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眼中的鲁迅（精选9篇）
篇1：张爱玲眼中的鲁迅
在民国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不仅众多的草根实现了政治上的逆袭，而且涌现出了很多的天才式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以及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物。提起鲁迅和张爱玲，总感觉两人不是一个年代，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物。就好像时下的李敖和张小娴一样没有交集，要说有，充其量都是主要以文字和思想示人。
其实也就是这样，鲁迅作为19世纪的“80后”，而张爱玲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人。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一个16岁大的花季少女。
两人的家境说是相似，其实也不尽相同。鲁迅先生是家道中落，从一个小康家庭坠入困顿局面，生活拮据。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28～1904)曾是前清“体制内”的人物，37岁的时候中了进士，殿试三甲，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学习，但仅仅过了三年就散馆。
之后，周福清又当了金溪县知县这个芝麻官。即使这么一个小官，也遭到弹劾，被朝廷以“归部改选教职”为名处分，直到1888年才被循例捐升内阁中书。虽是京官，但十分清苦，无丝毫油水可捞。按照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乡》中说，“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其清苦程度可见一斑。
等到了1895年的时候，由于母亲(也就是鲁迅的曾祖母)去世，周福清离京回乡为母奔丧守孝。翌年，因为慈禧六十大寿，恩科提前一年举行乡试。而周福清因为对当时浙江的主副两个考官比较熟悉，就想通过行贿帮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顺利通过。
不料行贿之时苏州知府也在现场，于是事情败露，投交信函的佣工当场被抓，周福清也最终被判以死刑。之后，鲁迅的父亲又身染重病，由是开始家道中落。
张爱玲的家境比起鲁迅相对要好一些。但是，他的祖父张佩纶生性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中法战争爆发后，因为张佩纶主战，那些平时嫉恨他的人就说“你说打，那你就去打吧”之类的话，让他去打仗。张佩纶抵达福建后，那些官场老油子也乐得推卸责任，放开手让张佩纶去搏。但是，文人只会清谈，真让他去做就怂了。
战事以失败告终，张佩纶本人在大雨中顶着铜盆逃走，并且被福建人嘲笑:“两何没奈何，两张没主张。”(“两何”指福建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两张”指会办军务的张佩纶、福建巡抚张兆栋。意思是说他们没主张，坐失战机，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他遭到朝廷革职，流放边疆。1888年流放归来，张佩纶进入李鸿章幕下，因为当时张的妻子已死，李鸿章便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他。
不过等到张爱玲父亲那一代的时候，张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全家上下碌碌无为，而且沉浸于“祖上阔过”的不思进取心态之中，整天高谈阔论“我们老太爷”“相府老太太”。张爱玲在这样看似生活条件很优厚的家庭中，生活得其实并不幸福。相对于鲁迅的家道中落、苦难而带来的不幸，张爱玲这种不幸更是别有一番滋味。两人各自不幸的人生使他们看透了世间的冷暖，对这个黑白世界的认识也格外透彻。
鲁迅因一篇批判封建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而声名鹊起，日后他又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小说来批判黑暗的社会以及国人的麻木，被后人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张爱玲虽说以写男欢女爱的小说而名扬天下，但是，其早期用外文和后来写的一些小品文、散文之类的，对中国人的心态洞察得十分分明，格外到位，让中外读者都啧啧称奇。
从其《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就可窥见一二，譬如她批判中国人的拥挤:“据说全世界唯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下地狱’，又如他们最毒的一个字是‘血淋淋的’，骂人‘血淋淋的驴子’，除了说人傻，也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取其音调清楚，聊以出气罢了。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
批判中国人缺少私生活的这一问题:“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无事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
除此之外，张爱玲对爱国还有一种独特的见解:“多数中国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是:迟早理想要撞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中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隔着适当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
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在琢磨国人的心理上，以及对国人的批判上并不逊于鲁迅。只不过张爱玲也许是太不在乎政治了，由于和胡兰成的婚姻，也不免遭人指指点点，所幸后来定居美国，不然以后命运真不敢预期。
