对管理者强调依据法规下达命令、实施指挥；坚持依法施管，就是要坚决克服工作中的随意性，彻底清除有悖于条令的土政策、土规定、土章程，切实解决落实条令条例搞突击、不经常、难持久的问题。

二、崇尚科学，强化“知识管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崇尚科学，注重知识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军事领域的知识化变革必然引起管理工作的知识化，知识军事必然要求知识管理。与“知识管理”相对应的，是“经验管理”。经验来源于实践，是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知识化扑面而来的今天，如果过分强调依靠经验，管理工作就会在低效率、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因此，把最先进的现代科技理论和技术手段渗透到管理工作中去，进一步强化“知识管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要实现“知识管理”，一要抓好科技知识的学习，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官兵的头脑，不断提高官兵的文化素质。二要在管理工作中灵活运用现代管理工作的科学成果，采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运筹学、心理学和目标管理、质量管理、计算机技术等知识、方法和手段，增强管理工作的科学性。三要提高干部的管理素质，要知兵爱兵，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具备依据条令条例实施管理的能力。四要借鉴军内外、国内外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努力提高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和艺术性。

三、尊重人才，倡导“素质管理”

尊重人才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积极培养人才，合理使用人才。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军队要实现“两个转变”，部队建设要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发展，这对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提高干部队伍的管理素质，在狠抓科技练兵的同时，突出科技兴管，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有效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要重视管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要善于发现人才，精心培养人才，大胆使用人才，营造一个拴心留人的环境。实际工作中要克服派性，实行民主荐贤；破除论资排辈，实行选贤任能；破除私情，实行秉公用贤；破除主观唯心，实行客观评价。唯其如是，才能坚持德才兼备，“量体裁衣”，知人善任，切实给管理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推动部队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要想抓好管理，光有素质良好的管理者只是其一，提高管理对象的素质才是抓好管理工作的关键。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要管住人的思想，就要教育人、说服人、启发人，提高人的素质。当前，部队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为了避免官兵受到社会大环境中某些不良现象的影响，片面强调“把人管住”，简单地切断官兵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事故、案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事实上，军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军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完全与社会隔绝的“真空军营”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要真正解决社会变革中某些不良现象给部队管理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最根本的还是要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把官兵教育好，打牢官兵的思想基础，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和自控能力，增强官兵自身的“免疫力”。这就需要倡导“素质管理”。

“素质管理”要求我们在管理工作中强调教育在先、约束在后，以育人为本。把人教育好了，素质提高了，自觉性增强了，行为约束就会更容易、更有效。据此，首先要搞好理论灌输，深人开展以培养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切实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是要切实改进教育方法，丰富教育形式，更新教育观念，引进先进教育手段，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三是要重视“读书明理”的作用，组织官兵多读书、读好书，积极营造学科学、学文化的氛围，提高官兵明辨事理、判断是非的能力。四是要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建立一个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用环境影响人，用氛围熏陶人。一方面，要狠刹歪风邪气，匡扶正气，营造和谐、纯洁、有序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军营文化建设，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力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四、注重时效，实行“效益管理”

实行“效益管理”的关键是注重时效；注重时效的实质是加快工作节奏，提高工作效率，克服拖拉扯皮现象。为提高部队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必须努力实现以下目标：一是工作讲究时效，不拖延推诿。工作要有计划，有安排，办事分主次轻重缓急，善于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抓主要工作。同时，要提高会议效率，少开会、开短会，会前准备充分，会上决议明确，会后检查到位。二是机构有利时效。机构臃肿，必然导致人浮于事，互相掣肘，影响时效。因此，对重复的、作用不大的机构要精简；对缺乏专业分工的要调整；对不完善的要充实。三是方法追求时效。要掌握化零为整的工作方法，把一些必要的零星工作相对集中处理，留出整段时间集中做完一项重要的工作；要适当授权，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好全局问题，对那些可由自己处理也可由下级处理的工作应授权下级处理。

实行“效益管理”，就是要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战斗力标准是检验部队一切工作效益的根本标准，部队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巩固、发展和提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管理工作也不例外。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体现就是是否能为国家找大矿、多找矿、出效益。战斗力的提高促进找矿效益的提高，而只要我们注重依法管理，强化知识管理，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和高技术装备建设，就会不断的提高战斗力。实行“效益管理”：一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条令条例，条令落实好了，部队就管好了，战斗力也就自然提高了。二是大力加强纪律建设，平时管理严、纪律好、作风硬的部队，就能出战斗力。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利用人才等形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部队整体素质，部队整体素质提高了，战斗力也就加强了，找矿效益就提高了。四是进一步加强高技术装备建设，装备是战斗力形成的重要条件，通过装备的更新，新型找矿技术的推广和使用，战斗力也会得到提高。五是加强安全管理，向管理要安全，向安全要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