那么在这个对国人的品性有着独到见解的奇女子眼中，同样是批判国人劣根性的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大概是有着一种即使不是崇敬也是惺惺相惜的感觉。定居美国后的张爱玲到了晚年，在美国丈夫去世后，很少与外界联系，经常宅在家中，不接电话，拒绝见客。
但也有破例，她曾经长时间的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名叫水晶的粉丝。水晶本名叫做杨沂，他也是吃了张爱玲的两次闭门羹后，才得以见到这个旷世才女。他非常喜欢张爱玲的作品，甚至达到了可以背诵的程度，和张爱玲也很能聊得来，有着共同的话题，甚至有着一见如故的感觉。
在这次谈话中，张爱玲谈到了鲁迅，张爱玲“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然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很是可惜”。
张爱玲的这番评价虽然有些偏颇，但亦是中肯的。张爱玲虽然也曾在文章中间接或直接地提到鲁迅及其作品，但像此番评价之高也是绝无仅有的。也许张爱玲不愿意用过多的笔墨赞颂鲁迅，只是在私下场合表示，由他人公之于世，不得不说和其年少成名的傲气有关。但不容否认的是，鲁迅和张爱玲，算得上是那个时代文人的两个典型代表。
篇2：张爱玲眼中的鲁迅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期间，张爱玲曾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并写信说：“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平淡而近自然”就是鲁迅先生给《海上花列传》所下的评语。
上世纪四十年代曾经在上海红极一时的张爱玲，五十年代去了美国后，面对全新的环境，她为了作品能在美国打开局面是颇费了一些功夫的。由于胡适在美国呆得时间比较长，各方面关系比较深厚，在那种情况下若能得到胡适的指导，想必张爱玲也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她在致胡适的书信里，极为看重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1973年6月，张爱玲在美国难得地接受了台湾编辑水晶的访谈，那次谈话持续了长达七个小时，其中有谈到鲁迅。张爱玲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虽然张爱玲并未和鲁迅有过直接的交集，可是与张爱玲有过婚姻关系的胡兰成在自己的文章中是经常提及鲁迅先生的。胡兰成1925年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时，和他的同学都是热血的五四青年，都很仰慕鲁迅先生。胡兰成还在1933年的春天，寄了一册《西江上》给鲁迅，鲁迅在日记本上也有记过一笔，“得胡兰成自南宁寄赠之《西江上》一本”。
胡兰成曾遗憾在鲁迅生前未有过一面之缘，在鲁迅先生去世后，胡兰成还带着仰慕的心情去拜访了许广平。总之，胡兰成对鲁迅的作品是读得挺深的，就连张爱玲也说他“文笔学鲁迅学的非常像”。而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期间，想必他们是没少谈论鲁迅的。
只是，张爱玲对于时代和政治都是疏远的态度，她说自己只是个“拘拘束束的小资产阶级”而已。但在对人性的揭露方面，张爱玲的深刻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是有一比，而胡兰成曾评价张爱玲在这方面对于鲁迅有承继关系。
鲁迅先生因为去世的早，而张爱玲去了美国之后，因为离开了中国的文化氛围，她的作品似乎也失去了根基，虽然能熟练运用英文写作，只是对于美国读者而言，要理解她作品中显著的中国特色，总还是有些隔膜的。
胡兰成曾写过一篇文章《周作人与鲁迅》，他说周作人与鲁迅是一个人的两面，虽然两人在文字和人生观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相对于鲁迅的愤怒与悲哀，周作人则过于庄严了。鲁迅是生活于人间，周作人是寻味人间，两人的格局与境界是相差很远的。
在这一点上，相比于鲁迅，张爱玲也是明显不大看得上周作人的。她在1988年写的杂文《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中，嘲讽周作人写散文总喜欢谈吃，但来来去去就是绍兴那几样节俭清淡的菜，那样不厌其烦地炒冷饭不免使人感到厌倦。
因此，起码在格局方面，张爱玲和胡兰成都是仰鲁迅而抑周作人的。
张爱玲简介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煐。19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09月0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篇3：鲁迅和张爱玲的女权思想比较
80年代初, 理论界陆续提出种种消解文学意识形态性的观点, 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 在大陆销声匿迹了30多年的张爱玲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并逐渐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张爱玲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话题:鲁迅和张爱玲的比较研究。其实早在60年前, 胡兰成就首先将张爱玲和鲁迅进行比较, 他说:“鲁迅之后有个她 (张爱玲) , 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 鲁迅经过几十年来几次革命和反动, 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卫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 寻求着阳光与空气, 看来似乎是稚弱的, 但因为没受过摧残, 所以没一点病态, 在长长的严冬之后, 春天的消息在萌动, 这新鲜的苗带给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2]胡兰成的评价即便有些过于主观, 但大体上也不失为一种准确的观点。再如梁云的《论鲁迅与张爱玲的文化关系》, 也是非常具有学术眼光的文章。汕头大学的王富仁曾在非正式场合称张爱玲为“女鲁迅”。“五四以来, 作家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者, 除鲁迅外唯张爱玲而已。”[3]现代文学界中, 过去只有鲁迅的研究被称为“鲁学”, 时至今日, 已有学者将张爱玲的研究叫做“张学”。难怪学者刘再复感慨“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 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4]无论是褒鲁褒张, 还是褒鲁贬张, 鲁张的比较研究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因此, 假如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 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纯粹的文学文本来解读, 她的女权思想也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 他们的女权思想相互补充, 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公共空间/私人空间
作为思想家, 经过了新文化启蒙时期的洗礼与思想革命的锻炼, 鲁迅选择了社会历史关头的目击者和战斗者的角色, 自觉地顺应风云变幻的斗争需要, 从整个社会文化和国民精神的改造出发来表现女权思想, 眼光悲悯而深刻。鲁迅作为男人在“看女人”, 进而想“救女人”。他把女性放在复杂的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外观式”的关注与俯视。女性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其生活的空间总是在被动地变化着。如祥林嫂, 从第一个婆家到鲁镇, 到贺家坳, 再回到鲁镇。每一次空间的转移都有一个和祥林嫂密切相关的故事发生, 每一个故事的发生都使祥林嫂走向更加悲苦的境遇。从第一个婆家到鲁镇是因为丈夫死去, 无子而又无处容身才到鲁镇做女佣;从鲁镇到贺老六家是因为被第一个婆家强行卖掉的, 从而解决了小叔子的彩礼钱;从贺家坳回到鲁镇是因为第二个丈夫得伤寒死掉, 儿子又被狼叼走, “大伯来收屋, 又赶走她”。再一次回到鲁镇, 祥林嫂得到的是鲁家的进一步轻视和周围人冷漠的白眼。祥林嫂就像一颗棋子, 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 被动而又无奈地默默挪移着。这种挪移并非“人”的意义上的自然的生命历程, 实质上是其生命不断遭受消蚀的过程。公共空间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 没有防护的栅栏, 所以也就任由那些看客带着嘲笑“鉴赏”着祥林嫂的种种不幸。
张爱玲作为女性是在“看自己”, 然后“理解自己”。她以关注个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潜在视角来切入生活, 开拓了文学领域的私人生活空间。“我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 也没有革命。”[5]或许不得不承认, 这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张爱玲小说的一种缺点。但是也应该承认, “气势宏伟”、“视野广博”, 更多的是男性作家所占据的审美高度。中国的现代女性, 走出家庭的毕竟是少数, 绝大数女性的生活空间就是家庭。生老病死, 喜怒哀乐, 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家庭。张爱玲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切, 所以她努力地“从柴米油盐, 肥皂, 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6]
家庭就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狭小的私人空间。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生活在大都市破败的小家庭或大家族里。活跃其间的总是那些老太太、儿媳妇、孙女们。她们在阁楼上絮絮叨叨, 在软塌上指手画脚, 在厨房里怨天怨地。被席五爷抛弃在家里, 像弃妇又像寡妇的席五太太;常年累月在厨房里忙得披头散发的全少奶奶等, 全是如此。曾经拥有过的梦想和诗意失落在平庸的日子里, 追寻到的往往是错位的、永不实现的缺憾情感。这是一群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她们受到男权主宰的世界由来已久的规范、压抑和制约, 成为自觉的“第二性”和“房间里的天使”。这些处境局限的“天使”, 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实际生活中和精神上对男人的谄媚、从属、焦虑和不满, 家庭在张爱玲那里有着可供阐释的丰富意义, 它象征着封建宗法遗留给女性的残余存活空间。而且只要稍加留意, 就能从文本所隐含的信息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女性自己, 而是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关闭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天理人情、三纲五常”,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等不近人情的规范, 女儿、妻妾、母亲等从属身份的包裹, 把女性终生束缚在家庭里, 使家成为她们的生之处、死之所。
鲁迅作为时代的斗士, 民族的灵魂, 敢于正视广大世界里沉滞的苦难, 以一种整体性的眼光来接受它。所以他把女性放在“众目睽睽”之下, 俯视着并关注着她们的命运。身为“小女子”的张爱玲, 拒绝了时代主流, 也就拒绝了现实世界的苦难真实。于是, 家庭就成了她表现自我感受的载体。如果说公共空间是对“大我”的执着追求, 那么, 私人空间就是对“小我”的独特关注。公共空间也好, 私人空间也好, 其实都不是女性真正的生存空间。女性真正的生存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二、失语现象/话语权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 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贬抑和压迫, 其主要焦点在于“场” (空间) 的占领。所谓“场”, 即是“世界”、“社会”的同义语, 也即是对社会控制和话语的权利。新女性主义一直强调“话语”的重要性, 认为话语就是权力。关于话语, 福柯认为: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 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 话语的作用大大超出了言语和语言。话语的背后隐藏了权力的真实影子。在漫长的男权文化历史中, 女性一直被排斥在“场”外, 从根本上被剥夺了在“场”言说的权力, 只是作为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在男性的视野中自然地存在、无声地消亡。
鲁迅文本中广泛而普遍地存在着女性缺“场”现象。“从性别的视角来审视《药》、《风波》、《明天》、《祝福》、《离婚》等文本的叙事设计和叙事策略, 我们会发现, 叙事者明显地把华大妈、祥林嫂、单四嫂子、爱姑等放在一个被动的客体位置上, 以她们的沉默和失语显示在叙事情景中的空白, 以缺席者的身份显示在场。”[7]鲁迅文本中的女性, 有的由沉默而失语, 如华大妈, 人前人后只是低着头, 几乎不发声。有的自以为是的长篇大论完全是由聒噪和无知汇成的浊流, 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失语。爱姑的村言野语和一大堆理直气壮的辩白, 大有把天翻过来的气势, 可最终抵不过七大人的一个“喷嚏”, 不由自主地说出“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就这样彻底地失语了, 彻底地屈从男性话语霸权之下了。四铭太太 (《肥皂》) 痛斥丈夫的虚伪, 看上去仿佛是战斗檄文:“简直是不要脸”。“我们女人怎么样?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好得多。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 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这只不过是她处于本能的嫉妒与自卫的一时情绪发泄而已。鲁迅把女性逐出话语权力的权力范围之外, 似乎也隐藏着他的男权意识。
女性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期冀通过话语的颠覆与反抗, 赢得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 在文字的游戏中呈现自己的精神内涵。张爱玲在批判女性原始性弱点的同时, 给了女性充分的话语权, 让女性自己言说着由女神到女奴、由独立到依附的沉沦过程, 正好印证了那句“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变成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生都在做着奋力的卑琐的争取。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她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的憧憬, 却偏偏嫁到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 又偏偏嫁给患骨痨的二少爷。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下, 从未享受生命快乐的曹七巧不可抑制地表现出变态心理:她喜欢讨论“东邻西舍的隐私”, 干涉儿子媳妇的生活。并在麻将桌上将儿子亲口招供的媳妇的秘密略加渲染地宣布出来, 逼得亲家脸皮紫胀, 媳妇几乎发疯。女儿的新式恋爱及爱情带来的精神变化与七巧的不幸形成强烈反差。她把对生活的不满和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 挖苦女儿急着要嫁人是因为“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 “火烧眉目等不及地要过门?”最后虚设圈套, 用一句谎话断送了女儿的婚事。曹七巧, 傅雷先生曾称之为够格的悲剧人物, 以充足的话语内容言说着怎样从有着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凶狠残酷的姜老太婆。曹七巧整天的唠唠叨叨, 无非是家庭琐事、个人恩怨。在家族的重要事情上, 真正有发言权的还是男性家长。所以, 曹七巧其实也是沉默失语的他者。
封建礼教总是通过种种宗法策略把女性规范在亚文化空间里, 剥夺其发言的权力, 将女性搁置在失语的状态, 从而形成沉默的历史空白。沉默是显性的失语;毫无意义的絮絮叨叨仅仅是物理性的声音, 这是一种隐性的失语。鲁迅呈现的是女性的显性失语, 而张爱玲表达的是女性的隐性失语。
鲁迅是20世纪启蒙文学的代表人, 他的文学承载着忧国忧民的神圣使命。张爱玲是个个人主义者, 她始终站在潮流的边缘, 以自我的平淡和固执坚守着她那苍凉而美丽的世界。耐人寻味的是, 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时代的隔膜表象下, 鲁张有着一种颇含默契的互补意味。鲁迅以男性的情感、大家的风范外观式地洞察女性, 揭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精神重压, 但是缺少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核———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张爱玲以女性独特的人生体悟、小女子的情怀, 表现被压抑的都市大家庭中女性对自我生存的寻寻觅觅, 展示女性的觉醒意识。女权主义批评, 无论何种流派和理论, 都渗透着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 打破将男性的眼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 动摇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因此, 男性在女权主义批评中虽不缺失, 也不太沉默, 但却始终处于审判的被告席上。对男性的拒斥, 很可能将女权主义批评引向一个致命的、封闭的空间。鲁张的默契互补说明男女是可以“互读”的, 这是一种更趋合理的阅读方式。应该说, 这样的互补阐释, 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可以被看作是女权主义批评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许子东:《从呐喊到流言》, 《读书》, 2001年第4期。
[2]胡兰成:《论张爱玲》, 《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 1944年五、六月出刊。
[3]王德威:《小说中国》, 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3年版, 第337页。
[4]许子东:《从呐喊到流言》, 《读书》, 2001年第4期。
[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 第173页。
[6]张爱玲:《必也正名乎》,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年版, 第61页。
篇4：张爱玲眼中的《红楼梦》
人的文艺天赋差异之大，是一种造物的“游戏”或有意捉弄她所“造”的人。造人的乱极了——有美有丑，有善有恶，有仁有智，有才有德……她“配方”十分奇特。别的素质干能不难见，唯有文艺审美眼光的高明（水平和能力），最是难得多遇。我平生所逢，张爱玲是一位。尤其她是符合雪芹标准的“脂粉英豪”，又与须眉浊物不同，弥觉可贵之至。
她在回忆胡适之先生的文中，本来是以《海上花》为主题的（话题开头是从她的《秧歌》叙起）。我看到《海上花》，想起在燕京大学时已注意这部“奇书”。对白是吴语，我凭“参悟”能懂个七八分，剩下的就请教同窗许君正扬。他是浙江海宁硖石许氏，却在上海长大，正好以“吴侬软语”的声调“学”给我听，顺带讲解个别词汇和特殊习俗等，十分有趣而得味。那时我已体会到：自《红楼》出后，一直无人能学到雪芹的笔法语调，唯此书却有“三分神似”，实为仅见（此意曾写入拙著）。如今一见张女士话及这部杰作，立刻想道：下面谅必也要牵连谈到《红楼》吧？果然不出所料，紧跟就是一大段——我已读过她另一处谈《红》的卓识高见，因此总盼还能见到一些类似的文章。这正可谓“夙愿以酬”——尽管还有点儿“抱怨”太短了。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红楼》。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如何以表述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红楼》的专著《红楼梦魇》，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文，“字比笆斗大”，它“往我眼里跳”！这可见她对《红楼》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红楼》，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红》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红楼》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了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张爱玲还指出说：“《红楼梦》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报上说张爱玲客居美国，性情孤僻，逝于寓所，无人知晓，邻居多日不见其踪影，方有疑虑，发现人已亡逝。幽孤寂寥至此，令人闻之凄恻。
她原籍河北丰润。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与曹寅为至好的张见阳，留下了《楝亭夜话图》，就是丰润张氏。他与纳兰公子（性德）也是至交。他们三位可称康熙盛世词坛三友。
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红楼》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
我在美时，不及知上述这些情况意义，也就失去了试行探访她的机缘。如今念及，深为悔憾。张爱玲有极高的天赋，也有她的“乖僻”的性情。这完全符合雪芹所说的“正邪两赋”而来之人，岂偶然哉。
诗曰：
邪正相寻两赋来，英豪脂粉见奇才。
红楼高见何人及？惆怅殊乡境可哀。
篇5：说说鲁迅和张爱玲
张爱玲
钱钟书的小说，我先读《人·兽·鬼》，然后才看《围城》。我觉得《围城》的优缺点，在《人·兽·鬼》里都放大地显示着，譬如其中浅露的成分，在《猫》里看得更清楚，而深沉的一面，则充分体现于《纪念》。《猫》影射了很多名人，都只涉及皮毛，像拙劣的漫画； 另一篇《灵感》稍深入一点儿，不过也有限。这个毛病，也就是《围城》的毛病。但是《围城》同时又很深沉，的确触及了人生最无奈最苦涩的层面。所以这是一部充满矛盾的书，作者也是一个在深浅之间往返游移的人。但是明白这些需要时间，还要冷静，当时我们只顾看了好玩，来不及细想。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语言，那些异常聪明的比喻句，而且作者往往一路引发下去，不肯轻易驻足，后来想起来，这其实正是钱氏显露聪明之处，算不得上乘。大概许久没有见过什么聪明人了，大家不免眼花缭乱了罢。
说来我读鲁迅的小说最早，家里留下的那套《鲁迅全集》，其中的《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很小的时候就翻过，但是年幼无知，看不大懂。懂得一些，总在二十岁之后。《明天》是一篇我久久难以理解的小说，总觉得单四嫂子很无辜，为什么她的儿子一定要死呢，而且最后连梦也不能梦见，——那结尾写得很隐晦，是“不恤用了曲笔”，而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对“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耿耿于怀。我觉得由此可以体会鲁迅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当然并非全部，但肯定是重要的方面。再如《药》，华小栓是否也可以有别一种结局，即他吃了蘸了夏瑜的血的馒头，病势竟好转了呢。这或许于作品的艺术震撼力有所减弱，但是在主题上并无大碍，至少提出这种可能性是无妨的。而鲁迅如此选择，除了艺术方面的考虑之外，是否也有别的因素呢。我由此感受到他作品的一种残酷或死亡之美，这在以往中国小说中几乎是见不到的。我觉得《彷徨》比《呐喊》更冷峻，更绝望。像《示众》那一篇，简直是冷酷无情了。鲁迅小说的魅力和力量，至少有一部分因此而产生。
《呐喊》、《彷徨》一共只有二十五篇，当时对“小说”的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共识，所以有些小品散文也编入了，除去这些，几乎每篇都有体式上的开创。《孔乙己》和《祝福》构思约略相近，均限定在某一场景之内，《孔乙己》是咸亨酒店，《祝福》是鲁镇，在此场景之外发生的事情一律不写。记得父亲曾说二者都可以写成中篇甚至长篇小说。我最佩服在中国现代小说刚刚发轫的时候，鲁迅就选择了一种限制而不是扩张自己的写法，这非常不容易。鲁迅的翻译作品，最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鲁迅创造了阿Q；如果说在他笔下有个与阿Q形成对比的形象，那就是绥惠略夫了。他们构成了鲁迅心目中“人”的两极。
我最早读到张爱玲的小说，是在《收获》上重新发表的《倾城之恋》，大概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罢。胡兰成有一句话说得很对:“鲁
张爱玲
迅之后有她。她是伟大的探求者。”我的确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一种相通之处。张爱玲笔下最可爱的一个人就是《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了，可爱到没有一丝缺点，但是她下场最惨，也最无辜，而且完全是那种单四嫂子式的无辜。张爱玲也有鲁迅式的残酷之美。而《封锁》，特别是《等》，也正像《示众》一样弥漫着无限的冷漠。鲁迅和张爱玲(也许还可以加上钱钟书)是新文学史上极少数能避免廉价的同情的作家。
总的来说，张爱玲走的是一条由绚烂归于平淡的路。平淡到了极致就是什么也不写了，所以她有那么一个无所事事的晚年。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她《传奇》增订本里所收《留情》、《鸿銮禧》，还有《色，戒》，我觉得绚烂与平淡调和得最是火候，简直是天作之合。张爱玲最为大家称道的《金锁记》和《倾城之恋》毕竟还是早期之作，绚烂得最为过分；《秧歌》和《怨女》，若出于别人笔下是好作品，对她来说则未免舍弃得太多了。《秧歌》是震撼人心的，但也给人不够充分之感，这并非针对已经写到的而言，而是从现有框架看，明显感到她没写到的东西还有很多；《赤地之恋》第一部分与《秧歌》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部分掺杂了对以往绚烂风格的追忆，第三部分则苍白无力，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爱玲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很大，在《连环套》、《不了情》中反映得最明显，但《半生缘》却把通俗小说升华到了高雅深沉的程度。这小说我是用了三天时间和《十八春》逐字逐句对比着读的。坊间某些选本取《十八春》而舍《半生缘》，还有《小艾》采用“初刊本”，在我看来都是违背作者意愿之举。
篇6：我眼中的鲁迅
一张瘦削的脸庞，透露出刚毅与坚强；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透那沉沉的黑夜；一头不屈的硬发，要根根显示着与恶势力的不调和。每读完鲁迅的文字，眼前便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面部特写。这形象与那不朽的文字一起，随岁月的增长由模糊而清晰，终于画出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
在众多的作家群中，鲁迅是突出的一个，也是特殊的一个。与其他举世瞩目的文豪相比，人们不禁要发出疑问，仅仅写些短小的杂文、小说的鲁迅，何以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放出夺目的光彩？是的，鲁迅没有莎士比亚的累累巨著，没有卢梭的长篇自传，也没有屠格涅夫的清新，优美的诗一般的笔调，没有雨果那曲折动人的圣母情节。然而，一切的一切都能够证明，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篇7：别人眼中的鲁迅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发表他自己对中国的一点看法，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冯雪峰说完这段话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郁达夫在鲁迅病逝后曾说，“一个不知道尊崇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郁达夫评价鲁迅，“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帮。” 李敖在接受访谈时曾说：“ 我觉得鲁迅在大陆过份被政治化了，高估了。鲁迅像写《阿Q正传》和《中国小说史略》，都是非常好的书。可是，鲁迅写的杂文其实不好。大家觉得鲁迅杂文犀利，其实不好。……我觉得鲁迅被过分高估了。连他弟弟周作人也这样讲，他说鲁迅可能本人不愿意这样被高估。高估不在鲁迅，而是证明你高估他的人，你的水平出了问题 ” 林语堂：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粱秋实说“《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赍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 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XX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鲁迅,原名周树人.大概是他的父亲想让他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吧.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他也没让父亲失望,在上私塾的时候父亲过世,母亲又有病在身.小鲁迅就每天早上把他母亲安顿好后才去上学,因为迟到,先生打了他三戒尺.从那以后小鲁迅便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字.小鲁迅也做到了“时时早,事事早”.过完了他那毫不松弛地一生.1902年,20多岁的鲁迅东渡日本去学医,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因为没钱而耽误了救治的时间才去世的.他要学好医术救治中国人民.但是在一次学习的时候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而围观的,那些所谓的清国留学生却鼓掌喊万岁!从那以后,鲁迅意识到治病不如救民心,所以他便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当枪使,写出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的一生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一位光荣的民族英雄!
篇8：张爱玲眼中的鲁迅
关键词：《伤逝》,《倾城之恋》,爱情,社会,人生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两位无法跨越的作家, 鲁迅和张爱玲在人生经历和写作手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鲁迅是严谨的, 他总以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思维为我们剖析这个世界, “横眉冷对千夫子”, 所以他的作品很少涉及爱情, 而《伤逝》作为鲁迅仅有的一篇“爱情小说”, 亦是严严实实的罩上了社会人生的大框架, 在时代面前, 爱情微小到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而张爱玲惯于以“临水照花人”的姿势来俯瞰这个世界, 在孤芳自赏中对俗世中的人事冷眼旁观。她的《倾城之恋》, 为了写一段爱情, 不惜毁灭一座城市, 社会与时代完全沦为爱情的背景。
鲁迅似乎总应让人仰视, 因为他的目光高于凡人, 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 时刻提醒我们生命存在的危机。他的作品篇篇都铭刻于人们的心中, 就他仅有的以爱情为叙事对象的《伤逝》, 那如燃烧的火一般的叙述, 亦是令人难以释然的。鲁迅在《伤逝》的描写中, 没有用传统的表现手法渲染两个人冲破家庭阻拦勇敢地结合在一起的热烈爱情, 爱情本身只是被轻描淡写。《伤逝》中的人物行动始终紧紧跟随社会环境, 涓生和子君所追求的恋爱与婚姻的自由, 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 而是个社会问题, 它涉及到整个社会制度。所以, 从这一点来说, 《伤逝》主题的出发点就在于提醒青年, 要想得到爱情与婚姻的自由, 就必须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社会的解放才是大前提, 爱情只是陪衬。所以, 鲁迅笔下的爱情, 说是爱情描写, 却处处可见时代的影子, 每一个人物的设置都是当时大背景下的某一现象或社会力量的象征。
与之相反, 《倾城之恋》完全是另一种表达。战争作为白流苏与范柳原爱情发生的背景在作品中并没有被提到主要位置, 张爱玲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一场爱情当中, 写着一个女人, 孤独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 缺少家庭的关爱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努力寻找爱情的辛酸。一座城的倾覆, 摧毁了两人之间的那堵世俗之墙, 于是, 范柳原得到了白流苏, 白流苏也拥有了她期待的婚姻。所以, “倾城之恋”的主题是张爱玲对于世俗世界无奈的叹息, 是对人与人之间隔膜的无情预言, 但她又是相信美好感情的存在的, 并且能够包容时代背景下人物各自怀有的小心思。与《伤逝》的严肃审视和感叹反思不同, 《倾城之恋》有着强烈的戏剧色彩, 正如张爱玲所言, 她的作品中没有战争, 也没有革命, 没有去触及她所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汹涌洪流, 而是要写出“人生真实而安稳的那一面”。所以, 她的作品超越了特定的时代, 关注人的生存困境, 及由此带来的人性的扭曲, 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在为那些挣扎于生活和自我的人物画像。从这一点来讲, 《伤逝》和《倾城之恋》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 即, 意蕴的永恒性。
鲁迅与张爱玲的爱情描写, 更像是两场表演, 涓生与子娟是两个不成熟的革命派, 他们爱情的失败也在于这场“革命”的不彻底。归根结底, 鲁迅是希望他们能够觉醒, 认识到社会解放这一大前提。而白流苏与范柳原, 在两人狭小的空间, 演得动情投入, 不仅引发身世之感, 更引得一座城的颤栗来成全两个人的婚姻。
五四的开放精神, 促成了涓生与子君毅然决然的出走, 战争与倾城促成了白流苏与范柳原不顾一切的婚姻。在这一点上, 鲁迅离政治近一点而张爱玲离政治远一些。《伤逝》和《倾城之恋》, 一个是人生飞扬的一面, 一个是人生安稳的一面, 在这淳厚沉重的人生积淀与飞舞的人性描写中, 两位以其不用的视角和人生态势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物及其生活。在《伤逝》中, 鲁迅以先觉者、启蒙者的姿态思考问题。张爱玲则选择内视点观察和表现人物, 为我们呈现了平凡、精明, 而又让人怜惜的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如果说《伤逝》是鲁迅对于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控诉, 那么《倾城之恋》就是张爱玲对于平凡世界的一声叹息。
《伤逝》和《倾城之恋》, 两种社会背景之下的爱情描写, 从爱情中, 我们读到的是人生。
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王吉鹏.鲁迅的智慧[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3]程致忠.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4]张爱玲经典文集[M].南方出版社2002
[5]金宏达.华丽影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6]疗救与守望——鲁迅、张爱玲女性书写比较[J].南方文坛2004 (4)
[7]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8]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齐永川.解读《伤逝》中子君人物形象[J].现代语文2008 (11)
篇9：鲁迅与张爱玲
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异同
前言
尽管鲁迅与张爱玲是分属于两个时代、两个阵营的作家，似乎毫不相干，然而文学界将鲁迅与张爱玲放在一起并非新鲜事，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中说：“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着。”他们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共性与个性呢？
一、从对女性命运的观照来看，礼教与自身
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极为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道出了女性生存境遇的艰难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就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探讨上，两位作家的意见并不一致，鲁迅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咎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勤劳、善良、朴实，却在糊里糊涂中成了旧礼教的牺牲品。使祥林嫂饱受磨难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受到封建礼教文化制度影响的精神摧残。“从一而终”是祥林嫂固守的封建思想，为此被迫改嫁时她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到庙里捐门槛来试图解脱这个“罪孽”，让千人踩、万人踏，种种荒唐行为的背后，无不表露着那个时代的女性在长期封建礼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自我否定的自虐倾向。《离婚》中的爱姑不正是在封建势力的代言人“七大人”的威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的一切不公正的安排吗？
而张爱玲将其归咎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所言：“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所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1]（P65）因为“是何等样人，就会遇见何等样事”，其中“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分在内”。《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初到香港求学“我念我的书”“要行得正，立得正”。可是，在姑母家看了一橱子“金翠辉煌”的衣服之后，在“看看也好”自我宽慰掩饰之下，她渐渐堕落了，无法从生活环境的栅栏里拔出来，她恳求梁太太能够“在旁随时的指拨帮衬”[2]（P49），成了“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3]（P50）的交际花。而这源自她那内心深处的一股渴望，即乔琪“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是基于女性自身对男性不自觉的依附性。因此，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葛薇龙的故事仍会继续。
二、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角度来看，大我与小我
1971年在旧金山与水晶先生的谈话中，张爱玲曾说：“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这表明张爱玲对鲁迅国民劣根性的认同。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可两位作家的立足点却不同。鲁迅是站在整个社会文化、民族的立场上来揭露国民性格中的冷漠、奴性、愚昧等，是民众的呐喊，是启蒙的话语，表现的是“大我”，如鲁迅笔下的具有“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最底层农民——阿Q，面对生存的困境，备受欺凌的遭遇，他采取了欺瞒自己的态度，“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4]（P75）从精神上获取了胜利。这何尝不是“人们”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态度方式，力求保住“奴隶”的地位，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足于“奴隶”的地位。正是从这一点上，阿Q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现象，成为一种文化载体。鲁迅思考的不仅仅是阿Q的精神状态，而是承载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文化状态，他是站在“大我”的立场上来审视和解剖这一国民性的。
而张爱玲是站在个人生存状态（人生现实中诸多的“麻烦”）的角度来批判人性的扭曲、压抑，是个人的私语，不负载社会使命，表现的是“小我”，写的是普通市民的人生。张爱玲主动回避时代的声音，她的作品不是政治的扬声器，也拒绝反映广大世界的苦难真实，而是从自我熟知的晚清洋场一群没落的遗老遗少出发，在新旧交替的文明中展露一群普通市民扭曲、压抑的人性，承载着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话语。在曹七巧的身上，读者看到了一个由受害者到迫害者的冷酷蜕变，是长期压抑的情欲与穷极一生想要得到的金钱迷失了她的心智，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已荡然无存。曹七巧的生存境遇不是站在时代民族的立场上去表现的，而是从曹七巧个人的生存状态表现，谈及其被情欲与金钱迷失的人性，承载着张爱玲独特的个人体悟：人的私欲使人不像人。
三、从对悲剧人生观的探寻上来看，未来与现在
一个人的幼时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形成至关重要，早年的心理阴影在鲁迅与张爱玲的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强化，他们都无法颠覆深烙于记忆中的对于生命的悲剧体验，从而形成了悲剧人生观。同样是表达悲剧人生观，可他们所寻求的出路抑或是解脱方式不同。鲁迅是在反抗绝望的同时寄希望于未来，“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两地书》鲁迅笔下的青少年就是希望，《故乡》中少年的闰土是生机勃勃的小英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5]（P59）；而中年的闰土自卑、迷信，如同一个木偶人，“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6]（P62）。《狂人日记》的结尾，那句触人心弦的呐喊：“救救孩子”依然响亮，救救那并未受封建制度、礼教禁锢的孩子。
而张爱玲寻求悲剧人生观的解脱方式是把握现在，享受当下，张爱玲是惶恐于未来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7]（P156）现在才是真实可触摸的，张爱玲发出这样的感叹：“出名要趁早呀！”“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8]（P3）张爱玲以一贯的审美态度来肯定现在的生活，以“残酷的天才”、奇异的智慧来发掘现实世界里的点滴乐趣并甘之若饴。她固执地守候现实的安稳，生命也早已描定她的式样，像是“绣在屏风上的鸟”，静且美。“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9]（P101）
鲁迅与张爱玲分别是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然而他们因时代背景、思想渊流、个人气质禀赋等方面的不同，在共同之处又见不同。
注释：
[1][7][8]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2][3][9]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4][5][6]钱理群，王得后选编：《鲁迅小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